陳怡凱相關文章

正因為不是針對你,所以你投降也沒有用

正因為不是針對你,所以你投降也沒有用

像是「人家的飛機不是針對臺灣來的」、「格局要放大一點」這種說法,基本上沒有太大意義。當年的納粹德國,又何嘗有針對捷克斯洛伐克? 只不過,在「元首」擘劃的帝國願景當中,捷克斯洛伐克會跟著其他國家一起被席捲,如此而已,但這不會改變捷克斯洛伐克被當成獵物的事實。「不是針對臺灣」這種說法,就跟「我不是針對你,我是說在座的諸位我都想打」差不多。 事實上,正因為「不是針對臺灣」,所以對抗局勢也絕對不會因為臺灣屈服就停止。如果覺得天朝上國會就此滿足,那就未免太小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了。擴張的狂潮會持續,就像「元首」並未在吞噬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停下腳步。在這種情況下,倘若臺灣屈服,反而會把自己推進更危險的處境。 原因在於:這時的臺灣,等於是把資源與戰略位置拱手資敵,用來對付原本的盟友。於是,這恰恰構成了盟友必須攻擊臺灣的理由。正如二戰時的英國,必須攻擊投降納粹之後的法國。 邱吉爾在戰後寫下的回憶錄當中,特別描述了英軍攻擊先前的盟友時心情很苦惱,但這顯然不影響他們執行命令。從頭到尾,這就是與個人情感無關的事,而是國家利益的冰冷計算,就像邱吉爾對於攻擊行動寫下的那一句總結:「我們採取的措施,已經把法國海軍從德國的主要考量中消除」(the measures we had taken had removed the French Navy from major German calculation),冷靜、犀利、毫無暖意。 一言以蔽之,正因為不是針對你,所以你投降也沒有用。堅決抵抗,還只要面對單一方向的敵人就好;投降屈服,反而會變成要同時承受敵人的奴役、以及盟友的攻擊。作為身處戰略搖滾區的前線國家,臺灣其實是沒有什麼選擇的。 --- 註:以上引文出自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49. p237。 有關二戰時英國攻擊法國海軍的行動,請參拙文《敵人的奴役,盟友的攻擊》,茲不再贅。 2020年5月30日  ·  敵人的奴役,盟友的攻擊   1940年5月,德軍橫掃歐陸西線戰場,盟軍敗退,法國內部對於「議和」或「遷往北非領土繼續作戰」發生激烈爭論。隨後,主和派勝出,組成新政府,與德國展開停戰談判。同年6月25日,停戰協定生效,法國割讓大片領土,實質上淪於德國掌控,中央政府轉移至維琪小城繼續辦公,史稱「維琪法國」。   然而,這卻引發了一個新問題:法國海軍怎麼辦?法國陸軍雖然潰敗,其海軍主力卻仍然完好,握有多艘戰列艦、戰鬥巡洋艦,規模比德國海軍更加強大,於歐洲僅次於英國海軍。在英法關係良好時,這不是問題,惟如法國改變陣營,這支龐大艦隊對於英國而言,立刻就變成非常危險的威脅。雖然法國保證不會將海軍艦隊提供德國使用,但是英國不可能天真到去相信這種「保證」。於是,邱吉爾政府決定親自動手,用自己的方式解除法國海軍的戰鬥力。   1940年7月3日,由戰列艦「胡德號」(HMS Hood)、航空母艦「皇家方舟號」(HMS Ark Royal)等十餘艘艦艇組成的英國海軍艦隊,以閃電之勢包圍了當時法國海軍的重要泊錨地凱比爾港(Mers El Kébir,今屬阿爾及利亞),對於港內的法國艦隊發出通牒,要求法艦加入英國艦隊一起離開,或在英國監督下解除武裝;不願意的話,自沉也可以。   然而,法國艦隊指揮官不願屈服,並表示如果英方攻擊,會以武力回應。事既至此,英國也別無選擇。當日下午六時,英國開始消滅港內的法國艦隊。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大屠殺,如甕中捉鱉般被困港中的法國主力軍艦無力抵抗,絕大部分或沉或毀,只有戰艦史特拉斯堡號(Strasbourg)僥倖逃脫。法軍死亡約1300人。反之,英軍的死亡人數僅有區區兩人。   這些法國軍人作錯了什麼嗎?沒有,他們只是盡忠職守而已。一千多條生命,一千多個不同的人生可能性,就這樣在海邊消逝。   不過,要說是英國人錯了嗎?要怪邱吉爾心狠手辣?如果不擊毀這些軍艦,接下來就是德國人,或是德國人指揮的法國水手,開著這些船來攻擊英國了。我如果不先消除你打我的能力,難道要等你或你的新朋友動手?你可憐,到時候我的人死了,就不可憐嗎?   總之,這就是國際衝突。大家都是在驚滔駭浪中,為了生存而爭奪有限的求生機會。為了讓自己或自己的同胞活下去,人會作出可怕的事。而且,並不是你覺得「我不想打了」,跑去跟敵人簽一個和平協議,從此就可以高枕無憂。一旦作出此舉,你在先前的盟友眼中就是威脅。即使你無意反過來加害盟友,單單是「你的資源可以被敵人使用」,就已經構成你必須被「處理」的充分理由。這與你的主觀意圖無關,而是「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到時候,你不但必須承受敵人的奴役,還得面對盟友的攻擊,這也正是法國接下來所發生的狀況。即使努力為虎作倀幫忙抓捕猶太人,維琪法國始終無法獲得德國的信任。1942年11月,維琪法國的北非領土遭到盟軍攻擊,當地法軍戰意動搖,迅速瓦解。冷眼看著這一切的德國人,懷疑維琪法國有意再次轉換陣營,決定將其徹底消滅,於是出兵攻佔維琪法國的殘餘領土,並試圖奪取法國海軍在土倫軍港的殘餘艦艇。   這一次,法國海軍選擇以自沉來守護榮譽,土倫港內的大型艦艇在德軍抵達之前,幾乎全部沉沒,包括在凱比爾港幸運逃脫的倖存者:史特拉斯堡號。  
陳怡凱 2021-10-07
陰蓄異志的北平王

陰蓄異志的北平王

  一、北平王的崛起   在五代十國的歷史上,有一個叫趙德鈞的政治人物,爵封「北平王」。此人在後世沒沒無名,因為他是一個失敗者。不過,他的失敗仍然有其參考價值,說明了一個具有腐蝕性的人物會有什麼樣貌。   趙德鈞是軍人,出身燕國。這個「燕國」是唐代的強大藩鎮「盧龍鎮」演化而成,領地包括現代的河北北部一帶,首府設於幽州(今北京)。公元912年,尚未稱帝的李存勗(後來的後唐莊宗)出兵進攻燕國,趙德鈞叛燕投降。翌年,燕亡。   投降後的趙德鈞,在後唐政權獲得了高官厚祿,還成為後唐明宗李嗣源的兒女親家。到了公元925年,趙德鈞被唐廷任命為盧龍節度使,等於是以新朝總督的身分統治故國。公元934年,新即位的後唐末帝李從珂更進封趙德鈞為「北平王」。原本的燕國叛將,如今成為了燕雲地區的一方之霸。 二、晉安寨之戰   兩年後(公元936年),後唐派駐在山西太原的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唐自立,唐廷派遣大將張敬達圍攻太原,當時的東北亞霸主契丹卻出兵支援石敬瑭,一下子扭轉了攻守之勢,反過來把張敬達率領的唐軍包圍在太原附近的晉安寨。   這時,後唐的最大希望,就是手握重兵的北平王趙德鈞能夠出兵援救,趙德鈞也確實統兵往山西方向前進。然而,趙德鈞卻在戰場附近按兵不動,冷眼看著晉安寨的友軍受困,並反過來跟唐廷要求更多的封賞跟領地。   到了這一步,北平王的用意何在,也就再明白不過了。用《資治通鑑》的形容就是:「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   後唐末帝李從珂雖然稱不上明主,但也不是連這種把戲都看不穿的笨蛋,直接告訴趙德鈞:「你如果能打退契丹,就算要我的皇位,我也甘心。如果要玩這種養寇自重的把戲,恐怕獵犬跟狡兔都會完蛋」(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另一方面,趙德鈞也玩起兩手策略,派遣使者跟契丹談判,希望契丹支持他擔任中原皇帝。   這時,契丹太宗皇帝耶律德光久攻晉安寨不下,對於在旁手握重兵的趙德鈞仍然心存忌憚,也就跟他往來談判,慢慢敷衍。至於被困晉安寨的唐軍張敬達部隊,就這樣一直等待遲遲不來的友軍,逐漸耗盡糧食。   到了這個地步,張敬達部隊就算再忠誠、再勇敢,人心也會開始動搖。不過,張敬達是個耿直的武將,對於勸他投降的部下說了這樣一番話: 「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   換言之,「你們要投降求生請自便,但那不是我的選項」。後來,部下就真的砍了張敬達的腦袋向契丹投降。耶律德光敬重張敬達的人格,將他以禮下葬。   張敬達部隊既然潰滅,契丹人也就沒有必要繼續跟趙德鈞玩談判遊戲,轉過來對於趙德鈞部發動總攻。於是,沉浸在皇帝夢裡面的北平王大敗,「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隨後,趙德鈞逃離戰場,被追兵逮捕後送往契丹本土。契丹進而消滅後唐,末帝李從珂自殺。   至於取得霸主支持的石敬塘,則稱帝建立後晉政權,上表契丹稱「兒皇帝」。兒皇帝並宣布,包括幽州在內的燕雲十六州歸屬契丹。北平王趙德鈞的領地,從此不復存在。 三、契丹太后的審訊   據《資治通鑑》記載,趙德鈞被俘虜後,契丹太后述律平(即時任皇帝耶律德光之母,開國皇帝耶律阿保機之妻,權威極大)提訊了身陷囹圄的北平王。在訊問過程中,趙德鈞為了討好新主,表示願意將擁有的財寶器玩跟田宅獻給太后。太后對此嗤之以鼻,直接問趙德鈞:「器玩在此,田宅何在?」 趙德鈞回答:「在幽州。」 太后問:「幽州今屬誰?」 趙德鈞答:「屬太后。」 太后再問:「然則又何獻焉?」(那你又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獻?)   這個意思十分明白:「我已經用實力拿到了你所有的東西,你已經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不用再討好我,你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討好我」。另外,述律太后還給了趙德鈞一番冰冷的數落: 「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   在這次訊問之後,契丹人倒也沒有殺了趙德鈞,但是「德鈞益慚。自是鬱鬱不多食,逾年而卒。」   綜觀趙德鈞一生行跡,最糟糕之處倒還不是他一再變節。五代是政權變動頻繁的時代,變節才是政治人物的常態。至於想當皇帝,平心而論,這對亂世武將來說也不算特別大的罪惡。野心人人有,失敗了,是趙德鈞;成功了,就是趙匡胤。   然而,趙德鈞最大的問題是利令智昏,而且極缺辨別利害的戰略眼光。誠如契丹太后所言:「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即使趙德鈞有問鼎中原的野心,也必須先把契丹擋在關外。如果契丹長驅直入,又為什麼還要留下空間給趙德鈞?即使要找代理人,相對好溝通的石敬瑭,再怎麼說都是比叛服無常的趙德鈞更好的人選。   可惜,枉費趙德鈞統轄重鎮、手握大軍,卻完全沒有能力判斷局勢,只是幻想用手上的資源來跟契丹喊價,自以為可以在統戰市場上畫出漂亮的三角形,為自己談到一個好價錢。   實際上,等到被他當成籌碼的張敬達犧牲之後,他自己的統戰價值也就一文不剩了。畢竟,單憑趙德鈞的部隊,擋不住契丹進擊,只會淪為各個擊破的對象。至於被俘後還想進獻錢財討好契丹太后,這更說明了他有多麼缺乏現實感。到了這個地步,太后如果想要你的財產,還需要你「獻」嗎?   如果他的錯誤只是賠上自己一個人的生涯規劃,那沒有關係,但因為他上演的這場鬧劇,起碼多死了上萬人,而這些人,本來可以不用死,至少不需要這麼早失去生命。隨著他的失敗,曾經叱吒東亞的幽州軍鎮也退出了歷史舞台。幽州連同「燕雲十六州」的其他州縣,轉變為契丹帝國的領地,進入了歷史的下一個階段。至於後晉政權,也在十餘年後被契丹消滅。   後來,新建立的北宋政權也繼承了大一統帝國的執念,心心念念覺得(實際上沒有被它統治過的)「燕雲十六州」是它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心想要打倒遼帝「收復」燕雲,為此甚至不惜跟更危險的女真人合作,進而為自己的滅亡敲響喪鐘。後人有詩感嘆:「誰締宣和海上盟,燕雲得失涕縱橫」。不過,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註:以上引文出自《資治通鑑》卷280。
陳怡凱 2020-07-28
災難年的考驗

災難年的考驗

荷蘭之所以會是今日的荷蘭,在歷史上有一個關卡,那就是1672年,史稱「災難年」(Rampjaar)。在這一年,陸上強權法國、海上強權英國、以及科隆、明斯特這兩個德意志邦國聯合組隊,圍攻荷蘭共和國。 這樣的戰略形勢,遠比今日的臺灣更加惡劣,臺灣要面對的還只是單一方向的敵人而已,而且既有海峽天險的保護,又有世界頭號強權的支持,這些有利因素均為荷蘭所無。從各方面來看,荷蘭的倖存機會似乎都十分渺茫。英法兩國都擺出姿態,要荷蘭投降。 但是,荷蘭拒絕了。共和國的執政官威廉沒有放棄,荷蘭的民眾也沒有。荷蘭舉國上下積極動員,在陸地上擋住了來自法、德兩個方向的敵軍;在海洋上,荷蘭艦隊在名將魯伊特的指揮下,數次擊敗英國海軍。最終,荷蘭證明了自己國家的韌性,成為這場戰爭的勝利者。 假如荷蘭沒能撐過「災難年」,這個在當時歷史尚屬短淺的國家,勢必會遭受重大打擊。即使征服者不把荷蘭瓜分消滅,勢必也會要荷蘭交出在大航海時代積累的資本。這個國家的發展,將會大不相同。當代的荷蘭人,仍然受惠於他們的祖先(不一定是血緣意義上)在三百多年前的努力。 還好,十七世紀的荷蘭人,沒有荒謬到會相信「想抵抗的人是因為怕清算」、「不抵抗就不會被清算」這類挑撥出賣的鬼話。否則,就沒有機會把累積下來的發展成果傳承給後世。今人回顧西方各國的興起,往往偏重於船堅炮利等技術面因素。實則,強大的社會團結與韌性,才是技術發展與財富積累得以持續的關鍵。說得簡化一點:他們能夠興起,是因為他們證明他們配得起。至於我們?仍然有待觀察。 註:下圖為魯伊特的指揮杖,筆者攝於阿姆斯特丹,荷蘭國立博物館。
陳怡凱 2021-10-03
零落成泥碾作塵:文協百年紀念

零落成泥碾作塵:文協百年紀念

    這個月有一個特別的日子,就是10月17日。1921年(日治大正十年)的這一天,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到了今年,正好就是文協的百年紀念。   在臺北大稻埕的蔣渭水紀念公園,有一座文協會員紀念碑。這塊碑文上的許多名字,在當時曾經是光彩奪目的人物。試以林獻堂、陳炘兩人為例,已經過世的林莊生(作家莊垂勝之子),就寫下了這樣的回憶: 「陳(炘)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金融經濟…可以說是台灣人留美的先驅…陳創辦大東信託公司…是代表台灣人的事業團體…因此受到總督府之挑剔與牽制…我所看過的父親師友中,容貌高貴,談吐文雅者,首推獻堂先生;英姿俊挺者以陳炘先生為最,堪稱為台灣第一美男子。」 (《懷樹又懷人》,玉山社2017,頁327) ---   當然,紀念並不等於單純的頌揚,今人不需要過分神化文協諸子。成立於百年之前的文協,有無可諱言的侷限性。在蔣渭水寫下的《臺灣文化協會會歌》當中,就可以略見一二: 我等都是亞細亞 黃色的人種 介在漢族一血脈 日本的百姓 所以天降大使命 囑咱緊實行 發達文化振道德 造就此才能 欲謀東洋永和平 中日要親善 我等須當作連鎖 和睦此弟兄 糾合東亞諸民族 締結大同盟 啟發文明比西洋 兩兩得並行 可免黃白起戰爭 世界就和平 我等一舉天下利 豈可自暴棄 但願最後完使命 樂為世界人 世界人類萬萬歲 台灣名譽馨   以上歌詞,至少包含以下幾種思想元素:漢人本位的大中華主義、東亞協和的泛亞主義、世界取向的國際主義、非暴力的和平主義、以及放在最末位的台灣本土意識。可說是兼容並蓄,海納百川。而且,在歌詞之外,顯然還有一個不能直接提及,但卻是1920年代廣泛流行的「進步」思想:社會主義。   然而,上述這些思想元素,即使在理論層面不是絕對無法相容,在實踐層面也難免有所扞格。「什麼東西都給我來一點」的結果,就是不同目標之間互相牴觸。況且,文協終究只是一個知識人的平台,而不是政黨,既缺乏具有足夠韌性的組織,也談不上實現目標所需的整體戰略。   這樣的弱點,很快就在激烈的時局變動下暴露出來,讓文協先在共產黨的滲透下分裂,繼而在外敵(總督府)的壓制下覆滅。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我描述這個過程,並沒有要輕詆先人的意思。若挾事後的歷史知識,指摘百年前的人物應該如何行事,這並沒有什麼意思。更何況,跟文協諸子相比,今人也不見得就有高明到哪裡去。文協表現出來的許多侷限,在今天的臺灣社會依然存在。   好也罷,壞也罷,文協是臺灣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是臺灣本土意識的一個里程碑。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繼承了文協諸子所留下來的遺產,同時也繼承了他們的弱點。至於如何克服這些弱點,那是我們的責任,而不是他們的。 ---   文協當中,有些人沒能看到總督府的統治結束(如賴和)。至於活到戰後的人,則要面對「祖國降臨」這個變局。陳炘、林茂生(臺大文學院教授,跟胡適一樣是美國哲學家杜威的學生)等本土秀異人士,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被處死。林獻堂雖然倖免於難,但也已極為驚悚。1948年的中秋節,他寫下一首題為《中秋暴風雨》的七言律詩: 賞月名園共賦詩,賓朋有約待佳期。 鬼神底事偏相妒,風雨連宵獨見欺。 庭樹舊枝多斷折,田禾新穗盡離披。 欲看秋色平分夜,請待明年亦未遲。 (《全臺詩》第33冊,頁212)   這首詩雖說「請待明年亦未遲」,但到了隔年中秋,林獻堂已經看不到臺灣的月亮。1949年9月23日(農曆8月2日),林獻堂搭上飛往東京的班機,從此再也不願意回到「祖國」統治下的故鄉。所以,「庭樹舊枝多斷折,田禾新穗盡離披」的1948,就是林獻堂最後一個在故鄉渡過的中秋節。 註:下圖為臺北大稻埕的文協會員紀念碑。
陳怡凱 2021-10-01
持書招搖的鄭芝龍

持書招搖的鄭芝龍

    關於鄭芝龍的敗亡,說來頗具諷刺意味。這位出身「海上武裝商業集團」的實力派人物一方面擁立南明隆武帝,藉以自抬身價;另一方面也跟清廷暗通款曲,希望能以北京代理人的身分坐享榮華富貴。   1646年(清順治三年),清軍攻閩。在清軍抵達前,鄭芝龍就先以防範海盜為由,撤走了福建對外關隘的守軍。於是,清軍得以在「仙霞嶺空無一人」的情況下攻進福建(《爝火錄》卷十五)。至於「防範海盜」這個藉口,自然是鄭先生的黑色幽默了。要說海盜,當時福建還有比他更大的海盜嗎?   清軍進入福建之後,隆武帝殉難,但鄭芝龍擁有的兵力仍然可觀,《爝火錄》說他這時握有「樓船尚五六百艘」的艦隊,《明季南略》的形容則是「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炮聲不絕,響震天地。」雖然未可盡信,但也可以想見鄭軍的聲勢。   於是,清軍指揮官博洛貝勒就選擇訴諸懷柔統戰,發了一封賀電…不,邀請函給鄭芝龍,請他到清軍大營共商國是,還表示已經鑄好了「閩廣總督」的官印,就等他前來享用。   鄭芝龍見信心情大悅,拿著貝勒爺的這封書信到處招搖,甚至還聲稱想作清朝官的人,可以來找他開價(「誇投誠之勛,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參《明季南略》卷十一)。當時在他心中,大概也覺得自己獲得了別人苦求不得的「善意」吧。 _ _ _   不過,明鄭陣營內部的反對聲浪很大。重點還不只是你要通敵求榮,而是你通敵恐怕也求不了榮。作為立基於海洋的政治勢力,一旦進入陸權帝國的羅網,會有什麼後果?可想而知。許多人力勸鄭芝龍不可投降,應該運用海軍實力保持自主地位:「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曰:『魚不可脫於淵』!不願降」(《明季南略》卷十一)。   持書招搖的鄭芝龍聽不進這些反對意見(不知道有沒有罵別人忌妒他?若有也不奇怪)。他似乎真的相信,自己經營多年的網絡對於北京有高度利用價值,一定可以安享富貴。就這樣,鄭芝龍前往福州的清軍大營,「謁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為誓,命酒痛飲。」(《明季南略》卷十一)。   過了三天飲酒作樂的日子之後,鄭芝龍被清軍綁架,從福州押往北京。至於在閩南安海鎮的鄭家,原本以為投降之後就可保平安,也遭遇清軍的攻擊:「芝龍既降,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大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爝火錄》卷十六)   鄭家的幸運之處在於,鄭芝龍還有一個不聽話的兒子鄭成功,沒有跟著父親一起束手就擒,並且迅速重整了明鄭的旗鼓。否則,明鄭集團早就被一網打盡,後來的歷史軌跡也將大不相同。至於那位被小說家言形容成「平生不見陳近南,便稱英雄也枉然」的人物,更沒有出場機會了。 _ _ _   在接下來的餘生之中,淪為人質的鄭芝龍變成清廷的工具,屢次對鄭成功寫信招降。從鄭成功的覆信,可以看出他對北京招降的強烈質疑: 「清朝…既失信於吾父,兒又安敢以父言為信耶?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辭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今已數年矣,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即欲一過故里,亦不可得。彼言豈可信乎?」(《從征實錄》,頁34) 「大抵清朝外以禮貌待吾父,內實以奇貨視吾父。今此番之敕書,與詔使之動舉,明明欲借父以挾子,一挾則無所不挾,而兒豈可挾之人哉?且吾父往見貝勒之時,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萬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兒只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從征實錄》,頁54)   顯然,鄭芝龍的下場帶給鄭成功一個教訓:那就是絕對不要相信北京的統戰條件。北京之所以會有所許諾,那是要勸誘獵物解除防備;等到藩籬盡去,昔日的許諾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唯一能夠保障自身平安的,只有實力,別無其他。   最終,清廷明白無法以父親為質招降鄭成功。1661年(清順治十八年)5月,鄭成功宣佈在臺建立東都。同年11月,曾經一度持書招搖、自鳴得意的鄭芝龍被清廷處死,年五十七歲。 註:下圖為《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內收錄之鄭成功覆父親信,手抄者不詳。中研院1996年影印版,頁34。
陳怡凱 2021-09-27
雙十節悖論

雙十節悖論

  「警告民間不要慶祝雙十節」與「官方紀念辛亥革命」看似矛盾,實則不然。在紅朝式的辯證思維下,兩者其實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一個意識形態工程的不同面向。   「警告民間不要慶祝雙十節」的人,也不是不知道雙十節跟所謂「分裂國家」無甚關係。特意警告這一點,是要強調「紅朝以外,別無中國」,不允許再以「愛國不愛黨」、「反共不反華」這類說法蒙混過關。   畢竟,雙十節的一大微妙之處,就是跟「前朝」有千絲萬縷的連結,也確實被若干人士拿來當成「另一種中國」的政治象徵。於是,對於雙十節的態度,可以充當一種忠誠測試,其要旨如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黨國;倘若反黨,就是反國。你不反黨反國?那為什麼要慶祝雙十?借用小說《鹿鼎記》裡面韋小寶為難施琅的說法:「施將軍…念念不忘前朝的賜姓,那也怪不得。倘若真是忠於我大清,應當稱鄭成功為『逆姓』、『偽姓』,『匪姓』、『狗姓』才是。」   至於「官方紀念辛亥革命」,則是要壟斷辛亥革命的歷史詮釋,把它定調成中華民族革命先行者的英勇事蹟。至於承繼革命正統的是誰?自然是當今的紅朝聖上了。雖然辛亥年所發生的事,實際上毋寧更接近於一批血本無歸的投資人群情激憤,引發一場絕大風波,最終讓「扛著龍旗反龍旗」的野心家把朝廷掀翻,但這個版本的敘事顯然不宜多談,尤其是今年。   一言以蔽之:不是不能慶祝,只是不能給你慶祝。官方的革命史觀敘事,必須佔據主導地位。所以,紀念辛亥革命的活動要由官方籌辦。表面上,這是要打擊「分裂國家」,但受到最大打擊的,其實是那些自認為「我不是分裂國家、只是要爭取民主」的大中華主義者。   至於對抱持臺灣本土認同的人,這怎樣都無所謂。以臺灣的歷史軸線而言,1911年10月10日就是一個平常的日子。相較之下,1921年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反而更加深遠,直迄今日。
陳怡凱 2021-09-24
德國的兩種形象

德國的兩種形象

    德國大選日漸逼近,長達十六年的梅克爾總理任期即將劃下句點。我不是德國人,就選舉沒什麼好說,只想以一個臺灣人的角度,談一下梅克爾任期前後,德國在臺灣公眾形象的變化。   就我個人的觀察,梅克爾2005年上任當時,德國在臺灣的公眾形象大體上相當正面,是科學與藝術的國度、深刻思想與精緻音樂的起源、先進法制的領航人(臺灣的法律畢竟深受德國影響,近乎法律人精神意義上的祖國)。「萊茵模式」保護了社會正義與人文價值,與英美的放任式資本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德國人行事嚴謹、待人公平,諸如此類(下略一千字)。   至於梅克爾行將卸任的今日,以上光環即使還沒有完全褪盡,至少也已大為減色。在許多人眼中,德國仿彿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形成相當可議的公眾形象:藉人權民主之名,行與極權國家暗通款曲之實;受美國保護坐享和平,但又不肯承擔起維護和平的責任,反而還對自己的保護人嫌東嫌西;一邊標榜陳義過高的政策(包括但不限於接納移民),另一邊卻又沒有能力為這些政策買單,總是弄得不上不下、烏煙瘴氣…(下略一萬字)。   以上只是我就個人印象所作的歸納,無可避免會有簡化的成分,就當作是為個人的時代經驗作一個素描式的記錄吧。假如有人的印象不是這樣,那也不要緊,每個人對於時代的體驗都不會一樣,無須互相否定。而且,梅克爾是不是一個好的德國總理,並不取決於臺灣人怎麼看她。   如果要問我,我的想法是什麼?我會說,以上兩種德國形象都不見得全錯,但也都只反映了部分的真實。2005年的德國不見得有第一種形象那麼好,2021年的德國也不盡如第二種形象那麼壞。在兩種形象之間,與其說是德國變了,不如說是時代變了。「梅克爾的德國」宛然就是後冷戰和平的象徵。這個國家的形象轉變,其實也就是反映了後冷戰和平逐漸破產的事實。世異時移,於是就有了不同的好惡愛憎。   說到這裡,讓我想起幾年前行經德國的一段經歷。當時我跟妻子來到萊茵河谷的美麗堡(Schönburg),旅館在一座小山上,距離山下的車站有段路程。雖然走路要多花一點時間,但反正天朗氣清,我們就順著山徑徒步下山。沿途雜花生樹,綠柳如絲,萊茵河在山下靜靜流動。走著走著,路旁出現一道塗鴉:”Merkel muss weg”(梅克爾必須滾)。   事到如今,梅克爾真的要離開德國總理的職位了,當年的塗鴉者終於如願以償。隨著梅克爾時代終結,這個國家的樣貌將不會再跟先前一樣,不論哪一個候選人繼任皆然。但是,是否會照著我們所期望的方向變化?殊屬難言。 註:下圖為從美麗堡看岀來的萊茵河。  
陳怡凱 2021-09-18
沒有義務積極查證,並不等於沒有責任

沒有義務積極查證,並不等於沒有責任

    我不認為出版社負有「核實作者創作內容」的作為義務。事實上,要證明一項經歷存在或不存在,往往是非常困難的事。倘若一定要「查證創作內容」始得出版,許多著作大概都無法問世。這樣一來,對於言論自由將是非常大的傷害。   不過,沒有義務作「積極查證」是一回事,應不應該作最基本的把關,則是另一回事。沒有義務積極查證,並不等於沒有責任。如果作者聲稱的個人經歷或陳述內容,以常識而言明顯可疑(比如具有豐富到不合常理的經歷,包括但不限於飛官),出版社卻仍然選擇以「非虛構寫作」或類似性質的包裝,把這樣的著作推向市場,那就不免讓人質疑,出版社是否根本不在乎自己推出的商品有不符標示或廣告的問題?   這不是用一句「經過改寫」就可以撇清的事。畢竟,就算是「改寫」,也要有真實經歷作基礎。如果沒有,卻以真實經歷自相標榜,那不叫改寫,叫杜撰。   我並不是說出版社一定有法律責任。誠然,要從法律面追究出版社的責任,這相當困難,不論是刑法、公平交易法或商品標示法都一樣,要面臨舉證、成本或其他技術層面的重重阻礙。但這主要不是法律問題,而是信賴問題。即使消費者很難主張出版社在法律上有什麼責任,卻有理由對其可信度打上一個問號。出版社有出版自由,消費者也有質疑與不信賴的自由。  當然,如果出版社從一開始就註明著作內容純屬奇幻,那我就沒意見。奇幻文學沒什麼不好,《聊齋誌異》也是很好看的。總之,「 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陳怡凱 2021-09-12
鬥士cosplay的表演遊戲

鬥士cosplay的表演遊戲

    會對著憲政民主國家叫囂「跟塔利班有什麼不一樣」的人,恰恰說明了他們很清楚自己面對的政權跟塔利班完全不一樣,所以才敢這樣大鳴大放。   實則,這種人就是因為知道民主國家的執政者受到法治制約,會充分保障他們的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所以不妨在嘴巴上佔盡便宜,把對方形容成集殘酷、高壓、專制於一身,以彰顯自己的正義鬥士形象。反正,不會真的需要付出什麼成本。   這是一種鬥士cosplay的表演遊戲,專門在不存在嚴重迫害的地方譴責迫害、在不需要全面解放的地方號召解放;但對於真正嚴重的迫害、真正駭人的恐怖,他們卻往往視而不見。這種表演方式,讓我想起喬治•歐威爾對於二戰「和平主義者」的形容:此輩表面上是說民主與極權「兩邊一樣爛」,但攻擊火力差不多全部針對英美民主國家。(George Orwell,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p312)   話說回來,這些人雖然用「塔利班」一詞來攻擊對手,但恐怕也只是為了追求表演效果,而不是真的反對塔利班。說穿了,因為這個名詞連結了許多負面形象,貌似適合罵人,所以被他們拿來當成標籤亂貼,如此而已。   實際上,此輩當中有許多人,甚至還積極主張要跟塔利班的「主要夥伴」交好,恨不得馬上成為塔利班的好夥伴的好夥伴。然而,偏偏就是這樣的人,卻跳出來攻擊別人「跟塔利班沒兩樣」,實在無法不讓人對他們言行的真摯性打上一大問號。   同樣的,這些人雖然反對中正紀念堂空間轉型,但在我看來,也不是真的有心紀念「先總統」。原因很簡單:倘若他們真的有這個心,照理來說,就會把「蔣公遺訓」牢牢記在心頭,奉行堅守不敢有違,尤其是《總統蔣公紀念歌》的最後兩句(如下圖),如果他們還沒忘記的話。
陳怡凱 2021-09-09
戊戌政變中的黑色幽默

戊戌政變中的黑色幽默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出手制止戊戌變法,新黨康有為、梁啟超流亡,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六君子」之中有一位名叫劉光第的官員,是個妙人。他是進士出身,曾在大清帝國的刑部擔任主事,性質類似法務部的公務員,也算是法律工作者。   據說,當清廷把「六君子」從監獄拉出去的時候,劉光第基於他對刑事程序的法律知識,以為不會直接處決,至少會有場審判,於是就出言安慰其他人:「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換句話說就是:獄友請放心,我們大清有法制,不會像《國產凌凌漆》一樣走「罪大惡極,無需審判,即刻槍決」那一套。   等到劉光第發現情況不對,自己不是被帶往法庭,而是被帶往刑場,他先是錯愕,繼而大怒:「未提審,未定罪,卽殺頭耶?何昏憒乃爾。」到了刑場,他還跟監斬官爭辯:「未訊而誅,何哉?」、「祖制,雖盜賊,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   就法律程序來説,劉光第自然是正確的一方,但監斬官當然不會理他。說起來,劉光第從一開始就不是活在一個法治(rule of law)的社會,而是「以法治人」(rule by law)的社會。只有統治者用法律治人,而不是用法律約束統治者。太后要殺你,你卻想跟太后派來的人講道理,有用嗎?沒用。劉光第就這樣橫遭兇死,年僅三十七歲。   這個故事很慘烈,但也頗具黑色幽默的色彩:一個法律人身陷沒有法治的社會、捲入政治敵對的漩渦,竟然還預期統治者會守規矩,好好依照法律程序來辦事,這要怎麼說呢?而且,他最生氣的還不是「你們要殺我」,而是「你們怎麼可以不守規定」。   附帶一提,劉光第的監斬官,就是後來支持義和團的大學士剛毅。等到八國聯軍打爆義和團,剛毅就匆忙跟著慈禧「西狩」,途中「病死」在山西。事敗之後,慈禧怒罵剛毅誤國、死有餘辜,好像最終決策與她無關。   就此而言,倘若剛毅沒有預先「病死」,大概也逃不了被處決的下場。畢竟,在那種政治體制下,監斬官與死刑犯,往往只是宦海浮沉的前後階段。前一個階段的加害者,就是下一個階段的被害人,此乃中華傳統權術的一大奧妙所在。 --- 參考資料: 黃濬,〈汪精衛獄中所聞〉,《花隨人聖盦摭憶》,秀威2014,中冊頁357 《清史稿》,卷464 吳永,《庚子西狩叢談》,新銳文創2012,頁113
陳怡凱 2021-08-25
「比較長遠的角度」

「比較長遠的角度」

  George F. Kennan是美國外交界的元老,曾在二戰期間駐德、冷戰期間駐蘇。在他的日記中,有提到冷戰初期的一場晚餐。不過,Kennan不是美食作家,記錄的重點不在於食物,而是現場的對話。   這場晚餐的日期是1950年7月25日,正好是韓戰爆發、美軍援臺一個月後,地點是加拿大駐美大使館。在這裡,Kennan遇見了英國駐美大使Oliver Franks(Franks同時也是牛津出身的道德哲學家)。Franks對Kennan表示:他反對美國對蔣介石的承諾,認為這樣只會把中共推向俄國人的懷抱。   Kennan對此提出反駁:臺灣是整個遠東圖景的一部分,不能僅只被認定為中國問題的一部份。若說為了促使中共有獨立於莫斯科的政策,所以臺灣要給共產黨人,實際上就等於是說,整個遠東、整個西太平洋、可能還包括日本,必要時都要為了相同目的遺棄給共產主義。   Franks則說:英國人是從比較長遠的角度來看這些事,考量更多的是2000年會有的狀況(British people took a longer view of these things; that their calculations were fixed rather on what the situation would be in the year 2000)。長期而言,中國會比日本更重要,應該要給予更優先的考慮。   Franks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說:臺灣也好、日本也好、整個遠東也好,有何不可?聽到這番話,Kennan直接表示:「這嚇到我了」(This terrified me),並接著說道:從西方利益的立場而言,中國是一個絕不可能可靠的實體;另一方面,日本倒還有可能變成那樣。   有關兩人對話的記載到此為止,究竟是沒有再談下去,抑或日記未予記錄?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2000年的狀況是怎麼樣,就連接下來的二十年都看到了。只能說,歷史的發展軌跡,似乎跟哲學家的想像不太一樣。   無論如何,事隔七十餘年,回顧前人的這些爭辯,還是有些意思的。 註:以上參照George F. Kennan, “The Kennan Diari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P266   
陳怡凱 2021-08-24
束手待斃的「和平」

束手待斃的「和平」

(設計對白) 「我有一個好方法,可以保證讓你不會戰敗。」 「願聞其詳?」 「你現在直接束手就擒、任人宰割,那就絕對不會戰敗了。」 https://www.facebook.com/107877510631518/posts/343243557094911/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2020年9月30日  ·  束手待斃的「和平」   公元249年(魏正始十年),魏國太傅司馬懿趁大將軍曹爽陪同魏帝曹芳出城謁陵的機會,起兵發動政變佔領首都洛陽,史稱高平陵之變。 .   變局發生後,人在城外的曹大將軍仍然掌握相當規模的部隊,而且有皇帝在手,抵抗空間仍然存在。大司農桓範力勸曹爽應該立刻轉往許昌,以天子名義徵調部隊圍攻司馬懿。另一方面,司馬懿則訴諸統戰攻勢,連番派人前往曹營遊說,並要使者手指洛水發誓,強調只要曹爽投降,就一定確保他的平安。 .   想了許久之後,曹爽表示:「司馬先生只是想要掌握政權而已。我可以回家歲月靜好,還是能當幸福快樂的有錢人。」(「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為富家翁」),於是決定放下武器迎向「和平」。司馬懿首戰即終戰,大獲全勝。 .   結果,曹爽很快就被司馬懿送去見曹操。而且,連曹爽的家人也被殺得乾乾淨淨,「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接下來數年間,司馬氏為了徹底剷除反抗的可能,更進一步發動大清洗,無數人頭落地。 .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這個故事,覺得非常疑惑,心想曹大將軍就算不是絕頂天才,也不是三歲小孩,怎麼會相信這麼明顯的騙局?竟然會覺得放下武器之後還能安享富貴?沒有武力保護的財富,只會讓別人更想殺你而已。雖然抵抗未必會贏,但總勝過自己走進屠宰場。況且,如果對方真有十足把握,又何必一直來統戰你?我甚至一度懷疑,會不會這整段故事都是勝利者憑空編造,用來突顯失敗者有多麼愚蠢,活該走向滅亡? .   等到年齡漸長之後,我才逐漸明白,無需懷疑史書記載的真實性,也不用覺得曹大將軍特別愚蠢。如曹爽者,可謂大有人在。很多人都像他一樣,寧可選擇束手待斃的「和平」,也不願嘗試前途未卜的抵抗。「放棄自我保護的能力就可以換得和平」,這聽起來是一樁非常甜美誘人的交易,而且貌似符合謹小慎微的風險權衡,對很多人有異樣的說服力。「和平」如此多嬌,引天下英雄競折腰。 .   事實上,也不能說這種想法全部都錯。這樣作的確會帶來和平。畢竟,有一方被趕盡殺絕了,還能不和平嗎?是的,和平會到來,只是不抵抗的一方是不是和平的受惠者,就是另一回事了。 (以上引文均出自《晉書•宣帝紀》)
陳怡凱 2021-08-18
多疑與輕信

多疑與輕信

    1883年12月,清法戰爭爆發。翌年(1884),法軍進逼臺灣。當時坐鎮華南的兩廣總督張之洞,欣然作出這樣的表示: 「聞法又圖臺,此中國之利也;即有竄擾,內地不驚…擬請敕劉督辦(應指當時督辦臺灣軍務的劉銘傳)設法誘之、怒之,優旨懸賞,激勵軍民力戰固守,能使敵牽留於臺,即以為功。」(〈致總署〉,光緒10年6月24日;《張文襄公選集》頁7)   以上這段話,意思就是要把臺灣當成吸引法軍兵力的誘餌,紓解「內地」的軍事壓力,所以說「即有竄擾,內地不驚」;而且,「能使敵牽留於臺,即以為功」,最好讓法軍在臺灣打久一點,多多益善。   從臺灣人的角度來說,張之洞這番話自然引人反感,但從大清帝國的角度而言,此語卻揭示了一個相當冷澈的戰略洞見:大清帝國的本質是一個陸權帝國,核心利益在於東亞大陸,即使領土延伸到太平洋的海島,那也只是邊陲。   倘若遭遇海洋方向的敵人,陸權帝國的首要考量必定是優先確保大陸核心,並把海島當成抵擋敵人的盾牌,盡量吸引敵人火力。假如實力無法兼顧,那就進行戰略收縮,把海島領土捨棄掉。這是大陸帝國理所當然的戰略思維,不會因為所謂「同文同種」而有所不同。後來碰到甲午戰爭,帝國就直接以放棄臺灣的方式,來換取核心部分的延續,任由臺灣人獨自面對日軍的炮火。   然而,在臺灣主張「海權國家會放棄臺灣、應該投靠大陸帝國」的論者,卻似乎從來沒有考慮到大陸帝國會把臺灣推向火線、再予以放棄的可能。對於海權國家的多疑,以及對大陸帝國的輕信,在此以奇妙的方式融為一體,彷彿只有海權國家才有「放棄臺灣」的問題。   實際上,就地緣戰略的本質而言,島鏈上的社會若想寄希望於陸權勢力的保護,就註定會是一種高度不穩定的佈局。一旦海權與陸權發生衝突,島鏈基於首當其衝的地理位置,肯定會被海權勢力攻擊,再被陸權勢力優先放棄。這個劇本如何發展,晚清的歷史已經示範了一次給大家看。   或者,更深一層來說,追問其他國家會不會「放棄」你的家園,這種提問方式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既然家園是你的,保護家園的責任當然也就是你的,別人無所謂放棄不放棄。別人即使幫忙,也沒有義務不計代價幫忙到底。   說到底,國際政治不是找伴侶。政治成熟的人,本來就不會對其他國家有生死與共、不離不棄的期待,而是會致力於建立可持續的互利關係。說得直接一點,就是維持自己的抵抗意志與防衛實力,好讓別人有繼續跟你合作的理由。這一點,不論在任何時代,都是如此。 --- 註:以上引用之《張文襄公選集》,為臺灣歷史文獻叢刊1997年版。  
陳怡凱 2021-08-16
「那些人比蝗蟲還可怕」

「那些人比蝗蟲還可怕」

    據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的《歷險福爾摩沙》記載,羅妹號事件發生後,瑯嶠「番界」的漢人居民聽聞清軍將發動「討伐」,隨即大受驚嚇,居民的說法如下: 「我們不希望受到官員的統治,至於那些清兵,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那些人比蝗蟲還可怕!好好侍候那些清兵,他們會順手拿東西;如果不給,清兵便擄掠婦女,或殺死我們。他們絕對沒有能耐對抗野蠻人的,終究會戰敗逃亡,到那時候,野蠻人反過頭來找我們這些留辮子的人報復,阻斷灌溉水源,侵擾村莊,弄得大家寢食難安。」(頁203。用詞讓人不快尚請包涵,原文如此。)   等到清軍出兵之後,必麒麟的記錄則是:「軍隊繼續南下,在瑯嶠郊外紮營。那些士兵們自然又打劫附近民家」(頁205),彷彿這就是駐臺清軍的日常。哪一方相對文明?哪一方相對野蠻?還真難說得很。   當然,必麒麟未必是位充分客觀的記錄者,但在James Horn(英國人,受羅妹號船長夫人親友的委託,前往瑯嶠尋找遺骸)的記述中,對於「番界漢人」也有這樣的形容: 「這些漢人生活安定(每年只需繳租金給頭目),清廷出兵的話,只糟蹋農作物,並未能真正制裁野蠻人」(轉引自《歷險福爾摩沙》譯本,頁196)   以上這些描述,讓我想起《漢書》形容漢代有些人寧可到匈奴領地居住:「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由此觀之,當時「番界漢人」與清國官府的關係如何,亦可略見一斑。 --- 註:以上引用之《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為陳逸君譯,原民文化1999年版。
陳怡凱 2021-08-15
布拉格之春後的小故事

布拉格之春後的小故事

    說到捷克,我有時會想起米蘭•昆德拉提過的一個小故事。那是發生在1968年,華沙公約組織以壓倒性兵力掐滅了布拉格之春。有一天,昆德拉開著車,在路上被佔領軍攔下來搜查。   搜查結束後,現場指揮的蘇聯軍官詢問昆德拉:「您感覺怎麼樣?您有什麼感想?」接著又說:「這一切都是大大的誤會。但這會解決的。您應該知道我們是愛捷克人的。我們愛你們!」   蘇聯軍官講話時的態度沒有惡意,也不是嘲諷,但卻讓人有強烈的荒謬感。這意思彷彿是說:因為我愛你,所以我可以使用武力對付你。以昆德拉的原文來說,這種心態就像這樣: 「為什麼這些捷克人(我們是那麼愛他們!)不願意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用跟我們一樣的方式生活?多麼遺憾,必須使用坦克告訴他們什麼是愛!」   這是一種恐怖情人式的政治思維,是情感勒索在政治領域中的應用。這種思維的基本構造如下:因為我對你有感情,所以你應該要順從我的感情;如果你不順從我的感情,那就是傷害我的感情;既然你傷害我的感情,那我就可以正正當當訴諸武力伸張我的感情,用幾十萬大軍從你身上輾過去。一言以蔽之:love justifies violence.   我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是在將近二十年前。當時讀著讀著,突然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或許是巧合吧。畢竟,就如昆德拉所言:「歷史事件往往乾巴巴地互相模仿」。類似的精神構造,會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一再出現。說起來,我對捷克會有一點親切感,大概是從這個小故事開始的。   扯遠了。總之,謝謝捷克捐贈疫苗給臺灣。 --- 註:以上故事出自米蘭•昆德拉,《雅克和他的主人》,郭宏安譯,上海譯文2003,頁3至4。至於「歷史事件往往乾巴巴地互相模仿」這句話的具體出處我不記得了,應該是出自《笑忘書》。  
陳怡凱 2021-07-27
危機時刻的決策

危機時刻的決策

    英國能夠撐過二戰前期的不利情勢,有很多重要原因,像是動員全民撤出被困敦克爾克的官兵、打殘投降德國的法國艦隊、以及在不列顛空戰時調度得當,這些都至關重要。另外,還有兩個措施值得一提。   第一,是爭取美援。1940年5月開始,英國就向當時尚未參戰的美國積極交涉,希望能夠取得美國軍艦,即使舊船也可以。若在平時,幾艘舊船對皇家海軍無足輕重,但在納粹兵臨海峽的時候,卻足以攸關生死。   有些人或許以為,取得外援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只要展露自己的慘狀,別人就會同情施捨。事實上,沒有人有義務一定要主動幫誰,即使關係密切的英美兩國亦不例外。外援之所以會到來,是無數人奔走遊說、斡旋協商的結果(邱吉爾在回憶錄中用了一整個章節來談這段交涉)。到了同年9月,兩國終於達成協議,英國取得50艘美國中古驅逐艦,美國則在西印度群島等英國領地獲得99年的海空基地租借權。   這樣的協議,很容易給人「英國割地辱國」的聯想,但事情不能這麼看。英國當時就是需要武器來撐過這段艱困時期,若用平時的標準來衡量這五十艘中古軍艦的價值,就會失去重點。況且,假如連本土防衛都吃緊,又怎麼能再分散兵力到海外領地?反而不如先開放美軍進駐這些地方。這樣一來,即使本土不守,這些海外領地也不至於全部落入德國手裡。   更關鍵的是,此舉讓美國與英國的戰略綑綁更加緊密,把美國往對德開戰的方向更推了一步。表面上,英國只是換到五十艘中古驅逐艦,但實際上,卻是換到了好幾層的戰略布局,其價值無法以金錢衡量,更遠遠超越物資本身的價值。   至於第二個重要措施,則是大力推動國產武器,包括一度不被看好的蚊式戰機(Mosquito)。這款戰機原本因為木製機身結構而飽受質疑,隨後才因為戰時的迫切需求而迅速投入生產。最後,蚊式戰機所創造的戰果,十分輝煌,被稱為「木頭奇蹟」(wooden wonder)。   當然,蚊式戰機不是沒有缺點,任何設計都有缺點。木製結構有輕巧優勢,相對就有低強度以及易腐朽的問題(後來國府軍帶到臺灣的蚊式就深受濕熱天候摧殘)。但無論如何,英國當時就是需要一款實用、節省金屬資源、可以跟重型機種搭配的輕戰機。蚊式既然符合以上需求,那就是當時的好戰機。   然而,這種在危機時刻作出的決策,涉及的利益與風險往往並不顯而易見,也很難用有形的量化標準來說明。而且,這些因素高度依附於特定時空情境,只有通盤檢討前後的時空脈絡才能看出利弊得失。因此,如果有人對主事者提出質疑、甚至指控,主事者並不容易為自己辯護。反之,用去脈絡化的抽象方式提出大而化之的攻擊,卻要簡單很多。本質上,這就是易於質疑、難於辯護的事。   所以說,危機時刻的決策往往具有高度的爭議性。即使最後成效良好,決策者也很容易落入「將軍百戰身名裂」的下場;假如賭輸了,更不待言。邱吉爾的幸運之處在於:他生在英國。依照他在戰後的回憶,他在戰時的要求總是能夠獲得民意代表的普遍支持,即使有人真的挑戰他的決策,國會也會用壓倒性的表決多數把他們擋下去(When on occasions they challenged us, the Houses voted them down by overwhelming majorities, P357)。對此,邱吉爾深感自豪,認為這展現了英國議會民主經受試煉的能力。   當然,如果是民主制度的敵人,對於這個現象就很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解讀。他們大概會說,這證明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以及「西方多元社會的欺騙性」,諸如此類。   不過,如果一個社會連攸關生死存亡的大事,都無法取得足夠強大的基本共識,我懷疑這樣的社會在危機時刻會有多大的生存機率。比如說,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裡,英國在二戰的狀況可能會是這樣的: 「歐陸戰敗都是軍方害的,軍方高層應該抓去槍斃。」 「美國送五十艘驅逐艦就能解決問題嗎?」 「美國要給我們軍艦,但開放西印度群島免談。」 「美國竟然把不要的軍艦送給我們!」 「政府核准使用木頭製造的戰機,不顧程序正義,不顧民眾疑慮,完全黑箱。」 「軍方採購木頭戰機一定是圖利飛機廠商。我在此告發軍方高層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政府不應囿於意識型態拒絕採購德國戰機。」 (下圖為邱吉爾二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 參考資料: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ir Finest Hour”,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49.
陳怡凱 2021-07-21
現代仕紳的人生道路

現代仕紳的人生道路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現代仕紳的人生道路   《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這本書相當好看。作者林承俊是林獻堂的曾孫,描述了不少有關曾祖父的趣事軼聞。雖然多屬生活瑣事,卻也讓這位「臺灣議會之父」變得鮮活具體、有血有肉,而不僅只是一種抽象立場的化身。今年,適逢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一百週年,更讓這本書的出版增加了紀念意義。   以本書所描繪的林獻堂形象而言,「溫和」是最鮮明的人格特質。許多社會運動家都有相當尖銳的個性,態度鋒芒畢露,但林獻堂不是這樣的類型。這位投身政治社會運動的霧峰林家「三老爺」,行事風格仍然不脫傳統仕紳的色彩。他一方面與日本、國府兩代政權周旋,試圖推進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也慷慨好施、廣結善緣。   林獻堂的受惠者範圍極廣,既有達官顯貴,也有販夫走卒。國府到來後,他挺身反對警總強制徵收霧峰鄉民的米糧(頁250);二二八事件時,他也收容了差點被憤怒群眾包圍的未來總統嚴家淦(頁250-251)。就連昔日的臺灣總督長谷川清在戰後財務困窘,向這位前殖民地社運人士低頭求援,他也一樣出手相助(頁248-249,也虧得長谷川在總督任內對林獻堂態度還算友善)。   這樣的行為,不能單純只是用「好好先生」來解釋。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仕紳地位崇高,但相對的,也肩負濟弱扶傾、樂善好施的社會期待(雖然實際上多少人作到是另外一回事)。相當程度上,可說林獻堂仍然是在實踐這樣的社會角色。林獻堂是新舊社會之間的演化環節,既是臺灣第一代的社會運動家,同時也是末代的「員外老爺」。   不過,林獻堂也不是毫無原則的濫好人,同樣有他露出稜角的時候。一個著名事例,就是他得知連橫附和總督府的鴉片特許政策後勃然大怒,主張開除連橫的櫟社(當時臺灣的重要詩社)社員資格,並對連橫作出以下指責: 「(連橫)誣衊我先民,以作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鴉片),似此寡廉喪恥之輩,何云不汙損本社名譽?」 (《灌園先生日記》,1930年3月13日)   另外,他也曾在受邀前往民眾黨(原版的那個)中央執行委員會致詞時,當眾斥責民眾黨人隨地便溺、不成體統,可以想像當時場面之尷尬: 「(蔣)渭水請講話。余先述欽佩議事之熱心…次言自治須由一身自治始,若一身不能自治,我黨、我臺灣何能自治?如目下諸君均在階前小便,於衛生上不潔,於體裁上亦甚不雅觀,此豈非不能自治之明證乎?」 (《灌園先生日記》,1929年11月10日)   然而,不論是他的溫和也好,強硬也好,在當時背景下都有侷限性。議會政治是政治共同體的一種組織形式,要讓這樣的組織形式成為可能,首先必須存在一個足以支持議會運作的政治共同體。國之不存,憲政焉附?而這一點,恰恰就是這位「臺灣議會之父」解決不了的問題。雖然他花費大半生提倡議會政治,但卻沒有辦法找到屬於自己的國族。   林獻堂應該多少有意識到自己的侷限性,但卻無法提出解決之道。就一般世俗觀點而言,這位豪門巨紳無疑屬於人生勝利組,但他筆下卻時時流露出自認失敗者的苦悶,或許就與這種無能為力的心情有關。從他在1940年的這幾句詩,可以一窺他當時的心境(節錄): 一局殘棋懶再看,誤將敗著欲求安。 此時尚敢圖非分,來日方知更大難。 (《全臺詩》,冊33頁68;原載《臺灣新民報》1940年8月27日第8版)   「來日方知更大難」這句詩,彷彿讖言一樣預示了他後來的遭遇。1947年,他雖然沒有在二二八事件被殺,但也差一點被國府列為叛逆。1949年,林獻堂以治病名義飛往東京,從此終生流亡日本。雖然他在接到蔣介石要他回臺的來信後,可能一度有所猶豫(頁223),但最終還是拒絕重返故土,寧可待在這個他曾與之周旋數十年的國度。   1955年,國府派出蔡培火這位昔日與林獻堂一起對抗日本人的戰友,再次赴日遊說他返臺,向來溫和圓融的林獻堂,作出了決絕強硬的答覆: 「(臺灣)非僅危亂而已,概無法律,一任蔣氏之生殺與奪,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也。」 (《灌園先生日記》,1955年10月14日)   1956年,這位歷經清帝、日帝、國府三代的臺灣仕紳在東京病逝,年74歲。 (以上引文若無特別註明,均指《旅途:三老爺林獻堂的生活日常》一書。)  
陳怡凱 2021-06-29
疑問的痕跡

疑問的痕跡

      這幾天,看著新聞,我突然想起一件有關香港的小事。   那是發生在九七之前,我不確定是什麼時候,有可能比《大時代》這部戲更早,丁蟹或許還沒有跳下來。當時,我還是個小學生。有天電視播報新聞的時候,螢幕上出現一個香港的教育工作者(身份我不記得),表示九七之後會配合北京要求的教學方向,還補了一句: 「教育本來就是要配合政府。如果我是在臺灣,當局要我跟學生講『共X』,我就講『共X』。」(大意如此。原話為粵語,我聽不懂,只是看字幕)。   他說話的口氣很輕鬆、很淡然,但卻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說,就因為他的口氣輕鬆淡然,所以我的印象才特別強烈。這段話讓我突然意識到,教師其實也不見得真心相信他們教給學生的東西。同一個人,如果放在不同的政治脈絡,完全有可能對學生作出相反的教學,而且輕鬆自在、面不改色。   要說這是一種打破世界觀的重大啟蒙經驗,那就太誇張了,沒有到這個程度。當時的我,就只是個小時不了了的小學生(大也未必佳),還沒有什麼自行批判學校教育的能力。這個經驗並沒有刺激我作出什麼論述,頂多只是在心中留下一道疑問的痕跡而已。   要到很久以後,我才逐漸看清,我小時候讀的臺灣國編本歷史教科書,其實也不太可靠,在相當程度上算是一種奇幻文學。而且,當年那些大力痛斥「共X」的人,有許多也換了一百八十度的立場。   至於說,我領悟到「不論視角再怎麼多元,人生在世還是有必須堅持的事物」,那就是更晚的事。從「看山是山」走到「看山不是山」,繼而再走到「看山是山」,已是中年。 (我手邊剩下的老香港物件已經不多,下圖這枚舊版港幣是其中之一。)  
陳怡凱 2021-06-27
這就是他們的道歉方式

這就是他們的道歉方式

「很遺憾在行動中不是一切都照計畫進行」   6月15日晚上,歐洲盃足球賽事在慕尼黑開踢之前,一名綠色和平組織的抗議者(德國籍)駕駛一架印著「拋棄石油」(kick out oil)大字的飛行傘,從空中闖入比賽現場,並疑似失控墜落,造成兩人受傷,傷者分別為烏克蘭籍與法國籍。同時,現場約有一萬四千五百人。   慕尼黑警方已依傷害、違反航管法規(體育場周邊上空為禁航區)等罪名對涉案人士進行調查。德國聯邦政府發言人6月16日譴責此舉為不負責任的行動,將人們置於巨大的危險當中(Das war eine unverantwortliche Aktion, die Menschen in große Gefahr gebracht hat.)。   德國綠色和平組織則在推特上道歉,並強調這場抗議絕對沒有想要打擾賽事或傷人的意圖、很遺憾在行動中不是一切都照計畫進行(Leider ist bei dieser Aktion nicht alles nach Plan gelaufen.)。然而,至少到目前(6月17日上午)為止,我看德國綠色和平組織還是把飛行傘翱翔天空的照片掛在推特上,旁邊放著要求福斯汽車放棄石油的抗議標語,似乎仍然捨不得這次行動的宣傳效益。   我實在看不出這樣像是真心要道歉。不過,也許這就是他們的道歉方式吧。 參考資料: 南德日報“Was die Polizei über die Greenpeace-Aktion weiß”新聞報導: https://www.sueddeutsche.de/....../greenpeace-em...... 南德日報”Bundesregierung verurteilt Greenpeace-Aktion in EM-Stadion”新聞報導: https://www.sueddeutsche.de/....../fussball-muenchen...... 德國綠色和平組織推特頁面: https://twitter.com/greenpeace_de/status/1404880452545097730   SUEDDEUTSCHE.DE EM-Spiel in München: Polizei zur Greenpeace-Aktion EM-Spiel in München: Polizei zur Greenpeace-Aktion  
陳怡凱 2021-06-17
冷戰時代的空運支援

冷戰時代的空運支援

    純粹從技術層面來說,今天從日本送到的這批疫苗,跟短期內疫情和緩與否關係不大。疫苗檢驗、配送、接種均需時日,接種之後也還要一段時間才能產生保護力。對於眼前而言,好好落實生活中的防疫措施更重要。   但就精神層面而言,這批疫苗卻有很大的影響。臺灣實際上是處於類似圍城的狀態,對外取得戰略物資(疫苗)備受阻撓。人是一種需要希望的動物,如果一直看不到獲得外援的希望,堅守圍城的意志就容易動搖;意志動搖,有心人就可能乘虛而入,進而兜售各種奇奇怪怪的方案。   有論者指出,在各種防疫措施當中,疫苗這項議題在臺灣輿論似乎佔據了過大的討論聲量。在我看來,有些帶起聲量的人,也不是真的要強調疫苗,而是要強調「他們有辦法阻止臺灣取得疫苗」,就像有人直到今天還在叫嚷說,臺灣民眾要有效抵禦病毒侵襲就「只有接受」所謂「安全高效、數量充足」的XX疫苗,言下之意自然是「若不順我的意,我就讓臺灣拿不到疫苗」。   阻撓臺灣獲得疫苗,這不只是生物戰,更是心理戰的一環。在圍城過程中,攻擊方往往會千方百計阻止防守方從外部獲取補給物資,這不一定是因為個別物資真的會對戰局有立竿見影的影響,而是要讓防守方陷入難獲外援的狀態,如此一來,精神上就容易出現裂痕。今天在桃園機場降落的日航班機,就是要防止這種狀況發生。   這場空運支援,除了防疫之外,同時也是在釋放一個訊息:倘若臺灣有事,東京(還有華府)不會袖手。這一點,跟1948年蘇聯封鎖西柏林之後,美國透過空運補給向莫斯科傳遞不會退讓的訊息,可說十分相似。從各方面來說,這次疫情都是一場類似戰爭的狀態。各方在疫情下的反應,相當程度也預示了戰爭降臨時會有的動向。作為臺灣人,我對日本國家,以及其他所有促成這次援助的人,只能說滿滿的感謝。   相對的,人必自助而後人助,臺灣若不站穩立場,別人也沒有理由要一直幫你的忙。在接下來的驚滔駭浪當中,唯有證明自己是值得援助的盟友,外援才會可長可久。成為某些國家的盟友,它們會在危難時對你出手支援;成為某個國家的國民,卻意味著它想要時就可以對你任意殺戮。究竟如何選擇,就在臺灣人的一念之間。兩個相隔多年的5月35日,正好就是這個對比的鮮明例證。 (下圖為三室戶寺的紫陽花,前疫情時代的某個六月天,筆者攝於京都宇治。)  
陳怡凱 2021-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