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有幾個重要條件： 1. 雙方要承認彼此是獨立國家，並尊重對方的自主地位。 2. 德國放棄建立大德意志帝國的野心。 3. 德國不再把泛日耳曼族群曾經立足的土地，都意淫成自己的固有領土。 4. 德國縮減軍隊規模，從一支進攻爭霸的武力，調降至防衛拒止的水平。 5. 德國加入以美國為首的集體安全體系。 6. 德國接受美國駐軍。 7. 德國原本的領導階層下台接受審判，送去他們該去的地方。 8. 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保持足以抗衡德國的武力。 以上這幾點，如果強國願意比照辦理，那當然是樂觀其成。其實不用苛求，哪怕只是作到一半，對東亞和平都是功德無量。 只是他們大概不會願意吧。

【「不好意思，我們的政府造成你們的困擾」】 2020年2月： 「一直將台灣視為『境內』的中國，遲未對台商撤離鬆口；在陸委會透過各種管道協調之下，接回武漢台商的包機將由中國的東方航空承運，今（3日）晚登機，自武漢天河機場起飛，11點40分落地桃園國際機場。」 _ _ _ 2023年3月： 「前總統馬英九上午在武漢參觀疫情展覽。對這個臨時增加的行程，馬英九說是給記者『一個驚喜』。」 「馬英九今天上午前來參觀武漢市檔案館『英雄城市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武漢保衛戰專題展』⋯ 對於講員提到當時在武漢的台胞沒辦法返回台灣時，馬英九則說，『不好意思，我們的政府造成你們的困擾』」。 「馬英九說，在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的領導之下，疫情初步做到好的控制，使得它不會大幅向外擴張，這點感到非常敬佩，這不是對中國大陸，而是對整個人類的貢獻。」 _ _ _ 一場席捲全球的禍害，被說成是「初步做到好的控制，使得它不會大幅向外擴張」。至於被連累波及的一方，反而變成是「造成困擾」，還要「不好意思」。 這是改寫歷史記憶的工程，黑白可以顛倒，上下可以逆轉。要是讓這些人掌握權勢，這就會是下一代所知道的「歷史」。 如果還有下一代的話。 TWREPORTER.ORG 首班武漢撤僑包機今晚起飛，首批200多人將回台，仍有人自願留下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首班武漢撤僑包機今晚起飛，首批200多人將回台，仍有人自願留下 - 報導者 The Reporter  

【一部小小的官場現形記】 　　他們在狒狒事件這種玩法，等於是在告訴各種民間專業人士，倘若有一天公部門的人前來請求協助，最符合理性自利的作法，就是不要理睬。 　　不理睬，就不會有責任，更不會有成本。如果理睬他們，就算事情有好結果，功勞也不會算到民間專業人士頭上，反而是讓首長的親信邀功擺拍，白白提供這些人自我表現的素材。 　　這還是比較好的狀況了。要是事情最後結果不好，又會如何？ 　　那問題就更大。在這種情況下，民間人士在第一線把手弄髒，卻又不是首長的「自己人」，超級好用，有夠完美。 　　首長會出來表達懊惱痛心、安排向死狒狒獻花鞠躬之類的魔幻寫實荒謬劇，同時輕描淡寫地把責任丟給「不明來路」的民間人士。首長的自己人？事情跟這些人沒有關係，事情不是他們作的，不用懷疑，故事版本就是如此，儘管之前他們以為情勢大好時拍照會搶第一。 　　至於現場決策到底是怎麼回事？場控怎麼弄的？就算民間人士真的「來路不明」，又怎會讓「不明來路」的第三人在場？而且還比公務人員更快鎖定目標？誰把定位資訊提供出去？指揮鍊的主導者是誰？這些問題，最後可能就是不了了之，反正吃定你拿不出書面記錄。 　　但這些問題，才是跟責任歸屬最密切的癥結所在。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這不是什麼大事，不值得多加注意。 　　也沒錯，或許真的不是什麼大事。只是有人在狒狒垂死時興奮擺拍，有人在狒狒已死時安排了一場鞠躬獻花的哀榮大典，有人則是被說成「來路不明」。一部小小的官場現形記，如此而已。

【從一個有趣的問題談起】 德國《每日鏡報》(Tagesspiegel)在20日刊出了德國作家 Stephan Thome有關臺灣的一篇訪談。 在這篇訪談當中，訪問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臺灣是民主政體，由一位單身女性（Single-Frau，原文如此）治理，保障原住民與Queer群體、而且是有工會與公民社會的社會國。這是左派的夢想(ein linker Traum)。為什麼許多西方左派人士卻反而對臺灣態度冷淡、乃至於拒斥？像是梅蘭雄（法國議員）、德國左翼黨、甚至於德國社民黨？ 對此，Stephan Thome提出的回答是： 「反美思想對於整個左派肯定發揮最大的角色：在這套設想之下，臺灣只是美國跟中國對抗的一個小卒。」 („Ganz links spielt sicher der Anti-Amerikanismus die größte Rolle: die Vorstellung, Taiwan sei nur ein Büttel der USA im Wettkampf mit China“) Stephan Thome的理解是否正確，或許會有不同意見。不過，某些西方左派（我不太喜歡這個詞，但暫時想不到恰當的替代詞彙）的「反美」國際關係論述，與臺灣作為一個政體的存續，無疑具有高度的緊張關係。 許多西方左派人士，對於美國的全球介入抱持高度批判的態度。然而，要不是有美國持續介入，維持世界各地的戰略平衡，許多中小型政體繼續存在的機會恐怕相當渺茫。各地區域強權自然會弱肉強食，把周邊鄰居一一併滅，建立自己的「共榮圈」或「大空間」。無可諱言，這些住在強國旁邊的「小鄰居」，也確實很難單憑己力抵抗區域強權的進犯。 換言之，美國的全球介入，是世界各地中小型政體賴以存續的重要元素。因為有美國施力擋住區域野心家，戰略平衡才能維持下去。倘若認為美國介入是一種「霸權」、是「帝國主義」，必須要「反霸反帝」，那也就意味著毀滅這些中小型政體，包括臺灣在內。 當然，大部分這些左派人士不會直接這樣說。他們會說：我們沒有要毀掉你們啊、只是要你們好好跟區域強權「對話」啊，諸如此類。 但這只是換一種說法而已。 「對話」向來都是最講實力的事。沒有實力，根本就沒有資格去「對話」。而沒有美國介入，就不會有區域的實力平衡，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一言以蔽之：對於位處板塊邊緣的前線小國而言，與美國合作，是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合理選擇。就算跟美國合作有其代價，都比變成鄰居的食物好得多。但在某些西方左派人士眼中，既然你們跟「美帝」合作，那就已經政治不正確了，是「小卒」，是「棋子」，就算你們的內政再符合「左派理想」都沒有用，根本取悅不了這些人。 說到底，這些人其實沒有真的把前線小國當成是有自身利益、有自主追求的獨立主體在看待。以「北約東擴」這個說法為例，明明是東歐國家在俄國威脅下主動希望加入北約，但卻被說成是北約往東歐「擴張」、「挑釁俄國」，彷彿東歐諸國只是被北約指使的魁儡，沒有自己的選擇與意志。 如果是有爭霸野心的區域強權，推銷這種話術有充分的合理性。但若是前線小國的國民信奉這一套，就等於是政治上的自尋死路。 附帶一提，Stephan Thome算是對臺灣相當友善的德國評論者，著有以臺灣近代史為背景的歷史小說《梅雨》(“Pflaumenregen“)。     引文出處：https://www.tagesspiegel.de/....../die-deutschen-und...... TAGESSPIEGEL.DE Die Deutschen und Taiwan: „Es gibt Widersprüche zwischen unseren Wirtschaftsinteressen und unseren Werten“ Die Deutschen und Taiwan: „Es gibt Widersprüche zwischen unseren Wirtschaftsinteressen und unseren Werten“  

1955年，中華民國前代總統李宗仁： 「台灣與金門馬祖解除武裝。」 1966年，蔣經國： 「統一戰線是什麼呢？統一戰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李宗仁，他自己稱，李宗仁的回北平是統一戰線最大的一個成就。大家可以都想得到，李宗仁回北平去，他的成就在那裏？在我們了解這個情況的人非常清楚，這算得什麼統戰的成功！不但是我們如此看法，李宗仁到了北平之後，第三天莫斯科的真理報有一篇文章說『北平從政治垃圾堆裏找到了一塊垃圾，就是李宗仁』。莫斯科都是這樣子的說是在政治垃圾裏面找到了一塊垃圾，有什麼成功可言！」 「統一戰線是什麼呢？它就是利用一個人的弱點：一個人總希望能夠活，一個人總希望能夠有地位，一個人總希望能夠得到『名』、『利』、『財』、『色』和『地位』，他就是用這種不正當的方法，把許多人關進他的圈套裏面去。他把這個圈套套在你的頭上，牽著你的鼻子走，這就是統一戰線。」 幾個月後，文革爆發，李宗仁被抄家。 _ _ _ 註：上引李宗仁言論出自《國家檔案資訊網》，檔號A303000000B/0044/407.1/0029。 蔣經國言論出自國史館《蔣經國總統線上資料庫》，典藏號： PCKSE0000435，〈敵我情勢的分析及我們應有的努力 〉。  

如果用戰國時代的情形作比喻，現在的情況，大概就相當於有一群儒生出來講這些話： 「秦國進攻雖然不對，但都是六國合縱西擴才挑釁秦國的呀。」 「六國應該解除合縱，不要讓衝突升溫。」 「韓國最好跟秦國、齊國都保持等距外交。」 「呼籲趙國立刻停止舉國動員抗秦的軍國體制，跟秦國談判對話。」 「嚴正譴責信陵君擅自率領魏軍介入秦趙戰爭，讓戰爭火上加油。」 「燕國派荊軻刺秦，使用暴力。」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要楚國戰到最後一人的好戰口號。」 「六國抗秦是在當匈奴人的棋子。利用六國來削弱秦國。」 「天下烏鴉一般黑，六國又是什麼好東西？」 「六國國家預算應該用在民生社福與水利工程。」 「反戰不是不反秦國侵略，不是投降主義者，而是要打破禁忌和盲點。」 「民間反戰是當政府和秦國與匈奴談判時的重要勢力。」 當然，等到秦王兼併六國之後，這些傢伙就會被坑掉。

  　　2002年的時候，中國導演張藝謀曾經發表一部電影《英雄》。由於歷時超過二十年，年深日久，很多人或許沒看過這部作品。但我覺得，這部電影確實有代表性，體現了某些人對於「和平」的理解。 　　電影劇情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也很簡單：這是一個顛倒的刺秦故事。故事背景是中華戰國末期，秦軍四處攻城掠地。有幾位武術高手想要阻止秦國繼續侵略戰爭，決定挺身行刺秦王。 　　然而，刺秦大業進行到一半，有位高手卻突然改變了想法，覺得為什麼要刺秦？既然秦軍氣勢洶洶，那就讓大秦併滅六國嘛。只要六國不復存在，以後秦國就不會再跟六國發生戰爭了，從此天下太平，不是很好嗎？ 　　於是，這位高手背棄了愛侶的信任，在秦王殿前放棄掉行刺的機會。而且還把這種「追求和平」的思想傳染給另一位有機會行刺秦王的高手，要他為了「天下」放棄刺秦。 　　就這樣，隨著刺秦高手相繼棄劍，再沒有任何機會阻止秦王。秦滅六國，「統一」華夏。 　　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作法其實也維持不了和平。秦滅六國之後，隨即大量汲取六國資源，繼續對外發動戰爭，北擊匈，南攻越。天下百姓死傷枕籍、痛苦不堪。隨後帝國在重負下崩解，楚漢交戰，大量人口死亡，勝利者又重建秦制，東亞大陸逐漸進入週期性的帝國崩塌。璀璨的先秦諸國文化，從此不復存在。 　　話說回來，沒有歸沒用，這部電影確實體現了許多人對於「天下太平」的理解。對於許多人而言，所謂的「和平」，就是叫被攻擊者不要抵抗的意思。讓攻擊者隨心所欲，自然也就「和平」了。這部電影裡面沒有「立意皎然，不欺其志」的荊軻或高漸離，而是讓先秦刺客也改弦易轍，轉向認同大秦的一統霸業。 　　對於這種思想的認同者而言，這叫作「反戰」、「追求和平」。張藝謀作為電影藝術家，確實有相當高的敏銳度，作品精準掌握某種核心思想，不負國師之名。 　　但在反對這種思想的人眼中，這種「和平」等於是自取滅亡的同義詞。《1984》開頭那句反映顛倒錯謬的名言「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 註；下圖為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詔，「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原文銘刻於臺北故宮館藏青銅器「秦廿六年詔橢量」，筆者攝於臺北故宮。

再貼一次舊文：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 「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當年在歐威爾的國家，這些充滿腐蝕性的人沒有成功。 不過，此時此地，這種人卻真的有可能會成功。 https://www.facebook.com/107877510631518/posts/352939806125286/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Eric Arthur Blair）影響最大的作品，自然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不過，除了這兩部小說之外，他的散文也值得一看，其風格冷澈、直率、又帶著淡淡的黑色幽默。雖然歐威爾不是哲學家或史學家，也不具備理論建構所需的概念工具，但我卻覺得他對時局與歷史的若干洞見，比許多思想家更具參考價值，儘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想法。 . 　　在歐威爾留下的散文當中，有一系列對於二戰前英國時局的評論。這些隨筆寫於二戰前期，大約在1940年前後。當時英國雖然勉強免於潰敗，戰局前景卻仍屬難言。在「一局收秤勝屬誰」混沌不明的情況下，歐威爾對於「英國何以至此」作了一番思索。我認為，歐威爾這些戰時隨筆，跟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法國淪陷後寫下的《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堪稱相互對應之作。 . 　　在歐威爾看來，二戰的爆發早已無可避免。至少到了1936年之後，戰爭的到來對於傻瓜以外的任何人都已經是顯而易見 (p136)。然而，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卻是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像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1938至1940年擔任英國外務大臣）這些政治人物，除了繼續維持無法維持的現狀，試圖把時間撥回1933年之外(p166, p184)，別無其他因應措施。 . 　　問題是，凡爾賽條約所建構的脆弱和平早已不具備延續的條件，縱使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繼續用徒勞無功的綏靖政策討好納粹，也不可能避免戰爭。哪怕是英國主動歸降（實際上等於是拱手把部分國民送進集中營），也只是讓納粹德國得以運用英國的資源，來構築對抗美國與蘇聯的霸業，戰爭終究還是會爆發。 . 　　不過，歐威爾無意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政治人物。他用冷澈銳利的筆調點出讓人不快的事實：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無疑支持他。所以說，英國人不要逃避責任。說到底，大多數英國人就是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did not want to pay the price either of peace or of war, p148)。最後才會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 . 　　於是乎，英國就在這樣「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的軍備不斷壯大。另一方面，英國陸軍的水平卻還是跟1918年一戰終結時相差無幾(p162)，最終釀成1940年的西線大敗。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經迫在眉睫的1939年8月，英國商人們卻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It was about as sensible as selling somebody a razor to cut your throat with. But it was “good business”, p162)，歐威爾如是說。 . 　　那麼，以英國人這副樣子，是如何撐過納粹橫掃歐洲的風暴？歐威爾認為，關鍵在於英國人的愛國情感仍然能在危機時刻起作用(p189)。這是一種宛如動物本能的心理機制，「就像面對狼的牛群一樣」(like a herd of cattle facing a wolf, p147)。就是這樣根深蒂固的情感，讓英國人突然在懸崖邊緣行動起來，救出困在敦克爾克的部隊，並積極防備德軍入侵(p148)，從而撐過了德軍開戰第一年的凌厲攻勢。不過諷刺的是：這種「愛國心」正好就是英國知識份子所鄙夷、並且極力想要消解的一種情感(p190)。 .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這是一群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儘管在口頭上反納粹，但又不肯正面支持對抗納粹的戰爭，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p190) . 　　歐威爾進一步指出，許多所謂「和平主義者」心底始終有一個不甚光彩的念頭：「等時候到了，俄國人會來幫我們打仗」(when the time came the Russians would do our fighting for us, p183)。換言之，與其說這是「和平主義」，不如說是「和平外包主義」。「納粹好可怕，打仗好危險，還是讓外國人上吧」。 . 　　另外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 　　不要誤會，歐威爾的意思並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從軍抗敵，他的標準沒那麼高。但至少，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可以作到：你可以少說兩句動搖民心士氣的話，可以少說兩句助長敵人聲勢的話。社會氛圍就是每個人的言行積累而成，少說兩句，對於社會就已經是一種貢獻。不指望你積極付出，只要「不要作」會削弱抵抗意志的言行就好。要知道，在敵人是極權主義政權的情況下，一旦敵人勝利，就勢必會進行清洗人口的社會工程。換言之，國家放棄抵抗，就等於是置一部分的同胞於死地。而且，還會讓敵人得以攫取本國的國家機器，直接指揮本國軍警來搜捕自己的國民。 . 　　在歐威爾看來，如果納粹會認定英國已經趨於頹廢、從而可以安然發動戰爭，這些擁護和平主義的「知識份子」難辭其咎，最起碼也有部份責任(partly responsible, p156)。歐威爾在1940年更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masochism)，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風向。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也沒有比德國更有言論自由，諸如此類。最終就是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也沒有什麼不一樣，至少，兩邊「就是一樣爛」(“just as bad as”, p185)。 . 　　當然，具有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歐威爾多慮了，英國最終安然度過了戰爭。納粹那種帶風向的手法，只對空虛的心靈以及缺乏精神免疫力的社會才有用。至於英國，畢竟還是英國。如果連英國都擋不住，歷史早就已經轉往另一個方向。那個方向走到盡頭，也許會是一個更加接近《一九八四》的世界。 （以上引註頁碼參George Orwell ,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1947年3月6日，行政長官陳儀公開廣播，宣佈改組（惡名昭彰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起用台人擔任官員。另外還「開誠布公」，聲稱從當年7月1日就會開始實施縣市長民選，「台北事件可望和平結束」。 當然，後來的發展不是這樣。 只不過，在3月6日這個時間點，國府還在調遣兵力，部署尚未完成。 3月8日，陳儀秉報蔣中正： 「俟廿一師之一團到台北，即著手肅奸。」 然後就發生了我們所知道的事。 話說回來，同樣的招式現在再用一次，大概也還是會有許多人受騙相信。可悲之處，莫過於此。 註：下圖引用自國家檔案資訊網。 1947年3月7日《中央日報》報導檔號：A803000000A/0036/340.2/5502.3/8/001。 「領袖特交檔案整編資料」檔號：A202000000A/0036/2020.44/1/0001/016

從他的角度來說，出來闢謠滅火是正確的。 散布這種謠言，其實是一種雙刃劍。雖然有可能提高受眾對於美國的反感，但若謠言效果太好，真的讓受眾相信美國有意毀掉臺灣，那反而會讓大多數受眾不敢站在美國的對立面。 畢竟，之所以會有許多人敢於用巨嬰式的態度對待美國，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有對抗強權的勇氣，也不是他們的中華情懷夠虔誠，而是自以為美國「不會拿他們怎麼樣」。 但要是讓他們發現美國確實會拔刀出鞘，而且拔出來的刀比他們心目中的老大還要大，會如何？ 那這些人也就會紛紛見風轉舵，變成呼籲不要「對美挑釁」、要有「以小事大的智慧」、「積極維護（太平洋）兩岸和平」。 這種「畏威而不懷德」的表現，跟此輩往往只會向民主國家討自由爭權利，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註：報導出處請見留言。 出處：https://www.mirrormedia.mg/external/setn_1256221/ MIRRORMEDIA.MG 蔡正元散布「拜登毀台計畫」　朱立倫嘆氣

【近憂與遠慮】 我個人其實不是很擔心人工智慧（AI)造成的社會衝擊。 倒不是我覺得人工智慧無足輕重。恰恰相反，我認為AI確實會大幅改變現代人的生活樣貌，連帶對社會造成重大衝擊。若以現在的發展速度持續下去，下一代人的生活，應該會跟今日頗有不同。 那我為什麼還是不甚擔心？ 原因也很簡單：人有近憂，不及遠慮，眼前的麻煩已經夠多。 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國家存續恐怕就會迎來嚴厲考驗，或者說已經在遭受考驗。如果國家瓦解，那就意味著巨大的混亂與災難，也輪不到亡國之人來擔心什麼AI發展之類的大哉問。哪裡有那麼奢侈了？要擔心的，是一些更基本的問題，像是人身安全、社會失序、政治清洗、暴力橫行、糧食匱乏、貨幣貶值、更不用說醫療癱瘓。 許多人似乎有一種錯覺，以為「基本的自由」、「穩定的秩序」以及「豐裕的糧食」是理所當然的存在，其實根本不是這樣。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這些往往是大多數人難以企及的奢侈。紙醉金迷的後冷戰和平，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短暫插曲，而且已經結束，確定結束。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國家能否平安度過下一個階段的驚濤駭浪，實在非常難說。更何況，還有不少人或者漫不在乎，或者極力想要整倒這個國家，不惜主動破壞自己生活賴以存續的社會基礎。仿佛以為沒有了保障秩序以及提供服務的國家機能，他們還能好好活下去，以為還有其他政權會讓他們好好活下去。 所以說，何必急著為人工智慧造成的社會衝擊傷腦筋呢？ 畢竟「人類的缺乏智慧」就已經足以讓人煩惱不完了。

我對杜正勝最強烈的記憶，是他在擔任教育部長前後所遭受的羞辱。當時的媒體操作手法，說來也很簡單，就是不斷抓著他的一些枝節小事，無限上綱敲鑼打鼓，製造一波又一波的譏嘲，成功營造出「杜某不學無術」的公眾形象。 他當然不是。 喜不喜歡他這個人是一回事，認不認同他的見解是一回事，但這位沉浸史學研究數十年的中研院院士，無疑具有深厚的知識根柢。假如連他都是不學無術，那麼臺灣的人文社會學界，大概就沒有幾個人能算是有學問。 問題是，這種公眾形象的營造，其實具有高度的針對性。 這種操作不是偶然，恰恰因為他是飽學耆宿，所以更要針對這一點進行形象破壞。 這是一種刻意折辱的公開展演，重點是要在公眾面前，把對方突出的特質硬生生打碎。你是本土路線當中被稱讚有學問的人？是「同心圓史觀」的大將？那好，我就不斷洗不斷洗，讓社會大眾覺得你虛有其名、不學無術，只是靠著趨附權貴上位，最好還要進一步覺得本土路線的所有人都是不學無術。只有我們這邊的人，才可以當有「學術風骨」的「知識菁英」。 所謂文化霸權就是這麼回事。從杜正勝到陳建仁，都是如此。 說起來，在這種烏煙瘴氣的氛圍之下，臺灣的學術界竟然還有作出一些成績，也算是真不容易。  

這件事頗有喜感。 首先，「還我河山」是要還給誰？誰的河山？誰丟了河山？如果依照那種「誰打進來，誰就是祖國新朝代」的邏輯，理應不存在「還我河山」的問題。反正「祖國」數千年來只有朝代更迭，國家存續不滅，征服者打贏了就是新同胞，那麼就算金兵南下，「河山」也只是轉由新朝代、新同胞來統治而已，仍然是祖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這個邏輯之下，既然沒有「失」，自無所謂「還」。反倒是岳飛這號人物，應該要被說成是「阻礙和平統一」的罪人，是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妄圖以武拒統，不肯跟大金坐下來好好談。 反過來說，如果認為紹興和議是錯的，而且錯到不砸跪像不足以洩憤，那該砸的首要目標也不該是秦檜，而是宋高宗。畢竟，趙先生才是當時的首要決策者。 但我相信這些人不敢砸，至少不敢公開砸。如果砸皇帝的塑像，影射意涵實在太強，很容易引來「劍指今上」的聯想。就算動手的人心裡沒有那個意思，也難保別人不會覺得「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在說誰」。萬方有罪，罪不在朕躬，此乃天朝自古至今的政治奧秘。 至於讓秦檜妻子王氏的塑像也一起跪在那邊接受羞辱，這就更是莫名其妙。   出處：https://udn.com/news/story/7332/6939392...... UDN.COM 「滿江紅」熱映 遊客景區砸秦檜像大喊「還我河山」 | 聯合新聞網 「滿江紅」熱映 遊客景區砸秦檜像大喊「還我河山」 | 聯合新聞網

回到十年前？和平與繁榮？ 如果十年前叫作「繁榮」的話，那跟我經歷的臺灣大概是平行時空。當時那種依附北京的經濟路線，釀成嚴重的產業空洞化，讓經濟日趨衰敗。而且，這還是多虧社會反撲力道太劇烈，沒讓他把想作的事全部作完。否則，要是給他把全套政策作足，情況只會更慘。 至於所謂「和平」云云，關鍵也不是他的政策，而是美國的實力威懾。事實上，他的弱兵路線對國防造成了嚴重損害。不但沒讓國家變得更安全，反而更大幅提高風險，遺禍至今。只是因為敵人顧忌美國的存在，不敢在自認實力尚未成熟的情況下進攻，才沒讓臺灣在他手上完蛋。 總之，若把「和平」歸因於他的政策，這個因果連結就未免錯得離譜，比「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還要誇張。 然後，像這樣一個人，現在堂而皇之出來散布疑美論，吹噓所謂的美好往日時光，倡言回到十年前的「和平與繁榮」。 改造歷史記憶就是這麼回事。 無論如何，那種「美好往日時光」是肯定回不去了。如果此輩真的一朝得勢，和平與繁榮也不會到來。到來的，只會是混戰與衰敗，如此而已。 出處：https://www.storm.mg/article/4711364 STORM.MG 麥卡錫若春季訪台恐再度引爆台海危機　馬英九：蔡政府一定要慎重面對-風傳媒 麥卡錫若春季訪台恐再度引爆台海危機　馬英九：蔡政府一定要慎重面對-風傳媒  

我其實不太相信「歷史會還某人公道」這種話。若以不可靠的程度而言，這種話就跟「來生的救贖」差不多。也許存在，但不能期待。 事實上，暴虐無道的人物博得美名的例子，在史書上比比皆是。不論再怎麼窮凶極惡、殺人如麻，只要妝點得法，都可以讓許多人歌功頌德。 另一方面，在歷史的長河裡，也有一大堆相對良善的人物被否定、被貶低、甚或被徹底遺忘。儘管他們可能比同時代的美名者更有實質貢獻，但因為他們無力影響後人的認知，於是在後世史書中，他們反而變成反派角色，又或者根本沒有角色，永遠不會得到他們應有的評價。 歷史真的會還人公道？ 不見得。能夠還人公道的並不是「歷史」，而是「同代人」。如果一個時代的人未能讓歷史往比較公道的方向前進，那也就無法合理指望之後會有公道。公道這種事，不在歷史，而在當世。

  　　有些臺灣人對於國際關係的理解，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 「當美國對臺灣態度（貌似）不積極的時候，就聲稱美國要棄臺灣於不顧（棄臺論）。當美國對臺灣態度積極的時候，就聲稱美國要挑起衝突、把臺灣推向戰場（炮灰論）。」 　　這個公式固不足以盡其全貌，但雖不中亦不遠。棄臺論與炮灰論是同一套話術的兩個面向，視情況變化交替使用。總之，不論美國態度積極也好，不積極也好，在這些人眼中都一樣可惡，都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那麼，美國到底應該要怎麼作，才是對的呢？ 　　如果拿這個問題問這些人，恐怕也講不出什麼具體答案，只會得到一些籠統的回答，像是「美國不要來干預中國人的事」，諸如此類。 　　諷刺的是，這些人恰恰就是「美國干預」的最大獲益者。臺灣本來就身處四戰之地，這個格局並不是因為美國而起，也不會因為美國袖手而改變。若非美國以其軍事實力壓住蠢蠢欲動的挑戰者，保障了超過七十年的和平，臺灣早就烽火連天。一言以蔽之：要不是美國「干預」，這些人大概已經嘗盡苦楚、死於非命。很可能，根本就不會有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機會。 　　然後，就是這樣一群受盡美國好處的人，卻不斷咒罵美國。積極也罵，不積極也罵，對自己的最大盟友百般苛求。反之，面對想要加害自己的匪徒時，卻是極盡體貼、百般寬容。 　　像這樣的人，竟然還沒有被演化機制淘汰，也可算是一件奇事。如果真有上帝的話，這個現象充分說明了上帝的寬大。

引用： 「鍾東錦辦公室指出，陳姓被告雖在地方基層選舉期間掛名擔任聯合競選總部主委，但其與鍾東錦並無實際往來，且陳姓男子已在偵查中明確表示沒有幫鍾東錦買票」 撇開「主委是掛名」這個切割方式不談，比較讓人好奇的是：為什麼鍾姓被告可以這麼肯定陳姓被告（已遭羈押禁見）在偵查中說了什麼？既然「並無實際往來」，還這麼明確？ 當然，如果陳姓被告在偵訊時真的這樣說，那也不奇怪。畢竟，這是相當典型的應對方式。 但為什麼鍾姓被告可以這麼肯定呢？   出處：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212205003.aspx CNA.COM.TW 競選幹部涉賄檢方提當選無效之訴 鍾東錦辦公室：嚴重抗議 | 政治 | 中央社 CNA 競選幹部涉賄檢方提當選無效之訴 鍾東錦辦公室：嚴重抗議 | 政治 | 中央社 CNA

日本政府昨（16）日宣布新版「安保三文書」，包含「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及「防衛力整備計畫」等三份文件。概略而言，有以下要點： 1. 規模達3200億美元的龐大擴軍計畫（很多很多份營養午餐）。 2. 強化敵基地攻擊能力。 3. 提高彈藥儲備（ 烏克蘭戰爭的經驗顯示出用量太兇）。 4. 設立陸海空聯合指揮中心。 5. 強化網路與太空戰力。 這是日本在二戰之後規模最大的擴軍計劃。北京已對此提出抗議，華府則表示歡迎。 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一再強調：即使臺灣向北京屈服，也無法因此避免戰爭。在兩大陣營對峙的時代，向一方屈服，就等於成為另外一方的敵人。若是因為有一方態度比較兇惡，所以選擇向兇惡的一方屈服，那就無異於向另一方釋放出「歡迎打我」的訊息，「反正只要對你兇惡你就會低頭」。 沒有人規定日本強化之後的攻擊能力只能有一種用途。 如果認為臺灣無力抵抗北京所以要屈服，卻以為臺灣能夠抵抗更強大的美日聯軍，那就是自相矛盾。屈服不可能帶來和平，只會造成腹背受敵而已。 從法律角度來說，日本憲法第9條即使不修訂，大概也會在實務上被「重新解釋」吧。或者說，現在等於就是如此。   出處： 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pacifist-japan-unveils....../ 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212160300.aspx 朝日新聞：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DJ25R4QDHUTFK02L.html        

2020年1月： 「台灣現在的口罩產量及存量應該還有能力捐給中國大陸」 「政府應該趕快運送口罩到大陸去」 這些人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訴求是這樣。 後來的事實證明，假如當時沒有當機立斷管制出口，情況會更糟。要是真照這種人的訴求去作，就是加劇本土的資源稀缺與社會混亂。 然後，過了將近三年，又有人老調重彈，開始呼籲「協助中國醫療需求」。而且是「應協助」，意思是「應該的」。但在過去三年之間，同一批人卻往往又把臺灣的防疫成果批得仿彿一文不值。 照理說，倘若這些人的批評成立，那就更該把醫療資源留下來救治本地民眾。豈有反而要「防疫不佳」的一方輸送醫療資源的道理？ 何況就算資源有餘，也沒有理由說臺灣「應協助」。什麼時候，把資源搬過去變成是「應該」的事情了？又不是要服務母國利益的殖民地。 註：引用出處請見留言。 出處：https://www.storm.mg/article/2229145 STORM.MG 口罩禁出口　馬英九：非常失策、非常沒有愛心的做法-風傳媒 口罩禁出口　馬英九：非常失策、非常沒有愛心的做法-風傳媒

  在還不是很久之前的過去，像是「不能鎖國」、「要有國際觀」這類臺詞，還常常用來為臺灣企業在鄰國投資設廠辯護。經濟自由化的聲量甚囂塵上，「臺灣企業要走出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 如果有人質疑，就會被戴上「鎖國」、「沒有國際觀」的帽子。要是呼籲政府施加限制，就會被批評是政治黑手干預產業，應該要「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擔心產業外移？擔心技術外流？不用擔心，「利大於弊」，只要對鄰國作更多的開放都可以賺回來。 曾幾何時，風水輪流轉。當企業投資設廠的對象換成美國，儘管只是整體產能的一小部分，卻也變成是「去臺化」、「掏空臺灣」。放眼全球的豪氣突然不見了，「經濟歸經濟」也不講了，「不能鎖國」云云更是拋到了九霄雲外。曾經的「國際觀人士」在此搖身一變，成為臺灣企業走向世界的反對者。 所以說，一度風靡臺灣社會的所謂「國際觀」，只是一種騙局話術。說穿了，拆掉這種「國際觀」的包裝，裡面的內容就是不折不扣的天朝中心論，認為臺灣只有併入鄰國一條路。這種觀點並不是真的支持經濟自由化，也不是鼓勵臺灣企業走向國際，更不是反對臺灣「鎖國」。只是反對臺灣不跟鄰國鎖在一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