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的台灣與朝鮮都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台灣迎來中華民國，迄今「中國」紛擾不斷；朝鮮則因左右獨立運動，內戰分裂為南韓、北朝，敵意未解。台灣和南韓都經歷長期以反共為名的軍事統治：蔣政權一九四九年從原生國流亡來台的戒嚴統治到一九八七才結束，歷時三十八年；韓國則歷經李承晚、朴正熙，以及藉政變奪權的全斗煥，歷經多次共和體制。 一九八七年，韓國進入第六共和後才真正進入民主化。這一年，台灣解除戒嚴。後蔣時代，憲法增修。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二〇〇〇年執政黨替換，形成寧靜革命，但舊體制陰影盤根錯節。韓國經過多次軍事政變的多次共和，體制變革容易。台灣、中國，兩國論未解；南韓、北朝都是聯合國會員國。 光州事件又稱光州民主化運動，發生於一九八〇年的五一八，持續九天。起自大學生抗議戒嚴被軍方射殺、傷害，全斗煥政權極盡壓制封存，卻成為韓國民主化的基石。台灣的美麗島事件發生於更早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日，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台灣人被壓抑再挺身站起來的關鍵點。台灣和韓國有相互輝映的民主化歷史。 台灣人應該從電視、電影看到許多光州事件的藝術轉化。光州雙年展自一九九五年開展，迄今已進入第十六屆，藝術與人權互相輝映。藝術不同於政治，來自文化，是使人活下去的力量。光州雙年展邀集不同國家的藝術家參展，以作品呈現或煥發人性光輝的主題。台灣也獲邀參展，今年原本台灣之名被杯葛而擬撤展，後來確定正名台灣，中國則因台灣正名而退出。 中國有資格參加光州雙年展嗎？想想一九八九年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這原本是中國民主化的契機，卻成為意義的灰燼。在歐美大國的利己主義姑息之下，中國藉由走資化壯大。共產政權吞噬了自由、民主、人權。這樣的國家因光州雙年展容許台灣以台灣之名參展而退出，其實是畏懼藝術喚醒的政治變革力量。 中國若要展現自己尊重藝術，尤其是藝術的「解放」力量，應該在北京由藝術家團體發起「六四雙年展」，邀請世界藝術家以「民主、自由、人權」為主題，向世界展示藝術的解放意義。這比起走資化形成的經濟表面華麗景象更重要，一個國家的文明或將因此形成。 也許有這樣的一天，就假設是二〇二九年天安門事件四十週年之際，中國北京有「六四雙年展」，台灣的藝術家也和世界各國追尋民主、自由、人權的藝術家一起參展。那時，中國或因為走資化而走向民主化。台灣的高雄也可以舉辦以「美麗島」為名的雙年展，以藝術煥發民主、自由、人權，並邀請中國的藝術家以中國之名參展。高雄展、北京展或將繼光州展之後，開啟新東亞的文化形貌。 （作者是詩人）

中國西藏與尼泊爾邊界因冰雪融化而發生土石流，導致重大災情，雖然那裡人煙稀少，但是失蹤與死亡人數也達數千人。這裡既有天災，也有人禍。天災是全球暖化，人禍則以西藏地區為烈。 中國只承認天災，但是對災情嚴密管制，有人在網路上估計死亡人數達一千人，立即被以造謠罪名逮捕。尼泊爾今年三月政權交替，由卅五歲的地下饒舌歌手出身的巴倫德拉．沙阿出任第四十三任總理。原因是過去政府用中共的手段箝制人民言論，也必然帶來貪污腐敗。所以這次災難發生後，媒體與內政部長等官員便批評中國沒有及時通知尼泊爾。其中資深外交記者卡夫雷於災難當日，於社群平台連續發文，直言尼泊爾一直在妥善回應鄰國的「合法安全關切」，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北方鄰國卻嚴重傷害了我們」，「由於未能針對如此巨大的災難提供事前預警」，造成尼泊爾付出慘重人命代價。鄰國的「合法安全關切」是指尼泊爾與西藏的關係，有許多西藏人逃往尼泊爾，並與達賴喇嘛聯絡，都被中國干預，使尼泊爾形同中國附屬國，導致親中政權倒台。 尼泊爾政府起初拒絕外來的支援，只接受金錢援助。這也是為了防止中國以援助為名進一步干涉尼泊爾內政。但是因為災害太嚴重，所以後來接受外來支援。 至於人禍有兩種。第一是中國處於上游地帶，土石流發生在上游再沖到中下游的尼泊爾七個縣，但是中國沒有示警。這又有兩個可能：一個是中國沒有把尼泊爾的安全放在心上，或者尼泊爾換了不親中的政府，那就用「天災」教訓他們，就如刁難智利草莓和厄瓜多白蝦。還有一個可能中國的確不知道雪崩，因為中國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只有抓異議人士，環境安全並非國家安全，因為異議人士冒犯中共利益，環境安全大家完蛋，關黨國何事？而尼泊爾一間中學，校長接到朋友的告警電話，立即下令學生往高處撤走，並攔下正來學校的校車，一六四三名學生全部獲救。 第二種人禍就是中國對西藏的漢化。「香格里拉」這個世外桃源的名字來自西藏，因此是世界的寶庫。但是落在共產黨手裡就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征服西藏的手段就是漢化西藏，將西藏世俗化，把人跡罕至變成車水馬龍，原來的西藏特色消滅了，你要什麼獨立和自治？於是中國在西藏大修鐵路公路基建，還有軍事基地。這樣帶來的人氣就是熱氣。北冰洋都會消融，何況車水馬龍的世界屋脊。 一九五七年的教育部長張奚若批評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毛澤東雖然沒有把他打成右派，但在幾次中央會議上不忘破口大罵。看中共現在還不是這個鳥樣？ 據說習近平將帶領四百人浩浩蕩蕩訪問印度，習近平應該好好討論作為河流上游的西藏高原應該如何對待下游諸國？否則就是天敵。這有兩個出路：中國民主化或西藏獨立。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本月中旬我赴英國旅行，所見所思，分享國人。 文化大國 英國公有博物館及美術館全都免費。我看過愛丁堡的國家藝術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都免費向全世界開放！再窮的人，也應該有欣賞藝術的權利。曾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讀書的馬克斯也說：「人們常常連吃的都沒有，但並不妨礙他走進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給窮光蛋馬克斯帶來「家」的感覺。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氾濫的英國，蓋了偌大的博物館，讓無產階級也能享用，讓馬克思在這裡執筆痛罵資本主義。孫文也曾是該館常客，他說「在這片宇宙中心之地，領略眾多景點、博物館和歷史遺蹟。」 李弘祺教授回應說：「記得一九八五年我正好在英國開會，會中大家討論起大英博物館是否應該維持免費政策，很高興四十一年後的今天，他們還繼續維持這一寶貴傳統」。 英國願耗資經營如此龐大的文化事業，好在他們沒有藍白政客，沒有文化劊子手翁曉玲，否則經費早就刪光了！ 英國有濃厚的歷史意識，重視文史、哲學、科學人物。在鈔票上看到小說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畫家透納（J.M.W. Turner）、數學家圖靈（Alan Turing）；我在愛丁堡的街頭，還與自由經濟理論大師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相逢，當然是銅像；我也喜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銅像。 愛丁堡王子街花園有一座高聳入雲的Scott Monument，是為紀念蘇格蘭著名詩人也是歷史小說家華特史考特（Walter Scott）的紀念塔，成為愛丁堡代表性地標。在這裡我看到文化大國的底蘊。 來到Stratford莎士比亞的故居，與這位世界級文豪銅像合影時，不期然想起他的名句「把玫瑰叫成別名字，它依然芬芳。」曾經有一位台派同志非常不滿台灣還用「中華民國」名號，我於是用莎翁這句話「安慰」他，不料他勃然大怒，罵我變節！天哪！我變啥節？我還是希望玫瑰就叫玫瑰啊！ 接納異端 千年歷史的哥德式建築的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是英國君主加冕與皇室婚禮的教堂。這裡也是許多貢獻卓著的歷史名人的歸骨之處，如科學家牛頓、達爾文與霍金等人都長眠於此；而文學家如拜倫、狄更斯、艾略特⋯也葬在這裡的「詩人角」。 最讓我驚異的是，發表物種原始論的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以及提出《時間簡史》的史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其理論與基督教義大相逕庭，但他們卻被葬身在基督宗教之地。 倫敦國會廣場裡有許多雕像是對人權有功者，其中赫然出現甘地銅像。甘地是領導印度抗英的獨立領袖，英國還為他立銅像！我們很難想像中共會為達賴喇嘛立像吧！ 來到利物浦，想起誕生於此的披頭四樂團和約翰藍儂。猶記約翰藍儂曾當著伊莉莎白女皇和王室成員在場的成千觀眾，半開玩笑：「為下一首歌，我想請你們幫忙，坐在便宜位子的人，請拍手；其他人，請搖動你們手上的珠寶首飾。」充滿階級挑撥。他的作品尖酸叛逆，關心女權、種族、北愛問題，他的歌曲被反戰運動視為聖歌。然自由的美國趕不走他；民主的英國還授大英勳章給披頭四樂團。 一省好？或一國？ 來到英格蘭西南部的歷史名城Bath。咦？Bath不是洗澡之意嗎？沒錯，地名背後皆歷史。原來英格蘭被羅馬帝國統治時（約一世紀到五世紀），愛洗澡的羅馬人在此蓋了一個大澡堂，成為地名由來。 來到York郡，看到君士坦丁大帝雕像，他在此被羅馬士兵推為皇帝；來到歷史名城Chester，仍殘存羅馬帝國的史跡圓形劇場、古城牆…。 羅馬帝國時代建立「不列顛尼亞行省」，做為大帝國的一省好呢？還是獨立的英國好？如果以翁曉玲、區桂芝的「大一統」史觀，當然「不列顛省」才是堂堂正正。 在倫敦國會大廈隔著泰晤士河對面，有一道貼滿紅心標籤的城牆，是紀念死於Covid19的人民。我不禁想起疫情時，世界各地千萬人喪命，台灣維持零確診很久，但是藍白政客喊著陳時中「謀財害命」，還要槍斃陳時中！我看到紅心牆，想起台灣黑心政客！ （作者李筱峰是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是我被提名為下屆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圖為監察院。（資料照） 終結監察院並非全然不可行，但關鍵在於能否凝聚全民共識，我的淺見，將來有適當時機可由總統召開國是會議，邀集五院代表、朝野政黨代表、民間人權團體與弱勢團體代表及憲政學者，共同研議憲法修正方向：監察院若予廢除，監察權應如何轉移？審計權歸屬何處？國家人權委員會何去何從？陽光法案又該如何落實？或可參考民主國家三權分立的國會運作。經由國是會議形成具體結論，之後進入修憲程序。因修憲不僅須經立法院四分之三委員同意——若朝野無法合作，根本難以通過——還須交付公民投票，取得全體公民過半數同意；若缺乏凝聚全民共識，如此高門檻的公投案幾乎不可能通過。回顧歷史，李登輝總統當年順應民意廢除國民大會、推動總統直選，正是朝野政黨與民間力量合作，透過國是會議凝聚共識，才得以一舉完成。 三、監察院需要改革提升功能 在監察院尚未廢除之前，我認為更迫切的課題是推動監察院的改革。許多人誤以為監察院未能發揮應有功能，也不清楚監察院存在的意義。我被提名為下屆監察院長之後，仔細瞭解了監察院的相關資料，發現監察院自民國一〇九年八月至一一五年五月間，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近十萬件，成立彈劾案二二七人，提出糾正案五二〇件，要求改善案一三〇〇件；平均每年受理案件逾一萬五千件，每位監察委員每年辦案量超過六〇〇件，除辦案之外，尚須參與彈劾案件之聯席審查，工作負荷之重可見一斑。監察案件的調查往往需要深入查證，且彈劾成案者多為高階公務人員，甚至不乏檢察官與法官遭彈劾，足見台灣社會對司法不公與行政不法確實存有相當民怨。監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後救濟管道，也是追求社會公義、保障人權的重要憲政機構，如何提升其辦案效率與品質，應是監察院改革的核心。 我作為醫療工作者，發現醫院服務品質不夠好時，應是設法找來更好的醫師，提升醫院設備改善醫療品質，而不是將醫院關門放棄了病患的照顧。就如同我們發現台灣治安不好時，應該是提升警察素質、改善裝備、增加警政署預算，而不是廢掉警政署啊！ 四、對監察院改革的具體方案 我希望，若能通過立法院同意，順利進入監察院，能推動以下重大改革： 第一，設置發言人，並定期召開監察院記者會，提高監察院之透明度與公信力；遇社會高度關注之重大案件，即時召開記者會，向全民公開說明已成案案件之進展與辦案結果。同時，我們也會兼顧辦案期間不公開避免外力涉入原則及個人隱私權之保障。 第二，鼓勵媒體與公民監督團體，定期評鑑監察委員的表現。過去立法院已有公民監督團體對立法委員進行評鑑，我認為此一外部評鑑機制同樣適用於監察院，有助於整體辦案品質的提升。 第三，在監察院內部建立辦案標準流程與時效追蹤考核機制，自我要求提升服務品質；同時訂定自律公約，要求全體監察委員以更高標準行使公權力，辦案不分顏色只分是非，確保超然獨立行使職權。 第四，積極爭取合理預算，增加調查官及調查員等專業人力，協助委員提升辦案效率，並設法提升調查人員的素質，強化在職教育與人權教育的推廣，並經常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建議，精進辦案品質。 第五，推動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及文官訓練所的課程納入人權公約講座，由國家人權委員或邀請人權學者參與公務員進修課程，提升政府部門對人權保障的重視，並多舉辦人權相關議題的民間座談與會議。 第六，在監察院內成立修憲工作小組，由具備法學專業背景的委員組成，就修憲內容提出具體建議，包括監察權與審計權應如何轉移、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定位、若新憲採三權分立體制國會結構與功能應如何調整運作等課題，讓監察院在修憲進程中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 五、結語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是我被提名為下屆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我誠摯希望能超越黨派立場，以無私之心為台灣社會與人民奉獻，將餘生投入監察院的改革工作，使監察院成為民眾所信賴、所依靠的最後伸冤與人權保障之地；我深深期盼改革後的監察院，能真正成為上帝應許公義得以彰顯之所在。謝謝大家，敬請指教！ （完）

中國恆大集團相關案件於八月廿日由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創辦人、原中國首富許家印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許家印的朋友、《紅色賭盤》作者沈棟，目前居住於英國；其前妻是前總理溫家寶夫人的閨蜜，直指許家印應為罪行負責，但中國房市危機不能全推給開發商，更以「繁榮歸體制、崩盤怪建商」點出體制問題。 這讓我想起另一位地產開發商潘石屹。潘石屹與妻子張欣共同創立「SOHO中國」後，在北京賺了大錢，張欣就從二〇一〇年開始往美國發展，並且向美國名校捐款，把自己的兩個兒子送入名校，自己也取得美國籍。二〇一四年後，他們急流勇退，出售大量資產，潘也到了美國。二〇二二年，兩人正式辭去SOHO中國的董事會職務，全力在美國發展。所以他們成功避開了中國的房地產災難，在美國工作與生活。不久前英特爾執行長陳立武與一批中國大亨在包廂欣賞世界盃，潘石屹夫婦應該也在觀賞這場賽事，只是沒與他們一起，擺脫了中國的集體主義。 但是潘石屹今年四月在個人微信公眾號發文〈我的反思〉，回顧內地卅年樓市發展猶如「龐氏騙局」。數天前，新華社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發文表示「為市場注入積極信號」，潘文隨即遭到圍剿。《南方周末》前記者張育群發文稱潘石屹是「最精明的既得利益者，躲在曼哈頓的豪宅裡，對著踩縫紉機的同行們落井下石，無非也是為自己立一座貞節牌坊」，指控SOHO中國「從一開始就是商業和權力合謀的參與者」。許多網民與輿論還指責潘石屹，套現後又回頭唱衰中國，有問題為何當時不說？於是潘文遭到刪除，帳號也被封禁。 應該說最早從中國撤出的是港商李嘉誠，他在二〇一三年變賣中國資產，他一句話也沒說就被媒體批判「不愛國」，從此列入監控名單。如果潘石屹當時妄議中央，後果當然更糟。 我在香港認識張欣。那是一九九〇年代初，她剛從劍橋學成歸來。她有很明確的人生目標與是非觀念，對當時H股熱潮中一些外資投行協助中企做假帳上市不以為然。以後在報上再次看到她的名字時，已是潘石屹夫人，她也曾隨鳳凰衛視劉長樂來台灣考察。她、沈棟和我，都是從中國來香港，對兩制的對比很清楚，我是一直採取批判立場，他們則利用專制制度的弱點賺錢，然後離開。雖然還希望中國改進，但其好意被當成驢肝肺。潘張為企業取名SOHO中國，不就嚮往紐約曼哈頓的SOHO商業區？這是人生目標，用了廿多年達成。 潘石屹的發文驚動中共當局，不讓他們「逍遙法外」，立即宣布追繳他們在海外的稅款作為報復，其他中國富豪被連累。 台灣現在經濟也遠遠超越中國，中共當然也不服氣，對房災束手無策，卻加緊利用藍白黨來擾亂台灣，以顯示中國社會主義獨裁的優越性，台灣人對此也必須有清楚的認識。 （作者林保華是資深時事評論員）

台灣的寧靜革命形成於李登輝意外成為中華民國總統並兼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十二年。二〇〇〇年陳水扁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總統，並在二〇〇四年連任，改變一黨專政的歷史。之後，馬英九兩任八年；蔡英文兩任八年；賴清德正在第一任期。以政黨劃分，民進黨人當選五屆，中國國民黨人當選兩屆。形勢上，中國國民黨陷入國家執政的焦慮，原因始於馬對台灣主體性的欺瞞。 李登輝被中國國民黨殖民意識中國論群指責的「台獨」，其實是中華民國的台灣化，是中華民國在地新生的政治現實主義。他也想將中國國民黨台灣化，脫離殖民政權的黨國意理，這或許是他回報蔣經國的方式。從老蔣到小蔣，都陷入殖民主義中國性的意底牢結。蔣經國以李登輝為副總統，提供李登輝這種機會。殘餘中國因此在地新生為台灣的國家。 曾經與李登輝一樣有接班機會的林洋港和邱創煥，充其量只是地方政客與官僚性的極致人選。林、邱的知識與教養都只是俯仰黨國體制，沒有開闊雄偉的政治格局。後蔣時期的黨國亂勢，林洋港還曾搭檔郝柏村競選總統。一九九六年那一役，林、郝和陳履安、王清峰兩組合計得票不超過廿五％，遠遠落後李登輝＋連戰和彭明敏＋謝長廷的七十五％，國民黨的台灣化曾和民進黨相互輝映。 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李登輝布局連戰接班，因宋楚瑜參與競逐，導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宋楚瑜得票甚至超過連戰。二〇〇四年，連戰搭檔宋楚瑜再戰，不敵陳水扁。連戰不只與李登輝反目，更棄台灣就中國，一反從前依附李登輝虛意形塑的台灣性。國民黨的台灣化陷於重大挫折，源自於此。連戰之後，馬英九繼起，國民黨的流亡殖民中國性不斷加重，似已走向不歸路。 李登輝面對的挑戰起於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開放直選，趙少康脫黨與黃大洲競逐，導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當年，趙是殖民意識中國論、極右翼中國國民黨人，以亡國論喧囂街頭，曾組成新國民黨連線挑戰李登輝路線，後來成立新黨。服膺李登輝路線，對台灣國民黨有期待的部分國民黨人曾經組成「集思會」，也成立「台灣團結聯盟」，但李登輝辭世後，民進黨之外並未形成真正的台灣國民黨政治力量。國民黨裡的台籍政客又仰賴黨國勢力了。 中國國民黨據台統治，二二八事件消滅大量台籍精英，早期也有地方士紳投靠。後來台籍勢力約略兩股：一為教育界、救國團出身的公職，主要在縣市長或中央政府政務官；另一就是被視為黑道把持的縣市議會或鄉鎮民代。不同於民進黨從黨外起家，具改革色彩，獲社會支持。 有意識形態牢結的殖民症候群和大多只有利益考量的被殖民症候群重新結集，形成於民進黨朝向穩定執政形勢之時。二〇二四年總統大選，趙少康甘為侯友宜副手，就是例子。中國國民黨走到援引致其黨國覆亡，流亡台灣的中國共產黨力量，不願以台灣國民黨，共同建構新國家，正是當今國民黨的寫照。中國國民黨未成功的台灣化成為寧靜革命的陰影，也是李登輝意志未竟的現實。 （作者是詩人）

彰化縣長王惠美。 彰化縣長王惠美與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不同調，如果僅視為黨內人事布局的歧見，恐怕低估了背後的政治意涵。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支撐國民黨地方政治數十年的權力關係，正在鬆動。 政治學分析過去國民黨的地方治理，常以「恩庇—侍從關係」加以解釋。中央掌握行政權與政治資源，地方派系提供選票、組織與動員，相互依存，形成長期政治結盟。這套關係得以延續，有一項重要前提：黨中央必須能夠提供足以支撐地方治理與政治運作的資源。 然而，國民黨自二〇一六年失去中央執政，至今已近十年。中央不再掌握行政權，地方仍須承擔建設、財政、產業發展與民生治理的責任；縣市長任期會結束，地方團隊卻仍須延續。當中央所能提供的資源與政治機會日益有限，地方自然會重新衡量與黨中央的關係。更關鍵的是，在鄭麗文領導下，國民黨兩岸論述更加向北京靠攏，但地方政治人物真正必須面對的，終究是台灣選民。 多數台灣人民不願再走親中的老路。民調顯示，七十六．八％的民眾自認是台灣人，僅六．六％自認是中國人；對國家前途的選擇，主張兩岸統一者也只有約一成。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與未來方向，其實已經相當清楚。地方縣市長身處選舉第一線，對這股民意壓力感受尤其直接。當追隨黨中央不再帶來政治利益，反而增加選舉風險，地方勢力勢必重新評估自己的政治選擇。 王惠美的任期將結束，但她長年建立的地方政治基礎不會隨之消失。如何延續政治勢力與影響力，才是更現實的考量。若黨中央主導的人選無法獲得地方認同，地方勢力自然沒有必要全盤接受中央安排。過去是地方仰賴國民黨中央，如今權力關係正在反轉。地方人物即使與中央不同調，黨中央也未必敢輕易祭出黨紀。這並非突然寬容，而是彼此依存的條件已經改變。 接下來要觀察新北市、新竹縣與台東縣。當黨中央主導的人選與路線不符合地方利益，地方勢力究竟是接受中央安排，還是與黨中央劃清界線，將直接牽動二〇二六年的地方版圖。 如果更多地方勢力與黨中央切割，這就不只是幾個縣市的選舉得失，而是國民黨長年依靠的地方權力結構開始鬆動。背離台灣主流民意的政黨，終將失去選票，被時代徹底地淘汰。 （作者是台灣北社社長、醫師）

日本總督府、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中華民國總統府，在台北市的重慶（源於中國四川一個城市名稱，曾是中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陪都）南路上，總統府這棟台灣政治中樞建物經歷不同政權的樣貌。不只總統府，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諸院，除了考試院，也都是台灣近現代歷史官署的殖民複製，台灣各地的路名更是這種魅影！ 一八九五年，日本從清帝國接收台灣為殖民地。一九一六年，台灣總督府就興建完成。日本沒有承襲清帝國的台灣巡撫衙門，而是興建新的統治機構，形成新象徵。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先設行政長官公署，施行類殖民統治，被喻為新總督府。二二八事件後為平民怨，才召回行政長官陳儀，改派魏道明為台灣省主席。一九四九年末，這座建築物就成了總統府。 歷經不同政治體，這座建築物彷彿傳襲不同統治權力的殖民複製象徵。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後沒有改變。歷經卅年、五位總統。從國家治理機關的象徵性來看，國家正常化未充分形成，反映在統治權力機構的形貌。 一九一〇年到一九四五年，曾被日本進佔殖民卅年的朝鮮，二戰後分裂為北朝、南韓。日本朝鮮總督府在南韓境內（原漢城），先是一九四八年李承晚總統時代改為中央博物館，後來在一九九五年金泳三總統時代以殖民殘留的象徵拆除了。漢城這個原中華帝國藩屬的名稱也改成首爾了。韓國畢竟是有帝國歷史的國家。 一九九〇年代，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之際，我曾在報紙倡議設置首都文化園區，總統府、台北賓館、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這些源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官署均改成博物館，以文化存留歷史。當年，也有一些討論。可惜，沒有自己國家歷史的台灣，競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權力，似乎比重建國家更為重要。這也反映台灣這個國家的形成缺乏核心的文化力。 曾有政治人物想以圓山大飯店為立法院，想把原日本殖民的象徵改換中華形色。缺乏共同的台灣國家想像，只求暫厝的統治權力符碼或圖騰。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台灣的流亡殖民性，以及寧靜革命以後不完全形成的台灣新國家，畢竟仍是殘餘中國在台灣的歷史，是複製殖民的歷史。這樣的國家不會有定置的鞏固條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台灣沒有升上自己的國旗。中華民國順勢於十月二十五日藉代表盟軍接收進佔統治，名為祖國其實是殖民統治，一九四九年之後，形同流亡殖民。總統直選，憲政台灣化，仍沿襲這樣的形式。國家的真正新格局未能出現，台灣糾葛在流亡中國政權的陰影裡。 殖民複製或複製殖民不能展現台灣的國家新貌。不論先來後到，追尋國家之路的人們都將因此困於舊歷史未結束、新歷史未開展的境地。生活在台灣，有國家之夢的人們，不能滿足於政黨輪替的政治改革，要有建構國家的志氣。殖民複製、複製殖民，台灣不會邁出新國家之路。 （作者是詩人）

朱鎔基以近九十八歲高齡病逝。他是中國的鐵腕宰相，但對他的評價難以論定。台灣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二〇〇〇年大選投票前夕說「誰要是搞台灣獨立，你就沒有好下場」的恐嚇。中國領導人在這種場合都要講類似的話，趙紫陽也會這樣，但主要還是要看行動。趙紫陽在被軟禁前到逝世前，想法也會有變化，只是我們不會知道。 一九九三年朱鎔基出任中國副總理，實質上是總理，因為李鵬不堪總理重任，因此雖然一九九八年朱才正式出任總理，但是從一九九三年到二〇〇三年，中國基本上就是江朱體制，經濟工作主要由朱鎔基負責。 朱鎔基第一拳是一九九三年夏天的宏觀調控。當時我正與張五常教授到當時最活躍的海南開會，也與民企接觸。那時海南地產瘋漲，金融失控，通膨飆升。大的民企公開在報章募資，年息卅％。到一九九六年才停止的宏觀調控斷了地產商的財源，除了有官方關係的業者外，多數都破產，但金融秩序得以恢復。 一九九四年，朱鎔基將官方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原先的約五‧八元大幅下調至黑市價八‧七元，幅度超過三成，從而猛增中國的出口而成為世界工廠，出口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之一。以往中共迷信人民幣匯率高代表國家的尊嚴，這種虛榮心被徹底打破。 中國的改革開放，資金緊缺，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只撥六成軍費而允許軍隊經商。軍隊擁有許多特權，可以拒絕任何檢查，所以衍生許多腐敗。一九九八年，朱鎔基冒著被暗殺的風險在軍委主席江澤民支持下禁止軍隊經商，撥出幾百億全面供養軍隊。 二〇〇一年中國加入世貿是朱鎔基最大成就。問題在中國所做的承諾，例如開放電信業至今未實現，智慧財產權侵害問題反而層出不窮，是他欺騙世界，還是具有誠意？如果有誠意，他也沒有交代和督促繼任者，這還包括對三〇一條款所做改善人權的承諾。這問題不搞清楚，如何對朱鎔基蓋棺論定？ 再就是一九九〇年代初的分稅制改革。一位中國專家對我說，中共領導人中只有趙紫陽願意把權力下放，所以趙紫陽時代的稅收政策是大包乾，地方富裕中央窮瘦，這不是不能改，但朱鎔基將稅收管理權高度集中於中央，這樣削弱地方自主權，成為中央集權的經濟基礎，也阻礙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大筆經費用在維穩和軍備，漠視民眾就業等福祉，地方因負債受制於中央。 六四期間朱鎔基掌管上海，拒絕軍隊進城值得肯定。他槍斃了三個人作為懲戒，其中一個是智障。在他看來，去掉一個智障算什麼？他保護的是王岐山這種菁英。就像國企改革的「抓大放小」，小國企即使夫婦兩人同時失業，也影響不了他的政策。這與左派保護弱者的觀念對立。至於貪污和豆腐渣工程，一百個朱鎔基也沒用。 朱鎔基的告別式形同戒嚴，習近平自慚形穢怕生事。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鄭義和榮譽董事長致詞 各位敬愛的朋友、基金會的夥伴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有多位資政、監察委員、考試委員與立法委員，以及民間團體的理事長、董事長蒞臨，我在此向各位表達誠摯的敬意。 今天，我們齊聚一堂，為了紀念並感謝彭明敏教授對台灣民主的深遠貢獻。今天——8 月 15 日——也是彭教授的生日，能在這一天追思他，格外具有意義。 彭教授於 2022 年辭世，享耆壽 98 歲。他的一生，是台灣民主道路上最明亮的燈塔。他用知識與勇氣告訴我們：自由與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守護。 今天也是基金會的募款餐會。彭教授一生致力於教育、民主與公民社會的扎根，而基金會能延續這些理念，全靠大家長期的支持。 今天在座的各位，許多都是長期支持基金會、陪伴基金會走過不同階段的重要夥伴。你們的參與，不只是對彭教授的敬意，更是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承諾。每一次的出席、每一份支持，都讓基金會能更堅定地推動教育、民主與公民社會的工作。 同時，也感謝 沈伯洋委員 的出席。沈委員在資訊安全、民主防衛與公民教育上的努力，與彭教授所堅持的理念一脈相承。 今天，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們基金會的大家長——楊黃美幸董事長。她以穩定的力量主導基金會的運作。 我們常常問自己：我們是否真正延續了彭教授的精神？是否讓下一代仍能感受到他所堅持的理想？我深深相信，答案就在各位身上。基金會能走到今天，是靠著大家長期的支持、參與與信任。 彭教授離開我們已四年，但他的思想沒有離開。他的文字仍在啟發，他的故事仍在感動，他的精神仍在指引我們。 而今天——在他生日這一天——我們不只是追思，更是承擔：承擔延續他的價值、推動教育、培養下一代公民的責任。 我也要向基金會的同仁與志工致上最深的謝意。你們的努力，讓彭教授的理念能以更溫柔、更堅定的方式持續傳遞。我相信，如果彭教授在天上看著今天的場景，他一定會露出那個熟悉的、溫暖的微笑。 最後，我想以一句話作為結語： 我們紀念彭教授，不只是因為他曾經做過什麼，而更是因為他讓我們知道，我們還能做什麼。 謝謝各位的到來，也謝謝各位願意與基金會一起走下去。 讓我們共同努力，讓彭教授的精神在台灣持續發光。

今天是八月十五日，一九四五年的今天，日本宣佈投降，二次大戰結束。 日本投降的翌日，律師吳鴻麒（不久出任高等法院推事）在日記上寫著：「早朝出北，台北市上與常日無異，唯日人皆意氣消沈，台人則歡喜現於顏色…」九月三十一日的日記，吳鴻麒還抄寫中華民國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可見他當時對中國充滿著期待。他萬萬沒想到，一年四個月後他會喪命於他寄望的「祖國」槍下！ 終戰不久，有一首《歡迎歌》出現，歌詞這樣寫著： 台灣今日慶昇平 仰首青天白日青 哈哈！到處歡迎 哈哈！到處歌聲 六百萬人同快樂 簞食壺漿表歡迎 台北街頭也出現這樣的標語對聯： 喜離淒風苦雨景 快賭青天白日旗 誰能料到，更慘的淒風苦雨，才正要來臨，那就是一年四個月後的一場腥風血雨——二二八 事件。 終戰當時，大部分的社會精英都熱情地迎接心目中的「祖國」。 花蓮名醫張七郎，在大戰結束後，興奮地寫信召喚三個在滿洲的兒子（宗仁、依仁、果仁）儘速返台。他在信上說：「現今台灣已回歸中國版圖，我們生為中國的台灣人，理應回來，一則服務桑梓，一則重建我們的家園，大家同享由『自己國人』治理國度的歡欣。」 為了迎接新來的「祖國」，張七郎在花蓮籌建一個歡迎的牌樓，上面張燈結彩，牌樓兩邊對聯寫著： 萬象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 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 上款則題：「天下為公，國為民有」。 張七郎為了搭建歡迎國民政府的牌坊，事先勤練書法，我從張七郎遺留下來的習字帖中，還發現他親筆練習的字帖裡，還有如下對聯： 歡喜江山歸依舊 迎來旗幟慶重新 四百餘里鯤身已去復返 五十一年婢僕垂死重生 治世三民無慚國父 共和五族一樣弟兄 張七郎如此認同大中國，如此歡迎新政府，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在「迎來旗幟慶重新」的一年半後，不但沒有「慶重新」，卻反而連同兩個被他召喚回鄉的兒子，一起屈死在他所歡迎的「祖國」槍下！ 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炘，終戰後旋即結合了林獻堂、葉榮鐘等日治時代的民族運動人士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工作包括：為民眾定制標準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指導民眾練唱中華民國國歌，並且在各地建造歡迎國民政府的牌樓。陳炘也萬萬想不到，一年四個月後他會喪命於他歡迎的「祖國」槍下！ 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林茂生，終戰時在陽明山上的租屋，從收音機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高興地跳叫「真好！真好！」（根據在場的楊劉秀華女士口述）。林茂生不久還寫了一首七言律詩，詩題《八月十五日以後（喜賦）》，其詩最後四句如下： 痛心漢土三千日，孤憤楚囚五十秋。 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 林茂生萬萬想不到，他不但無法像海鷗自由飛翔，他的「殘年」只剩下一年四個月，就被他歡迎的「祖國」秘密處決！ 太多的台灣社會精英，都在歡迎祖國之後不久喪命。但是很多藍民不知（也不想知）這些歷史，甚至還污衊「這都是民進黨編造的」。張七郎、林茂生、陳炘…地下有知，當何等痛心疾首！ 不知歷史，悲劇還會重演！ （作者李筱峰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對於產經新聞前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先生在台灣遭到暴徒襲擊的消息，我不禁感到強烈憤怒。正如台灣當局所指出的，這起「跨境壓迫暴力事件」，並非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企圖將自身主張強加於人的威權勢力所發動，具有明確政治恐嚇意圖的卑劣恐怖行為。 矢板明夫遭襲擊並非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具有明確政治恐嚇意圖的卑劣恐怖行為。圖為矢板明夫。（資料照） 我們台灣人一直以能夠尊重多元意見的民主社會為榮。矢板先生多年來以公正的視角，成為連結台灣與日本的橋樑，持續向全世界傳遞台灣的自由與真實，是我們所珍視的重要朋友。 以暴力手段針對他的行為，正是對我們所珍惜的「言論自由」這項民主主義根基的直接挑戰。我們絕不能向以暴力作為威嚇手段的行為低頭。 台灣與日本共享自由與民主主義這項普世價值，絕不能向以暴力作為威嚇手段的行為低頭。圖為「日本台灣友好議員聯盟」。（資料照） 台灣與日本共享自由與民主主義這項普世價值。希望能以此次危機為契機，讓台日之間的情誼更加堅固；身為一名台灣人，我由衷期盼我們能不畏任何威脅，共同守護自由發聲的空間。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七月二十二日在產經新聞東京版早報「談話室」專欄。（作者提供）註：七月二十二日在產經新聞東京版早報「談話室」專欄刊登筆者投稿之文章。（右上角）

第7屆監察院長被提名人陳永興。（資料照） 自從我被提名為監察院長人選後，許多朋友表示關心，也有不少人覺得目前的國會很難通過人事同意權，甚至有藍營人士批評我台獨意識強烈不適合出任中華民國監察院長，我早就擔任過中華民國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哪有什麼顛覆中華民國的問題？中華民國過去專制戒嚴沒有民主、自由，我當然不認同，經過台灣人民數十年努力，如今的中華民國已和台灣融合，台灣人自己選出總統、立委，當然監察院也變成台灣人民的監察院。反而想顛覆中華民國的是過去高喊要反攻大陸的某些藍營人士，他們現在不但不反共，還跑去親共，這才是顛覆中華民國的問題所在，我們主張台灣主權獨立，是保護中華民國台灣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我想就監察院的未來提出一些淺見供國人參考： 一、為什麼接受提名？ 我從學生時代就投入小兒麻痺兒童服務；也因關心原住民曾組「百達山地服務團」前往屏東霧台鄉為魯凱族部落提供醫療服務。畢業後我投身精神科，因為當時的台灣社會，願意照顧精神病人的醫師並不多，但我深信，精神病患同樣享有基本人權。五十年來，我不僅在第一線照顧病患，更為爭取病人權益，積極推動「精神衛生法」、「職能治療師法」、「社工師法」、「心理師法」等相關立法，也催生精神病患家屬團體，致力於破除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污名，鼓勵更多年輕醫師投入精神醫療領域，逐步提升了台灣精神醫療的品質。 在從事醫療工作的同時，我也積極投入台灣人權工作。1986年，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關心政治受難者、身心障礙者、婦女、勞工、原住民、兒童等弱勢族群的權益。1987年，發起「228和平日促進會」，倡議政府補償無辜的228受難者家屬、明訂228為國定紀念日，並興建紀念碑與紀念館。當時戒嚴尚未解除，很多人認為這樣的主張絕無可能實現；但我對台灣社會充滿信心，相信我們有能力化解省籍對立、正視歷史傷痕，也從此展開台灣轉型正義的努力。 筆者於1987年發起「228和平日促進會」，倡議政府補償無辜的228受難者家屬、明訂228為國定紀念日，並興建紀念碑與紀念館。圖為台北228紀念館。（資料照） 除了關心台灣人權發展，我也重視文化與教育的扎根。我不僅在學校講授「醫學史」、「醫學與文學」、「醫學倫理」、「醫學人物傳記」等人文課程，啟發學生的人文素養。在擔任立委期間，我參與教育委員會並擔任召集委員，主導多項教育法案改革，也多次獲民間監督團體評選為表現優良的立委。 我曾擔任高雄市衛生局長，任內推動多項改革。甚至因嚴格取締不法藥商與食品業者，遭不法業者雇兇行刺受傷，在案件偵查過程中，還曾有民代介入關說，但我始終堅持依法嚴辦。這些經歷，使我深刻了解台灣行政體系以及部分不肖民代與不法業者的生態，也養成我挑戰政治黑暗面、推動改革、不畏權勢的風格。SARS疫情期間，我擔任南區抗SARS指揮官，成功帶領南台灣度過危機，守護民眾健康。 擔任羅東聖母醫院院長期間，我除了照顧偏遠地區民眾健康，也為台灣老人長照盡一份心力，興建台灣第一座老人醫療大樓，為長者打造便利的就醫設施與長照服務。聖母醫院退休後，我轉赴花蓮擔任門諾基金會董事長，募款照顧偏鄉長者。時至今日，我仍為屏東基督教醫院募款奔走，協助籌建新院區，期盼提升南台灣醫療服務品質，照顧偏鄉民眾的健康福祉。 在我心目中，監察院肩負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糾彈貪腐失職官員的職責，更應成為保障國民權益、落實人權照顧的堅實後盾。我畢生追求公義、維護人權、照顧弱勢的初衷，始終未曾改變。若有機會出任監察院長，我願意全力提升監察院應有的功能。 在筆者心目中，監察院肩負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糾彈貪腐失職官員的職責，更應成為保障國民權益、落實人權照顧的堅實後盾。（中央社資料照） 二、 對監察院廢除的看法和可行性探討 自從賴清德總統公布新一屆監察委員名單以後，社會上出現不少廢除監察院的呼聲，甚至有主張應全數刪除監察院預算，並全盤否決總統所提名之監察委員人選。這樣的主張是否合理可行？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仍為五權憲法架構，監察院依法行使調查、糾正、糾舉、彈劾及審計等職權。監察院內並設有國家人權委員會，另依「陽光法案」負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競選經費申報及政黨財產申報之監督。若未經修憲程序即逕行凍結監察院，等同放棄對公務員貪瀆不法的重要監督機制，也等於廢棄了攸關全民人權保障、銜接國際人權體系的重要機構——這樣的結果，恐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終結監察院並非全然不可行，但關鍵在於能否凝聚全民共識，我的淺見，將來有適當時機可由總統召開國是會議，邀集五院代表、朝野政黨代表、民間人權團體與弱勢團體代表及憲政學者，共同研議憲法修正方向：監察院若予廢除，監察權應如何轉移？審計權歸屬何處？國家人權委員會何去何從？陽光法案又該如何落實？或可參考民主國家三權分立的國會運作。經由國是會議形成具體結論，之後進入修憲程序。因修憲不僅須經立法院四分之三委員同意——若朝野無法合作，根本難以通過——還須交付公民投票，取得全體公民過半數同意；若缺乏凝聚全民共識，如此高門檻的公投案幾乎不可能通過。回顧歷史，李登輝總統當年順應民意廢除國民大會、推動總統直選，正是朝野政黨與民間力量合作，透過國是會議凝聚共識，才得以一舉完成。 李登輝總統當年順應民意廢除國民大會、推動總統直選，正是朝野政黨與民間力量合作，透過國是會議凝聚共識，才得以一舉完成。（資料照） 三、 監察院需要改革提升功能 在監察院尚未廢除之前，我認為更迫切的課題是推動監察院的改革。許多人誤以為監察院未能發揮應有功能，也不清楚監察院存在的意義。我被提名為下屆監察院長之後，仔細瞭解了監察院的相關資料，發現監察院自民國109年8月至115年5月間，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近10萬件，成立彈劾案227人，提出糾正案520件，要求改善案1300件；平均每年受理案件逾1萬5千件，每位監察委員每年辦案量超過600件，除辦案之外，尚須參與彈劾案件之聯席審查，工作負荷之重可見一斑。 監察案件的調查往往需要深入查證，且彈劾成案者多為高階公務人員，甚至不乏檢察官與法官遭彈劾，足見台灣社會對司法不公與行政不法確實存有相當民怨。監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後救濟管道，也是追求社會公義、保障人權的重要憲政機構，如何提升其辦案效率與品質，應是監察院改革的核心。 我作為醫療工作者，發現醫院服務品質不夠好時，應是設法找來更好的醫師，提升醫院設備改善醫療品質，而不是將醫院關門放棄了病患的照顧。就如同我們發現台灣治安不好時，應該是提升警察素質、改善裝備、增加警政署預算，而不是廢掉警政署啊！ 監察院收到的彈劾案件中，不乏民眾對檢察官與法官的彈劾，足見台灣社會對司法不公與行政不法存有民怨；示意圖。（資料照） 四、對監察院改革的具體方案 我希望，若能通過立法院同意，順利進入監察院，能推動以下重大改革： 第一，設置發言人，並定期召開監察院記者會，提高監察院之透明度與公信力；遇社會高度關注之重大案件，即時召開記者會，向全民公開說明已成案案件之進展與辦案結果。同時，我們也會兼顧辦案期間不公開避免外力涉入原則及個人隱私權之保障。 第二，鼓勵媒體與公民監督團體，定期評鑑監察委員的表現。過去立法院已有公民監督團體對立法委員進行評鑑，我認為此一外部評鑑機制同樣適用於監察院，有助於整體辦案品質的提升。 第三，在監察院內部建立辦案標準流程與時效追蹤考核機制，自我要求提升服務品質；同時訂定自律公約，要求全體監察委員以更高標準行使公權力，辦案不分顏色只分是非，確保超然獨立行使職權。 第四，積極爭取合理預算，增加調查官及調查員等專業人力，協助委員提升辦案效率，並設法提升調查人員的素質，強化在職教育與人權教育的推廣，並經常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建議，精進辦案品質。 第五，推動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及文官訓練所的課程納入人權公約講座，由國家人權委員或邀請人權學者參與公務員進修課程，提升政府部門對人權保障的重視，並多舉辦人權相關議題的民間座談與會議。 第六，在監察院內成立修憲工作小組，由具備法學專業背景的委員組成，就修憲內容提出具體建議，包括監察權與審計權應如何轉移、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定位、若新憲採三權分立體制國會結構與功能應如何調整運作等課題，讓監察院在修憲進程中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 筆者提出監院6大改革方針中，其中一項是推動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及文官訓練所的課程納入人權公約講座，由國家人權委員或邀請人權學者參與公務員進修課程，提升政府部門對人權保障的重視。（擷取自國家人權委員會臉書） 五、結語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是我被提名為下屆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我誠摯希望能超越黨派立場，以無私之心為台灣社會與人民奉獻，將餘生投入監察院的改革工作，使監察院成為民眾所信賴、所依靠的最後伸冤與人權保障之地；我深深期盼改革後的監察院，能真正成為上帝應許公義得以彰顯之所在。謝謝大家，敬請指教！ （作者為監察院長被提名人）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若未變更中華民國國號，兩個中國的糾葛或許不必等到一九七一年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確定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或許更早就解決了。 兩個中國，是因二戰後自由民主國家和共產專制國家陣營形成的冷戰分斷。一九四九年後，因為倖存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以殘餘中國被視為冷戰的前線，而得以保有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 國際形勢改變，美國與歐洲自由民主國家曾希望中華民國或以台灣，以一般會員國留在聯合國，但蔣介石寧願中華民國被逐出也不願在聯合國得到國家地位的保障。 中國國民黨內不是沒有人有務實留在聯合國一般會員國地位的想法，但就是不見容於蔣政權。我在即將出版的一本書《蒼鷹之影：小說辜寬敏》，述及當年辜寬敏因英國駐日大使催促他回台灣面見蔣經國應變代表權問題的一些情節。幾經波折，辜秘密回台時，中華民國已被逐出聯合國。兩人的談話不歡而散，因為辜寬敏面告反共大陸一定不會成功，但蔣經國似乎只聽得下身分證應以出生地取代籍貫這個建議。辜還因此行被在日的台獨聯盟開除。 事後，辜寬敏被安排與後來受蔣經國倚重的三位財經學者：李登輝、梁國樹、孫震，在各地旅行，似乎要辜寬敏看看台灣的建設。一些內心話，留下三個蔣經國見重的智囊的識見。李登輝先說「台灣要獨立，才有前途。」；梁國樹說他贊成；孫震也認同，但因他是外省人，不便表明。 後來，李成為政務委員走上政治路並留下寧靜革命的歷史，梁任中央銀行總裁，孫擔任台大校長並曾出任國防部長。蔣介石和蔣經國沒有像汪浩所言，成為台灣意外的國父。或許正如當年中國來台的政經人物所說，如果一九四九年移入台灣的外省人夠多，蔣氏父子的中華民國也許會選擇先獨立於台灣再說。 儘管蔣經國留下蔣家後代不從政的遺言，但蔣章或章蔣萬安，仍挾蔣家黑暗的光環走在政治這條路，形同打了蔣經國一巴掌。相對章孝嚴棄本姓，他曾任東吳大學校長的雙胞胎兄弟章孝慈，關心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執著母之姓不攀附蔣家，更令人敬重。 寧靜革命後民主化，在殘餘中國與新生台灣國家之間，舊體制的陰影未除，共同體的新貌未盡形成。不分先來後到，生活在這個國度的人們尚未確立國家的名實，只能在自己的政治領域說自己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實體條件大於名份。即使財經實力位居世界前段班，自由民主評比也遠遠領先中國，仍不能算是正常國家，但也不該莫名其妙成為國民黨領導人的政治投機者所說的，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政治的紛亂原因，在於殘餘的中國仍然綁架台灣這個新生國家。某種意義上，這也構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權心態。反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續中華民國為名強要併吞台灣。在殘餘中國與新生台灣國家之間，對自由民主有想像的人們要正視這樣的課題，台灣才能走上正常國家之路。當前台灣的政治紛亂，原因在此。 （作者是詩人）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一宗大案，叫「35+初選案」，也就是泛民主派自行初選，決定哪些人可以參選，避免自相殘殺。這項由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廷主持的初選活動定名為「35+」，也就是爭取超過三十五席，即當時立法會席位的一半以上。豈料當局認為超過半數就可以癱瘓政府，違反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於是有五十五名參與初選者與主事者於二〇二一年一月被捕，其中四十七人被起訴。其餘八名未被起訴的被捕人被扣留護照逾五年後，大約於今年六月先後發還。這是否意味著警方不再跟進此案？ 被起訴者關在牢裡四年才宣判，戴耀廷作為首犯重判十年。最輕者都被判四年幾個月，如果少於四年，那白坐的日子難道要政府賠償？ 這樣重大的事情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是否結案，而是由媒體自行報導，並提及「涂謹申已經離開香港」，涂是民主黨第一代最年輕的議員，他離開香港沒多少人知道，是自己低調，還是奉命而行？據悉，他已經到了英國與家人團聚。還有一位南亞族裔的社工，到了美國才在社群平台宣布。 八月六日，藝術發展局公布最新「年度資助」名單，去年失落資助的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今年重獲一年資助。該機構屬於泛民陣營，是泛民主派最小的參選政黨「街工」，此事也令人訝異。 特區政府還是國安公署突然大發善心？我可不是這樣看。反送中運動還有數千年輕人命運未定，要拖一生嗎？香港記協近日換屆，除了黨報連續批判外，保安局長鄧炳強更指責記協「黑箱作業」，並不點名警告不論以任何名稱或幌子從事危害國安、勾結外部勢力及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我一定會『釘死』你」。實際上會議已延期一次，因為候選人被恐嚇騷擾突然退出，所以這次沒有對外公開，但有關資訊都發給會員。 在這以前，六月二十三日，美國領事館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酒會，特區政府派了副司長級官員出席，比去年提高了規格。七月十七日，美國財政部宣布二〇二〇年七月川普第一任簽署的行政命令，對香港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在每年自動延長後，今年到期後宣告終止，並更新制裁名單，仍有三十九名中港官員被制裁，九人被剔除，包括去年三月被制裁的香港律政司長林定國。我當時揣測，是不是為釋放黎智英鋪路？ 港方的後續動作，顯然也在討好美國，但目的並非局限在黎智英身上，還包括希望美國支持香港為中國企業輸血的集資。再者，今年北戴河會議上習近平指示，要全力對付台灣：除了介選，還要拉攏美國來孤立台灣，包括停止美國對台軍售。這些都是習近平九月赴美要向川普提出的。然而美國和台灣也不是傻瓜，習近平為自己利益希望美伊停戰，然而暗地裡不斷對伊朗軍援。共產黨以美國為敵來稱霸全球的目標永遠不會改變，除非是共產黨改變。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 二戰後台灣的歷史就不會有中國國民黨，也不會捲入迄今仍糾纏未解的中國困境。中華民國早就完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續了，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兩岸已有正常外交，中國也可致力提升國民福祉。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就像二戰後許多殖民地選擇獨立，成為杭廷頓第二波民主化的歷史。獨立的台灣會像脫離日本殖民的韓國，八一五這一天成為獨立紀念日及光復節。不同於有國家歷史的朝鮮，台灣是新興國家，開展自己國家的歷史。台灣沒有像朝鮮的左右路線競逐政權，造成內戰形成南韓、北朝分裂國家的歷史。或許會有左右路線政黨，形塑台灣的國家之路。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推翻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只能選擇海南島，國共競鬥的歷史就會是另一種局面，與台灣無關。台灣沒有中國問題，中國也沒有台灣問題。台灣與中國也不至於陳兵海峽兩岸，戰爭的陰影籠罩。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會成為東亞漢字文化圈一個不屬於中國的新興國家。台灣或許像新加坡一樣，通行漢字中文華語，也留下日本語，一如新加坡留下英文，本土原有的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各族語也不會被壓迫。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早已是聯合國會員國，也不至於迄今仍以國體不明的身分爭取加入聯合國。當然不會捲入國內戰後兩個中國的鬥爭。當然也沒有以反共為名、行專政之實的卅八年戒嚴讓許多政治受難者的母親長期在黑夜哭泣。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早已民主化，不必有長期戒嚴體制的壓迫，也沒有隨中國國民黨從中國流亡到台灣形成的流亡殖民群落留下來的遺民問題。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台灣會傳承更多日本留下來的風貌，如果吸引中國人來台也是中國僑民或台灣新住民、新國民，而不是什麼外省人。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早就是一個小而美的民主國家，不必在國民養成過程的教育被教導成一個虛構的大國，也不會有見證二二八事件的美國副領事葛超智（G. Kerr）《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台灣是三萬六千多平方公里的美麗島嶼群落，中央山脈南北相連，四面海域環抱，是島嶼國度不是大陸國家。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人在祖國的迷惘與迷障中做了錯誤的選擇，不只造成台灣集體命運的坎坷挫折，也影響中國的國家分裂。民主化後的台灣，要走向新歷史，珍惜台灣自己的條件，好好建構我們尚未正常化的國家。台灣是小而美、豐裕而堅強，在太平洋西南海域，一個閃亮的國家。 中國啊！請獨立於台灣之外吧！如果在意收拾「中華民國」這個你們立鑄為繼承之國碑銘的國號，台灣也會尊重歷史，對殘餘中國做歷史的了結，寫下句點。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應共同起造一個對「中國」不構成侵權的新國家，開啟歷史的新樂章。歷史不會重來，但提供教訓。 （作者是詩人）

中共在七月卅日政治局會議上，決定十月召開五中全會。本來以為在七月上海的AI全球大會以後，習近平會乘勝追擊，豈料會議對AI突然非常低調，僅僅只有一段話，往常喜歡用的「鑄牢」不見了，改為「加快、加強」。從奇技淫巧改為「適應不同群體消費需求擴大優質供給」。顯然七月中國官方的經濟數字，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六月的五十．三％大幅滑落至四十九．二％，不僅低於預估的五十．一％，更一舉跌破五十％榮枯線，加上非製造業和綜合PMI產出指數三大核心指標同步跌穿榮枯線，習近平的梭哈（孤注一擲）失敗，在會議文件上不得不兩處承認「困難」。 一處是「有效應對各種外部衝擊和內部困難」，後面提及「要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的困難挑戰」。其後各段落所說的例如公平競爭、就業、三農、天災等都是。而「常態化解決企業帳款拖欠問題」，更暴露企業之間拖欠已經是常態化。近三十年前的「三角債」是不是復活了？企業發薪給員工當然也拖欠。 另外有兩處提到「兜牢基層『三保』底線」和「抓好『一老一小』服務保障」，社會保險系統也出了問題。 後段有一句「推動各級領導幹部以更加昂揚向上的精氣神，不斷創造高質量發展新業績」。不懂什麼是「精氣神」，還以為是假文件，是新時代習近平思想嗎？ 最後一句是「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這是每次外媒最感興趣的問題，那就是人事問題。港媒大做文章，排查二十屆中央委員清洗了多少人？這為習近平的進一步獨裁和二十一大續任鋪平道路。據統計，過去一年，已有十九名中央委員被官方宣布落馬或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另外還有「失蹤」者。總共接近三十人。 領銜的是兩名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 軍方還有原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原軍委委員兼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原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前信息支援部隊政委李偉、前陸軍司令員李橋、前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許學強、前西部戰區政委李鳳彪、前空軍政委郭普校、前東部戰區政委劉青松、前南部戰區司令員吳亞男、前南部戰區政委王文全、前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江、前北部戰區司令員黃銘、前中部戰區政委徐德清、前國防大學政委鍾紹軍等。 黨政系統部分，前廣西政府主席藍天立、前內蒙古政府主席王莉霞、前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前內蒙古黨委書記孫紹騁、前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前應急管理部部長王祥喜、前重慶市長胡衡華等。前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前工信部部長金壯龍、前中央軍民融合辦常務副主任雷凡培，都是被不正常免職。 最新的河北黨書記倪岳峰「另有任用」，應該是與德國之聲與紐約時報披露張家口對海外人士動態控制平台被登錄有關。 這些大清洗是反映習近平的穩定還是不安？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此次日本熊本發生大地震後，除了建築損害、救援速度與災後重建受到關注，避難所管理也成為重要議題。尤其在炎熱季節，部分避難場所因設備限制，難以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 這提醒了同樣位於地震頻繁區域的台灣，防災工作不能只關注災害發生後如何救援，更要思考受災者如何在避難期間獲得安全且有尊嚴的生活。 台灣多年來累積不少災害應變經驗，但每當重大災害發生，仍會面臨一項現實挑戰：部分民眾，尤其高齡者，即使面臨撤離要求，也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園，讓第一線執行撤離工作的公務人員承受壓力。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防災意識不足；但更深層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套讓人民願意避難、相信避難的制度？ 對許多高齡者而言，家不只是住所，更是多年生活累積的情感依靠。離開熟悉環境，本身就是重大心理挑戰。如果避難場所只是學校體育館或公共禮堂，提供基本收容功能，卻缺乏降溫設備、醫療照護、隱私空間與生活便利性，民眾自然可能對撤離有所抗拒。 因此，現代防災不能只是「把人帶離危險區域」，而要建立讓人民相信「離開家後仍能受到妥善照顧」的制度。避難所應考量高齡者、幼兒與身心障礙者等需求，包括降溫設備、電力備援、醫療支援與基本生活品質。 在重大災害應變中，台灣與日本都會投入軍事力量協助救援。國軍與日本自衛隊在大型災害時能提供人力、運輸、工程與後勤支援。 然而，最初承擔救援工作的仍是消防、搜救與緊急醫療體系；地方政府負責整體應變與資源調度，警察則協助交通管制、秩序維護與災區管理。真正成熟的防災制度，需要的是整體社會韌性，而非只等待外部力量投入。 日本長期推動全民防災教育與社區演練，值得台灣參考。但學習日本並非照搬制度，而是思考如何建立符合台灣社會條件的防災文化。 防災的目的，不只是讓人民在災害中生存下來，更是在災害發生後，仍能維持基本尊嚴與生活品質。真正成熟的防災制度，不是要求人民只能服從撤離命令，而是讓人民相信：當他們離開家園時，公共制度會接住他們。

認同台灣的人，經常被誤會是要與中國為敵，其然乎？像我喜歡吟唐詩、聽平劇的人，我為何要與中國為敵？我選擇台灣獨立，是選擇自由民主。今天有近七〇％認同台灣的人，絕大部份都不是要與中國為敵，我們純然是不願被一黨專政的極權中共統治。所以統獨的選擇，不是中國與台灣的選擇，而是極權專制與民主自由的選擇。所以，關鍵在中國願不願意民主化。 再者，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用戰爭解決問題，此即所謂「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所有自由民主制的國家，不會（或極少）與另一個民主國家發生戰爭。因為國會、法律與定期選舉讓領導人不能隨意發動戰爭。人民為了不想負擔戰爭費用與傷亡，通常會傾向和平而非開戰。而且民主國家彼此有相同的談判與妥協的文化，習慣用溝通解決爭端。所以，中國如果能民主化，才能確保台海的和平。絕非赤藍政客以為癱瘓台灣的國防就可換取和平。 當我們指摘中共一黨專政，不是民主國家時，他們卻大言不慚宣稱他們才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顯然他們不敢否定「民主」這一具有正面意義的名詞，乾脆來一番瞎扯！以前毛澤東就說了，他們不是不民主，而是「人民民主專政」。把「民主」與「專政」可以扯在一起，簡直無賴！ 民主政治是有其普世的基本原理與條件，包括：政府權力由人民授權產生；權力分立，透過分權與制衡，避免權力集中濫權；公共政策與重大議題須透過公眾討論與民意表達。決策時遵循多數人意見，但同時要保障少數群體的合法權利與基本自由…。因此，民主政治是議會政治，是政黨政治。民主社會是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多元價值的開放社會。 從以上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看，試問今天一黨專政的中共有哪一項符合？ 以前毛澤東個人獨裁下的共產政權，和蔣介石個人獨裁下的法西斯政權，勢不兩立，但都是專制極權政治。蔣雖然反共，但誠如殷海光教授說的：「在反共過程中把民主予以壓制或取消，那麼反共者與共黨的實際距離，至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見殷海光〈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 兩蔣時代的反共，是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基底，指摘靠蘇聯起家的中共是「漢奸」、「民族敗類」。但是現在的中共，反而舉起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以法西斯之姿，向台灣統戰。原本法西斯的中國國民黨，在李登輝主政時代原本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但是在民進黨主政之後，中國國民黨完全失去原本反共的理由，於是與中國共產黨合舉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聯共制台。 近年中共的「反國家分裂法」、「民族團結促進法」…，完全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基礎，其實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包裝。 本來自由度九十三分的民主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可以成為自由度只有九分的專制中國的的燈塔，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可惜，中國國民黨已無此志趣，反而處處配合中共，要弱化台灣，癱瘓台灣。國共兩黨在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下，不僅台灣備受威脅，中國的民主化契機，更加渺茫！ 赤藍選民即使不認同台灣，也該為你們中國想想吧！我為台灣急，為中國悲！ （作者李筱峰是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內政部宣布將依法聲請解散中華統一促進黨（以下簡稱統促黨），這不只是對單一政黨的法律處理，更是台灣民主制度如何面對反民主力量的一場考驗。 民主社會保障人民組織政黨、表達政治理念的自由，即使這些理念不被多數人認同，也不能任意剝奪。然而，自由民主從來不是毫無界線的放任。當一個政治組織涉及接受境外勢力指導，或有具體事證顯示其行為危害國家安全與民主制度時，民主國家有責任依照法律程序加以處理。 因此，依法解散統促黨的核心，並不是因為它的政治主張令人反感，而是回到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任何組織都必須受到法律規範，也不能利用民主制度去削弱民主制度本身。 但民主防衛不能建立在政治情緒之上。國家若要限制一個政黨的存在，必須提出具體事證，依循法律規範，並接受司法檢驗。唯有如此，才能證明這不是政治鬥爭，而是民主憲政秩序的正常運作。 這也是台灣民主成熟度的重要考驗。 今天被檢驗的是統促黨，但民主法治真正珍貴之處，就在於即使面對自己不認同、甚至反感的政治力量，仍然願意遵守同一套制度標準。因為民主的價值，不只是在保障多數人的選擇，更是在面對挑戰時，仍然堅持程序與原則。 台灣曾經歷威權統治，更應該理解自由民主得來不易。我們反對威權，不只是反對某一個國家的政治模式，而是反對任何企圖利用民主制度、卻削弱民主自由的力量。 因此，若統促黨確實涉及違反法律、危害民主制度的行為，依法處理是民主國家的正當防衛；但同時，整個程序也必須公開透明，接受司法審查。 解散統促黨的意義，不只是處理一個政治組織，更是向社會證明：台灣民主具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民主不是毫無防衛能力的制度，也不是靠政治報復維持的制度。真正強大的民主，是在面對威脅時，依然選擇相信法治。 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向世界證明：民主的力量，不在於消滅異議，而在於即使面對威脅，仍有能力以民主方式守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