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某些所謂的「和平主義者」有一個特色：他們「反戰」的方式，並不是反對攻擊方發動戰事，而是叫被攻擊的一方任人宰割。 在這種思維之下，倒好像進行攻擊的一方，才是「維持和平」的使者。至於破壞和平的責任？那自然是在被攻擊者身上了，「你害我要花力氣來打你，還不肯乖乖被我打？都是你的錯！」大概就像這樣。 這種思維，倒是可以為《一九八四》裡面那句「戰爭即和平」新增一個註腳。 https://www.facebook.com/107877510631518/posts/352939806125286/   喬治•歐威爾談二戰前的英國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Eric Arthur Blair）影響最大的作品，自然是《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不過，除了這兩部小說之外，他的散文也值得一看，其風格冷澈、直率、又帶著淡淡的黑色幽默。雖然歐威爾不是哲學家或史學家，也不具備理論建構所需的概念工具，但我卻覺得他對時局與歷史的若干洞見，比許多思想家更具參考價值，儘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想法。 . 　　在歐威爾留下的散文當中，有一系列對於二戰前英國時局的評論。這些隨筆寫於二戰前期，大約在1940年前後。當時英國雖然勉強免於潰敗，戰局前景卻仍屬難言。在「一局收秤勝屬誰」混沌不明的情況下，歐威爾對於「英國何以至此」作了一番思索。我認為，歐威爾這些戰時隨筆，跟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法國淪陷後寫下的《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堪稱相互對應之作。 . 　　在歐威爾看來，二戰的爆發早已無可避免。至少到了1936年之後，戰爭的到來對於傻瓜以外的任何人都已經是顯而易見 (p136)。然而，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卻是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像哈里法克斯勳爵（Lord Halifax，1938至1940年擔任英國外務大臣）這些政治人物，除了繼續維持無法維持的現狀，試圖把時間撥回1933年之外(p166, p184)，別無其他因應措施。 . 　　問題是，凡爾賽條約所建構的脆弱和平早已不具備延續的條件，縱使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繼續用徒勞無功的綏靖政策討好納粹，也不可能避免戰爭。哪怕是英國主動歸降（實際上等於是拱手把部分國民送進集中營），也只是讓納粹德國得以運用英國的資源，來構築對抗美國與蘇聯的霸業，戰爭終究還是會爆發。 . 　　不過，歐威爾無意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政治人物。他用冷澈銳利的筆調點出讓人不快的事實：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的時候，大部分英國人無疑支持他。所以說，英國人不要逃避責任。說到底，大多數英國人就是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did not want to pay the price either of peace or of war, p148)。最後才會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 . 　　於是乎，英國就在這樣「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的軍備不斷壯大。另一方面，英國陸軍的水平卻還是跟1918年一戰終結時相差無幾(p162)，最終釀成1940年的西線大敗。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經迫在眉睫的1939年8月，英國商人們卻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It was about as sensible as selling somebody a razor to cut your throat with. But it was “good business”, p162)，歐威爾如是說。 . 　　那麼，以英國人這副樣子，是如何撐過納粹橫掃歐洲的風暴？歐威爾認為，關鍵在於英國人的愛國情感仍然能在危機時刻起作用(p189)。這是一種宛如動物本能的心理機制，「就像面對狼的牛群一樣」(like a herd of cattle facing a wolf, p147)。就是這樣根深蒂固的情感，讓英國人突然在懸崖邊緣行動起來，救出困在敦克爾克的部隊，並積極防備德軍入侵(p148)，從而撐過了德軍開戰第一年的凌厲攻勢。不過諷刺的是：這種「愛國心」正好就是英國知識份子所鄙夷、並且極力想要消解的一種情感(p190)。 . 　　對於英國當時的「左派知識份子」（「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p155），歐威爾是沒有多少好話的。在他看來，這些「善良」的人們就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purely negative creatures, p156) ，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是難上加難。這是一群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儘管在口頭上反納粹，但又不肯正面支持對抗納粹的戰爭，甚至還高唱所謂「和平主義」，要讓英國人變得反戰(making their own countrymen unwarlike, p183)。歐威爾的評論是：「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納粹）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p190) . 　　歐威爾進一步指出，許多所謂「和平主義者」心底始終有一個不甚光彩的念頭：「等時候到了，俄國人會來幫我們打仗」(when the time came the Russians would do our fighting for us, p183)。換言之，與其說這是「和平主義」，不如說是「和平外包主義」。「納粹好可怕，打仗好危險，還是讓外國人上吧」。 . 　　另外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則更為不堪：這些人根本就抱持著對於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p312)。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可以被原諒(violence is perhaps excusable if it is violent enough, p312)。這是「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說到底，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就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admiration for power and successful cruelty, p312)。 . 　　不要誤會，歐威爾的意思並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從軍抗敵，他的標準沒那麼高。但至少，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可以作到：你可以少說兩句動搖民心士氣的話，可以少說兩句助長敵人聲勢的話。社會氛圍就是每個人的言行積累而成，少說兩句，對於社會就已經是一種貢獻。不指望你積極付出，只要「不要作」會削弱抵抗意志的言行就好。要知道，在敵人是極權主義政權的情況下，一旦敵人勝利，就勢必會進行清洗人口的社會工程。換言之，國家放棄抵抗，就等於是置一部分的同胞於死地。而且，還會讓敵人得以攫取本國的國家機器，直接指揮本國軍警來搜捕自己的國民。 . 　　在歐威爾看來，如果納粹會認定英國已經趨於頹廢、從而可以安然發動戰爭，這些擁護和平主義的「知識份子」難辭其咎，最起碼也有部份責任(partly responsible, p156)。歐威爾在1940年更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masochism)，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風向。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也沒有比德國更有言論自由，諸如此類。最終就是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也沒有什麼不一樣，至少，兩邊「就是一樣爛」(“just as bad as”, p185)。 . 　　當然，具有後見之明的我們，知道歐威爾多慮了，英國最終安然度過了戰爭。納粹那種帶風向的手法，只對空虛的心靈以及缺乏精神免疫力的社會才有用。至於英國，畢竟還是英國。如果連英國都擋不住，歷史早就已經轉往另一個方向。那個方向走到盡頭，也許會是一個更加接近《一九八四》的世界。 （以上引註頁碼參George Orwell , “George Orwell: Essays”, Penguin Books 2000）  

  　　我年輕的時候，在本土化陣營當中，有一種論調相當流行，就是呼籲臺灣要以公投加入聯合國，甚至還要宣布永久中立，把臺灣打造成東方瑞士云云，彷彿如此就能永保太平，不復聞烽火兵革。 　　這種論調的背後，預設了一種非常浪漫的世界觀，那就是「民主自由」的文明秩序，已經在世界上確定勝利。我們所要作的，只是用貌似符合民主標準的方式，去作一場爭取承認的鬥爭，讓這個文明秩序接納我們，承認我們是符合資格的新進成員。這場鬥爭的戰鬥形式，表現為公投；至於最終實現理想的聖殿，則是聯合國。 　　然後呢？似乎沒有然後了，彷彿歷史到此終結，以後不會再有根本性的衝突對抗，不需要去考慮這種不會發生的問題。 　　反正，只要我們有爭取到承認就好，別擔心，文明秩序不會允許有人推翻遊戲規則的，就算真有人膽敢跳梁蠢動，也自然會有人出來主持公道。這就好像是一種當代版本的禮樂秩序想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上有周天子在，又何必去擔憂禮崩樂壞？ 　　事情當然不是這樣。 　　當時的後冷戰和平，在歷史長河中只是倏忽一瞬的插曲，烽火爭戰很快就已捲土重來。而且，不論局勢如何演變，有一個事實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會改變，那就是臺灣位居地緣板塊交會處的戰略位置。 　　任何政治共同體只要立基於此，都必須維持前線國家的戰備體制與戰鬥實力，否則無異於自取滅亡，不管是用什麼國號、什麼憲法都一樣，就算改名叫神聖羅馬帝國都解決不了問題。至於有沒有加入聯合國，更非重點所在。聯合國的會籍固然有比沒有好，但也無須太過糾結，更不值得投注太多資源。在不久之後，那個組織的實質意義，大概就會變得跟二戰前的國際聯盟差不多了。 　　我不是說前人的努力完全沒有意義。在當年，那確實有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促進本土意識的作用。但坦白說，那個倡議方向所立足的世界觀，跟現實世界有很大的落差，彷彿是將英美民主主義、德意志黑格爾哲學與儒家思想的低低配版本，以奇特的方式融為一爐，毋寧是一種「去馬基維利化」的天真想像。 　　實際上，生死存亡的問題永遠不會消除，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不會，我們若要自存於世，就必須維持抵抗威脅的能力，包括軍事力、經濟力、以及防範滲透的抵抗力，這才是值得投注資源的首要方向，而不是那些符號性質的東西。 　　說穿了，真到了危急之秋，一百次的公投都不見得救得了我們。至於聯合國的會員資格？敵人發射導彈的時候，會加裝自動繞過聯合國會員國的迴避裝置嗎？ 　　抱持這種世界觀的前人，剛好碰到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期，乃至於不用面對世界觀的幻滅，但我們卻沒有那樣的好運。要是我們還弄不清楚事情的輕重緩急，繼續抱持天真浪漫的世界觀，我們將無以自保。 　　如果我們還來得及的話。 註：下圖為筆者的烏克蘭鐵玫瑰。  

  　　前幾天有一則新聞，淹沒在有關烏克蘭的訊息之海當中，沒有引發太多注意：德國左翼黨(Linkspartei)的國會議員Dietmar Bartsch提出建議，由前總理梅克爾出山擔任調人，去調解烏俄衝突。左翼黨的另一位政治人物Gregor Gysi，則加碼推薦「前前總理」施若德一起去調解，理由是： 「普丁跟施若德說起話來會比較坦誠」(Mit Schröder würde Putin „viel ehrlicher“ sprechen) 　　由於這些倡議的黑色幽默性質太過濃厚，以至於不太容易分辨到底是認真還是反串。當然，這句話或許也不算錯，普丁面對施若德還真的有可能比較坦誠。畢竟，施若德都已經在像Rosneft這樣的俄國石油公司位居要職了，吃相誇張到烏克蘭甚至一度呼籲歐盟對他進行制裁，也算半個自己人。 　　只不過，這樣的「坦誠」對誰有利？就是另一回事了。 　　坦白說，我仍然認為德國是一個頗有可觀的國家，但無可諱言，在後冷戰和平的時代，德國的國策路線在臺灣確實受到了名不符實的過度吹捧。吹捧者主要聚焦於兩點，第一是「人權大國」的進步形象，第二則是因為後冷戰德國揭示了一種「受美國保護，同時跟美國之敵合作」的三角形路線，讓臺灣的有心人覺得「有為者當若是」。 　　以上兩者，相當程度上都是幻想。德國的人權法治確實有其長處，但也不是某些「進步人士」想像的那個樣子，很多方面更是難以在臺灣移植。至於「三角形路線」，實質上就是向有野心的專制國家輸出技術與資金，用來換取表面上的短暫繁榮。 　　這是一種養虎貽患的把戲，註定難以持續。遲早有一天，自認積聚足夠實力的掠食者，就會把國際秩序一腳踢開，開始撕咬周邊的獵物。掠食者還不會說是「開戰」，而會說成「維和」。反正，套用《九品芝麻官》的豹頭式邏輯：只要不承認被害者是「真正的國家」，那就不是「侵略其他國家」啦。 　　後冷戰德國的決策者並不是笨，而是精明。他們看得很清楚：有第一線受害者擋在前面當沙包，後面又有美國保護，儘管可以有恃無恐。反正，就算養虎貽患的遊戲失控，第一個倒楣的，也肯定不會是當年的決策者，何樂而不為？說穿了，這套遊戲的本質，就是一邊以鄰為壑，另一邊禍留子孫，而這也正好就是臺灣某些德國崇拜者想作的事。 　　至於遊戲失控的情況，現在已經開始了。 報導連結： https://www.welt.de/....../Ukraine-Krise-Linke......……    WELT.DE Ukraine-Krise: Linke wünscht sich Angela Merkel als Vermittlerin - WELT Ukraine-Krise: Linke wünscht sich Angela Merkel als Vermittlerin - WELT

  　　倒不是要為紅朝說話，但有一點還是要澄清：對女性的擄掠與買賣，在那個社會是源遠流長的現象，並非始自紅朝。像是《紅樓夢》故事一開始，小女孩甄英蓮就橫遭拐賣，幾經流轉，再變成侍妾香菱。「甄英蓮」（真應憐）這個名字，就暗喻著「平生遭際實堪傷」的命運。 　　這個情節，反映了人口拐賣普遍存在的恐怖現實。《紅樓夢》的讀者很容易把注意力都放在那幾個光彩奪目的女性角色身上，卻忘了其他女性身陷巨大的黑暗。當代政權的確有其問題，但若把一切社會現象都歸因於政權，反而會掩蓋更深層的問題。 　　當然，如果要質疑，可以說《紅樓夢》只是「假語村言」的小說，不能作為實證。這也沒錯，雖然我認為《紅樓夢》是對中華社會的精彩描寫，但小說終歸是小說，那麼，就來看看記實性的記錄。 --- 　　舉例而言，晚清名士趙烈文（曾任曾國藩的幕僚）在光緒8年（1882年）10月，曾經前往上海旅遊shopping，此行除了買書、買藥、買洋貨，還有一個採購標的，就是買人，他在日記中自述如下： 「余此行意欲買妾，聞滬上人材之眾，必易遴擇」（《趙烈文日記》頁2681，光緒8年10月12日） 　　隨後，趙烈文找到一個「負累數百金，故不得已鬻妹償付」的俞姓人家（《趙烈文日記》頁2690、2698、2699），買下小他三十三歲的俞氏女。三年後，大概是覺得滿意，於是又加購她的妹妹（《趙烈文日記》頁2834、2841）。 　　交易當時，俞妹的年齡只有十歲，而且這還很可能是虛歲算法。該說人性未泯嗎？趙烈文把她養了幾年，之後才正式納妾。在他的日記中，對這次納妾作了下列記載： 「張設黛樓西間為合歡所…擬作詩志喜，甫十餘聯，女盛妝出見，為之情移…經行之處，合家數十人夾道聚觀，莫不嘖嘖稱艷…盤旋左右，目不暇給，不意老來有此備福。」（《趙烈文日記》頁3001，光緒15年2月13-14日） 　　從這段日記可以看出，趙烈文對於買下俞氏姐妹相當得意，而且顯然不覺得這種作法有任何問題。不過，他「盤旋左右，目不暇給」的日子並不長。幾年之後（光緒20年，1894），趙烈文旋即過世，至於俞氏姊妹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 　　趙烈文生活的時代是晚清，到了民國，狀況也未必好到哪裡去。這個時代去今未遠，老輩的回憶錄可以提供若干線索。以出身山東的作家王鼎鈞為例，他在二戰期間跟著學校逃難，行經河南鄉間時走得比較慢，同行的表姐就叫王鼎鈞在後面自己走，她要跟大隊繼續前進，因為「我是女生，不能掉隊」。 　　女生掉隊會怎麼樣？王鼎鈞直接給出答案： 「女生不能掉隊。這次河南打仗，河南大學的女生被日軍衝散，有幾個女生落入土豪劣紳手中，起初當然也反抗，後來，就像張愛玲寫的『小艾』，生了孩子，不言不語做母親。」（《怒目少年》，頁195-196） 　　看起來，這些逃難的女學生對於自己的「同胞」，幾乎就跟對日軍一樣恐懼。由此可見，擄掠女性在當時很可能是普遍的社會現象，至少絕非罕見。 　　對於女性的擄掠與買賣，反映的是女性地位極低，形同供人處分的物件。在這樣的社會中，即使不是被擄掠販賣的女性，處境也說不上樂觀。對於山東家鄉的社會實況，王鼎鈞作了如下描述： 「對娶進門來的媳婦要千方百計的找理由折磨她，直到她沒有個性，沒有自己的人格，做馴服的奴隸，這是做公婆的哲學。鄉下小媳婦挨打多半因為在廚房裡偷嘴，而偷嘴是因為她天天都吃不飽，規矩大，飯桌上不敢多吃。每年到罌粟收成，鴉片煙膏隨手可得，你就聽見這一家的小媳婦服毒死了，那一家的小媳婦也服毒死了。」（《昨天的雲》，頁295） 　　而且，即使自殺，也不要指望鄉里會有什麼同情： 「母親談了些小媳婦投井自殺的事…母親說，誰家媳婦投井自殺，全村的人都罵死者，怪她弄髒了飲水，不罵那逼死她的丈夫或公婆。」（《昨天的雲》，頁193） 　　至於性暴力的發生，恐怕也並不少見： 「女子不可單獨進入高粱田…高粱田是現代的蠻荒，裡面可以發生任何事情。一個男子，如果在高粱田裏猝然遇見一個陌生的女子，他會認為女人在那裏等待男人的侵犯，他有侵犯她的權利。」（《昨天的雲》，頁194） --- 　　綜觀以上記述，對於女性的擄掠也好、販賣也好、虐待也好，在這樣的社會早就行之有年，絕對不是始自紅朝。質疑者或許可以說，這些都是個案或一家之言，但這種現象本來就不可能有通盤的量化統計。倘若沒有統計的事就當作不存在，那就等於是無視現實。 　　就算是個案好了，這些個案也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貶抑女性，本來就是社會常態的一部份，根植於文化實踐當中，乃至於加害者很可能覺得自己的作法是理所當然的，符合當地的文化價值。 　　這是一個社會性的共犯結構。如果不正視這一點，那反而會落入另一種迷思：「中華文化本來沒有問題，都是XX黨搞壞了」。這樣一來，甚或會助長對於「前紅朝中華社會」的烏托邦想像，不但悖離歷史事實，而且有害無益。 　　的確，政權有作惡，但如果「只是」政權作惡，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基層社會竟然有這樣綿密廣泛的共犯結構，讓擄掠或販賣女性的現象一再發生。再強調一遍，我絕對不是說那個政權沒有問題。 　　我是說那個社會本身就有很嚴重的問題。 引用資料： 趙烈文，《趙烈文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 王鼎鈞，《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一：昨天的雲》，爾雅2005 王鼎鈞，《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怒目少年》，爾雅2005 註：下圖為《紅樓夢》第八十回香菱挨打，清代孫溫繪。  

  　　坦白說，那句「已經放回比較隱密的地方」，聽起來相當不妙。 　　臺灣的山林地帶，曾經存在遠比現在繁密的原住民部落，隨後在時代變遷下逐漸消逝。這也就是為什麼山上會有日治警察駐在所的原因：有居民，所以要設立行政機構。所謂的「荒野」，其實是別人曾經生活的家園。而且，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戰鬥，像是布農族的玉穗社，就直到1933年才結束最後的武裝抵抗。 　　這些部落存在的時代，距離當代或許不算遙遠，有些甚至未逾百年，但我們對他們的理解卻相當有限。這些人是如何生活？他們跟外來統治者發生了怎樣的戰鬥？檔案文書只能提供一部份的資訊，還往往是統治者的故事版本。其他的，要靠考古證據來填補。否則，單靠檔案裡的記載，有時連確定部落、古道、跟駐在所的位置都有困難，遑論其他。 　　在這方面，古代人造物的遺留分佈，就是非常重要的考證依據，試以今人對八通關古道馬斯博爾駐在所（布農語：maspor）的研究考證為例： 「目前尚未發現有關此駐在所的舊照片，相關文獻記載也極為有限…平台的形狀已經因植物蔓生而難以辨識。當然沒有任何建築物留存，僅有大量的陶瓷破片、酒瓶等，散落在四處。」（《八二粁一四五米：八通關越道路東段史話》，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2005，頁142-143） 　　另外，已逝的台新金控總經理林克孝，還有一個身分是泰雅部落與古道歷史的研究者，就曾經這樣描述人造物對於部落古道定位的重要性： 「如果發現一條橫切帶狀的晚生植物，那就機會大增。若補上一兩個酒瓶、破碗和陶甕，那就八九不離十。最確定的證明是電話線的『礙子』，那種纏繞電線的陶瓷小設備。」（《找路》，遠流2010，頁114） 　　這就是後人想要了解歷史實況的方法：靠著一點一滴的線索，力求拼湊出最可能的真實。 　　然後，有人跑到山上，不分青紅皂白，拿走他們看到的人造物，順便上傳網路公告周知。遭受批評之後，再宣稱「已經放回比較隱密的地方」。 　　我無法查證所謂「已經放回比較隱密的地方」是怎樣「隱密」法？但聽起來，回復原狀的可能性，似乎是微乎其微。古代人造物的分佈狀況，可能已經被永遠改變。 　　說起來，這起事件頗能體現許多所謂「進步人士」的行事風格：跑到陌生的地方，以「淨化」的名義動手改變當地本來的狀態，但對在地的背景脈絡或者不理解，或者不在乎。而且，作起事來唯恐天下不知。 　　當然，不是所有上山的人都這樣，以前述的林克孝為例，他不是泰雅人，但卻奉獻了大量的心力，深入宜蘭南澳山區的泰雅部落遺跡，力求考察曾經在這裡的人們如何生活。借用他的說法：「使這些文化的線索永遠留給未來的人類…這個居住在地球最北的南島語系民族，會像太平洋上眾多同語系的同胞一樣，被珍惜，被欣賞，也被尊重。」（《找路》，遠流2010，頁285） 　　不過很可惜，他未能完成這個志業。2011年8月10日，林克孝在宜蘭束穗山區探勘期間不幸墜落斷崖。事發迄今，已逾十年。 註：下圖為日治白石警察駐在所遺址，筆者攝於霞喀羅古道。  

  　　這篇〈徐州八孩母只是中國人口拐賣的悲慘片段〉所提到的女研究生拐賣案，在數十年前是相當知名的案件。對我來說，這是小時候的恐怖回憶之一。 　　我第一次知道這起案件，是透過一個臺灣作者的雜記。我讀到雜記的時候年紀不大，究竟是小學高年級還是國中？現在不太確定，但當時那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仍然留在記憶裡，揮之不去。讓我印象深刻的，除了被害人的恐怖遭遇之外，還有犯人母親事後受訪時說的一句話： 「俺不知道俺媳婦（指被害人）學問大小，要知道她學問那麼大，俺一分錢不要，也要把她送回去，俺兒子被抓走了，我哭了兩天兩夜。」 　　這句話所透露出來的意涵自然是：早知道就買一個「學問沒那麼大」的女奴，那樣一來，事情就不會鬧大了。她所懊悔的，並不是對別人造成的傷害，而是挑錯被害人。 　　這個心態非常惡劣，但不得不說，還真的反映了相當程度的現實。的確，若不是這個案件的被害人剛好是來自上海的女研究生，引來後續一連串的追查，案件破獲的可能性，只能說微乎其微。 　　原因很簡單：人口拐賣跟性侵在當地不是個案，而是一整個產業鏈，宛然就是社會秩序根深蒂固的一部份。就連前往採訪此案的記者，也同樣深感驚恐，我讀到的那篇雜記描述如下： 「追蹤採訪時，她（指採訪記者武勤英）一下車就要治安人員陪同出動，她說，她真怕走到路上，被人搶走賣掉，這不是笑話…」 　　被發現的案件，大概只是滄海一粟，肯定有許多被害人，從此在盛世大國的鄉村中永遠消失。數十年前如此，數十年後亦如此。而且，作出這種事的，就是當地的普通人，「一個老實的農夫」。 　　因為這起女研究生拐賣案，我才意識到，那個國家的鄉土社會並不像主流教育描述的那麼平和可親，而蘊含著相當恐怖的成分。就此而言，這起案件對我認知架構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影響。 　　對了，我所讀到的雜記，作者就是柏楊，以上引用的段落出自〈人口販賣〉、〈天羅地網〉這兩篇文章，有興趣者可以找來一讀。不過，前陣子聽說有作者的遺族認為那個國家「文明已經進步了」、「已做到扶貧，有飯吃，有廁所上」，所以表示要把他的特定著作停止發行。以上兩篇文章會不會也落得相同的下場？這我就不知道了。 --- 註1：〈徐州八孩母只是中國人口拐賣的悲慘片段〉原文連結請參留言處。 註2：〈人口販賣〉、〈天羅地網〉兩文收錄於柏楊所著《家園》一書，遠流版《柏楊全集》似編於第十冊。  

「曲突徙薪」這個成語的典故出自《漢書•霍光傳》，意思是：有人到別人家作客，看到房子的煙囪筆直（火星容易飛出），旁邊還放了木柴（容易著火），就建議改彎煙囪（曲突）、搬走木柴（徙薪），以求降低火災風險。 但是，屋主不以為然，沒有理會這個建議，後來房子果然失火，所幸在鄰里群策群力之下，火勢遭到撲滅。 事後，屋主請客答謝鄉親，卻沒有邀請當初提出建議的那位客人。有人對這種情況看不過去，就提醒屋主：如果早早聽從建議，哪來的火災？屋主這才恍然醒悟，邀請提出建議的客人一併致謝。 同樣的道理，萬華中正選區的罷免危機得以止息，我認為，被罷免人應該好好道謝，不只是因為他們在罷免戰「全力相挺」，更因為他們當初站在你的對立面，堅持罷免制度必須設有相當門檻。 立委林昶佐罷免案9日開票，罷免案未通過。林昶佐隨後舉行記者會，發表感言。（記者方賓照攝）     罷免制度若無相當門檻，就極易成為擾亂政局的仇恨動員工具，而且可能造成少數罷免票輕易否定多數當選票的反民主怪象。這一點，就跟把木柴放在火星亂竄處容易著火一樣，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道理，但卻是被罷免人昔日反對的事。 罷免未能成立，正是因為當年有人頂著壓力，堅持站在被罷免人的對立面。假如採用不設門檻的「簡單多數制」，罷免現在已經過關了。 這一點，應該坦然正視。沒有人能夠事事皆對，承認以往見解錯誤不是什麼丟臉的事。如果願意坦承錯誤，並向當年持對立意見的人好好道謝，反而能夠贏得更高的肯定。 也許有些人會覺得「沒什麼好謝」。畢竟，當初主張罷免要設相當門檻的論者，也不是要對個人施恩，而是為了國家法制的平允。公事公辦，這是無關個人的事。 不錯，的確如此。但是，這種話只有被感謝的那一方才能說。至於受惠的一方，該感謝的還是要感謝。  

  有些人似乎弄錯了「戰略模糊」的意思，以為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意謂著美國在臺海局勢發生劇變時不會作什麼。事實上，這是對「戰略模糊」的一種誤解。 戰略模糊並不是「不作什麼」，而是「讓別人弄不清楚他會作什麼」。這個「別人」既包括對手，也包括盟友。 說直白一點，假如北京覺得美國一定會按兵不動，那戰爭就會爆發，但這是無法肯定的事，而賭錯的成本實在太大。於是乎，理性自利的決策者會傾向於避免輕舉妄動。 反過來說，就美國的角度而言，也不會願意輕易給臺北「必定來救」的保證。這種承諾一旦給下去，很容易讓盟友產生有恃無恐的不健康心態，甚至反過來作道德勒索。臺灣的事，臺灣人終究還是應該要站在第一線。美國對臺灣並沒有義務，即使出手也是施惠，不是本分，這是臺灣人必須要有的覺悟。 這是一種雙向的威懾機制，是霸主的戰略權術，目的在於用最低成本維持符合美國期望的戰略平衡。而且無可否認，這套作法也確實長期維持了臺灣海峽的停火狀態。 不過，這套作法並不是沒有風險。假如對手誤判美國的動向，以為美國真的不會採取行動，而戰果的誘惑又實在太大，那就有可能鋌而走險。到底是「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清晰」比較有助於避免戰爭？端視具體情境而定，千古無同局，並不是在什麼情況都合適。 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前線國家沒有「戰略模糊」這個選項，選擇的特權屬於在後方的寬裕國家。前線國家身在風口浪尖，唯一能作的就是表明堅守到底的立場，別無其他。否則，情況反而會變得更危險。 1940年，歐陸盟軍潰敗，英國變成前線。邱吉爾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都堅持拒絕跟納粹德國和談，也是同樣的道理。這個動作一作下去，敵人很可能會解讀成「你沒有決心抵抗到底」。接著，敵人就會想：也許只要稍微打兩下，你就會因為政治壓力而迅速內潰，不會發展成昂貴的大規模戰爭。這等於是誘使敵人產生「戰爭成本低到可以接受」的錯覺。說穿了，就是向敵人宣告「歡迎打我」。 在另一方面，盟友一旦看到前線國家作出這個動作，馬上就會想你是不是要轉換陣營？既然如此，那我為什麼還要幫你的忙？如果你把我提供的戰略資產拿去資敵怎麼辦？甚者，與其讓你首鼠兩端，那我還不如先下手為強，搶先毀掉你的艦隊、機隊、機場、港口、工廠等重要戰略設施。就算你的人連帶送命，那也顧不得了。 你說你可憐？很抱歉，「國家」這種組織不是普世慈善NGO，每個國家都應該優先為本國人的性命負責。人間世就是這樣，有意見的話到上帝面前去說。 舉例而言，法國在二戰一投降，英國就斷然襲擊法國艦隊、殺死大量法國海軍軍人，並且持續對法國進行戰略轟炸。同理，假如臺灣真的作出異想天開的判斷，近在咫尺的龐大駐日美軍與日本自衛隊，馬上就會變成危險的威脅。 總之，後方國家可以戰略模糊，前線國家卻萬萬不能。否則，無異於主動走進兩軍之間的無人地帶，同時接受雙方的炮火掃射，比面對單向的敵人更加悲慘。而且，後方國家所謂的「戰略模糊」也不是埋頭沙中、無所作為的意思，而是不想讓別人看穿他的底牌。 那麼，問題來了：倘若前線國家也跟著埋頭沙中、無所作為呢？ 好問題。那不叫「戰略模糊」，而叫「沒有戰略」。 --- 註：下圖為筆者攝於日本橫須賀軍港，疑似為美國海軍伯克級驅逐艦Stethem號（非軍事專業，判讀可能有誤）。  

台灣確實有必要瞭解歐美各國的制度與思想。原因很簡單：他們是強勢國家，台灣要自存於世，就必須跟人家打交道，對於他們的作法與想法自然不能一無所知。 不過，「瞭解」是一回事，要不要亦步亦趨模仿到底？則是另一回事。他們很多作法其實不是沒有問題，或者執法成本太高，或者帶有潛在風險，或者兩者兼具，之所以在本國沒有引發大禍，那是因為他們不論在安全跟財富方面都有充分餘裕。 也就是說，人家祖蔭極厚，先人留下來的有形無形資產太多，付得起成本，擔得起風險。有很多他們玩得起的作法，台灣是真的玩不起。舉例而言，像是幾個月前美國選舉爭議那種事，若發生在台灣外有強敵窺伺的情況下，就可能會引來大禍。 歸根結柢，這還是涉及如何理解台灣所面對的處境。台灣在地緣政治上的角色是什麼？前線國家。 在發展進程上的角色是什麼？後進國家。 在國族建構上的角色是什麼？新生國家。 這就是我們在世界上的真實地位。 我們需要的，是符合自身處境的作法，而不是「言必稱先進國家」。為了追求虛假的精緻感而模仿他們，這是沒有用的。說穿了，這跟擺拍名牌裝貴族有什麼兩樣？ 寒門子弟若想提升地位，需要的是累積財富與實力，而不是模仿富家公子怎麼花錢。人家可以那樣消費是因為人家有錢，我們跟著揮霍也不可能因此躋身上流好嗎？頂多能寄生上流就已經是老天保佑了。 以台灣的角度而言，值得花更多心思的西方思想，反而不是當代歐美那些花俏論述，而是西方從中世紀晚期到近代國家萌芽這段期間的論著，像是馬基維利、霍布斯這些人，去看人家是怎麼思考政治共同體的建構？法秩序如何可能？不需要同意他們，更不需要喜歡他們，但至少，人家確實有認真思考政治共同體要如何在險惡情境下生存。 另值關注者，就是二十世紀西方極權主義的血腥歷史，哪些國家撐不住？哪些國家生存下來？撐不住的國家敗因何在？生存者作了什麼？整個通盤想過之後，應該就不至於對我們接下來擁有的戰略選擇餘地有太多幻想。而且，我們面對的情境有可能會比他們更加駭人。在歷史上，東亞的殘酷程度往往跟歐洲不在同一個等級。 這些攸關生存的課題，才更值得我們從歐美各國那邊學習。不能忘記，我們面對的處境跟當代歐美完全不同。倘若捨本逐末，跟人家在那邊玩什麼「xx制」、「xx主義」、「後xx思潮」，能夠一事無成已經算是最好的結果了；假如「有成」，多半會惹出危及台灣生存的禍患。1919年，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以政治為志業》(Politik als Beruf)這場演講結束時，說了一段宛如讖言的話： 「不論現在的哪一方取得表面上的勝利，在我們面前的不會是夏日的花團錦簇，而首先會是冰冷嚴酷的極地長夜…當這場夜晚天光漸亮時，現在看似年華燦爛的人們，屆時又會有多少人依然存活？」（拙譯） 我們知道，韋伯發表這場演講之後不久，就在肆虐全球的西班牙流感疫情下病逝，沒有機會見證自己的憂慮成為現實，但他這段話，卻預示了歐洲接下來令人戰慄的遭遇。那麼，等著我們的考驗，又會是什麼呢？ --- 註1：下圖為筆者攝於海德堡韋伯故居前。 註2：上引韋伯原文如下： “Nicht das Blühen des Sommer liegt vor uns, zunächst eine Polarnacht vom eisiger Finsternis und Härte, mag äußerlich jetzt siegen welche Gruppe auch immer...Wenn diese Nacht langsam weichen wird, wer wird dann von denen noch leben, deren Lenz jetzt scheinbar so üppig gebluht hat?”

先表明，我絕不是那種以「沒有立場」自詡的人，我對公投的立場是四個不同意。讀者若持不同立場，我尊重，也不打算改變你。畢竟，已經有那麼多比我優秀的人、表達那麼多精闢的見解，如果連這樣都不被說服，又怎麼可能因為我的三言兩語就改變想法？ 在此，我只想說一點：倘若你也認同四個不同意，懇請明天一定、一定要出來投票。 這次的公投，不是一次普通的選舉，而攸關臺灣在戰略考驗期的路徑。我們正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人生在世，沒有幾次這樣的機會。我們的選擇，會重大影響自己的下半生，也會牽動後續世代的人生軌跡。 我們有機會改變歷史，這個世界有很多人，豁出性命追求這樣的機會而不可得。既然有機會，請一定要去投票。這不需要拋頭顱灑熱血，只要出來投票就好；這更不需要有無私無我的情操，只要為自己的利益與立場出來發聲就好。我們不需要偉大就可以選擇了。 這不是為別人，而是為自己。後冷戰和平已經崩塌，臺灣正陷入驚滔駭浪，既然身在船上，個人命運跟船艦的命運即不可分。我們有機會，把臺灣建設成一個融入國際秩序、擁有強勁實力的海洋國家；但也有可能自毀基業，破壞生存所繫的經濟基礎與國際關係，最終自取敗亡。 屆時，你我每一個人的生命、自由、與財產，都會陷入巨大風險。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能夠持續積累成果、跨越發展門檻的共同體，可說寥若晨星。臺灣一路走來，有光輝，有陰暗，但縱或我們的先輩有其不是，都還是把他們的努力累積下來，讓今日的你我得以有選擇的機會。我們如果作出自毀長城的決定，又怎麼對得起先人基業？又怎麼對得起臺灣的後續世代？ 這一點，對於新移民同樣適用。不論你或你的上一代來自何方，是越南、印尼、馬來西亞、香港、日本、土耳其、烏克蘭，或者其他地方？不管哪裡都一樣，既然來到這裡，大家的命運就綑綁在一起。現在的我們，還有選擇的機會，但若沒有站出來，可能很快就會沒有選擇。 無論如何，請讓我們抓住還有選擇的時刻。 註：下圖為筆者攝於玉山主峰。

  　　“The Confidenceman JP”（台譯：《信用詐欺師》）是以詐騙為主題的日本電視劇，後來也衍生出幾部電影版。我覺得，其中很有意思的一集，是電視版第6集〈古代遺跡篇〉。 　　這一集的劇情說起來很簡單：詐騙集團的年輕成員「小少爺」，偶然行經一個鄉間小村莊，覺得此地宛如世外桃源般純樸清新，繼而又得知這個村子即將設立廢棄物處理場，頓時產生不捨之情，想要出來行俠仗義，「保護」這片美好的鄉村風光。 　　於是，小少爺就叫來同夥設計一場騙局：製作假古董埋在地下，聲稱這個村子是重要的古代文明遺址，想要藉此迫使興建工程取消。 　　消息一傳出去，頓時引來三教九流、四面八方的「考古人士」，過來表演各種號稱是考古的行為藝術。詐騙集團的首腦達子再順便推波助瀾，用誇張的扮相跟語調，聲稱這裡是公元前數千年的古代都市遺址、曾經孕育出超級古代文明、有機會挖到媲美秦始皇陵規模的兵馬俑，諸如此類。 　　這樣一來，村子頓時鬧得沸沸揚揚，打斷了工程進度。小少爺的心願，貌似實現了。 　　不過，一開始設計騙局的小少爺看見村民竟然真心相信這裡有珍貴的「古代遺跡」，漸漸於心不忍，心一橫，索性通知正式的學術單位過來考察，讓學者公開否定了這個村子有「古代遺跡」的存在。 　　到此，理論上騙局應該要告一段落，但精彩之處卻從這裡才開始：開發公司的老闆看見有一堆「考古人士」在工地挖來挖去，雖然沒有找到「遺跡」，卻還是讓他考古魂大爆發，愛上這種浪漫追求的過程。於是，老闆就把公司交給別人經營，並拿出重金買下村子旁邊的山林地（達子已經預先入手），自己跑到山中「考古」去了。 　　至於廢棄物處理場？還是照樣完工，而且因為有工作人員進駐，帶動了村子的消費與景氣，村民們也都很高興。只剩小少爺很尷尬地看著這一切，意識到自己作了蠢事，為什麼要覺得興建處理場對村子一定會不好？ 　　在這個故事中，開發公司老闆出高價跟達子買下山林地，甚至不能算是有被「騙」，因為達子確實有明白告訴他，這座山很可能挖不到遺跡，但老闆還是無怨無悔地買了下來。對老闆而言，重點已經不是有沒有遺跡，考古價值亦非所問，而是愛上了那個永續追尋的過程。 　　這是最高級的認知作戰，不只是設下單純的騙局，而是影響對方整個人的認知架構與精神狀態。我第一次看到這一集的時候，覺得這個故事很唬爛，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 　　後來我才想到，的確，世界上確實有「永續社運」這回事。 --- 註：下圖為以弗所城的Celsus 圖書館遺址，筆者攝於土耳其。這個羅馬時代遺址我想是真的，不是為了阻止開發工程而編造的，應該啦。  

〈台灣反美意識的系譜〉補記：葉榮鐘與林莊生1974年的會面 　　前文〈台灣反美意識的系譜〉，曾經援引葉榮鐘寄給林莊生的〈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士頓函〉，此函有一些背景資訊，補記於此。 　　如前所述，這封信的寄件人葉榮鐘是日治台灣的重要文人，1920年代參與台灣文化協會，1930年擔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此外，他也曾在台灣新民報、台灣新報、華僑日報（菲律賓）等媒體服務，並於1944年出任台灣新報文化部長兼經濟部長。二二八事件後心灰意冷，不再任職於媒體或公職。 　　至於收件人林莊生，則是葉榮鐘的好友莊垂勝之子（林莊生母親為獨生女，依父母約定從母姓）。莊垂勝是日治台灣詩人，曾經參與創辦台中中央書局，跟葉榮鐘一樣是台灣文化協會會員，在二二八事件曾經一度遭憲兵隊逮捕，倖存。 　　換言之，葉榮鐘是林莊生的父執輩人物。他們兩人都是歷史的見證，葉榮鐘的《台灣人物群像》與《台灣民族運動史》，以及林莊生的《懷樹又懷人》，是我們當代人理解日治台灣的重要史料。 --- 　　在葉榮鐘寫這封〈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士頓函〉給林莊生之前，曾經在前一個月（1974年6月）拜訪當時移居加拿大的林莊生。 　　在《葉榮鐘日記》之中，1974年6月21日記載「抵Ottawa莊生家」，翌日則寫到「飯後再去農業部（莊生服務處）看花圃牡丹甚美，晚談至午夜一點始睡」（頁919），可知兩人有過深談。林莊生方面的說法則是「他（葉榮鐘）在我家逗留三天，古今中外無所不談。」（《懷樹又懷人》，頁331） 　　我有一個猜想：在這三天的會面中，葉榮鐘跟林莊生有談及海峽兩岸問題，而且兩人意見相左。所以葉榮鐘才會在離開之後，又在7月17日去信林莊生強調「台灣人之劣根性更因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教育與國民黨二十八年之壓制奴役民族性之墮落達於極點，以尋常之手段無法救藥。無論（國際）共管與獨立皆可信其無補於事，台灣之將來除向中共認同之外似已無路可走」（《葉榮鐘日記》頁1208），想要說服這位故人之子。 　　另外有一個旁證是，同年8月12日，葉榮鐘又從美國寄了一封信給林莊生，內容提及： 「關於中共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和您精確的分析至為敬服…問題是，客觀地說，即超越中共的意圖與台灣人的願望來看時，台灣到底能守住獨立與否不無疑問…」（《葉榮鐘日記》頁1209） 　　這段話的口氣似有辯駁之意，在後段還把當時的台灣獨立運動人士罵了一遍，包括彭明敏。信末則註明「下個月初經由東京歸台。歸台後就不能再寫這種信，感到不勝惆悵。」（《葉榮鐘日記》頁1210）。顯然，美國的言論自由，讓葉榮鐘享受了難得的暢所欲言。葉榮鐘從事新聞業時，曾經寫詩感嘆「餘生祇合三緘口，去死猶懷一寸心」（1943年），殊不知他在「祖國」治下更難開口，說來也是十分諷刺的事。 　　從這兩封信看來，葉、林兩人在加拿大的「三日之談」，可能就台灣局勢發生了一些意見分歧。否則，就不太能解釋為何葉榮鐘會在到別人家作客之後，接連寄兩封這樣的信過去。若說林莊生對「榮鐘叔」的見解讚嘆不已，讓說話的人深感知音，以至於覺得自己還要再寫信講更多？我不能說這種可能性一定沒有，但看起來不像。 　　雖然林莊生在《懷樹又懷人》有一小段文字寫到這場討論，但內容不多，既然有三天的時間「古今中外無所不談」，談論範圍應不限於書中提及的那一小段。真相如何？由於葉、林兩人均已作古，大概永難查考了。 --- 　　另外有一點：葉、林二人這次會面，還有一個不在場的關注者，那就是人在香港的新儒家知名人物徐復觀。 　　在此之前，徐復觀有從香港去信林莊生表示：「望代我問候（葉榮鐘），並希望他返台時能從香港經過。若如此，望先示到港時間，以便迎接。觀家電話為…」（《懷樹又懷人》頁275）。徐復觀此語應非客套，甚至還報上自家電話號碼，可見邀請之意甚誠。只是葉榮鐘後來並未繞道香港，兩人沒有見到面。 　　徐復觀的背景，看似與葉榮鐘毫不相關，實則不然。這位曾經的國府少將、昔日的蔣中正幕僚，同時也是1949年後的流亡者中，極少數跟日治台灣文人有所往來的人物。當然，僅限於二二八事件殺剩的部份，包括葉榮鐘與莊垂勝。 　　這一點，跟徐復觀的語言能力或許有點關係，依照林莊生的回憶：「開始幾次，我看他（徐復觀）和父親（莊垂勝）都用日語交談。到底他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留學生，講的日語非常文雅」（《懷樹又懷人》頁297）。 　　同樣的，徐復觀也會跟林莊生表達他對台灣政局的意見，比如1977年10月20日信中寫到「台灣只有兩條路可走，歸附北京或獨立。現狀絕不能長久維持。」（從香港寄出，《懷樹又懷人》頁281-282）。1981年5月，兩人在休士頓見面時，徐復觀則表示「台灣人需要爭取民主，但不需要獨立。」（《懷樹又懷人》頁287）。 　　附帶一提，徐復觀還在這次見面時抱怨當期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對他的專訪「不好，講得不清楚」（《懷樹又懷人》頁285）。徐復觀的意思究係自己表達不好，抑或編輯沒有整理好？單看文字不太確定，我認為是前者。李怡現在好像也在台灣養病，祝早日康復。 　　徐復觀主張台灣要追求「不獨立的民主」，跟台灣接下來的演化動向不太一樣，倒是跟後來數十年香港民主運動的基調非常相似。至於葉榮鐘，則是展現了從「本土」到「紅統」的思想轉型。而且，他們絕對不是北京的喉舌，這一點絲毫不用懷疑。他們對林莊生說的話、寫的信，是對子姪輩私下的意見表達，這就是他們基於自身想法講出來的真心話。 　　他們的思想，或許會讓當代許多人感到難以認同。我猜想，林莊生可能也有不同意見。 　　但無論如何，他們展現了白色恐怖時代後期，某些知識份子心中對於台灣的真實想法。而且直到今日，我們的社會還是未能完全走出他們的思考路徑。類似的思想，在我們眼前依然存在。 --- 參考資料： 葉榮鐘，《葉榮鐘日記》，晨星2002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玉山社2017

  　　雖然台美關係對台灣的存續至關重要，但坦白說，在不少台灣人的認知架構中，確實存在「反美意識」這個元素。反美意識有形形色色的起源，在不同的人身上發揮不同的影響。 　　概言之，早期國府一系，有不少人產生「升米恩，斗米仇」的心理，痛恨美國沒有給他們更多支援，彷彿這是人家的義務，卻不想想美國已經幫了他們很多。若非美援，這些人早就連容身之處都沒有。像是蔣經國留下的日記，就充滿對美國的強烈嫌惡，只是他自制力極強，不會輕易讓個人好惡影響戰略決策，只是在日記裡寫抱怨文發洩情緒而已。 　　至於反對國府者，抱持反美意識亦不乏其人。他們討厭美國，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相反理由：美國幫了國府的忙。至於台灣也在美援之下一併存活、發展，他們似乎就不太感謝了，甚至可能還會反過來，把期望寄託在北京身上。 　　以葉榮鐘為例，他在1920年代參加台灣文化協會，1930年擔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書記長，1947年親身見證二二八的血腥屠戮，成為倖存的台籍菁英，從此對國府深惡痛絕。到了晚年，他對台灣局勢的觀點已經演化成「靠日本則受日本之控制靠美國則受美國之操縱」，甚至進一步主張「台灣人之劣根性更因日本五十年之奴化教育與國民黨二十八年之壓制奴役民族性之墮落達於極點，以尋常之手段無法救藥…然則台灣之將來除向中共認同之外似已無路可走」（參〈1974年7月17日寄自美國波士頓函〉，收件者為林莊生，收錄於《葉榮鐘日記》，晨星2002，頁1207-1208）。 　　回顧這些歷史，不是要否定前人，只是說明問題究竟從何而起。總之，親國府也好，反國府也好，各自有醞釀反美意識的原因。而這樣的反美意識，會進一步跟大中華主義、社會主義等不同思想元素相結合，對下一代人的思想與情感進一步產生影響。 　　以我個人經驗來說，我唸大學時所接觸到的教師，對美國抱持反感者不在少數，只是知識界比較會用左派論述去包裝。我仍然記得，在我選修的一門歷史通識課程中，教師差不多罵美國罵了一個學期，還直接在課堂上將華府越戰退伍軍人紀念碑稱之為「劊子手的墓碑」；至於我當時讀到的一份法學院課程共同筆記（近乎逐字稿，製作年代比我早），則記錄了一位老師對美國介入南斯拉夫解體戰爭的批評，「如果蘇聯還在就不會有這種事」（大意如此）。 　　當然不是說美國不能批評，但批評有沒有道理則是另一回事。以台灣而言，現實狀況就是每個人的生存都跟「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牢牢綑綁在一起，包括那些主張反美的人在內。倘若台灣與美國為敵，形同政治與經濟上的戰略自殺。 　　儘管如此，各種不同版本的反美意識，卻還是分散在許多台灣人的認知架構當中，最終指向同一個結果，也就是讓有心人獲得勸誘台灣自取滅亡的良機。 　　再強調一次，人會傾向選擇跟自身認知架構契合的資訊，謊言之所以會有人信，是因為有人想相信。像是「他們賣的肉有毒」、「他們拿自己不敢吃的肉給我們吃」這類荒謬絕倫的說法，竟然能夠大行其道，關鍵還是在於社會本來就有讓其孳生的土壤，亦即根深蒂固的反美意識。 　　說穿了，他們許多人是真心相信「美國就是故意要放毒害我們」，就好像許多義和團拳民是真心相信「洋人有妖術」一樣。他們甚至完全不覺得這樣羞辱一個幫忙我們很多的國家有什麼不對，彷彿這樣對待別人是天公地道的。 　　台灣能否擺脫這種義和團式思維的糾纏，就看我們接下來如何抉擇。如果選錯，那就是我們全體要一起在國際上承擔責任。古希臘的歷史一再證明，直接民主制一旦作出錯誤的戰略判斷，承受最大災難的就是人民自身。這一點，在現代也不會例外。 註：有關蔣經國日記，推薦參考《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一書（林孝庭著，介紹參留言處），於茲不贅。

  　　引用中央社昨（12）日報導：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院院長許樹坤表示，外海鑽探觀察到礫石層分布到18至20公尺深，提案方『藻礁延伸至外海5公里』的說法，與鑽探岩芯證據不符，三接再外推已超過礁石層範圍，當然不會有藻礁。」 「前台大生物產業機電系教授謝志誠則說，藻礁盟提出台北港海管鋪設方案，恐毀掉大潭電廠進水口，加上海管穿越觀新藻礁，用水平鑽探工法（HDD）拉管失敗率極高，反而會破壞更多。」 　　藻礁公投，其實是一個檢驗。如果連這種欠缺依據的說法，都可以在公投當中贏得勝利，那麼，這個國家的每一項工程、每一項政策，都可以用類似手法予以阻止。 　　那些人為了阻止工程，已經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法律行動，再被法院一次又一次駁回，用程序消耗戰的方式挑戰制度的極限。在不斷的敗訴之後，他們想出來的辦法是直接訴諸公投，去推翻一個經過環評、而且也被法院認定合法的國家重要工程。 　　這其實是下棋輸了就翻桌的概念。既然走環評制度跟司法制度走不贏，那索性就繞過國家常規法制，用泛道德化的訴求，去包裝舉證說理上的子虛烏有。 　　他們這樣作，實際上是將國家法制推向危機。倘若用這種手法也可以贏得勝利，自然就會有人食髓知味，這個模式將會被推而廣之，用來癱瘓各種攸關民生的重要工程；至於專業研究？環評程序？Who cares?反正想推翻就可以推翻。 　　遊戲規則的底線既然被打破，接下來自然就會遍地烽火。而且，接下來幾年，正好會是國際情勢嚴峻的戰略考驗期。 　　表面上，這說是要「教訓政府」，但實際上真正被「教訓」的，將會是包括你我在內的全體人民。當然，其他公投案也是一樣。 中央社報導出處連結：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112120211.aspx CNA.COM.TW 學者：藻礁盟論述以偏概全 三接遷離投不同意 | 政治 | 中央社 CNA

  　　話說，知名NGO義和團會引來那樣的大禍，當然不是單靠拳民鬧事，而是有一堆覺得「天下大亂，形勢大好」的官員跟士大夫刻意推波助瀾，想要趁機奪權；也有一些官員或許沒有太大的野心，但就是長期痛恨洋人，想要藉此一吐惡氣。 　　在這些人當中，有位相對次要的人物，名叫李秉衡。他在幾個地方作過官，一度形象還不錯，有「廉吏」的美譽，似乎也是個清流人物。可是，他擔任山東巡撫期間，轄境對西方人的仇恨日漸失控，鬧出匪徒殺死德國傳教士的命案（史稱曹州教案，1897年），德國政府堅持究責，於是丟了官。 　　讀史者有後見之明，可以看出曹州教案的模式，已經像是後來義和團事件的先聲，但時人並不知道這一點。等到義和團事件爆發，李秉衡一度支持李鴻章等人的東南互保，隨後又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跑去「入覲太后，力主戰」。 　　既然如此，太后就成全他的心願，要他督師對抗聯軍。據《庚子西狩叢談》記載，李秉衡出征的時候一身拳民打扮，「以紅布裹首，短衣紅帶，一如大師兄裝束」，還慨然說出一句氣勢磅礡的名言： 「區區洋兵不足平」 　　後來的結果大家都知道，清軍跟拳民一下就被「不足平」的區區洋兵給「平」了，李秉衡也跟著自盡。至於是「殉節」或「畏罪」？就看後人怎麼說。當然，依照清流道學家的標準，李秉衡在許多方面都像是一個「好人」，但有時「好人」引發的災禍，比「壞人」還要可怕。 　　寫這段沒有什麼深意，只是看到那句「得罪美國又怎樣」，頓時覺得似曾相識而已。 註：以上資訊出處參《清史稿》卷467、《庚子西狩叢談》卷1。

八十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國海軍的航母機動部隊在太平洋上航行，準備進行促成日本帝國毀滅的攻擊行動。隔日，1941年12月7日（東亞時間為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台灣的處境也隨之改變。 這篇讀書筆記寫於疫情發生前，如今讀起來，已經像是來自前一個時代。在這兩年多當中，歷史以飛快的步伐向前加速。本書作者半藤一利，也在今年逝世了。 --- https://www.facebook.com/legal.pad.of.an.attorney/posts/130552461697356 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2019年11月22日  ·  《珍珠港》 　　這本《珍珠港》（《「真珠灣」の日》，燎原出版2019，鄭天恩譯）是半藤一利描寫太平洋戰爭如何爆發的作品，其內容不僅涉及珍珠港的軍事行動，也及於戰前的日本國內政局、各國的外交折衝、日軍登陸馬來半島、駐台日軍毀滅駐菲美軍航空隊、以及開戰後的社會氛圍等環節。 　　從結構上來說，本書可以稱為半藤那本《日本最漫長的一天》之姊妹作，一本描寫開戰，一本描寫終戰。作者在本書仍然維持一貫的高品質文筆，讀起來十分生動。 　　對於戰前美日外交的描述，是本書的一大重點。作者在本書當中，不時會流露出對於兩國當時無法達成妥協的惋惜，比如： 「我們還是會忍不住想問，假使美方將這份根據乙案規劃的《暫行過渡辦法》提示給日本的話，那會發生什麼事呢？不要說六個月，三個月的休戰就已經很足夠了―不，即使只有一個月也好，若是日美交涉持續下去的話，那會怎樣？假使這樣，那或許真如羅斯福所期待，日本的一頭熱會冷卻下來…」（頁69）。 　　身為親歷這場戰爭的日本人，作者會有這樣的心情可以理解。不過在我看來，為了1941年的外交決裂惋惜，其實沒有必要。當歷史的時針走到1941年，美日開戰已成必然，不論雙方能否達成暫時性的妥協，都不會改變戰爭必將爆發的事實。關鍵在於，雙方的談判底線不只沒有交集，而且相距甚遠。 　　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期待談判有辦法改變雙方結構性的分歧，除了訴諸戰爭，別無他途。戰前的協商談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基於組織的慣性，用來說服自己人「我們已經別無選擇」而已（這一點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從一開始就不會談出什麼有決定性意義的結果。有時候，沒有關鍵成果的談判持續進行，並不是雙方致力追求和平的吉兆，毋寧預示了戰爭其實無可避免。 　　至於說，談判是否可以多持續幾個月？戰爭能不能晚幾個月爆發？這對身在其中的當代人可能影響很大。比如說，如果你手頭上有許多以「戰爭不會爆發」為前提的投資，有沒有一段可以讓你及時出清投資的過渡期？這可能會讓你個人的人生軌跡大不相同；但就歷史的走向而言，幾乎可說無關宏旨。 　　戰爭的結果，從一開始就已註定。一旦戰爭爆發，美國必然以壓倒性的國力優勢碾壓日本。不論中間過程如何演變，都不會改變日本戰敗的結果。珍珠港無疑是戰術上的一大傑作，但也無非只是山本五十六個人天才的印證，無法改變東亞帝國與美國之間的國力差距；也正因為這場攻擊實在過於卓越，遠遠逾越一般人的想像範圍，奇襲效果才會如此顯著。 　　要從後見之明責怪美軍官兵沒有注意到奇襲將至，這很容易，但也沒有意義。看穿「戰爭迷霧」的最大困難往往並不在於沒有情報，而是「情報太多」。 　　就如同作者在本書所點出的，在日本海軍艦載機飛抵珍珠港之前，美方固然已經有收到一些蛛絲馬跡，但正因為每天幾乎都會有蛛絲馬跡，身在其中的官兵很難從中意識到，一場與平時迥然不同的風暴即將發生。如果你在河邊突然看到出現一些漂流物，要分辨這到底是上游有人傾倒物品，抑或是一場洪水即將奔騰而下？這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 　　如果一定要責怪的話，較可責者反而不是身處珍珠港的官兵，而是統轄駐菲美軍的麥克阿瑟。即使珍珠港遇襲的情報已經送達，麥克阿瑟的指揮仍然偏於消極，不但沒有採納下屬立即攻擊台灣日軍基地的建議，對於己方基地的防禦也過於鬆散。結果，就是讓美軍布署於菲律賓的龐大航空部隊，在地面上遭到來自南台灣的日軍飛機擊毀。消息傳到白宮後，羅斯福為此憤怒至極，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不過，如眾所週知者，麥克阿瑟並沒有因此退出歷史舞台，仍然在下一個階段扮演要角。跟其他國家比起來，美國對於敗軍之將相對寬容，不太願意為了一次大敗而廢黜將領。在這一點上，美國與共和時代的羅馬，可說十分相似。

  　　說到無端質疑博士學位造假，近代的主要苦主，首推胡適。至少從1919年開始，就有人聲稱胡適的留美博士學位是假貨、沒有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的學位口試云云，流言謗議，沒完沒了。即使如今過了一百多年，此類說法還是在網路上不斷蔓延。 　　這當然是胡說，胡適確實有在1917年通過哥大的博士學位口試，並於1922年出版論文。頂多只能說，當時哥大訂有博士論文應繳交紙本一百冊給學校的規定，而他是在1927年去哥大講學時，才順便把這個手續辦完，僅此而已，但這不會改變他在1917年通過口試的事實。抓著枝節糾纏不清，只能說無聊透頂。 　　事實上，胡適在哥大的指導教授杜威(John Dewey)，於胡適通過口試後不久，就有接受胡適邀請到中國講學，還不只是出席一兩場大拜拜式的研討會，而是整整待了十幾個月（1919年至1921年）。當時胡適已是成名人物，假如真有「胡適冒充博士」這回事，殊難想像如何可能瞞過杜威的耳目。 　　不錯，倘若堅持要沉浸在陰謀論宇宙，也許可以說：一定是胡適的「惡勢力」太大了，所以連指導教授跟學校都為了攀附他而跟著「造假」。 　　OK，但話說回來，如果指導教授承認他，學校也承認他，那別人到底是還有什麼好吵？難道在學位問題上，學校不算數？指導教授不算數？反倒是閒雜人等算數？此又不通之論矣。 　　說到底，有關胡適博士學位的陰謀論，無非只是無中生有，用來滿足有心人喜好看上位者跌落的猥瑣心理罷了。至於真相如何？這些人根本毫不在意。對於此輩而言，所謂真相，就是迎合他們想像的說法。關於這一點，余英時有相當中肯的評論： 「『胡適博士學位』變成了一件似乎永不能決的疑案…這一現象是怎樣造成的呢？說穿了一點也不奇怪。1917年胡適因提倡白話文學而『暴得大名』…一夜之間他便成為眾矢之的，也就是他所謂『箭垛式』的人物。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敵人是數不清的，個個都想看他出乖露醜。『冒充博士』、『口試沒有通過』是他『出洋相』之最大者。這一流言既起，『批胡』的人便一擁而上，源源不斷，再也不用問其事是虛是實了。」 （余英時，〈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決〉，收錄於《重尋胡適歷程》，中研院／聯經2014，頁317） --- 註：下圖為苦主胡適雕像，筆者攝於臺北南港。  

昨（27）天，即將卸任金馬執委會主席的李安，說了一句聽來意味深長的話：「這四年經歷非常多事情，我也非常珍惜這個經驗。」。 我不是電影圈內人，無從得知李安過去這四年的風風雨雨。但就一個普通觀眾的角度而言，我認為，在過去這四年當中，金馬發生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轉變，也就是從原本側重於所謂「大中華圈」的電影交流，逐步轉型為一個面向國際、卻又更能反映臺灣視角與關懷的平臺。在我看來，這樣的轉變，對於臺灣電影、乃至於臺灣社會，都是正面的發展。 這並不是說，我主張金馬一定要由臺灣人關起門來自己玩（雖然那也未必是件壞事），而是說，金馬從過度追求所謂「大中華圈交流」的羈絆中解放，這樣對大家都好。 「交流」這回事，並不一定像表面上聽起來那麼美麗，有它的前提，也有它的代價，而且往往相當昂貴。勉強承擔自己支付不了的代價，於人於己，都是有害無益。 有時候，如果你為了跟某些人「交流」，設法符合他們要求的條件，就會在自我審查當中失去自我，同時把其他人排斥在外。舉個例子，如果一定要「顧慮鄰國人民的感情」，像《時代革命》這樣的作品，大概就很難在金馬脫穎而出。 這樣的轉變，或許跟李安四年前接任金馬執委會主席時的設想不盡相同，甚至有可能不是他最樂見的結果，但無論如何，在他的任期內跨出了這一步。當風暴來襲的時候，在臺上撐住場面的人是他，他也沒有讓金馬失去自己的原則。假如不是這樣一位有份量、有立場的人物，適逢其時在那個位子上，情況如何，殊未可知。 就此而言，我感謝李安在過去這四年間的貢獻。我認為，李安對於金馬、對於臺灣，立有大功。同時，也要謝謝其他許多與李安一起出力的人。

  　　有一種常見的抱怨，是指責現在的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缺乏文化基礎」，諸如此類。 　　我的觀點恰恰相反。我認為，現在三十歲以下的這一代人，很可能是臺灣有史以來，普及歷史知識最豐富的一個世代。這裡所謂「普及歷史知識」並不是專業化的史學研究（這在任何時代都限於極少數人），而是面向大眾、普及化、通俗化的歷史知識。 　　三十歲以下這個世代開始接受教育時，民主化已經有了相當的進展，言論百花齊放，而且網際網路高度普及。資訊的數量、流通與多樣性，都與早年不可同日而語。在這個背景下成長的世代，視野其實遠比先前廣闊。 　　不錯，倘若要講個案，每個世代都有知識極豐富跟極貧乏的人物，但就整體而言，在我看來，年輕世代的普及歷史知識其實是比較好的。 　　而且我還認為，整個臺灣社會的歷史視野，是在持續進步當中。別的不說，即使出版業長期不景氣，但每年都還是有大量歷史普及著作推陳出新，深度廣度日新月異，更不乏優秀學者執筆的作品，充分說明社會大眾對於普及歷史知識的需求是多麼龐大。 　　的確，這些普及歷史讀物良莠不齊，頗有誤導之作，但話說回來，又有哪個領域的大眾普及讀物不是這樣？重點是，知識的消費規模已經建立起來，消費大眾的眼界也已經打開，即使作品有些參差不齊，只要披沙揀金，其中總是會有許多佳作，留給有心探詢的讀者。這樣不就好了嗎？又有什麼理由抱怨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 　　如果有人真的認為年輕人普遍「歷史知識不好」，容我大膽推想，其原因並不在於年輕人的歷史知識真的「不好」，而是其歷史知識太豐富、太多樣，跟批評者早年習知的那套架構根本是兩回事。批評者卻以為那套架構就是歷史知識的全部，殊不知洞穴之外別有天地。 　　於是，他們的直觀反應，就是說年輕人被「去x國化」的教育所毒害，導致「歷史知識不好」。這跟某大國常將不符該國正統史觀的說法稱為「歷史虛無主義」，是類似的思維。 　　實則，別人既不是「虛無主義」，也不是「知識不好」，而是一整套知識架構都長得不一樣，雙方的認知圖景差異實在太大。打個比方，即使最優秀的當代學人，如果突然被丟到兩百年前，大概也會被說是學術淺陋，竟然不會作最基本的八股文章。 　　附帶一提，就我個人的觀察，越會抱怨「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的人，自己的歷史知識往往也就越不怎麼樣。他們屢屢會以年輕人缺乏一些記誦性知識（？），來當作不知歷史的例證，但他們本人能夠背得出多少人名、地名、朝代名？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 　　舉個例子，不用苛求太冷僻的題目，單單是要這些人解釋一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這幾個政權是什麼關係？我敢說，在沒有查對資料的情況下，這些人起碼有一大半答不上來。 　　當然可以說，這幾個政權的關係很容易就可以查到，即使無法憑記憶直接陳述，實際上也無傷大雅，不能以此當作「歷史知識不好」的例證。畢竟，普及歷史知識的好壞，關鍵是整體的大框架，而不是個別名詞記不記得。 　　是啊，我同意。不過，既然如此，那又有什麼理由指責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就算有些年輕人真的背不出個別人名好了，那連整個朝代都不記得的人，豈不更嚴重？說到底，會批評年輕人歷史知識不好的人，究竟是真心關切歷史知識的傳承，抑或只是對己方意識形態工程日趨失敗感到苦惱？我非常懷疑。

  　　從法律角度來說，教科書選錄已公開發表的著作，是很單純的議題。《著作權法》第47條第1項就教科書編製設有法定授權制度，毋庸逐一獲得著作權人同意。雖然實務上為了避免爭議並尊重意願，往往還是會跟權利人簽訂授權契約，但並不是合法性的必要條件。 　　不過，在單純的法律議題之外，看到遺屬以「憂書名被用來辱華」為由，反對將那本《醜陋的中國人》編入教科書，甚至要把它停止發行，我還是有點感慨。 　　這並不是因為我認為那部作品適合選入中學教科書，而是說，在這個天地萬物皆可辱的時代，以「辱」為由壓制著作傳佈屢見不鮮，但這次，卻不是因為當局查禁或粉紅批鬥，而是因為遺屬自我審查，擔心為「辱華勢力」添磚加瓦。 　　事實上，那本《醜陋的中國人》絕對不是辱華著作，恰恰相反，這樣的書惟有具備濃烈中華情懷的人才寫得出來，也只對具有相同情懷的人才有意義。那是作者對於自己心目中的「中華」發出的吶喊，情真意切，但對沒有這種意識的人來說，無非只是泛泛陳詞，最可能引發的感覺就是無感，大概連辱到誰的感覺都沒有。 　　我很懷疑，現在年輕一輩還有多少人知道這部作品？更懷疑有多少人會因而產生「辱華情緒」？單單是我還說得出那是什麼書，恐怕都已經透露出年紀了。如果說，真的有編輯還記得這本著作，並想把它的內容選入自己正在編輯的教科書，那很可能也是一位具有濃烈中華意識的人物，才會想將文字中的情懷跟年輕一代分享。 　　然而，卻得到自行對號入座的拒絕，理由是「大陸已做到扶貧，有飯吃，有廁所上，而台灣卻一路地去中國化」、「大陸文明已經進步了」、「憂書名被用來辱華」、「其心可議」。 　　這大概是此書引發的各種風波當中，最具黑色幽默性質的一幕。假如這本書真的會進入後世的集體記憶，那恐怕也不是因為它的內容，而是因為這起事件。有飯有廁所，無書不辱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