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的挪威劇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出生於1828年的今天（3月20日）。 易卜生擅長以逼真的手法呈現當代社會問題，他的劇作尤以《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國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群鬼》（Ghosts）等三齣劇作最為有名，他和傳統倫理道德對抗，並揭櫫「個人（個體）主義」的理想，曾引起歐洲社會撼動。 自由主義學者胡適，特別推崇易卜生的《國民公敵》。該劇描寫的主角—小鎮上的一位醫師斯鐸曼，發現為全鎮帶來繁榮的溫泉浴場水質有毒，因而和鎮上官員政客、報紙媒體及居民產生衝突對抗，而獲「國民公敵」的稱號。雖遭受排擠，但他決定留下來繼續奮戰。這齣劇揭示易卜生對正義公理所抱持的「眾人皆睡我獨醒」、「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態度，呈現劇中人忠於自我、堅持理想的可貴與艱難。 「世上最強的人，就是那個最孤立的人。」易卜生借用劇中斯鐸曼醫師這句話，表達他的內心世界。 胡適透過對《國民公敵》的介紹，提出「易卜生主義」，說：「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們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請出來教大家仔細看。」「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

鍾逸人先生走了！ 我們的情份，因追尋、維護台灣的民主自由而結緣。亦父亦師亦兄，四十年忘年之交，往事歷歷，訴說不盡。 貼兩張我們的照片，撫慰我的哀思。 左圖是約三十多年與鍾先生（左）、李喬大師（中）合影。 右圖是2006年5月我應邀去日本九州對台灣留學生演講，鍾先生（左）、魏淑貞（中）與我同行，演講後在旅途中合影。 鍾先生，您直到100歲才卸下對台灣的重擔，我才71，不忍放下肩擔，求您在天護我，護台灣。  

他的父親從挪威移民到美國，母親則是來自瑞典的移民，但是他出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他不會說他是挪威人或是瑞典人，而是落地生根，認同美國的美國人。沒有人會罵他數典忘祖，他後來還獲選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100人」（第29名），還差一點成為美國總統。 他就是曾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厄爾·華倫（Earl Warren）。曾任三屆的加州州長。 厄爾·華倫為何名列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百人名單中？ 在擔任首席大法官期間，華倫領導的最高法院成為了美國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堡壘，作出了確立美國「一人一票」民主普選制、禁止種族隔離、推廣權利法案、政教分離，以及逮捕程序改革的「米蘭達忠告」（Miranda Warning），而且還有回擊麥卡錫主義，保障言論自由、保障婚姻自由等眾多里程碑式的判決。他還領導廢除了美國的種族隔離法，如「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 總之，美國近代史上一場劃時代的自由主義「憲政革命」，厄爾·華倫闕功至偉！也堪為人類世界楷模！ 今天是厄爾·華倫的冥誕，他出生於1891年的3月19日。

今天是馬雅各的冥誕。馬雅各是誰？ 他是台灣第一座西式醫院的創設人，也是英國長老教會第一位駐台的宣教師。 1836年的今天（3月18日），馬雅各出生於英國蘇格蘭。 他來台傳教、設醫院，卻歷經無數的阻擾與危險。 他的教堂屢次被拆毀、信徒遭殺害！後來因為他在醫療上面的服務，及外交上的交涉，才得以在台灣南部立下長老教會的基礎。他翻山越嶺，深入平埔族各部落行醫傳道。歷經幾年，把長老教會的福音種子，散播到臺灣大甲溪以南的中南部地帶，設立了三個教區。 他在台灣創設的第一家西式醫院，發展成今天台南的新樓醫院。 然而行醫的過程，也是千辛萬苦，屢遭漢人的威脅攻擊。甚至還有漢醫傳播假訊息，說他會抓小孩挖眼睛製造西藥丸，許多人信以為真。可見台灣人容易接受假訊息，非今日始。 馬雅各在台灣服務期間，發現運鴉片的船隻多過運糧食的船隻， 每當看到吸食鴉片的台灣人瘦弱無神的面孔，他就十分心痛。後來他回英國後，寧受毀謗攻擊，也要反對英政府販售鴉片給清國。 他講了一口流利的福佬話（「台語」），絕對是今天一般的台灣年輕人所望塵莫及。他如果在天知道今天台灣已被聯合國列為「母語瀕絕區」，該會何等訝異而難過！

時間是1793年11月8日，場景在法國巴黎協和廣場的斷頭台前，一名聰慧美麗的39歲女性，被拉上斷頭台！她毫無恐懼，視死如歸，朝著廣場上的自由雕像鞠躬，行刑前對圍觀的群眾留下了警世名言：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她就是羅蘭夫人。 這位革命女英雄最後成為革命祭壇上的殉道者，今天是她的冥誕。她出生於1754年的3月17日。 她才華出眾，風姿綽約，是許多男性傾倒的對象。 重要的是，她熟知盧梭及其他18世紀法國哲學家的民主思想。在眾多男性中，她是能折服人的意見領袖。 1780年與羅蘭結婚後，羅蘭夫人的客廳很快成為革命人士、政治家們的聚會場所。她投身法國大革命的浪潮中。 她原先與雅各賓俱樂部的領袖，激進民主派的羅伯斯比有相當交情。 革命浪潮把法王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之後，羅伯斯比的雅各賓派像脫韁野馬走上瘋狂的恐怖路線。理性路線的羅蘭夫人終於與羅伯斯比絕交，成為政敵！ 羅蘭夫人的吉倫特派，想拉住這隻脫韁的野馬，卻被雅各賓派反噬，雙方已成水火不容。1793年5月31日，武裝市民衝擊國民公會，雅各賓派挾民眾之威通過決議，盡數驅逐吉倫特派議員並在全城搜捕政敵。羅蘭夫人就是在這一天深夜被捕。羅蘭夫人在5個月監禁期間，她寫下一部回憶錄《請子孫後代公斷》。 羅蘭夫人本可逃亡，但是她卻決心一死，很像清國末期的維新志士譚嗣同。 她被稱為「革命期間最高貴的女人」，也是法國第一女傑。中國清末的女革命家秋瑾可以媲美；台灣的謝雪紅，也類似這樣的女中豪傑（但是她臨陣脫逃）。 經過法國大革命的洗禮，人類逐漸有現代國家的啟蒙。羅蘭夫人行刑前的警語，告訴我們自由的概念，應有理性的拘束，不能無限上綱，而走火入魔。 其他一切政治的訴求何嘗不該如此？千萬不要讓什麼「民族」、「領土完整」、「和平」、「偉大復興」….造成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1920年代日本有一個小學生，養了一隻母狗叫Sero，Sero 有一次生了六隻小狗，這小學生把六隻小狗全藏了起來。 母狗Sero 哭得很傷心，到處尋找牠的小狗。 小學生先還牠一隻小狗，母狗就心滿意足，不再找其他小狗了。於是這小學生斷定狗沒有數的概念。 （事實上有了單隻小狗，母狗便能發揮母愛，心就定下來了。 依據動物生態學的研究報告，動物還有4的概念，5以上就沒了。） 這個藏狗的小孩，從小害羞、木訥。體育、作文等課程都不好，回答老師問題時，就口吃聲小，無法順利回答。但是他在數學方面卻有異於常人的優異。真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他的數學讓他建立自信，發揮他的長才。最後成為世界著名的數學家。 他就是小平邦彥，今天是他的冥誕。他出生於1915年的今天（3月16日）。 他是20世紀數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以代數幾何和緊複解析曲面理論方面的出色工作而著名。他也是代數幾何日本流派的奠基人。 他在1954年獲得菲爾茲獎，是獲此榮譽的首位日本人。他也是為數不多的同獲菲爾茲獎和沃爾夫獎的數學家之一。 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史丹佛大學教授。當選日本科學院院士。1967年返回日本，曾領導了日本數學教學改革。 晩年於學習院大學執教。 他的自傳書名很謙虛-「我就只會算術」。 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回憶小學時代，剛好相反，我就算術最糟糕！

張善政上任後，還看不出有什麼善政，卻開始出現惡政了！他開始拿桃園神社（今桃園忠烈祠）下手了！ 我重貼16年前的舊作，請赤藍集團的政客們好好理解： 〈史蹟不僅是記憶，也是證據〉 （原載2007.6.3.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一座只蓋了廿七年的「中正紀念堂」，忽然被國民黨的地方官吏列為古蹟，還得到國民黨中常會的強力聲援。只要不是白痴，誰看不出來國民黨會忽然反常地重視古蹟起來，完全是針對扁政府將中正紀念堂改為民主紀念館而來。 國民黨真的那麼重視古蹟嗎？有一個最好不過的指標可供檢驗與比對，那就是，與中正紀念堂僅一路(信義路)之隔的原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歷史性建築，被國民黨硬生生地拆除掉。那一座莊嚴的建築物，落成於一九一四年頃，原本是日治時代「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的所在，後來成為日本總督和高官們宴客聚會的場所。國民黨撤退來台後，基於靠近總統府的地利，將它做為他們的中央黨部(接收日產為黨產，這又是一例)。一九九四年，國民黨無視於這座已經擁有八十年歷史的古蹟，決定將之拆除改建大樓繼續做為該黨中央黨部，引起學界、文化界的強烈反對，一度釀成黨部前的激烈示威抗爭。最後抗爭無效，還是給拆掉了。當時國民黨說那不是古蹟。 八十年歷史的建築不是古蹟，廿七年的中正紀念堂才是古蹟？國民黨為何會有這樣的邏輯？惟一能夠解釋的是，前者屬於日本時代，後者與「偉大的民族救星蔣公」有關。國民黨的仇日情結讓他們對於日治時代的史蹟產生「否定」的心理作用，這種「史例」很多，例如： 一八九五年年三月廿三日，日軍從澎湖的漁翁島登陸，後來日本當局在登陸地建了一座登陸紀念碑。國民黨來了之後將它敲掉，改建為「抗戰勝利紀念碑」。 同樣地，一八九五年五月日軍在澳底鹽寮登陸，後來日本人在登陸地也建了一座登陸紀念碑，一樣也被後來的國民黨政府毀掉，改建為「鹽寮抗日紀念碑」。 台北芝山巖上面有「芝山巖事件」六教師的墓碑，被仇日份子噴漆破壞；伊藤博文書寫的紀念碑，則被棄置在草叢中，任鳥禽拉屎，遊客踐踏。史蹟被拿來發洩抗日義憤。 一九三三年落成的本派本院寺，是日治時代規模最大的仿唐式日本建築，可是卻在一九七五年遭一把無名火焚毀。那把無名火，或許可以稱為「抗日聖火」吧？ 同樣用「抗日聖火」銷毀古蹟的範例，還可再舉日治時代所遺留的神社，例如嘉義神社，就是被仇日份子焚毀。日治時代台灣各地都有神社，戰後國民黨來後，除被燒毀者外，已拆除殆盡，有的在原地改建忠烈祠。今僅剩桃園神社，因為改為桃園縣忠烈祠，有了國民黨的「英烈千秋」在，所以仇日份子沒有再燒了。 馬英九台北市長任內破壞掉的日治時代的史蹟，最讓我們痛心的是坐落在圓山基隆河上的中山橋(日治時代叫明治橋)；擁有一百一十年歷史的大龍峒公學校的建築也險遭拆除，讓老校友們淚眼護校抗爭。 把不喜歡的歷史遺跡毀掉，以為這樣就是在表達民族精神，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實，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日治時代的史蹟，是日本殖民台灣的證據。把日治時代的史蹟毀損掉，是在湮滅日本殖民統治的證據。 史蹟不只是記憶，不只是文化遺產，它更是一種證據，有時候也是一種警惕。例如，我很不喜歡傳統對女性的片面貞操要求，但是對於「貞節牌坊」的遺物，一定不可破壞，因為那是傳統男人欺負女人的證據。 同樣的，最近興起拆除及毀損蔣介石銅像之舉，我認為移走銅像，集中保管可也，但不該損毀，因為那是獨裁政權的證據。  

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看懂的人很少。愛因斯坦解釋說：「其實相對論很簡單，例如，當大熱天我坐在火爐旁，兩分鐘像兩小時；若坐在美女旁，兩小時像兩分鐘，這就是相對論。」 今天是愛因斯坦的冥誕，他在1879年的今天（3月14日）生於德國的小鎮烏姆(Ulm)。 這位愛好自由的科學家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離開德國移民到美國。 愛因斯坦很愛開玩笑，趣聞很多。 有一次他搭火車遇到列車長驗票，他一時找不到自己的票，列車長對他說：「愛因斯坦先生，您不用找了，我認得您，我相信您一定不會跑票。」愛因斯坦回答：「我知道您信任我，不過我還是要把車票找出來，因為我忘了我要在哪一站下車。」 愛因斯坦雖然愛開玩笑，但他有許多正經的智慧之語，發人深省。試舉數語如下： Peace cannot be kept by force；it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understanding.（和平無法透過武力來解決，唯有透過理解才能達成。）這句話，習近平和普丁一定看不懂！ The world will not be destroyed by those who do evil，but by those who watch them without doing anything. （這世界不是真正被那些為惡的人破壞的，而是被那些縱容惡人為惡而袖手旁觀的人破壞的人）。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對世上任何不合理的現象表示自己的態度，否則就是幫兇。

我沒有拜拜的習慣，但是我喜歡到古廟參觀，除了了解其史蹟意義，有些廟更具有藝術價值，三峽的祖師廟便是一例。 三峽祖師廟於1947年經藝術大師李梅樹主導重修。李大師對其建築與設計頗下苦心。祖師廟因而名噪內外，被稱為「東方藝術殿堂」。（臉友有空不妨前去參觀，但不要燒紙錢喔！） 今天是著名畫家李梅樹的冥誕，他於1902年的今天（3月13日）出生於三角湧（今三峽）。 李梅樹的寫實畫風令人印象深刻，他曾說「或許天性使然，所以在日本求學期間，雖然正值野獸主義等繪畫思潮風行日本畫壇，造成極大的衝擊；卻始終不曾動搖自己的理想，仍然秉持一貫的自信與執著，堅決肯定自己所喜好的寫實創作風格。」。 李梅樹除熱衷美術，也從事政治，他說「人空著來，也空著去，所以要對社會、國家做有意義的事。」。 但是從政使得他在228事件時面臨險境，當時他擔任三峽鎮民代表會主席，曾一度遭調查，所幸最後倖免於難。但他的畫家好友陳澄波卻遭槍斃示眾！對他刺激很大。 228之後，他的畫風改變。如何改變？就留給藝評家和賞畫人自行觀察吧！

最近看到兩年前的一則假消息又出現了，說呂秀蓮又發表謬論，把維護民主自由、不願意接受中共專制統治的台灣人扣上「仇恨」的帽子？ 對於這則假消息，我原先信以為真，特別想請問她： 當年「黨外」民主運動時代追求民主自由的呂秀蓮走了嗎？怎麼不敢叫中共放棄專制極權？就像妳呂秀蓮當年向中國國民黨要求民主一樣。 現在知道這是假消息，雖然稍稍寬心，但感覺呂副為何容易被利用來放假消息，良有以也，那是她卸任副總統後的言行有以致之。 我忍不住想起我以前與呂副曾經有過一些互動，但最後卻又是如何分道揚鑣？ 我在回憶錄《小瘋人生》有如下交代： 我在政大讀書時，就知道呂秀蓮是當時女性運動的先驅。轉學淡江那一年， 讀到她的《新女性主義》一書，至為景仰。他的名言「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至今印像深刻，這是以「人權」為前提的思考。他創辦的「拓荒者出版社」的書， 我也購買過數本，其中她寫的《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給我印象最深刻。 「黨外」運動時期，我擔任《八十年代》雜誌編輯，才與呂秀蓮有一面之緣 （記得是司馬文武帶我和他餐敘）。 她在出版《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的三個月後，就因「美麗島事件」被捕 入獄，被軍法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1985 年假釋出獄。我才再有機會與她有過數面之緣。 2000 年呂秀蓮任副總統之後，於總統府成立「人權諮詢小組」（10 月 24 日正式成立），呂副總統任總召集人。聘請約廿多人擔任諮詢委員，我從 2002 年起也被聘為委員。記憶中曾經出現在會議中的其他委員還有：尤美女、李明峻、邱晃泉、洪貴三、柴松林、許世楷、焦興鎧、陳隆志、陳耀昌、 賀德芬、黃文雄、黃富源、黃爾璇、黃默、楊憲宏、廖福特、劉興欽、蔡明華、 蔡明殿、謝金河、簡錫堦、羅榮光、蘇友辰、蘇進強、釋淨耀...。 「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下分六個分組，我分屬在「人權思想教育分組」。［中略］ 前已述及，2006 年 8 月 12 日起「紅衫軍」之亂開始，來勢洶洶。有一天， 呂副總統召集我們人權小組的委員到總統府開會，我記得參加的人大約十多人。 呂副總統談話中暗示大家（其實說「明示」亦無妨），大意是說，這次外面紅衫軍運動澎湃洶湧，陳總統看來是很難抵擋，所以她（呂副總統）已有隨時準備（接班）的 打算。談話中，呂副總統還介紹我們可以去看一部影片叫「白宮女總統」。 全場靜默無語，只有我忍不住發難，我發言大意是說，「紅衫軍」假「反貪 腐」之名而起，藍營政客藉機進行政治鬥爭，副總統應該和陳總統站在一起，最好不要涉入政治鬥爭，以免外界誤會、揣測...。 呂副總統回了我一些話，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用詞是「我不怕！」。我心裡想，你不怕，我怕！但我沒有說出口，只再說了幾句話，我知道多言無效，就閉嘴了。其他委員仍沈默不語。 那一天，我終於體會到呂副總統自比「深宮怨婦」的心情。我離開總統府， 心中無限鬱悶。 此後，呂秀蓮沒有再通知我開會（雖然我知道人權小組仍有在聚會），我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的委員身份也就到此為止。 （附記：本則貼文原擬貼一張與呂副的合照，以活潑版面，但是貼上之後，越看越礙眼，只好拿掉！不貼了！）

1953年，一位來自中國的法師，寫了一本《佛法概論》，卻被國民黨指為「內容歪曲佛教意義，隱含共匪宣傳毒素，希各方嚴加注意取締。」台灣的「中國佛教會」也行文給各地佛教團體，稱《佛法概論》為中國共產黨宣傳，要求協助取締。 這位法師遭到警總與情治單位強迫寫出自白書，自承錯誤，才得以逃過一劫！ 他就是提倡「人間佛教」的印順法師。 在專制極權之下，印順只能委屈隱忍，這是留得青山在的方便法門。以後才能宣揚「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真諦。 今天是印順導師的冥誕。他在1906年的今天（3月12日）出生於中國浙江。  

〈走過228精英受難的地方〉 (原載2007.3.4.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刊登時改題為〈環島〉) 走過基隆海邊，這裡不只有成群驚慌的青年，手腳被用鐵絲貫穿成串，集體槍殺入海，這裡也是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等人遭槍殺後被棄屍的地方！ 據聞物理博士、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這裡遭雙腳綁石槍殺棄入海中！ 走過八堵車站，想起這裡不僅是個殺戮場，站長李丹修等十三人也是在此被抓，一去不回！ 走過南港橋，想起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專門委員林旭屏、醫師鄭聰遭殺害後都被棄屍在橋下！ 走過淡水河，想起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聽說他被殺害後，棄屍河中（筱峰按：現在已知，林茂生不是在淡水河邊遇害，是被押解到六張犁公墓處決）。 又聽說遭憲兵團長張慕陶下令淋汽油燒死的省參議員王添灯，也被棄屍在這裡！ 走過宜蘭頭城的慶元宮前，想起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以及蘇耀邦老師等七名地方人士在這裡被槍殺！ 走過蘇澳白米橋附近，想起這裡是張雲昌老師遇害的所在！ 走過南方澳海邊，想起疼愛台籍學生的外省老師趙桐，也被國民黨軍隊在這裡殺害！ 走過花蓮鳳林，想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醫師，以及兩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於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三人即被槍斃於鎮郊的公墓，身上衣物被剝洗一空！ 走過屏東市郵局前的三角公園，想起急公好義的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人，在這裡被槍斃示眾。 走過高雄壽山，想起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醫師范滄榕等人在這裡遭彭孟緝槍殺；走過高雄愛河，想起河旁市府禮堂內正在開會的人士遭軍隊集體掃射。 走過高雄岡山的火車平交道旁，想起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在受盡酷刑（耳、鼻都被割掉）之後被槍斃於此。他當時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卻仍遭不測！ 走過台南市民生綠園，想起見義勇為的湯德章律師，在這裡被處決，圍觀的民眾飲泣心碎！ 走過嘉義火車站前，想起著名畫家陳澄波、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數名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在這裡被槍決示眾！ 還有太多的台灣社會精英，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遇害？陳屍何處？ 例如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李瑞峰兄弟；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等等。 我是否經常走過他們受難之處？我心痛如絞。他們如果能假以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精英足可組一個堅強的內閣。他們無一人造反，卻遭殺害；但是，馬英九硬將這場屠殺說成「官逼民反」。 想起這些蒙冤受辱的精英，我淚眼朦朧。但是我們不可提，我們一提這些歷史，國民黨的郭素春者流就會罵我們「撕裂族群」；國民黨黨營電視台主播沈春華就會質問我們「是不是要殺光外省人、殺光國民黨？」不過，如果比起吳伯雄，他的二伯父（吳鴻麒，與乃父同卵雙生）遭國民黨殺害，他不僅不曾替二二八家屬伸冤講話，卻還能在國民黨陣營長期當官享俸，我就更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76年前的今天，3月11日，台灣社會菁英林茂生、陳炘等人紛紛被捕遇難⋯⋯！ 讀歷史是為了將來。 台灣人要防止悲劇重演！

地點在英國，一位政治人物在演講。忽然台下有個人對他高聲辱罵：「狗！垃圾！」 這位政治人不慌不忙不慍不火，立刻回答：「這位先生，請您稍安勿躁，我馬上就要講到你所提出的有關環保的問題。」全場大笑，鼓掌喝采。 這位機智的政治家，就是前英國首相威爾遜（H.Wilson）。他曾分別在1960、70年代兩度擔任英國首相。 今天是威爾遜的冥誕，他出生於1916年的今天（3月11日）。  

1947年3月10日，正值二二八事件中各地社會精英被捕遇難之日，一個嬰兒在嘉義誕生，長大後從事二二八的歷史研究，他就是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 張炎憲教授不同於象牙塔中的學者，他從事口述歷史採訪；策劃舉辦台灣史研習營；帶領本土社團如台灣教授協會、台灣歷史學會、台灣社；編輯《台灣風物》、《台灣史料研究》。在國史館館長任內，編出許多過去國民黨不削編撰的台灣史料，出版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口述歷史達二、三十冊。 他呼籲「台灣的歷史要台灣人自己寫」。 炎憲兄，永遠懷念您！

以下這張版畫是描寫二二八事件的著名版畫，作者是來自中國的美術家黃榮燦。 今天是黃榮燦的冥誕。1916 年的今天（3月9日）出生於重慶，戰後來台任教於師範學院（今台灣師大）。 黃榮燦親歷二二八事件，對受難者深表同情，作出了以下這張表現二二八大屠殺的著名版畫《恐怖的檢查》。 可惜，這位充滿正義感的美術家，在5年後（1952）因白色恐怖也遭國民黨政府處決！

76年前的今天（3月8日）蔣介石派來的軍隊在基隆登陸，展開屠殺。重貼舊作如下： 〈基隆二二八屠殺〉 （原載2016.4《民報》）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又被稱為「二二八大屠殺」。用「屠殺」（Massacre）來形容二二八事件是否合理？如果我們以死傷極為慘重的基隆地區發生的情況來看，答案就應該不言可諭了。 以下我們試舉當時人的見聞來瞭解，這些都是一手史料： 三月八日下午，國府軍整編二十一師的增援部隊抵達基隆；從福州運來的憲兵第四團的兩個大隊，亦乘「海平輪」登陸基隆港。同時，二十一師的另外三千名部隊，也在高雄登陸。從此展開了一場「血的大肅清」（《朝日新聞》調查報告用語）。 台灣史學者楊逸舟，根據一位基隆市民敘述軍隊登陸基隆後的情形，這樣描述：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號聲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的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詳見楊逸舟，《台灣と蔣介石》，頁一三○） 楊逸舟又記述著： 「數百名被認為暴徒的人們，足踝被貫穿鐵線，三五人一組被拋進海中。有時，十數人一組，用鐵線貫穿手掌，有的已氣絕，有的半氣絕，統統綑成一團，拋入海中。不數日，無數的無名屍像海綿似地吸飽海水，浮上海面，漂到海邊來。」 前引楊逸舟的敘述，與「台灣旅滬六團」的報告情節完全符合。旅居上海的六個台灣同鄉團體，於事件中組團回台進行了解調查，提出〈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例舉許多殘酷無倫的屠殺方法，其中關於基隆部分這樣記述： 「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踝，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猶時有屍首。」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時年十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邊，窺見殺戮的鏡頭，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 「我不知道什麼時間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裡準備緊閉店門、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可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地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地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附近軍隊衝進巷子、民房，搜捕嫌疑人物。我們偷偷看到馬路上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裡搜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們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幾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詳見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117） 當時奉派來台的整編二十一師的副官處長何聘儒，參與了這次來台的「平亂」之後，以其親身經歷，寫下〈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的回憶文章。先看看何聘儒描述部隊從基隆登陸後的情形，不僅濫殺無辜，而且有些部隊出現「官兵變成強盜」的情形： 「三月八日午前，四三八團乘船開進基隆港，尚未靠岸時，即遭到岸上群眾的怒吼反抗（按：實際並無反抗情事）。但該團在基隆要塞部隊的配合下，立刻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亂掃，很多人被打得頭破腿斷，肝腸滿地，甚至孕婦、小孩亦不倖免。直至晚上我隨軍部船隻靠岸登陸後，碼頭附近一帶，在燈光下尚可看到斑斑血跡。」 「部隊登陸後，即派一個營佔領基隆周圍要地，並四出搜捕『亂民』。主力迅即向台北推進，沿途見到人多的地方，即瘋狂地進行掃射，真像瘋狗亂咬。…」（原載於《文史資料選緝》第十八輯，轉引自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輯》，板橋：稻鄉，1991） 中國記者王思翔，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人在台灣，親歷了這場悲劇。他在《台灣二月革命記》（原名「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中國上海：動力社，1950）中，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史料。以下是他對三月八日在基隆的大屠殺的見證：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著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 軍隊施行「報復」的情事，普遍發生，記者王思翔報導的以下這個個案，可見一斑：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為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地打死了。那位敘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各種捕殺整肅在全島普遍進行，或未經審訊即公開處決，或秘密處決，真是罄竹難書。以下摘引記者王思翔的報導： 「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為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人入海者達二千餘人。」 看過這些歷歷史料，這不叫屠殺，什麼才是屠殺？只是，「港都夜雨」的基隆，曾經在那一年，駝負着台灣史上的腥風血雨…。基隆子弟，台灣子弟，不能忘記，不能忘記！

啥？主張台灣獨立就要講「台語」嗎？沒有講「台語」就不算台獨嗎？那麼廖中山、張忠棟、金恆煒、曾心儀、楊月清、林保華……很多講華語的台獨主張者，都不是台獨份子了嗎？ 有人看了我強調台灣主體性的短片，質問我，既然強調台灣的主體性，為何無講「台語」？（其實我有參著講） 我答：你的意思是，要使用來自福建南方的語言，才能強調台灣的主體性嗎？ 你怎麼不使用平埔祖先的南島語？不是愈有台灣主體性？ 台灣已漸漸形成多語多族的國家。將台灣獨立建國、台灣主體性，建立在唯一語言的思考，那是一條無尾巷！ 台灣獨立建國是要走大路，先後來到的各族群、各種語言，都能互相尊重，充分展現。   https://youtu.be/WhENpExbWao YOUTUBE.COM 地圖與殖民

  台灣在經歷兩個外來政權的「去台灣化」的教育之後，失去了自己的主體意識，使得自己的身分認同產生錯亂。要糾正這種不正常現象，必須從教育根本改造起，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確立以台灣為基點的教育。 直至2006年才有獨立成冊的台灣歷史教科書，然後再進入中國史、世界史。這個變革是教育部長杜正勝努力擺脫過去外來政權的意識形態之後的一項大突破，令人振奮！ 任何改革，必然會受到「既得利益者」、「既得習慣者」與「既得觀念者」的阻撓與反對。可以預期的，這項課程的改革，也必然遭到習慣於過去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教師與家長的反對。例如，被扣上「去中國化」之類的帽子。這不是「去中國化」，而是結束「去台灣化」，讓歷史教育正常化。因為世界上任何一個正常國家的教育，沒有不是以自己的土地與社會為立足點。 看過前面的兩幅外來政權的教室景觀之後，我心中浮現一幅理想的教室景觀：佈置著台灣地圖、亞洲地圖（當然包括中國）和世界地圖。這也是台灣史地教育應該循序以進的正常步驟。 期待所有台灣的教師和家長，一起來建構屬於台灣的正常教育。   https://youtu.be/WhENpExbWao YOUTUBE.COM 地圖與殖民 地圖與殖民

在綠島人權園區的「垂淚碑」上有一首詩： 「在那個時代 有多少母親 為她們 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 長夜哭泣」。 這是因為翻譯大力水手漫畫而被幽禁於綠島的作家柏楊的詩作。 今天是柏楊的冥誕，1920年的今天（3月7日），他出生於中國河南。 我在回憶錄《小瘋人生》中，有一段「與柏楊的對話」，摘錄如下： 有一次我應邀參加一項討論族群議題的座談會(地 點好像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但是時間已記不得)，應邀出席座談的還有作家柏楊， 以及陳師孟和瞿海源教授。第一輪發言時由我先講，柏楊在我後面發言時，說我 「筱峰學識豐富，心思敏銳，可惜他是台獨。」第二輪發言時，我回應柏楊剛才的話，說:「柏老剛才說我『學識豐富，心思敏銳，可惜他是台獨』，我認為柏老應該這樣說才對–『筱峰學識豐富，心思敏銳，怪不得他是台獨』」現場聽眾 大笑，柏楊也苦笑。我接著說:「因為我今天的很多思想，包括對中國『醬缸』 文化的了解，是受柏老的許多著作的影響。」 我知道柏楊不主張台灣獨立，但是他有民主素養，所以有人問他「如果經過 公民投票，多數人決定台灣獨立，柏老態度如何?」柏楊回答:「我當然還是要 尊重多數決。」所以柏楊雖不主張台獨，但是他這種氣度，與那些完全媚共、舔 共，支持中共「武統」的「統」派(應該叫「併吞」派)，仍有天地之差。 1988 年，柏楊對「統一」的態度曾有如下的論述:「...屆至目前止，無論政治、經濟、 教育成長，海峽兩岸都有龐大的差距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倉卒統一，台灣住民用血汗培養出來的經濟繁榮，用血淚培養出來的政治民主，會被迅速摧毀，這是不公平的， 不但對台灣人民不公平、對大陸人民更不公平，因為台灣一旦倉卒統一，大陸人民將失去一個奮起直追的標竿，重新回到迷茫位置。」 記得又有一次上 TVBS 的談話節目，談蔣介石，出席節目的除了我之外，還 有柏楊、瞿海源(本來還有邀請一位國民黨人，沒有來)。主持人是深藍立場的蘭萱，但我們出席的三人在節目上大大批判蔣介石。主持人說：「你們都講負面的話，能不能談點正面的，可以給蔣介石一些正面評價嗎?」柏楊說:「好，我想想看。」停了數秒，柏楊接著說:「想不出來！」我在旁大笑，跟著開了個玩笑：「正面還是有啦！起碼 10 月 31 日老蔣的生日那天讓我們全國放假一天。」  

今天是「高雄大屠殺」紀念日，重貼舊文： 〈在二二八事件中彭孟緝真的在鎮「暴」嗎？〉 （原載2005.8台北228紀念館《和平鴿》第5期） 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民間稱為「高雄屠夫」的彭孟緝於1997年12月19日過世﹐他的兒子彭蔭剛於1998年1月9日在報上刊登啟事﹐為其父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辯護﹐引起二二八受難家屬及許多民眾的不滿。彭蔭剛為父親辯護﹐出於一片孝心﹐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但正因為是在替自己的父親說話﹐難免會因親情而影響對歷史事實的認知。身為台灣的歷史研究者﹐我忍不住想講幾句話。 彭蔭剛在刊登的啟事中﹐敘述其父彭孟緝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為﹐這樣說：「…隔年(民國三十六年)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後﹐三月六日延伸至高雄市。當日因暴徒涂光明等人攜械挾持市長黃仲圖及議長等人為人質赴高雄要塞要脅先父投降﹐並要求將日軍投降繳械之數師武器裝備﹐全部交予暴徒﹐否則以火燒高雄要塞做恐嚇。先父因事變後奉命為台灣南部地區負責人﹐對此無理要求當即斷然拒絕﹐並在黃市長要求下派兵援救被暴徒佔領之高雄市政府。…」 對於彭蔭剛以上的敘述﹐我必須提出以下幾點說明或質疑： 一﹑涂光明不管他個性如何激進﹐也不論他採取何種行動﹐他絕不是「暴徒」﹐這個理由很簡單﹐就如同孫文不論採取什麼激烈手段﹐他絕不是滿州政權所說的是「大寇」一樣。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如陳進興者流﹐才叫做「暴徒」「大寇」﹐抱持社會正義與理想的反抗者﹑革命者﹐或改革者﹐不論其採取什麼手段﹐亦不論其理想內容如何﹐不能以「暴徒」「匪寇」視之。這點基本認識如果不懂﹐沒有資格跟人家談歷史。 二﹑不過關於涂光明的角色﹐並非不能討論。有關他與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對立之說﹐楊金虎在其回憶錄中也有類似的講法。但至於說「涂光明攜械挾持市長黃仲圖及議長彭清靠等人為人質赴高雄要塞要脅彭孟緝投降」﹐則未免拗得太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教授對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說法﹐試看他的一段回憶：「高雄是成立處理委員會的十七個城市之一﹐而父親﹝彭清靠﹞被選為主席。在這不安的過渡期間﹐他們要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還要磋商改革建議﹐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員會﹝按應指省級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參考。因此﹐委員會決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他的士兵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他的巡邏隊每看到台灣人集合在一起﹐便隨意射殺。父親率領的代表團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緝撤退那些巡邏隊﹐而在地方領導者應陳儀要求而集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住軍營內﹐不準外出。」 到底彭孟緝的兒子彭蔭剛說的對﹐還是彭清靠的兒子彭明敏說的對？我們從以下的反思﹐也許可以得到理解： 如果彭清靠是受涂光明挾持的人質﹐那麼彭孟緝既然不受涂光明的威脅而將之槍決﹐則理應解救人質彭清靠才對﹐但事實是﹐彭清靠跟其他同往的代表林界﹑曾豐明等人也一樣被逮捕﹐林界﹑曾豐明最後跟涂光明一樣遭彭孟緝下令槍決﹐彭清靠雖免一死﹐卻受盡苦刑凌辱﹐「被繩索綑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見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再說﹐上山的幾位代表﹐手無寸鐵﹐竟敢要脅擁有重兵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放下武器投降？難怪楊金虎在回憶錄中問道：「無武裝的老百姓集團要求武裝機關解除武裝真是亙古未有之笑話」。 三﹑彭孟緝最不可原諒的是3月6日派軍隊在高雄市政府的大屠殺。涂光明等人被處決﹑彭清靠被拘押之後﹐彭孟緝接著下令士兵從山上開入市區﹐包圍正在市府禮堂開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部隊將市府大門封閉﹐然後以機槍向沒有武裝的開會人士掃射。頓時﹐哀嚎慘叫聲四起﹐誠如揚金虎在回憶錄中提到的：「…市會議員有王石定﹑黃賜﹑許秋粽﹑陳金能…﹐其他市民代表者亦有數十名﹐或死在市府禮堂﹐或來不及逃跑﹐死在辦公室﹐及市府前後空地﹐死狀至慘﹐…」不僅如此﹐許多中彈倒地未死的人﹐士兵又以刺刀補上﹐殘忍至極。一場殺戮後﹐士兵仍封鎖現場﹐不許民眾及家屬立即進行援救或善後事宜﹐極不人道。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的調查報告書中敘述到這場屠殺說：「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按當時在高雄市政府開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不僅不是一個武裝組織﹐而且原先亦為陳儀所認可。處理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甚至還扮演著安撫武裝民兵促其不要衝動的角色。事實並非像彭蔭剛所說的「暴徒佔領高雄市政府」。 在高雄市府的這場屠殺之後﹐彭孟緝也配合當時全島的大整肅﹐開始四處捕人捉人﹐許多社會領導精英紛紛被捕捉﹐像楊金虎﹑王清佐﹑郭萬枝﹑蔣金聰﹑王咚…他們最後雖僥倖免死﹐但卻受盡刑辱﹐有些人甚至被打成殘障。 至於在高雄火車站前槍決「人犯」的場景﹐恐怕更是人性殘酷的一項記錄吧！試看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中的一段記述：「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經過這場血腥殺戮﹐彭孟緝事後非但沒有任何政治責任，反而被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並於事件二個月後被蔣介石擢升為台灣警備總司令，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以後更在政壇上平步青雲﹐繼續為白色恐怖統治的蔣政權效命。 想起韓國光州事件的元凶全斗煥被韓國民眾追究﹐終而判處重刑﹐兩相比較﹐我忍不住喟嘆—台灣民眾到底是寬宏大量？還是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