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高雄大屠殺」紀念日，重貼舊文： 〈在二二八事件中彭孟緝真的在鎮「暴」嗎？〉 （原載2005.8台北228紀念館《和平鴿》第5期） 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民間稱為「高雄屠夫」的彭孟緝於1997年12月19日過世﹐他的兒子彭蔭剛於1998年1月9日在報上刊登啟事﹐為其父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辯護﹐引起二二八受難家屬及許多民眾的不滿。彭蔭剛為父親辯護﹐出於一片孝心﹐我們當然可以理解。但正因為是在替自己的父親說話﹐難免會因親情而影響對歷史事實的認知。身為台灣的歷史研究者﹐我忍不住想講幾句話。 彭蔭剛在刊登的啟事中﹐敘述其父彭孟緝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為﹐這樣說：「…隔年(民國三十六年)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後﹐三月六日延伸至高雄市。當日因暴徒涂光明等人攜械挾持市長黃仲圖及議長等人為人質赴高雄要塞要脅先父投降﹐並要求將日軍投降繳械之數師武器裝備﹐全部交予暴徒﹐否則以火燒高雄要塞做恐嚇。先父因事變後奉命為台灣南部地區負責人﹐對此無理要求當即斷然拒絕﹐並在黃市長要求下派兵援救被暴徒佔領之高雄市政府。…」 對於彭蔭剛以上的敘述﹐我必須提出以下幾點說明或質疑： 一﹑涂光明不管他個性如何激進﹐也不論他採取何種行動﹐他絕不是「暴徒」﹐這個理由很簡單﹐就如同孫文不論採取什麼激烈手段﹐他絕不是滿州政權所說的是「大寇」一樣。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如陳進興者流﹐才叫做「暴徒」「大寇」﹐抱持社會正義與理想的反抗者﹑革命者﹐或改革者﹐不論其採取什麼手段﹐亦不論其理想內容如何﹐不能以「暴徒」「匪寇」視之。這點基本認識如果不懂﹐沒有資格跟人家談歷史。 二﹑不過關於涂光明的角色﹐並非不能討論。有關他與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對立之說﹐楊金虎在其回憶錄中也有類似的講法。但至於說「涂光明攜械挾持市長黃仲圖及議長彭清靠等人為人質赴高雄要塞要脅彭孟緝投降」﹐則未免拗得太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教授對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說法﹐試看他的一段回憶：「高雄是成立處理委員會的十七個城市之一﹐而父親﹝彭清靠﹞被選為主席。在這不安的過渡期間﹐他們要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還要磋商改革建議﹐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員會﹝按應指省級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參考。因此﹐委員會決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他的士兵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他的巡邏隊每看到台灣人集合在一起﹐便隨意射殺。父親率領的代表團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緝撤退那些巡邏隊﹐而在地方領導者應陳儀要求而集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住軍營內﹐不準外出。」 到底彭孟緝的兒子彭蔭剛說的對﹐還是彭清靠的兒子彭明敏說的對？我們從以下的反思﹐也許可以得到理解： 如果彭清靠是受涂光明挾持的人質﹐那麼彭孟緝既然不受涂光明的威脅而將之槍決﹐則理應解救人質彭清靠才對﹐但事實是﹐彭清靠跟其他同往的代表林界﹑曾豐明等人也一樣被逮捕﹐林界﹑曾豐明最後跟涂光明一樣遭彭孟緝下令槍決﹐彭清靠雖免一死﹐卻受盡苦刑凌辱﹐「被繩索綑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見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再說﹐上山的幾位代表﹐手無寸鐵﹐竟敢要脅擁有重兵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放下武器投降？難怪楊金虎在回憶錄中問道：「無武裝的老百姓集團要求武裝機關解除武裝真是亙古未有之笑話」。 三﹑彭孟緝最不可原諒的是3月6日派軍隊在高雄市政府的大屠殺。涂光明等人被處決﹑彭清靠被拘押之後﹐彭孟緝接著下令士兵從山上開入市區﹐包圍正在市府禮堂開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部隊將市府大門封閉﹐然後以機槍向沒有武裝的開會人士掃射。頓時﹐哀嚎慘叫聲四起﹐誠如揚金虎在回憶錄中提到的：「…市會議員有王石定﹑黃賜﹑許秋粽﹑陳金能…﹐其他市民代表者亦有數十名﹐或死在市府禮堂﹐或來不及逃跑﹐死在辦公室﹐及市府前後空地﹐死狀至慘﹐…」不僅如此﹐許多中彈倒地未死的人﹐士兵又以刺刀補上﹐殘忍至極。一場殺戮後﹐士兵仍封鎖現場﹐不許民眾及家屬立即進行援救或善後事宜﹐極不人道。當時台灣旅滬六團體的調查報告書中敘述到這場屠殺說：「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 按當時在高雄市政府開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不僅不是一個武裝組織﹐而且原先亦為陳儀所認可。處理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甚至還扮演著安撫武裝民兵促其不要衝動的角色。事實並非像彭蔭剛所說的「暴徒佔領高雄市政府」。 在高雄市府的這場屠殺之後﹐彭孟緝也配合當時全島的大整肅﹐開始四處捕人捉人﹐許多社會領導精英紛紛被捕捉﹐像楊金虎﹑王清佐﹑郭萬枝﹑蔣金聰﹑王咚…他們最後雖僥倖免死﹐但卻受盡刑辱﹐有些人甚至被打成殘障。 至於在高雄火車站前槍決「人犯」的場景﹐恐怕更是人性殘酷的一項記錄吧！試看彭明敏在《自由的滋味》中的一段記述：「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 經過這場血腥殺戮﹐彭孟緝事後非但沒有任何政治責任，反而被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並於事件二個月後被蔣介石擢升為台灣警備總司令，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以後更在政壇上平步青雲﹐繼續為白色恐怖統治的蔣政權效命。 想起韓國光州事件的元凶全斗煥被韓國民眾追究﹐終而判處重刑﹐兩相比較﹐我忍不住喟嘆—台灣民眾到底是寬宏大量？還是麻木不仁？

  （以下摘錄自《小瘋人生》第3章「快樂童年 恐怖時代」） 1952 年 3 月 6 日，我出生在台灣台南麻豆。 歷史上，和我同樣在 3 月 6 日出生的人物，就我所知有： 哥倫比亞文學家、 記者和社會運動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百年孤寂》的作者賈西亞·馬奎斯， 出生於 1927 年 3 月 6 日。 英國維多利雅時代的著名詩人伊麗莎白.伯朗寧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出生於 1806 年的 3 月 6 日。 還有一位更精彩的人 物，「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集雕刻家、畫家、建築師、詩人...於一身的大天才 米開蘭基羅，出生於1475年3月6日。 我有幸和這些天才們同一天生日。不過，套句李敖的話，他們的天才是天生的，而我的「天才」是媽媽生的。 然而，3 月 6 日也有不幸的悲劇發生，那就是在我出生前 5 年(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中，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部隊於 3 月 6 日進行一場「高雄大屠殺」！ 有朋友說我是那場屠殺下的冤魂來投胎轉世的。我當然不相信這種鬼話。 不過，不論「天才」或是「屠夫」，都與我無關。我無從選擇地出生在那個時代。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 那是二次大戰終戰，日本結束在台殖民統治(所謂「台灣光復」)的 7 年後。 是二二八事件的 5 年後。 是台灣開始軍事戒嚴的 3 年後。也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從 中國撤退來台的 3 年後。 是韓戰爆發的兩年後。 也是中共入侵「西藏」(應稱「圖 博」)，屠殺藏人的兩年後。 是盟國與日本在舊金山簽訂和約的隔年。 是舊金山 對日和約生效、「中日和約」(台北和約)簽訂的 52 天前。 而且就在我出生的 隔天，特務情報頭子的蔣經國，一夜逮捕近四百名無辜的人。 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出生在那個難以言狀的時代。

  二次大戰結束後﹐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將希望寄託在海峽對岸的中國﹐熱烈迎接這個心目中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 新來的中國政權以「征服者」的心態臨駕台灣，首先﹐無視於台灣人早有追求民主自治的歷史經驗﹐在台灣設立了無異於日本總督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是集行政﹑立法﹑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無異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下，大陸人壟斷權位，牽親引戚、茍且循私，外行領導內行，「接收」變成「劫收」，官場貪污腐化之風，立刻讓台灣人民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 在經濟方面厲行全面壟斷的統制經濟。標榜「國家社會主義」的行政長官陳儀，有鑑於日據時代專賣制度成效卓著，因此不顧本身的政治文化與官場陋習，一味沿襲。對樟腦、火柴、酒、菸、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此外尚有許多民生物資，則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厲行統制，無論從交通、運輸、堆棧、農產品、漁業畜牧、鋼鐵、電力、水泥、機械造船、石油、工程、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器材、化學藥品、製鹽等等，無一不在統制之列。統制經濟如果能公事公辦，亦非不可取。但是，偏偏在「紅包通神」的官場文化下，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使得許多違禁的進出口品能夠自由進出，官商從中獲取暴利。這套伴隨著貪污文化的經濟統制措施，帶給台灣的禍害是至為明顯不過了。尤以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的痛苦、社會的不安為最顯著。而米糧的短缺，除了因為應付國共內戰﹐在台灣強徵米糧以支援國府軍之外﹐又因為官商勾結﹐囤積米糧、哄抬物價，有以致之。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看﹐從終戰到二二八事件前﹐一年四個月之間﹐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400倍。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日本人所留下的237家公私企業，600多個單位，統統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設的27家公司來經營。加以「外行領導內行」，以及人謀不贓，因此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失業人口激增，六百多萬人口的台灣，就有40萬到80萬失業人數的紀錄。 而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除偷竊之外，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欺民擾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風，令台灣民眾痛心疾首。1946年，台灣社會已經動盪不安，軍人開槍滋事，與民眾衝突的案件，屢見不鮮。因此﹐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 總之，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晚，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專賣局查緝員打傷女煙販並釀成槍擊民眾致死命案，28日台北市民向相關機關抗議未果，反遭行政長官公署機槍掃射，情勢一發難收，擴及全島，各地蜂起，全島騷動。事件的發展循著兩條路線進行﹐一為武裝抗爭路線﹐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前者指的是出現在各市鎮的武裝民兵﹐對憲警機關的攻擊行動﹔後者則是由民意代表及地方士紳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善後處理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交涉與斡旋之下，情況漸趨穩定，然而，陳儀﹐對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打電報向南京中央政府請兵來台。國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一面之詞，貿然派兵來台。3月8日晚，國府軍隊奉派抵台，展開鎮壓，釀成屠殺，繼之以「清鄉」之名，進行全島性捕殺，台灣社會菁英犧牲殆盡，民眾傷亡慘重，死亡人數約一萬至兩萬人。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体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台灣的黑金政治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早已埋下伏筆。 撫今追昔，二二八的歷史應給我們深切的教訓與啟示：1945年的所謂「台灣光復」，是台灣與中國的一次「統一」。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引起這個後遺症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太大，体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說是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反抗的循環過程。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法律系統﹑文化內涵﹑生活價值﹑人權指數…﹐都與台灣迥然互異﹐落差極大。台灣若再被「統一」﹐真令人擔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台灣全體住民能不從歷史與現實中展望未來嗎？

19世紀50年代英國愛丁堡有一個小孩，很喜歡麻雀、小老鼠之類的小動物。他覺得動物的叫聲美妙動聽。上小學時，他的書包裏，經常裝著昆蟲、小老鼠等。 有一次正在上課，忽然他書包裏的老鼠竄了出來了，身旁的同學們大聲驚叫！躲的躲，跑的跑，老師怒不可遏，認定這個孩子不可教。他的父親只好幫他轉學他校。 這個被老師認定不可教的小孩，後來成為世界第一位發明電話的人，他叫做亞歷山大·貝爾（Alexander G.Bell）。 今天是貝爾的冥誕，他出生於1847年的今天（3月3日）。

戰後的通貨膨脹是日本造成的嗎？ 請看曾令毅教授的說明。 曾令毅 統派人士說，終戰不久日本人故意運來大量臺銀券，讓日人收購物資引揚返日，導致臺灣通貨膨脹。但事實上戰爭末期臺日交通中斷，通貨臺銀券紙幣極度缺乏，加上陳儀為阻斷中國內部的惡性通貨膨脹，乃要求沿用臺銀券，因此由大藏省委託鹽見俊二押運臺銀券，並由美軍允許監督，一部份提交行政長官公署所用，一部份留給總督府殘務事務局運用，即便後來造成所謂的收購物資，繼續流通臺銀券也是陳儀所允，怎麼能夠怪日人的陰謀論呢？ #武之璋有看過這麼基本的資料嗎  

「醫師，我沒錢付醫藥費，怎麼辦？」一位貧病交加的病患對醫師說。 慈祥的醫師笑著：「放心，來這裡看病無錢不要緊。」 病人心懷感激地拿了藥回家。未料回家後竟然在藥包裡發現有錢，病人趕緊把錢拿回給醫師。但醫師親切說：「你正需要錢，這點錢，你免客氣。」 這位仁醫就是謝緯，他也是台灣長老教會的牧師。 今天是謝緯的冥誕。 有「台灣的史懷哲」之譽的謝緯醫師，1916年3月2日出生於南投。

今天是波蘭作曲家「鋼琴詩人」蕭邦（F.F.Chopin ）的冥誕。1810年的今天（3月1日）誕生於華沙近郊。 他7歲時就創作了波蘭舞曲，8歲登臺演出，不足20歲已出名。他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和最受歡迎的鋼琴作曲家之一。 我喜歡蕭邦，不純粹是他的音樂本身，而是他的關切國家時局的精神。蕭邦拒絕為外來統治者演奏，帶著一把波蘭的泥土離國。他在巴黎聞知波蘭正爆發反抗帝俄統治的革命時，內心掙扎著是否要回國參加革命，最後因父親擔心他身體孱弱，勸阻他回國。但蕭邦為多難的祖國哭泣、禱告，終於化悲憤為音符，寫下了不朽名作─C 小調「革命」練習曲！ 波蘭有蕭邦，台灣有蕭泰然，都會不朽！

  監察院范巽綠委員提出1980年228發生的林義雄省議員家宅滅門血案的兇手，呼之欲出。 我在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也做了如下的判斷。 （以下節錄自《小瘋人生》第10章） 而今，我在執筆寫這本回憶錄的此刻，林家血案已經滿40週年了。兇手在哪裡。誰是兇手?仍然石沉大海。儘管指不出兇手的名字，但我可以確信兇手是何種人。 我可以斬釘截鐵的說，兇手是來自情治單位的殺手，何以見得? 自從1979年12月13日大逮捕後，我們《八十年代》雜誌社(位於台北市新生南路和和平東路口的大樓的8樓)的辦公室門外，天天都有特務人員輪班站崗。我一大早到去上班，都還會跟辦公室門口外早已來「上班」的特務打招呼，他們都以略顯尷尬的神情像我點頭。我後來乾脆拿椅子出去請他們坐，他們更顯尷尬。 林義雄家的前後，也都有特務人員廿四小時守候監視，所以要進入林宅，絕對難逃守在前後門的情治人員的眼光。 以林義雄的人格、家世和社交來看，林宅兇殺案絕非「情殺」、和「財殺」。如果只是單純的情殺或財殺，早就被曝光了。此案當然是政治性謀殺，而且選擇在敏感的228的日子下手，更具政治色彩。 當時關於228事件的議題，島內還不敢公開討論，只有海外台灣人團體在論述。接觸海外情資的情治單位人員，反而比一般台灣民眾對228更為敏感，所以會選擇這個敏感的日子來教訓台灣人。 案發後有人臆測，兇手是黨外人士，中國時報還報導受傷的林奐均說，兇手是「來過我們家的叔叔」，後來證明是訛傳。 如果兇手是黨外人士，守候林宅前後門的特務們早就如獲至寶掌握人證，宣佈破案了! 一位來台研究「台灣地方政治」與「黨外人士」的澳洲學者家博(Bruce  Jacob，綽號「大鬍子」)，因為與林家小孩很熟，他在當天11時許曾打電話到林家，與雙生小孩聊天，這個電話錄音遭情治單位掌握，家博遭羈押約談一段時日，曾一度被疑為兇手，差一點當替死鬼。 當年差一點被國民黨當作兇手的家博，長期研究台灣，支持台灣，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可惜他於2019年11月癌逝）。 這個政治性滅門兇殺案的兇手們(應該不只一人)，唯一的可能是國民黨情治單位的人員。只有自己人才能通過監視順利進入林宅行兇，而不會破案。隔年(1981年)7月3日的陳文成博士的命案，也可做如是觀。4年後(1984.10.15)的「江南命案」，不就是情治單位結合黑道行兇的嗎?幸虧發生在美國，才可以破案。 所以，兇手是來自情治單位的殺手，絕無疑義。而且兇手是職業殺手，所以兩個雙胞女兒和阿嬤都刀刀深中要害。

（原載2001.8.21.新台灣週刊） 二戰後，台灣人民在經過熱烈歡迎「祖國」的狂熱之後﹐從歡欣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終而爆發了一場政治風暴﹐引來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一批台灣的社會精英﹐在這一場政治整肅當中喪命。如果當年他們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可惜﹐他們卻為病態的中國政治文化做了註腳─「此物成材也﹐不得享天年」。 二二八的陰霾來不及揮袪﹐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卻接踵而來。成材的精英﹐依然不得享天年。多少英靈消失﹐多少青春耽誤﹐多少家庭破滅﹐多少幸福斷送…。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高壓的政治致使精英殆盡﹐劫後餘生者也成驚弓之鳥﹐正直者多退隱迴避﹐不再與聞政治﹐於是一些投機政客﹑大商巨賈﹑地方角頭﹑地痞流氓紛紛上場﹐與政權當局掛勾。「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原來﹐黑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故。 七○年代以降﹐民主運動的浪潮衝激著外來統治者﹐然而在民主改革的路途上﹐依然血淚斑斑﹐…不死心的部份台灣人在政治黑夜中企盼黎明的曙光﹐可是有不少人卻已經在統治者的國家機器下接受洗腦﹐習慣統治者的價值標準﹐而忘卻了台灣過去的苦難﹔新生的一代﹐在以中國中原為座標的思考下﹐更是對台灣過去的辛酸血淚一無所知﹐無動於衷。 時序進入九○年代﹐台灣有了民主轉型的契機﹐起碼的自由人權已經有了成果﹐可是基本的公義是非卻混沌不清。過去專門迫害民主運動﹑蹂躪人權的人﹐竟然以「改革者」的姿態出來競選總統﹔將公款存入自己兒子和親屬帳戶的人﹐在東窗事發之後﹐竟然可以反過來罵別人抹黑他﹐是在對他實行「白色恐怖」﹔不斷匯錢到國外﹐在美國購置房產給兒子的人﹐竟然還高喊「打拼為台灣」。這樣的人物﹐竟然還有不少人在支持。這個社會的是非在哪裡？ 與其說這個社會沒有「是非觀」﹐毋寧說是沒有「歷史感」。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心要對歷史負責﹐只在乎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貪圖目前的安逸享樂。 時值二二八紀念日﹐又會聽到有人呼籲我們要「走出悲情」。在經過五十多年的統治機器的洗腦﹐今天台灣這個社會上充斥著醉生夢死﹑貪生怕死﹑麻木不仁﹑是非不分的人﹐他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悲情？228對他們只是一個無聊的數字而已﹐尤其是越來越功利的年輕人﹐過慣了安逸的生活﹐他們才不在乎前人的辛酸血淚﹐也不知道台灣的苦難歷史﹐他們欠缺的正是悲情﹐如何叫他們走出悲情。 在這個台灣苦難歷史的紀念日﹐我們不但不該走出悲情﹐我們要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體會台灣歷史的辛酸血淚﹑奮進掙扎﹐因為悲情可以讓我們社會激發向上的動力。

「蒙田包」不是肉包、刈包，而是著名品牌的時尚精品，因為其總公司位於法國巴黎的著名精品街「蒙田大道30號」（30 Montaigne）。這條街名就是得名於法國文藝復興作家蒙田。 讓我詫異的是，「蒙田包」不是人人能買得起的名牌精品；但是蒙田卻是一個文風簡樸，人人可讀的作家。 我最喜歡蒙田這句挖苦學者的話： 「艱澀是學者用來變把戲的銅板，目的是為了避免洩漏他們徒勞無功的研究，而人類的愚蠢，則對它熱切地照單全收。」 所以蒙田有「生活的哲學」之美稱。文字語言平易通暢，不假雕飾，形象親切生動，富於生活情趣。 有趣的是，他常用自己做題材，他說「吾書的素材無他，就是我自己」。但他又說「我知道什麼？」 今天是蒙田的冥誕，他出生於1533年的今天（2月28日）。 他的百萬字的《隨筆集》（又譯《嘗試集》）流傳至今。

你聽過葡萄會憤怒嗎？ 「在飢餓人的眼中，憤怒在燃燒著。在人的靈魂裡憤怒的葡萄被裝滿，已經很重很沉了。」 這是美國作家史坦貝克在長篇小說《憤怒的葡萄》中的一句話。 在為了維持高價格而銷毀過剩產品的商業社會，史坦貝克以寫實的小說《憤怒的葡萄》表達他對底層農工（左派愛用的名詞「無產階級」）的關心。 他的書雖然曾被禁止、被焚燒，最後卻獲得美國圖書館小說類獎、普立茲獎、美國總統自由獎章，更重要的是促使國會立法保護農民。 他的另外一部描寫移工的作品《人鼠之間》，同樣曾被列為禁書，最後卻讓他於196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他曾經被列為禁書的作品，今天卻是美國中學生必讀的讀物。 這位美國偉大的作家約翰·史坦貝克出生於1902年的今天（2月27日）。 他說：「自由探索的心靈是人類最高的價值。」

#寶島歌王洪一峰的228事件及威權統治的回憶* 很多人不知道洪一峰在戰後曾經當過警察，時間雖短，他以下這段回憶卻道盡當時從中國帶來的警察作風： 「（攤販）一遭取締，東西被沒收，秤子當場被折斷，令人不忍」「人家在賣煙，一群人（警察）過去把煙架打翻，香煙、現金沒收，人帶回派出所來。結果，好的菸留下來（警察）自己抽，剩下來的便用腳踩爛。抓私宰時，把沒收的豬肉拿回警局，大家就分一分帶回家吃。」 這樣的警察作風，果然在翌年一次取締私菸的衝突中，引爆二二八事件。 洪一峰目睹了二二八事件的一幕，他回憶說： 「二二八，像我這年紀的人都看到、經歷到，也感受到了！」「那時街上槍聲『砰砰磅磅』，家人叫我躲在床下不許動，但是鄰居有人從床下被拖出來，在門口就被槍殺了。崛江町那邊三、四個青年，只在屋前說說笑笑，沒做什麼壞事，三更半夜就一個個被抓上卡車載走，沒有回來。隔壁一位青年，清早被叫起來，走到大廳，就『砰』一聲，當著母親的面被打死，她是家裡的獨生子！祖師廟口幾棵樹，我親眼看見樹下伏著三、四具屍體，用草席蓋着。」 五〇、六〇年代兩蔣威權統治的政治輻射，也籠罩在洪一峰的演藝生活： 有一次，洪一峰成立的「小鳳歌唱團」在西門町大世界戲院對面的圓環表演，正在拉小提琴的洪一峰被一位氣沖沖的警察走上來拍他肩膀說：「政府要反攻大陸了，你還在這裡唱歌！」表演被迫中止；有一次在嘉義演出，台下一群高中生對洪一峰嚷著：「唱國語啦！唱國語啦！」。 又有一次，一位退伍軍人跑到後台找洪一峰，盛氣凌人打他一個耳光，質問「為什麼不唱國語？」 （以上摘錄自李筱峰「序李瑞明著《寶島歌王洪一峰和他的時代》」）

1846年2月的某日，一位法國作家在路上看到兩個士兵挾持著一個只因偷麵包而被判死刑的男子。當時有一位貴族夫人坐著漆有家徽的馬車經過，囚犯注目貴族夫人，但貴族夫人卻對囚犯不屑一顧。那一幕給這位作家得到靈感的來源，醞釀、經歷了三十多年，完成了震撼世界的《悲慘世界》。 這位作家就是雨果。 今天是雨果的冥誕，他在1802年的今天（2月26日）出生。 雨果早年是一個保守的保皇主義者，但後來蛻變成共和主義者。許多有良知的識份子都有這樣的醒悟歷程。 雨果著作甚豐而多樣，其中《笑面人》、《海上勞工》、《悲慘世界》、《鐘樓怪人》、《九三年》被列為其代表作品。 他信仰上帝，但是卻說出「教會終將消失，而上帝將會永存」這句耐人尋味的話。 圖為法國紙幣中的雨果。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在兩蔣長達四十年的威權統治下，是不許碰觸的禁忌。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民主化，被埋在歷史荒煙蔓草中的二二八事件，才能見天日，含冤受辱的受難家屬才能輕吐一口氣，事件輪廓也才逐漸彰顯，二二八的歷史研究也有初步成果。 然而一些黨國之子不能忍受了！於是試圖開始翻案，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日本的預謀、是中共的策動、是皇民「暴徒」的作亂。要回答他們這樣的「內定結論」很簡單，只要問：既然二二八是日本、中共、暴徒所致，為何要替日本、中共、暴徒掩蓋罪行長達四十年？ 許多人談二二八事件，喜歡在枝微末節吹毛求疵，而不去理解關鍵的問題意識。例如： 二戰後，台灣人（特別是社會菁英）是如何期待他們心中的祖國？相較一八九五年日本要來接管台灣時掀起的全島性反抗，台灣人這次是如何全島性地歡迎「祖國」（難道這也是受日本皇民化的影響？） 為何在台灣人熱烈迎接祖國的一年四個月後，會爆發偌大的衝突？其民心向背的變化是因何產生？其誰為之，誰令致之？ 為何陳儀接管台灣後，會被台灣人稱為「新總督」？ 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前）來自中國的官場風氣如何？駐台軍紀如何？社會治安如何？ 為何「米糖之鄉」的台灣，在戰後卻缺米缺糖？戰後第二年台灣的生產指數為何不及戰前的一半？ 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官逼民反嗎？族群衝突嗎？共匪作亂嗎？文化衝突嗎？或是啥？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事件爆發到三月六日，情勢已漸穩定，為何蔣介石仍要派兵來台「綏靖」？而號稱「綏靖」的同時，有無造成「屠殺」(Massacre)？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政治結構、社會民心...等）造成何等影響？（參考史例：一九四六年選舉三十名省參議員，候選人高達一一八〇人，參選爆炸；事件後第一屆臨時省議會（一九五一年）議員名額增至五十五名，參選人卻只剩一百四十人，為何？） 以上諸問題，都可以在當時中國大陸的報刊找到答案（參見拙編《二二八前後中國知識人的見證》）。與二二八有關的當時人的回憶錄，至今也有五十餘部，都可供印證了解。黨國之子們想要翻案？來不及了！ 更重要的問題：二二八事件還會重演嗎？七十六年前的歷史，如果還不夠教訓的話，擺在眼前「留島不留人」的威脅，總夠我們警惕吧？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今天是張志群伯伯的冥誕。 （張志群是誰？他有說不完的故事，以下是我為他的口述歷史《從中國革命少年到台灣建國老兵》所寫的序文。敬請參考；另外這段短片，是他生前呼籲台灣人民用選票決定自己的前途，語重心長，令人動容。） 〈愛哭的「共匪」‧愛哭的台獨〉 序張志群《從革命少年到建國老兵》   「有一年夏天，我看到乞丐來要飯，我媽媽拿飯菜給他；我祖母搬出椅子，要他坐著吃，這不夠，還拿起扇子就幫他搧風，邊搧邊說，好可憐呀！這麼熱還出來，這麼辛苦。」 這是張志群先生回憶錄中的一段話。讀到這段敘述，我忍不住會心而笑，笑出了眼淚。 1925年張志群先生出生在中國上海一個充滿愛心的「小布爾喬亞」家庭。開始了他曲折離奇、顛沛流離的人生。他人生的轉折與角色，剛好可以用國民黨所厭惡的三個名詞來形容─「共匪」、「漢奸」、「台獨」。 在台派的陣營中，大家都叫他「張伯伯」。一個和藹可親、溫文儒雅的長者，大我父親一歲，卻總是稱我「李老師」，還叫我內人「師母」。我認識他是在1993年頃「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舉辦的活動中。當時我應邀演講，看到聽眾裡面有一位頭髮灰白，一看就知道是所謂「外省人」的長輩，聚精會神，勤記筆記，讓我備感壓力。會後他與我交談，笑容可掬，彬彬謙和，讓我後生晚輩愧不敢當。尤其他談話中出現「我們台灣人」的用詞，配合著他英帥的容顏，與一般充滿優越感的「外省人」大不相同，令我如沐春風。從此，我們漸漸熟識，成為忘年之交。 進一步，我才知道他有一段曲折的歷史。早年是中共的革命少年，曾經參加著名的「新四軍」。ㄧ度被國民黨逮捕，在押赴刑場途中脫逃；中日戰爭時，藏身在汪精衛政府之下當「漢奸」，替中共收集情報。戰後來台，娶台灣女子(陳勉女士)為妻。白色恐怖期間，仍遭懷疑而短暫入獄，倖免於難，出獄後與妻子同甘共苦，清苦度日。與本地台灣人廣結善緣，並經營事業而經濟大獲改善，但仍懷抱著社會主義理想，期待「新中國」來解放台灣。然而1988年回中國觀察，徹底看穿中國的腐敗，大失所望，開始認同台灣，投身台灣獨立建國運動。 從「共匪」、「漢奸」到台獨，雖然認同的對象與立場改變了，但是張伯伯的理想與特質並無改變，那就是愛心、人道與公義的精神，以及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正因為是愛心、人道與公義的精神，以及對民主自由的熱愛，才促使他看穿中國的腐敗、放棄中共暴政，決心落地生根做台灣人。誠如張伯伯在〈悼念廖中山教授〉一文中所說的：「在無限的悲痛與哀悼之餘，我們台灣人，我們四大族群將更加團結前仆後繼地來完成先知們留下的遺志。」「所有認同台灣的台灣國民都將踏著您的足印繼續前進」。 一九二○年代是共產主義興起而迷人的時代；九○年代則是共產主義經過考驗而衰微的時代。二○年代參加共產黨，是理想性的展現；但是九○年代還在期待共產黨，則是智慧不足。張志群先生的心路歷程，正是理想與智慧的表現。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張伯伯是性情中人，他是我看過最容易掉眼淚的男性。與他聊天或深談，經常看到他說到激動之處就眼淚盈眶。一九九八年底，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失敗，敗選當晚，整個競選總部人人臉色凝重，忽然傳來一陣男人哽咽哭泣聲，原來是當時擔任志工的張伯伯哭出了聲音，他一邊哭，一邊喃喃而語：「我們台灣人怎麼這麼苦命啊！」全場為之動容，當時我正在身旁，也受其感染而潸然淚下。 張伯伯經歷過大時代的動亂，也驗證台海兩岸的社會差異，其所見所聞與心路歷程必有可觀者，也是歷史研究的珍貴史料。我特商請好友范姜提昂先生，出馬對張伯伯進行口述歷史的採訪與整理，范姜兄是出身史學科班的作家，果然給了我們這本珍貴的成果。這是研究中國現代史、台灣現代史、國共關係史、台灣族群關係、台灣國家認同等課題應看的好材料，也是全體台灣人不分族群融洽相處的好典範。  

他出身霧峰林家望族，比林獻堂大一歲，但要叫林獻堂叔叔。他不好好當望族的「阿舍」，卻要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啟蒙運動、抗日社會運動；參加「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1923年底因「治警事件」被捕。在某個冗長審訊的午後，旁聽席裡全場昏昏欲睡。審判官問他為何參加結社？他大聲回答：「要批判你們總督府的專制統治！」經他一吼，全場睡意全醒！ 他就是日治時代三大詩人之一，著名詩社「櫟社」的要角林幼春。 今天是林幼春的冥誕。 1880年的今天（2月24日）出生。 他因「治警事件」入獄三個月，在獄中寫了很多獄中詩，留下回腸蕩氣的獄中文學。茲錄其中一首〈獄中寄內〉： 板床敗薦尚能詩， 豈復牛衣對泣時。 到底自稱強項漢， 不妨斷送老頭皮。 夢因眠少常嫌短， 寒入春深卻易支。 昨夜將身化明月， 隔天分照玉梅枝。

請看以下這張照片，這是以前中國國民黨一天到晚推動保密防諜的宣傳品，要我們「查誰在傳播謠言」「查誰在破壞團結」。 現在我查到誰在傳播謠言了！請看以下新聞報導： 前立委蔡正元近日在個人臉書和中天電視台等管道，稱美國華府廣播節目主持人嘉蘭尼克森爆料白宮內有「毀滅台灣」計畫。嘉蘭尼克森的真實身分，已被查出其實是《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華府記者，而《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已經遭歐美認定為俄羅斯宣傳媒介，在烏俄戰爭後就被以「虛假資訊工具」為由禁播，是普丁的『大外宣』組織。

看看這兩張照片有何差異？ 左圖是原來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團證， 右圖的團名少掉兩個字了！ 「反共」被拿掉了！ 這個中國國民黨的附屬組織明目張膽告訴我們不再反共了！ 那麽他們以前高喊「愛國必須反共，反共必須團結」是在欺騙台灣人嗎？ 現在我們終於看清， 他們愛的國是對岸的中國， 他們要團結的對象，是他們已不再反對的中國共產黨。 台灣人，撫今追昔，你還不覺醒嗎？

很多人用「親中」來形容中國國民黨、新黨等藍營集團，我認為並不恰當！ 試將「親中」一詞稍作語法分析便知： 「親」是動詞，即「親近」之意；「中」是受詞，即「中國」之意。有了動詞和受詞，那麼主詞是啥？就是中國國民黨等藍營集團。主詞通常不等於受詞，所以如果說中國國民黨「親中」，無異表示中國國民黨不是中國，而是採親中路線而已。就像美蘇冷戰時期，有些國家採親美路線，有些採親蘇路線，但這些國家本身不是美、蘇。所以說中國國民黨親中，並不恰當，因為中國國民黨自始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連黨名也明白揭示「中國」。本身就是中國，何必親中？ 台灣不屬於中國，台灣才有親中不親中的選擇。 如果中國能與台灣平等相待，經濟互惠，文化交流，我們當然樂意親中。 但是現在中國侵台意圖日益明顯，台灣的民主自由危在旦夕！親中不是找死嗎？ 喜歡中國專制極權統治的人，儘管親中，支持中國在台政治集團。 愛好民主自由的台灣人，當然就要維護本土政權，維護民主台灣。

今天是美國獨立運動頭號領袖，也是美國第一任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冥誕。他於1732年的今天（2月22日）出生在維吉尼亞（當時是英國殖民地）。 華盛頓原本是英國殖民地的軍官，他原無美國獨立的想法，後來時代潮流一來，他幡然領軍投入獨立運動。 由於華盛頓的英勇睿智，被推為美國首任總統。他當了兩任總統屆滿時，一些同僚希望他繼續領導軍事政權，但是他斷然拒絕這項違憲的提議，於1783年回到維農山莊恢復平民生活。這種恪遵憲法，不戀棧權位的作為，為美國的民主政治立下典範。這是中國政治人物，無論是蔣介石、毛澤東，到現在的習大大永遠無法理解的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