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的艾菲爾鐵塔上刻有72位法國知名人士的名字，其中有一個名字叫Augustin-Jean Fresnel，中文譯名菲涅耳。他是法國物理學家，波動光學理論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今天是這位專門對光的屬性做理論與實驗的菲涅耳的冥誕，他出生於1788年的今天（5月10日）。 但是我們很難想像，菲涅耳年少時在學習方面較遲鈍，直到八歲還不會閱讀。更遺憾的是，他年僅39歲就過世了。因此他能有效學習、研究的時間並不長，但卻有非凡成就！ 原本學習遲緩的菲涅耳，後日卻表現出他的天份，十六歲多進入巴黎綜合理工學院，成績優異；繼而從國立橋路學校畢業後，在政府機關擔任見習工程師，協助建造連接西班牙與義大利的皇家高速公路。但因為他支持波旁王朝，因此1815年拿破崙百日王朝期間，他被解僱。索性利用失業時間研究光學，寫了一篇關於光行差的論文，但卻未被發表。 波旁王朝復辟後，他在巴黎重獲工程師的工作。之後，他開始寫關於繞射的研究報告，獲得法蘭西學術院的大賽獎。1819年他發明了一種特別的透鏡，可以用來替代燈塔的鏡子，被稱為「菲涅耳透鏡」（又稱螺紋透鏡），他被提名為「燈塔委員」。 1827年，39歲的菲涅耳因結核病在巴黎附近病逝。在他有生之年，他在光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並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了解。直到他過世後多年，他的許多論文才開始被法蘭西學術院發表出刊。 求知好學的菲涅耳，不尚虛榮。他說： 「深藏在我內心的那種感覺或虛幻，即世俗對於榮耀的追尋與愛慕，是何等的單調乏味；所有加諸於我的讚賞，遠不及我因發現大自然的理論真締，或做實驗確認計算的結果，來得喜樂。」  

1943年2月22日，在納粹德國的一家人民法院內，一名年僅22歲的女青年，因散發批判希特勒的傳單，被控叛國罪，她在法官面前陳詞： 「畢竟，有些人要做先驅，因為我們所寫的，所說的，也被許多人認同，只是大家不敢像我們這樣表達出來。」 包括這位女青年在內共五名青年，最後以「叛國罪」被宣判死刑！幾個小時後的當天下午五點，他們被送到於慕尼黑施塔德爾海姆監獄，以斷頭機處死。臨刑前，這位女青年慷慨遺言： 「我們怎敢期望正義占上風，當沒有人願意為正直的動機犧牲自己的時候。 如此陽光的天氣裡，我要走了！ 如果千萬人記得我們的犧牲而覺醒並有作為，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這位女青年就是反對納粹的德國青年組織「白玫瑰運動」的成員蘇菲·索爾（Sophie M. Scholl）。 今天是蘇菲·索爾的冥誕，她在1921年5月9日出生於一個德國小鎮Forchtenberg的基督教家庭。 蘇菲·索爾的雙親思想傾向自由主義，在家經常批評納粹黨，但沒有影響蘇菲·索爾立即跟著反納粹，相反的，蘇菲·索爾因為受納粹主義、國家主義的洗腦教育，曾經在學時代熱衷納粹主義，主動加入過希特勒青年團分支「德國少女聯盟」，甚至還在納粹青年組織擔任領袖，令父親相當不悅。 然而，蘇菲·索爾是如何從納粹的鐵粉轉變成反納粹的「叛國者」（其實是真正愛國者）呢？ 有幾件事是蘇菲的轉捩點：她的參軍男朋友向她轉述前線所見所聞，讓她了解納粹黨的殘酷，孕育其反戰意識；1941年任職稅務顧問的父親，被扣上背信罪名遭逮捕...。蘇菲·索爾開始醒悟過來，開始成為反納粹的義士。 在慕尼黑大學修讀生物學與哲學的蘇菲，與哥哥和其他同志，發起非暴力組織的「白玫瑰運動」，反對希特勒的專制獨裁，要喚醒德國人的良知！ 1943年2月18日她和哥哥在慕尼黑大學散發第六份傳單時，遭納粹特務機關「蓋世太保」逮捕，2月22日受審宣判死刑，數小時後便被送上斷頭機。 她去世後，第六份傳單的副本被偷運出德國輾轉到了英國，被盟軍加以宣傳，改名叫「慕尼黑學生宣言」。 蘇菲·索爾後來被德國人奉為反極權的代名詞 （附記：看過蘇菲·索爾從納粹鐵粉轉變成反納粹的心路歷程，我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我也是從崇拜蔣介石轉變成反抗國民黨蔣家專制政權。但我比蘇菲幸運，她被處決，我只是被勒令退學而已。請參見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  

我常對學生說，如果台灣人和中國人都好好讀過這兩本書-《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和《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那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就別想混了！ 這兩本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的著者，就是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Hayek）。 今天是海耶克的冥誕，他在1899年5月8日出生於奧地利。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海耶克崇尚自由經濟，強調民主自由人權。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海耶克批判社會主義說：有些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造成經濟正義的不公，因而轉向同情甚至認同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然而，統制經濟與民主是不相容的，控制經濟就是控制生命。 海耶克指出，民主體制與社會主義有一共同點：那就是兩者都主張平等。但是即使這一個共同點，仍有差別：民主是在自由中去追求平等，社會主義則是在桎梏與奴役中追求平等。 海耶克認為開發中國家不宜採用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因為其常態乃是中央集權式的計畫經濟，最後會形成一種專制的制度。 由於海耶克崇尚民主自由，因此在19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周德偉等人，以及《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對海耶克的著作曾大力譯介，以期對抗中國國民黨的蔣家專制極權。 不過弔詭的是，當時反共的蔣政權，也曾邀請海耶克三次來台訪問，因為海耶克堅決反共，符合蔣家政權的需要。海耶克對當時正是開發中國家的台灣，沒有採共產制度，而是半開放的自由經濟，予以肯定。 今天中國國民黨已經放棄反共，而與專制中共聯手抵制民主台灣！國共如果得逞，中國要民主化勢必遙遙無期，而台灣的民主自由必將不保。海耶克地下有知，該會三聲無奈吧？    

去年六月十五日，我與莊萬壽教授等共六位教授聯名在本版發表〈搶救日漸消失的文化財〉一文，指出文史學者的藏書隨著退休、過往，而終致其畢生珍藏的藏書散失，甚至淪落紙漿廠，那是文化的一大浩劫！因此我們呼籲文化部、教育部，能正視此事，設法搶救！ 事後我接到文化部和教育部的回應，說中央圖書館有在南部蓋新館，可存放該處云云，這些回應很明顯只是敷衍了事。我的問題不是我個人藏書的去處，而是全國文史哲學者的龐大藏書如何免於散失毀滅。 目前文史哲的學者的藏書要捐給各圖書館而受到拒絕的兩大理由是，一、圖書館已書滿為患，空間不足；二、當今數位化時代，紙本書已無價值，徒佔空間。前一理由確是事實，但第二理由非常可笑，沒有實體書，拿什麼數位化？ 面對文化部、教育部的敷衍，面對各圖書館的困境，我最近想到一個暫時解決的辦法：我與我們台北教育大學陳慶和校長建議商量，在圖書館之外的教室、走廊、建物的角落牆邊…，擺設書架，放置教授捐出的藏書，讓同學自由取閱（閱畢放回）。陳校長很同意我的建議，終於通過校務會議，先以敝校「篤行樓」的一樓大廳的一面牆放置書架，開始試辦。 我建議全國各大、中、小學，可以一起試辦看看，書籍不一定只能放在圖書館，全校各大樓、教室、走廊...，都可陳列書籍。一來，可讓即將淪落紙漿廠的圖書免於浩劫；二來，學生隨處可以看到書籍，培養書卷氣，刺激閱讀風氣（即使只看到書背書名，都有刺激靈感的作用）；三來，以書牆做裝飾，也是一種美觀。 我期待全國各校可以試試看，也期待教育部能幫忙推廣。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大約在18世紀40年代，有一位哲學家，因為被懷疑是無神論者，因此備受爭議。這位體型肥胖的哲學家，有一天路過一片剛乾枯的湖泊時，不小心滑入了泥淖中，被困在泥淖中爬不起來。剛好有一群賣魚的婦人路過看到他的窘境。正準備救他起來，但認出他就是那個顧人怨的無神論者，於是拒絕救援他，除非他答應要成為一名基督徒、並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讀「主禱文」之後，這些賣魚婦們才將他拉上岸。 他就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今天是休謨的冥誕。 休謨被賣魚婦們救起來之後，向朋友開玩笑說：「這些賣魚婦們是我所遇過最聰明的神學家。」 綜合休謨的思想，有人說他是邏輯實證論者、經驗主義者、實證主義者、常識的現實主義（commonsense realism）者、自然主義者、懷疑論者....。許多重量級的思想家都受休謨的影響。例如，康德說他被休謨從「沉睡之獨斷論」中喚醒；愛因斯坦說他在製定他的狹義相對論時，受到了休謨啟發....。 休謨曾向友人透露，認為「人在死後還會有來生」的觀念是「最不合理的迷信」。臉友你們說是耶？非耶？等我死後我再告訴你們。 休謨曾替自己寫了如下的墓誌銘： 「生於1711年，死於〔……〕，空白部分就讓後代子孫來填上吧！」 現在我可以告訴臉友，休謨生於1711年的5月7日，死於1776年8月25日。 （附記：今天還有三位重量級的冥誕壽星：第一位是德國作曲家，與貝多芬、吧哈合稱「3B」的布拉姆斯，1833年出生；第二位是俄國音樂家柴可夫斯基，1840 年出生；第三位是台灣的畫家，以畫礦工生活聞名的「礦工畫家」洪瑞麟，1912年出生於台北大稻埕。）

台灣歷史上的首次「公民覺醒」是在1920年代掀起。不僅有「台灣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進行，以及各種社會運動的發展。許多知識青年群起參與。有一位台北醫專（今台大醫學院前身）的學生也是其中的要角，他也是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催生者之一的吳海水醫師。 今天也是吳海水的冥誕，他在1899年5月6日出生於台南市。 吳海水也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治警事件」（1923）被日本殖民統治當局逮捕，所幸後來二審無罪釋放。但是到了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懷疑他謀反，在「東港事件」中再度被捕，判刑十五年入獄。幸因日本戰敗，得以出獄。 戰後吳海水除繼續行醫之外，也參與政治。惜於1948年中風而息業。他一貫樂善好施，因此沒有積蓄，晚境窮困潦倒。 1957年3月5日病逝，得年僅59歲。 台灣人對於曾經為台灣的民主、公義奮鬥過的人，普遍無知無情！外來的中國國民黨政權，更是有意無意忽略他們！吳海水的晚境，又是一例。

讀過心理學的人，對於「本我」、「超我」、「自我」、「伊底帕斯情結」、「口腔期」、「肛門期」、「潛意識」、「心理自衛機制」…這些名詞一定不陌生。而看到這些名詞，又讓我們聯想到著名的心理分析學派創始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今天是佛洛伊德的冥誕，他出生於1856年5月6日。 佛洛伊德是奧地利的猶太人，所以1938年3月納粹德國併吞奧地利後，不僅查禁佛洛伊德的著作，納粹特務機關「蓋世太保」更闖進佛洛伊德住家，沒收他的現金與護照，逮捕他的女兒。所幸有美國羅斯福總統等國際人士全力聲援，受難百日後，佛洛伊德獲准偕同家人離境前往英國，條件之一是要他簽署一份文件，聲明：「我未曾受蓋世太保迫害。」（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作風，是所有專制政權的特務機關的一貫的愚行） 有趣的是，佛洛伊德在聲明文件中加了一句反諷的話：「本人鄭重推薦蓋世太保！」 佛洛伊德雖然逃離納粹魔掌，但是他的四個姊姊卻無法離開，最後死於集中營。 佛洛伊德在逃離奧地利後的十五個月後（ 1939 年 9 月 23 日）辭世。

以下這段鏗鏘有力的宣言，是否可以解釋為「抵抗權」的表達？學者可以慢慢去爭論。 「……為什麼台灣人只能有一種聲音？為什麼台灣人只能選一種命運？為什麼台灣人只能乖乖聽話，不能起身反抗專制獨裁的政權？……深信壓迫與奴隸存在時，為自由奮鬥是應該的。迫害與恐懼跟著時，爭取幸福是一種權利。在今天，為此努力實只是克盡天職與恢復人類的尊嚴而已。」 以上這段文字，是江炳興在泰源事件時所草擬的〈台灣獨立宣言〉中的一段話。 江炳興是誰？他是泰源事件中的五位烈士之一的知識青年。 受黨國教育洗腦的人，只知道有陸皓東、林覺民烈士（沒錯，他們的確是令人感動的烈士），但卻不知道台灣在兩蔣極權統治時代，也有很多像江炳興這樣的烈士。 今天是江炳興烈士的冥誕，他出生於1939年5月5日。台中大里人，畢業於台中一中，陸軍軍官學校第33期學生。 虔誠基督徒的江炳興，有著類似耶穌基督因義受難的情操。高中時代即不滿中國國民黨的專制極權，而興反抗之志。文史工作者林世煜曾讚譽他是「自高中時代就決死志，歷十數年不動搖的人格者。」 江炳興高中起便參與組織「台灣獨立聯盟」，因家貧決定投考軍校，計畫未來要推翻國民黨政權。1962年因事跡敗露被捕入獄。於1965年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江炳興在泰源監獄時，又與獄中同志繼續共謀反抗，劫械越獄失敗，有五人（江炳興、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陳良）同遭總統蔣介石親手批示槍決，是為「泰源事件」。 江炳興於1970年5月30日被處決！他在留給家人的遺書中，盼家人以他為榮，他說：「兒至死，以天下為己任」、「懷著理想深知努力，最後乃以路途走得過遠而死，想爸爸媽媽以此念兒時，當可減少幾分悲傷」、「甚想念爸爸媽媽，但願真有來生，以求報答。死前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然而，他的父母到死之前都未接到他的遺書。直到台灣民主化之後，遺書始見天日。 讀過辛亥革命烈士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吧？台灣的江炳興烈士的與父母訣別書，同樣令我裂心低泣....。

他號稱小學只讀到二年級就退學，此後靠自修完成其學術體系，最後獲博士學位，當大學教授，還自創研究所。更重要的，他進行了台灣有史以來首度學術的田野調查行程，台灣原住民因他而重見天日。他是台灣的人類學與考古學的開創者。 今天就是這位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的學者鳥居龍藏的冥誕，鳥居龍藏於1870年(明治3年)5月4日出生於日本德島。 日本領台的第二年，1896年，派了許多學者來台灣進行各方面的調查研究，包括動物、植物、地質、人類、民俗、考古、宗教...各個部門的學者。其中派來進行人類學調查的人員，就是當時在東京大學人類學教室整理標本的管理員鳥居龍藏。 從1896年到1900年之間，鳥居龍藏四度來台灣進行學術調查，他徒步入山，以進行實地調查旅程。足跡遍佈臺灣本島及紅頭嶼（今蘭嶼）、火燒島（今綠島），並攀登玉山，橫越中央山脈（詳見下圖鳥居龍藏四次來台調查路線圖），他留下許多珍貴的紀錄資料，尤其是攝影影像。為台灣原住民族的人類學、民族學分類，奠下基礎。完成《紅頭嶼土俗調查報告》及《人類學寫真集·台灣紅頭嶼》等民族誌學的作品。 鳥居經過這4次的調查，將臺灣山地的原住民分類為9族：泰雅族、鄒族、布農族、邵族、魯凱族、排灣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 （當時名稱是用片假名表達）田野調查之中，針對原住民族的身體、語言和生活文化進行探究，留下了珍貴的紀錄。 除了台灣，鳥居龍藏也曾經多次前往沖繩、中國、滿洲、蒙古、朝鮮、西伯利亞、庫頁島等地做廣泛的田野調查，對東亞的人文習俗有深入的研究。他曾遺憾表示，做過日本周邊的這麼多區域的田調之後，沒有機會再回台灣進行進一步比對研究，否則將會有更多心得。 只有讀過小學兩年不到的鳥居龍藏，就任過國學院大學教授（1923）、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並於自宅設立鳥居人類學研究所（1924）、以自己的名義為上智専門學校向文部省申請並完成升級手續，成立上智大學。擔任上智大學文學部長（1928）。並應哈佛大學燕京研究所（在北京）之特別招聘成為研究員（1939）。 鳥居龍藏於1953年逝世於東京，享壽82歳。現在他的故鄉德島縣，有一間縣立「鳥居龍藏博物館」。

人生際遇各殊，而什麼才算「成功的人生」？也各有不同的定義與價值。 且舉今天的兩位人生歷程迥然互異的冥誕壽星來對照，他們恰巧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第一位，美國的黑人知名歌手，舞者、作曲家、樂團團長及音樂唱片製作人，詹姆士·布朗（James Joseph Brown）。1933 年 的今天（5 月 3 日）出生於美國南卡羅萊納巴恩韋爾。 他曾經有過一段幾乎墜入黑暗深淵的坎坷、墮落與罪惡的生長歷程。 詹姆士·布朗在4歲時父母離異，之後在阿姨的妓院裡度過童年。中學七年級時輟學，做過許多零工維生：揀棉花、擦鞋、洗車等等；16歲時結伙搶劫被逮捕，被判決要服8至16年的重勞役。在監獄度過短暫時期後，被轉送往少年勞役農場，花了三年時間待在社會服務之家（community home） 布朗在獄中打過棒球，在比賽中結識鋼琴師Bobby Byrd，開始改變他的後半生，他的音樂藝術歌唱才華被發現，在喬治亞州內的俱樂部駐演。布朗簽下表演合約，與Bill Johnson合組「節奏福音星光四部曲」樂團，擔任團內的鼓手與風琴手。走上演唱、創作的藝術人生，被稱為「靈魂樂教父」。 布朗將福音音樂及節奏藍調帶入靈魂樂及放克（Funk），對許多其他類型的音樂，如：搖滾樂、爵士樂、雷鬼、Disco、舞曲、電子樂、…也產生影響。 另外第二位冥誕壽星，則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他是美國物理學家史蒂文·溫伯格（Steven Weinberg）。 1933年5月3日溫伯格出生於紐約。15、6歲時即受到父親的鼓勵，興趣逐漸集中在理論物理上（此時，前述的布朗正在坐牢）。溫伯格一路從事研究，獲博士學位，後來擔任哈佛大學等多所知名大學的教授，並於1979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溫伯格是H指數、創造力指數等排行榜最前列的科學家之一。 然而不同於前述的布朗從坎坷過錯的人生走向福音音樂的傳揚，這位科學家溫伯格卻是一位無神論者。 他說過這樣激進的話： 「無論有沒有宗教，好人都會做好事，壞人都會做惡事。但是，若你想要好人做惡事，就需要宗教了。」 這句話的前半句應該許多人還能接受，但是後半句恐怕會引起牧師、神父、法師及宮廟董事會的不滿吧？ 不過，我則有條件的接受此語，例如，那些經常焚燒紙錢的宮廟信徒，污染空氣、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危害國民健康，能說不是宗教帶來的壞事嗎？至於宮廟淪為選舉買票樁腳，甚至當起中共統戰台灣的幫凶，那就更是惡中之惡了！  

今天是台灣民主運動、獨立運動前輩謝聰敏的冥誕，他於1934年5月2日出生於彰化二林。 台大法律系畢業。1964年在政大政治學研究所當研究生時，與他的老師彭明敏、同學魏廷朝草擬《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入獄，判刑十年。出獄後，中國國民黨於1971年以「花旗銀行爆炸案」再度羅織他入罪。溫文儒雅的謝聰敏，被羅織為「爆炸案」的主謀，那是專制政權的荒謬諷刺劇！ 1964年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原始起草人就是謝聰敏。今天回顧這篇宣言，不得不佩服其高瞻遠矚。 在白色恐怖的眾多案件中，最受矚目，且提出較周延的台獨理論，當屬《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他們是台灣最早提出「一中一台」的人。 宣言中說: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 我們的目標：（一） 確認「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當時人口〕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二） 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三）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在極左的中共政權，和極右的蔣家國民黨政權之間，謝聰敏他們呼籲台灣要走出自己的路！ 而今，國共兩黨已合流制台，這條「制憲、建國、入聯」的路，更是我們的生存之道。謝聰敏前輩雖已離開，我們更應不分族群，繼續走下去！ （附記：照片是我數年前與謝聰敏前輩的合照。如今前輩已遠去，我則髮蒼齒搖，老醜不堪入目，且病痛纏身。而建國依然路遙，思之輾轉難眠！）

二次大戰末期，原本不用當兵的台灣人，開始被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徵兵了（而且還稱「志願兵」）。許多人被送去南洋，喪命於戰火之中，魂斷異鄉。 有一位台灣詩人，也被徵兵去南洋，他逃過死神，沒有戰死，不過他所屬的部隊被英軍俘擄，他以戰俘身份流連於南洋各地的集中營。日本戰敗投降後，他們的部隊毫無音訊傳回，家人等不到他的消息，親友都認為他已經死在南洋戰場，連告別式都辦完好一陣子了。他卻「死而復生」，於戰爭結束的一年多後，安然回來了！ 這位「復活」的詩人，就是筆名「桓夫」的台灣名詩人陳千武。 陳千武在1922年的今天（5月1日）出生於南投名間。 1935年陳千武以優異成績考上台中中學（今台中一中，當時學制為五年制）。兩年後中、日戰爭爆發（二次大戰開始），日本在台猖狂推動「皇民化」政策。1940年4月，學校推動改日本姓名運動。身為柔道部主將的陳千武，聯合幾位同學，抵制改姓名運動，因此遭到學校「監禁」的懲罰，共監禁了38天，以致五年級第一學期的操行成績「丁」等，軍訓課也不及格，因此失去繼續升學的機會，只能輾轉到製麻工廠做工。 就讀台中一中期間，陳千武經常到台中的中央書局看書。遇識書局經理張星建，張星建送他一本《台灣文藝》雜誌，並曾語重心長對陳千武說：「我們要創造台灣自己的文學，把新的文化遺產留給後代。」開啟了陳千武的文學靈魂。吸收大量文學知識的陳千武終於決定提筆創作，1939年8月，陳千武在《台灣新民報》上發表日文詩〈夏夜深き一時〉（夏深夜的一刻），接著〈上弦月〉、〈大肚溪〉……等詩作相繼發表。他的文學行旅，正式啟航。 離開學校到工廠後，他創作不少以工廠為背景的「勞動詩」，也開始寫作短篇小說。如〈白上衣女人〉、〈老職工〉等作品，都在《台灣新民報》刊載。 然而無情的戰火，使得陳千武與其他少年兵被送去南洋戰場。經歷戰火洗禮，使他後來寫下以南洋戰爭經歷為主軸的小說〈獵女犯〉，他以志願兵、慰安婦、南洋現地民的處境，將這一段歷史記錄下來。後來集結〈輸送船〉等一系列共十五篇短篇小說，出版《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這不僅是生動的文學，也是史家心目中的珍貴史料。 陳千武是「跨越語言的一代」的作家，日治時期以日文創作。戰後重新學習中文，展開現代詩、小說、文學評論、兒童文學與翻譯並行創作生涯。他創作甚豐，得獎種類繁多。又與文友創立「笠」詩社。1976 年任台中市立文化中心首任主任，1987年從文化中心「文英館」館長職退休。 我與陳千武先生曾有數面之緣，他溫文謙和，讓我如沐春風。 2012年，陳千武病逝，享年91歲，同年獲頒最高榮譽的總統褒揚令。

大約在1786年頃的德國（當時是「神聖羅馬帝國」時代），有一家小學的數學老師出了一道「從 1加到100」的數學題要學生作答。有一個9歲的小孩在很快的時間就解答出來了。老師問他如何解答的？他說明了他的方法：把頭跟尾相加，1+100=101，再來2+99=101、3+98=101、4+97=101...如此一來，就可以得到50個101，所以答案就是50x101=5050。這個問題現在當然人人皆知，但是對當時一個9歲的小孩而言，能想出如此解方，非天才莫屬。 這個天才兒童，就是後來被稱為「首席數學家」（有人稱為「數學王子」）的偉大數學家高斯（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ss）。 今天是高斯的冥誕，他出生於1777年4月30日。 高斯一生不僅在數學成就非凡，他在物理學、天文學、大地測量學...，都有卓著貢獻。 也許他的天資聰穎，我們只能羨慕（與高斯的頭腦相比，我永遠是「低斯」），但是他的好學精神，是值得效法的。高斯在小時候，冬天吃完飯後，父親就要他早早上床睡覺，以節省燃油。但他想出一個辦法，將蔓菁（蕪菁）的內部挖空，裡面塞入棉布卷，當成燈來使用，他就可以繼續讀書。 高斯的好學，可以從他的一句話看出，他說： 「給我最大快樂的，不是已懂得知識，而是不斷的學習；不是已有的東西，而是不斷的獲取…」。 高斯的多領域學術成就，從以下的命名可見： 用在磁場的CGS制計量單位以高斯來命名；月球上有坑洞也以高斯命名；小行星1001又稱為「高斯星」；德國遠征南極時所使用的船，也叫「高斯號」探險船。 高斯在多領域的貢獻，至今仍被紀念： 1989年到2001年德國10馬克的鈔票就將他的肖像，和他所發現的常態分布與哥廷根地標性建築一起放入（見下圖）；德國也發行過三種表彰高斯的郵票（見下圖）；有一本小說《測量世界》就是以高斯的一生和工作為題材，繼而以小說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測量世界》也於2012年上映；2007年，他的半身像被引進德國巴伐利亞邦雷根斯堡瓦爾哈拉神殿；2018年4月30日，Google以首頁設計logo（參見留言區臉友黃偉立兄的補充）來紀念高斯的241誕辰。 黃偉立 Google Doodle所設計的高斯紀念Logo從左到右，由上往下分別是「行星軌跡計算」、「正 17 邊形的尺規作圖法」、「高斯曲線」、「觀測用望遠鏡」以及「磁力」。每一項都是高斯生平極具代表性的成就與影響。  

1915年在日本山口縣山口市湯田溫泉的地方，有一位8歲的小孩，由於他的弟弟病逝，他非常傷心，就提筆把他悲傷的心情寫下來，這首為了弟弟而作的悼念詩，成為他往後寫詩生涯的起始。後來成為日本的知名詩人，他叫做中原中也，是昭和詩壇的明星詩人，備受年輕人喜歡。由於他是東京外國語學校（今東京外國語大學）法語部畢業，他翻譯了法國詩人蘭波的詩集，所以他又被譽為「日本的蘭波」。 今天是中原中也的冥誕，他出生於1907年4月29日。 中原中也幼時被視為神童，成績很好，擅長文字表達，沒想到中學時因為沈迷文學，竟然被留級。中學時他接觸到「達達主義」風格的法國詩，也鑽研叔本華、尼采等人的思想。 中原中也有一位文學好友小林秀雄，沒想到兩人同時愛上女演員長谷川泰子，發展出一段三角戀愛。長谷川泰子曾短暫與中原中也同居，但後來泰子選擇了小林。難得的是，中原中也與這位情敵小林秀雄之間的友情依然不變。這種胸襟，我自歎不如。 我們來看中原中也的第一部詩集《山羊之歌》（1934）中的一首詩： 〈寒夜中的自畫像〉 雖說不上身手敏捷 緊握著這一根韁繩 穿越這黑暗的地獄！ 只要意志明確 面對冬夜我不嘆息 那唯有焦躁的哀愁啊 因憧憬而附隨的女人們的哼唱 任其，刺痛我的肌膚。 踉蹌著腳步卻保持平靜， 帶著些許做作的心態 我勸諫我的懶惰 一邊行走於寒月之下。 開朗，坦蕩，且不出賣自己， 這是我靈魂的祈願！ （引自吳菲中譯本《山羊之歌》） 命運真會作弄人，1936年中原中也的長子因結核病逝世，讓中也大受打擊！隔年，1937年10月22日，中原中也因結核性腦膜炎而過世，得年僅30歲。中也過世時，二次大戰甫爆發，多情的英靈沒有遇到無情的戰火，也算是一種解脫吧？ 享年僅30歲的中原中也，生前並不是很有名氣。他去世前開始整理和謄寫他的詩稿，託付給情敵兼好友的小林秀雄，他逝世的第二年，在小林秀雄的奔走下，正式出版《往日之歌》。 中原中也留下350多篇的作品，在二戰後開始受到歡迎。許多公司出版了他的數十首詩和全集，他成為日本現代文學的抒情詩人代表之一。現在日本還有一系列以中原中也為主角的漫畫，流行於年輕人手中。 目前在中原中也的故鄉山口縣山口市的湯田溫泉，蓋有「中原中也紀念館」，收藏其手稿、遺物。足見日本社會對文學家的重視。  

你看過一部電影叫《辛德勒的名單》（1993）嗎？是在演一位德國商人（又是間諜和納粹黨黨員），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設琺瑯和彈藥工廠，僱傭了許多猶太人，最後成功挽救了1200名猶太工人免遭納粹屠殺的故事。電影的結尾，他過世後，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排隊來到他的墓前感恩獻花的一幕，賺人熱淚！這部影片贏得了7座奧斯卡金像。 但是，不要以為那只是編劇編造的故事，那是根據真人真事拍攝的電影。 我們不是要神格化辛德勒（Oskar Schindler）的人格。老實說，他絕對不是什麼道德完美無缺的超凡聖人，相反的，他過去有很多可議的行為，包括曾經在技職學校時因偽造成績被開除，曾經婚姻出軌，還曾數次因在公共場所酗酒而被捕，並且還欠了一屁股債。然而，在20世紀那場最殘酷的戰爭的陰鬱背景中，他體會生命的可貴，輸財救人，終於閃耀出人性的光輝！ 今天是辛德勒的冥誕，他出生於1908年的4月28日。 1939年，辛德勒在波蘭的克拉科夫開設了一間琺瑯廠，最多的時候僱傭了約1750名工人，1944年時這些工人中有約1000名是猶太人。他透過他與納粹黨人的人脈，幫助保護自己工廠的猶太人免於被送進集中營。起初辛德勒還會考慮到商業利益，之後他開始不計代價地保護自己的工人。辛德勒開始以大量金錢賄賂納粹軍官，甚至送上許多只能透過黑市才能買到的貴重禮物，來保護工人的安全。由於1944年7月起德國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親衛隊開始關閉最東邊的集中營，把存活的囚犯轉移到西面的集中營。許多人在那裡的集中營被處死。辛德勒說服克拉科夫普拉佐集中營的統領、親衛隊上尉，讓他獲准將工廠轉移到蘇台德地區，因此他的猶太工人逃過被送入毒氣室一劫。1944年10月，轉移到蘇台德地區的猶太人名單計有1200名。之後辛德勒繼續給親衛隊軍官送錢，以避免工人被處死。到1945年5月戰爭結束時，他的所有積蓄都已經因為輸財救人和為工人購買補給而耗盡。 一些幸存的猶太人用自己保存下的一顆金牙（也是他們戰後僅存的唯一財富），為辛德勒鑄了一枚戒指，以示感激救命之恩。戒指上面刻了一句猶太法典的希伯萊經文，意思是：「救一條命等於救全世界」。 戰後，辛德勒一貧如洗，曾與妻子移民阿根廷經營農場，但失敗回德國。依靠戰前受他拯救的猶太人的救濟過活。 1963年以色列政府授予他「國際義人」稱號。 辛德勒於1974年10月9日病逝。 （照片引自維基百科）

「一個真正具有勇氣的人，應該具有憐憫和同情心。」 「人是否高貴，並不在於別人如何去看他，而在於它自己如何看待自己。」 「管教的目的，應該是養成一個能夠自治的人，而不是一個要讓別人來管理的人。」 「除非所有人都獲得自由，否則無人能夠完全自由；除非所有人都有道德，否則無人能被稱為完全是有道德的；除非所有人都過得快活，否則無人能夠稱為是完全快樂的。」 以上選摘的句子，是英國哲學家斯賓賽（Herbert Spencer）的話，道盡人的價值與教育的意義。 這位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的哲學家，將「適者生存」應用到社會學、教育上。 今天是斯賓塞的冥誕，他出生於1820年4月27日。 斯賓塞提出「預備說的教育論」，他認為教育的主要作用，在於預備完滿的生活(Complete living)，使個人有能力經營五種完滿的生活活動，即： 1.對於自我生存的直接活動。 2.對於自我生存的間接活動。 3.對於生存和教養子女的活動。 4.參加社會或政治關係的各種活動。 5.休閒娛樂的活動。 斯賓塞對於當時的教育只是在提供一些修飾性的知識（如國王的軼事、義大利的音樂、沒有實用的希臘拉丁語文，以及學究式的所謂人文知識），深不以為然。 斯賓塞在經歷了十九世紀科學、技術帶來了莫大的衝擊後，深切地認識到，如要有效地使受教者達到前述的完滿生活的預備，就應該改革教育的內容，廢除裝飾性的知識所組成的課程，而代以科學的知識。 斯賓塞如果活在當前網路盛行、AI方興未艾的今天，不知道他會怎樣的論述？  

以下這幅名畫應該很多人都看過，這幅畫叫做《自由引導人民》，表現的是1830年的法國七月革命。當時的法國民眾反抗查理十世的統治。革命持續了三日，最終以查理十世下台，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繼承王位告終，法國亦開始了七月王朝的統治。 這幅名畫的作者是法國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羅瓦（Eugène Delacroix），今天是他的冥誕，他出生於1798年的今天（4月26日）。 創作這幅名畫後，德拉克羅瓦說： 「當我努力創作的時候，我的心情便好轉了……即使我沒有為了我的祖國戰鬥，我也可以用我的畫作來歌頌它。」 德拉克羅瓦擅長畫歷史場景和人物。 這幅《自由引導人民》影響了浪漫主義作家雨果，雨果在30年後寫成著名的文學作品《悲慘世界》(1862)。這是雨果對德拉克羅瓦畫作的呼應。文學與畫作，相得益彰。於此不要小看文學、畫作的力量。 這幅畫曾被印入法國政府發行的100法郎的鈔票和1980年的郵票上。 今天也是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的冥誕。他1889年出生於奧地利，後入英國籍。維根斯坦是20世紀極具影響力的哲學家，其研究領域主要在邏輯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和數理哲學等方面。 但誰能想像這位家世富有，生活優渥的著名哲學家，有三個兄長都自殺身亡。維根斯坦本身也是極為憂鬱多感。 有一次他在英國哲學家羅素家裡談到對邏輯、對自己罪孽的擔憂。還有一晚，維根斯坦剛抵達羅素房間，一開頭就表示自己將在離開後自殺。還好，他只是說說而已，沒有實現，才有影響後世的哲學家維根斯坦。 維根斯坦把他繼承自歐洲鋼鐵巨子的父親的巨額遺產全部贈給了幾個兄弟姐妹，跑到奧地利鄉下去做了十年小學教師。 但是他很會體罰學生，毆打不長進的小孩，尤其數學不好的女童。拽頭髮、打耳光、敲頭，樣樣來！這樣的「暴師」，一定會被反對威權教育的愛因斯坦臭罵！ 維根斯坦的著作很難讀，但是他的生命史有一項道理很容易懂，那就是財富不會帶來快樂。還有，棒下不會出哲學家。  

今天是台灣民主運動要角、人權律師江鵬堅的冥誕。1940年4月25日他誕生於台北大稻埕。 他江鵬堅出生的7年後，228事件在他出生的附近引爆。所以自小父母就告誡他不可以談政治、參與政治。沒想到他後來卻是民主運動的要角。 江鵬堅的父親是來自中國福建福州的一位鞋匠（日治時代即來台）。 江鵬堅小時候由於父親生意失敗，家境困難，所以寒暑假或課餘時間江鵬堅必須到市場擺攤販賣樟腦丸、漫畫書、玩具等，貼補家用。 江鵬堅一路苦讀，從建中、台大法律系、法律研究所，到通過高考取得律師資格。 1979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許多「黨外」民主運動人士被捕，江鵬堅挺身為其中的林義雄（省議員）辯護。在軍法大審期間（1980.2.28）又發生林義雄家宅滅門血案，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江鵬堅堅持替林義雄辯護到底。 在「黨外」民運跌入谷底之際，江鵬堅參與「黨外」運動，並於1983年當選立法委員。 1986年「黨外」冒險籌組民主進步黨，江鵬堅是十人創黨秘密小組之一。928民主進步黨正式創黨後，當選首任黨主席。創黨突破長期黨禁，也迫使蔣經國於隔年解除為期38年的戒嚴。 江鵬堅除擔任過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外，參與創立「台灣法學會」、「台灣人權促進會」…。 江鵬堅為人謙和，平易近人，我們都以「鵬堅」的台語諧音，直呼他「椪柑」。 遺憾的是，2000年12月15日，江鵬堅癌逝！享年僅60歲。台灣的民主人權運動的道路上，失去一位鬥士！

  （原載2000.4.24自由時報）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 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 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陶百川。陶百川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陶先生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

1898年9月28日，清帝國北京菜市口法場，有六名知識份子被押解來此，遭劊子手一一處斬，頭顱被懸掛在菜市口，圍觀民眾卻歡呼雀躍！ 這六名知識份子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這六君子當中，有一位唯一的高官，名叫楊深秀。他本不當死，但因為他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皇帝，得罪慈禧，因此同遭處斬！ 今天是這位支持「變法維新」的知識份子楊深秀的冥誕。他出生於1849年（清道光29年）的今天（4月24日），清國山西絳州聞喜縣人。1889年（清光緒15年）考中進士，8年後官位升都察院山東道監察御史。 1898年（光緒24年）正月，因俄羅斯要求清國割讓旅順及大連灣，楊深秀上疏請聯合英國、日本拒俄。足見他對國際局勢頗有認識。同年夏，康梁戊戌變法開始。楊深秀上疏建議更改文體，不採用八股文。被保守朝臣多次阻撓。又上書建議設立譯書局、派皇室遊歷各國、派遣留學生，雖被採納，但是他建議罷免庸愚不通時務的老官吏，引起不滿。同時，他積極讚揚實行新政者，為他們上書或辯白。 康梁變法的「百日維新」終於引來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勢力的反撲，發動「戊戌政變」，光緒皇帝遭罷黜！ 戊戌政變的前一日，楊深秀還奏請「與英、美、日合邦」，楊深秀說： 「今日危局，非聯合英、美、日本，別無圖存之策。……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 9月21日，楊深秀還詰問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皇上（光緒皇帝）被廢的原因，更大膽奏請慈禧撤簾。3天後，楊深秀被捕。9月28日與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等維新人士一起被處斬！。 古今內外，凡不計個人名利，勇於改革維新，勇於為「天下蒼生之福」思考的人，都值得敬佩！而那些被封建文化洗腦，看知識份子被處決而雀躍歡呼的愚民，也足堪我台灣人民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