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受社會體制影響的人，都有權創制及管理這些社會體制。每一個人的行為、福利及人格發展，都受他生存於其中的社會體制的影響。因此，在民主制度中，每一個人對該社會體制都有發言權。」 「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自己鞋子夾腳的所在。」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 「教育即經驗之生長與重組。」 「學校即社會。」 「從做中學習。」 –約翰．杜威（John Dewey） 今天是美國教育哲學家約翰．杜威的冥誕，他於1859年10月20日出生於美國佛蒙特州伯靈頓。 前面摘引的句子，是杜威的經典句子。在哲學上，他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教育上，他是進步主義、經驗主義者。杜威反對傳統的灌輸和機械訓練，強調「在實踐中學習」的教育理念；在政治上，他是自由主義、民本主義者。他一生極力推崇民主制度，強調科學和民主的互補，民主思想是他眾多著作的焦點。 杜威任教過密西根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他不僅對美國的教育改革影響甚深，他栽培過許多東方去的留學生，對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教育界、思想界也有極大影響。近代中國的思想人物包括胡適、馮友蘭、陶行知、蔣夢麟、郭秉文、張伯苓...，都是他的學生。還有，台灣的林茂生，也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投入杜威門下。 曾經有人問杜威，在他教過的許多東方的學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有誰？杜威回答，有兩位：一位是來自中國的胡適，一位是來自台灣的林茂生。林茂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杜威有意留他在學校當助理，但林茂生以台灣需要他為由婉謝。如果當年林茂生接受杜威之邀留在哥大，18年後當不至死於二二八事件中。 胡適等人曾邀請杜威到中國訪問，時值五四運動，杜威在多處演講，胡適擔任翻譯，催化民主、科學的思想在中國傳播。 杜威是20世紀上半葉美國最著名的學者之一。2006年12月，美國知名雜誌《大西洋月刊》將杜威評為「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100位人物」第40名。 1952年6月1日杜威逝世，享壽92歲。  

這種「型」可以當領袖，馬克斯·韋伯的「卡里斯瑪」（charismatic domination）理論要重寫了！ 連小學生最基本的教養都欠缺的人，竟然有許多年輕人中意，台灣真要墮落到何地步！  

23年前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阿扁上台的11天後，我發表了以下這篇文章。請檢視一下今天的情勢有何變化？台灣的國際處境有更困難嗎？台灣的籌碼是增加或減少呢？中共的經濟發展有更穩固嗎？而台灣內部的媚共集團有收斂還是更猖狂呢？台灣最大的危機是不是還在內部呢？ 〈外患不足懼﹐內憂才可悲 〉 【原載2000.5.31 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從中國歷史看﹐台灣做為中國的一部份的時間很短﹐誠如清朝雍正皇帝說的「台灣自古不屬中國…」﹔從台灣歷史來看﹐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在近代的發展上﹐也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軌跡﹐而且﹐也誠如歷史學者黃富三教授說的「在台灣與大陸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我們悚然發現﹐合併時竟是進步最小而社會混亂的時代﹔反之﹐分離或發展自我性格時﹐卻是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時代。」兩個體質不同的社會強行合併﹐很容易產生摩擦 ﹐這對雙方都無益處。 因此﹐「和平統一」很簡單﹐可是「和平統一」之後﹐要和平相處就不太容易了。戰後台灣人熱烈迎接「祖國」﹐卻得到二二八事件的後果﹐便是最好的說明。所以我們不敢冒然「統一」。 但是﹐北京說﹐你不接受我的「和平統一」﹐我就用武力打你。既然用武力強迫對方接受「統一」﹐怎麼叫做「和平統一」呢？這好像一個惡漢拿著刀槍對一位女人說：「你還是乖乖跟我上床吧﹐免得我強姦你。」 面對這樣「以力假仁者霸」的政權﹐阿扁在就職演說中﹐儘量放低姿態﹐提出「五不」以示善意。我不反對阿扁總統用「五不」來「放屁安狗心」﹐暫時給他們一點面子﹐但是長此以往﹐問題仍然存在。根據北京的「一個中國」的白皮書﹐長期不接受統一談判﹐他們也要用武力解決。所以老是順應他們﹐他們只有得寸進尺﹐他們的慾望就像無底洞﹐永無滿足之日。所以﹐對於阿扁總統的「五不」﹐有人認為無須如此讓步﹐包括前總統李登輝先生也期勉阿扁在面對「欺善怕惡」「軟土深掘」的中國政權﹐不要過於軟弱。 我們期勉自己不要太軟弱﹐不是要暴虎憑河。思考台灣的國家安全問題﹐當然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台海雙方的單純關係來看﹐而應該著眼於國際秩序來審視─台灣海峽是國際自由通行的水道﹐每天有500艘的各國船隻通過﹐其中包括200艘日本船。亞洲又是美國的主要市場﹐約有40萬美國公民在此一地區進行各類活動﹐有超過1500億美元的投資﹐以及每年5000億美元的貿易活動。再說﹐美國的貿易夥伴﹐第一是日本﹐第四是中國﹐第六是台灣。(詳見陳國雄《危機2005》)所以﹐北京如果攻擊台灣﹐那不只是對台灣的攻擊﹐而是立刻破壞國際的貿易秩序﹐等於向國際秩序挑戰。國際社會豈能容許他們這樣撒野嗎?台灣在這樣的國際安全體系裡面﹐才有國家安全的保障。職是之故﹐海峽雙方朝國際化發展﹐或是朝中國的內政化發展﹐何者對台灣的安全有保障﹐答案不是很清楚嗎？把台灣朝中國的內政化解釋﹐等於是斷絕國際社會箝制中國侵台行動。況且﹐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以放棄國家的獨立主權來換取國家安全的。 雖然美國向中國表示不支持台獨﹐美國也誠然擔心台灣宣布獨立。既然不支持﹐就不要支持﹐這不是樂得輕鬆嗎？美國幹嘛如此擔心而緊張呢？因為﹐台海一旦發生狀況﹐他們不能不管﹐這是他們頭痛的地方。國際社會的頭痛﹐正是我們的籌碼。我們應該趁現在還有籌碼的時候﹐讓世界頭痛﹐讓國際社會不能不正視台海之間的問題﹐而不是幫世界解決他們的頭痛﹐卻把問題攬到我們身上來讓自己頭痛。 所以﹐面對中國的威脅﹐台灣不是完全沒有抵制的條件(況且還有自身的軍事國防力量)。問題出在即使有了國際籌碼﹐但是台灣內部如果無法凝聚團結保台的決心﹐則一切都是枉然。有時候﹐我寧可這樣想﹐阿扁總統的柔軟言行﹐與其說是為了應付北京的霸道﹐毋寧說是為了安撫台灣內部一些不願認同台灣主體地位的大中國派勢力。誠如富邦集團總裁蔡萬才先生向阿扁總統指出的「認同錯亂與沒有根﹐是國內最大的問題與危機」。誠然﹐台灣的更大威脅﹐在內不在外。台灣內部存在有一股瓦解民心士氣的勢力。這一股勢力﹐其中有許多人以前要我們反攻大陸﹑消滅共匪﹐要我們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現在卻扮演著與北京裏應外合威脅台灣的角色。 中國怪罪台灣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是在破壞和平。沒想到國內這一股瓦解民心士氣的統派份子也幫中國來怪罪台灣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用武力脅迫人家就範的人﹐沒有受到譴責﹐受脅迫的人反而被責備沒有接受脅迫。這股吃裡扒外的勢力﹐正是台灣最大的隱憂。 這些人不認同台灣也就罷了﹐如果他們真愛中國的話﹐請他們當中經常有機會回「祖國」朝聖的人﹐提醒他們的祖國─中國城市失業人口超過1500萬人﹐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向城市的盲流超過1億人。一旦發動戰爭﹐外資必然撤離﹐失業人口必定急劇竄升﹐沿海經濟必然大受破壞﹐萬一台灣沒有打下來(台灣又不是死豬﹐他會靜靜讓你打嗎？)﹐結果打垮自己的經濟﹐也破壞了這幾年好不容易跟國際社會建立起來的關係與秩序﹐該怎麼辦？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問題重重﹐他們不把財力精力放在自己內部問題的解決﹐卻寧可用來對付台灣﹐要台灣非跟他「大一統」不可。這完全是擺脫不掉中國傳統的歷史意識使然。中國的傳統歷史意識只在乎是否「天下一統」，只要「大一統」，即使人民生活水準降低了，也無所謂；如果列國並立，即使生活較好，也不應該。「大一統」下的中國，幅員廣大，南北東西，差異極大，加以厲行中央集權，結果往往抹煞了地方特性，阻礙各地方的創造潛能。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W.Pye)就曾明白指出﹐歷史上的中國為了滿足「大一統」的政治迷思，寧可浪費許多資源和精力，賠上人民無數的生命，以促成「大一統」﹐這是中國積弱的因素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把「人民」的字眼寫入國號﹐卻一直學不會把人民放在心中。愛中國的人﹐就應該幫中國早日跳出這種舊帝國王朝的格局﹐建立主權在民的現代國家。不要老是要求現代國家永遠向不知長進的舊帝國妥協。不要老是要求追求新國家的人要向沈醉在舊國家的人妥協。

台灣有兩位楊三郎，一位是美術家（我們已介紹過的10月5日壽星）；今天的冥誕壽星，則是著名的作曲家楊三郎。 楊三郎有時候出去外遊，還會帶著小喇叭。有一次他帶著小喇叭在碧潭散步，看著月色蒼茫，有感而發，吹出一首曲子，回家後立刻寫成譜，後來由那卡諾填詞，就是著名的《望你早歸》。在二二八之後，及1950年代那個鬱卒的白恐時代，撫慰許多台灣人的心靈。美麗島件後也成為「黨外」民主運動選舉時的競選歌曲，表達當時對獄中及被禁足於海外的親人的思念。 1951年，楊三郎應聘在基隆「國際聯誼社」擔任樂隊領班兼小喇叭手。有一天，基隆港邊下著濛濛細雨，他靈感一來，譜了一首歌，初名「雨的布魯斯」。他經常在「國際聯誼社」演奏這首有曲無詞的歌曲，極受歡迎。後來樂團中一位調琴手呂傳梓幫這首曲子填詞（再請王雲峰潤飾），成為後來轟動全台的《港都夜雨》。 楊三郎於1919年（日本大正8年）10月18日出生於今新北中和。曾赴日本學音樂。 其代表作有《蝶戀花》、《望你早歸》、《呼風喚雨》、《港都夜雨》、《秋怨》、《思念故鄉》、《孤戀花》、《台北上午零時》、《春風歌聲…等等。 1989年5月25日心臟病過世，享壽70歲。

「鋤頭是我的筆，土地是我的稿紙」 –楊逵 楊逵是一位與土地結合的作家，今天是他的冥誕。他於 1905年（日本明治38年）10月18日出生於台南新化。 楊逵日治時代即從事農民運動，在「台灣農民組合」中極為活躍。他也從事小說文學創作，其代表作品〈送報伕〉、〈鵝媽媽出嫁〉、〈壓不扁的玫瑰〉，充分反映社會不公與反抗殖民統治的抗議精神。 戰後的楊逵，依然反抗新來的國民黨政權。二二八事件時，因為在台中散發傳單，公開呼籲民眾反抗不義統治，被捕入獄，險遭判處死刑。 1949年國共內戰激烈，他發表〈和平宣言〉一文，呼籲停止內戰，又被捕入獄12年。 楊逵於1985年3月12日過世。一位幽默作家潘榮禮為他寫下以下的悼聯，傳頌一時： 右聯： 送報夫屢寫抗日文學 拘留十次四十天 飽嚐異族欺凌 左聯： 老園丁一篇和平宣言 綠島一趟十二年 享受祖國溫馨

  人類號稱「萬物之靈」，至今竟還迷信用戰爭手段解決紛爭。他們竟然無法理解，戰爭只會讓問題更複雜、惡化！普丁、哈瑪斯發動武力，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製造更多問題？值得正在對台灣虎視眈眈的習近平深省！ 偏偏台灣內部的藍營政客，不去勸習近平勿以武力威脅台灣，反而辱罵台灣政府在挑釁，要我們「要對話，不要對立」。 我們不願意對話嗎？所有綠營政黨（民進黨、台聯、台灣基進…）及其選民，誰不想對話？只怕習近平們不肯聽罷了！要不然，我簡單提幾個問題，請習近平們跟我們對話： 「你們老是說，台灣自古即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台灣史上第一個設官統治台灣的，為何不是中國，而是荷蘭？況且荷蘭來台，又是明朝政府與荷蘭訂約同意的。」 「你們說台灣不接受『統一』是在分裂國土，請問你們是根據哪個國際條約擁有台灣主權？開羅宣言嗎？抱歉，那不具國際條約效力！舊金山和約嗎？抱歉！該約只要求日本放棄台灣主權，沒有言明台灣領土歸屬。」 「你們指責我們是『分離主義』，可是自從貴國建國至今，七十多年來台灣不曾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轄過一分鐘。既然不曾被你們統治過，何須分離？未曾結婚，怎麼怪我們要離婚？」 「你們要用解放軍『解放』我們，按『解放』的意思是要讓不自由者獲得自由，讓被壓迫者不再被壓迫。但是我們台灣的自由度有九四分，你們只有九分（Freedom House評比），你們嫌我們九四分太低，要由你們九分的來解放嗎？再說，在「世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國家」排行（根據英國網路調查公司）台灣榮獲第一；在「世界幸福報告」排名（聯合國2022統計）台灣居第廿六名（東亞第一），貴國排第七二名。你們嫌我們廿六名的名次太後，該由你們七二名的來解放嗎？」 要和中共對話的還很多，篇幅所限，留一點讓我也和台灣內部的藍營對話： 「我們希望台海雙邊能平等相待，建立兄弟之邦，為何是在挑釁、破壞和平？你們喊了卅八年的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為何就不是在挑釁？」 「共機天天擾台，你們真的不認為那是挑釁嗎？」 「你們口口聲聲說要保衛中華民國，卻和消滅中華民國的中共站在一起，反而仇恨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國號的民進黨，為何？」 「你們既然背離了蔣介石的反共立場，那為何又反對中正紀念堂轉型？」 「從宇昌案、浩鼎案、高端案…到潛艦國造，你們百般誣陷、抹黑、造謠，設法重創台灣生技、國防，這些案件今已真相大白，你們毫無歉意嗎？」 「你們不能容忍台灣民選的本土政權，為何可以容忍『新疆』的集中營、『西藏』、香港被高壓？容忍無數蹂躪人權的案件？」 愛因斯坦說過：「Peace cannot be kept by force;it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understanding.（和平無法透過武力來解決，唯有透過理解才能達成。）赤藍的朋友願意理解嗎？ （作者是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18世紀末，法國有一位胸懷大志的知識份子，他要男僕在每天早上叫醒他時對他說：「男爵先生，請記得您今天還有大事要做」。 1823年，這位沒落的貴族，在理想挫敗、有志未伸的情況下，竟然用手槍企圖自殺，結果自殺未遂，卻打瞎了一隻眼睛。 這位浪漫的知識份子，是被列為法國六大社會思想家之一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 今天是聖西門的冥誕。他於1760年10月17日出生於法國巴黎的沒落貴族家庭。 他17歲從軍，參加法國支援美洲殖民地反英的獨立戰爭的軍團，經歷約克鎮戰役。 他也參加法國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期間他買下一些收歸國有的土地，後因貨幣貶値而成為巨富。但因他廣交各界社會名流，家財散盡。破產後，進入巴黎綜合工科學校求學。在朋友的接濟下，開始努力著書立說，宣傳自己的社會思想。代表作有《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實業家問答》《新基督教》等。 他主張應由科學家代替牧師的社會地位，他呼籲建立對科學的信仰，並將牛頓尊為聖人；他反對法國的暴力革命和拿破崙的軍國主義；他預見世界將進一步工業化，相信科學技術會使大多數社會問題得到解決；他呼籲歐洲各國聯合起來制止戰爭，籲請歐洲各國君主放棄軍國主義，不要一心維護自身的權力；他指出宗敎「應該引導所有的人達到盡快改善最貧窮階級的偉大目標」。他說： 「為最大多數最貧苦的階級，謀知識的、肉體的改良，應該是一切社會制度的目的。」 他雖然被形容為「空想社會主義者」，亦即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但是恩格斯評價他「幾乎是後世社會主義者所有思想的萌芽」。 1825年5月19日，64歲的聖西門因肺水腫逝世於巴黎。  

他擅長繪畫、攝影，又會拉小提琴。他如果不多才多藝，甚至如果笨拙一點，就不會在那個「懷璧其罪」的時代受難。 他在日治時代從台北中學（今泰北中學）畢業，戰後就讀省立師範學院（今台灣師大）美術科。 雖然逃過二二八事件的劫數，卻躲不過白色恐怖的籠罩。 他是今天的冥誕壽星陳孟和。生於1930年10月16日，台北市大稻埕人。 1948年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還在中國，陳孟和想去中國大陸深造，不料卻被指控要「投匪」，而遭下獄。所幸不久出獄。 之後與朋友合開照相館，不料1952年又被控參加「叛亂集會」，第二次入獄，長達15年。 在綠島期間，他因為他擅長攝影，被派擔任公務攝影，他因此趁機也偷偷為難友及住民拍照，留下許多珍貴鏡頭，為綠島庶民的生活留下許多攝影作品，也為白色恐怖留下歷史見證。 在綠島時，他還自製小提琴自娛。於此足見其才藝。 經過漫長的黑牢，出獄後，他說：「我能活多久不知道，剩下的生命要把這段被掩埋的歷史留下來，讓後代知道台灣曾經有過那樣的歷史。」所以他投身於白色恐怖的史料文資收集，及轉型正義的平反運動。 陳孟和於2017年過世，享年88歲。 （下圖之一是陳孟和與他在獄中自製的小提琴；圖之二為陳孟和所畫綠島監獄「新生訓導處」鳥瞰圖）  

以下我重貼的這篇文章，是13年前的舊作，當時是馬英九主政。 〈中國國民黨黨員的成分分析〉 （原載2010.11.7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本文所指的中國國民黨，是指一九四九來台以後的國民黨，其黨員結構，包括以下幾種成員： 首先，先看國民黨的主體，那就是一九四九之後從中國敗退而來以蔣家為首的法西斯統治集團。這個集團，缺乏民主內涵，所以不僅視一黨專政為自然，黨庫通國庫為當然，黨、政、軍、警、特「五位一體」（有時還要加上「媒體」、「教育」，共七位一體）乃勢所必然。通常一個具有民主思想和社會正義的人，不會認同這種黨性。 第二種成員，是跟隨國民黨主體來到台灣的外省基層黨員，多屬基層軍公教人員。早期他們不一定都是既得利益者，不過後來他們多的是享有18%，領終身俸的階級。 第三種成員，則是受這個統治集團所迫，為了考績、升遷，而被迫入黨者。或者因為國民黨掌控社會與政治各方資源，非入黨難能發展。 第四類成員，則屬純潔無知的黨員，他們受黨化教育的洗腦，成為忠貞黨員。國民黨長期的法西斯教育，缺乏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內涵，充滿太多諸如「中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去台灣化」的教育，這套教育使他們「光榮」入黨，成為國民黨的「義民」。他們不知道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二二八大屠殺、黑金政治、黨庫通國庫等等事蹟，卻只靠國民黨「配給」的口號和標語思考，完全是「巴夫洛夫」式的「古典制約反應」（Classical conditioned response）。 第五類成員，是趨炎附勢的投機分子。這類成員聰明有加，不會不知道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白色恐怖、黑金政治、黨庫通國庫的劣跡，但他們並不在乎這些，他們的人生觀來就不是基於社會正義與理想，他們加入國民黨是因為看上國民黨資源多，可以分一杯羹。或是以加入國民黨做為他們的晉身階。國民黨籍的民意代表、地方公職人員當中，多的是這類黨員。有些地方的黑道角頭甚至以加入國民黨來漂白自己。這也是為何長年來因貪污、賄選、詐欺…而遭判刑的公職人員，絕大部分屬國民黨籍。 （中略） 時過境遷，過去國民黨黨員的五類結構有了變化。國民黨的主體雖然仍以外省權貴子弟為首，但是這個主體已從過去兩蔣時代的反共陣營，淪為媚共集團；第二類的外省基層黨員，當然也跟著主體亦步亦趨，扮演深藍鐵衛隊，只有少數不滿馬英九的媚共而離開；第三類被迫入黨的人，隨著台灣民主化之後，有志氣的人則已離開國民黨，或成為「失聯黨員」；第四類純真的黨員也隨著民智漸開，資訊發達，在比例上已明顯下降；反倒是第五類投機分子因為利益所趨，比例更高了。尤其國共合流之後，對岸中國的利誘更大，他們過去可以跟著老蔣喊反共，現在也可以跟著小馬哥媚共。這群趨炎附勢的投機黨員在台灣混跡於各級民意機關、政府機構，成為台灣是否會被中共政權併吞的關鍵所在。 我們只有用選票徹底瓦解這個充斥投機政客的媚共集團，才能解除民主台灣的危機！ ［附記］ 13年後的今天，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成分有改變嗎？侯友宜應歸在哪類？

當年侯友宜拘提鄭南榕，造成鄭南榕自焚抗議！侯友宜後來被指責是害死鄭南榕的人，但侯友宜辯解，他只是奉命依法行事，他並不後悔，即使時間重來，他還是會這樣做。 侯友宜的言行，讓我想起政治哲學家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的《平庸的邪惡》。 漢納鄂蘭以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為研究文本，提出「平庸之惡」的理論。 艾希曼在二戰中負責將上百萬猶太人移送到各納粹集中營。鄂蘭發現，艾希曼是個相當溫和、普通的官僚，「既非心理變態也非虐待狂魔」「正常得令人害怕」。艾希曼成為劊子手的動機無非是想服從工作，好在納粹官場上晉身。鄂蘭指出：艾希曼做惡，但無做惡的主觀意願，這得歸因於他的「缺乏思想」，他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的這些惡行究竟有多麼罪孽深重。艾希曼對自己究竟在做什麼從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因為「他完全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場上思考問題」。正是源於這種特定認知能力的缺失，再加上所處的環境幾乎不可能讓艾希曼思考或是認識到自己正在行惡，他才犯下了這樣的罪行。 儘管漢納鄂蘭這些理性的析論，被許多人誤會是在幫納粹劊子手脫罪，但是今天拿來看侯友宜，以及當年白色恐怖時代的「抓耙子」，倒把他們在黨國洗腦下的無知、對民主人權的麻木冷感，寫得入木三分。 今天是漢娜·鄂蘭的冥誕。她是1906年10月14日出生於德國漢諾瓦的猶太人。 1933年，她因對納粹德國的反猶太主義進行「非法」研究，而遭逮捕，被蓋世太保短暫監禁。獲釋後，她逃離德國，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之後定居巴黎。 但隨著二戰爆發，法國部分領土被納粹德國占領，鄂蘭不得不再次流亡，從法國經西班牙逃亡至美國。 鄂蘭以其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著稱西方思想界。 漢納鄂蘭於1975年12月4日過世。

今天是日治時代投身台灣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政治家楊肇嘉的冥誕。 他出生於1892年的今天（10月13日），台中清水人。 1920年（日本大正9年）台灣地方制度改制，日本派楊肇嘉擔任清水街長（日治時代的「街長」相當於戰後的「鎮長」）。然而，楊肇嘉不好好珍惜這日本殖民統治當局賜給他的飛黃騰達的機會，卻和日本當局作對，參加當時林獻堂推動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 試看楊肇嘉的一段心路告白： 「⋯1921年開始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台灣自主文化建設而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運動，以及青年學生和工人農民的各種抗日鬥爭的消息，都像火上加油般地激動了我沸騰的心。」「我雖身為官派的街長，由於民族覺悟而不能安於這個職位。我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涉和壓迫，毅然決然的參加了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楊肇嘉後來乾脆卸下街長的職位，積極投入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同時進早稻田大學深造。並重整「新民會」；又參加台灣民眾黨；後來更成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要角。 1939年總督府提出米穀管理案，明顯剝削台灣農民，楊肇嘉與吳三連等人出面抵制，遭高壓，終至遠走上海經商。 二戰後的楊肇嘉，感受新政府的貪污腐敗， 感慨系之：「想不到熱愛祖國如一盆烈火似的台灣人的感情，在不到八個月的時間中竟被陳儀一手給澆熄了。」 為挽救台灣危機，楊肇嘉伙同上海的台灣同鄉，向南京請願，遭陳儀之忌。楊肇嘉不僅於1946年參選國民參政員遭阻梗（有選票中因「肇」字多一橫被判廢票）而落選，甚至因陳儀政府的檢舉，楊肇嘉在上海被國民政府逮捕下獄，後經證實他是抗日運動領袖，關了37天之後始獲釋。 1947二二八事件爆發，他與台灣同鄉團體自上海回台進行調查，遭陳儀阻擾、刁難。 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象已露，自由派的吳國禎出任台灣省主席以挽回形象，楊肇嘉被吳國禎聘為省府委員，隔年兼任民政廳廳長。 晚年楊肇嘉被蔣介石聘為國策顧問。但他對政治逐漸淡然。退休後，居於清水「六然居」（取自《菜根譚》古訓：「自處毅然、處人藹然、有事嶄然、無事澄然、得意冷然、失意泰然」），並自命「六然居士」。 楊肇嘉於1976年病逝，享壽85歲。

1940年義大利有一個五歲男孩，常常在午飯後拿著他的玩具吉他高聲唱歌，吵到隔壁正要午睡的鄰人，所以經常被抗議！ 這個男孩後來成為20世紀後半葉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聲樂家，他就是帕華洛帝。 這位別號「高音C之王」的戲劇聲樂家，全名盧奇亞諾．帕華洛帝（Luciano Pavarotti），1935年的今天（10月12日）出生於義大利王國摩德納。 帕華洛帝的歌唱傳奇，一言難盡。1990年，帕華洛帝演唱普契尼《杜蘭朵公主》中的《公主徹夜未眠（今夜無人入睡）》詠嘆調成為BBC報導1990年世界盃電視片的主題曲，帕華洛帝更成為全球家喻戶曉的人物。 帕華洛帝唱遍全球各重要都市，1993年7月在紐約中央公園的演唱會，現場破紀錄的50萬聽眾，而且全球各地的歌迷透過電視直播收看這次表演；1998年，在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前舉辦的「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會」，吸引了30萬的現場聽眾；而他的首次個人露天演唱會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行，觀眾約15萬人。 帕華洛帝也曾於2005年12月14日來我們台中演唱。 帕華洛帝多次獲得過葛萊美獎，還有多張白金唱片和金唱片。他持有兩個金氏世界紀錄：最多謝幕次數（165次）和最佳銷量古典唱片。 帕華洛帝的歌喉固然讓人羨慕，但是更令人感動的是，他關心弱勢者、苦難者。多年來，帕華洛帝為慈善不遺餘力，舉辦慈善演唱會難以計數。 他曾與黛安娜王妃一起舉行為未成年礦工籌款的全球活動。他舉辦過以「帕華洛帝與朋友」為主題的一系列慈善義演，抱括為波士尼亞兒童、為利比利亞兒童、為瓜地馬拉和科索沃兒童、為柬埔寨和西藏...。 1998年，他獲得聯合國任命為「和平使者」，協助喚醒世界對千年發展目標、愛滋病、兒童權益、貧民窟及貧窮等問題。與他合作的歌手來自各方，都是為戰火的兒童籌款。受惠的人士包括了巴基斯坦內的阿富汗難民、尚比亞內的安哥拉難民、伊朗境內的伊拉克難民等等。 2001年，他獲得聯合國的難民署授予「南森獎章」來表彰他對援助難民的重大貢獻。 2007年9月6日，71歲的帕華洛帝因胰腺癌過世。同日，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升起黑旗以示悼念；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也降半旗致哀；他的喪禮在故鄉摩德納的大教堂舉行，當帕華洛帝的棺木移離教堂時，義大利空軍在教堂上面飛過，還噴出象徵義大利國旗的綠、白、紅三色，以示義大利政府向帕華洛帝的致敬。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聯合國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扶貧信使；美國總統布希說，這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和慈善家」。

創立歐盟協會，替台灣開啟「歐洲之窗」的張維邦教授，是今天的冥誕壽星。 張維邦於1937 年10 月12 日出生於現在的新北市樹林區。 關於張維邦教授的生平事蹟，我引周婉窈教授的介紹如下： 「張維邦教授（1937-2002），臺北樹林人，1956年考進臺灣大學法學院商學系，大二開始修習法文。獲全額獎學金於1962年赴瑞士佛立堡大學攻讀財經與國際商業貿易，1966年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67年任教於加拿大蒙特婁古城學院與蒙特婁大學。他和王秋森教授是黃文雄先生棄保「轉入地下」後的早期經濟支援者。1990年張維邦至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任教。1994年回臺工作，任教於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並兼任所長。張維邦教授是臺灣建國運動者，返臺後以一己之專業與學術人脈致力於促進/深化臺灣與歐洲的交流，1998年創立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張教授奔走臺灣與歐洲之間，除幫助年輕學子之外，重實務的他曾帶領臺灣中小企業人士前往法國參加學術研討會。他在日本立命館教書時與該校客座教授葛拉契夫博士（Dr. Andrei Gratchev）比鄰而居，成為好朋友。葛拉契夫是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的新聞發言人。2002年12月1日張教授赴歐開會，2日在葛拉契夫博士家中作客，病發不幸早逝，才65歲。若天假以一般的年壽，相信今天張教授仍和我們一起在為臺灣的建國打拼。」 張維邦為了歐盟協會之生存與發展，除了奉獻個人的大量精神與時間，並不時捐出個人所得贊助協會，是歐盟協會最積極、最不計奉獻的行動派志工。 張維邦是典型的理想主義的行動家。除了學術上的成就與積極的社會參與，他生前積極推動國內及歐洲各界重視台灣中小企業發展的經驗及成就，貢獻卓著。 張維邦一生致力於推動台灣與歐洲的深度交流，期透過宏觀的世界觀、國際觀，以促成各界思考並尋求台灣的生存與進步。他熱心栽培年輕世代，以培養具有國際觀、世界觀並關心台灣永續發展的智識菁英。 可嘆！天地不仁，奪我台灣菁英！ 【附記】 張教授過世的前一年，曾邀請我與他家人在台北福華飯店聚餐，暢談對台灣前途的看法。其愛台之心，熱切感人。不意他卻在隔年過世，讓我傷心良久！至今仍無限感念。  

今天的冥誕壽星，我要介紹一位傑出的女性，他是美國任期最長的第一夫人，叫做愛蓮娜．羅斯福（Anna Eleanor Roosevelt），對啦！他就是美國第32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小羅斯福）的夫人。由於二次大戰的關係，小羅斯福打破總統任期，連任四任總統。愛蓮娜．羅斯福成為任期最長的美國第一夫人。 但是愛蓮娜．羅斯福的傑出，不是因為他是總統夫人的關係。他並非唯丈夫之命是從的女性，他還曾經數次公開表示不同意丈夫的一些政策。 愛蓮娜．羅斯福於1884年10月11日出生。她有一個不幸的童年，父母和一個弟弟在她很小的時候去世。 15歲時，愛蓮娜進倫敦的Allenwood學院，校長Marie Souvestre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愛蓮娜深受其影響。所以後來愛蓮娜倡議女權，曾倡導在職場上擴大婦女角色。 愛蓮娜．羅斯福並不是冠夫姓，她是「老羅斯福」（第26任總統泰迪．羅斯福）的姪女。1905年愛蓮娜嫁給了遠房親戚富蘭克林．羅斯福。 富蘭克林因為脊髓灰質炎局部癱瘓，後來只能坐輪椅。愛蓮娜說服他繼續從政。富蘭克林當選紐約州長後，愛蓮娜經常代表他公開露面。 愛蓮娜坦率直言，她是第一個舉辦記者招待會的總統夫人，並在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發言。她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曾引起爭議。她為非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和二戰難民爭取公民權利。 小羅斯福在二戰期間致力於推動組織聯合國。不幸於二戰終戰前（1945.4.12）過世。愛蓮娜感慨地說「故事已經結束了！」其實不然，愛蓮娜的故事正要進入高潮。 接任的總統杜魯門請她出任1946年1月在倫敦舉行的第一屆聯合國大會美國代表團的成員。之後， 愛蓮娜成為第一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愛蓮娜說：「我認爲，聯合國是一個和平世界的希望。 我知道我丈夫非常重視建立這個世界組織。所以我覺得我責任重大。」，她並擔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主席，成為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要角。甘迺迪政府時期，愛蓮娜也擔任「總統婦女地位委員會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的主席。 愛蓮娜於1952年底去世。1999年，她被排在蓋洛普20世紀最受推崇的人物名單前十名。

今天是所謂「國慶」，我想起20年前的一篇拙作，摘錄重貼於此： 〈台灣國號的第二志願 〉 （原載2003.7.14.中國時報第四版<名家專論>） 自從一九四九年底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之後，「中華民國」的名號只能在原本沒有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的台灣來使用。但時至今日，這個國號已經無法在國際上通行自如了。台灣既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省，而舊國號又產生問題，於是正名之議乃起。 堅定的台獨主張者堅持正名為「台灣」，但是「我那眷村的弟兄們」則捨「中華」而難眠。在「台灣」與「中華」之間，形成兩極對立。在台灣的土地上獨立發展了五十幾年的國家，卻不能稱為台灣，是何其荒謬！然而長期在國民黨教育的制約下，「中華」一詞確實已成為許多人心中的神聖圖騰，一旦被侵犯，必然引起爭端。 在「中華」與「台灣」之間，有無兩全之方，有無轉圜之地？十年前我曾就此問題提出建議，我引卅一年前雷震的方案，建議雙方考慮。然因人微言輕，無人理會。如今問題依舊，我只好舊議重提： 來自中國浙江的雷震，在五○年代結合胡適等人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後來因為結合本土精英準備籌組新政黨，而遭國民黨下獄。雷先生坐獄十年後﹐正值台灣外交挫敗之際。1972年初，雷震寫了萬言書〈救亡圖存獻議〉給總統蔣介石﹐提出十項政治興革方案。其中首項建議就是更改國號。雷震建議改國號叫「中華台灣民主國」。他說，用「中華」兩字「仍可以對得住創造中華的祖先」。而用「臺灣」兩字是「顧及現實環境」「開創新的局面」。雷震說： 「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臺灣』，今將『臺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按當時人口﹞，我們以臺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 卅一年前雷震的主張，不僅戳破泛藍政客所謂「台獨是在製造省籍對立」的惡意中傷，而且也可以化解「中華」與「台灣」的兩極對立。 如果獨派能夠接納保留「中華」的話，「我那眷村的弟兄們」實在沒有理由再反對「台灣」之名了。 至於「台灣」之上多加「中華」，也不致影響台灣獨立自主。世界上有許多不同國家，使用共同的種族名詞或地理名詞。例如阿拉伯世界的國家，多冠有「阿拉伯」之名：沙烏地阿拉伯(Kingdom of Saudi Arabi)、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埃及全名叫「埃及阿拉伯共和國」(Arab R.O.Egypt)、敘利亞全名叫「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Syrian Arab Republic)、北葉門全名叫「葉門阿拉伯共和國」(Yemen Arab Republic)，利比亞全名中也有阿拉伯名稱─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他們的國名都出現有「阿拉伯」，但他們都是獨立的國家。 如果「中華」是拋不開的圖騰，但獨立自主的台灣又不能沒有名副其實的國名，那麼「中華台灣」也許是雙方可以考慮的第二志願。我這個「台獨基本教義派」如此讓步，「中華基本教義派」總不該還在原地不動吧？ ﹝附記﹞ 本文刊出後，總統府資政彭明敏教授親筆寫了一封信傳真給我，原稿附錄如下：

張文環是日治時期的小說家、雜誌編輯。 1909年（日本明治42年）10月10日出生於嘉義梅山。日本東洋大學文學部畢業。與王白淵、巫永福等人組織「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行文學雜誌《福爾摩沙》。又與王井泉、林博秋、呂赫若等人組織「厚生演劇研究會」。代表作有《滾地郎》、《閹雞》。 《閹雞》描寫潛藏在社會底層的女性情感，透過女性的肉體與情慾，來顯現傳統文化的殘酷無情。《閹雞》改編為舞台劇在台北永樂座演出，轟動一時。 二戰後，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張文環雖避居山間，幸免於難，但從此沈默噤聲，不再動筆，直到 1978年2月過世。幸有《張文環全集》傳世。 二二八事件讓許多台灣作家噤若寒蟬，除張文環之外，像同樣寫過劇本的作家張深切，也是躲入南投山中，從此消聲匿跡。那是如李登輝總統的喟嘆– 做為一個台灣人的悲哀！

1963年初，在「皇家大匯演」（英國皇家每年舉辦的慈善匯演活動）上，有一位歌手，面對著包括有伊莉莎白王太后和其他英國王室成員的成千觀眾，他半開玩笑：「為下一首歌，我想請你們幫個忙。坐在便宜位子的人，請拍手；其他人，請搖動你們手上的珠寶首飾。」哇！這個極盡挖苦的玩笑，充滿著對階級意識的挑撥。 這位歌手，就是聞名全球的披頭四樂團的創始成員約翰．藍儂（John Winston Ono Lennon）。 今天是約翰．藍儂的冥誕，他於1940年10月9日出生於英格蘭利物浦。 經常漂泊在外的父親，和將他寄放在阿姨家的母親，顯然沒有帶給藍儂幸福的童年。藍儂的〈母親〉這首歌，顯然在反映他兒時被拋棄的悲慘經歷。 這個悲慘經歷也投射在藍儂求學過程中的叛逆與不遜：他沒有通過任何一門O-level考試（這是一項基於學科的資格認證，是普通教育證書的一部分）；他免強進入利物浦藝術學院後，卻以擾亂課堂和嘲弄老師聞名全校；他常被繪畫課、平面藝術課拒於門外。由於行為不端（包括在寫生課上坐到一位裸模的大腿上），在最後一個年級被趕出學校！ 這個桀驁不遜的年輕人，後來竟成為全球聞名的歌手和詞曲作者。他的披頭四樂團是流行音樂史上在商業上最成功的團體。他的搖滾樂，搖動了1960到80年代世界上許多人內心的波瀾。 藍儂在他的音樂、寫作、繪畫、影片和採訪中，呈現了他反叛的天性和尖酸的幽默。他因參與政治及和平運動而引起共鳴，也受到爭議。1971年，他移居紐約市曼哈頓。在那裡，藍儂對越戰的批評使美國尼克森政府數度試圖將他驅逐出境，而他的一些歌曲被反戰運動視為聖歌。他的〈工人階級英雄〉，對資本主義官僚社會極盡諷刺與批判，其中歌詞「你們還是他媽的貧農」，極盡階級挑撥；〈權力交給人們〉一曲，在自由的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暢所欲唱；1972年發行的《紐約城時光》專輯中，包括了女性權益、種族關係、北愛爾蘭問題以及藍儂與美國政府的問題等種種歌曲。 有意思的是，自由的美國趕不走他；民主的英國，還授大英帝國勳章的員佐勳章給披頭四樂團。 截至2012年，藍儂的個人專輯在美國的銷量超過了1400萬；2002年，他在BBC的「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榜單中被民眾票選為第8位；2008年，《滾石》雜誌選出的「史上最偉大的歌手」，藍儂名列第5位。 藍儂的反抗歌曲與放浪形骸，引起兩極反應。1980年12月8日，40歲的藍儂，在紐約曼哈頓的寓所前被一名據稱患有精神病的美國狂熱男性教徒槍殺，結束他傳奇的一生。 藍儂，透過歌曲，很不客氣為世界指出了病症，雖然他沒有醫病的藥方。

1907年，有一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化學教授，與家人一起晚餐時，突然停了下來，他喝到妻子煮的「出汁」（だし，日式高湯），發現今天的湯怎麼特別美味可口！他發現這是昆布和鰹魚乾所帶來的鮮美味道。從那天起他開始研究昆布的化學成分。 池田在化學實驗室裏，經過艱難的分離操作，試圖從鮮美的高湯中分離出使湯具有獨特鮮味的分子。他相信分子的形狀和人類所感受到的湯的鮮味之間存在某種關聯。最後池田成功地從日式高湯的海藻中分離出了一種重要的味道分子：屬於氨基酸的谷氨酸。池田還研究了其他食物，看它們是否含有鮮味，並證實谷氨酸是肉類、海藻和番茄的部分味道的原因。他認為人類很可能發展出對谷氨酸的味道，因為它是蛋白質的重要構成要素。 1908年他將他發現的這種味道的化學基礎，命名為「鮮味」（うま味），成為與甜、苦、酸、鹹並列的五種基本味道之一。 1909年，池田已經開發出一種大規模生產谷氨酸的過程。他從小麥和脫脂大豆中提取谷氨酸，並為其生產過程申請專利。今天谷氨酸是由發酵的玉米澱粉、甘蔗或甜菜大規模生產的。谷氨酸今日已被列為僅次於鹽和胡椒的頂級增味劑之一。 1985年4月，日本特許廳將他選為日本十大發明家之一 今天是這位被稱為「味精之父」的池田菊苗的冥誕。他於1864年10月8日出生於日本京都府。他曾遊學德國萊比錫，英國倫敦。日本化學會及帝國學士院會員。 池田菊苗於1936年5月3日過世，享壽71歲。

今天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家張我軍的冥誕。他於1902年（日本明治35年）10月7日出生，台北板橋人。 張我軍於日治時代赴北京大學留學，時逢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者胡適、陳獨秀等先覺者提倡「八不主義」，張我軍也趕上時代的潮流，向台灣傳統舊詩人提出批判，提倡新文學。他在《台灣民報》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等文章，發難抨擊傳統詩人，批評傳統的「擊缽吟」詩會。 他批判專注雕琢文字講技巧的傳統台灣詩人，只知套典故、講對仗，而失去情感與內涵。試看他關於「建設新文學」的一段言論： 「情感是文學的生命，思想是文學的血液，文學而沒有情感，沒有思想，則如人之沒有性命，沒有血液。沒有生命、沒有血液的人，從根本上已失掉其做人的資格了。沒有情感，沒有思想的文學，也從根本失掉其為文學的資格。」 作家龍瑛宗稱他是「高舉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覺者」。但也因此挑起新舊文學論戰。 今天重看雙方新舊文學之爭，傳統詩人固然跳不開中國傳統漢詩的窠臼；但是張我軍的新文學論，視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也缺乏台灣的主體性。這都是時代的限制。 張我軍於1955年（民國44年）11月3日過世。 他的兒子即台灣著名考古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張光直。

1583年（明神宗萬曆11年）有一位天主教耶穌會義大利籍神父、學者，到中國（當時是明帝國），廣交朝廷官員、士大夫，他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也是天主教在華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他一方面穿著中國讀書人服裝，用漢語傳播基督教義；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贏得明朝讀書人的好感，傳播西方的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甚至影響到日本、朝鮮。 說起他的本名Matteo Ricci，知道的人不多，如果說起他的漢名，大家就耳熟能詳了，他就是利瑪竇。 今天是利瑪竇的冥誕，他出生於1552年10月6日。 大家對利瑪竇的深刻印象是，他很尊崇中國文化，人稱「泰西儒士」。這是中國國民黨課本給我們的印象，但也不能說錯。他到中國傳教，要與朝臣士大夫為善，能不對中國講些好話嗎？ 但是不要忘了，他晚年的回憶錄《利瑪竇中國札記》，對中國的評語可能較符合他的內心看法，試引其中幾段話如下： 「 他們（指中國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們就越自卑。 」 「中國所熟習的唯一較高深的哲理科學就是道德哲學，但在這方面他們由於引入了錯誤，似乎非但沒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塗了。他們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因而處理倫理學的某些教誡時毫不考慮這一課題各個分支相互內在的聯繫。」 「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做沒有知識的野蠻人，並且就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裡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如果他們偶爾在他們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也會把他們當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與原野里的野獸差不多。」 「...大臣們作威作福到這種地步，以致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膽，唯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他所有的一切。正如這裡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們也不大關心什麼真理，行事總是十分謹慎，難得信任任何人。」 事隔四百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利瑪竇對中國的評語是否還有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