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壇近來驚傳有某位總統參選人主張應重啟兩岸服貿談判，乍聽之下還真的以為我們的時間停格在二○一四年「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前夕。圖為當年318反服貿學生衝進立法院議場，占領主席台。（資料照）

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一九九○年代美國有一部電影《今天暫時停止》（Groundhog Day），講一位電視天氣預報員在報導小鎮一年一度的土撥鼠日活動時，陷入時間無盡循環裡，以致不停地重複當天情境。台灣政壇近來驚傳有某位總統參選人主張應重啟兩岸貨貿（貨物貿易）和服貿（服務貿易）協議談判，乍聽之下還真的以為我們的時間停格在二○一四年「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前夕。

顯然，即使過去這些年來，無論世界已經產生了多大變化，但仍有人彷彿記憶斷片，遲遲走不出來。退一步言，即便此君只是「請裁講講」（cheap talk），也透露出某種訊息。

兩岸經貿關係的確相當特殊，充滿暗礁、詭壘，而且高度政治化。弔詭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得以回歸經貿的本質和功能（依循比較利益分工、互惠、資訊透明與公平等法則），就經貿論經貿，台灣反而可能會獲得更大的空間。亦即心存敬畏、耐心等候，必要時順水推舟才是上策。

至於把兩岸經貿關係過度工具化，賦予超過負荷或操之過急的非經貿任務，往往會遇到反挫。前有馬政府欲透過服貿等協議來加速兩岸政治統合進程，如今則有藉以凸顯台灣外交應和「美中等距」之議，目的雖然不同，但置入手法則如出一轍。

事實上，兩岸之間除了主權爭議、政治與軍事嚴重對峙之外，尚且存在經濟規模、經濟發展階段、政經體制等三大懸殊差異，任何兩岸經貿倡議都不應該對這些差異略而不談。

主要受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影響，一般而言人們對經濟不安的關切程度，早已高過傳統的經濟成長和所得（財富）分配議題。就兩岸經貿來說，由於彼此之間各種條件都極為不同，一旦透過正式經貿協議強化經濟整合，屆時形同得到加碼、加速的物流、金流與人流，勢必為台灣帶來大規模的經濟衝擊和不安，同時以發更多的失業，乃至擴大在工作、收入方面都更不穩定的「殆危階級」（precariat）。僅此一端即可推論，如欲讓台灣和中國經貿進一步掛鉤，免不了我們的市場也必須對中國開放，對多數人（尤指中低階層、農業、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來說，根本就不是一項好主意。

另外，兩岸政經體制的差異愈來愈大，恐怕才是問題關鍵所在。台灣是個法治國家，但如果用此思維去度量兩岸關係或協議，必定遠遠失真。例如，在原先的服貿協議版本中，彼此都承諾開放印刷業，然而從事印刷在台灣幾乎沒有進入門檻，原則上只要做好公司登記即可營運，但在中國卻攸關「國安」，需要層層審批。試問，即使經由談判放在開放名單上，又有何意義？印刷產業如此，遑論其他更敏感的產業。

《昨日世界》的作者，奧地利名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曾說道，就在納粹德國威脅即將兼併奧國前夕，友人對他示警趕緊逃亡，因為納粹看上他代管的龐大資產並可能對他不利。當時茨威格竟然天真地回答說：「可是納粹畢竟也要守法呀」。事與願違，後來茨威格不僅人被羈押，財產更全部充公。

如果仔細觀察中國近年來的人事佈局和經濟管制等趨緊作為，除了看得出習近平對經濟活動的掌控日深、各行各業稍具規模的企業愈來愈「姓黨」之外（例如黨組進駐企業等），不難獲致這個國家正逐步邁向「戰時經濟」體制此一初判。可惜這些不祥徵兆似乎仍不足以喚醒有些人的中國迷夢。

回到貿易和投資集中度來檢視兩岸經貿關係。目前貿易方面，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不對稱依賴」依舊，市場出口依存度大致維持在四成左右，中國同時也已是台灣最大的進口來源國，將近兩成。再者，主要由於中國的經商環境變化，以及自二○一七年起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等原因，台商對中國的投資金額銳減，近年來每年大概仍有四十～六十億美元，雖然只剩全盛時期（二○一○年ECFA簽署時）的三到四成左右，但仍占台灣對外投資的三分之一，大致又恢復到二○○○年時的水準。

問題是，如何看待這些數據？根據「四家法則」（rule of four），如果市場上有四家規模相當的企業從事競爭，則可算是有效競爭，亦即最高廿五％的市占率堪稱健康，比較不容易發生壟斷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違法情事。國家之間的經貿集中度也可作如是觀。

一來，台灣無論是對外貿易或投資，顯然都已過度集中在中國；另外，近來美歐日各國對中貿易的政策架構已經有所調整，即使避談脫鉤（de-coupling），起碼也會強調降低風險（de-risking）和韌性供應鏈，以防萬一、以備不時之需。從責任倫理的角度來看，那些主張兩岸應重啟貨貿、服貿協議談判的人，此時更應該要明白告訴國人，支持其主張的經濟論述究竟為何。

對了，憑藉著自我覺察和反思，更加深刻認識自己之後，那位電視天氣預報員最後終於擺脫了日子一再重複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