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過年了，國民黨委員總是有辦法刷存在感秀下限。根據媒體報導，國民黨又開始消費勞工的相對剝奪感，硬是要在過年前恐嚇勞工，不讓大家安心過好年。他們斷章取義拿了去年勞保基金，單一一個月的帳面盈虧大做文章，開記者會要監察院還調查勞保基金操作，盛氣凌人一時間還真讓外界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但是國民黨起手式就搞錯了，把勞「保」基金跟勞「動」基金，基金有好多種，勞保、勞動不一樣，但是國民黨豬油蒙心、傻傻分不清。明明兩回事，硬是要湊在一起亂講一通。坐在記者會上口沫橫飛、當過金管會主委的曾銘宗，煞有介事振振有辭罵東罵西。但，錯了就是錯了。確實，去年10月勞動基金帳面上是虧了1200億元，但這個虧損的背景是有原因的，這也是國民黨這群蛋頭立委不敢觸碰的事實。那就是：全球因為美中貿易戰的衝擊下，股市大跌後續連債市也崩盤，這是全球性金融市場的短期波動因素。這讓台灣各大基金投資報酬率都是負的，甚至保險業的帳面損失更是驚人。不過這些都是舊文，不是新聞。 曾銘宗（右）以前當官沒有專業，那沒關係，現在可以試著重新開始學習，但不能為了抹黑執政的民進黨，而抹煞政府裡賣命盡責公務人員的努力。（資料照） 今年到目前為止，歐美股市已經反彈，中美貿易戰也在進行談判中，整個金融市場已經逐漸恢復穩定。那為什麼國民黨還要拿這個數字來大做文章？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國民黨的位置，長期都是賴士葆、費鴻泰、羅明才、盧秀燕等人在把持，後來則加上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 這些人以資歷來說都是老鳥了，怎麼會不知道用「一個月」的基金績效震盪來暗指「勞保會倒」是無稽之談？怎麼會不知道那個月「股災」，導致幾乎所有的基金、保險公司都是負績效？怎麼會不知道勞動基金規模龐大，有約4兆元台幣之多，1200億元的帳面價值波動也才3%左右？如果不知道，那國民黨號稱台灣最懂財經的政黨，不就是假新聞？ 看這些國民黨立委的選區，不是台北天龍國就是眷村區，幾乎都是躺著選的區，而每個都是好幾屆的老牌立委。如果真的不知道，那也無可奈何，畢竟這是人民的選擇。但當過金管會主委的曾銘宗，還要跟著瞎起鬨，這就問題大了。去年10月帳面虧1200億元，怎麼不說去年7月帳面賺700多億的事呢？虧錢要調查，那賺錢要不要一併調查？事實上，把每個月的起伏金額拿出來看，就會發現這些委員主張調查有多可笑。 其實，美中貿易戰導致的股災，台灣所有有規模的基金都負績效，但勞動基金仍然是第一名。這就像每次都考100分的優秀學生，突然考50分，但所有同學都考更低分，這樣你會說這個學生不優秀嗎？利用時間落差，造成的印象差異，來抹黑勞動基金操作，我想勞保局、金管會的老同事們應該會對曾銘宗，這個昔日的老長官搖頭吧。如果以前當官沒有專業，那沒關係，現在當立委一個月領19萬，可以試著重新開始學習，但不能為了抹黑執政的民進黨，而抹煞政府裡賣命盡責公務人員的努力。 （經濟學博士）

  ◎ 黃麒儒 趙怡翔（口譯哥）引起在野黨相當大的批評，讓人想到當初藍營也是用同樣的方式，鋪天蓋地的批評前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吳音寧。從年齡、資歷、薪資等批判，手法如出一轍。 趙怡翔（口譯哥）引起在野黨相當大的批評，讓人想到當初藍營也是用同樣的方式，鋪天蓋地的批評前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吳音寧。（圖擷取自臉書） 在談趙怡翔（口譯哥）的問題之前，我們先要有背景環境資訊的認知。還記得蔡總統剛上任時，因為軍公教年金改革，有一些團體如影隨形的跟著總統到處去，完全無理性的鬧場抗議嗎？在抗議一段時間後，他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連總統的秘密行程、私人行程也跑去抗議。這代表總統的行程被透露出去，這是國家安全問題，白話來說，可能總統府裡有「內鬼」，而總統府也確實花了一陣子才處理完。然後，大家就突然覺得總統神隱了，其實這是本末倒置。 吳音寧被藍營鎖定，但綜觀吳音寧的資歷，她有什麼罪呢？說穿了，台灣的農產運銷體系，除了牽涉到菜價訂定，還牽涉到地方農會、合作社、農民等，也就是地方派系的利益與組織。不可諱言，這些利益與組織，向來是政治人物把影響力延伸到全國各地的關鍵。所以台北市長柯文哲對吳音寧很頭痛，而張榮味家族甚至曾放話要「拔掉吳音寧」。 吳音寧被藍營鎖定，但綜觀吳音寧的資歷，她有什麼罪呢？（資料照） 那麼，趙怡翔（口譯哥）赴美擔任外交人員有什麼罪？資歷完整、薪資也按照體制，跟外交體系的駐外人員適用同樣標準，有什麼問題呢？台灣對外國的關係，因為中國打壓因素，對於像美國這麼重要的非邦交國，我們所派駐的外交人員，絕對不只是去國外交朋友、請吃飯、宣傳台灣，或是做文書這麼簡單而已。 擔任美國的外交單位政治組組長，當然還有特殊任務。如果今年蔡總統要訪美、要見誰呢？假設有要見的人，在時機成熟前，情報守得住嗎？這關係到如何防止中國從中破壞，以及對美國信任度的建立。總統與外交部長當然有權派任他們可以絕對信任的人，這是非常重要的事，說穿了，台美關係能不能突破有史以來的最重要關卡，這樣的責任，可不是一般長駐的事務官可以負得起的。 （作者為大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 黃惟冰 「口譯哥」事件持續延燒，甚至已有監察委員表態將主動調查，而當事人趙怡翔也在十二日透過臉書發文自清，回應外界對於自身待遇、資格與能力的諸多質疑。然而，令人訝異的是，外交部與駐美代表處為何連一個外館的一等諮議，相當於國內薦任九職等的職務派任，都無法說明清楚，讓國人了解其必要性與合理性？卻坐視流言不斷滋長，更讓當事人被迫跳上火線，試圖一夫當關，以個人角度，而非人事制度作為解釋的依據？ 有鑑於此，讓人不禁想起前任北農總經理吳音寧的種種遭遇，以及造成的政治後果。說穿了，吳音寧的人事任命，之所以最後會被貼上「二五○萬實習生」標籤，淪為有心人士打擊蔡政府的「選票提款機」，不也是因為農委會與北市府，不論是消極以對還是刻意為之，一直無法回應外界對於吳音寧待遇、資格與能力的挑戰嗎？此外，從結果論來看，就是多頭落空，既保不了吳音寧的名聲，也守不住北農總經理的職務，更影響了蔡政府的民望。 （作者從事公共服務業）

侯友宜先生所涉及的文化大學宿舍案，除了土地的使用區分問題外，還涉及至少三項逃漏稅的疑慮。 第一，若證實侯家開的公司，開設目的只經營該棟宿舍為主，而沒有其他經營項目，依照大法官釋字第四二○號，即所謂的實質課稅原則：「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那麼，侯家就涉嫌以紙上公司的方式繳納十七％營利事業所得稅，以規避最高稅率至四十％的個人綜合所得稅。 第二，為什麼二○一一年租給文大，每年一千五百萬元租金，並加每年五％漲幅，租約到二○二六年到期，筆者計算，「剛好」漲到二九六九萬？ 因為，三千萬是公司繳稅用「擴大書面審查」的最低界線。當一家公司的營業收入淨額（營收扣除銷貨折讓及退回）加上非營業收入，在三千萬這條線以下，公司可以用「擴大書面審查」的方式，直接用法定「純益率」來計算「應稅金額」，以降低繳稅金額。 以「純益率」計算，租屋不會有銷貨折讓及退回等項目，所以，繳交的營所稅，一般以為是一千五百萬乘上十七％稅率，繳二五五萬元。其實，正確算法是一千五百萬要先乘上「純益率」，如果公司申請的項目是「不動產開發、興建及租售（稅務行業標準編號L6700-12）」，則這個項目純益率是六％，計算下來，繳稅金額是十五．三萬；如果公司申請項目是「未分類其他住宿服務（標準編號I5590-99）」，則純益率是七％，那麼繳稅金額是十七．八五萬元。 無論是十五萬或十七萬餘元，都遠比二五五萬元低，而且採用擴大書審的查稅機率較低，這就是三千萬元以下的眉角。 第三，用子女的名義開公司，如果真的是給子女創業，那當初開公司拿出來的錢，依侯所言是三千萬元，以二○○六年的贈與稅舊制，稅率採累進制從四到五十％共分十級，應依法繳納。舉例來說一五五八萬以上到三二二八萬的金額部分，屬於第八級，要課卅四％的稅率。這部分如果是合法給子女錢來開公司，那就會有繳交贈與稅的證明，若無，則涉及逃漏贈與稅。 另外，如果侯家涉嫌用子女的名義開公司，但子女非實際經營的人，那就回到前面說的第一種可能，涉及開設紙上公司逃漏個人綜合所得稅，以現制計算約五二六萬元。 （作者為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台中市民）

  台灣的實質薪資，是主計總處每年調查的名目薪資，再除以當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得到的，所以「實質」薪資是已經考慮「物價調整」的數字，可以說是「有感」薪資。 實質薪資的組成有二部分：（一）經常性薪資，就是月薪加每月獎金、每月津貼等每個月領到的錢；（二）非經常性薪資，大部分每年都會從春節前發放年終獎金—通常是一月或二月—的薪資數字看出來，因為這兩個月會明顯比其他各個月份高很多，換言之，非經常性薪資就是不按月發的各種獎金，除了年終，三節獎金、員工紅利都是。所以，刻意把經常性薪資單獨拿出來看是嚴重的錯誤。 從資料來看個別年度的平均每月實質薪資水準，1991年到2017年，若分成四個時期：（一）1991年到1999年李登輝前總統時期；（二）2000年到2007年陳水扁前總統八年；（三）2008年到2015年馬英九前總統八年；（四）2016年到2017年蔡英文總統執政。在這四個時期，月均實質薪資水準的重要分界點是46000元。 李登輝執政時期，台灣人的實質薪資從39000元一路攀升到46000元；陳水扁時期則微幅增加，在46000元到47000元間不等；但馬英九執政則立刻降到45000元上下，只有2015年回到46000元以上，其餘七年都低於李登輝時代創下的46000元水準，甚至有四年低於45000元；而蔡英文執政的成績，2016年是46594元，2017年是47271元並創下歷史新高。 也許有人會說，馬英九執政遇到金融海嘯，但其實李、陳執政時期遇到的經濟干擾也不少。從19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1994年的人民幣一夜大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本土金融風暴、2000年科技泡沫、2002-03年SARS危機、2005年雙卡卡債風暴，這些年來各種影響經濟的重大事件從來沒有少過。 蔡總統則是面臨內部經濟問題：年金與財政赤字排擠政府投資、民間投資長期下降，近三年來國內投資幾乎靠台積電獨撐。更慘的是資金長期外流，金額達十兆元以上，台灣一年的GDP也才十七兆左右，由此可見嚴重性。在這些條件下，台灣的薪資水準能恢復李、陳時代及成長動能，並非易事，因此，應該給予這兩年的執政團隊們一定的肯定，而非一再引用錯誤觀念來打壓國人信心。 （作者為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日前中央銀行再度提起最低工資法之制定議題，引起討論，該法如何制定、以什麼標準定、產業適應期多久，以及租稅優惠誘因如何配套等，都是必須整體考慮的政策環節。畢竟，台灣一千多萬勞工，從最傳統的製造業產業、服務業，到最高端的科技業，乃至世界各產業中的隱形冠軍等都有，要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法來有效適合全台灣，有其一定的難度存在，但這卻是必經之路，絕非一般論者以為放任勞動市場自動達成均衡那麼簡單。 首先，對於像台灣這樣高度依賴貿易的國家，即使勞動市場是完全有效率的，仍然會有失業率上升，而實質薪資停滯甚至倒退的問題，其理論並不難懂，就是薪資均等化（或稱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The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現象。 所謂薪資均等化，就是兩個貿易國之間，會因為長期貿易的關係，讓資本的報酬、勞動的薪資，在兩個國家有高低差異的情況下，使得差異逐漸消失，簡單地說：高薪資的國家薪資會停滯甚至倒退，而低薪資的國家薪資會提高甚至暴漲，感覺很熟悉嗎？ 再直白地說，就是台灣會跟主要貿易國的薪資趨於一致化，而我國目前最重要的貿易國，就是中國，我國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全世界最高（以地區分則為香港），因此，當然台灣的薪資停滯，而中國薪資一直追趕上來。 而其中，中國的資本很多都是台灣三十年長期投資所累積下來的，所以台灣的資本家越來越有錢，而台灣勞工的薪資卻一直停滯，這個結果並不難想像，這也造就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當然，這跟過去國民黨一味依賴中國的政策脫不了關係。 在台灣的特殊條件下，若依著資方角度，認為完全讓勞動市場來決定薪資水準，是所謂尊重市場，因為市場比政府聰明，這樣的論點感覺好像很理直氣壯，但其實掩飾不了這些論者以及支持者們，其內心的菁英心態兼對現代經濟學的無知。 台灣的資本與勞動長期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以台灣經濟依賴貿易的特殊性，本就應該由政府提出適當的政策，來重新分配資本與勞動所得，因為市場也許真的比政府聰明，但市場對人也是非常殘酷無情的，故蔡政府應該堅持立場，把基本工資法推出，以免有負選民所託。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台中市民）

舊的深澳電廠，在一九六○年代啟用，曾經是東南亞最大的火力發電廠；而台中火力發電廠，則在去年之前，是世界第一大火力發電廠，若以碳排放量來說仍是世界第一。看到這兩個不同時代的例子，就可以知道台灣的用電需求之強烈，其實很早就開始了。 有關深澳電廠的幾個簡單數字，以二○一六年來說，這兩個機組發電量占全部總發電量的二．八五％，而核一核二廠各剩一個機組的發電量恰好占三．八五％，兩者相抵就僅是一％的差異，兩者相加則大台北地區就有六．七％的電力缺口，所以，目前北部用電量約四成，發電量卻只三成四的「南電北送」情況，若北部不建新電廠，則此問題會更嚴重。 而南電北送的問題在哪？台電的輸電與配電系統的線路損失率，根據他們自己的報告，二○一六年是四．五三％，所以，如果未來這六．七％多出來的電力缺口，必須再有南電北送來彌補，那大台北缺電的問題必然會更嚴重，而且「北部好空氣、南部壞空氣」的現象也會更常發生。 二．八五％是火力發電與碳排放及其他空氣污染問題的拉扯；三．八五％是非核家園的必經之路；而四．五三％則是跟先進國家（約五％）的電力輸送、配電差不多的先天物理限制。 這三個數字很簡單，卻同時可以解釋為什麼深澳電廠在野黨很容易拿來消費，因為，這是用電的環保理念之爭，也是區域公平的正義之爭，以及堅持非核家園的子孫永續理念之爭。 新深澳電廠從二○○七年退役之後，就一直沒有政治人物敢勇於面對，就是陷入這三個爭點裡面，大家都想自命清高，所以，賴清德院長的一席「誠實面對」之說，其實發人深思。我們的社會不應該責難誠實與勇於面對的人，反而要有更多人站出來為事實與現實發聲。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台中市人）

  二○○九年莫拉克風災，不只重創台灣，也重創剛上任且「絕對多數」執政的馬政府，當時，除了出言不遜的官員之外，事後被檢討而犧牲的政治棋子之一，就是國防部。莫拉克風災讓軍人作為替罪羔羊，可以說是軍人形象在馬總統手上的第一次重創，後來也間接引發洪仲丘案的廣大民眾怒火。 這次二月六日花蓮地震發生不幸，但政府應變之快，三十七分鐘就成立震災應變中心，後續幾個小時院長、總統的指示，這些新聞大家都有所聞，筆者就不贅述。但令筆者感受最深的是，在震災中心成立的同一時間（地震後三十五分鐘），我們花蓮的國軍，已經在倒塌的統帥飯店勘查，而且隨後馬上派出救援隊；而台北方面，則立刻調度軍機，開始運送人員與大型機具進駐，這些第一時間的國軍應變，幾十分鐘內就決策、執行的事，主要由進駐衡山指揮所的國防部長馮世寬指揮。坦白說，這與平常在媒體上看到的部長形象落差很大，用一個現在而言不適當的說法，即「刮目相看」。 平常馮世寬部長被在野黨長期醜化，甚至因個人宗教信仰而被惡意貼上「濟公部長」的標籤。質詢時，許多立委不尊重自己的選民所託，而認為馮部長經常語出驚人，故而老想利用他作秀，丟一些不入流的問題博新聞版面時有所聞，甚至到過年前還有媒體，「報派」內閣換人名單。 現在的在野黨包裝自己，慣常用萬人引領企盼的「造神」運動；如今破壞政府形象，則用同一個生產線，生產標籤式的言語，貼在各官員、政府與總統頭上，大玩「造蠢」、「造愚」及「造魔」的惡劣手段。如今天佑台灣，震災中不幸中的大幸是，我們其實有一個很緊實的執政團隊，是實實在在默默的做事，守護著大家，單從一個馮世寬部長身上，也許平常看起來不很正經，但一做起事來，卻縝密、迅速、確實，這讓我們真的覺得台灣是有希望與潛力無窮的。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勞基法順利三讀通過，把去年修法造成的無彈性，化為有彈性，且不失去年的修法精神，在中小企業與勞工間能平衡，其實不容易，看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在挑燈夜戰時，還能平順走完就知道，這才是民意所歸，但少數勞團與在野黨仍然以勞基法修惡為標籤式的抹黑，實在令人不敢苟同。 以核實計算加班費倍數與加班時數來說，感覺會違背「以價制量」的原意，但現實面，以價制量已經變成用破碎排班、找計時人力的方式來應付，所以原來的員工沒有賺到加班費，還要面臨破碎排班的問題，而企業找計時人力，要面對熟練度不足、工作良率不佳的問題，真的是雙輸的局面，政策達不到效果，還產生危害，這樣的修正怎麼會是修惡？ 再以「月加班工時提高到五十四小時」這句栽贓的話術來說，此次修法是改成總量三個月一百三十八小時，單月原則四十六小時不變，可以勞資協議、備查當地主管機關，以提高到五十四小時，來因應台灣急單式的產業型態，換言之，如果連續兩個月加班五十四小時，那第三個月就只能加班三十小時，平均還是四十六小時，卻多了勞資都有運用的彈性，為什麼是修惡？ 最後，這次修法是順著去年的修法，很多人大概沒實際看過去年之前的勞基法，所以感覺不到進步，以前這幾條修法，勞工面對加班，只能選擇接受或拒絕，沒有把「協議」實際加入母法來保障。而去年的修法與今年的修法，把勞工的協議權明確入法，而且還加到加班時數安排等條款中，如第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條等，更把送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也入母法中，這些就是以後可以加強勞檢的根據，所以勞工、工會權利更受母法保障，而且還強制地方主管機關留存可供勞檢的勞資協議，為未來擴大勞檢執法留下空間，就好像當年垃圾不落地政策，是為了後續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前置立法一般，這就是進步的立法，只是需要一步一步調整，給產業時間，特別是已經在照顧高齡勞工的傳統夕陽產業，有彈性、有目標、有步驟，怎麼會是修惡呢？ （作者為大學經濟系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