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銀行再度提起最低工資法之制定議題，引起討論，該法如何制定、以什麼標準定、產業適應期多久，以及租稅優惠誘因如何配套等，都是必須整體考慮的政策環節。畢竟，台灣一千多萬勞工，從最傳統的製造業產業、服務業，到最高端的科技業，乃至世界各產業中的隱形冠軍等都有，要制定一個最低工資法來有效適合全台灣，有其一定的難度存在，但這卻是必經之路，絕非一般論者以為放任勞動市場自動達成均衡那麼簡單。

首先，對於像台灣這樣高度依賴貿易的國家，即使勞動市場是完全有效率的，仍然會有失業率上升，而實質薪資停滯甚至倒退的問題，其理論並不難懂，就是薪資均等化（或稱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The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現象。

所謂薪資均等化，就是兩個貿易國之間，會因為長期貿易的關係，讓資本的報酬、勞動的薪資，在兩個國家有高低差異的情況下，使得差異逐漸消失，簡單地說：高薪資的國家薪資會停滯甚至倒退，而低薪資的國家薪資會提高甚至暴漲，感覺很熟悉嗎？

再直白地說，就是台灣會跟主要貿易國的薪資趨於一致化，而我國目前最重要的貿易國，就是中國，我國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全世界最高（以地區分則為香港），因此，當然台灣的薪資停滯，而中國薪資一直追趕上來。

而其中，中國的資本很多都是台灣三十年長期投資所累積下來的，所以台灣的資本家越來越有錢，而台灣勞工的薪資卻一直停滯，這個結果並不難想像，這也造就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當然，這跟過去國民黨一味依賴中國的政策脫不了關係。

在台灣的特殊條件下，若依著資方角度，認為完全讓勞動市場來決定薪資水準，是所謂尊重市場，因為市場比政府聰明，這樣的論點感覺好像很理直氣壯，但其實掩飾不了這些論者以及支持者們，其內心的菁英心態兼對現代經濟學的無知。

台灣的資本與勞動長期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以台灣經濟依賴貿易的特殊性，本就應該由政府提出適當的政策，來重新分配資本與勞動所得，因為市場也許真的比政府聰明，但市場對人也是非常殘酷無情的，故蔡政府應該堅持立場，把基本工資法推出，以免有負選民所託。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台中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