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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蔡嘉凌)
蔡嘉凌相關文章
我不「搞」台獨,是追求
自由之翼墓園的鄭南榕墓碑,刻有「焚而不毀」。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總統府提供 其實,我不愛「搞」這個字,雖然是「做」的意思,若想想平時的用法,以及看看字典裡的例子,幾乎都是用在一種較負面的情況,如:搞鬼、搞什麼名堂、胡搞亂搞,總之,就是偷偷摸摸、不抬頭挺胸走大路的處事之道。這與符合自由、人權與民主的台獨精神,根本是迥然不同的,這不只是配不上台獨的字,還是汙名台獨的思維。 對於花了近10年才找到台灣意識與認同、和直到這幾年來,才清楚台灣法理地位問題的我,對於台獨,我只用「追求」二字。因為,只有台灣制憲正名建國,才不必再繼續因為妾身不明而被打壓,也不必老是要委屈自己來換得國際給我們一點點善意,如個小媳婦般。 台灣,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就是窈窕淑女,不能讓她去當妾,也不該讓她當個小媳婦,每一位勇敢的台灣人都該護衛她,為她訂作一部合身的憲法,讓她有個法定名字,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國家。所以,對待淑女,君子只會考慮她的榮譽、尊嚴和法定利益,光明正大地去「追求」,不「搞」。 會用「搞」字的人與國,因為不喜歡台灣制憲正名建國,當然汙名君子們的追求。不過,汙名法只是輔助法,「騙」才是主要方法和他們的行事原則。 黨國時代,中國國民黨政府透過歷史教科書來告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不具法律拘束力的《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是台灣歸還中華民國的依據。於是,對歷史無知、如張白紙的孩子們,自然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中華民國是他們的國家。而當黨國以戒嚴法、刑法100條等法規迫害人權、綁架拘捕、羅織罪名、陷人入罪、殘殺人命,還能正義凜然樣、毫無愧色地說:批判政府=危害和顛覆國家,台獨=匪諜,因此,消除顛覆國家分子是保衛中華民國之必須。 這套完完整整的黨國獨裁暴力統治騙學,於現在,就讓在聯合國已取代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承接歪曲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國際打壓我們,又囂張對各國說:這是我們的家務事,別管! 只是啊,「騙」的天敵是「真相」,「黨國騙學」無法勝過「歷史真相」,於是,曾經相信或忠誠敬愛黨國的許多台灣人(包括我),終究從學校所教的中國認同,找到台灣認同。而且,因為認識知道了《舊金山和約》──日本只有放棄對臺灣、澎湖的主權,所以台灣地位未定,讓我們毫不遲疑地推開《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追求台灣獨立。 1987年4月18日,鄭南榕(1947~1989)在台北市金華國中演講,他要求解嚴,也握緊拳頭,堅定而驕傲地說:「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年代,鄭南榕是於公開場合主張台灣獨立的第一人,何其勇敢! 這份勇敢,來自鄭南榕清楚看見台灣前途的問題,於〈全面展開「建國運動」〉(1988年,自由時代周刊第239期)一文中,他說道: 「但是, 更重要的,台灣已走到一個面臨抉擇的十字路口,在客觀的國際局勢中,中國不斷孤立、斷絕台灣的對外關係,而國民黨從來沒有與台灣共存亡的決心,一直拖一步算一步,拖不過去時就準備逃向預置已久的海外金窩,還有不少島內住民在國民黨長期宣傳洗腦下,對自身的「國家認同」,產生錯亂、混淆的現象,在險惡、瞬息萬變的國家危機中,無法清晰地確認自己的前途。」 1988年的真知灼見,但有言論自由30多年後,台灣島內住民仍在「國家認同」錯亂裡,言論自由對於歷史真相的傳遞,竟如烏龜慢爬,真讓人難以相信哪!所謂承先啟後,鄭南榕和許多前人以生命或青春歲月努力爭取言論自由,享有言論自由的我們,沒有責任將「黨國騙學」所掩蓋的歷史真相都翻出來、攤在陽光下嗎? 追求台灣獨立──制憲正名建國,必須建立在認識台灣的歷史與真相的基礎上;因為真相讓人知道自己是誰,理解到,要建國,台灣才有前途,就會勇敢與堅定去追求台灣獨立。也許,這30多年我們走得太慢,但還來得及,只要將我們自己變成風,帶著《舊金山和約》飛,去告訴每一個我們認識與不認識的人,台灣有權自決建國……終有一天,在天上的鄭南榕和許多台獨前輩一定會聽見我們「台灣制憲正名建國」的聲音。 勇敢的台灣人,奮起!有行動,才會成功!共勉。
蔡嘉凌
2022-05-26
希特勒‧蔣經國‧蔡英文
評價前國家領導人就是從檢視他是否犯下「危害人類罪」──獨裁和迫害人權──開始,如果有,哪裡還需要再談其他什麼經濟貢獻的事蹟。左起:希特勒、蔣經國、蔡英文。圖/擷自維基百科、總統府flickr,民報合成 於今,在西方國家,若有國家領導人或政治人物期許世人對希特勒有更深入了解及作更公正的評價,若沒被要求道歉下台,也一定被猛批到滿頭包。放眼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國家社會,對於這種是非問題,有好些人總是有一種奇怪的、必須尋求平衡評價前領導者的思維,好像這樣才顯得公正客觀。 的確,蔣經國是有一些所謂「好的」行為和事蹟,但萬惡不赦的希特勒也是啊! 像是,兼具實用與美學的「德國高速公路」(Reichsautobahn)就讓二戰盟軍最高總司令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1890~1969)印象深刻,在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就推動《國家州際公路法》(Federal Aid Highway Act of 1956)來建設美國國家公路系統;或是,希特勒指示設計師保時捷‧費迪南德(Ferdinand Porsche)製造一部能搭載一家五口的汽車,不只要讓每個家庭買得起,還要能在德國高速公路上達到時速 100 公里的「人民的汽車」(Volkswagen,福斯汽車),二戰後,福斯汽車成為西德復興和經濟重振的重要因素之一;或者,希特勒執政時期,研製出世界上最早投入實戰使用的彈道飛彈V-2火箭(V-2 rocket),為全世界第一個太空飛行器 ;還有,推動禁菸運動和動物保護等等。以上這些,會比所謂的「蔣經國的貢獻」差嗎?但,誰會想要討論希特勒的功過,給予他更公正的評價? 請看看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定義:「是指那些針對人性尊嚴極其嚴重的侵犯與凌辱的眾多行為構成的事實。這些一般不是孤立或偶發的事件,而是出於政府的政策,或是實施了一系列被政府允許的暴行。如針對民眾實施的謀殺,種族滅絕,人體試驗,酷刑,強姦,政治性的、種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為。」所以,1975年成為中國國民黨最高領導人、1978年成為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在其主政下發生了美麗島事件(1979)、林宅血案(1980)、陳文成命案(1981)、劉江南命案(1984)等一再撼動國際社會的政治迫害與謀殺,蔣經國和他的中國國民黨就像希特勒與他的納粹黨,都犯下「危害人類罪」,不是嗎? 平時,對於有犯意的殺人放火者,有誰會說:「啊,其實他也是做了不少好事的人,法官要作公正的評判哪!」我想,應該沒有,就算真的有,也不敢公開說出來吧。然,蔣經國和其所帶領的黨國,犯下「危害人類罪」,而且,加害者們都還沒有被追究其罪行 (仍肇事逃逸中),現在蔡英文竟說:「希望透過蔣經國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料,讓台灣社會更深入地了解,也能做更公正地評價,這將有助於化解台灣社會的分歧。否則在台灣,蔣經國永遠只是一部分人的蔣經國,有人記得他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感,而另外有些人,則記得他代表的威權體制。」如此違反人類社會正常思維的言論,若是來自追隨中國國民黨「轉進」到台灣的中國人之嘴,還勉勉強強可以理解 (注意,不是可以接受) ,但,來自追求民主自由人權起家的民主進步黨的黨主席、中華民國現任總統之口,豈止是荒唐,更是讓人難以忍受! 驚訝地,有很多人竟認為蔡英文說這番話是高招,稱讚她懂得怎麼拉攏人心,往中間靠攏,這讓中國國民黨將永無翻身之日,因為中國國民黨的神主牌蔣經國被民主進步黨搶過去了。這樣的看法若真是蔡英文的意圖,就是為求執政的道德淪喪,怎麼會是值得讚賞的高招?試問:想要有好成績而作弊或想當有錢人而去偷錢搶劫,是可以接受的行為嗎?如果不可以,那麼為什麼可以接受蔡英文這樣說?這就是雙重標準不是嗎?而且,為什麼面對中國國民黨,就得不擇手段?這樣,與自己所厭惡的中國國民黨,又有什麼不同? 事實上,真的該好好思想:蔣經國的「反共」是為了捍衛民主自由和人權嗎?如果是,為什麼他在台灣獨裁迫害人權?他的「反共」其實是中國的內戰──中國的兩黨對抗與爭權,也是剝奪迫害台灣島上的自由和人權的藉口。如此清楚的史實與事實,蔡英文怎能在過去安慰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和紀念表彰民權運動者,現在卻期待台灣社會給予蔣經國更公正的評價?這究竟是道德淪喪?還是精神錯亂? 其實,希特勒也「反共」,厭惡馬克思主義,但這是因為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是猶太人,所以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猶太人用來征服德國與世界的策略,因此,重點在他討厭猶太人,而不是純粹厭惡共產黨。所以,主張「要反共」,何不將「為什麼要反對共產主義?為什麼共產黨可惡可恨?」說明清楚。人民並不愚昧,對於是非、人道,都有清楚辨識與堅持的良知。 坦白說,評價前國家領導人到底有什麼困難呢?就是從檢視他是否犯下「危害人類罪」──獨裁和迫害人權──開始,如果有,哪裡還需要再談其他什麼經濟貢獻的事蹟,除非,自己樂意在無法自由發表言論、被監控、被謀殺迫害等情況下享有經濟發展的好處,或者自己就想如獨裁者領導治理國家。所以,身為總統的蔡英文要大家對蔣經國作更公正的評價,又有不少人附和讚賞,不能只是憤怒而已,更要憂心台灣的民主和未來。 小心!民主,真的,會倒退!(20220126) 作者指出,民眾可以思想:蔣經國的「反共」是為了捍衛民主自由和人權嗎?示意圖為2022.1.22「七海文化園區暨蔣經國圖書館」開幕典禮。擷自總統府flickr
蔡嘉凌
2022-01-27
把人當人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 ,任務之一是紀念國際正義──在大屠殺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1991年,凱倫牙醫師(kristina keren,1935~)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談到,當年,她與家人和其他幾個人躲在下水道逃避納粹屠殺的14個月裡(【專欄】為你織件綠毛衣) ,每次蘇哈 (Leopold Socha,1909~1946) 來,她就感到安心,覺得一切都不會有問題。當時,7歲的她,對蘇哈有很深的依附感情,很信任他,也很愛很愛他,視他如父親。所以,二戰結束,他們重獲自由的兩年後,得知蘇哈意外死亡的消息,她是那麼地震驚悲傷。 不過,幫助他們的蘇哈與弗羅布萊夫斯基(Stefan Wroblewski),不只是下水道工人,還是小偷。凱倫向《紐約時報》表示,蘇哈是孤兒,貧窮又無依的他,為了求生存,他成了小偷。成家後,即使有了維護下水道的工作,仍和同事弗羅布萊夫斯基一起去偷竊。不過,她父親對他的信任,改變了他。也因此,即使最後他們沒有錢可以再支付給蘇哈,蘇哈仍繼續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他們。因為這樣的義行,蘇哈夫婦,以及弗羅布萊夫斯基夫婦和幾位下水道工人分別於1978年和1981年被「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認證為「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可是,這種強烈對比的行為──「小偷vs義人」、「偷竊謀生vs冒死救人」,僅只是如凱倫所說的,因為被信任的轉變嗎? 1953年,以色列議會成立了「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任務之一是紀念國際正義──在大屠殺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有人冷漠旁觀、有人因恐懼而選擇舉報自保、有人則是因為偏見仇恨而與納粹站在一起、有人甚至和納粹合作,從中獲利。不過,仍有一些人就如蘇哈,是冒著生命危險幫助猶太人,我相信,在這個人性受到挑戰的時候,是人格特質讓他們做了與其他人不同的決定。 目前的2萬7千多位「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來自各行業,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有不識字的,包括:大學教授、教師、醫生、神職人員、修女、外交官、工人、僕人、警察、農民、漁民、動物園主任和馬戲團團長等等。再次證明,貧窮富貴,或者,受教育與否,不是決定人格高尚的因素,而是他們堅持道德原則的良知和美善人性,讓他們獨特而高尚。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國際義人」大道。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在白色恐怖時代,台灣社會也有人選擇靜默或屈服,有人則成為黨國爪牙,或者和黨國合作,從中獲得權位名利。金恆煒先生於2017年出版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就呈現這種差異。在面對獨裁,自由主義學者胡適(1981~1962),不只成了蔣介石政府的官員,還主張「容忍比自由重要」,其工作、經濟,甚至在美國的長期居留權,全賴蔣政權提供,與蔣介石發展出深層的結構關係。相較之下,也是自由主義學者的殷海光(1919~1969),在擔任中央日報主筆時,寫社論批評蔣政府,引起蔣介石震怒,最後殷海光辭掉主筆,放棄高薪,斬斷與蔣介石政權所有的臍帶關係,以副教授資格屈就台大哲學系講師,用心於推倒專制獨裁的論述,其思維影響了彭敏明、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殷海光被中共列為「十大文化戰犯」 殷海光先生不只勇敢批判獨裁,曹長青先生在2019年於《民報》所發表的文章 (【專欄】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上)) 還提到,中國國民黨撤退到台灣時,大多數的中國知識份子選擇留在中國,但殷海光先生選擇來台灣,唾棄中國共產黨,最後還被中共列為「十大文化戰犯」。不過,最後他也看穿中國國民黨,而有「國民黨可惡,共產黨可怕」的結論,他還常對彭敏明教授說:「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 被視為當代最有天賦的猶太裔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於 1947年出版了第一本書《如果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在第十二篇〈夏天裡的事〉 (The Events of the Summer) ,他說: 「我相信,今天我還活著,真的是因為洛倫佐。與其說是因為他的物質援助,不如說是因為他的存在和他自然而樸實的善舉提醒了我──在我們現處的世界 (集中營) 之外,仍然存在一個公正的世界,某些事和某些人依然是純潔和完整,不是腐敗的,不是野蠻的,與仇恨和恐怖無關;一些難以定義的東西,一種幾乎不存在的美好,但值得保存。這些大人物不是人,他們的人性已被埋葬,或者他們自己埋葬了他們的人性......但洛倫佐是個人,他的人性是純潔而沒受到污染的,他的存在是對我們所處的世界(集中營)的否定。感謝洛倫佐,讓我不忘記自己就是一個人。」 大屠殺的倖存者猶太裔義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1919~1987),於 1947年出版了第一本書《如果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AMAZON,民報合成 的確,獨裁政府對人性的傷害是長遠而深重的,不只讓人無法做個人,改變一個人的本質,甚至讓人痛苦卑微到忘記自己是個人。不過,當一個微小力弱的個人可以依循著心中的道德良知去行為,其實可以對抗強權惡霸與政府的淫威。 洛倫佐‧佩羅內(Lorenzo Perrone,1904~1952)是李維在1944年夏天遇到的義大利砌磚工人 。在他們建立了友誼後,於6個月裡,洛倫佐天天給李維一罐湯和一塊麵包,並且把自己的一件滿是補丁的背心給了李維。雖然洛倫佐的情況比李維好多了,但其實他是失去自由、被納粹居留掌控下的工人。他給李維的幫助就是對納粹的反抗,在身體的不自由下,他讓自己的心仍然自由飛翔。殷海光先生曾說:「自由的倫理基礎只有一個:把人當人。」這應該也是對國際義人最合適的註解吧! 不過,真讓人惋惜,兩位在獨裁暴政下沒有改變自己的人,竟都英年早逝。 因批判蔣介石政府,殷海光先生被黨國圍剿而辭去黨報(中央日報)主筆,轉任台大哲學系講師。殷先生仍繼續撰寫批判黨國文章,於是所寫的書被查禁,連台大都因為政治壓力,不再續聘他,朋友和學生還被迫害──解職或被捏造罪名坐牢。黨國曾派人要他低頭,不批評蔣介石,就安排他到政府研究機構。不屈服的殷先生,罹患胃癌,被禁止到哈佛大學做研究員,國民黨特務還日日守在家門外監視他。貧病交加而孤獨的他,49歲就生命結束。死前,殷先生仍惦記著:「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 洛倫佐因目睹「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的情況,二戰結束,他不再工作,開始酗酒,失去對生存的慾望。李維聯絡上他,為他安排住院治療,卻是枉然,48歲就過世。有一次,洛倫佐問李維:「如果我們不能互相幫助,為什麼要活在這世間?」 我想,這就是「把人當人」者的道德靈魂吧,不分種族、貧富貴賤或教育程度高低,他們都說著相同的語言。 (20211122)
蔡嘉凌
2021-11-24
為你織件綠毛衣
姚文智投入電影產業,即將開拍第一部電影《流麻溝十五號》。示意圖/擷自網路,民報合成 1943年5月,天還寒,穿著綠色毛衣的7歲克里斯蒂娜 ‧席格(Krystyna Chiger ,1935~)和爸爸、媽媽、弟弟與其他十幾個人一起逃到下水道,躲避納粹的屠殺。驚慌中,他們遇到了下水道工人,但意外地,獲得了他們的幫助。 首先,熟悉汙水系統的利奧波德‧蘇哈(Leopold Socha,1909~1946)和史特凡‧弗羅布萊夫斯基(Stefan Wroblewski)帶他們到較安全的地方躲藏,然後開始為他們21人購買食物。每個禮拜蘇哈還會把他們的衣物帶回家讓太太清洗熨燙。最後,他們把錢用光了,兩位貧窮的波蘭下水道工人和他們的太太仍繼續幫助他們。 在這無光的歲月裡,有人離開、生病、懷孕生子,或者死亡。小克里斯蒂娜則非常非常想念陽光、新鮮空氣和鮮花,也很想看看狗和馬。一度,她陷入憂鬱而無法說話,蘇哈帶著她,打開人孔蓋,呼吸新鮮的空氣,看看外面的世界,為她小小的心填入希望,找回了聲音。或者,在猶太人不能吃發酵麵包的「逾越節」(Passover),蘇哈帶給他們很多的馬鈴薯和一本他在猶太人區的空屋裡找到的祈禱書。 14個月後,1944年7月,蘇哈為他們帶來戰爭結束的消息,存活的10個人爬出了下水道,蘇哈拿出伏特加,蘇哈的太太端出她烤的蛋糕,高興慶祝。蘇哈開心地說:「這是我的任務成果,我的猶太人。」(This is my work. These are my Jews.) 而後,10人各自落腳於歐洲、以色列和美國。1945年5月12日,蘇哈為了救女兒,被迎面而來的蘇聯軍隊卡車撞死。在他的喪禮中,有人說,這是他幫助藏匿猶太人的懲罰。 1975年,凱倫牙醫師(kristina keren,長大後的小克里斯蒂娜)的父親花了30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他的回憶錄。 1990年,英國紀錄片製片人羅伯特‧馬歇爾(Robert Marshall)以凱倫的父親的回憶錄為基礎,再採訪收集了其他倖存者的故事,寫成書:《在利維夫的下水道》(In the Sewers of Lvov)。(紐約時報) 2003年,「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推出新展:《在陰影下的生活:被藏起來的孩子和大屠殺》(Life in Shadows: Hidden Children and the Holocaust),凱倫將她的那件綠色小毛衣借給紀念館展出,而後捐給紀念館。 2008年,凱倫和美國記者丹尼爾‧佩斯納(Daniel Paisner)合著的《穿綠毛衣的女孩》(The Girl in the Green Sweater)出版。 2011年,知名的波蘭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Agnieszka Holland)改編馬歇爾的《在利維夫的下水道》所拍攝的《無光歲月》(In Darkness)上映,深受好評,並入圍8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2014年,美國華盛頓特區的麻醉科醫師、也是編織專家的莉雅‧史特恩(Lea Stern),終於說服「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的館長,獲准小心檢查和研究那件綠色小毛衣,研究出編織針法,織出小毛衣。然後,史特恩帶著幾件不同綠色調的小毛衣去到紐約長島拜訪凱倫,說明她怎麼織出小毛衣和她的小毛衣計畫。 史特恩將研究出來的「小毛衣的編織法」版權捐給「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紀念館的禮品店將「小毛衣的編織法」、一件小毛衣樣品和凱倫的書《穿綠毛衣的女孩》並排展示與販售。除此之外,史特恩也在編織社交商務網站Ravelry販售「綠色毛衣的編織法」,所有的錢都捐給「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 麻醉科醫師、也是編織專家的莉雅‧史特恩(Lea Stern)因為《穿綠毛衣的女孩》一書,而發起推動小毛衣計畫,讓活生生的歷史,去提醒人們它是「仇恨與包容」的結果。左起:2008年出版的《穿綠毛衣的女孩》、拿著新編織出的綠色小毛衣的凱倫牙醫師(kristina keren)。示意圖/擷自網路,民報合成 會整理出以上的故事,是因為日前知道了一個令人雀躍的消息──兌現選前承諾「選輸就退出政壇」的前立法委員姚文智先生,投入電影產業,即將開拍第一部電影《流麻溝十五號》。 我對猶太人的文化歷史和被屠殺的歷史之認識,都從看電影開始。每個故事都因為一部電影而讓我深深記得,甚至想要進一步去查資料,了解更多的相關人事。這樣的經驗,讓我體認到,除了文字檔案、出版書籍,將一個個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故事拍成電影有多麼地重要。尤其,我們現處網路的時代,許多人喜歡觀賞影音遠遠勝過靜靜讀書,若將這些故事拍成電影,必定能增加台灣人認識這些故事的機會,而且,一定要配上英文字幕,才能登上國際舞台,讓世人認識與了解台灣的文化歷史和之所以能成為亞洲民主典範的原因。 當年,凱倫躲在下水道時所穿的綠色小毛衣,是祖母織給她的。在最初躲藏的地方,她目睹祖母被納粹帶走,祖母往她的方向揮手說再見的時候,被納粹打倒在地,最後死在「亞諾夫斯卡集中營」(Janowska concentration),因此,要把和祖母唯一的連結物捐給「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是困難的決定,但是凱倫認為:「如果我把毛衣留在家裡,沒有人會知道那些事。這件毛衣說了一個戰爭的故事。」(以色列時報) 第一次在「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看到綠色小毛衣的史特恩,也有類似的想法。編織專家的她覺得,小毛衣的編織針法是從沒看過的,應該會有許多人會想要嘗試編織這樣的一件小毛衣,如果可以研究出小毛衣的編織針法,關於小克里斯蒂娜和她的家人,以及幫助他們生存下來的勇者的故事,就會因為小毛衣一次又一次地被編織出來而繼續被講述下去,她想讓小毛衣成為活生生的歷史,去提醒人們它是「仇恨與包容」的結果。(針線活說歷史雜誌) 期盼,台灣有更多人如姚文智,願意投入拍攝有關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電影,就像史特恩織出綠色小毛衣一樣,去述說一個個受難者和其家人的故事,讓更多台灣人知道,這些悲傷、痛苦、殘忍的故事,其實同時也說著溫暖、善良、勇敢的美麗人性故事。這是這十幾年來,我每次觀看這類歷史電影的感受,也是我喜愛這些電影的原因,而且,每次看完這樣的電影,就開始期待與尋找下一部。 希望,有一天,在「亞馬遜的隨選影音」(Amazon Prime Video)會有《流麻溝十五號》這部電影。然後,我那愛爾蘭裔的美國先生的願望就終於可以實現──不必再透過太太,可以自己去認識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 姚文智,加油!(20211111)
蔡嘉凌
2021-11-12
不能沒有你
在納粹迫害下,孩童更不容易生存下來,。二戰期間,許多猶太人家庭想盡辦法把孩子藏起來,交託於基督教家庭或宗教機構。圖為1944年的夏天,匈牙利的猶太婦女及孩童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會知道1984年波蘭的天主教會把過往納粹儲藏毒氣的地方變成修道院(參考〈我不想忘記你們〉) ,是因為看了《猶太樞機》(The Jewish Cardinal) 這部電影。不過,就如片名,這是一部傳記電影,說的是一位前法國巴黎樞機主教呂斯蒂熱(Jean-Marie Lustiger,1926~2007)的故事,而非以在奧斯威辛的修道院(Auschwitz convent) 為故事主題。然而,呂斯蒂熱的確與在奧斯威辛的修道院有個深切的連結,除了他是猶太人,他的母親死在「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暨滅絕營」(Auschwitz-Birkenau concentration camps)。 在納粹的迫害下,相較於大人,孩童更不容易生存下來,因此,二戰期間,許多猶太人家庭想盡辦法把孩子藏起來,交託於基督教家庭或宗教機構就是其中一種方法。這些孩子必須學習新的語言、生活習慣和習俗,尤其,一定要學會如何禱告,當個基督徒,才不會被納粹識破他們的真實身分。當1940年,納粹德國佔領法國時,13歲的呂斯蒂熱就是被安排到一個基督教家庭,同年,他皈依基督教。二戰結束,呂斯蒂熱的父親試圖要他終止基督信仰,然,呂斯蒂熱不只拒絕,最後還進了神學院,成了神父。 促進宗教和種族共融 當1979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20〜2005)派任呂斯蒂熱為法國奧爾良(Orléans)的主教時,他的猶太人身分讓一些猶太人很不高興,也讓一些保守的天主教人士對他有所懷疑。但,呂斯蒂熱不僅從不否認自己是猶太人,反而利用自己的特別身分情況來促進不同宗教和種族之間的理解和合作,在奧斯威辛的修道院的爭議協調就是一個例子。不過,當法國里昂的主教德庫特雷(Albert Decourtray,1923〜1994)告訴呂斯蒂熱波蘭天主教會在奧斯威辛設立修道院的時候,呂斯蒂熱雖然不贊同,覺得是個棘手問題,但知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認為在奧斯威辛設立修道院沒有問題,因為修女們為所有人禱告,他立即附和,表示修女們為所有人禱告的確是事實。當看到這一段,聽到呂斯蒂熱這麼說,我很驚訝,身為猶太人、母親被殘殺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呂斯蒂熱,竟關心教宗怎麼看這件事,且立刻同意教宗的看法,那一刻,呂斯蒂熱猶如只是個天主教會的主教,和教會站在一起,忘記了自己的猶太人身分和家人曾經遭受的苦難。 不過,驚訝的不只是我,不以為然的德庫特雷立即對呂斯蒂熱說,你自己都無法在那裡為你的媽媽禱告啊!呂斯蒂熱靜默了......是的,曾和德庫特雷一起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呂斯蒂熱,當去到奧斯威辛集中營Ⅱ──比克瑙(Birkenau)滅絕營時,他完全情緒失控,無法為媽媽禱告,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說著:「1943年2月13日,吉賽兒‧呂斯蒂熱(Gisèle Lustiger)在奧斯威辛被謀殺......」直言不諱的德庫特雷點醒了呂斯蒂熱,他不只是天主教的神職人員,還是大屠殺的受難家屬,而在這件事情上,他必須站在受難者與猶太人的立場來思考。 呂斯蒂熱的最初反應和心理轉折,讓我無法不想到一個二二八受難者的家庭。二二八受難者吳鴻麒的夫人楊 治女士和兒子吳和光在口述歷史《台北南港二二八》一書中說道,他們不想報仇、記恨,甚至不想懲處原兇,只想知道「真相」,而吳鴻麒孿生哥哥的兒子、前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吳伯雄曾在受訪時表示,「要家屬忘記悲痛是不可能的,希望大家抱持寬恕心情面對未來,透過民主運作,讓類似二二八事件的悲劇不再發生。」對於二二八,吳伯雄的看法,和許多中國國民黨人與好些台灣人在談到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歷史時,要大家「放下仇恨,往前看,向前走」的說法,幾乎沒有什麼差異。這種看似要台灣社會慈悲寬大、追求社會祥和的言論,是完全不站在受難者和其家屬的立場去體會和思想的冷酷言論。 電影《猶太樞機》(The Jewish Cardinal)是一部傳記電影,說的是一位前法國巴黎樞機主教呂斯蒂熱(Jean-Marie Lustiger,1926~2007)的故事。圖/擷自網路 黨國體制裡加害者掩蓋真相 不過,也讓我們站在會說這類冷酷話的人的立場去理解他們的心態。首先,有許多人恐怕對於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歷史,以及大多數受難者所經歷的苦難,是根本不清楚的,或者,就算知道,學習的卻是黨國觀點的歷史,所以會以「大時代的悲劇」的論點來一筆勾銷,也因此,這其中的許多人,就是所謂與過去黨國有實際或情感連結的人,他們當然不願意「真相」見天日,不然,他們擁護的中國國民黨就將永難翻身。而第三種人──過去黨國體制裡的加害者,也必定擔心害怕「真相」大白,就算台灣社會決定不走司法審判和懲罰,他們仍會從美好現狀陷入難以見人的下場。 殘酷的是,以上三類人是台灣社會的大多數,受難者和其家屬是極少數。而且,一些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和白色恐怖受難者並不是和這極少數站在一起,有些人甚至將這樣的身分拿來作為政治上的籌碼,而不是像樞機主教呂斯蒂熱,利用自己的猶太人身分去促進天主教和猶太人的溝通理解外,進而於2004年和「世界猶太人大會」 (World Jewish Congress) 一起創立「Yahad-In Unum」協會,促進歐洲各地的天主教和猶太人機構的合作,推動社會救濟,並承接一個方案:到烏克蘭查證和標記數百個不為人知、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的亂葬坑,以及收集目擊大屠殺者的證詞(The Holocaust by bullets - Shoah Memorial,巴黎大屠殺博物館memorial de la shoah)。 台灣社會厭惡對立,渴望和解,然而,和解是必須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上,有了理解,才能夠溝通出處理問題的共識,達到最後和解的目標。曾偶然讀到國文老師陳茻的一篇文章〈課本沒教的二二八:未被撫平的傷口,至今依然隱隱作痛〉 ,他帶領學生去認識與思考讓他們覺得很煩的二二八、真相和正義。經過認識與理解一些事實和現實,原本認為「兇手和受害者都死了,不能放下嗎?」的學生們,最後,不只表示心中沒有一絲仇恨感被挑起,而且認為:「也許只有把事情弄清楚,才有辦法去安頓這些情緒吧。」這就是認識歷史真相與理解受苦受難者感受的力量,所以,任何希冀台灣社會可以和解的男女老少們,都該好好地去認識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歷史,和那一個個受難者的故事。 台灣是我們的家,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就是我們的家事,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也有沒有誰比任何人更有主導權和話語權。受過傷的家,只有家人能為它療傷,所以,請不要放棄,在還可以療傷之前,我們要及時行動,不要讓它成為台灣永遠的創傷。 吳鴻麒的夫人楊 治女士和兒子吳和光在口述歷史《台北南港二二八》一書中說道,他們不想報仇、記恨,甚至不想懲處原兇,只想知道「真相」。圖/擷自網路
蔡嘉凌
2021-11-03
我不想忘記你們
1984年,波蘭天主教在一個舊劇院建立修道院,作為獻給教宗的禮物。這個舊劇院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Ⅰ」 旁邊,引起大爭議。圖為奧斯威辛一號門(主要集中營),波蘭(1940-1945)。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1984年,波蘭天主教在一個舊劇院建立修道院,作為獻給教宗的禮物。這個舊劇院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Ⅰ」(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的旁邊,是過往納粹儲藏毒氣供給「奧斯威辛集中營Ⅱ──比克瑙(Birkenau)滅絕營」使用的地方。這件事,引起非常大而複雜的爭議,不只猶太人團體與天主教會有了衝突,波蘭全國上下也對猶太人深表不滿。 對於天主教會而言,修道院的修女為每個人祈禱,當然也為所有在集中營死去的人祈禱,是好事;對於全國約有90%的人是天主教徒的波蘭人而言,他們也是受害國家,也在大屠殺中失去了許多非猶太人的波蘭同胞,在奧斯威辛建立修道院,是他們愛國的行動,為何不可?但,對於猶太人而言,事情並不能如此簡單看待,因為這關係著歷史真相的記錄與保存。 根據「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USHMM) 所提供的統計資料,「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暨滅絕營」是殘殺最多人的納粹集中營,約130萬人被送到這裡,約20萬人是非猶太人的波蘭人、羅姆人、精神疾病患者、同性戀者和蘇聯戰犯,約有110萬是猶太人,約有96萬猶太人喪生於此,因此,「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視為是猶太人的墓地、殉難的象徵,應該讓這個地方保持原狀。如果,讓天主教修道院建立於此,一百年後,當人們來到這裡,對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歷史不夠了解的人們,會不會有與事實不符的認知:以為天主教與大屠殺有相關,或是認為天主教在二戰中保護了猶太人?猶太人深切擔心,在添加或掩蓋的歷史否定主義 (historical revisionism)下,真相是否還能存在。 這個擔心,並不是沒有來由。首先,這個修道院想以天主教「加爾默羅會」(Carmelite)的一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被殺害的修女的名字來命名,而這位修女原為猶太人,後來改信天主教。在歐洲許多國家紛紛表示不認同這個修道院設立於此,以及各猶太人團體不斷提出抗議的情況下,1987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還為那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喪生的修女舉行「宣福禮」(Beatification) ,更是傳遞了在奧斯威辛的修道院要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受難者向上帝禱告祈福,試問:這對於喪生於此的猶太人公平嗎? 歷史真相常為後人所遺忘 這個在奧斯威辛的修道院(Auschwitz convent),總讓我想起過去在台北青島東路的「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根據《自由時報》的一篇報導,在1950年代,「警備總部軍法處看守所」關押大批政治犯,一間6坪空間的監牢可關押20幾個人,盛夏溽暑沒有電扇,政治犯只能在擁擠空間並排著睡。政治犯陳紹英口述提及,這裡的空氣流通比保安處拘留所還差,盛夏的悶熱加上人的體溫,熱得像蒸籠一樣……夜晚睡覺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站著、環境比豬圈還糟糕,猶如人間地獄。這些政治犯的起訴、審判──生與死,也在這裡被決定!若是判死,就被帶往馬場町槍決,遺體會送到當時台北市唯一的殯儀館「極樂殯儀館」,家屬必須付出高額領屍費才能領回遺體。重返白色恐怖現場! 促轉會:判生者送華山貨運站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1986年釋出整個土地由民間運用,原軍法局和軍法處的舊建築全部拆除,原街廓的北邊二分之一範圍成為現今的臺北喜來登大飯店,其他改建為第一產物保險大樓、第一華廈、青林大廈、青島大廈、紡織大樓、廣隆大廈等。我不知道,每天於這一帶來來往往的人們,有多少人知道這裡的血腥歷史?再過一百年,還有台灣人知道這一帶曾是不公不義的人間地獄嗎?參考不義遺址網站,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青島東路3號) 歷史的真相的確常會被各種因素所添加、修改或掩飾,慢慢地為世人所誤解,最後為後人所遺忘。波蘭的天主教會與民眾會如此捍衛在奧斯威辛的修道院,就有一些複雜的歷史因素和真相。 青島東路時期軍法處、軍法局房舍使用平面圖(出處:《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總結報告書》,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圖/擷自不義遺址資料庫 波蘭在二戰中受到極大的迫害與損失,18%的人口被納粹所殺害;300萬的非猶太人的波蘭民眾與軍人,以及300萬的波蘭猶太人(波蘭90%的猶太人)。不過,納粹入侵時,波蘭的政府既沒有向納粹投降,也沒有合作,人民更紛紛組成團體對抗納粹,許多波蘭人還幫助猶太人,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 頒授的「國際義人獎」(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中,獲獎者最多的就是波蘭人。 然而,也有波蘭人參與協助納粹屠殺猶太人,如:1941年的「耶德瓦布內反猶騷亂」 (Jedwabne pogrom ),將約300名猶太人,不論男女老少,鎖在穀倉裡,放火焚燒。或者,有個別的波蘭人在集中營裡虐待猶太人或向納粹舉報鄰居是猶太人。甚至,二戰結束,還發生「凱爾采反猶騷亂 」(Pogrom kielecki) ,波蘭軍人、警官和平民暴力攻擊猶太人社區中心的難民,投石或射殺。Why Poland Punishes Those Who Accuse It of the Holocaust - HISTORY《歷史頻道》(History)https://www.history.com/news/poland-holocaust-law-death-camps 不幸地,在數十年的共產黨統治下 (1947~1989),施行掩蓋真相與愛國的洗腦教育──否認負面的真相、強調正面的事蹟、浮誇悲情等等,以致波蘭至今仍在痛苦的受害歷史與不堪和尷尬的歷史真相中掙扎,尤其,2015年,右翼「法律與公正黨」(Law and Justice)成為執政黨後,對媒體討論發生在波蘭的大屠殺所使用的語言用字積極打壓、改寫大屠殺的故事、把學生學習大屠殺的3堂課變成2堂課、強調波蘭人拯救猶太人的英雄事蹟等等,更是讓歷史的真相越來越被修改與掩蓋。這就是當初猶太人極力反對修道院設立在奧斯威辛的擔心,一旦真相被模糊了,就可能被修改,然後進一步走向掩飾真相,最後,什麼是真相呢? Poland is in denial about its role in the Holocaust – it was both victim and perpetrator | The Independent | The Independent英國《獨立報 》(The Independent) 面對真相才能展望未來 身為台灣人,對於波蘭的現象應該不陌生;每當有人在討論蔣經國的威權統治、警總和情治單位對台灣社會的監控與迫害,就會有人反駁表示蔣經國對台灣也有貢獻。然而,蔣經國的正面故事說得很多很仔細,但,他主導的政府和黨是如何監控、威脅、迫害與殺害人民的真相與細節,至今仍不清不楚。 現在,在立法委員黃國書曾為中國國民黨線民的過往忽然爆開後,接著討論起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是否為調查局的臥底,更讓人感受到,台灣過往血腥的歷史真相還離我們很遠,連容易去探討、溯源與追究過往歷史的政治人物都還只是爭論與推論。請千千萬萬不要忘記,我們與時間賽跑,當加害者與受害受難者接連離開我們,我們只會有更多的爭論而已。尤其,台灣社會總有要大家向前看、不要製造社會衝突的民眾和肇事逃逸的黨──中國國民黨,若現在沒有更具體追求真相的行動與方法,於未來,我們是連爭論的空間都沒有。 「歐陽在台灣沒有認識的人,等了好幾年找不到保證人,所以遲遲無法出去......所以外省人坐牢比台灣人辛苦。過了一年多,有一次他跟我提到,我請我弟弟幫忙,我弟弟就找他當兵朋友當歐陽的保人,歐陽才能出獄。他本來感訓3年,為了找保人,被關了9年多。」──《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 歐陽,是歐陽劍華,是在台灣無親無故的中國人,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張常美女士的先生,是一直讓我揪心、難以忘記的政治受難者,他的苦難提醒著我,歷史課本不會提到的一般受難和受害者所遭受的迫害與傷害絕不比那些受過迫害的政治人物們來得少或輕,但是,他們卻是沒有媒體會關注、沒有能力去找到真相與正義的好大一群人,才是台灣追求轉型正義中更需要關注的對象。 團結就是力量;在各國猶太人團體的不懈努力下,9年後 (1933年),在奧斯威辛修道院裡的修女們終於離開了,不過,在1988年於奧斯威辛營區外面豎立的一個巨大十字架仍在原地,但猶太人不打算放棄努力。 有情有義的台灣人,我們也別放棄。 奧斯威辛十字架,2008 年 6 月拍攝,後面是當年集中營專門進行極端酷刑的囚犯審訊處的第 11 區。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蔡嘉凌
2021-10-26
肇事逃逸的人和黨
國民黨卯足全力罷免基進黨立委陳柏惟,誰來追究國民黨在台灣犯下的四罪行?示意圖/擷自網路,民報合成 為了罷免基進黨立委陳柏惟,中國國民黨卯足全力在揭露他的過去,如:肇事逃逸,要證明他是品德有問題的人。 人人皆可能肇事,但是逃逸讓人難忍而憤怒,而完全無法接受。這種雙重的犯錯,要讓人願意原諒,除了努力改過,也還是只有努力改過,然後,就讓時間來證明一切。不過,還有一絲良心的犯錯者,不論如何反省改過與努力自新,這個錯仍偶爾會從心底跑出來敲打著他的心,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已反省自新或付出代價的這類道德犯錯者,會四處宣告自己的犯行。我試著想像:如果是自己,我會嗎?老實說,只有必須要的情況和面對親近的人,我才會說。至於沒有良心或悔意的人,我想,應該也很少人會四處與人說吧,除非他們還想再被人責難一次。因此,我無法理解和同意中國國民黨與其支持者的說法,認為陳柏惟從政以來從未提及曾有肇事逃逸一事就是欺騙和躲避人格檢驗。 過往所犯的錯被拿出來檢視,是所有犯罪者會經歷的事,即使已經服刑或付出應有代價,仍無法躲過,這,是犯錯的代價,亦是犯錯者會經歷的修心過程。而因為從政,陳柏惟面臨更甚一般人的嚴厲檢視,我想說,陳柏惟,加油,勇敢面對,走過你必須修心的路。 對於傾全黨之力要罷免陳柏惟的中國國民黨,我則有更多感觸。 國民黨罪行罄竹難書 在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接管台灣後,這個國和它的黨,在台灣犯下無數的罪行,如:戰後劫收、二二八大屠殺、白色恐怖──國家系統性的搜查、打壓、捕殺政治抗爭者,不論是台灣人或是二戰後來到台灣的中國人,都受到殘暴的迫害。然而,如果我的記憶無誤,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加害者與同夥者受到懲罰,對於許多台灣人而言,這些「肇事者」仍在「逃逸」中。而且,還可能有些肇事者仍在國家行政體系中任職。不過,這種不公不義的現象,不是台灣獨有。 2016年,德國有一項新的研究報告顯示,二戰後,在1949~73年間,西德司法部的170名高階官員(審判長和首席律師)中,有90名是前納粹黨黨員。而這90人之中,有34人是納粹黨最初的准軍事組織「衝鋒隊」(Sturmabteilung,SA)的成員,參加了血腥的「水晶之夜」(Night of Broken Glass),殺害了約91名猶太人。 研究還發現,在1957這一年,西德司法部有77%的高階官員都是前納粹黨黨員,這個比例比納粹執政期間 (1933~45年) 還高。這樣的情況,使得這些前納粹黨黨員可以相互掩護,免受司法制裁,也說明了為什麼很少納粹戰犯被送進監獄。而且,在掩蓋過去不公事蹟的同時,還製造新的不公,例如:為納粹德國政府制訂種族法 (禁止猶太人和非猶太德國人之間的婚姻和相關事務) 的一位律師,戰後,竟在司法部的家庭法領域擔任主管職務,繼續傳遞歧視同性戀者的觀念。而之所以會有那麼多前納粹黨黨員被賦予司法部重要職位的部分原因在於,戰後的第一批領導人需要有經驗的律師來設立司法部,因此,不只司法部,連內政部都有很多前納粹黨黨員。 報告最後提到,戰後早期,西德有集體遺忘現象;因專注重建一個如廢墟的國家,許多人仍然否認過去的罪行,視「紐倫堡審判 」(Nuremberg Trials,1945~1946)是「勝利者(盟軍)的正義」。也因此,於「紐倫堡審判 」中,雖然有6,650名納粹黨人受審判,卻僅是一小部分的納粹黨黨員而已。Most of post-war justice ministry were Nazis: report(thelocal.de)《歐洲地方新聞 》(The Local Europe) 在西德從廢墟中站起來後,人們只想享受西德經濟繁榮的奇蹟,不想面對有關納粹之令人不安的真相,並且,一些保守政黨也不願公開討論,所以,這時的西德與我們現在印象中轉型正義做得最好的德國,還相距很遠。不過,這不代表全西德人都假裝遺忘或沉默。 1968年,11月7日,德國記者貝雅特‧克拉斯菲爾德 (Beate Klarsfeld,1939~) 使用記者證進入 基督教民主黨 (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CDU) 舉行政黨會議的會堂,她走向黨主席亦是德國總理的庫爾特‧喬治‧基辛格 (Kurt Georg Kiesinger,1904~1988) ,賞他一個耳光,大喊:「納粹!納粹!(Nazi)」 當然,貝雅特立刻被逮捕,被訊問時,她表示:「我對於那些老納粹在德國可以逃脫懲罰的不公感到憤怒!」 對於為何當年要採取激烈的摑掌行動,貝雅特告訴《德國之聲》 (Deutsche Welle ,DW):「我們有足夠的資料證明基辛格是納粹黨黨員,也出版過這些資訊,但沒有人有興趣。為了揭發醜聞,你就要以一個醜聞 (摑掌) 來應對。」 追究「肇事者 」國民黨的責任 果然,貝雅特的摑臉之舉,引起德國新生媒體的注意,為「反對前納粹黨人擔任公職運動」邁出了第一步。1975年,西德聯邦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西德必須將納粹罪犯繩之以法。1978年,巴登-符騰堡州州長漢斯‧費爾賓格 (Hans Filbinger) 就因任職於納粹主政時的司法部而被迫辭職。現在,德國仍執行這項西德政府制定的法案。 《德國之聲》的報導還提到,貝雅特的先生謝爾蓋‧克拉斯菲爾德 (Serge Klarsfeld,1935~) 是在羅馬尼亞出生的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移居到法國。他的父親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他與媽媽和兩位妹妹躲過逮捕而存活下來。1979年,他創立「法國猶太被驅逐者子女協會」 (Sons and Daughters of Jewish Deportees from France),蒐集紀錄納粹的暴行。於二戰後的數十年裡,貝雅特和謝爾蓋找到並起訴那些犯下違反人類罪的前德國和法國官員,他們是著名的捕捉納粹的「納粹獵人」(Nazi Hunters)。10.05.2021《德國之聲》 (Deutsche Welle) 我不知道台灣社會要以什麼醜聞來應對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犯下的醜聞,才能讓「肇事者 」(國民黨人和其同夥) 不再能夠繼續「逃逸」。但,在德國的經驗與貝雅特與先生謝爾蓋的努力中,讓我相信一個永恆的價值:正確、應該做的事,就要努力不懈。而且,看到沒受過審判的中國國民黨在義正嚴詞批判已受審服刑者,說他們的人格有問題,就該追隨貝雅特的腳步,高喊:「中國國民黨!肇事逃逸的中國國民黨!」 「紐倫堡審判 」中,雖然有6,650名納粹黨人受審判,卻僅是一小部分的納粹黨黨員而已。1945 年紐倫堡審判現場,美英法蘇四國主導。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蔡嘉凌
2021-10-14
卡夫卡式的台灣獨立
小說家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 說:「不要屈服,不要淡化,不要使它看來合邏輯,不要依據潮流而修改你的靈魂。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於現在2021年的台灣,還在談中國是祖國和根,而不教、不學中國歷史就是數典忘祖,不被大多數的台灣人痛批,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所調查的報告,1991年,認同自己為台灣人有13.5%, 然後逐年攀升,到了2016年就高達80.8%,2020年2月時,甚至達到83.2%。 現在大多數的台灣人的確都會說,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我當然是台灣人!不過,也是生在台灣、長在台灣、曾為前總統蔣經國帶過孝的我和我那一世代的許多人,可是說著「我們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長大的,直到因為不同機緣,我們其中許多人才終於改說,我是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的台灣人! 這樣世代的差異,來自許多人的努力,如:揭露台灣的歷史真相、基因血緣的研究結果、推動教改等等。終於,在真相面前,台灣人看見了自己,而新一代不必壓抑或困惑,自然做為台灣人。 這,就是真相的力量! 台灣主權並未移交中華民國 在自修學習台灣歷史真相的過程中,除了慢慢找到台灣認同,最後還開始積極追求台灣獨立,因為,我發現一個重中之重的歷史真相:根據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和1952年簽訂的《台北和約 》(Treaty of Taipei),台灣的主權並沒有交給中華民國,所以,沒有所謂的台灣光復,而中華民國的國慶日也不是台灣人的國慶日,我們台灣人是有權利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去建立一個國家的。 在黨國的時代,主張台灣獨立被打壓迫害,是自然,也必然。但,近幾年來,台獨變成被嘲笑、被視為不符合主流民意、是選舉不會贏的包袱。為什麼擁抱台灣的土地、文化、歷史的人們選擇背棄台灣主權法理地位的真相? 人生之中,面對沉重的問題或困難,最快、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常常是大多數人的選擇,雖然這些方法未必能讓人獲得恆久的平靜與喜樂,但能讓人快速獲得當下的舒適、愉悅,甚至成功,自然受歡迎而成為一種流行的思維與方法。 台灣要獨立,任何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人都可以想見這不是件簡單的事,有多少對內與對外的挑戰要面對,絕不是可以快速得到成功的幸福,甚至現在擁有的幸福都可能要暫時或永遠的失去。任何不論黨派的政治人物當然懂得這種「維持安穩幸福現狀的渴望更勝於面對台灣主權歷史真相」的主流民意。 因此,民進黨的「台灣已經獨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論述,不只滿足了期望可以不必爭吵和痛苦掙扎拼鬥就可以達到台灣獨立的人,也勉強安撫了只認同中華民國的人,而且還可以徹底打敗高喊捍衛中華民國、但總和中國扯不清關係的中國國民黨。 何必慶祝中華民國的國慶? 然,「台灣已經獨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是玩弄邏輯與文字遊戲的論述。 接受此論述的台灣人可知道台灣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管理下的獨立國家,而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是以「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來開頭的嗎?所以,民進黨的假性台獨現狀論述,其實是維護著中華民國,保持了與中國牽扯不清的關係。我真的不知道「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是要如何讓台灣永遠保持獨立,和中國沒有關係? 小說家法蘭茲‧卡夫卡 (Franz Kafka,1883~1924) 有一句名言:「不要屈服,不要淡化,不要使它看來合邏輯,不要依據潮流而修改你的靈魂。相反的,狠狠的追隨你最強烈的喜好之事。」(Don't bend; don't water it down; don't try to make it logical; don't edit your own soul according to the fashion. Rather, follow your most intense obsessions mercilessly.) 我想,想守護台灣的人都該想想:「台灣已經獨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論述是否讓我們修改了靈魂,放棄了追求真正的台灣獨立與自由的渴望與執著?也許,求得台灣恆久平安與幸福的最後一哩路很難走,但屈服、淡化和讓它看起來合邏輯的假性台獨思維與論述是永遠走不到目的的道路。 誠實面對自己的靈魂,從不慶祝中華民國的國慶日和台灣光復節開始吧。 作者指出,民進黨的假性台獨現狀論述,其實是維護著中華民國,保持了與中國牽扯不清的關係。示意圖/擷自總統府flickr 2021.10.10
蔡嘉凌
2021-10-12
以為是美麗的,錯誤
張亞中主張與中國統一,能言善道,在網路上圈了一堆粉。示意圖/Pixabay,國民黨臉書影片,民報合成 自從覺醒之後,任何認同中國和主張要和中國統一的政治人物,完全不必使用大腦,我就直接:「抱歉,沒興趣,下一位!」因此,9月15日之前,我只聽過張亞中這個名字,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那天,心血來潮,去看很久沒看的《政經關不了》,剛好,彭文正訪問了張亞中。聽了幾分鐘後,我繼續聽下去。老實說,願意聽下去是因為我被張亞中侃侃而談、不迴避問題、被挑戰也沒有動氣所吸引,於是我邊做家事地聽完了整個訪談。 訪談結束後,去看了看留言。果然,一面倒的正面好評,極力支持張亞中,認為他是可以讓中國國民黨改頭換面的希望! 之後,我去谷歌 (google) 了張亞中,然後,我—嚇—醒—了。 在《新新聞》於2008年11月13日1132期刊登的一篇張亞中的文章,他主張「分割公投」:「以縣市為單位,即不願意繼續生活在中華民國的人民,有權以公投的結果,從中華民國領土分割出去獨立建國。如果過半數市民同意,那麼該縣市可以「獨立」,不再與中華民國發生法律關係,結果自行負責。」(《歷史新新聞》國民黨主席選舉中的統派理論大師張亞中,曾主張「分割公投」-新新聞) 天啊,這不是幫助中國步步近逼與圍剿台灣的公投嗎? 在《政經關不了》的訪談裡,張亞中的統獨公投可是講得很迷人,很有民主素養,尊重民意。可是,他沒細說,他的公投是要這樣來分割台灣。不過,他也一再強調,他的所有論述主張幾十年來都一致不變,不論是教學或著作,都是始終如一。 在《政經關不了》的訪談裡,張亞中(左)的統獨公投講得很迷人,很有民主素養,尊重民意。可是,他沒細說的出他的公投是要「分割台灣」。圖/擷自《政經關不了》影片 一旦失去了自由,就會永遠失去 這篇刊登於《新新聞》的文章,論述內容就算是張亞中始終如一的主張吧?!不知道那些被張亞中談吐所吸引的人,究竟是否知道他要透過「分割公投」讓主張台灣獨立的縣市被包圍在「大中華」之中,成為孤島??? (沒辦法,太驚訝又太重要了,請讓我用上三個問號吧) 記得當年被說是風度翩翩、迷倒無數從南到北的台灣人的馬英九嗎?自馬英九之後,能在網路上被高度正面稱讚其談吐與氣質的中國國民黨人,大概是張亞中了吧?當年,馬英九自稱是溫良恭儉讓,現在於彭文正的節目中,張亞中於訪談最後說自己是善良,似乎自稱的人格特質也相似於馬英九。啊,好孰悉的一種感覺......終於,我想起幾乎忘記的,那擔心台灣被統一之惶惶不安的八年。 也許,「與中國統一」在台灣已幾乎沒有市場,似乎可以安心。然,台灣終究是有主權的法理問題,一天沒有解決,讓台灣自由獨立於中華民國之外,就有潛在的危險與危機,像是:出現一位能論述、氣質吸引人的中國國民黨人,就有可能再來一次馬英九時代。而台灣可以再次如當年一般幸運,逃脫被奉送給中國的命運嗎?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擔心過度,畢竟,現在張亞中也不過是要選黨主席,且未必選得上。然,就算他沒選上黨主席,他仍可以繼續努力。現在,他可以在網路上圈了一堆粉,連我都欣賞了他幾小時,就不能小覷他的潛力和影響力。 「美麗的錯誤」之形容,對於許多人來說,除了有遺憾,也有浪漫感覺,是種惆悵之美。不過,旁有時時想拿下台灣的「鄰國」,島上又有想要與中國統一的中國國民黨,美麗是不存在的。這些「錯誤」只會不斷以「讓人以為是美麗的」姿態來贏得人心。 在經歷了幾個小時的「以為是美麗的,錯誤」,我多麼希望更多的台灣人可以理解到,「反共」是不夠的,唯有台灣正名制憲,建立一個新國家,才是能夠不再與中國有任何瓜葛的長治久安之道。不然,一種如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所說的危險就可能會發生。 「一旦失去了自由,就會永遠失去。」(Liberty, once lost, is lost forever.) ──1775年7月7日,約翰‧亞當斯致妻子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的信
蔡嘉凌
2021-09-17
吳錦發《在轉角,為愛朗讀》
詩人陳千武(左)1964年發表的詩〈信鴿〉:「埋設在南洋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隱約揭露台灣禁忌的歷史,令人著迷。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Pixabay,民報合成 在我覺醒自覺為台灣人後,血很熱,開始做些自認為是守護台灣的事,像是,寫信給跨國企業、航空公司......抗議他們把台灣歸為中國的一省;或者,帶著先生參加遊行,大呼口號,希望台灣正名制憲,成立新國家,還有,拒買中國貨等等。日子久了,卻開始有一種空虛感,覺得自己只有台灣人的軀殼,沒有血肉。 我的先生是愛爾蘭裔美國人,可能還有一點法國人的血緣,不過,若自我介紹,沒有他想,他一定說,我是美國人,也就是,即使他清楚他的曾祖父母來自哪裡,他只認定自己是美國人,而且不可以說他為愛爾蘭人,要說愛爾蘭裔美國人。老實說,他生在美國,長在美國,當然是美國人,而且,他在美國受教育,學習完整的美國歷史、文學、人文地理,他的心靈歸屬和文化認同,當然就是美國,所以,不像只有台灣人軀殼的我,他是一個完整的美國人。 我當然不想當個沒有台灣血肉的台灣人,所以我讀書,認識從沒在學校學過的台灣史,讀些以前國文老師沒提過的台灣作家們所寫的書。可是,沒有帶我入門的老師,起頭就是困難,就像個無頭蒼蠅。尤其,在追求自我實現和建立家庭的年歲,哪可能再有學生時代之純粹的專注學習。總之,心有餘而力不足,我的學習進度十分緩慢。 許多年前的某一天,我意外發現了「綠色逗陣工作室」於2009年開始製作的廣播節目,欣喜若狂地進入空中學校學習,有了帶我入門學習台灣文史的老師。當2016年綠逗的廣播節目結束,悵然以為就這樣了,以後又要獨自探索學習。沒想到,2020年的某一天,發現以前在「綠色逗陣」主持「發哥開講」節目的吳錦發老師,重返廣播,以「發哥開講讀書會」繼續分享他的閱讀,講述他的情思,希望在歷史的真相和文學中的真情,台灣人可以找到歷史感。 走出禁忌 在歷史中尋找台灣標 上個月,在錦發老師朗讀一首詩的時候,我在死亡裡感覺到自己的血液溫度,看見我不曾見過的魂。 埋設在南洋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 那裡有椰子樹繁茂的島嶼 蜿蜒的海濱,以及 海上,土人操櫓的獨木舟…… 我瞞過土人的懷疑 穿過並列的椰子樹 深入蒼鬱的密林 終于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於是 在第二次激烈的世界大戰中 我悠然地活著 雖然我任過重機鎗手 從這個島嶼轉戰到那個島嶼 沐浴過敵機十五厘的散彈 擔當過敵軍射擊的目標 聽過強敵動態的聲勢 但我仍未曾死去 因我底死早先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一直到不義的軍闕投降 我回到了,祖國 我才想起 我底死,我忘記帶了回來 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啊 我想總有一天,一定會像信鴿那樣 帶回一些南方的消息飛來── 這是詩人陳千武前輩在1964年發表的詩〈信鴿〉,我從沒讀過,而且還沒聽過前輩的大名。不過,錦發老師才讀第一句:「埋設在南洋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我的心就被迷住,想知道,是怎麼樣的死、被遺忘在哪裡? 這是在學校時從沒學過的、上上一輩、台籍日本兵參與太平洋戰爭的台灣歷史。然,我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就陌生到像是他國史。如果,時間倒轉到1989年,我的高中國文老師為全班同學讀這首詩,我想,我和我的同學一定等不及想問問歷史老師這段歷史,而當我聽到阿母說起那到南洋做軍伕的舅公,幸運沒死,卻在當地娶妻生子,離棄花蓮的妻與子,就不會是不解的困惑,和不敢多問的禁忌。 台灣一直浸在禁忌裡,連解嚴後、民進黨執政過後又再度執政,依然將許多台灣人的真實苦痛經驗留在某一個時空裡,好像只想和那些過去劃清界線,作為起點,一身輕地重頭開始。而在出發點、那條線後面的事,最好安靜一點,免得破壞台灣社會的和諧,或者,讓時間慢慢帶走那些生命和故事,社會就可以更光明正大地和諧。 什麼和諧?台灣有過?難道不談歷史是我們想要的和諧?和諧,不是意見的統一,而是相互理解的感情。如果,發生在台灣的這些人和那些事,不能讓每一代的台灣人清楚知道,要如何讓人相互理解? 個人有過深刻的經驗。從小,被叮嚀要小心外省伯伯,小心到了最後,成了憎惡。因緣際會,認識了過去低階中國兵被蔣氏政權禁婚的歷史,也意識到不是每位外省伯伯都參與了1947年的二二八殘殺,因為有很多人是1949年才來到台灣的,其中,還有非常多人是被綁架、被強迫當兵而來到台灣。 忽有一想,如果,把日本的軍伕(台籍日本兵) 和中國國民黨的軍伕(外省伯伯) 的故事放在一起學習,也許,這邊的我和那邊的他,能夠從領悟一些國籍以外可以互通的悲傷痛苦,在歷史感裡找到一種能夠理解的和諧。 我們需要歷史感,一個全面完整的歷史感。《在轉角,為愛朗讀》是吳錦發老師以「場所」的概念,帶讀者閱讀不同世代的詩,學習課本不教的台灣歷史。我還沒有機會讀到書,但已在「發哥開講讀書會」的廣播中,跟著錦發老師讀了幾首詩,聽了一些故事,發現苦澀裡還有浪漫之情,若如此學習台灣和世界的故事,我們豈止會有歷史感,還會有滿身的文學詩意和帶有溫柔的人文思想。 不,這不是業配文,不過,我的確想推薦錦發老師的廣播節目和新書。不為什麼,只是純粹分享另一種學習的管道,願我們慢慢成為一個完整的台灣人。 發哥開講讀書會 | Facebook
蔡嘉凌
2021-01-05
覺醒前,要先清醒
要「維持現狀」的台灣人們哪,您們知道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是以這句「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來開頭的嗎?圖/張家銘,民報資料照 我想,在台灣,目前,甚至是好多年的未來,最不受歡迎的文章,大概是主張台灣要揚棄「維持現狀」,走向「正名制憲,建立新國家」。台灣現在的氛圍,就是要「維持現狀」,主張要「正名制憲,建立新國家」是會被指責或嘲笑,連基本尊重言論自由的態度都沒有,所以,更是沒有欲念想要了解這個主張的論述。 有人說,這是因為人們還沒覺醒。以前我也這麼想,不過,隨著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看著許多台灣人寧可不斷地去跟許多國家、公司團體、學校、航空公司抗議正名:「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或者「台灣不是中國的一省」,也不想來為我們的島、我們家,放下中華民國,正名為台灣,所以,我開始覺得,一個人在覺醒前,要先清醒。 迷迷糊糊維持現狀 沒有清醒,就無法明辨是非,沒有是非,要如何覺醒?什麼是清醒?頭腦清楚明白,不模糊、冷靜。可是,台灣人不笨的呀,發明和賺錢,是那麼地厲害,頭腦不清楚是辦不到的!所以,在國家地位名稱這件事情上,許多台灣人應該是選擇要不清醒,所以模模糊糊地「維持」妾身未明,配上可以不斷增修憲法的「現狀」,就好,也最好! 可是,要「維持現狀」 的台灣人們哪,您們知道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是以這句「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來開頭的嗎?這是全國法規資料庫的網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00002) ,您可以去查證一下,也請想想,這部不是為台灣量身訂做的憲法,我們真的只想繼續增修下去嗎? 穿件不合身的衣服、褲子或洋裝,太大,是可能造成意外,比如:打翻茶、跌倒;太小,就可能行動不便或造成傷風感冒。不是為台灣量身訂做的憲法,不會為台灣帶來問題或災難嗎?不合身的衣服,是可以縫縫補補去修改,可是,它永遠就是件破爛乞丐裝,絕不會是剪裁合身、舒服有型、永不退流行的亞曼尼(Armani) 西裝。 我想,一定會有人說,憲法和衣服又不一樣,怎能相提並論。所以,沒辦法,這又是一篇會不受歡迎的文章了。 作者提問,不是為台灣量身訂做的憲法,不會為台灣帶來問題或災難嗎?圖/擷自總統府flickr
蔡嘉凌
2020-11-04
林書豪的憤怒和醜陋的事實
不論種族,和我都厭惡歧視,我們都會堅強勇敢地為自己和別人,與不義戰鬥。這個美好的事實,林書豪沒看過嗎?圖/取自林書豪臉書 幾天前,讀到林書豪認為美國媒體和川普使用「中國病毒」只會增加外界對亞洲人的仇恨之新聞時,馬上在心裡哼了一聲。不過,心裡的一些憤怒不允許我只是「哼」了就算,被糾纏了幾天後,我決定寫寫近來的感受。 曾經我寫過〈紐約十七年目睹之怪現象〉,敘述了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中國人之生活事,那些醜陋的事實並不只是與他們當鄰居的我和家人看得到,所有的紐約人都看過。這樣的醜陋事實,看過的人都有感覺的,而在「中國病毒」肆虐全球的此時,感覺就更強烈。 前天,先生和同事路易聊天,路易非常激動地細數:中國人很愛亂丟垃圾、亂吐痰、手按著鼻子就當街把鼻涕甩在地上…,然後,現在搞到你(對著我先生說)五月也不能去葡萄牙度假,我們現在不知道要去哪裡買午餐,大家人心惶惶…。試問:有這種憤怒感覺的,只有路易嗎?所有生活大受影響(店關門、無薪假、失業...) 、親友或自己染上「武漢肺炎」的人,不會有一絲埋怨嗎? 究竟,在美國,許多人討厭中國人,是厭惡他們的糟糕衛生習慣,還是純粹歧視?當然是兩者都有,不過,請想想,誰會想要有那種隨時都有可能散布細菌或病毒的鄰居?要這樣不顧他人感受地展現醜陋行為,要如何讓人尊重你?被人討厭,不過是因為自己之低落的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林書豪,從小在美國加州長大的你可看到這個醜陋的事實?還是,你認為這樣的糟糕又噁心的衛生與生活習慣是可以接受的?因厭惡而生偏見和歧視是常發生的事,這裡不是要「責怪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而是認為衛生習慣極差的中國人不需要反省自已對公衛的威脅和對他人的傷害嗎? 關於歧視,我住在美國的時間雖然沒有林書豪久,但也經驗過不少。被歧視的確是很不舒服的感覺,有時我還會氣到一個禮拜都難以消氣。不過,我必須說,我沒有因此有「亞洲人特別容易受到欺負」的感覺。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是這個世界到處都有歧視。小時候,在花蓮,我也受過同學、鄰居的歧視和欺負;到台北讀書和畢業工作,也遇過會歧視和欺負人的老師、同學、朋友、老闆和同事。來到美國,一樣。可是,同時,身邊也一直出現善良、親切、友善、熱心的人,比歧視我的人多很多。這些好人,不論種族,和我都厭惡歧視,我們都會堅強勇敢地為自己和別人,與不義戰鬥。這個美好的事實,林書豪沒看過嗎? 今年二二八的時候,我的父親過世了。匆匆準備回台灣的時候,坦白說,在「中國病毒」猖狂之際要搭飛機,我非常焦慮,也擔心回到台灣若必須強制隔離14天,這樣我們就不能參加喪禮。若是父親慢點走,現在,紐約的疫情非常嚴重,我與先生可以輕易進入台灣嗎?可以參加告別式嗎?多少人有這種類似的擔憂煩擾,林書豪,你能想像嗎?我們若憤怒,也不過是心底痛苦的吶喊。你懂嗎?
蔡嘉凌
2020-03-21
過腦與不過腦
身分認同不是一天兩天或一年兩年,就可以養出來的,相同地,也不會幾個禮拜或數個月就忽然改變自己的身分認同,所以,真的不需「過腦」來回答身分認同的相關問題,也因此宋芸樺會在訪問中的快問快答說「最喜歡的國家是台灣」。圖/創用CC授權,民報合成 因為宋芸樺事件,第一次聽到「不過腦」這個說法,但並不難理解,馬上就連想到我們台灣人說的「不經大腦思考」。不經大腦思考過的,是一種直覺反應,算是一個人心裡的真正想法和感受,所以,細想宋芸樺的那句「對於過去『不過腦』感到抱歉」,更像是她真的愛台灣,但因為不懂得要深思熟慮、說中國人想聽的話,所以惹惱中國人,她深感抱歉。 約十年前,我經歷了一個非常大的震撼。當時我已住在紐約,進Even Start Program當家訪員,第一天上班,主任向所有同事和我們服務的案主介紹我,說我是中國人時,我馬上插話更正,說我來自台灣,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主任旋即道歉,同時,我也看見一個驚人的畫面。左邊的六個中國人,有三個人馬上面露不悅,其中兩個人發出不滿聲音,一個人還伸出手揮了一下。 老實說,我既高興我為自己正名,但我也有一許驚慌,因為,第一天相見歡,我就惹惱一半我要服務的對象。果然,從那天起,那三位中國人就不再給我好臉色看。那麼,另外三位中國人呢?其中兩位是非常內向的中年婦女,對我非常客氣。另一位,非常喜歡找我聊天,一開始,就告訴我,她是雲南擺族人。 不過,我沒有因此改變應有的工作態度,不論是中南美人或中國人,一樣認真誠懇,不管是喜歡或不喜歡我的中國人,相同的友善應對,所以,慢慢地,在我沒有期待的情況下,三位不喜歡我的女士竟開始友善了起來,最後,當初特別激動揮手的那位,竟是對我最好的人。許是,她們發現,除了我說我不是中國人,我並沒有對他們不好。 除此之外,還有幾次類似的經驗。 當平時待我非常好的超市鮮肉部師傅,發現原來我是台灣人,而且我堅持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就馬上變臉,並告訴我,你們台灣是中國的,不可以獨立,要是搞獨立,中國一定打你們。這樣的情況,發生在兩個不同的超市,但那幾位師傅的情緒反應竟然一模一樣。似乎,台灣人不願意當中國人,就會讓他們發狂,任憑本來他們是如何地喜歡我,總會特別挑好一點的肉給我。是因為我堅持不是中國人,讓他們覺得我認為中國人不好或討厭中國人嗎? 然而,我大概是所有來買肉的客人中,對他們最客氣有禮貌的,不會對他們頤指氣使,不只會與他們打招呼問好,也會跟他們說謝謝,所以,他們應該清楚知道我並沒有討厭他們。因此,我無法不思索,他們究竟從小到大受了怎樣的教育,只因為我堅持是台灣人,就激動到喊打要殺, 整張臉都漲紅了。 不過,我也發現,他們就像被附身的乩童一般,因為當激動過後,他們有如似回神後的尷尬神情,許是,任憑他們有多激動,我都沒有跟著情緒起伏和指責他們,只是告訴他們,我就是台灣人,我追求台灣獨立。是不是,生長在一個對人不尊重的國家,要求所有人共同追求一致的價值,讓人難以忍受不同的意見,甚至因為別人不接受自己的觀點,就覺得自己被否定、不被接受,於是容易心感受挫而暴怒? 在美國十多年來與中國人互動的經驗,到目前為止,還沒遇過中國人會問我:「你是那國人?」或「你來自哪裡?」他們都是直接就當我是中國人,而且,不過腦地就以他們的母語和我說話,當我是福州人或廣東人等等。 所以我猜想,他們應該不曾學習過一個概念:「不是所有黃皮膚的人都是中國人。」就像我在大學時,有位來自澳洲的英文老師對我說的「不是所有的外國人都是美國人、都會說英文。」是一樣的道理。我想,無知是一回事,是不過腦之對人的不尊重,讓人不舒服,甚至反感。 身分認同不是一天兩天或一年兩年,就可以養出來的,相同地,也不會幾個禮拜或數個月就忽然改變自己的身分認同,所以,真的不需「過腦」來回答身分認同的相關問題,也因此宋芸樺會在訪問中的快問快答說「最喜歡的國家是台灣」。只有,面對不尊重人之沒有人權的中國,得要「過腦」回答這個問題和許多其他的問題,用台灣人喜歡說的話,就是不能自由做自己。 於是,在中國人之不過腦的言行裡,看見在台灣可以不過腦地做自己,是多麼珍貴的一件事。不過,兩者之間是一線之隔,沒有尊重,馬上就從文明變成野蠻。那麼,必須思考下個問題,自由人為什麼要向不懂人權為何物的人低頭?最常聽到的答案,就是「要生存下去」,白一點的說法,就是為了「賺錢」,所以,這是「過腦」後的決定,老實說,自己的決定,就得自己承擔後果,尤其是一個自由人之過腦後的決定哪! 「過腦」,經過大腦思考,做了決定,就是展現一個人對一件事的看法,和心中所珍視的是什麼價值。當然,如前述,有些心裡很清楚的觀點、感受和喜歡的價值,則是可以「不過腦」就直覺回應。不過,在宋芸樺事件中就顯得分外弔詭和可笑,究竟是過往之「不過腦」的回答(最喜歡的國家是台灣),還是現在「過腦」後的說法(我是中國人),是心中真正的想法呢? 所以,究竟是委屈還是諂媚,我一點都不關心,因為這「過腦或不過腦」竟像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中的那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要苟且偷生,還是奮起抗爭),一樣讓人陷入沉思。
蔡嘉凌
2018-08-04
安德拉什大道60號
前一陣子,紐約天寒地凍,也正值中國國民黨在紀念蔣經國,每則相關故事新聞報導,都讓我讀到微微張嘴,而且,不知道是零下十幾二十幾度的低溫,凍了我的嘴,還是驚訝過度,以致久久合不上嘴。 比如,《蘋果日報》的報導:「蔣經國任內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王家驊表示,民進黨在圓山飯店組黨成功那天,蔣經國不知道,他向蔣報告後,蔣沈默一下,接著指示隔天召開會議;在開會現場,有些強硬派斥民進黨太不像話,一定要處理,但也有人說應該了解狀況才能動作,那天蔣等全部人都講完了才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小不忍則亂大謀。』當時蔣經國講這句話是內心非常痛,但一切還是為了國家的長遠發展。」 原來,在過去,人民組黨是件不像話的事,一個國家領導人要努力忍耐,心痛地接受。這,還真是我不知道的歷史,然,竟是中國國民黨認為值得拿出來談的感人故事。抑或,中國國民黨要提醒台灣人,現在台灣的民主自由是一位獨裁者之忍痛的賜予?所以要懂得感恩? 又如,《聯合報》的報導:「中國國民黨的發言人鍾沛君說,擴大紀念蔣經國逝世30周年,是期許藉由重溫蔣過去治台表現,提醒中國國民黨要能循蔣的足跡前進,重新爭取民眾支持。蔣經國逝世紀念日當天,會在國軍英雄館舉辦紀念大會,播放由歷史新聞畫面與蔣經國民間友人口述歷史,剪輯而成的追憶影片,從民國47年台海危機爆發後,蔣經國一連串穩定台海情勢,推動十大建設功績。中國國民黨發言人黃健豪表示,這是要讓大家從過去的歷史畫面,重新了解蔣的貢獻。」 天啊,一位曾讓大多數的台灣人噤若寒蟬的「獨裁者」,是他們尊崇的人,而且要遵循他的足跡。不過,蔣經國反共啊,這,中國國民黨打算遵循嗎? 許多人,尤其是認同傾心獨裁集權專制之價值的人,真的不懂一個事實與邏輯,很多家暴者也是能夠溫柔如紳士一般,真誠道歉、送花、擦藥、煮飯、甜言蜜語等等,做得比很多不會家暴的人都要好,但是,本質上,家暴者就是會危害家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險人物。有誰會為了被毆打後的溫柔,而渴望與家暴者一起生活?留下來、沒離開的受暴者,可是因為沒有信心勇氣,或者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甚至覺得丟臉,才忍耐吞下所有的苦痛和害怕,繼續留在那個恐怖的家。不過,家庭暴力和國家暴力還是天差地遠的不一樣,遭受家庭暴力的人,還有尋求協助與逃離的空間與機會,但面對國家暴力的時候,人民有什麼對抗的能力嗎? 去年春天,與先生到布達佩斯旅行的時候,參觀了「恐怖之屋」(The House of Terror),那真是個難忘的經驗。「恐怖之屋」,不是什麼鬼屋,但以台灣的民俗文化觀點,它絕對集聚了深重的怨氣,陰氣很重,所以,某種程度來說,也算鬼屋。 「恐怖之屋」在安德拉什大道60號(60 Andrássy Avenue)。安德拉什大道,如台北仁愛路,綠樹成蔭,非常漂亮。然,這條大道可不只有浪漫的綠意,還有美麗的建築和悠久的歷史,在2002年被列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Site)。這條大道,1872年開始動工,1876年完工。大道上的新文藝復興式的宮殿和華屋,是綜合前三名競爭者的計畫案,由匈牙利和一些銀行提供資金,讓當時最傑出的建築師來建蓋,於1884年完成大部分的建築,貴族、銀行家、地主和古老家族就陸續入住。1885年,以主要支持這個計畫的首相 Gyula Andrássy 的名字來命名這條大道。現在,這是布達佩斯的重要購物大道,有別具風情的咖啡館、餐廳、劇院、名牌精品店和大使館等等,除此之外,還有著名的「匈牙利國家歌劇院」(Hungarian State Opera House)、「高大宜‧佐爾坦紀念博物館和檔案」(Zoltán Kodály Memorial Museum and Archive,匈牙利音樂家)、「匈牙利藝術大學」(Hungarian University of Fine Arts),以及惡名昭彰的「恐怖之屋」。 (恐怖之屋的外觀,作者提供) 啊,那無人不知的60號,會讓四五十歲以上的匈牙利人打哆嗦的安德拉什大道60號。然而,若靜靜站在外頭,甚至走到對街觀看「恐怖之屋」,會覺得那是一棟建築設計感極佳的博物館。當天氣晴朗,陽光普照大地的日子,可以看見TERROR(恐怖)的光字落在建築物上。走進博物館後,依照他們的設計順序方向參觀,則會驚艷他們的巧思,那燈光、音樂、照片、紀錄片、自述經歷影片等等,讓人一步步陷入過去匈牙利人的悲情痛苦裡。最後,從沒想過的極致創意,讓人真有落入地獄之感。 他們將電梯下樓的速度調得特別慢,四層樓的高度,卻要人待在電梯裡約兩分鐘。因為,在電梯裡會觀看一段影片,一位曾在這棟樓擔任警衛的人,敘述當年祕密警察怎麼刑求和殺人。當他講完,我們也到了地下室,一個真可以叫它地獄的地方。這裡有軟墊房、獨居房、一般房、水刑求室、電擊室和吊刑室。被送到這裡的人,很少人可以活下來。 1944~1945年,德國納粹黨的附屬黨──匈牙利箭十字黨(Arrow Cross party)主政。在1944年,約七個禮拜,就以147列火車將437,000的猶太人送到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箭十字黨在短暫的主政期間,屠殺10,000~15,000人,多數為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塞爾維亞人。另外,將80,000人送到奧地利的集中營。安德拉什大道60號就是箭十字黨的指揮總部,他們在地下室裡殺了好幾百人。 1945年,蘇聯紅軍入侵匈牙利,立即成立顧問團,大部分是政治官員和軍事情報人員。他們的任務是在匈牙利建立一個會和蘇聯當局合作的行政體系,所以成立臨時政府,讓幾個匈牙利溫和的政黨代表加入,然後遵循同盟國的要求,進行民主選舉,於是,同年,蘇聯讓匈牙利自由選舉,「獨立小農黨」(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Party)大勝,獲得57%的選票,蘇聯共產黨支持的匈牙利共產黨僅得17%的選票。 不意外地,蘇聯總指揮官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拒絕讓獨立小農黨成立政府。在伏羅希洛夫的施壓下,獨立小農黨和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全國農民黨(左派農民黨)組成聯合政府。1946年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國,整個國家變成共產黨在操控,並成立國家安全局(簡稱AVH),即秘密警察,總部設在安德拉什大道60號,在這棟樓裡從事情報工作,以及訊問、刑求和處死他們的政治敵人。秘密警察常在半夜開著黑色車子去抓人,人們害怕那些夜訪者和他們的按鈴,所以發明了一個詞:鈴聲恐慌(bell-panic)。 1947年開始逮捕獨立小農黨的重要領袖們,指控他們預謀叛國。然而,同年舉行國會選舉,共產黨居然還是落敗,於是讓蘇聯決定改變策略,以加速匈牙利共產黨能夠掌權執政。因此,脅迫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合併成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Hungarian Working People's Party),由共產黨主導。當然,反共產黨的社會民主黨之重要領袖們,就被迫退黨和逃亡國外,總統也換上完全聽話的人。終於,沒有絆腳石,1949年匈牙利國會通過仿蘇聯憲法的匈牙利憲法,更改國名為「匈牙利人民共和國」(Hungarian People's Republic)。1989年共產專政結束,更改國名為「匈牙利共和國」(Republic of Hungary),修改憲法保障人權。但是,要到1991年,蘇聯軍隊才完全撤離匈牙利,真正結束共產黨對匈牙利人的迫害。 共產專政的40年,匈牙利成了人間煉獄,血淚不曾停流。約有600,000的匈牙利人被分送到各個勞改監獄,這些監獄延著俄國鐵路線分布,直達到西伯利亞,有超過一半的人死在勞改監獄;有四十萬的農民被處死;數以萬計的人因被懷疑或安罪名而被關進牢,若被送到安德拉什大道60號,幾乎沒有人可以活下來。 (恐怖之屋內展覽受難者照片,作者提供) 倖存者Laszlo Regeczy Nagy,被拘禁在安德拉什大道60號七個月,每天只看到警衛和訊問者。在白天經歷了大折磨後,非常需要睡覺休息,然而一整晚不斷地被叫醒好幾次,絕不讓他好好地睡覺。白天的折磨是怎樣子的呢?讓我們從也是倖存者的衛齊爾茨修道院(Zirc Abbey)的修士Vendel Endrédy之敘述來了解: 1950年被捕,首次訊問,就被折磨18小時,我被電擊(三級高壓電流),被要求踮腳尖站在有很多鐵釘的木板上,兩側則有熱鐵板。我徹底崩潰,也了解到這些國家安全部(State Security Department,ÁVO)的人不是要讓我當烈士,而是要摧毀我的意志,變成卑鄙的人。18小時之後,我被送到安德拉什大道60號,然後要我站在冰涼的石板上,脫光我的衣服。牢房裡只有一張床,覆蓋著厚厚的塵土。頭兩個月,我沒有棉被,整夜被燈照著。我只能以外面街上的聲音來判斷日夜。我坐在床上時,不能靠牆,獄卒會時常從門上的小孔察看我。我會被帶到一個房間,被脫光衣服,在國家安全部的人面前不斷地蹲下與站起,每次在徹底虛脫崩潰的時候,我會跪下來親他的腳。後來,我被送到2 x 1.3米大的懲罰室。汙水管比床高,在床之上,不斷地滴下汙水,只有一小區域能夠坐下,所以在那兩個禮拜我不靠牆地坐著睡覺,還是一樣沒有棉被。這時是十一月(匈牙利的十一月平均溫度,夜晚可到攝氏0度,白天約在攝氏5~15度)。 我想,一定沒有匈牙利人會願意再被獨裁殘暴的箭十字黨和共產黨統治,血淋淋的歷史就在記憶裡,忘不掉的。若沒經歷過恐懼痛苦折磨的年輕孩子,只要父母師長帶他們去參觀「恐怖之屋」,也必然沒有人會相信獨裁殘暴的箭十字黨和共產黨。在「恐怖之屋」裡,絕沒有許多台灣媒體的那種為兩蔣和中國共產黨擦脂抹粉和美言稱讚的錯亂和良心泯滅。甚至,匈牙利國會大廈前的廣場地下室,也展示這些歷史,販賣小冊子,要告訴世人1956年抵抗共產黨未成的革命。 (匈牙利1956年革命文宣品,購於匈牙利國會前的廣場地下展覽室前。作者提供) 即使,穿流布達佩斯的多瑙河已被汙染到不再碧藍,然而,在那四十多年裡的是非對錯,絕對在匈牙利人的心底澄清如水。也許,一些對中國共產黨有美麗幻想的人都該到布達佩斯走一遭,走進安德拉什大道60號,就懂得,現在的圖博人、東土耳其斯坦人、法輪功會員、維權律師、民運人士、李明哲和劉霞等等,有多恐懼和痛苦。讓人可以有尊嚴地好好活著的民主自由價值,絕對不是錢可以買得到的。也因此,我還真沒聽過,冰島、希臘、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愛爾蘭在過去面臨破產的時候表示,對民主體制感到失望,轉頭懷念過去的獨裁者,想要以威權統治來救國家經濟。 最後,老有個疑問:中國國民黨為什麼無法勇敢放下過去,拒絕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重生再起? 作者:蔡嘉凌 花蓮人,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畢業。曾任友緣基金會之附屬兒童托育中心老師,台北市立婦幼醫院兒童心智科社工。婚後和先生住在紐約,曾任Reach Out and Read之在醫療診所候診室陪孩子讀書的志工,因此之緣,成了AmeriCorps的社區志工,進入幫助弱勢新移民家庭的Even Start Program,擔任家訪員。現在是很喜歡寫作的全職家庭主婦。
蔡嘉凌
2018-02-07
他們的村,我們的島
我很害怕恐怖的東西,所以幾乎不觀賞這類型的電影。然而,一部在2004年上映的《陰森林》(The Village) 是個例外,為我深深喜愛。因為這部電影從一開始,就散發一種難以形容的迷人氣質,而所謂的驚悚,也在能夠接受的範圍,所以讓我不停地觀賞到結束。等整部電影看完,卻一點也不覺得它是驚悚片,還深深迷戀上它;甚至每當心情受挫,或對世事略感失望,就會拿出來再次觀賞,到最後意然能夠清楚記得一些對話。或者,其實該說,我迷戀喜愛的,是那些輕撫靈魂的對話與激勵人心的想法。 電影一開始,從村民的穿著與生活型態,讓人以為那是發生在十九世紀的故事。其實那是一群二十世紀的人。村裡的長老們,因為父親、丈夫、兄妹等親人被冷血殺害,對現實世界感到失望,當中一位賓州大學美國史教授艾德華,有錢、有關係、有背景,提供出一塊土地,與大家一起離開原本生活的社會,過起簡單如桃花源般的生活。 除了不願與外界互動,也為了防範後代對外面世界好奇而想要離開,致使外人發現他們的村落,所以艾德華教授根據野史裡的一些鄉野傳說,編造一個森林裡有恐怖怪獸的故事,讓村民對野獸懷有恐懼與敬畏之心。而且,這些創立村落的長老們,也將他們心裡的創傷,轉化為「紅色為壞顏色」的意像,作為全村的禁忌,以致連屋子旁長出紅色的小花,都會立刻摘掉掩埋。 是的,他們憎恨犯罪惡行,不想再看到紅色的血從他們的親友與後代身上噴流出來。只是,人啊,人性哪,那些與生俱來的七情六慾,任憑活在單純的環境裡,人心仍無法單純,即使是個傻子諾瓦,也會有愛有恨。 連話都說不好的諾瓦,好喜歡聰明活潑體貼的眼盲姊姊艾碧,可是艾碧姊姊喜歡的是魯修斯,一個內向安靜的青年。他關心村民的安全與健康,希望長老們可以允許他外出鄰近小鎮採買新藥品,以免有人生病無藥可救。 只是,最後到小鎮買藥的卻是盲眼的艾碧,也就是艾德華教授的女兒。因為傻子諾瓦嫉妒魯修斯將和艾碧結婚,拿了一把刀往魯修斯的肚子狂刺,若沒有急救醫藥,魯修斯必死無疑。所以艾碧請求父親讓她去小鎮。其他長老們當然不同意,但是艾德華說:「當初我們離開的目的是什麼?不要忘記,是因為失去對於良善與正義的希望。」但是,其他長老們仍認為讓艾碧去小鎮買藥會危害他們所建立的一切,儘管會導致一位正直青年枉死。 (電影《陰森林》劇照,圖/狂熱球電影資訊網 ) 想想,許多台灣人的想法與這些長老的意見還真像啊。根據民調,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想要維持現狀,不想改變。甚至,也和長老們有類似的感受,不想要流血,同樣對於「紅色」有禁忌般的恐懼。只不過長老們害怕的紅,是犯罪奪命的象徵。台灣人害怕的紅,是霸道邪惡的赤色中國。 老實說,誰不想要安全與和平的生活?只是,似乎難以心想事成,我們的世界總是不斷有著恐怖的犯罪與難以避免的衝突。《陰森林》故事裡的長老們,即便有幸創造一個理想世界,仍無法避免他們想要躲避的邪惡犯罪,甚至還要為簡單生活付出代價,一個小病就能奪走親人生命,最終只得承認,不論在外面的世界或者他們的村落,心痛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那麼,面對惡霸中國,我們台灣人必須承認什麼事實呢?中國要定台灣、威脅台灣,就必須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算是最弔詭的邏輯與思維,因為這世界永遠在變,「變是唯一不變的現狀」。看看追求反璞歸真的長老們,他們也無法讓自己所建立的小村落維持現狀,要躲避的邪惡犯罪仍發生在他們的桃花源。許是他們尚未真切理解、或是自我蒙蔽,妄視人性的強大力量。我們台灣人呢,在想要「維持現狀」的意念裡,尚未真切理解的、或是自我蒙蔽的,又是什麼呢? 台灣憲法學會理事長許慶雄教授曾解釋,「維持現狀」就表示「台灣是屬於中國的」,對於台灣與中國的歷史有了解的許多外國人,也持同樣的觀點。簡單來說,持著「中華民國」的國號,用著「中華民國憲法」的台灣,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取代中華民國」這件國際已認證的事實,不等於是向世界承認與宣告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嗎? 根據今年四月「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民調,74.5%的民眾認為台灣現況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79.9%偏向維持現狀,若不能維持現狀,62%支持台灣獨立成一個國家,21.2%支持與中國統一。這個民調顯示了許多台灣人是矛盾的:既認為台灣現況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想要維持這樣的現狀,卻又說,若無法維持現狀,就支持台灣獨立成為一個國家。台灣獨立到底是現狀還是期望呢? (圖/民視台灣學堂) 恐怕多數人心底早知道也默認:「台灣還不是真正獨立的國家」吧?因為害怕、不肯誠實面對可能發生的戰爭,所以情願選擇虛假的「獨立現狀」來逃避現實。反正這份虛假還是有國歌、國旗、護照、貨幣等等,雖然偶爾有人在旅行時遭遇麻煩,但若不作奸犯科就不會被送到沒有人權的中國,不幹些被視為顛覆中國國家政權的事,也不會惹上如李明哲所遭遇到的恐怖麻煩。所以,維持虛假的獨立現狀,大致上還是可以過得好好的,何必自尋煩惱,製造麻煩? 回頭看《陰森林》,長老們所追求的「純真」價值被挑戰後,他們最後的反應是反省、是勇敢面對、是放手一搏。聽聽艾碧的父親怎麼說:「我已經無法再看到另一個和奧古斯一樣的傷心眼神,只因為不合理。太痛苦了,我已經無法承受。你們認為是誰會繼承維持這個地方、這裡的一切?你們打算永遠不死嗎?是孩子們,艾碧和魯修斯,他們才是延續生命和主導未來的人。是的,我在冒險,我希望自己永遠可以為了正義和正確的理念而犧牲。如果我們不作這個決定,我們就永遠不能自稱清白純真,而這就是我們在這裡所要保護的價值──純真。我還不打算放棄!」 剛失去兒子的奧古斯則說:「讓她去吧!如果因此這裡就要結束,就讓它結束吧!這個地方之所以美麗,就是我們能夠靠近希望。我們無法逃離心痛,我的弟弟在城裡被殺,其它的家人都死在這裡,現在我們都了解了,心痛是生命的一部分。艾碧要尋求希望,就讓她去吧。如果這是個有價值的地方,她所要尋求的就會成功。」 我們台灣呢?我們該反省什麼?要勇敢面對什麼?能大膽一搏嗎?要輕易放棄許多先人承先啟後,經歷監禁刑求、流血喪命所贏得的自由民主嗎?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原則,甚至要「維持現狀」,不就像是默默地放棄我們的人權和尊嚴,把自由台灣奉送給獨裁中國,我們意識到了嗎? 《陰森林》故事裡的長老們最後都同意艾碧跨越森林外出買藥,同時也覺得讓眼睛看不見的艾碧去,不會太殘忍嗎?但艾德華說:「她比村裡的多數人都還有能力,而且,愛引領著她。這個世界是因愛而運轉,也在愛之前,敬畏地跪下。」多動人哪!愛,才是天地之主宰、生命之根源。 台灣人啊,我們對台灣的愛,能夠讓我們走出「維持現狀」的思維而獨立建國嗎? 作者:蔡嘉凌 花蓮人,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畢業。曾任友緣基金會之附屬兒童托育中心老師,台北市立婦幼醫院兒童心智科社工。婚後和先生住在紐約,曾任Reach Out and Read之在醫療診所候診室陪孩子讀書的志工,因此之緣,成了AmeriCorps的社區志工,進入幫助弱勢新移民家庭的Even Start Program,擔任家訪員。現在是很喜歡寫作的全職家庭主婦。
蔡嘉凌
2018-01-10
在奈良尋找一隻豬
走出小店,我忽然想起許多台灣人常以「狗去豬來」述說二戰後台灣的悲情歷史。若根據邱吉爾所言的「豬平視眾生」,以及研究顯示豬其實聰明又愛乾淨,那麼,「狗去豬來」或許對豬是誤解而錯用了。
蔡嘉凌
2017-11-29
我的綠是色盤上沒有的綠
在上台北讀大學以前,我並不知道那些地痞流氓是中國國民黨為操縱台灣而暗暗支持的合法惡魔。不曉得原來黨國的骯髒比溝仔尾的流氓更齷齪,是群魔之首。
蔡嘉凌
2017-11-14
奈良公園的鹿和平城宮跡
幾回夏季,與先生到婆婆於賓州(Pennsylvania)鄉下的活動房子(trailer)待幾天,以逃離紐約城裡的磨人熱浪。其實,那樣酷熱的夏天,即使到了綠意一片、有參天大樹的鄉村,還是躲不了熱氣,不過,因為空氣的味道不一樣,有了植物與動物的氣味,於是沒了赤熱的窒息煩躁。 除了空氣讓人放鬆,每日傍晚到小鎮享用晚餐後,在日頭落到僅剩餘光之際,開車到靜謐樹林間尋找修長優雅、還有幾分可愛的鹿兒身影,則是另一種盛夏歡愉。不過,「噓…」要靜靜悄悄地,可不能大聲地說話喲。大自然裡的鹿,很警覺的,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會開始移動,快速而輕盈地消失在你的眼前。 十月時,帶著過往尋美的記憶心情,我們去到了奈良,要去看看那聞名於世、允許人類親其芳澤的鹿。老實說,當機場巴士經過奈良公園時,看見遊客們餵食與撫摸鹿的模樣,我是興奮的。然而,隔天,與先生從旅店散步到奈良公園,慢慢地、漸漸地,我難過了起來,心底有一抹哀傷。 奈良公園裡,往東大寺(Tōdai-ji)的一段路,遊客如織,因此聚集了很多鹿。這些鹿因旅人而來,幾乎只待留於此,讓人們餵食他們,或追著人討食。幾次,驚見一些鹿為了吃到鹿餅乾,竟有對人不斷點頭的求食行為。甚至,還見到一位俄國中年婦人以馬戲團訓練動物的姿態在對鹿說話與下指導令,而那隻鹿為了那一片薄餅,聽令點頭,乖得像隻被豢養的禽畜。 (圖/東森旅遊雲) 事實上,這些鹿看起來不大一樣,身上的毛較髒而黯淡,較有體味,少了些活力,也沒了靈氣。這份感受,並不需要與過去我在賓州鄉村看見的鹿相比,只要往奈良公園外的原始森林走,就會看見對人類比較有警覺感的鹿,努力吃著他們本來的主食(樹葉),和一些偶然的好料,如水果(現在有落地柿子可吃呢)和蘑菇。多次,與未參與奈良公園的十月初鋸鹿角活動的公鹿相遇,他們和我,動也不動地對望,許久。淡淡的優雅中,他們還有幾分傲然的氣質,是因為仍保有代表其身分的鹿角嗎?還是因為,他們自己覓食,不需搖尾乞憐? 隔天,我們依然步行,往西,走在景緻迥然不同的街道上,要去拜訪「平城宮跡」(Heijō Palace)。 西元710年至794年之間為日本的奈良時代(Nara period)。平城宮就是當時的皇宮。以中國唐朝建築模型於平城京(即今之奈良)的中央偏北方處所建蓋的平城宮,除了作為天皇的住所,也是官員辦公和舉行典禮儀式的處所。在遷都平安京(Heian)時,建築的某些部分可能被拆下帶到平安京,其餘部分可能因為祝融之災或其他因素而消失,然後漸成為農地。1899年(明治時代,西元1868~1912年),建築史家關野貞(Sekino Tadashi)和歷史民族志學者開田真千(Kida Sadakichi)發現了此遺址。1922年,日本政府定為史跡。而後,根據仍保存得相當完好的地下遺址和相關史料資訊,開始重建平城宮。1998年完成朱雀門的復原工程。同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單,為日本第一個登入世界遺產的考古遺跡。第一次大極殿(First Daigokuden)於2001年動工,2010年完工。其餘復建工程仍在進行當中。 (圖/維基百科) 相對於奈良公園的熱鬧,平城宮跡就顯得冷清。而且,不只訪者稀少,約九成五的訪客都是日本人,顯然地,這是個日本人較有興趣的地方。是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有重要意義之故嗎?還是純粹喜歡或關心自己國家的歷史? 旅行期間,於不同的兩天,天晴和天陰,參觀與路過,發現平城宮跡的訪客委實不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似乎對此史跡興趣缺缺。是君主專制的歷史不討喜?與其參觀認識那一套世界已普遍遺棄的政治制度之歷史,不如去餵食可愛的鹿?不過,當那天我站在如荒野般的平城宮跡的一隅,想像一千多年前,於那塊地上的人類活動,然後想起前一天所見──鹿向人點頭如稱臣般地乞食,我的心不禁打顫了起來。人對君王朝拜與鹿向人類點頭以獲得食物,有什麼不同呢? 近兩百多年來的時間裡,人類受夠了人生而不平等的社會階級制度,以及厭惡任何不公義的思想行為,奮力推倒掙脫君王、獨裁等能夠強奪人之生命與尊嚴的權力,也努力學習做個有骨氣的自由人。然而,在面對世上的生物時,我們許多人卻異常地傲慢,猶如君王,好似獨裁者,要動植物臣服於我們的意志與需求。我們的確是在聰明才智上優越於許多其他生命,然,卻不表示我們可以「想要」征服他們。如果,容許這樣的思想居留於心,我們不過是自以為懂得民主、自由和人權(生命權)真義的自大無知者,而且,我們也會因為某些因素而允許、接受獨裁者、共產黨人來操控我們。 如果,有一天,您若去了奈良,走進森林吧,去欣賞一隻鹿本有的氣質丰采。 作者:蔡嘉凌 花蓮人,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畢業。曾任友緣基金會之附屬兒童托育中心老師,台北市立婦幼醫院兒童心智科社工。婚後和先生住在紐約,曾任Reach Out and Read之在醫療診所候診室陪孩子讀書的志工,因此之緣,成了AmeriCorps的社區志工,進入幫助弱勢新移民家庭的Even Start Program,擔任家訪員。現在是很喜歡寫作的全職家庭主婦。
蔡嘉凌
2017-10-31
偶遇
蔡嘉凌 家管 拉著沉重的購物車,走在狹窄的人行道。好靜,好安靜的一條小街,靜到我能聽見翻轉在腦袋裡的思緒。忽然,有一樂音從後飄了過來,是男子的粗嗓低低哼著歌。忍不住,我轉頭一探。 是位看起來很悠哉的中年大叔,在我的後頭慢慢騎著腳踏車。我讓出一個他能騎車而過的空間,然後他對我說了些話,我聽不懂,但我想那是「謝謝」,所以我以「You are welcome.」回應。已在十步之遠的大叔馬上伸起右手揮了揮,他說:「Thank you!」我咯咯地笑了起來,大叔的有趣和友善有禮,委實讓人開心。 大約半分鐘後,大叔下了腳踏車,轉頭看了我一眼。不一會兒,我走到他的面前,他對我說了句話,我面有難色地跟他說:「我聽不懂耶!」 他笑了:「我說廣東話『買菜』。」 聽懂話的我很高興:「對!對!買菜。」 「台灣人嗎?」 「你怎麼知道?」沒想到大叔會這樣出招問話,我既驚訝又歡喜。 「妳的口音啊!我認識一些台灣人,也有一位要好的台灣朋友,你們台灣人都很溫柔、有禮貌,跟中國人不一樣。」 數秒之久,我看著大叔,感到無比光榮,也有一點點害羞。挺直了背,我跟大叔說謝謝。 接著,大叔跟我談起「忍耐」的人生哲學,我實在一頭霧水,不懂為什麼要聊「忍耐」,是因為他認為溫柔有禮貌的人特別懂得忍耐嗎?好吧,談就談啊,聊天也算是我的長項和嗜好呢。 不過,我一點都不同意凡事要忍耐的觀點。我跟大叔說,要看情況來決定要不要忍耐。當有人在欺負人、侵犯他人權益的時候,怎樣都不能忍耐,要勇敢迎戰爭取。因為今天他們這樣欺負我們,我們忍耐吞忍,他們除了會得寸進尺、更毫無顧忌地繼續欺負我們,而且之後還會再去欺負更多人。所以面對這種情況,我絕對不忍耐,一定據理力爭。 正在把腳踏車綁在路邊的大叔,邊聽邊點頭,肯定認同的神情也浮現了。而我,想起台灣社會一直有許多勇敢的人與不公不義的人事物在抗爭,所以台灣得以從專制恐怖國家慢慢變成自由有人權的民主國家。也想到,自己來到紐約後,被歧視或欺負時,就算說著破英文也要努力奮鬥爭取自己的正義的一些過往事…再次,我的心底又升起碩大的驕傲感。 該回家了,購物車裡有兩條魚呢。要跟大叔說再見,一時卻找不到任何一句中文可以適切表達我的心意,就說英文吧! 「Have a good day!Bye-bye!」 「You, too!Bye-bye!」站在腳踏車旁的大叔,笑容滿面。 後記: 寫完此文時,剛好是中國六四事件的二十七周年。偶然在《自由時報》讀到一則新聞,文中提到,新黨王炳忠先生在其臉書發表對六四的看法,認為群眾運動從來無法解決問題。不禁想問:他生長在台灣嗎? 如果生長在台灣,台灣由專制集權的恐怖國家慢慢轉變成自由有人權的民主國家,就是無數大大小小的群眾運動推成的結果。他真不知道? 殘暴、迫害與剝奪中國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權利的惡魔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人的禍害、大問題。那些從以前到現在,前仆後繼,希望中國可以慢慢改革變成自由國度的勇敢中國人,他們的人生因為自己對普世價值的信仰與追求而變得黑暗痛苦。若幸運,有人得以逃離魔掌,嚐到自由的滋味,卻又要被折磨永不得與親人相見。到底,誰才是製造問題與悲劇的邪惡之靈? 還有,如嘲笑般地說吾爾開希想要Nike鞋、和女友有足夠的時間去酒吧,如今中國無數個城鎮都能實現這些願望云云。這種說法,真像拿刀直捅人的心,殘忍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只是,竟還有更恐怖的,是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污衊六四事件為一場有心人蓄意計劃的流血運動。身處民主自由世界批判渴求與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人,不可怕又可惡嗎? 腳踏車大叔,這就是不可以「忍耐」的時候,而且我知道您也會再次點頭認同我。
蔡嘉凌
201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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