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二十五歲時寫了《少年維特的煩惱》，一舉成名。他的成功並非倖致。高人一等的智慧和才華、歐洲高度文明的環境，加上他健全的心智和長壽，讓他後來不但成為法官，克紹箕裘，也成為舉世聞名的詩人和文學家。他在年輕時，一方面承受父親要求學習法律的重大壓力，一方面叛逆追求文學和愛情。幸運的是，他足夠堅強和聰明，在理智和情感的衝突中，以及理想和現實的壓力下，承受得了矛盾的磨難，使他最後能魚與熊掌兼得。可是在當時，「少年維特的煩惱」卻導致許多年輕人輕生自殺。他的著作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只是一本他的自傳體戀愛小說。但是在德國「狂飆時期」（1767-1785）的時代背景下，描寫人類與生俱來的情感和啟蒙運動強調的理性的矛盾，故事最後以自殺悲劇收場，撼動當時的社會價值觀。正好暗合當時的文學革命精神。使這本小說成為世界名著。

我在《人人話經典》讀到評論者以無比深沉的感嘆文辭作為這篇評論的終結：「歌德說如果沒有了愛、沒有了情，我是寫不出甚麼東西的」。最後的一段寫得太好了，讓我不得不全文抄錄如下，當作我自己的「狂飆時代」的結束：「這本書最後落下一枚句號，就代表歌德與他的少年正式告別。這段愛情就此埋葬。而將書頁闔上後，維特便活在我們每個人心中，成為對愛情、對生命最佳的註腳，代替我們在困頓與失敗中，又死去了一點點。」當時歌德只有二十五歲，他還沒能領悟人生的境界。至於那些自殺的年輕人，更不可能讀到這篇評論者的這段敘述。我們甚麼時候能夠遠離這種「不成熟的智慧的危險」，即使是出自歌德這樣偉大的作家。

儘管時空環境與當下台灣年輕人面對的「狂飆時代」或許有所不同，年輕人的苦悶和煩惱，在人性的本質上並無太大差異。為人父母的，可以用愛子心切來試圖了解這一切。為人子女的，也不妨試著了解父母為什麼僵固威權。

台灣人從1895年開始受到日本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雖然正處於「文明開化」的時代，但對文明相對落後，性格柔弱的台灣人來說，無法消受日本文化的威權和嚴厲。難免產生文明的衝突。這一段五十一年的痛苦適應期，在剛剛已經吸收內化了日本文明的年輕世代（十六歲到二十出頭），卻在1945年突然面對另一次命運的轉折。一個仇視日本人，把台灣人當「日本皇民」對待的國民黨外來政權來台接收。以前面對的是向上提升難以消受的「文明的衝突」；現在面對的是向下沉淪，帶著種族仇恨的「文明的衝突」。台灣人何辜？

生長於1945到1987年的年輕人，他們可能是現在年輕人的父輩或祖輩。雖然也接受了美式文化開放和自由的觀念，但是他們揹負了兩種「文明衝突」的威權統治，為時超過七十到一百年。他們還揹負了上一代僵固的「儒家倫理」的重壓和下一代正值青春叛逆期要求「自己做主」的時代潮流的衝擊。他們大半都順從美國文明的模式，半遺憾半容忍半祈禱，放任年輕人的叛逆。我們的父母不也是如此的嗎？

現在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柯文哲獲得年輕人的「喜愛」。這莫不是台灣年輕人正處於類似「狂飆時期」的苦悶和煩惱中？只是柯文哲惡意利用了這個「時代的危機」，煽動年輕人不滿情緒，謀取自己的私利和野心。這和年輕的歌德用自己的感情風暴經歷，試圖找到情感和理性的出路，動機完全不同。台灣的社會還沒有像歌德的評論家一樣成熟的心智，足以評論這個台灣的「狂飆時期」，「代替我們在困頓與失敗中，又死去了一點點。」從而我們能為自己建構一個成熟的新生命。

如果柯文哲還沒長大，我們願意像理解歌德一樣來評論他，也拯救這個「時代危機」。但是願台灣年輕人長大！波斯詩人Rumi有一首短詩這樣寫著：

Like a thief

Reason sneaked in and sat amongst the lovers

eager to give them advice.

They were unwilling to listen, so reason kissed their feet

and went on its way.

我正在書寫的《生命之書》，在2022年五月五日凌晨寫著：「活著是為了解決困惑、終結哀傷、反擊痛苦、變得更勇敢、更堅強」。今天要添加一抹感性的色彩：「更包容、更瀟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