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份子屠殺了中國人

 

國民政府在1938年召集了國民參政會,是在國民黨的訓政體制之下,對於被壓抑的所有政黨與非政治性的政治勢力提供一個能夠合法運動的場所。共產黨、國民黨。國民參政會。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國民政府在1938年召集了國民參政會,是在國民黨的訓政體制之下,對於被壓抑的所有政黨與非政治性的政治勢力提供一個能夠合法運動的場所。共產黨、國民黨。國民參政會。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一、作者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

各位讀者看到這個題目或許會覺得很奇怪。因為作者是個台灣人,所以要寫個文章,也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怎麼會去寫中國的知識份子呢?其實,作者寫這篇文章,基本上還是以台灣為出發點。由於中國影響台灣非常的大,所以我從留學日本開始,就不斷在看中國史有關的書。作者其實很希望台灣與中國是個好鄰居,互利互益。可是自1949年以後,台灣與中國之間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對峙的局面,共產黨發動古寧頭之役大敗,保住了台灣。台灣為了抓匪諜,產生了白色恐怖。儘管1978年,鄧小平採取開放政策。但中國從來不放棄武力犯台,使臺灣在二戰之後,始終成為國際政治所關注的問題。也因爲著個緣故,我始終想要找出問題的關鍵點,看能否開出一個處方箋來解決台灣與中國的問題,而且這個解決必然是以人民的福祉為主。

二、中國的問題何在?

從洋務運動開始,到戊戌變法的失敗,乃至辛亥革命的清國滅亡,宋教仁籌組國民黨想走議會民主制而被殺、孫中山周旋於軍閥當中,欲借軍閥力量統一中國、袁世凱稱帝失敗、軍閥混戰、最後孫中山與蘇聯合作,聯俄容共,造成蔣介石412上海屠共,蔣介石形式的中國統一。但因爲中日戰爭,蔣介石最後輸給共產黨,逃亡台灣。作者其實一直想要在這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找出《何以中國人殺來殺去》的理由。其實原因很多,作者此次就從「國民參政會」的研究來討論這個原因。

三、中國讀書入的傳統

「學而優則仕」這是中國讀書入的傳統。傳統的讀書人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在朝爲官。如果無法如願,那麽,就退居鄉里、隱居度日。中國的讀書人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少數有骨氣的士大夫,敢批判時政,甚至以死相諫,要求政府推行仁政。但是,當社會不安、經濟衰退時,中國的讀書人大概都沒有社會科學的知識,於是當人民借宗教理論起而反叛時,則人民成為為官者所應平定之刁民,乃理所當然。從中國史的發展模式來看,知識份子帶頭率領人民進行社會改造,是不曾發生過的事。所謂為官者乃民之父母,敢不服從者即是刁民。

四、中國知識分子重蹈覆轍

然而東力西漸,此洋夷非舊日之夷狄之屬,清廷大官乃發起洋務運動,但卻不幸敗於甲午戰爭。此後中國持續內亂,真正以強而有力的權力牢牢控制中國百姓的是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

然而在1912年至1949年中間,何以看不出中國知識分子有任何作為呢?其實,如果我們翻開民國史,你會發覺一個事實,那就是:拳頭大的人,聲音最大,沒有槍桿子,就沒有發言的空間。中國史上只要政治沒有定於一尊的時候,最後決定一統者一定是槍桿子最大的人。而擁有槍桿子的人,如果過多的話,那麼一定要經過一段的比拼,才能推出最後而且權力最高的勝者。一旦天下底定,中國的讀書人就再度用儒家倫理重建政治道德。這個模式在民國初年亦不例外。袁世凱之後,軍閥武力割據,就連中山也要與西南軍閥合作,組織軍政府,展開護法運動。

只是與傳統中國史不同的是,列寧的共產國際找上孫中山,提供了最多、最新式的槍桿子,讓蔣介石一路北伐順利,並展開對共產黨的圍剿,直到西安事件,中國形成第二次的國共合作。其實就在國共鬥爭之際,讓我們看到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儒家性格,如果允許作者講一句難聽的話,那就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幫助國民黨或共產黨為孽,讓兩個政黨來屠殺百姓。

如果要講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大結合,就該講抗日時期的「國民參政會」。盧溝橋事件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全面對中國展開侵略,於是國民政府就在1938年召集了國民參政會。這個國民參政會並不是民主式的代議組織,也不是使民眾反映其意志至政治的真正機構,而是在國民黨的訓政體制之下,對於被壓抑的所有政黨與非政治性的政治勢力提供一個能夠合法運動的場所,而這個場所也就成為一個原因讓民主運動之主體形成,以便去突破國民黨的「訓政體制」。於是在1939年,人們要求強化抗戰體制、要求「憲政」,在這種參政會內的動向當中,就產生了「統一建國同志會」,更且在1941年,參政會內產上了反國民黨一黨獨裁與維持統一戰線而強化對日抗戰之處理的「民主政團同盟」,這些就成為此後中國民主運動發展的直接主體。這些可以說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以外的「政黨」與「非政黨的政治勢力」的結集,扮演著第三個政治勢力。這些勢力就被期待能夠扮演一定的角色,去連結國民黨與共產黨。

1944年,憲政運動與民主主義運動的發展就把這個「第三個政治勢力」提升為具有「政黨性」角色的勢力。1944年9月,民主同盟就與中共同一步調要求樹立「聯合政府」,想辦法要以此來確立自己的政治立場,同時要否定國民黨的「訓政體制」。


作者提出疑問:中國的知識分子:幫中國人民爭取到了民主了嗎?還是只是為了自己的仕途而大聲主張民主呢?圖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委員。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五、抗戰勝利後的中國知識份子

在抗戰的後期到戰後,最重大的政治爭點就是:「建國」的構想是「訓政體制」的維持呢?還是移轉至「憲政」?在這樣的政治狀況之下,因為美國對戰後政治世界的構想,中國的所有政治勢力就在1946年的1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政治協商會議決定了五個項目是:否定國民黨一黨獨裁,由所有的政治勢力參與至民主政治當中,建立以議會制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從1945年末至1947年,中國政黨迎來了第二個簇生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所組成的政黨與政治團體數目有30個以上。這個數字顯示出了中國民眾多麼期望議會制民主主義。

但是,蔣介石的國民黨完全無視民眾的這種懇切的希望,而把政治協商會議所決定的五項決議廢掉,對中國共產黨開始大規模的武力攻擊,以維持國民黨的一黨統治。如此一來,「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就被國民黨加以否定,對於議會制的期待與希望就被葬送,國民黨要透過軍事力=內戰來維持並繼續國民黨的一黨統治。

但是經過抗日戰爭與民主主義運動的民眾之政治經驗是不會再允許:和以前國民黨統治相同的一黨統治。因此,國民黨如果想要維持其一黨統治的體制,那麼就必須做出民主外表的粉飾與假裝,讓國民黨以外的黨派也可以參加政權。於是,國民黨就於1948年3月,就使青年黨與民社黨的一部分參加政權,而改組南京政府。

其實對於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討論不能僅限於國民參政會的知識份子,但是人數最多、最龐大的,確是國民參政會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份子雖然透過種種的討論來探討中國民主的未來,但是他們是令人非常意外、但卻也是典型的中國儒家的讀書人。因爲青年黨、民社黨被國黨收編進入政權,成為在朝人士,走進仕途,而「中國民主同盟」所想的並不是以人民為主、透人民投票而展開的議會制民主主義,而是主張要組織「聯合政府」,讓自己加入具有軍事力背景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當中,當起朝中大員。結果毛澤東在中國內戰當中打出「新政治協商會議」,民主黨派就高興加入。1956年,中共與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相互監督」成為口號,而「自由化」亦有所進展。但1957年春天,毛澤東展開了大民主的理論,主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讓民主黨派對中共的批判噴出,然後進行反擊,把1956年所展開的民主理論徹底否定掉。此後,所有民主黨派對中共的批判意見完全消失。到目前為止,僅管還能保持民主外觀的「民主黨派」的「政黨」之地位與功能、角色,至此就完全喪失了。

作者在此想請問這些中國的知識分子:請問你們幫中國人民爭取到了民主了嗎?還是你們只是為了自己的仕途而大聲主張民主呢?結果,你們所看到的就是國民黨與共戰黨慘痛的內戰,傷病不談,中國人民在1946年7月至1959年6月死了近200萬。你們這些知識份子並沒有改變中國,反而讓楚漢戰爭、三國動亂、五胡亂華、隋唐演義、安史之亂、朱元璋與陳友諒爭天下、太平天國之亂⋯⋯等等不斷讓中國人民流離失所,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讓我用最難聽的話來說,那就是:他們是一群當官幫皇帝搜刮百姓財產,在地方結合土紳劣豪欺壓百姓,碰到社會經濟衰退,卻只會保護自己土地的有產階級。中國的知識份子看起來好像對共產黨與國民黨扮演了某種程度的批判角色,但是對於中國的近代化起不了什麼作用,這只要看國民黨來台灣後的硬體建設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倒退,就會ㄧ清二楚,更可惜的是他們為了自己的仕途寧可被有槍桿子的政黨利用,來屠殺人民。而跟著國民黨跑來台灣的知識分子利用那個無知的優越感,不斷侮辱台灣人民的人性尊嚴,好不容易在李登輝當上總統之後,才看到具有相同文化內涵的新台灣人出現。穿著木屐、嘴巴唱著日本歌被那些國民黨高官嘲笑是毫無水準、不懂裝扮的土包子,這些人才是應該讓新台灣人了解:他們才是開創台灣議會民主制的主人,在這群中國知識份子眼中的土包子正是把康德的「人性尊嚴」變成是新台灣人共同主張的一群老人!

附註:

作者曾在專欄〈歐美文化正因爲是多元的,所以他們仍在領導全球(下)〉—無法擺脫一元主義的中國會毀在習近平的手上(2021-07-17 )一文當中,談及中國知識分子如下的特色,這些特色是有名的歷史學家所整理出來的,主要有李澤厚、溝口雄三、平野正、JEANS等。

知識份子在中國近代史的特徵,大致可統括為如下諸點:
1.比起個人的權利,尊重公益,知識份子這種傳統的倫理觀(天下為公)就帶有著使個人自團乃至國家自立出來拖延。
2.由於民族的危機所影響,他們就持續有著一種趨向要把民主主義看成是民族解放的手段,而這就會造成對「近代的自我」之確立加以阻礙。
3.由於恆常性的內戰持續、議會制度沒有缺糧等這種近代民主主義的不成熟,就使中國近代的知識份子依賴維持軍事力量的地方政權.中央政權的傾向持續存在。
4.由於知識份子內部的派系主義的對立,整體來看,就使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下降。

< 資料來源:《民報》【專欄】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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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正修

張正修
開南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台灣社會科學研究者。日本東京大學碩士,1985年修完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研究科博士班課程。曾任考試院第10屆考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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