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與正義之間

2024年3月9日教宗方濟各關於烏克蘭戰爭的立場引發了廣泛討論，他稱讚那些「有勇氣舉起白旗的人」為「最強大的人」，此言論立即遭遇了強大的爭論。一些評論認為這是一種天真的和平主義表態，而另一些則視其為深思熟慮的戰略。

《戰爭論》的作者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的邏輯就是「走向極端」，只有透過政治重新引發衝突，才能防止交戰雙方被消滅。武器正在不斷發展，隨著核子戰爭使用的可能，今天政治的反應很可能為時已晚，因此電影《魔鬼終結者》中指出：「世界末日已經開始」。教宗方濟各之前的演講懇求普丁重返談判桌時，提到「核升級的風險」，並譴責了導致衝突加劇的「暴力螺旋」 。

早期神學家如聖奧古斯丁曾捍衛使用武力的合法性，認為在某些條件下，戰爭是為了恢復和平而必要的。教宗方濟各似乎對這種「正義戰爭」的概念提出了質疑，他在其通諭明確表示「不能再將戰爭視為解決方案」。

這種和平主義的立場在當前複雜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是否切實可行，仍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隨著武器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核武器的存在，戰爭的規模和後果可能已經超出了傳統政治解決方案的範疇。

就台灣而言，所謂對那些「有勇氣舉起白旗的人」的讚揚，雖然有不少人投票給藍白政黨，但大多數的台灣人應該不能接受這個觀點，這種看似高尚的和平主義立場在台灣顯示出其深刻的問題和限制。

台灣面臨的不僅是一場潛在的軍事衝突，而是涉及主權、民主價值和國際秩序的根本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單純提倡「舉起白旗」可能會被解讀為對侵略行為的默許，甚至是一種投降的態度。這不僅背離了捍衛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原則，也可能鼓勵侵略者進一步的侵犯行為。

從更深層次來看，教宗方濟各的立場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當和平主義成為一種「被動的容忍，而非積極的抵抗」時，它可能會變成對不公正的默許。在台灣的情境下，這種立場顯得尤其危險，因為它可能削弱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體制和自由生活方式的支持。

更嚴厲地說，這種和平論的盲點在於它忽略了歷史的教訓：面對侵略和壓迫，沉默和退讓往往不會帶來和平，反而可能鼓勵更多的侵犯行為。對於台灣而言，這不僅是一場關於領土的爭議，更是一場關於價值、身份和未來方向的鬥爭。

如果害怕死亡或互相毀滅就放棄抵抗，這樣也不會有基督教的誕生，「犧牲捍衛價值不就是基督教核心的精神」，消極的和平主義在歷史上已經有太多血的教訓。在歷史上，和平談判的破裂和被背叛的案例為數眾多，這些事件往往以悲劇收場，給人類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例如，慕尼黑協定就是一次著名的和平談判失敗的案例，當時英、法等國為了避免與納粹德國的戰爭，同意將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然而，這一讓步並未帶來和平，反而使希特勒更加肆無忌憚，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基督犧牲和天主教的精神在於其對愛、和解與犧牲的高度重視。耶穌基督的教義和最終的犧牲象徵著對人類罪惡的赦免和對和平與愛的極致追求。然而，這種追求並不意味著對不義的容忍或無條件的屈服。我們應當認識到，真正的和平不僅僅是沒有戰爭，更是建立在正義、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之上的積極狀態。和平需要勇氣和智慧去爭取和維護，有時甚至需要犧牲，正如基督為了人類的救贖所做的那樣。

因此，在面對侵犯和不義時，天主教徒被呼召不僅要追求和平，更要堅持正義。這種立場鼓勵我們在面對衝突和不公時，既要有寬容和諒解的心，也要有捍衛真理和正義的勇氣。在這個意義上，和平與正義之間應當是相輔相成的，而非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