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左）多次向彭明敏提到，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圖／左取自維基百科、右林冠妙攝，民報合成

六、為逮捕入獄的雷震大聲疾呼

在吳國楨事件發生6年後的1960年，《自由中國》被停刊，主編雷震被抓。在這個事件上，殷海光和胡適的不同再次凸顯出來。

雷震等被抓後，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殷海光卻勇敢地與《自由中國》另兩位編委夏道平、宋文明發表聯合聲明（殷執筆），聲援雷震。隨後他更不顧個人安危又連續寫了三篇文章，譴責國民黨抓人。同時，他與胡適的矛盾繼續擴大，因胡適對雷震案的態度令他無法接受。

胡適是《自由中國》的發行人和創辦人之一，曾讚美雷震「是真正爭取言論自由的英雄，好漢，鬥士」，甚至多次說過要給雷震樹銅像（人活著就立銅像，很罕見）。但雷震被捕後，胡適既沒參與聯名聲援，也沒寫一篇文章譴責國民黨。這與殷海光的仗義勇為形成鮮明對比。

當然，胡適有去求見蔣介石為雷震說情。但蔣只用一句話（在雷震與政府之間你聽信誰？實際就是「你選擇哪邊」）就使胡適不再吭聲。後來胡適的表現，等於選擇了站在蔣一邊。雷震坐監10年的前兩年，胡適都健在，但他一次都沒去探望，明顯是怕得罪蔣。

對於自己為什麼不顧安危聲援雷震，甚至不惜與胡適鬧翻，殷海光後來給朋友信中說：「我之所以如此，就為了這一點理想，同時也為後世證明，中國知識分子不都像胡適等人那樣在心靈上死光了。」

雷震事件後，殷海光對胡適非常失望，評價很低，甚至說胡適是國民黨當局粉飾民主的提款機，「被當局當作一筆存款，存在『自由銀行』，榨取無窮的利息。」

殷海光那時候就對胡適「蓋棺定論」：「早年的胡適可打80分，中年的胡適可得60分，晚年的胡適只有40分。」

七、容忍與自由：糾正胡適

殷海光與胡適的另一場論戰，是因為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刻意強調「寬容」。現在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用這句話來批評魯迅，說他走極端。如果他們知道殷海光的這段歷史，大概也會指責殷先生是極端派。

我在《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指出，胡適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邏輯不通、價值混亂、理論錯誤。「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古往今來，人類付出最慘重代價爭取的，就是自由！所謂『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蘋果跟鎯頭相比的不倫不類、故作高深，是把人的頭腦漿糊化的典型例句！」

面對蔣介石的獨裁，恰恰應該強調不寬容、不容忍，要抗爭！美國獨立宣言說，人民有起來革命推翻暴政的權利；甚至說推翻暴政不僅是權利，更是義務。權利可放棄，義務不能！獨立宣言全文強調爭自由，無一字說要「容忍」。

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要更重要」，當時主要是勸說《自由中國》的殷海光們要對蔣介石「寬容」，不要硬來（批蔣）。這引來殷海光的激烈反駁：中國「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胡）適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話，還得多多的向這類人士說法。」所謂「這類人士」就是指當權的蔣介石們。

胡適受不了，撰文反駁，說拿筆桿子的窮書生也屬於「有權勢」，因为筆頭文字也是力量，所以要謹慎使用；甚至明說，對權力者（其實就是指蔣介石）說話要講究技巧，不要直接批評，要「巧言令色」，「就是說的話令人聽得進去」。

倔強的殷海光毫不退縮，他批評胡適「把『有影響』同『有權勢』混為一談。這一關鍵一錯，底下跟著全錯。」

毫無疑問，在這個到底應該對誰寬容的問題上，胡適是太過明顯的無理辯三分。知識人寫文章，產生的只是輿論影響力；它跟統治者的權力根本是兩回事。文人的影響力只能在一定範圍內起到監督當權者的作用，而這種作用在獨裁國家是相當相當有限的。而統治者卻可用「大權」（用並不合法的行政權力）輕者打掉你的飯碗（像殷海光被拿掉教職完全失業），重者抓起來判刑（像對雷震關10年），甚至殺頭（蔣介石就可以如此司法批示：刑期不可低於十年；槍斃也可）。對文化人與權力者，哪怕是同等地要求「容忍」都已經是錯誤的；而胡適則是要求《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對蔣介石寬容，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錯上加錯！

當今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又祭出胡適這句話，要求對那個比國民黨更殘暴的共產黨政權「容忍」。這不僅是軟弱者的自賤，更是對勇敢反抗者的詆毀。

胡適這句話的更嚴重錯誤，則涉及他的人品。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時說，這是美國康奈爾大學伯爾教授（George L. Burr）對他說的，他覺得非常重要，一直銘記。事實上，伯爾教授從沒說過這句話；胡適是篡改了對方的話，拉大旗做虎皮為自己背書。

2017年10月，在台灣有一本重要著作出版：《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作者是有史學訓練背景的前台灣《當代》雜誌主編、政論家金恆煒先生。在這本30萬字專著中，作者梳理了胡適、殷海光與蔣介石的關係，是迄今關於這個議題非常重要的研究。我上面引用的一些資料來自這本專著，因它是學術著作，引文均有出處。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是挖出了胡適日記中記載的伯爾教授原話是「容忍比反叛更重要」。胡適還特意用英文記下那兩個關鍵詞（tolerance比rebellion更重要）。伯爾去世時，胡適給他的美國女友韋蓮司寫信回憶當年與伯爾教授談話，還特意提到：His last words were that tolerance was more important though less spectacular than rebellion.（伯爾最後的話是：寬容比反叛更重要，儘管寬容沒有反叛那麼眩人耳目。）（金恆煒：《面對獨裁》，允晨出版，第562頁）

除上述這個關鍵詞彙「反叛rebellion」被胡適改成了「自由」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講這句話的背景，胡適從來沒有解釋過。伯爾教授提到「容忍比反叛更重要」，是談論宗教問題。伯爾是康奈爾大學創校校長Andrew White的得意門生（曾做校長秘書），並協助校長寫一本強調神學不要干預科學的書，主張基督教對科學應該「寬容」，不要用戰爭（原文warfare）圍剿異見。伯爾後來被列入美國的「無神論」學者之列。芝加哥大學1947年出版的Henry Guerlac的《伯爾傳記》，也強調了伯爾關於宗教應該寬容科學的觀點。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宗教文化系Matthew Gabriele教授2017年6月6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論述伊斯蘭的文章還提到伯爾，指伯爾當年譴責十字軍東征等觀點有誤。所以，圍繞伯爾，基本都是就宗教議題、神學與科學的爭論。

胡適如果表明，美國教授伯爾在談宗教問題時有「容忍比反叛更重要」一說，我把它引入政治領域，延伸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則是誠實的。而改變了原話又塞在別人口裡，則是不道德的。這裡胡適既不是不懂得rebellion這個詞不是「自由」的意思，也不太可能是記憶錯誤；因他很看重這個提法，也寫入日記。如記憶模糊，看看自己的日記就清楚；還有他給女友的通信也寫得明明白白。所以，在這件事上，胡適是不誠實的；甚至可能有意撒謊，借外國人的口，給自己向專制妥協的說法一個理論根據。

在反駁吳國楨時，胡適就明明知道蔣介石專制、蔣經國是特務頭子（還給他看過秘密警察的運作報告）、台灣的政治犯超過10萬人等，但他還是選擇站在了蔣家一邊。這不僅是站在了強權一邊，而且是清楚地站在了虛假一邊，用虛假反駁了吳國楨的真實。這就是道德問題了。

從吳國楨和雷震事件上，可看出胡適的妥協、算計和圓滑，甚至幫助獨裁者圓謊。而在「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上，則是曲解、篡改，如果不用撒謊這麼難聽的詞彙的話。兩項比較，更可看出殷海光的真誠、獨立和堅持真理的倔強。在這幾個重要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殷海光的水準遠超胡適。

順便說一句，前幾年我寫《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時，金恆煒先生的專著還沒有問世，也沒有看到關於這方面的其它史料，所以在那篇文章中，對胡適的評價有些過高；尤其讚美胡適「不會把個人功利放在高於原則理念的位置上」，則是大錯。在此檢討並向讀者致歉。

八、《台灣自救宣言》的精神導師

在殷海光的年代，台灣的外省人與本地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之間，有很大隔閡，幾乎是互不交叉。外省知識分子，即使被視為最開放的《自由中國》的編輯們，也對台灣人有戒備、甚至排斥之心。例如：1，《自由中國》編委、社評人，清一色是外省知識分子。2，他們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論述。3，他們幾乎都對台灣人有戒備，甚至有怨言。例如雷震都曾抱怨說：「台灣人的心目中，總覺得大陸人都是統治階層……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胡適對自由派要組黨警告說：「切不可使你們的黨變成台灣人的黨。」《自由中國》編委戴杜衡更坦白：「把台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是要受其欺壓的。」意思是，如果台灣人（佔人口80%以上）掌權，他們這些跟隨老蔣來台的外省人會被報復清算。

1964年，台大教授彭明敏與他兩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了《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兩岸關係是「一中一台」，要拒絕共產黨，推翻國民黨，走第三條道路——自救的道路。目標是：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個自救宣言被視為台灣人的《獨立宣言》。

宣言由彭謝魏三人籌劃，謝聰敏起草。初稿5萬字，在彭明敏指導下縮減為7千字，並刪掉論文式註釋。宣言在印製時被發現，三人被捕，成為島內重大事件；也因彭明敏舉足輕重的學術地位和國際聲譽，該事件被國際媒體報導和重視。

被關押時，謝聰敏和魏廷朝都遭到刑求，魏的門牙被打落，謝留下終身後遺症。當局逼問誰是《宣言》的真正執筆者？魏廷朝回憶錄說，國民黨當局認為台灣人寫不出這樣深度見解的文章，咬定是外省知識分子寫的，主要懷疑殷海光。因宣言筆調，尤其是批判蔣介石反攻大陸是謊言等內容，都與殷海光過去的文章相像。

就殷海光跟台灣人、台獨和《自救宣言》的關係，去年（2018）在新北市的一個飯局上，我曾直接請教謝聰敏。他親口向我和當時在座的一桌朋友證實：宣言確實是他起草的，但思想來源是殷海光。他說當年殷老師非常支持台灣人，甚至說，如果你們台灣人起義推翻了國民黨，即使傷害到他（因他是外省人），他也情願受害！

謝聰敏曾信奉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很多早期台獨人士都左傾），但他在台大上了殷海光的課，後多次到殷家直接聆聽殷海光的教誨，尤其是讀了殷海光推薦的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該書主要批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後，他信奉了自由主義。謝聰敏在飯桌上說，他最佩服的是殷海光！

謝聰敏回憶說，在宣言起草過程中，他多次到殷家，把主要觀點都告訴過殷海光；殷教授不僅沒反對，還把他的觀點強化了。但當時殷海光不知道他們要發表這個宣言。

這個宣言經魏廷朝修改而通俗大眾化，例如加進「毛澤東斷了我們的祖宗，蔣介石絕了我們的子孫」等軍中怨言，使之更為生動。魏廷朝回憶錄記載：「我敢幫謝聰敏修改《自救宣言》，受殷海光影響很大」；「彭教授在後面加了二、三百字則是『畫龍點睛』，很有煽動性。」

彭明敏教授指導修改宣言時強調，要以民主、自由、反共為原則。所以這個宣言強調本地人和外省人聯手，致力結束專制，目標是在台灣「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在這個思路上，殷海光與彭明敏是站在同一個立場：不強調省籍，不強調DNA 和血緣，而是注重反專制、要自由、要人民選擇權。

這個思路今天仍具重要意義：台海兩岸的根本分歧不是藍綠統獨，而是民主與專制。在有了真正的自由（沒有外部共軍威脅，沒有內部勾結中共的勢力）時，台灣人民會做出自己智慧的選擇。

概括來看，這個被視為《獨立宣言》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其思想與文字其實來自4個人：「獨」是彭明敏，「立」是殷海光，「宣」是魏廷朝，「言」是謝聰敏。

殷海光親近台灣人，甚至與台獨人士接觸、給予道義支持，這點除了謝聰敏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當事人證實。在過去近二十年裡，我曾多次去台灣，幾乎每次都會去拜訪彭明敏先生。當然也多次請教他對殷海光的了解和認知（並做了錄音錄影的採訪）。

彭明敏在台大任教時（是該校最年輕教授和政治系主任），他的住處跟殷海光同在溫州街（不同巷子），殷海光去台大經過彭教授的家。彭先生說，殷海光多次往他家的信箱塞小紙片，有時是英文，有時是中文。「我記得很清楚，他說用任何手段都可以，非打倒國民黨不可！他是非常激進的。他非常信任我，好像在煽動我一樣。」彭先生說，他常去看殷先生，「有一句話，他一直在講：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我每一次看到他，他都這樣講。」

彭先生說這番話的時候，另一台獨前輩、民進黨政府的吳澧培資政也補充說，當年朋友曾帶他到殷海光家，「他（殷海光）第一句話就講，將來的台灣是台灣人的，你們要做準備。」

所以說，在對台灣和台獨問題上，殷海光又是一個「異數」，可謂《自救宣言》的精神導師。

在上述金恆煒先生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這本專著裡，對殷海光與《自救宣言》的思想連結有更為詳細的專章論述，因為金先生也曾就此專訪過彭明敏、吳澧培、謝聰敏等當事人。金先生獨具慧眼，挖出這些珍貴史料，並加以提升概括，具有開創性的價值。

我曾問過彭明敏和吳澧培兩位，如果殷海光活到今天，會不會支持台灣獨立？他們都說：會！金恆煒先生也這樣認為。他們這種共同的認知，基於殷海光對自由主義理念的追求、對台灣人族群的尊重、對人民選擇權利的認同、對國共兩黨的痛恨！

在殷海光已去世半個世紀的今天，台海兩岸仍有眾多知識分子，站在國共兩黨立場，假借為國家和中華民族之名，要剝奪台灣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成群結夥的侏儒們（殷海光蔑視地稱之「蚍蜉」）面前，更凸顯殷先生的偉岸高大。

但這個高大的背後，其巨大的犧牲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跟胡適相比，做殷海光的艱難不僅在生前，哪怕死後都明擺在眼前：

在台灣，我曾參觀過當年由中研院出資建造、後作為國家古蹟保護的胡適故居，更是幾度拜訪過殷海光故居。除了自己想感受殷海光先生的精神，當然也期待今天的台灣能更受殷先生思想的影響，所以我也曾帶《政經看民視》攝製組的一群年輕人（主持人彭文正教授也參加了）去參觀，寄望他們能繼承殷海光說真話的精神。卻想不到這個既痛斥國共兩黨、也批評民進黨、全台灣最敢講真話的政論節目，居然在民主台灣，在21世紀的今天，在當局背後黑手下被關閉了！主持人彭文正像殷海光一樣，也因說真話而失業！這個事件遲早會有追究，但我在本文想重申的是我曾在《政經》節目裡一再呼籲過的殷海光故居問題——

作為台大宿舍房產的殷海光故居，台灣政府不管不問，一直是由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等人集資維持，而且每年都要與台大簽延續合同。殷海光很幸運，有陳宏正這樣一個學生，不僅維持故居，而且在長達40年裡援助殷的遺孀夏君璐，直到她去世。他還幫助出版了《殷海光全集》（21卷）。但今年已77歲的陳宏正先生說：我老了，身體也不好，殷海光故居將來怎麼辦呢？彭明敏教授想找一些知識分子聯名，呼籲民進黨政府把它變成「古蹟」保留。可是台灣當局能聽進彭先生的話嗎？兩年前，國民黨將領俞大維的（與殷海光故居同在溫州街）、當年只是臨時借住過的房子都被列為「文化資產」成為「國定古蹟」，由政府出資保管。而像殷海光這樣的偉大人格者，為自由事業做出重大貢獻者，他的故居卻要朋友們出資艱難維持。僅從這件事就可看出台灣民主轉型之路的艱難。

九、性格決定命運：近魯迅，遠胡適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殷海光就是典型一例。他的性格跟很多中國文化人不同：孤傲、喜歡獨處、思考寫作。有回憶文章說，對有的來客，他只是靠在門口應付幾句；被請進屋的，如果話不投機，他就看表，以示送客；再不走，就告訴對方自己有事，毫不遷就。殷海光不抱群，不拉團夥，不靠人多壯膽，在這一點上他更像魯迅。

魯迅不善應酬，也惰於書信，只有很少幾個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條孤獨的作家路。我以前寫過：魯迅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有組織，沒有團夥，更沒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後多年的事），連個教育部小職員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個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個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壇最高大的個人主義者。而殷海光在性格和做派上，你看到的是第二個魯迅，孤膽英雄！

胡適在這一點上則相反：他更善交往，喜高朋滿座。在美國留學期間，僅在1916這一年，他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我原來懷疑這個數字，一年才365天，寫出1千多封信，還幹不幹別的了？怎麼有時間上課、讀書？後來查到這是胡適自己統計的。據胡適研究專家耿雲志的統計，從1911到1961年這51年間，胡適寫的信多達4.3萬封！這個數量真嚇死人，得多少時間精力？而且當年從美國到中國的郵票也是一筆費用。胡適真是「闊」呀。

從美國回台灣做中研院長，正合胡適胃口，不僅有政府官位和資金，更有眾多文人騷客的簇擁。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短期回台曾住過院長官邸，與胡適朝夕共度一周，他觀察到，胡適醒著的時間，三分之二用在會客上面。他當面問胡適，胡回答「大概不太遠，大概是這樣」。殷海光的學生、在美國執教的林毓生教授感嘆，一個人用了三分之二醒著的時間到處去會客，還怎麼成為大思想家呢？

但胡適喜歡這個，他很看重在群體中得到風光。美國本來已有大學聘他做教授（他的摯友趙元任夫婦極力勸他留下任教），但胡適執意回台。他給趙夫婦的信說得很坦白，他回到台灣，在那裡會更被看重，這句他是用英文寫的：take me more seriously。

都說胡適愛惜羽毛，也看重頭銜和地位，這其實是虛榮的表現。他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就拿到27個榮譽博士（全部35個），而不做大使之後，找個教職都不易，可見那些博士真的只是「榮譽」而已。一個真正有學問、有思想的人，不會允許自己把那麼多生命耗費在寫信和會客應酬上。相比之下，殷海光是一個更實在、更為了追求理念而想研究一點學問的人，一個離群索居，在暗夜中死守真理之光的人。

十、貧病交加，至死不渝

這種「死守」是孤獨的、悲壯的，要有強大心靈才能撐得住。殷海光夫人說，當時「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殷海光寫道，我們這些渴望自由的人，「毫無掩蔽地暴露在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之下」。國民黨是「天無二日，地無二黨」。

即使他還在台大教課時，就已感到逼近的黑手。他的學生趙天儀回憶：殷老師從校園回宿舍，「路上不停左右顧盼、走得飛快」。問為什麼？殷教授說「只要不注意，就有車子會趁機撞過來，撞死人後，連兇手是誰都找不到。」

台灣學者韋政通回憶說，當時「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他，有的甚至當面都不肯相認……」。

在去世前三年，殷海光給林毓生夫婦寫信說：「我在這個島上是島中之島。……在這樣的氛圍裡，懷抱自己想法的人陷於孤獨；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裡，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國民黨曾派人來談判，只要他妥協，不再批蔣領袖，稍微低一下頭，就可安排他到政府研究機構，有一份薪水。當時殷海光患胃癌，沒收入，可謂貧病交加。但他不做一絲妥協，一口回絕。殷海光夫人說，她先生幾乎每天晚飯時都罵蔣介石，給家裡的狗起名「領袖」。

在去世前一週，殷海光還在修改他翻譯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並寫下這樣的文字：「現在，我像冰山上一支微細的蠟燭。這支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只希望這支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支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支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過東方的大地。」

知道身體挺不住了，他說「對於死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潛意識裡都沒有一點兒恐懼感。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點上倒下來，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想著青年（那是未來）；想著「苦難的中國」。那時正是文革第三年，整個中國被紅潮淹沒。殷海光的「我沒有交代」，是說沒推翻中共暴政，沒結束蔣家王朝，苦難的中國還沒有自由！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怎麼能甘心呢。在堅定反共、對中國的情懷與責任這一點上，他又與胡適走到了一起。

結論

在當年那個大時代，華人世界這三個重要的知識分子：魯迅，胡適，殷海光，不僅影響當時，也會流傳後代。如果簡單比較三人：

1、在對共產黨邪惡的清楚認知和反共上，殷海光遠遠超過魯迅。

2、在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的勇敢反抗和批判上，殷海光遠遠超過胡適。

3、在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的價值選擇上，殷海光超過那整整一代中國文化人。

4、在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上，他孤傲，心靈強大，不走團伙路線，不靠群體壯膽，他更像魯迅。

5、在對共產黨畢生痛批和堅定上，他更接近胡適。

這樣的殷海光，在那個時代，是獨一無二的！

殷海光先生長眠在台北南港深坑的《自由墓園》。那裡還安息著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國》的同人。站在這些為爭自由而付出重大犧牲的前輩墓前，無法不感慨萬千：

與國共對抗，實質是與專制對抗；是文明與野蠻的對抗。殷海光從一開始就站在文明一邊，站在個人權利一邊，他要做一個自由人！作為肉體的他，只存在了50年，但作為一種精神與人格力量，他是永存的。他不是蠟燭，而是一束永恆的光，不僅照耀著台灣，也輻射到整個中國，就像他臨走時感嘆的：對災難的中國，我要有個交代。

我這篇短文就是想告訴殷海光先生，我們後人聽到了，記住了！無論是多麼艱難的羊腸小道，總會有人，越來越多的人，一直延著這束光芒，向前行……

*延伸閱讀：【專欄】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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