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8日）是彭明敏先生去世兩週年。這是一位非常值得推崇和懷念的偉大台灣人！ 在彭先生漫長的一生中，對台灣民主化進程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他始終保持著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和尊嚴，這種難能可貴是鮮少有人能望其項背的。 一、拒絕加入國民黨的道德勇氣 一般都說，窮人容易起來革命，因為成功就賺大了，成為統治階層；失敗了，也是在原地，因本來就一無所有。所以，富有階層、貴族紳士起來反抗，本身就很了不起，因為一旦失敗，就失去很多。彭明敏的反抗國民黨之路，實是傳奇般的經歷。他在法國獲得國際法博士學位後回到台灣，成為台大最年輕的教授和政治系主任，被任命為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並成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這些都是「政治起飛」的火箭底座。早在1960年，彭明敏就被胡適手把手引薦給蔣介石，後還被蔣單獨「召見」。 如果彭明敏像很多知識人一樣投入國民黨懷抱，定會迅速高升。老蔣召見後，國民黨高層就找他談話，暗示如入黨，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任命。但彭明敏竟然拒絕了。後來他又拒絕了蔣經國接見的機會。這兩次拒絕都需要相當大的道德勇氣，因為那是拒絕權力地位、拒絕最高領袖的寵幸、拒絕政壇學界的飛黃騰達。而且在統治者眼裡，一旦拒絕，就是桀驁不馴、不識抬舉、甚至有不軌之心（跟朝廷和皇帝不在一個軌道）。 縱觀台灣歷史，尤其兩蔣時代，知識分子裡有這種道德勇氣和英雄氣概的，鳳毛麟角。在黨國時代，被蔣介石召見、蔣經國器重，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在我有限的閱讀中，看到有兩個著名知識分子被蔣介石召見，表現不卑不亢，隨後都沒有升遷：一是殷海光。他見蔣後竟寫道，很後悔去，並批蔣對歷史不懂裝懂，裝腔作勢。二是彭明敏。他被蔣介石召見後拒絕加入國民黨，當然蔣不悅。研究者說，被蔣召見的人，事先都準備「功課」，溜鬚拍馬、投蔣所好。但彭明敏、殷海光保持了知識分子的風骨與尊嚴，沒有對最高權力者卑躬屈膝，了不起的氣節！ 當年殷海光就和彭明敏關係密切，兩人多次見面探討國事，可能在人格氣質上「心有靈犀一點通」（詳見我的另篇文章〈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  ）。 二、實踐自己理念的勇者 彭明敏先生的驚人之舉，是1964年與兩名學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痛批國民黨，呼籲台灣「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15個字方針奠定了台灣的未來和方向。彭明敏表面文雅書生，但卻是敢把自由主義理念付諸行動的勇者。有時「行動」本身比理論更有力量，風險當然也更大。 在中國時我覺得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撰寫美國憲法的麥迪遜對美國建國作用最大。到美國後，尤其是讀了兩次獲普立茲獎的歷史學作家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專著《1776》後，更傾向認同：對美國的獨立建國，華盛頓的作用超過傑弗遜和麥迪遜；華盛頓在危難之際獨撐大局、率軍對抗英國殖民者，敢於採取「行動」。 當時聯署《獨立宣言》的美國先賢們都做好了犧牲準備，因一旦獨立失敗，他們都得被送上絞刑架。在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前，彭明敏當然也清楚後果，兩名參與的學生還沒畢業，而彭明敏已是知名學者，國民黨準備重用的人才（被任命為十大傑出青年和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就是鋪墊），如果反國民黨，就會失去一切。在如此背景下，發表那種自救宣言的後果，是沒有到那麼高位的人難以設想的。結果就是，彭明敏的傑出青年、教授、系主任等都付之流水，而且成為階下囚，被判刑八年。朋友親人都疏遠。當年殷海光被國民黨迫害時，他的朋友在大街上見到都迴避，更別說去看望支持。彭明敏也處於這種境地。 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最後彭明敏出獄，居家監視，特務24小時守候，到哪裡都被跟蹤記錄。他還要忍受孤獨的環境、生活的困境、事業的無望等等。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被蔣介石召見兩年之後。他不受權力的撫摸，反而在權力老虎上拔鬚。這份膽識和勇氣，決定了他的人生。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彭明敏這種「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紳士貴族性格，決定了他不會與兩蔣們同路，而且骨子裡就有反叛專制的基因。 三、照亮台灣前途方向的明燈 1964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不僅是勇敢 ，更展示智慧。五十多年前的文字，一般都會過時，甚至陳舊到沒法讀了。但《自救宣言》今天讀來，其基本精神和原則理念都沒過時，仍是台灣的指路明燈。 宣言提出台灣人民的自救之路是：推翻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15個字明確了台灣前途方向。在蔣介石獨裁統治最嚴酷的年代，彭先生主導的《自救宣言》就敢使用「推翻國民黨」的字樣，那是何等的勇氣和智慧！ 就像美國《獨立宣言》痛斥大英帝國殖民統治的劣行、然後提出建立美利堅新國家的必要性，《自救宣言》也是歷數國民黨罪惡，然後呼籲建立新國家。在這一點上，彭明敏身上又帶著傑弗遜的特色。 四、不強調藍綠種族，最看重自由的價值 美國獨立宣言沒有強調美國人對付英國人，更沒有把建國視為英美兩族群的對立，而是強調自由的價值、個人三大權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美國獨立後，沒有統獨和美英種族衝突。林肯總統強調，美國是熔爐，美國人是電線，各族電流融化在一根線裡，激發出強大美國的火花。這個電流就是國家認同、價值一致。彭明敏等人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就有這種特色，強調外省人、台灣人團結起來，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制，揚棄「一中」的虛假，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宣言強調的是自由主義的價值和原則，而不是狹隘的地域或族群之爭。 這點又和美國另一建國先賢、強調獨立是《常識》的作者潘恩很像。潘恩當時就睿智指出，美國建國不僅是國家獨立，更是在北美大陸及全人類建立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就是強調個人權利至上。彭明敏們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也是這個思路，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台灣人不再是二等公民，不再有種族歧視和壓迫，所有人（台灣人、外省人）都自由、平等、共榮；強調要在台灣「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這個角度和美國獨立宣言有精神上的一致性。 將來台灣人真正當家作主了，台灣的制憲、建國、入聯的三大目標實現了，台灣人、外省人、客家人等不同族裔都平等、自由、尊嚴地共存，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理念，也是正常健康社會的基礎。在這一點上，彭先生與美國建國先賢的思考在一個軌道，背後支撐的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未來的台灣人民會更加欣賞和感激建立在這樣理念上的建國根基。 五、一生看重尊嚴，直言批評權力者 彭明敏在2019年初的重要舉動，是和台派領袖高俊明、吳澧培、李遠哲發表聯名信，呼籲蔡英文不要再選總統。這些台派領袖希望綠營能延續執政、並有堅定台派接續香火，從而推動《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的六字綱領「制憲建國入聯」。在蔡英文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後，大選投票前，彭明敏再次發表宣言〈自救宣言續文〉，提出七項主張，呼籲當選者必須推動制憲建國入聯這三大目標。 堅定做監督者，而不是權力者附庸，這是彭明敏的性格氣質所致。他始終如一，在做人尊嚴和原則理念上從未妥協過。對兩蔣的招安都不為所動，那種「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清高、獨立和凜然正氣，實屬罕見。但他為此付出一生顛沛流離、生活清苦、甚至家庭破碎的代價。 寫到這裡，不期然想起前南斯拉夫副總統、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吉拉斯（Milovan Djilas），他雖官至全國第二把手，但發現共產黨本質後，毅然決裂，寫出揭露共產邪惡的經典《新階級》等。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晚年過著孤獨、艱難的生活。他的政府高級別墅被沒收，住在一個沒電梯的破舊公寓，沒電時要抹黑爬樓梯，但他至死不向權力者低頭。 彭明敏先生在台北關渡楓丹白露社區的住處，從門口下車後必須經過40個石頭台階才能進入公寓樓（沒有地下車庫）。我幾次爬那個階梯都非常感嘆，彭先生如此高齡，每次進出，要怎樣支撐才能爬上那些「台階」？ 沒有豪華公寓、沒有權貴探望、沒有喧鬧奢侈的慶生宴，但他有一顆強大的心靈。從台大最年輕教授和系主任之後60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彭先生不向權力者低頭，不屈服黨國勢力，走了一條獨立、自尊、高貴靈魂的人生道路。他享壽98年的人生歷程，始終如一；這是一種偉大的人格力量，一趟令人欽佩的人生旅途！ 在彭先生去世兩週年之際，我們紀念彭先生，推崇他的勇氣、他的智慧、他的人格力量。我們更應該銘記，是因為有了彭明敏先生他們那一代人的貢獻和巨大的犧牲，才有了民主台灣的今天。讓他的精神繼續鼓勵還在為台灣的前途而奮鬥的台灣人，照亮前面該走的路、做出正確的選擇！ 作者註：這是2022年8月彭明敏先生百歲冥誕時我發表的紀念文章。在彭先生去世兩週年之際重發此文，以紀念這位偉大的台灣人。僅是開頭和結尾把「冥誕百年」改為「去世兩週年」，其它沒有改動。 2024年4月8日

日本人喜歡櫻花，除了賞景，還有更深一層的哲學意義。Adobe Stock 櫻花季節到了，日本人成群結隊觀賞，更有專為看櫻花而赴日的外國遊客。但日本人喜歡櫻花，除了賞景，還有更深一層哲學意義：櫻花絢麗而短暫（綻放不到兩個星期），讓人想到苦短的人生，應該珍惜本次人生，活得像櫻花般燦爛多彩。另一層意思：櫻花瞬間凋謝，沒有枯萎衰枝的過程，寓意敢於面對死亡，選擇放棄，而不是「好死不如賴活著」，這裡面也賦予了一層武士道的精神（為尊嚴和榮譽甚至可以切腹自殺）。 日本一枝獨秀，仍是傳統文化占主導，這與武士道的道德準則在日本國民心裡生根有直接的關係。Adobe Stock   櫻花和武士道，被視為日本的象徵。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被左派踐踏得面目皆非的當今，日本可謂一枝獨秀，仍是傳統文化占主導，這與武士道的道德準則在日本國民心裡生根有直接的關係。 在中國辛亥革命前12年，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寫了《武士道：日本的靈魂》這本後來揚名世界的書。他把「武士道」對於日本人的道德意義提到這樣的高度，說其相當於英國《大憲章》（The Great Charter）對人類的意義。這是極高的評價。人類民主大致四站：希臘古文明、羅馬元老院（議會雛形）、英國（《大憲章》走向法治），美國費城（《獨立宣言》，人類第一個民主國家誕生）。關鍵轉折點是《大憲章》（中國的元朝時代）。新渡戶稻造把武士道的道德意義提到《大憲章》的高度，是不是言過其實？ 美國的凶殺率是日本的200倍 縱觀日本歷史，尤其與當今美國等比較更可看出，新渡戶的看法有其道理。所謂武士道，是當年日本武士們的道德規範和提倡的信條，包括正義、勇敢、善良、忠誠、榮譽、克制、禮儀、承擔責任、視死如歸等等。一百多年前新渡戶就預測：武士道作為美德，「將永世長存，正如象徵它的櫻花那樣。」因為它提供了道德規範，成為全體日本國民的行為準則。 提到武士道，就有中國人想到二戰日本侵華，認為那就是武士道的惡果。其實對外侵略，恰恰偏離了武士道宗旨。新渡戶說，武士的第一準則是正義，「勇氣，除非是為義而行，否則在道德上沒有價值。」中日戰爭前後共14年，在日本數千年歷史文化中可謂瞬間，在更長的時間段中，武士道起到的更多是正向價值。 二戰後的日本，尤其今天，整個社會都可感受到武士道準則的滋潤效果，大和民族在全球左潮下仍高揚保守主義（傳統價值）旗幟，成為平和、有序、法治、安全的社會（這與黑命貴打砸搶燒的美國形成明顯對比）。 美國的凶殺率是日本的200倍！美國監獄現關押230萬人，日本監獄是6.5萬人。美日都有嚴格的法律，為什麼日本犯罪率比美國低那麼多？這與日本人的自律有關，道德軟體在起作用。武士道精神強調「克己」，克制自己的非理性衝動，收斂妨礙他人的不良舉動，壓抑內在的不法企圖。這種自律精神成為日本人的處世之道。美國學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說，日本人的文化價值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也就是中國俗語所說的「安分守己」。法治在日本能夠起到完全超出美國的作用，很大程度在於武士道法則深入人心，成為行為準則。在當今美國，搶劫、槍殺比比皆是，行人在大白天就可能被毫無理由地被攻擊甚至打死。在日本，女孩子下半夜在大街小巷行走也不感到恐懼，因為治安極好，這跟當今美國形成鮮明對比。 在日本，人們每天都體驗「相敬如賓」 一個好的社會，首先是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其次就是公民的和睦相處。在一百多年前，新渡戶就觀察和讚美道，「日本人全都重視禮儀，這就是武士道的遺產。」今天的日本仍是全球最注重禮儀的第一大國。人們常說，和諧美好的婚姻之道是夫妻「相敬如賓」，而日本普通人之間，就有相敬如賓的境地。武士道文化就特別強調禮節，新渡戶在《武士道》還單章闡述「禮」，說：「殷勤和鄭重的禮節是日本人顯著的特點……真正的禮節是對他人情感的關愛的外在表現。」並把「禮」提到這樣高度：「禮的最高形態，幾乎接近於愛。」 人與人關係中最珍貴的是相互尊重。人需要感到被尊重、被禮遇，這是人的規定性。相反則必定帶來心境和情緒的惡化。日語可能是所有語言中敬語、自謙語、美好語最多的。面對說著敬語、謙語，還伴隨鞠躬致意動作的人，誰還能與之吵架？更別談動手了。當大家都秉持這樣的禮儀文化，社會的氛圍一定是祥和、溫馨的。 在非常重視禮儀的日本，其服務世界一流就是水到渠成了。幾乎所有到日本旅遊過的人都對日本的服務讚不絕口。可能全世界也只有日本，把顧客是上帝的口號真正落實。這是一條不成文卻幾乎人人都在履行的責任，因為在一個社會中，其實大家都是在不同的崗位上相互服務，得到互利共榮的結果。日本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服務最好的國家，就是因為全民都把尊重他人視為人生重要準則，並因此而重視禮儀，所以好的服務就成為自然的結果之一。 東京地下鐵路繁多，可謂千車競發，每年乘客量47億，全球最多，但卻能保持分秒不差的準時，簡直不可思議！在日本，每個人都兢兢業業地工作，經常可以看到全神貫注跪地清潔的人，給人一種感覺：他們好像不是在幹一份活兒，而是在信奉和實踐一種宗教，像奉命執行任務的武士。當年武士道傳統的義、勇、仁、禮、誠、名譽、克己等準則，在今天的日本被轉化成守時、敬業、一絲不苟、擔當、負責等精神。 曖昧文化是日本文明的精髓之一 日本常被外界誤解和批評的一點是，說話太曖昧，不直說。其實這是日本民族最文明的境界之一，其來源也是出於對他人的尊重、禮貌。所謂曖昧，並不是當事人想不明白或者不知道，而是心知肚明卻不直說，怕冒犯對方，使對方感到不悅或沒有受到尊重。這種更關心別人的情感、更在乎對方的感受，是很高的精神文明！如果夫妻之間能做到了，都會婚姻美滿，而日本的普通人都在遵循這條無形的與人相處的法則，所以大街小巷，幾乎從來見不到美國和中國那種動不動就吵架，甚至動手打架的惡劣情景。所以說，曖昧文化不僅不是日本人的缺點，而是日本文明的精髓之一，很值得動輒怒目相對的其他任何社會學習。 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活在客氣、禮貌、友善的敬語、謙語之中，那是像賞櫻花一樣美好的享受，但它不是短暫的，而是日本幾百年以來形成、流傳並保留下來的優秀傳統。即使日本的茶道、柔道、書法、花藝等等，都有訓練人的「禮」的意圖，促人更慎獨、自律、自尊、自愛，達到心平氣和的境界。正如新渡戶所說，禮之道「在於練心」。人生病，來自心情的因素已被醫學界認定。日本之所以成為全世界最長壽的國家，必定與「心情」有直接關係。當人們之間時時刻刻注重禮貌相處，就少了很多瞬間的怒氣，延長了心平氣和的時間，自然就延長了生命。 公元八、九世紀開始的日本武士制度和階層在明治維新時代就結束了，但武士的行為準則所形成的道德規範和傳統（武士道）卻保存流傳下來，它是日本文化之根。日本當年有歌謠：「櫻花才是花，武士才是人。」意即絢麗的櫻花是最美的，高貴的武士令人敬仰。櫻花稍縱即逝，武士制度更已消失，但武士的準則規範所形塑的道德傳統，就像新渡戶稻造所預言的，「它過去是，現在也是日本生存活力的精神和原動力。」武士道不是宗教，只是精神層面的人生準則，它不受「有神」、「無神」的爭議和挑戰，其帶來的效果卓著，所以很容易源遠流長地傳下去，這是日本的巨大幸運和值得驕傲的財富。

  ▲日本文化傳統強調規矩、秩序、尊卑、等級，不喜歡「僭越」。這種尊理性、重內斂、愛平和的文化傳統，制約了狂熱和激進主義。Adobe Stock     曹長青、康尼 作者為美籍華裔評論家、網路影視評論「長青論壇」主持人。康尼為曹長青夫人。     二戰剛結束時，美國學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寫了一本研究日本的書《菊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作者觀察到，「日本是個沒有革命的國家」，指的是，日本沒有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的法國大革命、列寧的十月革命、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等那種革命。但作者在書中沒給出解答：日本為什麼沒有革命？ 幕府之前的日本是長期的農業社會，為什麼沒有發生中國的陳勝、吳廣那種農民大起義？長達264年的德川家康統治的江戶時代（與中國的清朝276年歷史差不多長）為什麼也沒有中國黃巢造反、太平天國起義那種大規模暴亂？更不要說，日本從沒有共產主義崛起掌權。日本是唯一進入七大工業國組織的亞洲民主國家，也是二戰後和西方走得最近的亞洲國家。但是，今天在西方民主國家越來越瘋狂的左派意識形態，在日本也沒有占主導。 為什麼日本能獨善其身？這與日本獨特的文化、歷史、傳統，主要價值觀念有直接關係。概括說，主要有四點： 「本分文化」與「武裝的和平」 其一，日本文化傳統強調規矩、秩序、尊卑、等級，不喜歡「僭越」（犯上作亂）。這種尊理性、重內斂、愛平和的文化傳統，制約了狂熱和激進主義。《菊與劍》作者特別強調日本人「各安其職」（每個人安心自己的角色，不躁動）的觀念，提供了文化的秩序性內涵，是一種內在張力的舒緩機制。而且日本文化相當強調「尊老」，其實就是尊重有經驗的人，尊重長者的智慧，而不是縱容年輕人的魯莽狂熱。由於日本是島國，自然災難導致的對生命的珍惜，對天意的順從，也沒有西方那種挑戰一切的肆意而為。 其二，統治者沒有那麼殘暴（刺激造反）。中國的陳勝、吳廣起義，是在「天下苦秦久矣」口號下，利用對統治者的憤怒煽動民眾揭竿而起。在日本，則相對平和很多。《菊與劍》作者高度評價了日本幕府時代將軍們的貢獻，用了一個近乎自相矛盾的形容，叫做「武裝的和平」：藩主（幕府將軍們）擁有強大武裝，但不主要用於鎮壓人民，而重在震懾和維持秩序，保持和平。所以日本沒有血流成河的對平民的殺戮，也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在德川幕府時代就維持了長達二百六十多年的和平（只有幕府將軍派系之間的討伐爭鬥）。 幕府時代有過農民造反事件，但過程和結局，都不是大規模造反殺戮，而是秩序之下的反抗，可謂極為特殊的方式：造反抗議，最後領導人被抓和被殺，農民不是掀起更大造反和起義，而是接受，認為領導人「僭越」，失去本分，所以遭到懲罰。他們會給起義領袖樹碑立傳、敬仰供奉，但不去更大規模造反。這種獨特的處理方式，跟日本傳統的「本分文化」有直接關係。 日本人如果像中國的陳勝、吳廣、黃巢、洪秀全們起義造反，更有條件，因為日本有武士制度，武士擁有刀劍並受過訓練，可以跟農民結合起來造反。但日本武士的武士道精神，包含「對國家和藩主的忠誠和責任意識」，自身角色意識，規矩和劍的使用等，都有一整套的傳統沿襲。所以武士不僅沒有形成農民起義的協同力量，反而成為抑制嚇阻的因素。 日本人的各安其職意識、幕府將軍的相對開明（比中國的皇帝和農民造反領袖開明太多、智慧太多）等，都是日本沒有大規模暴亂的原因。幕府將軍還設有信箱，接受農民告狀，將軍親自開信箱，了解百姓訴求。將軍們的這種開明和智慧，則源自日本獨特的、重義禮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沒有「遍地哀號的無產階級」 其三，沒有全國性飢荒災難而活不下去，沒有大規模對外戰爭。法國大革命前，社會極度貧富差距，皇宮的奢侈與平民的哀號形成巨大反差。法國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比較說，美國沒有歐洲那種遍地哀號的無產階級。法國的無產階段已一無所有，最容易革命。同時法國皇帝路易十六的對外戰爭，尤其是支持美國獨立戰爭花費巨大，國庫掏空。也是革命的誘因之一。 俄國也有類似性，列寧的十月革命前，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沙皇俄國與德國作戰。俄羅斯國內經濟蕭條，民怨沸騰，給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俄語中意為「多數派」，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派別。領袖人物為列寧）們煽動造反奪權的機會。 而日本除了二戰時（及統治朝鮮半島）之外，基本沒有大規模的對外戰爭。長達近七百年的幕府時代，對外沒有戰爭。對內，雖有一定規模的人民反抗，但結局都能平穩。起義領導人最後謝罪自殺的文化，強化了社會的穩定性。   ▲天皇成為日本的尊老文化、重視傳統、道德信仰的綜合象徵，在整個日本歷史和重大社會轉型中，起到了重要的穩定作用。Adobe Stock   其四，天皇在日本國民中的崇高地位而形成的感召力和導引性，可能是極為特殊的因素。天皇成為日本的尊老文化、重視傳統、道德信仰的綜合象徵，在整個日本歷史和重大社會轉型中，起到了重要的穩定作用。尤其在明治維新的重大歷史轉折期，天皇成為和平變革的靈魂力量。 法國大革命是近代人類歷史暴力和濫觴的源頭。饑荒和經濟條件惡化並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法國思想文化界接受和傳播了一整套的左翼觀念，那種後來形成斷頭台的文化思潮已在法國暗潮洶湧很久了：盧梭的「公意論」（General Will），為以群體的名義剝奪個人權利、甚至隨意殺戮提供了理論基礎。以所謂「人民的意願」的名義，可以改變一切、摧毀一切，包括現有體制、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等等；甚至把國王和皇后都送上了斷頭台。那種一瞬間把人的頭顱和身體斬斷、分成兩部分的殘忍殺人工具，是一個法國醫生發明的，法國知識分子的傑作。 日本文化傳統四字精髓：常識義理 法國革命那種殘暴，在日本沒有發生。為什麼？因為日本文化和傳統不會允許它發生。無法想像，日本人會群起造反，把天皇和皇后抓起來送到斷頭台處決。日本人的文化教養和傳統觀念，都是絕對不會接受的！日本人接受的傳統文化和價值，如果用四個字概括，就是「常識義理」。不可用暴力對待國家的天皇和皇后，也不可那樣對待政府的官員和宗教文化。不可全面社會改造，不可翻天覆地；所有的改革和進步，都必須按部就班、有程序、有規則、甚至是在有禮儀下進行。這種「常識義理」在日本幾百年、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積奠而成，一代代地繼承，成為人民的「約定俗成」。所以法國大革命在日本無法發生，主要還不是制度上的原因，而更是文化原因，文化傳統的阻止，思想觀念的阻止。這種文化傳統上的「阻止」更有效，因為它是整個社會穩定的堡壘。 同樣，列寧的十月革命，毛澤東的共產革命，在日本也沒有發生，也絕不是偶然，而是跟上面同樣的因素。列寧的蘇維埃剛剛建立時，他的鎮壓工具契卡（Cheka，革命行刑隊）在幾個月內就屠殺了三萬人，並處決了沙皇全家（包括皇后和孩子們）。這樣的事情在日本不可想像，日本人民不會允許任何力量去屠殺天皇和其家人。如有瘋狂屠殺發生，日本的武士們絕對會反抗，武士道精神包含著道義、責任、忠誠等非常精神層面的要旨，不會允許列寧式的革命發生。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學生鬥爭老師，孩子揭發父母，全民批鬥官員，下級踐踏上司等，在日本同樣難以發生，因為日本的尊卑等級觀念深入人心，是日本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下級對上司的尊敬，等級的明確等，都是日本「各安其職」的本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日本，讓員工們批鬥老闆、孩子鬥爭父母、學生羞辱老師，是絕對做不到的。對殘忍，中文有四個準確表達的字：傷天（泯滅天意）害理（踐踏義理）。對絕大多數日本人來說，放棄常識義理，甚至傷天害理，就是消滅日本、滅絕日本這個民族。 除了二戰和其它短暫的對外戰爭，日本就沒有過自己本民族內的大規模自相殘殺、自我毀滅，沒有翻天覆地的暴力革命，更沒有共產主義的血雨腥風。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雖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學習了西方的體制，尤其是科學技術，但卻從未大規模引進西方文化，而是持續地保持了日本自己的傳統文化。這種傳統文化是日本沒有革命的根本。所以研究日本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研究日本為什麼沒有革命的最重要因素。   此文為康尼、曹長青合寫的《獨特日本 超越美國》一書的摘錄。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2年11月號 曹長青網站： https://caochangqing.com/big5/index.php?dispmode=0 曹長青推特： 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日本的幼兒園和小學也非常重視德育，教孩子懂得禮貌、教養、規矩和文明。Adobe Stock   據統計：美國的律師人數是日本的20倍；美國的心理醫師人數是日本的50倍。但美國犯罪率是日本的200倍！日本治安被譽為全球之最，而美國治安每況愈下。為什麼美、日這麼明顯不同？這涉及到法律、執法、文化、教育、傳統等等方面。這裡僅簡單比較幾點： 一、日本從幼兒就開始文明禮儀教育 我在之前的〈日本孩子贏在起跑線上〉專文詳述過，日本人的文明禮貌是從小養成的，甚至很多日本孕婦辭職，全職在家養育孩子最初的三年，認為這個時期非常重要。而在美國，罕見孕婦為養育孩子而辭職。美國很多重大犯罪者都因童年、少年時代受過創傷或壞的影響，心靈損害跟隨一生。同理，日本從幼兒就開始行為規範的教育，則是受益終生。 除了家教，日本的幼兒園和小學也非常重視德育，教孩子懂得禮貌、教養、規矩和文明。日本的教師是輪換制，不斷換到其他地區或鄉村，既增加教師的責任感、敬業心和競爭精神，也讓日本全國各地的兒童得到的教育沒有大的差別。而美國的老師則待在一個地方「旱澇保收」，不僅缺乏競爭，而且全美教師工會是美國最左的團體，用左傾意識形態毒化孩子。日本的學校在培養孩子的優良品德，美國不少地方卻從幼兒園開始就讓孩童了解性交、同性戀，甚至讓孩子有變性自由（不許家長干預）。佛州州長簽署法案對其禁止，卻遭全美左派攻擊。 美國的大學就更左傾了。據統計，80%以上的大學教授是左派民主黨人（按選舉註冊）。上大學的過程，等於是被左派教授毒化的過程：力推左傾意識形態，而不是遵從常識、常理。例如現在美國很多學校在推行「批判種族理論」，強調美國歷史是白人欺壓黑人的歷史，以此煽動黑白對立，族群撕裂。美國歷史的重要里程碑是1620年「五月花號」抵達美洲大陸，來自英國的清教徒在船上簽訂公約，要把美國建成「神的國度」，標誌美國從一開始就強調信仰和道德。但現在美國左派尤其很多政客和知識分子，要把「標誌年」改成黑奴被販賣到美國的1619年，把歷史改為「黑奴立國」，直接顛覆美國歷史和傳統。孩子接受哪種歷史、哪種教育、哪種傳統，等於塑造不同的未來。在日本，當然沒有顛覆日本歷史的教育，也不推銷各種形形色色的左傾意識形態。日本從孩子入手，把住了最重要的第一關，才有了今天這種遠超美國的文明禮貌的日本。 二、制定《少年法》保護和教育孩子 日本和美國的另一個不同是，日本有《少年法》（美國沒有）。該法早在1922年就制定，1948年修改，主要針對12歲到20歲的人。對身體的最好保健是「預防」疾病，精神健康同樣。日本的《少年法》就意在從少年時代就防範可能的犯罪和不法。它不是由警察局負責，而是設立專門的「家庭裁判所」，由裁判官和職業調查官組成，對可能不良少年調查處理，重點是保護孩子健康成長。「家庭裁判所」的設立觀念是「國親思想」，即如果雙親不能給孩子提供應有的教育，那就由國家出面來代替家長行使教育的職責。家庭裁判所在孩子出現如下這些情況時都可出面：不服從父母的正當監護；無正當理由不回家；跟有犯罪習性的人交往；經常出入猥褻場所；有傷害自己或他人的傾向等。「家庭裁判所」所關注和管理的，不僅是少年的犯罪行為，也包括可能的觸法和品行不端，用事先防範來保障身心健康。 「家庭裁判所」做出裁決後，被懲處的少年被送到「少年院」教育、矯正。嚴重犯罪的才交由檢察機關審理和判刑。據日本政府的統計數據，2010年有14.5萬少年被「家庭裁判所」處理，占日本1.2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多一點。桐蔭橫濱大學法學教授河合幹雄撰文說，當今日本的犯罪率非常低，監獄收容的在押人員僅為數萬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極低。 美國不僅沒有日本這種《少年法》，而且對青少年犯罪，幾乎等於聽之任之。像最近幾個月美國發生的惡性槍殺案都是青年所為：在芝加哥的美國獨立日遊行時，22歲凶犯隨意開槍致6死31傷，他早就有威脅同學、暴力傾向等歷史。全球媒體報導的德州校園槍殺案（21死，其中19名學生）凶手18歲，之前也是前科累累。不久前田納西州孟菲斯市19歲青年駕車隨意開槍殺人。今年6月，7名黑人男女少年在費城街頭把73歲老人無緣無故活活打死！這類殘暴在全世界都極為罕見。如果美國像日本那樣有《少年法》，那這類「問題青年」早就會被「家庭裁判所」調查處理，不會容忍他們走到極端惡性的殺人地步。 美國的青少年犯罪問題原因很多，除了嚴重缺乏家庭和學校的德育教育之外，左派亂撒錢的高福利社會主義政策也是最直接原因之一。高福利不僅養懶漢，還滋養罪犯。美國的單親媽媽太多，比如在首都華盛頓，每四個黑人母親，三個是單親；她們養一堆孩子，因為如果有三個孩子，得到的政府福利金就相當電腦公司的中等職員收入。生孩子等於生錢。沒爹的孩子不能獲得完整的家教，只想多生孩子拿福利的單親母親本人又能給孩子什麼好的教育？左派熱衷的福利制度就是在製造「潛在罪犯」。例如芝加哥是槍殺大本營，每週都發生凶案，該市自1927年至今95年都是左派民主黨執政。精神不健康的變態者殺人，左派縱容不勞而獲的福利制度和高舉自由牌坊的放縱主義教育是元凶！ 三、日本有嚴格法律並認真執法 美國不是條文法，是案例法。案例各有不同，缺乏明確性。日本是條文法系，而且非常詳細。不僅重大犯罪，即使小事，也明文規定。僅舉幾例：在公共場合吐痰罰款1千到1萬日元，並作為犯罪前科記錄在案；喝多了在計程車裡嘔吐會被罰款並要賠償清掃費。打架鬥毆判6個月至2年以下徒刑（在日本根本看不到像美國公共場合扭打成一團的現象）。在日本連強行勸酒都會被罰款，有《防止醉酒擾亂治安法》。亂扔垃圾更被重罰，處以5年以下監禁和最高1,000萬日元罰款。 而在美國的舊金山、西雅圖、費城、芝加哥等左派掌權的城市，滿街垃圾之地比比皆是，流浪漢甚至在街頭搭帳篷居住，用毒品之後的各種毒垃圾隨便扔。加州甚至有被嘲諷為「零元購」的法律，偷盜搶劫商品950美元以下屬輕罪不被起訴，更不要說還有「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運動那種打砸搶燒。這些在日本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其實不僅日本，在其他東方國家都完全不可能發生，警察一定第一時間干預、制止、制裁。只有在美國，犯罪率一路竄升，左派卻要反警察，削減警方經費，動輒起訴執法的警察，導致警察不敢嚴格執法，等於縱容犯罪，尤其縱容「命貴們」，簡直是要把美國變成無法居住之地的節奏。 四、被判刑者要認罪懺悔 美國強調個人權利沒錯，但現在越來越走極端，最後變成極端個人主義，在司法上變成有利罪犯。司法審理時，律師往往用「合理的懷疑」（Reasonable Doubt）這條，使罪犯逃脫制裁。而在日本，99%的凶犯最後都認罪，表達懺悔之意。在日本監獄，實行教育為主，而不是懲罰。所以日本重新犯罪的比例比較低，而美國相當高。美國監獄幾乎沒有教育，只有「蹲監」；還給犯人提供各種好處，好吃好喝，甚至個人電視、健身設備等，還不用幹任何活，養得一身肥膘。 罪犯在日本刑滿釋放後，交給社區管理，但會保密，保護其個人隱私，促使當事人悔改，而不是破罐子破摔。那些志願幫助釋放犯的日本團體，受到天皇接見褒獎。而美國很多罪犯輕易就被保釋或提前釋放，近年的惡性犯罪，幾乎全都是前科累累的慣犯。被法官釋放出來，美國政府不管了，社會和社區也不管了，等於把可能的毒蛇放回人間，當然會再咬人。近年美國發生的惡性犯罪，如在紐約把華人活活踢死，把亞裔無緣無故推下地鐵致死，開卡車衝進聖誕遊行造成40多人死傷，在田納西州孟菲斯綁架白人晨跑者並殺害，都是前科累累的慣犯。美國的縱容罪犯制度和日本完全不同，結果也是天壤之別！ 五、「恥感文化」的制約 除了法律和警察執法等方面的「硬件」，日本更在教育（前面已簡述）和保持文化傳統方面領先於美國。二戰剛結束時美國學者寫的那本名著《菊與刀》，強調美國是「罪感文化」，日本是「恥感文化」。所謂罪感，即從基督教的原罪說衍生而來：人一生下來就有罪。但隨著基督教在美國的衰落趨勢，再加上真正有多少人會自我閉門深省原罪，也是未知數。所以美國人的罪感越來越弱，如果還有的話。而日本人的「羞恥感文化」卻沒有減弱，因它不是閉門自省，而是在別人眼光評判下的感覺，所以只要有人群，只要在意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這種羞恥感的文化就會一直延續，滋養禮儀和文明，體現「和為貴」的底蘊，所以日本學者稱譽「羞恥感」是一種「和平文化」。 左派主導下的美國，是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幌子下，推行我行我素、不管他人利益和感受的放縱文化，是「不要臉面」的文化。不分場合的胡亂穿戴，炫耀肥胖，裸露，甚至在地鐵上性交，以自己是所謂「心理女性」的大男人參加女子比賽（公開作弊），甚至宣揚孩子階段就「變性」等等。左派國會議長裴洛西就公開歌頌脫衣舞場所是「美國的美麗」，拜登則推崇孩子變性是自由選擇。美國和日本在德育觀念和教育上已經成了兩個世界；日本是人的世界，美國則越來越滑向群魔亂舞。 一個法治的國家，既要有明確的法律條文的硬件，警察要敢於執法，認真執法；同時更需要文明教育的軟件。當美國這兩個方面都輸給了日本，美國的法治和安全江河日下就是必然的了。而且只要是左派民主黨執政，美國和日本之間的這種法治（治安）差別，就會越來越大。這是美國人的悲哀（自危），也是日本人的幸運。   《看》雜誌第238期 作者為美籍華裔評論家，網路影視評論「長青論壇」主持人。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將影響美國的價值體系與道路。Adobe Stock   美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不是朝向真正進步和富強，而是走向毀滅的自殺之路。所謂「自殺」，主要指其價值選擇越來越墮落。 早1776年獨立建國時，美國就存在兩條不同路線的選擇：以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為代表的，強調走英國保守主義道路，即尊重傳統，重視基督信仰，堅持市場經濟的同時，建立起強勢中央政府和強大美國。以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潘恩（Thomas Paine）等為代表的，則傾向法國大革命模式，砸碎條條框框，走所謂大眾民主的整體社會改造。 但這兩條路線之爭，沒有你死我活。因法國大革命的殘暴信息傳到美國後，傑弗遜等人也不那麼熱衷了；尤其他當了總統（第三任）後，更感知到，華盛頓，尤其是漢米爾頓建立的稅收、海關、債券等經濟體制、強大軍事等的重要性。另外傑弗遜強調各州自治、分權、低稅收等，都和後來共和黨保守派取向一致。 羅斯福、詹森、歐巴馬 「左」況愈下 美國兩大黨的主要經濟政策分野，直到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左翼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上台推行「新政」才有了明顯區別。羅斯福熱衷社會主義，要政府扮演更大角色，甚至均貧富、推行平等主義。後來他的左翼傳人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推行「大社會」，使美國更偏向社會主義。共和黨籍的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上台後，踩了一次刹剎車，把最高個人稅率一下砍掉42個百分點，降到28%，恢復市場經濟和美國人的信心，尊重個人財富和權利，包括強調道德信仰等，被視為是一次保守主義回歸。 後來大的變化，主要發生在美國第一個黑人總統歐巴馬上台。黑人在美國3.3億人口中僅占14%，歐巴馬能當上總統，本身就證明美國對黑人沒有制度性的歧視，否則僅靠14%怎麼可能當上總統？歐巴馬應該最有機會彌合黑白族裔衝突、營造族群和諧。但恰恰相反，歐巴馬卻利用總統權力強化了黑白對立。一有黑人和警察衝突的惡性槍殺事件，歐巴馬就情不自禁出面，煽動黑人仇恨警察（仇恨白人）。在這種背景下，左媒和黑人政客推波助瀾。後來美國風起雲湧的打砸搶燒「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在歐巴馬時代已孕育。 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都應該強調「法治」。而美國這個人類第一個民主國家，居然縱容黑人為主體的「黑命貴」全國性打砸搶燒！完全踐踏法治，無法無天。為什麼發生這種局面？因為左翼民主黨在背後支持，為打擊當時執政的川普總統，為左派奪權做輿論煽動。所謂照顧黑人、爭公平是幌子，真正目的是奪權。再加上利用疫情，廣發郵寄票（不核實證件），拜登們竊選成功。美國更變本加厲走向社會主義，與此同時要毀掉道德、信仰、法治。一場驚心動魄的「自殺」開始了。 殺掉「法治」和邊界 惡性犯罪飆升 首先是殺掉法治。「黑命貴」如此打砸搶燒，警方不敢處理，因為觸犯黑人，就是觸犯了政治正確，動輒丟掉工作，甚至個人自由（被判刑）。警方不敢執法、不願執法，黑命貴們就更加囂張。在左派大本營的加州，到商店偷盜搶劫950美元以下商品，居然被宣布不追究重罪，等於縱容犯罪，被稱為「零元購」，不花錢，商品隨便拿，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國家！ 美國的犯罪率火箭般上升，惡性槍殺案每週都在發生。自1927年以來一直是左翼民主黨執政的芝加哥，每個週末都是屠殺日，惡性槍殺案從沒停止過。在左派集中的舊金山，白左檢察長博徹思（Chesa Boudin，其父母是共產黨員，因搶劫銀行殺害兩名警察而被判無期徒刑）居然上任第一年就釋放了25%的監獄罪犯。他的特殊經歷，使他從小就仇恨警察，同情罪犯。在同樣左瘋成堆的紐約，檢察長也同樣左傾。芝加哥、加州、紐約，三大左派掌權之地，被視為「罪犯的天堂」，凶殺案成倍增長。 「殺掉」法治的另一個標誌，是容忍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湧入美國。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了邊界，就等於喪失了主權和法治。可在拜登掌權下，美國過去16個月就湧入300萬非法移民，僅5月份就有24萬！拜登們為什麼不制止？因為這是「奪權」需要。非法移民進入後，將來就有被特赦機會，然後就可投票，他們中絕大多數是左派民主黨的票源。在左派占多數的紐約議會，已通過法案，不是美國公民也可以投票。這是預謀已久的「竊選」之路。 社會主義政策「殺掉」了美國的強盛經濟。均貧富、國有化，都是官僚主義和災難的同義詞。拜登上台才一年半，美國股市暴跌，通膨率41年最高！汽油價格全美50個州都升到5美元以上，是美國1776年建國以來第一次！物價飛漲，所有商品都大幅漲價，堂堂的世界唯一超強的美國，居然出現嬰兒奶粉脫銷（指缺貨），家長們恐懼！ 給美國「變性」 閹割傳統美國的性質 家長們更恐懼的是，左派居然要在幼兒園、小學等，就向孩子宣揚、灌輸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等。保守派的佛州州長簽署了當地議會通過的法案，禁止從幼兒園到小學三年級宣揚同性、變性等，結果遭到民主黨的全國性譴責攻擊，說是剝奪了孩子的選擇自由。孩子們在這個年齡段怎麼能懂得「變性」的嚴重後果？所謂「讓孩子自由選擇」，就是在自由的名義下，摧殘孩子的身心，是害孩子！拜登作為總統，親自鼓吹孩子有變性自由。左瘋議長裴洛西高調去參加變性人的「變裝皇后」真人秀表演，說變性自由是美國的美麗。左派民主黨的要角們異口同聲，支持男人以所謂「心理女性」進入女廁，甚至參加女子體育比賽，等於公開支持作弊，把人類基本道德踩在腳下。 除了支持變性，毒品合法化，左派們還要顛覆美國傳統。1620年，從歐洲第一批抵達美國的「五月花號」上的基督徒，在船上就簽署公約，要在美國建立神的國度，所以1620是建立信仰國家的標誌。但左派要去掉這個標誌，改為1619年，說那一年黑奴抵達被販賣，美國是黑奴立國。這個「標誌」的爭議，更清楚地展示了左、右派的根本分歧。左派要用為黑人爭權利的名義，顛覆傳統美國，毀掉美利堅的根基。 拜登最近自豪地宣稱，他內閣中的同性戀者、變性人超過之前歷屆美國政府的總和。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六四」事件前夕舉行的升旗儀式上，居然是把美國星條旗和象徵同性、變性的彩虹旗一起並列升起。拜登政府公開宣揚、傳播、灌輸同性與變性。他們是要把美國「變性」，改變傳統美國的性質，閹割美國。 美國的這場「自殺」會自我毀滅到什麼程度？除非今年11月美國國會改選，保守派共和黨贏回參眾兩院，可能會踩一下剎車。尤其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如果川普回歸，可能會與左派的「殺掉」美國拚死抗爭。否則，美國白左主導的這場「自殺」將越演越烈，對美國和世界帶來的損害不可估量。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2年8月號 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22/26096  

（2022）8月15日是彭明敏先生誕生100週年，台北基督長老濟南教會14日下午2點舉辦紀念活動；這是一位非常值得推崇和懷念的偉大台灣人！ 在彭先生漫長的一生中，對台灣民主化進程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他始終保持著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和尊嚴，這種難能可貴是鮮少有人能望其項背的。 一、拒絕加入國民黨的道德勇氣 一般都說，窮人容易起來革命，因為成功就賺大了，成為統治階層；失敗了，也是在原地，因本來就一無所有。所以，富有階層、貴族紳士起來反抗，本身就很了不起，因為一旦失敗，就失去很多。彭明敏的反抗國民黨之路，實是傳奇般的經歷。他在法國獲得國際法博士學位後回到台灣，成為台大最年輕的教授和政治系主任，被任命為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並成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這些都是「政治起飛」的火箭底座。早在1960年，彭明敏就被胡適手把手引薦給蔣介石，後還被蔣單獨「召見」。 如果彭明敏像很多知識人一樣投入國民黨懷抱，定會迅速高升。老蔣召見後，國民黨高層就找他談話，暗示如入黨，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任命。但彭明敏竟然拒絕了。後來他又拒絕了蔣經國接見的機會。這兩次拒絕都需要相當大的道德勇氣，因為那是拒絕權力地位、拒絕最高領袖的寵幸、拒絕政壇學界的飛黃騰達。而且在統治者眼裡，一旦拒絕，就是桀驁不馴、不識抬舉、甚至有不軌之心（跟朝廷和皇帝不在一個軌道）。 縱觀台灣歷史，尤其兩蔣時代，知識分子裡有這種道德勇氣和英雄氣概的，鳳毛麟角。在黨國時代，被蔣介石召見、蔣經國器重，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在我有限的閱讀中，看到有兩個著名知識分子被蔣介石召見，表現不卑不亢，隨後都沒有升遷：一是殷海光。他見蔣後竟寫道，很後悔去，並批蔣對歷史不懂裝懂，裝腔作勢。二是彭明敏。他被蔣介石召見後拒絕加入國民黨，當然蔣不悅。研究者說，被蔣召見的人，事先都準備「功課」，溜鬚拍馬、投蔣所好。但彭明敏、殷海光保持了知識分子的風骨與尊嚴，沒有對最高權力者卑躬屈膝，了不起的氣節！ 當年殷海光就和彭明敏關係密切，兩人多次見面探討國事，可能在人格氣質上「心有靈犀一點通」（詳見我的另篇文章〈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 https://www.peoplemedia.tw/news/fbdb659e-d346-437e-9ce4-0278b5560241 ）。 殷海光（左）多次向彭明敏提到，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圖／左取自維基百科、右林冠妙攝，民報合成     二、實踐自己理念的勇者 彭明敏先生的驚人之舉，是1964年與兩名學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痛批國民黨，呼籲台灣「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15個字方針奠定了台灣的未來和方向。彭明敏表面文雅書生，但卻是敢把自由主義理念付諸行動的勇者。有時「行動」本身比理論更有力量，風險當然也更大。 在中國時我覺得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撰寫美國憲法的麥迪遜對美國建國作用最大。到美國後，尤其是讀了兩次獲普立茲獎的歷史學作家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專著《1776》後，更傾向認同：對美國的獨立建國，華盛頓的作用超過傑弗遜和麥迪遜；華盛頓在危難之際獨撐大局、率軍對抗英國殖民者，敢於採取「行動」。 當時聯署《獨立宣言》的美國先賢們都做好了犧牲準備，因一旦獨立失敗，他們都得被送上絞刑架。在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前，彭明敏當然也清楚後果，兩名參與的學生還沒畢業，而彭明敏已是知名學者，國民黨準備重用的人才（被任命為十大傑出青年和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就是鋪墊），如果反國民黨，就會失去一切。在如此背景下，發表那種自救宣言的後果，是沒有到那麼高位的人難以設想的。結果就是，彭明敏的傑出青年、教授、系主任等都付之流水，而且成為階下囚，被判刑八年。朋友親人都疏遠。當年殷海光被國民黨迫害時，他的朋友在大街上見到都迴避，更別說去看望支持。彭明敏也處於這種境地。 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最後彭明敏出獄，居家監視，特務24小時守候，到哪裡都被跟蹤記錄。他還要忍受孤獨的環境、生活的困境、事業的無望等等。而這一切都是發生在被蔣介石召見兩年之後。他不受權力的撫摸，反而在權力老虎上拔鬚。這份膽識和勇氣，決定了他的人生。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彭明敏這種「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紳士貴族性格，決定了他不會與兩蔣們同路，而且骨子裡就有反叛專制的基因。 三、照亮台灣前途方向的明燈 1964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不僅是勇敢 ，更展示智慧。五十多年前的文字，一般都會過時，甚至陳舊到沒法讀了。但《自救宣言》今天讀來，其基本精神和原則理念都沒過時，仍是台灣的指路明燈。 宣言提出台灣人民的自救之路是：推翻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15個字明確了台灣前途方向。在蔣介石獨裁統治最嚴酷的年代，彭先生主導的《自救宣言》就敢使用「推翻國民黨」的字樣，那是何等的勇氣和智慧！ 就像美國《獨立宣言》痛斥大英帝國殖民統治的劣行、然後提出建立美利堅新國家的必要性，《自救宣言》也是歷數國民黨罪惡，然後呼籲建立新國家。在這一點上，彭明敏身上又帶著傑弗遜的特色。 四、不強調藍綠種族，最看重自由的價值 美國獨立宣言沒有強調美國人對付英國人，更沒有把建國視為英美兩族群的對立，而是強調自由的價值、個人三大權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美國獨立後，沒有統獨和美英種族衝突。林肯總統強調，美國是熔爐，美國人是電線，各族電流融化在一根線裡，激發出強大美國的火花。這個電流就是國家認同、價值一致。彭明敏等人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就有這種特色，強調外省人、台灣人團結起來，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制，揚棄「一中」的虛假，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宣言強調的是自由主義的價值和原則，而不是狹隘的地域或族群之爭。 這點又和美國另一建國先賢、強調獨立是《常識》的作者潘恩很像。潘恩當時就睿智指出，美國建國不僅是國家獨立，更是在北美大陸及全人類建立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就是強調個人權利至上。彭明敏們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也是這個思路，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台灣人不再是二等公民，不再有種族歧視和壓迫，所有人（台灣人、外省人）都自由、平等、共榮；強調要在台灣「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這個角度和美國獨立宣言有精神上的一致性。 將來台灣人真正當家作主了，台灣的制憲、建國、入聯的三大目標實現了，台灣人、外省人、客家人等不同族裔都平等、自由、尊嚴地共存，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理念，也是正常健康社會的基礎。在這一點上，彭先生與美國建國先賢的思考在一個軌道，背後支撐的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未來的台灣人民會更加欣賞和感激建立在這樣理念上的建國根基。 五、一生看重尊嚴，直言批評權力者 彭明敏在2019年初的重要舉動，是和台派領袖高俊明、吳澧培、李遠哲發表聯名信，呼籲蔡英文不要再選總統。這些台派領袖希望綠營能延續執政、並有堅定台派接續香火，從而推動《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的六字綱領「制憲建國入聯」。在蔡英文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後，大選投票前，彭明敏再次發表宣言〈自救宣言續文〉，提出七項主張，呼籲當選者必須推動制憲建國入聯這三大目標。 堅定做監督者，而不是權力者附庸，這是彭明敏的性格氣質所致。他始終如一，在做人尊嚴和原則理念上從未妥協過。對兩蔣的招安都不為所動，那種「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清高、獨立和凜然正氣，實屬罕見。但他為此付出一生顛沛流離、生活清苦、甚至家庭破碎的代價。 寫道這裡，不期然想起前南斯拉夫副總統、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吉拉斯（德熱拉斯，Milovan Djilas），他雖官至全國第二把手，但發現共產黨本質後，毅然決裂，寫出揭露共產邪惡的經典《新階級》等。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晚年過著孤獨、艱難的生活。他的政府高級別墅被沒收，住在一個沒電梯的破舊公寓，沒電時要抹黑爬樓梯，但他至死不向權力者低頭。 彭明敏先生在台北的住處從門口下車後必須經過40個石頭台階才能進入公寓樓（沒有地下車庫）。我幾次爬那個階梯都非常感嘆，彭先生如此高齡，每次進出，要怎樣支撐才能爬上那些「台階」？ 沒有豪華公寓、沒有權貴探望、沒有喧鬧奢侈的慶生宴，但他有一顆強大的心靈。從台大最年輕教授和系主任之後60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彭先生不向權力者低頭，不屈服黨國勢力，走了一條獨立、自尊、高貴靈魂的人生道路。他享壽99年的人生歷程，始終如一；這是一種偉大的人格力量，一趟令人欽佩的人生旅途！ 在彭先生百歲冥誕之際，我們紀念彭先生，推崇他的勇氣、他的智慧、他的人格力量。我們更應該銘記，是因為有了彭明敏先生他們那一代人的貢獻和巨大的犧牲，才有了民主台灣的今天。讓他的精神繼續鼓勵還在為台灣的前途而奮鬥的台灣人，照亮前面該走的路、做出正確的選擇！ 2022年8月13日於美國

  烏克蘭戰爭怎樣結束無法預測，但已知的是，普丁總統的形象在西方嚴重被毀，被罵為獨裁者，戰爭罪犯，甚至當代希特勒。左派占絕對壓倒地位的西方媒體幾乎掌控了整個西方輿論，所以無論他們說什麼，多大的謊言都可能成為真理。如果只看媒體，有時讓人感覺活回到共產主義，活在《1984》的荒誕中。瞭解左媒對川普總統的詆毀和構陷的，就知道這不是誇張。 普丁總統的形象在西方嚴重被毀，被罵為獨裁者、戰爭罪犯，甚至當代希特勒。Getty Images   普丁到底是個什麼人？瞭解這位俄國領袖，不僅對看清眼前的俄烏戰爭和俄國國內狀況有直接幫助，更是看懂當今世界格局及未來走向的必經之路。 普丁的履歷一點不複雜，網上隨手可查。他一路走來，對俄國和世界的思考也不難尋覓。過去二十多年來，普丁在各種國際會議上講話，接受過數不清的各國媒體採訪，任何認真聽一下、看一下的人，都可能得出跟西方主流媒體不同的看法。但令人吃驚的是，俄烏戰爭打了5個月了，都極少有人去聽聽普丁本人的話。比如美國著名電影導演奧利弗.史通（Oliver Stone）前後三年9個小時的採訪錄音和文字版，我在俄烏開戰兩周後的3月11日購買，當時文字版只有27人評論，現在也僅33人；錄音版則迄今只有85個評論而已，可見讀/聽的人之少。絕大多數人都閉著眼、一窩蜂跟著西方左媒用暴力語言轟炸普丁，他成了這個世界上頭號被妖魔化的人物。 對我們無法結識、共處、面對面交談的人物，想要瞭解他們，看他們在接受採訪中怎樣談自己的經歷、怎麼回答問題，是真誠，還是圓滑狡猾，是怎樣的一個人，基本上是可以清楚地看出的。史通採訪完普丁後在CBS電視節目中說，他從來沒見過任何其他人像普丁一樣坦誠地展示自己。除這個採訪外，網上還有很多普丁的採訪，相信看過一些的人，都會同感。 普丁的父親是參加過二戰抵抗納粹並負傷的俄國士兵，戰後念完大學在工廠做工程師，母親是普通工人和虔誠基督徒。普丁的兩個哥哥都早年夭折，他就成為父母唯一的孩子，倍受寵愛。學生時代普丁就被從書和電影中看到的克格勃故事吸引，想長大當克格勃。他甚至跑到克格勃在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的辦公室詢問怎樣才能當上克格勃。人家告訴他，要上大學，最好是學法律。他後來就真去大學念了法律，並學了德語。畢業後通過了一系列嚴格考核後，普丁如願被克格勃錄用，在莫斯科受訓後被派到共產東德做情報分析員。當克格勃一是刺激，二是可以報效國家。普丁對史通說，自己是純粹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產品。 普丁當上總統後，外界對他曾是克格勃的背景一直大肆渲染，有些俄國報導說普丁曾是超級間諜，他的克格勃生涯如何驚險、獲取過重要的外國武器情報等。普丁在2000年接受俄國記者採訪時公開澄清：那些渲染全都是瞎扯，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文職情報分析員。在東德，他負責收集並分析東西德及北約等政治人物及他們的反對派的資料，向總部寫報告。普丁後來說，那種工作可根本不像他學生時代看的小說和電影中的間諜那麼有意思。如果普丁是一個善於作秀、誇張自己的人物，他可以默認那些對他的吹噓。根據保密原則，克格勃總部也不會出面否認。普丁的澄清表現出一種誠實的素質。   千里馬有幸遇到兩個「伯樂」 背景很普通的普丁，怎麼能一步登天當上俄國總統？如果說他本人是千里馬，那他就非常幸運地遇到了俄國的兩個最佳伯樂：第一個是他大學時的老師索布恰克（後來當選聖彼得堡市長），第二個就是葉爾欽總統。 在「八人幫」搞政變、把戈巴契夫總統軟禁時，普丁從克格勃辭職。他歷來反對用武力手段改變政權，這個辭職行為，很代表普丁對武裝政變的反感，這種反感一直保持到今天。但他絕不認可共產主義。他說自己並沒有受到戈巴契夫《新思維》的影響，也沒受到其它思想的影響，一開始很相信共產主義，但現實中目睹共產東德的落後和蘇聯的失敗，認為經濟停滯、政治獨裁的現存制度已經走到死胡同。 從東德回到聖彼得堡後，普丁原本準備讀博士學位，走學術道路。隨著俄國的民主進程，他的老師索布恰克競選當上了聖彼得堡市長，邀請普丁到他的內閣工作。普丁當時對老師說，我很願意給你工作，但你是民選市長，而我有克格勃背景（當時他仍屬克格勃編制內），這樣會對你有不好的影響。沒想到市長說，我一點都不在乎；而且親自給克格勃總頭打電話，讓他們把普丁從克格勃編制中拿掉。克格勃總管買了聖彼得堡市長的賬，讓普丁正式退出了克格勃。 普丁入閣後當了外事辦主任和副市長，成為老師的左膀右臂，很受信任，這和他誠實可信的品格有很大關係。一個小例子：有一次原克格勃幾個同事來找普丁，說希望他幫助弄到一張市長的簽名批文。普丁拉開抽屜，拿出三張市長簽名的空白信說，市長對我信任到這種程度，我怎麼可能隨便毀掉市長對我的信任！那三個克格勃前同事灰溜溜地走了。普丁這種可信賴的品德，後來為他贏來很多重要機會。 普丁在幾個職位都展示了才幹。他大學專業是法律，同時也修了經濟。在蘇聯剛解體、百廢待興之際，這兩項都最能派上用場。但好景不長，老師索布恰克1996年競選連任，被他的第一副市長雅科夫列夫挑戰（普丁是第二副市長），以1.2% 之差落選。雅科夫列夫曾和普丁肩並肩一起協助索布恰克，把聖彼得堡經營得風生水起；他跳出來挑戰自己的老闆時，忠於老師和老闆的普丁（也是索布恰克競選團隊的總管）在電視上痛批雅科夫列夫，說他是猶大。但大概是因為清楚普丁的工作能力和人品，雅科夫列夫勝選後邀請普丁給他當副市長，但普丁選擇跟老師索布恰克共進退。 索布恰克1991年棄教從政，以70%高票當選了聖彼得堡市長。他思想開放，愛讀書寫作，是當時發表文章最多的俄國政治家。1991年俄國全民評選年度人物，第一是葉爾欽，第二就是索布恰克，但他卻是葉爾欽的主要政敵。索布恰克的政治觀點是：支持民主體制，但堅決反對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的容忍蘇聯解體。 老師認定普丁才幹非凡，建議他到莫斯科找份政府工作。但索布恰克是葉爾欽的政壇對手，幫忙就沒可能了。普丁做聖彼得堡副市長時，該市共產黨時代的經濟主管被民選市長免職，一度狀況很糟，甚至差點流浪街頭，沒人認為他還能有什麼政治前途。但普丁覺得他是個勤奮工作的優秀人才，當年整個列寧格勒主要是靠他運營的。所以每次這個前朝官員來市政府辦事，普丁都不讓他在接待室等待，而是馬上出來親自招待。此人後來竟成了葉爾欽政府的第一副總理。當他從朋友那裡聽說普丁想在莫斯科找工作時，馬上把他推薦到了葉爾欽總統辦公廳轄下的資產局做了副局長，清理蘇聯的海外資產。在別人落魄時，普丁的不勢力、慧眼識才和善心得到了好報。後來普丁談起這段時說，我當時都沒想到他還能記得我。 普丁的才幹迅速引起葉爾欽的注意，不到一年就被升為資產局長，隨後是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國家安全局長（相當過去的克格勃總頭）、聯邦安全委員會秘書長。葉爾欽太欣賞普丁了，很快又提拔他做副總理、總理，最後為了普丁能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獲勝，自己提前退休，讓普丁做「代理總統」，給了他一個展示才幹、讓民眾認識他的機會。 葉爾欽把一個個國家重要職位交給普丁，當然對他的背景瞭若指掌，但他沒有忌諱普丁曾是自己政敵的副手，而是看重人品和才幹，展示葉爾欽本人的品德和水準。 普丁從1991年做聖彼得堡市長助手、到俄國「代理總統」，前後僅9年。而且他是1996年8月才去莫斯科找工作，到1999年12月31日，才短短三年多，就已經成了俄國代總統，名副其實的火箭上位。但這個過程，普丁完全是憑自己超群的才幹、處事的沉穩果敢，贏得了葉爾欽的欣賞和重用；還有重要一條，就是他的忠誠，重義氣，這甚至成了葉爾欽決定選擇他做接班人的關鍵考慮—— 如前所述，索布恰克連任失敗後，新當選的市長邀請普丁留任副市長，但普丁堅持與老師共進退，沒有接受新市長的挽留，表現了一種忠誠的氣質。普丁進入葉爾欽的總統府後，更是一路被提拔，可謂青雲直上。但他的老師卻運氣不好，遭到整肅，甚至要被以多項罪名逮捕。普丁從內部得到消息後，採取了一個極為大膽的行動。他利用自己的職權，弄了一架飛機，把當時已患病的老師「偷運」出境，抵達法國。做這麼瘋狂的事，不是明擺著自毀前程嗎？普丁當時已在總統府任要職，深得葉爾欽器重，前途無量！竟然幫助葉爾欽的政治對頭（而且疾病纏身、已完全沒有政治前途）逃離出國，完全等於政治自殺！而且利用職權把人「偷運」出境，也屬違法行為，不僅會丟掉職務，甚至可能被查處坐牢。 多年後普丁接受採訪被問到此事時說，他當時壓根沒去權衡自己的政治前途，只是擔憂，有嚴重心臟病的老師如被送進監獄，無疑是死路一條（在普丁做代理總統期間，索布恰克死於心臟病）。而自己大不了失去總統府工作，即使被懲罰關押，他身體情況比老師好，能挺過去。 能夠在自己的前途和營救老師之間做這種選擇的人物，不知在當今世界還有沒有第二個人？僅憑這一點，普丁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稀有動物」，在政壇更是從未沒聽說過有第二個人。把老師送到法國後，他直接去向葉爾欽「自首」，坦白了一切，然後掏出辦公室的鑰匙交給葉爾欽，說會回家靜靜地等待員警來抓他。 葉爾欽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他最信任的普丁居然幫他的政敵逃出國了，這種「背叛」太讓人吃驚了！據葉爾欽自傳說，他當時腦子飛快地旋轉過很多念頭。 葉爾欽自傳明確地說，所以選擇普丁做接班人，和這個事件有直接關係。「當時我有一種非常複雜的反應。普丁不只是自己在冒險，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他這種行為讓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葉爾欽說，「我常常痛苦地反問自己：誰會支持我呢？誰能真正站在我的身後呢？……就在普丁向我坦白他把老師偷運走了那個瞬間，我忽然茅塞頓開，這個人就是我要找的接班人！」 結果是：葉爾欽不僅沒發火，反而把鑰匙塞回去，笑著對普丁說：「知道嗎？我之所以器重你，正是因為你身上有別人沒有的兩個優點：一個是軍人氣質和果敢，另一個就是對待朋友的態度。」 從這件事，在一瞬間，一道光芒，照亮了葉爾欽的思路，普丁這個人，就是他要找的、可以信賴的。把俄羅斯交給普丁，他放心！隨後，他不僅提拔普丁為總理，自己又提前半年卸任，把總統位置也交給了普丁。 普丁這項作為，簡直是在和平年代不可想像的英雄壯舉。葉爾欽也非常了不起，他看重的不是狹隘的派別，而是一個人的品格、氣質和工作能力，做出了不僅是對自己（他至死沒被清算迫害）、更是對俄羅斯前途的最重要選擇！ 普丁和葉爾欽的這段經歷，是真人真事的英雄壯舉，比小說中的故事更富戲劇性和魅力。這是兩個深愛俄羅斯、把國家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品德高尚的政治家。葉爾欽把權力交給普丁幾秒鐘後說的第一句話是：「照顧好俄國」。而普丁幾十年為之奮鬥的，就是這句話！   休克療法，搞跨俄國經濟 普丁當總理時，對付車臣恐怖主義分子的強勢作風深得俄國民心。他當代理總統當天晚上（當時第二次車臣戰爭剛開始幾個月），帶著妻子和國安局長夫婦等，冒著相當大的危險，連夜奔赴車臣前線。他們先乘飛機，然後換直升機，再換汽車，終於在2000年新年凌晨2：30抵達軍營。普丁親自前往慰問官兵，大振軍心。普丁妻子後來回憶道：那些戰士們吃驚到以為是在做夢，完全無法相信，是普丁親自到前線來跟他們一起過年。大年初一，普丁一行回到莫斯科，葉爾欽在家裡設宴招待他們，感謝普丁親赴前線鼓勵戰士們的壯舉。 軍事強攻的同時，又伴隨攻心戰。普丁與車臣總統推心置腹長談，最後說服了對方，為俄羅斯大局著想，車臣留在俄國，不再鬧分裂，同時俄國也給車臣高度自治的共和國地位。今天車臣成為俄國的最堅定盟友。由此可見普丁有著實際解決問題的非凡能力。 2000年的俄國大選，在11名參選人中，普丁以53.4% 得票率獲勝，當選總統。但他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由於葉爾欽太親西方，當時用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休克療法」，把國有資產一步到位地私有化，把國有資產用類似股票卻不能馬上兌現的代金券一次性地分發給了老百姓。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精明商人夥同外國資本家，以極低的價格，把這些代金券從不懂得它們日後價值的老百姓那裡收購了過去。結果就是大量國有企業被俄國商人夥同外國資本家購買，資產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形成了金融寡頭壟斷市場的局面。結果失業率飆升、經濟嚴重衰退。九十年代俄國經濟居然比八十年代蘇共統治下更差，貧富差距巨大，國民福利幾乎崩潰，民怨沸騰。金融寡頭不僅操控整個俄羅斯經濟，而且嚴重干政，有寡頭甚至囂張地說，哪怕他們想讓一隻猴子當總統，猴子都可以當上。面對這個局面，葉爾欽很生氣，但改變現狀困難重重。 很多人嘲笑俄國經濟不如中國，以此否定俄國的民主道路。但他們並不知道蘇聯解體後俄國經歷了怎樣一個慘烈的過程。當時有歐洲經濟學家主張俄國經濟應該漸進地私有化，而不是激烈地一次性到位。但由於葉爾欽太親美、完全相信美國，所以沒有採納歐洲經濟學家的意見，而是一切照著美國經濟學家的指點去做了，結果導致災難。可以說，蘇聯解體後，給俄國帶來第一個重創的是美國；如果說「休克療法」的災難是一個意外，那麼此後一系列美國發起並主導的、試圖削弱俄國國力的對俄經濟制裁則都是刻意所為。 俄國經濟沒比過中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休克療法導致寡頭瓜分了俄國資產，經濟成爛攤子之後，嚴重地影響了外國投資，沒錢談何發展？更何況俄國遠沒像中國那樣，有香港、台灣、日本和各國海外華僑投入的巨額的第一桶金，給中國經濟騰飛鋪墊了一塊優越的跳板；而剛一起跳，其它各國就看到潛力，接著就形成了爭先恐後的往中國投資的熱潮。有錢，當然是經濟起步和騰飛的前提。另外，鄧小平掌權後沒有一下子劇烈變革，而是「摸著石頭過河」，從在深圳搞「經濟特區」試點，再從沿海到內地，逐步發展；對外國投資給予一系列優惠政策，對國有企業先實行承包制等等，都是促使中國經濟相對穩步發展過來的重要因素。經濟方面，葉爾欽的操作敗給鄧小平是事實；鄧小平的經濟操作，沒有請教歐美，而是從新加坡李光耀那裡取經。   普丁的超高人氣是用政績鋪墊的 普丁沒當總統之前，在總統府陪葉爾欽參與跟金融寡頭的交涉時，就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些寡頭在俄國經濟和政治中的嚴重問題。所以上台後首先強力打擊了寡頭勢力（今天幾個高調在海外抨擊普丁的，都是當年被整肅的寡頭），國家重新掌控了經濟局勢；二是把稅制改成單一稅率13％（當時愛爾蘭稅率12.5%，俄國全球第二低），企業、市場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在他當選總統後，俄國經濟開始一路飆升，迅速走出葉爾欽時代的困境。國內生產毛額上升近72%，購買力平價上升6倍左右，貧窮人口減少一半，人均收入從300美元增至一萬多美元，失業率從蘇聯解體時的逾13%降到5%左右。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有錢了，普丁就開始提高養老金，照顧底層民眾。這些成就和做法，使普丁深得人心。媒體雖有國企部分，但大多數是私營，享有言論自由。俄國也沒有網路防火牆，可以自由得到海外資訊。 除了把經濟扳回到上升的正路，普丁的再一個贏得人心的成就，是解決了車臣動亂，剷除了境內的恐怖主義，促成了國家的安全和穩定。在俄國1.44億人口中，12％是穆斯林（接近黑人在美國的比例），但普丁強調和平共處，族裔平等，俄國的穆斯林沒有鬧分裂和騷亂，局勢相當平穩。精通俄國法律的普丁還直接參與起草了俄國憲法，給予22個共和國自治地位。他還特意通過國會立法，禁止清算前國家領導人。所以像戈巴契夫、葉爾欽等都安度晚年，沒遭任何政治報復，普丁也跟他們保持了良好的紳士關係。這和亞洲的南韓、台灣都把前朝總統送進監獄有根本性的不同，也跟美國報復、圍剿前朝川普總統明顯不一樣。這種理性做法，促使了俄國的政治平穩轉型和各個族裔之間的和平共處，沒有任何劇烈社會動盪。對蘇聯倒台後國家分崩離析、經濟在崩潰邊緣的俄國來說，這一步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普丁在俄國的超高支持率，是用實實在在的成就鋪墊起來的，根本沒人能與他匹敵。 在葉爾欽時代，俄羅斯共產黨很長時間都是國會第一大黨。普丁支持的「統一俄羅斯」只是第二大黨，然後還有民粹黨、親西方的左派黨等眾多小黨。所以俄國的選擇是在普丁和共產黨之間。如果不選普丁，就是共產黨回來掌權。現在英美歐盟全力打擊普丁、制裁俄國，等於為共產黨勢力捲土重來鳴鑼開道。普丁堅定反共，上台就致力削弱共產黨勢力，迅速使他們在國會（杜馬）降為第二大黨，支持普丁的「統一俄羅斯」成為最大黨，目前在國會447席中占343席，占比72%，遠超2/3。普丁已把共產黨和民粹這兩個黨的國會席位壓縮在30%以下。   普丁到底是不是獨裁者？ 普丁是獨裁者，這個標籤已經被西方十幾年的媒體轟炸刻印到每個人的印象中。普丁已做第四屆總統，兩屆總理；也就是在過去二十多年，他都在俄國的權力中心。尤其是他做了兩次總統後，回頭做了一屆總理後，又再出任總統，所以他最容易被外界指控的就是：獨裁。但這種指控跟事實有太大的距離。 首先，普丁不是一個貪權的人。當葉爾欽第一次告訴他要任命他當總理，然後要讓他當總統、成為自己的接班人的時候，普丁居然拒絕了。他說：「我把我的孩子們藏到哪裡去？」他首先想到的是妻女家人沒有了隱私和安全。採訪他的史通很吃驚：「你竟然拒絕了？」普丁說，我當時想到的是，我的生活就會完全改變了，而且那是一個關係到千百萬人命運的重大責任。葉爾欽只好說，「那我們下次再談。」 普丁居然拒絕了總統的職位，而且是那麼一個大國的總統。這世界有第二個嗎？這樣的人會是一個以權力為目標的人嗎？ 最被西方扭曲、傳播並被大眾接受的是：普丁為了使自己可以再選總統而修改憲法。事實是：1993年制定的俄羅斯憲法規定，總統做兩屆之後，只要中間隔一屆，就可以回頭再選，而且再選之後，就可以無限期連選連任下去。也就是說，他隔屆再選，完全符合俄國憲法，而且他根本不必修憲，可以依照俄國憲法連選連任到死。 在史通對普丁的採訪中，有一件事普丁之前不知道，那就是美國的羅斯福做了四屆總統。美國有人罵羅斯福是獨裁者嗎？沒有！因為羅斯福當政的時候，美國憲法沒有總統只能當兩屆的限制（他死後才修改），所以他無論當多少屆，都是合法的。同理，普丁當了兩屆之後，隔屆再選，完全符合俄國憲法，為什麼污蔑他獨裁？西方政客和媒體，不會先去看一下俄國憲法再指控嗎？不會！這麼簡單的事情不做，無法不令人相信，他們就是故意無視、刻意模糊以妖魔化普丁。 普丁做總理期間國會修憲，只是把一屆總統任期從4年改成6年，國家杜馬（下議院）議員任期由4年延至5年。（國家尚處於相當動盪不安之際，可讓政客們不必剛上台就為了下一次選舉而怠誤國政）。 2020年俄國再次修憲，西方媒體又大肆渲染，說普丁為了自己可以做到死而修憲。事實是，這次修憲，恰恰是把總統可以無限期連選連任，改成美式的只可以當選兩屆（每屆還是6年）。但修憲之前總統的任期就歸零了，所以2024年普丁任職到期後，可再參選並連任，做滿兩屆到2036年。本來修憲不需要通過全民公投，但普丁要求全民公投表達民意。結果公投以77.92%高票通過。比普丁2018年連選時獲得的77.53% 還高。這次修憲中，有「修憲之前總統任期歸零」 這項條款，並以高票公投通過，清楚地表明，俄國人民就是期待普丁繼續做下去。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項條款，這個公投就不會通過。俄國面臨以美國為首的整個西方世界的打壓，更希望一個對本國和國際局勢相當有經驗，尤其是人品可信賴的強勢總統，可以理解。 再概括一遍說，即使壓根沒有這兩次修憲，普丁2008年當滿兩屆總統後，中間隔一屆，2012年回頭再選，以他的支持率，照樣可以一屆一屆連選連任下去，一直到死，完全符合俄國憲法，完全不存在普丁為了霸住總統權力而修憲這回事。在目前這個歷史節點上，只要俄國人民選擇他做，他就不是獨裁。正如戈巴契夫接受BBC採訪時所說，「還有許多需要他（普丁）做的。我支持遵守法律，但是我也要告訴你，我永遠不會反對所有人民都認同的事情。」 在沒有防火牆，有相當新聞自由的俄國，這個民意是真實的。 就普丁是否民主的問題，美國重量級蘇聯問題專家科恩（Stephen Cohen）的看法很有道理：「說普丁是否是民主的？看你跟誰比。跟中東領導人比，他是。跟克林頓比，他不是。但是，每個國家有它自己的歷史時鐘（Countries are on their own historical clock）。你們都說普丁很糟糕，難道你們更想選擇史達林、勃烈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嗎？俄國人鑒定他，是按照他們自己國家的現狀和歷史進程。」也就是說，你不能要求俄國踩著美國歷史的鐘點走。 科恩教授接著說，「普丁2000年當上總統幾乎是個意外，他繼承了一個在20世紀崩潰了兩次的國家：一次是共產革命的1917，一次是蘇聯解體的1991；國家遭滅頂之災，75%的人口處於貧困中。還有哪個國家像俄國這樣？俄羅斯在 1990 年代失去了主權——政治、外交政策、安全、金融。普丁看到了他的使命。他說過很多次，要恢復俄羅斯的主權，這意味著在國內讓這個國家重新變得完整，拯救它的人民，建築它的國防。這就是他的使命。在我看來，他所做的一切都遵循了他在歷史上的角色的概念，而且他做得很好。」【上述兩段引自：Debunking the Putin Panic with Stephen Cohen】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美國幾度在中東推翻政權，試圖硬性推廣「美式民主」，結果都失敗，導致很多人開始重新思考所謂「一步到位」的民主問題。在俄國經歷了國家大分裂和近乎崩潰的經濟危機之後，想要一步到位、不斷換國家首腦的民主，很可能欲速則不達，使俄國陷入更嚴重的政治動亂和經濟大滑坡，甚至共產黨回頭。 大蘇聯解體後，葉爾欽讓美國學者搞「休克療法」，採取了「一步到位」私有化的極端做法，結果把俄國經濟震盪到幾乎崩潰。大蘇聯原是加盟共和國體制，蘇聯解體後，一下子分成十幾個國家，導致2500萬前蘇聯人，一眨眼間發現自己在「外國」了。那些分裂出去的國家，之前就相當於中國的省，人們的家族、工作、聯姻等等，都是自然地串來串去。現在一夜之間，你家的兒媳，他家的姑爺都成「外國人」了。這讓俄國人和那些分裂出去的小國人，都經過了一個相當艱難的不適應期。 在這種全國還在「發愣」的狀態中時，車臣又要趁機鬧獨立。前面提到，俄國人口12%是穆斯林，如果都像車臣那樣鬧獨立（已經在謀劃），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已經被嚴重分裂的俄國不僅主權不保，甚至很可能發生全面內戰，變成十幾個「車臣」，這對俄國是災難，更可能危及整個歐洲甚至亞洲。是靠有果斷領導風格、傑出才幹的普丁穩住了大局；不僅沒使俄國進一步分裂，還強勢反恐，解決了車臣問題，扼住了伊斯蘭主義在俄國和歐洲崛起蔓延。沒有普丁這樣一個精明強幹的務實領袖，俄國的這個轉型不知要艱巨、困難多少倍，很可能陷入分崩離析的內戰和經濟的持續衰退，再加上美國的一路制裁和打壓，前景不堪設想。   20年間普丁支持率從沒低於55% 普丁主導的這二十年，在上述重大問題上的做法都深得人心，所以2012年他再選總統時，以63.35%得票率獲勝；2018年連任時更以76.67%高票再度獲勝。俄國人民一次次通過一人一票選擇了普丁，他的聲望越來越高（20年來支持率從沒低過55%）。在有新聞自由的俄國，在西方20年來一直妖魔化普丁的現狀下，俄國人民之所以一再高票選擇普丁，是因為他們比那些無關自身痛癢、成天唱高調的外國人更清楚自己的國家需要什麼樣的領導人。 在俄國歷次總統大選中，從未有過美國2020那種竊選爭執，都是得到俄國人民和世界公認的。所以，對普丁「不民主」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普丁的總統位置，至少比竊選的美國拜登更合法！ 普丁二十多年的執政，全力以赴的敬業和實戰經驗，使他對俄國和國際局勢的每個方面都有著近乎瞭若指掌的瞭解。美國電影導演奧利弗·史通在2015到2017年間，採訪了普丁20多個小時，發表出來的九個半小時的音訊，從國內到國際，從政治到經濟，從全球反恐到軍事國防，從金融貿易到社會議題等等各個方面，普丁是有問必答，沒有任何回避和躲閃，而且極為熟悉和專業。 美媒CBS電視主持人Charlie Rose說，跟普丁直接交談、打過多次交道的美國歐巴馬總統曾說，「幾乎沒有任何俄國正發生的事情普丁不懂，或者不為之負責的。」 這樣一個對俄國瞭若指掌（對世界局勢的瞭解也遠超檯面上任何其他國家領導人）、且全身心為俄國打拼的總統，受到俄國人民的推崇是自然的。戈巴契夫在2019年接受英國BBC採訪時，被問道普丁是否獨裁的問題時回答說，「我們現在的總統繼承了那麼一個爛攤子，每個人都看見了他止住了那種混亂，實實在在地把一切都擔在他自己肩上。從媒體上我們也看到人民希望他繼續做，完成他的使命，還有許多需要他做的。」在之前的2016年，同樣是BBC採訪時，戈巴契夫說，「有人指導西方媒體，要摧毀普丁、幹掉普丁。結果是86%的俄國人支持普丁，很快就會是120%，他什麼都懂。」 所以，無論外界如何詆毀，普丁的當選，是在有新聞自由、有多個不同政黨對手競爭的情況下，俄國人民自由選擇的，完全符合俄國憲法的。俄烏戰爭開始後，西方更是鋪天蓋地妖魔化普丁，無數報導說俄國人民很快會把普丁趕下台。但事實是，普丁在俄國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最新民調（2022年6月）支持率是83%（據權威國際民調機構Statista）。 從全世界人民的角度來說，俄烏戰爭之前，大多數人不太瞭解普丁，資訊基本都是西方左媒灌輸的。如果說戰前全球對普丁支持度低於50%的話，那現在除七大工業國和相關利益的國家之外，從亞洲的中國、印度，到幾乎整個中東，再到拉丁美洲，對普丁的支持度幾乎達到俄國人民那樣力挺的程度！這種支持來自開始瞭解他和俄國的真實，尤其是開始明白這場俄烏之戰，開始改變美國長期獨霸世界的狀態。二戰後美國在全世界打了太多的仗，惹了太多國家不滿。沒人喜歡戰爭，俄烏一戰是俄羅斯過去30年被美國一步步逼到牆角後的被迫反擊，而這個反擊將永久性地扭轉世界格局。   普丁有沒有殺記者和反對派？ 普丁殺記者和反對派，這更是西方媒體渲染了許多年，卻沒有拿出一件事實證據和定案的。但輿論已經把一切都定性。電影導演史通說，針對媒體對普丁的指控，他詳細諮詢過上述俄國問題專家科恩教授。科恩就每一個對普丁的指控，都給出了詳細的、不可能是普丁下令幹的分析。在上面引述的科恩評普丁的談話中，他說，除了執行三軍統帥的職責，沒有任何事實證明普丁下令殺了任何人，沒有任何證據！那些對普丁的指控簡直就是精神病……現在的記者已不在乎事實，而是活在小報謠言中——普丁殺死所有人。 曾被高調渲染的一個例子是2006一個女記者在莫斯科被槍殺，媒體指控是普丁指揮的。科恩說，該記者跟他和妻子都很熟悉，也曾到他美國家裡做客。她報社的編輯們、家人和兒子都不認為她的被殺和普丁有任何關係。事實上，該女記者的最後一本書，是說車臣總統是當代史達林，所以很多人認為是車臣總統幹的。但無論如何，西方媒體早已輿論定性是普丁幹的。視頻中科恩講話時近乎憤怒，「這些媒體，從《紐約時報》到《華盛頓郵報》到MSNBC到CNN，每天指控普丁殺人，真是可恥。」 就俄國記者被殺的問題，科恩教授還拿出一個更強硬的佐證。他說，「權威的《保護美國記者協會》（CPAJ）列出了自蘇聯解體後被殺的俄國記者數位，1990年代，也就是葉爾欽時代，被殺的記者超過普丁時代。但葉爾欽卻一直是我們（美國）熱愛的俄國領導人，難道那些在九十年代被殺的記者都是普丁幹的嗎？」 科恩教授接著說，「你一定會問，那麼是誰殺死那些記者？我可以告訴你主要原因：腐敗的商業，黑手黨式的俄國商業，就像美國原始積累時期一樣。」 說普丁給反對派下毒一事，同樣只是指控，沒有一個拿出證據。僅看離現在最近的2020年那個俄國反對派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所謂被下毒事件。8月20日 納瓦爾尼在飛機上忽然大喊大叫導致飛機緊急迫降把他送到醫院，隨後他的助理向全世界宣佈他可能被下毒了，處於昏迷並已使用氧氣機。（事實是：醫院為做檢查而給他實施人工昏迷並給他補氧，就像給人做手術前要做這兩件事。）納瓦爾尼的發言人還說，納瓦爾尼從早晨起來，只喝了一杯機場提供的咖啡，什麼都沒吃。俄國醫院沒有查出他身體有任何被下毒痕跡。德國提出讓他去柏林檢查治療，俄國馬上同意了。8月22號德國就派專機把他接到柏林，俄方還把納瓦爾尼住旅店喝水的瓶子、用品等一起都交給德國檢查。幾天後德國政府宣佈納瓦爾尼身體裡有Novichok神經毒劑。納瓦爾尼指控是普丁的人幹的，於是國際社會宣佈制裁俄國。且不說納瓦爾尼體內查出Novichok神經毒劑的檢查報告沒有交給俄國和協力廠商驗證，即使驗證了，又怎能證明就是普丁幹的？全部的指控就來自這一個人的、沒有一絲一毫證據的指控。而國際社會就根據這種指控制裁俄國，荒唐到像兒童遊戲！ 一個極簡單的道理，如果俄國政府下毒，怎麼可能立刻答應讓他去德國做檢查？那不一下子就查出來了嗎？而且，如果納瓦爾尼真相信普丁要毒死他，他還敢幾個月後又回到俄國？真那麼英雄嗎？任何人研究一下他的歷史，基本可以判斷他是個熱衷作秀的左派風頭狂，拿著西方各種基金會的錢以製造事端吸引國際關注和資助為己任。他曾多次因盜用款項被捕，都被他說成是政治原因。 任何一個政府，要暗殺政治反對派，會用這麼低級的手段嗎？多起指控普丁下毒的案件都類似：手段低級到完全不可信，而且還都毒不死，比如2014年的親西方烏克蘭總統參選人，「被下毒」後聲望提高而當選。普丁蠢到這種程度嗎？反俄的政客和利益集團，隨時隨地用自己的智商指控普丁。而西方媒體立刻就大肆渲染煽情。他們不會去核實求證，因為求真不是他們的目的，滅掉普丁、削弱俄國才是。 主導世界輿論的西方左派媒體已經成了可以免罪、免責、隨便指控的謊言機器。在美國主導的反俄聲浪中，他們即使說普丁每天都靠吃人肉活著，全世界也會堅信不疑。   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戰爭的真相 現在普丁被英美西方攻擊，俄羅斯遭全面經濟制裁，主要因為三個衝突： 一是克里米亞事件。在俄國悠長的歷史上，克里米亞從不是烏克蘭的，直到五十年代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烏克蘭人）把克里米亞隨手從俄羅斯割出，送給了同屬蘇維埃聯邦的烏克蘭。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後，克里米亞人就要求獨立、回歸俄國（當地俄國人占63%，烏克蘭人僅15%）。當時是由俄國出面安撫（阻止他們獨立公投）才擺平的。2014年烏克蘭的民選總統因為親俄國，被美國背後支持的街頭暴力運動推翻，俄國稱之「政變」。在這種背景下克里米亞人民才公投獨立（獲98%投票率支持）並回歸俄國。克里米亞事件是美國慫恿烏克蘭反俄造成的後果。美國曾經不惜用80天轟炸的戰爭，支持科索沃從南斯拉夫獨立出來。同理，俄國人占多數的克里米亞，應該跟科索沃同樣，有權選擇民族自治、或者獨立。但在克里米亞問題上，美國對獨立問題是「雙重標準」。美國一直破壞俄國和烏克蘭的關係，目的就是削弱俄國。多位重量級俄國問題專家，像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史蒂夫.科恩（Stephen Cohen）、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基辛格等，都對美國冷戰後仍視俄國為敵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但美國兩黨均為保持美國在全球的唯一超強地位而持續採取敵對和削弱俄國的政策。這種做法令很多之前推崇美國「世界員警」角色的人開始質疑美國在全球眾多軍事行動的「良性」程度：「推廣民主」和「保持霸權」，到底哪個是美國的主要目的？一國獨霸對世界和平真是好事嗎？ 二是這次的烏克蘭戰爭。克里米亞事件後，烏克蘭東部兩個地區也鬧獨立（俄國人和說俄語者占多數），結果被強烈反俄的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澤林斯基們下令軍事鎮壓，過去八年導致1.4萬人喪生。烏戰之前俄國提出兩點要求：烏克蘭非軍事化（不加入北約）、非納粹化（停止用納粹分子屠殺烏東的俄國人）。這是一個保障俄國安全的基本要求。俄國無法接受北約軍隊和導彈進駐烏克蘭，就像當年美國無法接受蘇聯把導彈部署到古巴。而烏克蘭縱容納粹分子屠殺烏東地區俄國人，按任何國際法和文明標準都是不可以的。俄國的這兩個條件有合理性，但被澤林斯基們拒絕，因他們背後有拜登們撐腰。美國從一開始就不想避免戰爭，不僅不促使談判解決問題，反而刺激打仗，想借機削弱俄國國力，把俄羅斯變成二流國家，以保持美國一極化的全球霸權地位。 蘇聯解體前，就是否同意拆除柏林牆、讓東西德統一，戈巴契夫和蘇共政治局做出了容忍的決定。戈巴契夫說，當時連法國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都不同意（東西德統一），但蘇聯當局容忍了。當時美國承諾北約不東擴一寸。隨後，蘇聯又解散了以對抗北約為目標的「華沙條約組織」。按說，俄國和平轉型為民主國家並解散了華沙條約組織，北約也應解散。不解散也罷了，但過去20多年，北約食言，東擴了14個國家還不甘休，又一直煽動烏克蘭和俄國對抗，甚至不惜煽動推翻了民選的親俄國的烏克蘭總統。美國一邊說不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一邊又蠱惑烏克蘭反俄。而且美國還在波蘭駐軍、過去8年都在訓練烏克蘭軍人、提供武器佈置軍備。據科恩教授，俄國人民對美國的感覺就是「欺騙和背叛」。 俄國對北約東擴和美國煽動烏克蘭反俄的行為一忍再忍，但烏克蘭是俄國的紅線，從烏克蘭發射的導彈打到莫斯科只需幾分鐘。澤林斯基上台後把烏克蘭加入北約寫進憲法，拜登上台後再度加強烏克蘭的軍事化。對美國為首的北約這一系列行為，俄國的危機感是：如果不保衛烏東地區的俄國人，將來的仗就是在俄國的本土上打。 蘇聯解體後，俄國人對美國和西方是完全地、毫無保留地相信。克格勃的總管甚至把蘇聯竊聽「美國駐俄國大使館」的裝置都交給了美國。更進一步的是，他們甚至讓美國參觀了俄國最主要的核武基地，讓美國在那裡設觀察員。普丁說，他們認為沒有敵人了，跟美國和西方都是朋友、盟友、一家人了。普丁接受美國導演史通採訪時，談到美國一口一個「我們的盟友」「我們的夥伴」，當時的俄國，真是一片赤心都攤在美國面前。但美國卻並沒有正眼看俄國，更沒有平等對待俄國，甚至越來越敵視俄國。 在一路遭不公平待遇下，過去三十年來，俄國不僅沒有得罪過美國和西方，反而在反恐、資訊共用、宇航、石油價格等各方面盡最大努力跟美國合作。美國卻繼續冷戰思維，甚至認為蘇聯是被美國打敗了，俄國今天應該像日本那樣對美國俯首稱臣才對。這種對俄國的欺辱日益強化，終於爆發到今天的俄烏戰爭。這是一場清楚的、烏克蘭作為美國代理人的美俄兩國之戰。美國是挑起戰爭的源頭。美國為什麼要挑起戰爭？因為美國容不下俄國的「不順從」，所以必須借任何機會削弱俄國國力。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100%有可能調停阻止戰爭的情況下，絕不去做。而且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還一路像對共產蘇聯一樣敵視俄國、打壓俄羅斯，挑撥前蘇聯衛星國和俄國的關係，吞食諾言、東擴北約14個國家，並在烏克蘭多年備戰、武裝到俄國家門口，一直發展到今天的俄烏戰爭。 三是普丁強調道德信仰，珍惜傳統價值，戳到西左痛處。除了上述衝突，歐美西方詆毀、妖魔化普丁的背後更有左右派意識形態的博弈。克里米亞事件和當前的俄烏戰爭都是表面現象、暫時狀態。普丁和西方（主要是美國）的對峙有更深層原因。 普丁上台後，強調恢復俄羅斯傳統價值。他嚴詞批判共產主義，說列寧建立的蘇聯是「人間地獄」、史達林的集體農莊是「第二次農奴制」，公有制是掠奪人民私有財產。在1999年時他還說：「共產主義是一條離人類主流文明很遠的隧道。」 普丁同時高度肯定抵抗納粹的衛國戰爭，力主恢復了蘇聯國歌的曲調（換了歌詞）。對民間發起的「不朽軍團」運動（在擊敗納粹的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時，高舉二戰時犧牲的父輩祖輩照片遊行），普丁全力支持，現已蔚然成全國性運動，幾百萬俄國人高舉祖輩照片參加各地遊行的宏大場面，凝聚了俄國人的歷史、傳統、保家衛國的責任感。 普丁尤其強調宗教信仰和傳統價值觀。近年面對西方摧毀人類基本文明的對孩子宣揚「變性」等，普丁立法規定，俄國成年人對孩子宣揚同性戀、變性等，要被罰款和拘留14天。如果是外國人可被驅逐出境（引起全球同性變性團體和左派的瘋狂抗議）。俄國並非禁止同性戀（他們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就職等的公平待遇），只是禁止對孩子進行同性戀和變性教育。 普丁對抗西方左派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公開批評了瑞典環保女孩桑伯格。桑伯格16歲就翹課，到處舉牌喊環保，說大氣過暖。氣候是否過暖是科學問題，世界權威機構的美國物理學會對此也沒定論，但西方左派就把這個孩子捧為英雄，甚至請到聯合國大會演講。各國領袖都不敢吭聲，因惹不起左派，只有普丁總統公開批評（還有川普），指出這個孩子被成人利用，強調對氣候問題要專業化、不要情緒化。這又捅了左派馬蜂窩。 普丁更在多次演講中抨擊西方左派， 說他們熱衷的所謂男女平權、取消性別、國有化等等，是在搞列寧、史達林那一套，布爾什維克們早就玩過了，結果坑苦了俄國，害了世界。普丁宣戰式地說，美國有權做自己的選擇，但「俄國拒絕西左的思維方式，俄羅斯有自己的道路自信」，方向是保守主義，而不是西左以自由名義的放縱、破壞道德、攻擊人類傳統文明。 西方左派哪能受得了這個，普丁戳到了他們的軟肋和心窩，敢說他們在搞當年列寧、史達林那一套！西左是披著「政治正確」光鮮外衣的希特勒，在用思想的毒氣室，毒化億萬人民，摧毀世界。普丁竟敢直面挑戰他們，這怎麼可以被容許？所以他們一定要「幹掉」普丁，因為他是整個西方左派思想聯盟的最大威脅。抓住任何機會妖魔化普丁已經成了西方左派的使命之一。 比如川普的所謂通俄門，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在西方左媒那裡已經成為確鑿無疑的事實。當時美國鋪天蓋地都是俄國干預美國大選，普丁親自指揮了這場干預。所有西方記者採訪普丁都用「你為什麼干擾美國大選」來質問他。美國司法部花2千多萬美國納稅人的錢，調查到最後宣佈，俄國沒有干預美國大選。但宣佈後有誰、有哪家媒體向俄國和普丁道歉了？他們向川普和美國人民道歉了嗎？沒有！對普丁的指控，基本都是這種模式、這種性質的。 再說拜登那腐敗兒子亨特的電腦門，連那種完全無可懷疑的亨特本人的視頻，都被美國媒體說成是俄國情報部門製造的假消息。西方媒體的睜眼撒謊實在太令人目瞪口呆了。他們污蔑妖魔化普丁二十年，已經是輕車熟路。這次烏克蘭戰爭更因可以高舉「反侵略者」的正義大旗，而十倍、百倍地編造、詆毀。對戰況的數不清謊言就不必提了，對普丁本人，多少家歐美正式大媒體，報導普丁患癌（食道癌、胃癌、血癌）、普丁病危已安排接班人，等等連影兒都沒有的謊言，惡毒到無以復加。 西方左派對普丁和俄國的詆毀，已經太超出正常人想像。更令人深感不安的是，美國保守派的共和黨同樣敵視普丁和俄國，一部分原因是不敢抵抗左派，一部分原因是為了保住美國「一極」獨霸世界的地位。美國甚至從不掩飾要持續獨霸世界的「雄心」。 歷經共產磨難的俄國，在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時代，像迷失了方向、很久找不到家的孩子忽然看見了大人一樣真誠地相信、依賴了美國和西方。普丁更像單戀的情人一樣，抱著一顆真誠的心，盡最大努力去跟西方友好、渴望融入並結盟。但普丁和俄國得到的卻不僅是冷遇，甚至是一個接一個的巴掌，最後拳頭上來了。 在史通的採訪中，普丁問他，「你有沒有被揍過？」 史通說，「當然，好多次。」 普丁說，「那你就知道了，你會為你要去做的事情受苦。」 聽來真讓人有一種耶穌受難的感覺。 任何一個人，聽過/讀過史通這個採訪或其他對普丁的採訪，都不得不欽佩，普丁的個人修養相當超人，他從不個人攻擊任何國家領導人、他的前任、老師和同事。無論那些西方大國領袖們怎麼攻擊、侮辱、羞辱他個人，他都絕不貶損他們，始終保持國家元首和外交家的風範。史通是著名的反美左派，他幾度告訴普丁某某美國領導人怎麼攻擊他，但普丁都用對那些人物的正面評價回應了他。這點令史通深為感慨和敬佩。在整個採訪中，無論史通怎麼抨擊美國、指出美國種種欺辱俄國的行為，普丁始終善意地稱美國是「我們的合作夥伴、我們的朋友」，雖然表達了對美國的不滿和不解，但一句直接對美國的刻薄批評都沒有，更沒有口出惡言。實令人感慨萬分！ 相比之下，以美國為首的很多西方大國領袖們，隨時隨地、隨口攻擊俄國和普丁本人，什麼惡毒的語言都隨便甩，多大的謊都不眨眼地撒。面對普丁的人品和修養，他們真該去跳大西洋。 因寫這篇文章，看了很多以前沒關注的資料，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戈巴契夫、葉爾欽、普丁三人都是個人品德很好的人，且絕對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換句話說，他們三人是壞制度裡的好人，而美國的歐巴馬、拜登、裴洛西、希拉蕊等人，則是好制度下的壞人。品德好的人，可以把壞制度變成好的；同樣，品德壞的人，也可以把好制度變壞。 普丁繼承了一個千瘡百孔的俄國。二十年來，他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嘔心瀝血去堵這些漏洞，去撿回俄國丟掉的國家主權，外交主權，軍事主權，經濟主權；從難以下手的廢墟上重建俄國經濟，重新架構國民福祉系統，竭盡全力地履行著葉爾欽交代給他的「照顧好俄國」的使命。他做的很好，贏得了俄國人民的心！ 美國和整個西方越是用核彈級的輿論妖魔化普丁，越讓他贏得本國人民的力挺。歐美越無節制、無底線地制裁俄國，越讓俄國人民眾志成城地凝聚在普丁周圍。戰爭開始時那種莫斯科等地反戰遊行不見了，教授學者連署反烏戰聲音也消失了，因為俄國人看到、也明白了，美國拜登們不是想解決問題，而是用烏克蘭打代理戰爭，想借機削弱俄國國力。美國為首的西方前所未有的對俄羅斯的圍毆，讓俄國人民達到一個普丁用多大官媒宣傳都難以得到的共識：這是一場和當年抵抗納粹一樣的、保家衛國的生死之戰，他們沒有輸的餘地。 普丁究竟是個什麼人，歷史還在繼續寫。但無論如何，他都不是今天被西方嚴重妖魔化後的樣子。而且，在歐美以外的很多國家，普丁的聲望就像他當上總統的速度一樣，在過去這幾個月火箭沖天。誰對誰錯，世界可能永遠無法達成共識，但我毫不懷疑，真實會越來越贏得人心。    【本文內容主要是根據以下資料： 1.《First Person: An Astonishingly Frank Self-Portrait by Russia's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2.《 The Putin Interviews: Oliver Stone Interviews Vladimir Putin》【作為多部故事片和記錄片的導演，史通的採訪準備做得極好。他由於幾十年做政治議題的電影，對各項國際和俄國議題都不僅瞭解，很多都相當熟悉。所以他提問普丁的水準超過我讀過、看過的任何採訪普丁的專業記者。如果我當新聞學院老師，一定把這本書《The Putin Interviews: Oliver Stone Interviews Vladimir Putin》拿來做教材，讓學生研讀、學習。（奧利弗·史通是左派，那是另一個話題） 3. 網上可找到的眾多媒體對普丁本人的採訪和專業作者關於普丁和俄國的報導。因數量太多，不一一例舉。有興趣的讀者就尚不清楚的問題，可用關鍵字搜索。】 ——本文縮減版原載台灣《看》雜誌2022年6月號和8月號  

▲沒有人喜歡戰爭，但俄烏戰爭何時結束，無法判斷。Adobe Stock   俄烏戰爭何時結束，無法判斷。但已知的是，這場戰爭導致美俄關係全面破裂，對美國的全球戰略構成重大損害，主要體現在這幾方面： 第一、導致美國全球外交更加困難。俄國是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有否決權。沒有俄國的合作，美國在聯合國推動任何重大決議都沒法通過。像北韓、伊朗、全球反恐等問題，都需要俄國合作（之前俄國都配合著美國）。而俄烏戰爭後，美俄成為敵人，美國的全球外交將會遭到俄國杯葛。 有人會說，美俄關係破裂，責任在普丁，是俄國入侵烏克蘭，才有美國對俄制裁。但這場戰爭只要美國做些努力就完全可避免。最近川普幾次演講都提到，如果他在白宮，烏戰不會發生，意思是他會事先調停。因俄國的目的不是占領整個烏克蘭、占領歐洲、滅掉北約等，而是兩項有限目標：要求烏克蘭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即不加入北約（俄國無法接受北約飛彈部署到烏克蘭，瞄準莫斯科），停止對烏東地區俄國人的納粹般迫害。這樣的條件完全可通過談判解決，從而避免戰爭。 但拜登事先不調停，反而公開宣稱，美國不會和俄國作戰，等於縱容俄國開戰，隨後美國大量軍援烏克蘭，支持戰爭持續進行。不管拜登出於什麼動機，但結果非常清楚，就是美俄關係全面破裂，回到冷戰時的狀態。這對美國今後全球外交將產生重大影響。 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被迫轉到歐洲 第二、導致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從亞洲轉回歐洲。美國獨立後，長期的全球戰略重心都是這樣排序：第一是歐洲，第二美洲，第三中東。但2000年以後，美國做了重大調整，改序為：第一是亞洲，第二中東，第三美洲。歐洲不僅不再是全球戰略重心的第一順位，反而從前三名中消失，因俄國已不是共產蘇聯，歐洲基本不會再有戰爭。而中共崛起，「一帶一路」等全球擴張，已成為全球主要威脅，所以中共所在的亞洲，成為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第一名；由於反恐需要，中東成為戰略重心第二；美國後院的北美降為第三。而烏戰爆發，美俄成為敵人，美國將派更多兵力駐守歐洲，俄國也會大力發展軍事，兩國對峙，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被迫改回到歐洲（防範俄國）。 這裡一個關鍵問題是，對於美國來說，到底是遠在歐洲的烏克蘭重要，還是全球外交戰略重要？這個全球戰略包括：遏阻北韓發展核武、遏阻中共擴張。多位美國戰略學者都提出，烏克蘭的地理位置等，對美國來說根本不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美國更應該關心的是全球戰略，重點是遏阻中共在亞洲擴張，而絕不應該刺激俄國。在烏克蘭發生戰爭，導致全球戰略重心從亞洲轉到歐洲，這是大錯特錯。 拜登的第三個戰略失誤是，對俄國全面制裁，等於把莫斯科推向北京那邊，更促中俄結盟。雖然原來中俄關係也不錯，但基本上是相互利用。中國需要拉攏俄國，在對抗美國時增加重要籌碼；而俄國需要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大市場，來發展本國經濟，所以需要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但在根本價值理念上，普丁並不是習近平的思想戰友。然而在美國全面圍堵俄國的新全球戰略格局下，俄國空前需要中國，所以和中國進一步聯手已成必然。這對美國的全球戰略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川普、安倍、莫迪 思想的親兄弟 拜登的第四個戰略惡果是毀掉了川普總統苦心建立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川普擔任總統時，看清了中共是全球主要威脅，所以提出「印太戰略」，籌建了美國、日本、印度的三角聯盟，共同制約中共。這是冷戰結束後，印度首次願意加入美日聯盟。按人口，印度是全球最大民主國家，和全球第一個民主國家、全球唯一超強的美國聯手，還有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這三國聯手的力量巨大，對中共構成前所未有的重大威懾，形成日本在前，印度在後，前後夾擊制約中共的戰略局面，美國全局支援。 這個戰略聯手為什麼能夠形成？首先是川普有戰略眼光，看清了中共是主要敵人，必須保障印太區域安全；另一重要原因是，印度發生了重大政治變化。印度的開國總理尼赫魯基本是反美的，熱衷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卻與共產蘇聯聯手，還暗中與毛澤東的紅色中國呼應，主要是抗衡美國。 印度在1947年獨立後，長期被非常左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尼赫魯家族統治：印度是內閣制，哪個黨獲得國會多數席位就組閣，黨主席出任總理，每屆五年，沒有任期限制。尼赫魯當總理17年，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當總理16年，英迪拉的兒子拉吉夫‧甘地當了5年的總理，尼赫魯家族三代人左傾統治印度38年，直到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相繼被暗殺，尼赫魯的家族政治才被中斷。 印度長期貧窮落後，原因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因為長期掌權的尼赫魯家族熱衷社會主義政策，完全走中國當年毛澤東那種計畫經濟，只是政治上不是中國那種專制。 印度的社會主義道路真正被中斷，重要貢獻來自現任總理莫迪。莫迪有清晰堅定的保守主義理念，在當州長時就全面推行市場經濟。2014年，莫迪高票當選總理後，就一改尼赫魯時代的那種所謂不結盟政策，跟美國全面發展戰略關係，尤其天賜良機，趕上美國是川普執政，兩個保守主義大將一拍即合，美印關係迅速發展。 川普總統到印度訪問時，受到最熱烈歡迎，10萬人夾道迎接，幾萬人的歡迎大會隆重熱烈。莫迪總理幾次訪美，川普都熱情接待，有一次莫迪到美國德州參加一個印度人集會，川普總統特地趕去參加。莫迪現場的英文演講熱情洋溢，充滿激情，完全不像照片看上去挺呆板的老頭。他的演講氣勢如虹，超過川普。而且莫迪非常真誠、沒有做作，尤其是對川普的介紹，讓人感覺他們真是互相欣賞、互相理解的理念戰友。 正因為川普總統的戰略構想和努力，又碰上印度是莫迪總理執政（莫迪在2019年高票連任，任期至2024年），當時日本又有非常親美、和川普總統私交很好的保守派首相安倍晉三執政。川普、莫迪、安倍，這三個人是思想的親兄弟、價值的好朋友。「印太戰略」，其實是他們三個人的價值聯盟，和他們的私人友誼有相當關係。這是冷戰之後亞太地區對中共最有制約力量的戰略聯盟。 ▲美國、印度、澳洲、日本（右方）在印太地區形成和中共（左方）的對抗。Adobe Stock   2024川普歸來 美俄關係會修補嗎？ 但是俄烏戰爭爆發，這個「印太戰略」的三角聯盟受到嚴重損害。日本沒有大變化，關鍵是印度變了，雖然莫迪仍是總理（據民調，2024年他會第三次參選，並連任），但印度和俄國的關係歷來都是很好的，莫迪本人還是普丁的好友（關係比川普更親近），他倆在基本道德理念上相當共鳴，都看不慣西方白左那些違背常識、踐踏常理的左瘋舉動。 俄烏戰爭後，聯合國幾次投票譴責俄國，莫迪代表的印度都投了棄權票，莫迪本人更沒有一次譴責過普丁。所以印度絕不會因烏戰而和俄國關係破裂。事實上，印度兩個大黨，不管任何人出任總理，都會跟長久以來的盟友俄國保持良好關係。北京冬奧時《中俄聯合聲明》結尾寫入「中、俄、印」字樣，就預示印度同意加入中俄聯盟。兩國聲明不會隨便寫入另一國家（印度），一定是事先通氣、獲得同意的。 拜登對印度的態度明顯不滿，但與莫迪的通話卻無功而返。同時，中印雖然因為邊境分歧而長期潛在對立（2020年還發生軍事衝突），但烏戰爆發後，俄國從中調解，說服中印各退一步，三國聯手。中國外長王毅今年3月訪問新德里，和印度外長會談後說，擱置邊境分歧，戰略合作是大局。印度因支持俄國，而與中國關係明顯緩和。 這個「中、俄、印」新三角戰略關係的形成，導致川普總統一手建立的「美、日、印」三角聯盟名存實亡，從而大大降低了美國戰略制約中共的力度。這是拜登造成的另一個重大戰略錯誤。 美俄關係全面破裂，兩國交惡，絕不是烏戰結束就可修復的。即使在2024年，川普總統回來，在他和普丁之間、美俄政府之間，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所修補，但在國家整體層面，在美俄兩國人民心中所造成的裂痕，將長久存在，眼見的將來沒有修復可能。而美俄這兩個最強的軍事大國相互敵視，非常不利於世界和平，等於又回到冷戰狀態。加上共產中國的軍事崛起，世界和平更增加不安因素。這一切都和白左們對世界大局的錯判有直接關係。拜登犯如此巨大的戰略錯誤，不可原諒。

  作者指出，台灣有兩大天然屏障可抵抗外敵，一是台灣海峽平均寬度180公里，二是台灣的海岸線僅有10%適合兩棲登陸。另還有外部的援助:美國的軍事支援。美軍最高級的猛禽（Raptor）F22 超音速戰鬥機，從美國軍事基地關島到台灣僅需70分鐘。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Pixabay，民報合成     俄軍入侵烏克蘭，使有些人擔憂，中共會不會武力犯台？三十前就這個問題我和一位知名民運人士辯論過，他說台獨民進黨上台，中共就會打。我認為，中共一直都想打台灣，但沒這個能力，因為有美國在，中共打不敗美國。所以多年來中共都是想打、而不敢打。美國的「戰略模糊」策略使中共無法確定美國坐視不管，再加上還有《台灣關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等美國法律，北京更投鼠忌器，不敢妄動。 中共最可能打台灣是五十年代初，據美國中情局解密文件，當時評估台灣頂多能撐三年，因為：1. 國軍僅50萬，共軍600萬，力量懸殊；2. 共軍剛佔領中國大陸氣焰囂張，國軍則士氣低落；3. 中共滲透嚴重，國軍的忠誠度不足。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想放棄台灣（不出兵阻止中共攻台）。 但北韓領袖金日成「救」了台灣！他悍然發動韓戰，揮軍攻進南韓。杜魯門改變政策，認為北韓如佔領南韓，中共攻下台灣，共產主義在亞洲蔓延，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構成重大挑戰，不可接受。 於是美國決定參戰，麥克阿瑟將軍率軍在韓國仁川登陸，攔腰切斷北韓軍隊並殲滅。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台灣成了韓戰的美國後勤基地，美軍也進駐台灣，中共的武力犯台夢想破滅。 台灣有兩大天然屏障 抵抗外敵 台灣是幸運的，有兩大天然屏障：一是台灣海峽平均寬度180公里，最窄處也有126公里，這對阻止外敵入侵起到屏障作用。二戰時，納粹坦克橫掃歐洲，隆美爾軍團在非洲披靡，但就是無法攻下英國。除了邱吉爾堅定領導抵抗，更有英吉利海峽的天然屏障，希特勒的坦克難以跨過。英吉利海峽最寬處180公里，最窄處僅34公里（是台灣海峽最窄處的1/4）。但如此窄的海峽，德國就是沒法跨越。軍事專家認為，如有海峽，進攻方需要多3-5倍的軍力。台灣常備軍20萬，戰時可動員45萬，以保守的3倍估算，中共也需130萬軍隊攻台（現解放軍220萬），僅是船隻運輸，都是很大的難題。 二是台灣雖有很長的海岸線，但僅有10%的地方適合兩棲登陸。這給共軍入侵形成很大障礙。即使用百萬大軍，也只能在這十分之一的有限海灘登陸，這給台軍防守以戰略優勢。打個比方，就像一個長長的狹窄胡同，即使你來千軍萬馬，也只能一次進來幾十個人，比較容易在胡同中被殲滅。 猛禽F22 戰鬥機70分鐘就從關島抵達台灣 除了天然條件，還有人為的屏障，就是美國的軍事支援。美軍最高級的猛禽（Raptor）F22 超音速戰鬥機，最高時速2410公里。從美國軍事基地關島到台灣的距離是2800公里，猛禽F22 僅需70分鐘就可抵達台海。中國的航空母艦《遼寧號》最大航速29節（每節1.85公里），每小時最快能行駛54公里。穿過平均寬度180公里的台灣海峽，也需3個小時以上。還沒有開到台海中線，美國的猛禽F22 超音速飛機就從關島開到了台海，遼寧號就成了猛禽的口中物。美國還有非常高級的B2隱形戰略轟炸機，無論是「遼寧號」還是「習近平號」，都根本無法事先雷達發現，就被轟炸平掉、撩入海底。 美軍最高級的猛禽（Raptor）F22 超音速戰鬥機。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美國有12個核子動力的航空母艦群（加注一次核燃燒棒，可以繞地球赤道線行駛45圈），中國僅有一個遼寧號（燃料油驅動）。美國航母尼米茲級的，最高時速58公里，從關島基地出發，2天多一點（50小時）就可駛達台海。所以軍事專家說，只需台灣撐住三天，就是按美國航母抵達的時間計算的。而且美國在日本沖繩、南韓、新加坡都有軍事基地，更可在第一時間就近支援。 另外，因有台灣海峽，中共要武力攻台，必須準備大量船隻、集結軍隊，在今天衛星高空拍攝如此先進的時代，根本無法藏匿。軍事專家說，美國提前60天，最晚30天就會知道。所以中共對台突然兩棲登陸襲擊成功，幾乎沒有可能。 美國如不敢出兵，台灣如何自保？ 但前面論述的中共犯台必定失敗的前提，是美國干預，軍事支援台灣。這次烏克蘭戰爭沒能避免的一個重大因素，就是美國總統拜登事先表明，「我們美國不會與俄國交戰」，等於為俄國入侵開了綠燈。拜登的理由是，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所以美國不能軍事支援。台灣也不是北約成員，跟美國更沒有像《美日安保條約》那樣的協防關係，如果一旦拜登們以這個理由不出兵援助，台灣怎麼辦？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與川普對陣時，她的電子信洩漏（她公私不分，使用私人郵箱存放國家機密資訊），其中有她最親密助手轉來哈佛學者寫的文章，說為了換取中國註銷美國的國債，美國應該拋棄台灣。希拉蕊竟回覆說「這個想法很聰明，我們可以討論看看」。還沒有發生台海戰爭，美國左派政客就要犧牲台灣。 所以，台灣必須要有戰略考量，不能把全部籌碼都放在「美國一定會軍事干預」上。起碼可做兩大調整： 第一，首先要靠自己，發展軍力，強軍衛國。台灣軍費開支在馬英九總統卸任時很低，僅佔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86%。蔡英文擔任總統第一年，軍費更低，僅佔1.84%。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以及美國要員訪台，都強調台灣應增加軍費，強化戰備。 台灣軍費開支佔GDP比例最高時，是蔣經國總統執政，最高佔到7.5%。第二高是李登輝總統時，占到5%。過去幾年，在美國催促下，尤其中共軍費開支以每年兩位數增長的對台威脅下，台灣軍費有所增加，去年達到佔GDP的2.4%。可喜可賀！但仍不到李登輝時的1/2，也不到蔣經國時的1/3。 想要抵禦外敵，台灣必須要有戰略考量，發展軍力，強軍衛國。示意圖／擷自總統府flickr 日本防長岸信夫：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第二，強化和日本的關係。在美國具有不確定的情況下，日本支援台灣的可能性大增。它主要體現在兩點： 1. 日本民間的親台力量猛增，同時厭惡中國的比例飆升。據去年7月的一項日本民調，78%的日本人對台灣有好感。去年10月由中日民間團體聯合做的民調，90%的日本人對中國印象不好（反感）。據對全球33個國家的民調，最反感中國的是日本人！ 1964年東京奧運，促成日本經濟騰飛。而這次日本好不容易得到的東京奧運機會，卻被武漢實驗室洩漏出來的病毒毀掉了！日本人對中國的怨恨可想而知。 2. 除了民間的巨大親台聲音，日本政府的對台看法也發生重大變化。日本把台海發生衝突視為「周邊事態」予以重視。近年隨著日本高層和精英對中共本質的認識更加清晰，日本政府越來越明確，必須保衛台灣。比較典型的是日本現任防衛大臣（國防部長）岸信夫的言論。他是岸田文雄出任首相後留任的國防部長。岸信夫來自政治世家，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做過兩屆日本首相，對打造戰後強大日本貢獻卓越。他的外叔公佐藤榮作做過三屆首相，在任時與美國簽署《美日安保條約》。他的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日本外務大臣，他的親哥哥安倍晉三，是日本自伊藤博文以來任職最長的首相！岸信夫小時候被過繼給舅舅家族，才改姓「岸」。 這種特殊的政治世家背景，使岸信夫有豐厚的人脈，在日本政界舉足輕重。他去年公開講話，對台日關係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提法：第一，他說台海衝突對於日本的生存至關重要。他提的不是日本的安全，而是用的「日本的生存」。把台海衝突（中共武力犯台）提到威脅到日本這個國家存亡的高度！第二，他直截了當地說，「台灣問題就是日本問題」。等於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灣被入侵，就是日本被武力侵犯。」這是戰後日本第一次有政治家（還是現任國防部長）把台日關係、台灣的安全，提到如此高度來重視。 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圖／擷自岸信夫推特   日本與台灣 唇亡齒寒 生死與共 這不是岸信夫的個人之見，而是代表日本政界、知識精英越來越多人的共識。因為台灣和日本有獨特的歷史（清朝割讓，台灣曾屬於日本），另外台灣距離日本很近。城門失火，殃及城魚，有唇亡齒寒的地緣政治。而美國則有不同，遠在北美洲。就像今天對烏克蘭，很多美國戰略學者，像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冷戰時代提出遏阻蘇聯的外交官戰略家喬治. 肯南（George Kennan）、以及前國務卿季辛吉博士等，都曾提出北約不應再東擴，美國不應為烏克蘭而與俄國交惡，認為烏克蘭遠在歐洲，對美國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如果是美國近鄰的墨西哥或加拿大，那肯定另當別論。 地緣政治非常重要，這是日本高層和精英越來越認識到的。所以台灣除了強大自身軍力之外，應該全面加強和日本的戰略關係。如果中共武力犯台，促使日本干預。而日本一旦軍事涉入，就等於把美國拉入，因美日兩國簽有《安全保障條約》，日本被攻擊，美國按條約就必須出兵。這樣等於間接把美國拉入台海戰事。美日台三方聯手，不僅能確保台灣安全，也會是共軍犯台被擊敗、中共政權崩塌的第一個多米諾骨牌。 但無論如何，無論多少外援，都要以強化自身抵抗能力為前提。另外，不要動不動就反美、反日，抵制美牛、拒絕日本食品等等。否則將來萬一被進攻時，增加贏得國際盟軍的難度。雖然台灣不是烏克蘭，雖然台灣有很多自身的優越條件，但卻沒有任何掉以輕心的資本。 ——據《長青論壇》視頻評論整理

  胡適當年提出中國要「全盤西化」，遭舊勢力圍攻，最後他妥協改為「充分世界化」。示意圖／Pixabay，中研院，民報合成 胡適當年提出中國要「全盤西化」，遭舊勢力圍攻，最後他妥協改為「充分世界化」。胡適用「全盤」這種絕對化的詞句，其實是「取法乎上得其中」；高喊要去天邊，能走到半空就超級好了。但「充分世界化」就有問題了，「西方」這個概念有清晰的界限，指西方民主國家和西方文明。而「世界」涵蓋所有國家，難道佔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充分世界化包括充分中國化，不僅等於沒說，也毫無意義，世界五花八門，文明的和野蠻的，學誰？但這是胡適當時在舊勢力圍攻下的無奈之舉，情有可原。 如果今天胡適仍在，再提「全盤西化」也有嚴重問題，因西方已變質。2006年我曾撰文〈兩個西方，你選擇哪個？〉西方有針鋒相對的左、右派分野，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你要學哪個？怎麼能全盤？對這個問題也無法回答，因他對西方左右派問題不清楚，他的全部文章都沒涉及過這個議題。一般來說，只要不清楚，就自然偏左。胡適在紐約哥大讀博士時的老師杜威就是個左派。 美國正處於空前的危機 現在西方左派勢力越來越大，從美國的情況來看，前景不樂觀。一是左派掌控媒體，雖然過去也如此，但並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現在不同了，新科技大老闆基本都是左派，他們掌控了推特、臉書、谷歌、YouTube等主要社交平台，不符合他們左派意識形態的，動輒就遭封號，被封嘴。連擁有八千萬粉絲的堂堂美國總統川普的推特都被他們封掉。二是左派掌控了學校，從孩子開始就洗腦灌輸左翼毒素；三是左派掌控了好萊塢，製造大量左翼宣傳影視，潤物細無聲地毒化無數觀眾。僅這三項，就足以摧毀一個保守主義社會。美國正面臨空前的危機！ 縱觀全球民主國家，大國只有日本，仍是保守主義價值主導其社會。而且在可見的將來，都沒有像美國這樣被左派全面控制的可能性。所以我在日本參加保守派「櫻電視」節目、被問到對中國前途看法時，毫不猶豫地說，胡適當年提出全盤西化，現在我提出「全盤日本化」，中國要全面學習日本，再談學習美國。因為必須首先像日本這樣保守主義價值佔上風，再談其它。 我之前寫了五篇專欄，都是談日本的長處，華文世界應借鑒之地。談到日本的教育（從小熏陶保守主義價值觀），日語的敬語（塑造人一生的禮貌文化），獨特的國民性等。其實日本的最大長處可用四字概括：常識常理，日本人以這四字哲學想問題、看問題、處理問題；也就是不走極端，遵循傳統以來可以行得通的常規常理。如果一個社會以常識常理為準繩，基本上會是健康、穩定、秩序、祥和的。而西方左派的最大問題，也是明顯特徵，就是不按常識常理，甚至挑戰、踐踏人類幾千年積攢的正向經驗和常規。 作者指出，日本的長處可用四字概括：常識常理，日本人以這四字哲學想問題、看問題、處理問題；也就是不走極端，遵循傳統以來可以行得通的常規常理。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民報合成 為什麼西方忽略日本文明？ 今天的日本是一個很成功的文明社會，但為什麼不被西方重視和借鑒，甚至被有意忽略，甚至貶低？左派當然不會喜歡日本，他們嘲笑日本人是螞蟻，只知道工作，不知享受。其實是西方左派不願看到日本是保守主義社會，人們按部就班工作，像美國作者在《菊與劍》中描繪的，日本人的價值觀是「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即各自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敬業、忠誠，秩序、信賴等。西方左派不喜歡安分，因為他們熱衷以自由名義放縱、出格，我行我素，自我中心，我的意願可以高於傳統，高於法規。法國「紅五月」街頭暴戾，美國「黑命貴」打砸搶燒，是他們的經典。 那麼西方的右派應該欣賞日本了吧？也不盡然，因為西方保守派多是基督徒，他們認為日本沒有宗教，不信耶穌基督。日本的成功對伊斯蘭教社會、基督教社會都是一個重大挑戰：日本不是基督教社會，更不是伊斯蘭國家，但比所有伊斯蘭、基督教國家都更有秩序、法治、文明，而且其經濟實力和繁榮程度也是有目共睹！其整體文明度現在已遠超過左瘋主導的美國！ 在我讀過的書中，印象最深之一是英國當代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的那本《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該書痛批左派知識分子，全書最後一句話是：「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日本人的最大長處是重視人本身，不熱衷虛幻、超現實的概念和極端的東西。有人說日本人比較實際。這個「實際」，不是國人那種功利的概念，而是凡事看重「常識常理」。 英國當代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就廢除了佛教的國教地位，也沒有引進基督教，更沒有伊斯蘭，實行宗教多元化，人們要信什麼，「各得其所」，各隨己便。日本也有自己傳統的宗教：神道；日本各地都有「神社」，是國家設立，費用國家支付。但跟其它宗教的重大不同是：不允許神社人員宣教，也沒有教義；於是就沒有了各種借上帝名義自我發揮、甚至斂財的神棍，也沒有了各種教派之爭，也不存在「歪嘴和尚念錯經」的問題，因為沒有「經」。那麼神道的內容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傳統一路下來的忠、孝、禮、義、廉、恥等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平共處的常識價值，不少概念還是早期從中國引進的。人們到神社，是默默地用一種無形的至高無上的精神價值審度一下自己，淨化一下靈魂。天皇是神社的最高主導，但他不是耶穌也不是大主教。美國學者在《菊與劍》中說，人們對天皇、對神社，就像美國人對國旗，是一種敬仰和尊敬。沒有教義和宣教的一種情懷，就等於是各自按自己的道德標準和理解，做自己的努力了。於是就沒有了「你必須信仰和服從我的上帝，否則你就下地獄」這種宗教之間的深仇大恨；於是日本人就把佛教、基督教和其它宗教裡面他們自己認為好的東西都拿過來學一學，認為不好的，不理就是了。事實證明，其結果很不錯啊。 宗教和道德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上天堂、不下地獄，還是為了在這個地球上更文明地、與其他人和平共處，走好本次人生？ 對遠藤周作從不解到理解 很多年前讀日本基督教作家遠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時，很不解他對《聖經》的理解，因為他寫一位天主教神父被強迫腳踏耶穌畫像時（不踩就殺害他旁邊倒吊著的五名基督徒），最後他選擇踩聖像。他默禱的結果是，耶穌同意他這樣做，為救那幾個基督徒。在西方作品中，即使多少人被殺、自己被害，也要堅持信仰原則，怎麼能腳踏耶穌聖像呢？後來更多了解日本的文化和國民性，更多理解了遠藤周作：不管信什麼教，他還是日本人，他重視的是常識常理；或者說他把基督教「日本化」了。這點遠藤周作自己也有闡述，1986年他在台北參加基督教研討會時，就提出「西方基督教」和「日本基督教」，說西方基督教所表達的是父性的宗教：審判、定人罪的嚴厲宗教；日本基督教則加入佛教大乘等，是母性的慈悲宗教：透過聖母瑪麗亞所詮釋的赦罪宗教觀。這和日本人認為人死後就不再有罪的觀點一脈相通，而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下地獄等。所以日本靖國神社有包括戰犯的名冊，被中國、韓國抗議，但在日本人那裡，人死後已無罪。明顯是不同文化和理解。這是後話。 包括對「性」的態度，日本也與西方很大不同。西方左派一邊縱容性放縱、穿著裸露、宣揚同性戀、變性自由，一邊又高調咋呼「Me Too」運動，男人多看女人一眼，甚至讚美她們漂亮都可能被指「性騷擾」，如果誰敢用中文那句「秀色可餐」，小心被左瘋告上法庭。左派就是左臉打右臉、一邊鼓勵、一邊道德審判的人格分裂症。而以基督徒為代表的保守派，對「性」和「墮胎」問題又限制到幾乎沒有寬容餘地，霍桑的《紅字》時代雖然不再，但規矩依舊（這是左派造反、全方位叛逆的原因之一）。 遠藤周作《沉默》。圖／擷自博客來 日本「性」其自然 而日本人又是不一樣。人所共知日本是色情大國；色情雜誌、色情場所到處都是，社會並不排斥。與此同時，日本人也從不高調宣揚「性」事。大街上女性都穿著得體，不像西方女人那麼暴露，同時很多女學生做性交易賺錢也沒人指責。日本女性被認為最順從男人（似乎受壓抑），但並沒看到日本女性有叛逆性的女權運動，更沒有萬事都要男女平等的瘋言瘋語。 至於同性戀、變性之類，也不提，也不理；不打、不罵、也不鼓勵，自生自滅都隨自己。總而言之，除了媒體渲染藝人的婚外戀、婚外性博眼球、賺錢之外，整個社會不關注別人下半身的私事兒。在一個既不渲染縱慾，又不排斥色情的日本，強暴率成為全球最低之一。如此做法是否是更符合人性的文明呢？ 縱觀日本，在體制架構的硬件方面，日本學習了西方，成為穩定的民主國家。在社會軟件層面，日本保留了自己的傳統文化，而這個文化已經被事實證明，創造了一個真正文明、繁榮、祥和的社會。 對漢文化主導的台灣和中國，學習日本不僅更順理成章，也更正確。因為，學習日本，等於制度層面學習了西方（台灣已經做到了）；在社會層面，在眾多社會議題上，學習日本就是拒絕西方左派思潮。拒絕左派，就是拒絕走通往地獄之路，對，就這麼嚴重。 日本文化中不少內容都源自中國，而中華文化中的很多正向價值和養分卻被各種獨裁專制給踐踏了。所以，學習日本，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恢復自己本身文化傳統的精華，不僅更容易，而且更正確。所以，學習日本，日本化，是吃一道集東西方優點為一身的榜樣套餐。日本人的一大特點是知道好賴，誰好學誰。華人小聰明一大堆，會不會有點誰好學誰的大智慧呢？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2年1月號

  日語裡有「敬語」還有「自謙語」，從嬰兒呀呀學語，就開始塑造孩子語言上的禮貌、尊重長輩和他人等品德，而且語言跟隨人一生，只要開口說日語，這種塑造就不斷在持續。示意圖／Huiching     日本的安全、乾淨、禮貌、服務等都是世界一流；但這僅是外在表現，其內在因素是保守主義價值在整個社會佔主導地位。這種主導使日本沒有法國左派「紅五月」「黃背心」那種街頭暴亂，沒有美國「黑命貴」式的打砸搶燒，更沒有中國動不動就反美反日反哪國的暴徒聚會。日本是個祥和社會，且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可謂國泰民安的典型，大「和」民族，名副其實。 在今天全球左派囂張、政治正確橫行（實質是踐踏常識常理）、道德水準普遍降低、墮落的時代，日本是怎麼保持住其全民性的誠實、敬業、秩序、禮貌、榮譽、不妨礙他人的自律等等傳統價值的？我在上篇專文〈日本孩子贏在起跑線上〉講了一個原因：日本從孩子開始就注重傳統價值教育，像一棵樹，幼苗時就全力正向哺育，樹長高了，才不會彎曲走樣，保持正直挺拔。 另一個原因就是本文要論述的，來自日本語言的獨特性。之前聽過不少人對日語的「繁文縟節」不買賬：又是敬語，又是自謙語，好麻煩；另外講話「曖昧」讓人搞不懂日本人到底啥意思。但如果花點功夫研究一下為什麼保守主義價值在日本能挺得住，會發現，「說日語」本身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日語有點像孫悟空的「緊箍咒」，從嬰兒呀呀學語，就開始塑造孩子語言上的禮貌、尊重長輩和他人等品德，而且語言跟隨人一生，只要開口說日語，這種塑造就不斷在持續。說話總得注意敬語，自謙和曖昧等，固然麻煩，但這種「麻煩」和其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客氣、禮貌、友善、整體社會的文明相比，是完全值得、甚至必不可少的。 敬語、自謙語：日本文明的鑰匙 很多人都知道，日語裡既有「敬語」還有「自謙語」。中文、英文（當然還有其它語言）也都有這兩方面，但用量之大，尤其是能持續到今天的，恐怕日本是全世界獨一無二了。 日文的敬語很特殊，可謂「看人下菜碟」：對不同輩份、級別的人使用不同語言。在美國，有幾大忌諱，不可問別人的年齡、收入、黨派、宗教等；但在日本，則不忌諱詢問年齡，為的是確定要不要用「敬語」。只要對方比自己年齡大，就要使用「敬語」，這是日語的全民性規範。設想一個國家，全民使用敬語，怎麼可能會有一群一群惡語相向、粗暴野蠻的衝突？怎麼能發生美國那種「黑命貴」打砸搶燒？中文古語「良言一句三冬暖 」，全民用敬語，當然促成一個更溫暖、祥和的社會人際環境。 除了對長輩，對上司也必須用敬語。西方左派批評日本搞「等級制」，美國學者在《菊與劍》中也批評日本等級森嚴。但西人的理解有曲解和誤解之處。日本強調尊重長輩和上司從大概率和普遍意義上來說，一定是對的；因為年齡代表閱歷和成熟，級別往往代表能力。所以對年長者、更有能力者當然應予以尊敬。這種尊老、尊師、尊能力高的人，都促使了日本對傳統價值的保持。《菊與劍》作者雖把這些尊重解讀為等級制，但也承認，日本人這種尊卑，是「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即各自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敬業、忠誠，秩序、信賴等。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當時就預測，這種尊重長輩上司的文化能夠促使日本從封建幕府向君主立憲平穩轉型。結果他看對了。所以說，日文的敬語，對塑造這種尊長輩、重秩序的文化起到特殊作用。 除了敬語，日本還有更獨特的「自謙語」，即把自己的動作、行為用自謙的方法表達，目的是向對方表示尊敬。這個對方往往是上級、長輩、外人。可想而知，面對伴隨著鞠躬等動作、說著自謙語的人，怎麼還可能吵架、衝突，甚至動手呢？ 日文的敬語塑造出尊長輩、重秩序的文化。示意圖／擷自日本航空影片 禮貌用語：祥和社會的潤滑劑 除了敬語、自謙語，日文還有「叮嚀語」等，有中國專家把這些譯為「鄭重語」、「美化語」等。叮嚀語的尊敬程度略低於「敬語」和「自謙語」，可泛稱「禮貌用語」。 比如「對不起」在日語中被廣泛使用，可謂全民把「對不起」掛嘴邊。雖然中文也有「對不起」，但由於黨文化興起，紅衛兵式粗野語言已漸盛行，「對不起」的使用頻率大幅下降，越來越多的人不肯「屈尊」。在美國，雖然「對不起」也是常用口語，但絕不像日本那樣幾乎每天、每時、每個場合都說。「對不起」已成日本人「口頭禪」，不管對什麼問題，什麼語境，只要提問都要先說「對不起」（也有先表示「謝謝」的意思）。這樣一種全民性、各種場合都使用的「禮貌用語」，自然就降低可能的語境衝突和矛盾，對人與人之間的祥和關係起到潤滑劑作用。中文裡的「伸手不打笑臉人」就是這意思，但共產黨把中國傳統禮儀破壞殆盡。 日語中的「請」字也被廣泛使用到無所不在。中、英文裡當然也都有「請」字，但日本人「請」的最多、最頻繁，由此「請」來了修養、禮貌的習慣。像日本的商場、酒店，火車等，服務員都用「禮貌用語」，以示尊敬顧客，視消費者為「上帝」，提供最禮貌的服務。「謝謝」這句日語，更是1.3億日本人每天每刻都要說的。永遠是「對不起」開頭，「謝謝」結尾。這是日語的永恆「語法」！也是日本文明的標誌！ 另外日本人幾乎從不用「你」來稱呼對方，而是叫對方名字，再加上對先生/女士都通用的尊敬稱呼「桑」。明擺著，用「你」顯得生硬，而用名字就感覺親切，加上先生/女士/小姐的尊稱，就更禮儀、得體。 再說日語裡那種著名的「曖昧」。或許在多數情況下，外國人對日語的曖昧不感冒、不理解、甚至反感，認為日本人說話吞吞吐吐、繞來繞去，不直截了當，讓人搞不清他們到底啥意思。的確，日本人的「曖昧」會讓外國人困惑，但這恰恰是日本語言的特殊性；「曖昧」不是缺點，恰恰是日本語言文化的長處！因為對日本人自己來說，曖昧是「不冒犯他人」的常規操守，是日本人在交往、交際中避免衝突、保持文明、禮貌、客氣的基本做法。 日本的文化傳統是盡量不給別人添麻煩，盡量不冒犯他人，避免使對方不快，所以日本人講話小心翼翼，避免因跟對方觀點相左而引起對方不悅，所以表達上刻意曖昧、不直說。這是相當高的文明——更關心別人的情感，更在乎對方的感受！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這樣做，當然一定能創造一個更和諧的社會、更文明的公民。日本做到了，日本護照多年來都是可以免簽進入最多國家的第一名，說明日本人的文明得到了世界的公認。 日文中的「禮貌用語」，降低人與人的衝突和矛盾，對人與人之間的祥和關係起到潤滑劑作用。示意圖／Pixabay 日語罵人話僅「笨蛋」，中文髒話多如牛毛 說話既敬語，又自謙，還曖昧的日本人，會不會罵人呢？他們怎麼罵人呢？比較中英日三種語言的罵人話，也可看出日語的獨特性。中國人的國罵五花八門，而且罵人話越來越多。中國羽毛球女選手竟在東京奧運比賽現場直播中一口一個「我X」，讓習慣禮貌用語的日本人目瞪口呆！ 美國也是到處「Fxxx」聲不斷。而且不知哪個流氓製造了那個最噁心、最下流的「舉中指」動作，被左瘋們到處用，甚至女性、學齡前兒童都敢舉，簡直是作賤人類社會。所有舉中指的，都是一指頭把自己指進下水道。 但日本人不僅絕沒有「舉中指」那麼下流的表達，日語中的罵人話只有被中譯成「八嘎牙路」的句子。日語寫法是漢字「馬鹿野郎」；馬鹿是笨蛋、野郎是愚夫的意思。共產黨的抗日神劇，無論如何渲染日本人的野蠻，他們的罵人話也僅是「八嘎牙路」。據說這句日文是從秦朝趙高專權的「指鹿為馬」演變而來，意思是連馬和鹿都分不清，真是「笨蛋」、愚夫。日語的罵人話僅是「笨蛋」而已，沒有動詞，更沒有生殖器詞彙。在十九世紀之前，中英文裡也都沒有用生殖器罵人的使用，但如今在中英文世界，生殖器語言已是家常便飯、大庭廣眾下可以隨便亂噴的了。只有日本人，哪怕氣急敗壞了，也只會喊「八嘎牙路」。 日本人從童年起就在這種敬語、自謙語、沒有髒話罵人的環境中成長；一生說文明語言，對一個人的禮貌、文明訓練可謂根深蒂固！別說自幼就被這種語言熏陶的日本人，即使成年後學日語的外國人，使用日語後，統統在不同程度上變得像日本人那樣謙恭、禮貌了。在Youtube上，有很多在日本、說日語的外國人，無論他們是白、黑、黃、褐等任何皮膚，只要說日語，立馬變得文明很多。尤其是女性，金髮碧眼的，只要說日語，那種左瘋女權狂人勁頭就蕩然無存；黑色皮膚的，只要說日語，同樣溫柔乖巧，毫無美國黑命貴那種野蠻，更無法想像她們像在美國那樣扭成一團撒野互毆，甚至暴打亞裔男性；中國女性也不例外，只要說日語，紅衛兵女將或潑婦勁頭就蕩然無存，廣場大媽影子也不見了。日語真是有神奇般的讓人變得更文明的力量。 這讓人想起一個故事：一個魔鬼為討他心愛的女孩子喜歡，戴上了天使面具，久而久之已經習慣了戴著天使面具的自己；當他想誠實面對女友、摘掉面具時，竟無法變回魔鬼了。這種習慣變自然的法則，在日本人和學習日語的外國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無論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帶上這個敬語謙語的語言「面具」之後，人就更趨向文明；有點像孫悟空被戴上緊箍咒（這裡不是貶義），被禮貌語言所規範，不越雷池半步，最後融入敬語謙語的相敬如賓文化之中。 語言的使用是展示一個人和一個社會文明的極重要一環。在全世界無論是獨裁還是民主國家都越來越放肆地胡言亂語的時代，只有日本仍小心翼翼地說着自己的敬語和謙語，仍唯恐冒犯他人地「曖昧」著。這是在全球左派越來越瘋的時代，日本保守主義能一枝獨秀的獨特因素之一。所以，無論日語多麻煩，其價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本文原載台灣《看》雜誌2021年12月號

  作者指出，真正從起跑線就開始「贏」的是日本孩子。他們首先贏在做人的品德和教養上。示意圖／擷自SBS影片   前三篇專欄，我寫的都是日本與美國比較，強調日本的獨特性，那種由日本傳統文化所塑造的國民性。在這個塑造過程中，教育至關重要。而這一點，尤其和當今的美國有很大不同。 美國左派風潮非一日之寒，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左派勢力基本控制了美國的教育，從孩子階段就灌輸左傾意識形態，培養（毒化）出一批批的「美式紅衛兵」、左瘋繼承人。最近美國左派民主黨在國會提出「選舉改革法」，其中就有把投票年齡降至16歲，因年齡越小，越容易被洗腦、被欺騙，從而成為左派票源和力量。美國甚至在幼兒園階段就對孩子傳播「變性」是「自由選擇」這種荒謬教育，甚至要改變男、女的代名詞「他、她」等。 美國的保守派當然知道爭奪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但他們很難戰勝左派，因有三大劣勢：第一，即使父母在家裡用傳統價值教育孩子，而外部左派掌控的教育界、新聞界、影視界等，人數成千上萬。兩個父母對付百萬左派，數量上不成比例。第二，孩子在家除睡覺外，僅早晚與父母在一起，白天基本都在學校和課外活動，被左派老師引導（老師多數左傾，美國教師工會是最左的團體之一）；所以在影響孩子的時間上，父母又是弱勢。第三，左媒無所不在：除學校外，機場、旅館、商場等幾乎所有面向公眾的電視，都是播放嚴重左傾的CNN等，話語權被左派以絕對壓倒多數佔據。所以，僅在人數、時間、媒體這三點上，家長處於很大的劣勢中。保守派父母在家裡對孩子的傳統價值教育，很容易被外部左翼的汪洋大海淹沒。更別提那些本身就是左派的父母，還有眾多連左右派都分不清、也不懂的家長們，尤其是移民。這種現狀下，左派俘虜孩子輕而易舉。 日本父母最懂「三歲看大，七歲看老」 而日本在教育方面則走了一條確保傳承傳統的獨特之路。中國當今有句很火的流行語，叫做「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意思不錯，要孩子小時候打好基礎，讓人生的「賽跑」從起點就有贏的條件。但中國人追求的贏，基本限於「技能」的贏，而不是品德、教養和正向的人生觀。而且中國人溺愛孩子（一胎化惡果），相互攀比（誰更有錢有勢），加上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其實是愛共產黨、愛獨裁領袖）的政治毒化，事實上，中國孩子在起跑線上就已「輸」了。 真正從起跑線就開始「贏」的是日本孩子。他們首先贏在做人的品德和教養上；那是一種沒有意識形態的、人類古往今來認可的傳統價值下的品德和教養。這種贏，源於日本獨特的教育理念和實踐。 人們常說孩子「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強調三歲之前得到的教育和熏陶之重要。而這個階段的教育只能來自父母。在日本，很多女性生育時都辭職，回家當全職媽媽，以求最大限度對孩子「三歲」期間的哺育和教育。在越來越競爭激烈的社會，辭去工作要很大的決心。少了一份薪金收入的同時又增加一個嬰兒，經濟負擔頓然加重。但日本父母認為，錢「丟」了，將來可以掙回來，而孩子這三歲期間的教育沒能跟上來、「三歲看大」這決定性的年齡段沒打好地基，將來孩子長大出了問題，那就多少錢也「買」不回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父母是世界上最有「數學」頭腦、最有「高瞻遠矚」眼光、最懂價值投資的。 日本教育學家認為，孩子三歲之內更多時間和母親在一起，會更有安全感；得到母親無微不至的哺育和教育，以後會更少反叛心理和人格。心理調查顯示，那些小時候沒得到充分母愛的孩子，更容易產生反社會人格，更易暴烈暴戾，甚至成為犯罪分子。有位中國母親曾就中日孩子教育問題在網上評論說，「我認識的很多青春期叛逆的孩子從小都不是父母帶大的。」 日本孩子在三歲內就被父母教育禮貌、感恩等等，甚至從小就被熏陶日語獨有的「敬語、自謙語」等也加強了那種禮儀文化。孩子在用餐前後，都被教育要感恩，而且從小就被要求中國俗語說的「站有站樣，坐有坐樣」，自律、規矩。而不是像美國人那樣讓孩子所謂自由發展，結果很多情況下縱容了各種惡習。孩子生下來是一張白紙，不懂事，如果隨孩子自己決定，就等於在一張白紙上隨便塗鴉，那麼塗得一塌糊塗、一片狼藉就不奇怪了。日本人把好了三歲內孩子的第一關，就為其奠定了一生至關重要的人品地基。 孩子三歲後，可送保育院，那裡的教育和日本父母的家教基本一致，仍然繼續禮儀、禮貌、誠信、感恩等，但多了合作、團隊精神、關心和照顧他人感受等教育。然後是幼兒園，進一步強化上述的品德教育。從小學階段開始，孩子則被教育的，更多是獨立、自立、自強等今後在社會上生存的基本素質。建立在幼年培養的禮貌、感恩、關愛他人這塊地基上的自立自強，和自私自利則是兩股道上跑的車。 日本小學的午餐也是訓練孩子自立、自強的重要環節。示意圖／擷自Cafcu影片   「日本學校的午餐」味香全球 日本小學生上學，學校禁止父母開車接送，除非有特殊狀況，還要事先向校方申請。六、七歲孩子背著大書包獨自去學校，全日本如此。媒體曾拍到日本皇室的小公主也是自己背著書包獨自去學校。而中國孩子們卻在攀比誰的父母接送他們上學的車更高級。 孩子獨自去上學，路上出事怎麼辦？日本在這方面有精心設計：1，開學前，家長被學校安排熟悉孩子的上學路線，走哪條路都有嚴格規定，以減少出事或交通意外可能。2，孩子要按路線上學，放學回家路上不許去商店或其它任何地方，必須直接到家，脫掉校服後才可自由活動。3，如有情況，孩子書包上有報警按鈕。4，有市民和商家組成的「110自願援助孩子隊」，孩子上學路上，沿途都有110可支援。僅大阪，就有14萬商家和住戶參加這種110計劃。整個日本社會形成一個巨大綿密的保護孩子網。所以小學生獨自去學校在安全的前提下，培養了自立、自強、自律的心理素質。 日本小學的午餐也是訓練孩子自立、自強的重要環節。按規定，校長和老師要和孩子一起用餐，吃同樣飯菜，而且校長要「先吃」，以防食物有毒。飯盒是孩子們自己搬來，餐前孩子們要感謝廚師，感謝老師和校長。飯菜不管是否喜歡，都要吃掉，絕不可浪費。餐後孩子們把食品盒拆開、按垃圾分類，然後清洗碗筷、刷牙（日本孩子書包裡都有牙具），然後集體清理餐桌和地板等。再相互致謝、致敬，整個午餐才結束。這樣日復一日地重複，就使日本孩子養成了一種習慣：尊敬、禮貌、尊師、勤勞、團隊精神等。澳洲記者曾採訪並錄製了8分鐘的「日本學校的午餐」（https://youtu.be/hL5mKE4e4uU ），觀看人次超過3300萬。中國人看過直呼：「他們在培養公民，我們在培養公主！」 「不要給別人添麻煩」的文化更高級 日本孩子不僅從小被教育禮儀、規矩、自律、誠信、感恩等，還被教導「不要給別人添麻煩」，這不僅是一種行為規範，更是全民性的道德修養，是日本不同於全世界任何其它國家、最有特色的文化傳統。在公眾場所，日本孩子都是靜靜的，不大聲喧嘩，更不哭鬧，也不亂跑，因為早被父母教育「不要給別人添麻煩」。孩子如果忘了，父母會立刻提醒，告訴這會給他人「添麻煩」，同時向周圍的人說「對不起」。日本有一億多人口，「對不起」這句話恐怕每天得被說幾十億遍，成為日本被公認是全球最禮貌國家的一個符號！ 英國《金融時報》駐東京記者皮林（David  Pilling）寫了本《日本：生存的藝術》，其中說，「日本人在做每一件事時都執迷於準時性、禮貌性、整潔性，以及絕對的嚴肅性，讓我感到驚詫。」日本人經過嬰兒、童年、少年等奠定人生基礎的禮貌、禮儀、感恩、守時、敬業、誠信、榮譽、恥辱感等等教育後，他們看事情的角度就和美國人、英國人，尤其是西方左派不同了。例如東京御茶水大學數學教授、散文家藤原正彥2005年出版的《國家的品格》（暢銷200萬冊）就非常強調日本的傳統文化價值。他說在英國做研究時，看到一位知名的劍橋教授竟然用裂口的杯子稀哩呼嚕喝茶，感到驚愕。而在日本，教授身份的人不可能用裂口杯，更不會發出「呼嚕呼嚕」的喝茶聲。這種不顧身份的行為，連日本小孩都做不出來。他說「日本有茶席，我們把每件事都變成藝術。」固然有些苛刻，但反映一種對規矩的要求。 日本犯罪率是美國二百分之一 藤原教授可能少見多怪，如果他看到堂堂美國總統歐巴馬竟在白宮把兩條腿翹在辦公桌上，仰倒在沙發椅裡聽下屬匯報工作，可能會驚愕掉下巴。但這種毫無規矩和自律的舉止，現已成為美國左派的時髦。在名牌大學，就有穿短褲、露腿毛的教授給學生授課。 有人觀察到，在國際談判中，西裝革履的代表團一定來自日本。他們認為，穿得正規整潔是對他人的尊重。像日本女性，出門都要打扮、穿著整潔漂亮，主要不是秀自己，而是尊重他人。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日本就對這點感受強烈，對朋友說，怎麼街上的日本女性好像都是要去參加婚禮？她們不僅穿得賞心悅目，而且舉止典雅。這和當今那些不知羞恥、到處跳醜陋廣場舞的中國大媽們形成兩極！ 日本孩子獲得的獨特品德教育，傳承了日本獨有的傳統和文化，成就了當今這個不僅繁榮，更是全球最文明國家的日本！中國的經濟總額近年超過了日本，但中國人口是日本的10倍。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是英國和法國經濟的總和。別說跟腐敗專制的中國比，即使和歐美比，日本在治安、服務等方面都超過他們。日本人口是澳洲的五倍，但犯罪率是澳洲五分之一，是美國的二百分之一！這與日本人從幼年起的哺育和教育方式一定有直接關係。「三歲看大、七歲看老」。 「日本學校的午餐」影片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1年11月號

  作者指出，二戰時日本不僅被美國打敗，甚至被史無前例地扔了兩顆原子彈。當時美國及西方專家都認為，日本一定會拼死報復。但日本不僅沒有報復，反而立馬學習美國，並成為美國在亞洲最親密、最可信的盟友。2021.7.8橫須賀艦隊活動場更換指揮副總統. 卡爾·奧. 托馬斯成為了第7艦隊的第53指揮官。圖／擷自第七艦隊臉書     美國是「例外」的，即獨一無二。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個詞，是法國學者托克維爾1831年到美國考察時提出的，它強調了美國的與眾不同。這種例外，構成美國樣板價值的特質，這是熱愛美國的人們最為欣賞和推崇的。 但令人悲哀的是，美國的「例外性」被左派不斷腐蝕破壞。尤其過去一年來，左派竊取大選（顛覆民主制度），高稅收高福利（窒息自由經濟），縱容非法移民湧入和黑命貴打砸搶燒（踐踏法治），甚至從小學就開始灌輸變性，鼓吹男女廁不分等（摧毀人類基本道德和文明）。美國的「例外」正被嚴重損害。 縱觀全球民主國家，現在只有亞洲的日本，左派勢力被控制在很小的空間，既掀不起風浪，更完全沒有操控整個社會走向的能力。日本不僅沒有美國和歐洲民主國家的左派那種全方位推行左傾意識形態的囂張和瘋狂，其左傾能量甚至遠低於同樣是亞洲民主國家、人口遠比日本少的韓國和台灣。保守主義和其政治勢力一直在日本佔絕對壓倒性的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是一個真正的「例外」。那究竟為什麼日本能成為這樣一個例外？這主要源於日本獨特的傳統文化歷史，和這種文化中造就的一個獨特的民族、獨特的國民性。 且不談幕府及之前的日本，近代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代，就確立了像美國一樣的保守主義價值體系，只不過西方學者對此少有比較論述，更沒有像對美國的「例外」那樣高歌讚美。 如果說1776美國革命確立了秩序、法治、道德、自由經濟、個體主義、憲政民主等價值體系，那麼日本1868年的明治維新也基本是這種方向。兩者頗有相似之處，同時也有不同。 第一，都學習最好、最強的，無論對方是敵是友。 美國建國初期就面臨一個選擇，是英國方向，還是法國？當時有兩種聲音在較量：華盛頓、漢密爾頓、亞當斯等清晰而強烈地傾向英國的保守主義價值體系，認為其代表信仰、秩序、法治，道德等傳統價值；而傑弗遜、麥迪遜、潘恩等喜歡法國模式，甚至一度頂禮膜拜法國大革命，認為實現了大眾民主與平等（全盤社會改造、一步到位）。這種政治分歧，演變成今天的左、右兩派，更準確地說，是激進派（左）和傳統派（右）的價值選擇和對峙。 華盛頓、漢密爾頓們的智慧在於：沒有因為他們受英國殖民統治、剛跟大英帝國打了艱難一戰，而感情用事地討厭和放棄英國（體系），反而是親英國、而拒法國（美國獨立得到了法國很大幫助）。這等於親「敵人」、拒「盟友」；說明美國建國先賢們對英、法兩種價值理念的不同有非常清晰的認知，睿智地做了正確選擇。 在這點上明治維新的日本精英很像華盛頓、漢密爾頓們，雖然美國的砲艦（黑船事件）打開日本的國門，迫使他們簽了不平等條約，但他們愿賭服輸，崇拜強者，學習強者（從而把自己變成強者）。之前還有英國和西方各國聯軍炮轟日本，但日本一發現別人比自己先進，立刻就跟他們簽訂友好合約，並馬上引進、向他們學習。這是日本最令人敬佩之處。當代日本繼承了這一傳統。二戰日本不僅被美國打敗，甚至被史無前例地扔了兩顆原子彈。當時美國及西方專家都認為，日本一定會拼死報復。但日本不僅沒有報復，更沒有把美國視為永久敵人，沒有什麼抗美、反美，反而立馬學習美國，並成為美國在亞洲最親密、最可信的盟友。這種心胸、氣度、視野，尤其是理性，都是造就當今繁榮、強盛、和平、文明的日本的根基性文化。 美國建國時選擇親英國、拒法國，日本明治維新提出「脫亞入歐」，其實就是親西方、拒中國，都是大智慧。設想一下，中國有可能在二戰後提出親日本、拒蘇聯嗎？完全不可想像吧。 美國、日本這兩國的先賢，都有這種敏銳的眼光和頭腦。而中國至今遠遠落後於美國和日本，人的道德水準和文明程度更不知被日本甩幾個世紀，其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國不知好賴，更不肯「學好拒壞」，當今中國更是一邊做惡霸，一邊與匪徒（塔利班、伊朗、北韓之流）為伍。 第二，美國、日本所以做出這種選擇，因為事先做功課，懂得好賴。 美國先賢決定效仿英國模式，因為他們熟悉英國，欣賞英國，尤其崇拜英國的古典自由主義的輝格黨，當時華盛頓的士兵都喜歡穿具有輝格傳統的「藍色加米黃色」的制服。1776美國獨立前，英國思想家亞當.斯密闡述自由經濟的《國富論》、洛克論述個人權利的《政府論》都已問世，美國先賢們熟讀並強烈認同。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幾乎照搬了洛克的人有生命、自由、私財等三大權利學說，只不過把第三項私財改為了「追求幸福的權利」，擔心有人用「黑奴是他們購買的私財」為由拒絕廢除奴隸制。 日本的先賢們更為做功課，明治維新時，他們組團到英、美、法、德等國考察，研究他們的憲法，學習西方。後來做了日本首位首相的伊藤博文率團在歐洲考察長達22個月！回國後又經過多年研究討論，才在1890年正式提交了日本首部憲法！日本精英學習西方極為敬業，有六個字的形容：始驚、次醉、終狂。開始時震驚西方的長處，然後為之沉醉，最後是狂熱學習。這樣一番學習、研究之後，日本精英們並沒有照搬西方，而是根據日本國情和文化，制定了日本特色的憲法和制度建構。 相比之下，中國則是另一種情形。對於學習外國，清朝大臣李鴻章等只到歐洲走馬看花一下，就提出變革口號，但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要的只是西方的技術，不要他們的制度和文化價值。梁啟超赴美一趟，看到中國城的華人一團亂糟，立馬認為中國人不適合民主。而孫中山起草的建國大綱，是某天晚上突發奇想的急就篇；其手稿被展覽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落款是「供妻兒玩索」（給老婆孩子看著玩的），真是「兒戲」啊。 美國制定憲法，僅在費城就討論114天；日本制定憲法，從去西方考察到國內討論前後十多年。而孫中山只是一個人，一晚上就「急就」了中國的建國大綱。如此「兒戲」注定了（國共兩黨主導的）中國後來的命運。 當代同樣，鄧小平提出開放改革，僅到美國、日本、新加坡三國走了一趟，羨慕人家的高樓大廈和現代化，所以鄧的改革是「共學為體，西學為用」，同樣只要技術，拒絕制度和人文價值。當今習近平的天下，已經走到了大盜、小偷、瘟疫毀世界的地步了。 伊藤博文（左）、李鴻章（右）。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第三，美、日都保護傳統，不翻天覆地全盤改造。 美國革命13年後，有了法國大革命，被史家稱為「姊妹篇」。但美國成功了，法國卻血流成河，斷頭台成為其標誌；法國隨後折騰動盪了百年後才算穩定下來。美國革命的成功恰恰是因為避免了「法國道路」，沒有「去英國化」的全盤社會改造，在保留原有英國的秩序、文化和價值基礎上，漸進走到當代。 日本明治維新所以成功，和美國有相似性，他們也沒有像法國大革命斷頭台那種濫殺無辜的血腥暴力（基本上是和平地從封建幕府制轉移成君主立憲），也沒有後來中國文革時那種「全面文化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滅一切傳統價值）。日本精英信奉和實踐了與美國革命相似的價值目標：保護和保持原有的傳統、文化、基本價值等，尤其是日本獨有的精神遺產。明治維新是在保守主義價值下進行的一場和平變革。縱觀日本歷史，從來沒發生過大規模暴力革命，沒有法國大革命，沒有列寧十月革命，沒有毛的共產革命，沒有法國紅五月，更沒有美國黑命貴式的暴徒運動…… 日本是人類歷史上最有秩序、最重視法治、最看重傳統的國家，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土壤下，西方式左瘋難以生存，更別說獲得政治權力。這是日本人的幸運，也給整個人類提供了一個榜樣和許多應該學習、引進的價值。 第四，美、日都走了一條自由經濟之路。 托克維爾在考察時看到，美國人跑馬佔荒（獲得土地）、勤奮勞作，自由競爭，把發財致富看作理所應當，而且視為美德。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中也對此大加讚賞，認為這是新教倫理和發財致富結合到一起的成功嘗試。英國當代歷史學家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美國人的歷史》中肯定地說：沒有人的利慾和野心，一個生氣蓬勃的社會根本不可能建立。美國建國之初，就把自由競爭作為根本，而不是社會主義者熱衷的均貧富、平等至上。 日本明治維新也是這種思路，一開始就建立市場經濟，強調自由競爭。在這方面日本更難，因美國是白手起家建國，沒有歐洲王公貴族那種歷史包袱。而日本當時就得面對31萬武士的解除武裝難題。當時武士俸祿是日本軍隊開支的兩倍，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0%。怎樣解除武士的武裝？日本精英們沒有一刀切強制解決，而是用市場經濟方式，非常智慧地解決了：新政府一次性地發給武士一生的俸祿以解除其武裝，但不給現款（政府根本沒有這大筆資金），而是把款項變成政府公債，投到銀行作為股份，付他們利息。日本經濟發展了，武士們在銀行的股份就增值而發財了。這也促進了銀行業的發展，兩年內銀行就從7家發展到150家。結果武士們不僅沒造反，反而成為最支持改革的力量，因為他們可從中獲利致富。明治維新後，雖然強化了中央政府職能，但日本卻沒走政府控制的國家經濟，而是選擇了重視發展私營企業的市場經濟之路，甚至是國家出資幫一些企業，成型之後，迅速把它們變成私人企業。日本精英在明治維新時代就懂得並選擇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可謂相當智慧。 第五，美、日在變革時代都湧現一批傑出人才。 對1776美國革命的成功，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讚歎說，「美國人特別幸運，其它民族似乎都不及他們，因為在他們的領袖當中有不少是深刻的政治哲學家」，他們「不僅通曉古典傳統，而且對英國思想家所提出的種種理念也瞭若指掌。」德國學者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也在《美法革命比較》中強調：美國革命之所以具備保守氣質，很顯然和美國人的保守氣質密不可分。大多數偉大的美國政治家，都憎惡法國革命以及1789年以後稱為革命原則的一切。根茨認為，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分野，是崇尚「責任、榮譽、信仰」的保守派和輕佻自由派的分野。他的結論：美國人在對自由傳統的保守中，獲得了新生；法國人則在砸爛一切傳統中，實現了自我毀滅。 美國宣布獨立11年後通過了首部憲法，實行依法治國，憲政民主。日本明治維新雖然提出一切歸天皇，但日本人真是幸運，有一位才智過人、勇於改革的明治天皇，他支持君主立憲。天皇已在最高位置，如果立憲等於限制自己。但明治天皇支持制憲、建立國會、實行選舉。天皇不干預政治，不介入經濟體制，只發表道德訓誡，由此成為整個日本的最高道德形象和民族象徵，是「超宗教的信仰對象」。明治維新時廢除了佛教的國教地位，推行日本獨有的神道，把神社與天皇連到一切。美國學者在《菊與劍》中比喻說，神社和天皇「被視為民族象徵而賦予特殊尊敬，就像在美國之尊敬國旗一樣。」但神社和天皇都只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尊崇，和政治權力無關。 除了明智的明治天皇，日本當時更有大批有勇有謀的政治家，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以及提出「脫亞入歐」的傑出學者福澤諭吉等。這些日本先賢不為追求個人權力，更不是像清王朝的文人騷客為延緩大清王朝的壽命而改革，而是為了日本的繁榮、強大，為日本進入世界文明國家之列。這個關鍵不是強大，而是「文明」。這種想法是中國的那些腐儒和頂戴花翎們所不懂的。而當今中國的天朝，則是徹底把「文明」二字碾碎了。 《菊與劍》作者說，「不喜歡革命的國家日本發揮了與西歐各國完全不同的固有長處。」這個長處就是日本獨有的文化價值，強調「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即對自己份內的事要做好，敬業、忠誠，強調對秩序、等級（尊卑等）的信賴。英國哲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早就看到日本的這種獨特長處，他在給伊藤博文的信中誇讚說：日本傳統中對長輩，尤其是對天皇的傳統義務，是日本的一大優點。日本將在「長輩」的領導下穩步前進，並可克服很多個人主義國家中無法避免的種種困難。」 對斯賓塞的信賴和期許，日本精英們聽了，並最終做到了。除了二戰這一段需要另外作文的歷史，日本從明治維新，到二戰後成為真正民主國家，而且建成一個全球最文明、禮貌，尤其是保守主義主導的國家，其「獨特性」（也是例外性）非常令人刮目，甚至給美國（更別說其它國家）做了榜樣示範。任何理性、追求文明、人性的國家，都應該好好學習日本的優秀之處。 美國學者在《菊與劍》中比喻說，神社和天皇「被視為民族象徵而賦予特殊尊敬，就像在美國之尊敬國旗一樣。」但神社和天皇都只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尊崇，和政治權力無關。圖／擷自維基百科，博客來網站 ，民報合成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1年10月號

  作者指出，日本自民黨從1955年成立至今，執政了6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絕大多數日本中產階級信奉傳統價值，自然多傾向保守派政黨。圖為2021.3.22日本自民黨大會。擷自自民黨臉書   在全球最早建立民主制度、最繁榮、最令全球矚目、羨慕、嚮往的美國，居然發生了長達近一年、以打砸搶燒為標誌的「黑命貴」運動；其對法律和人類倫理道德的踐踏，是任何有最基本文明的社會都不可容忍的。但這醜陋的一幕就居然在本應是文明標桿的美國發生了，其背後根源是左派的瘋狂，而且這種瘋狂正在顛覆美國的傳統，甚至要顛覆美國歷史。 1620年滿載清教徒的「五月花號」登陸美國，開啟了法治、選舉、基督信仰、強調個人權利和倫理道德的新文明，奠定了美國價值的底座。而現在左派民主黨竟要把1620這個美國的代表性符號改為1619，說這一年黑人被賣到北美，標誌美國是奴隸制起家。販賣人口、蓄黑奴都是歷史錯誤，但它絕不是美國的建國基礎，更不是美國推崇的價值。左派從要改變1620 這個轉捩點年份來顛覆歷史，到包括對小學生就灌輸自由選擇「變性」，不再稱呼男女、改為中性，男女廁不分等等，要全方位社會改造，對美國進行根基性摧毀。 縱觀當今全球民主國家，幾乎都在相當程度上被左傾謬誤嚴重摧殘，從政壇被左派佔領，到社會被左派意識形態瀰漫。唯有日本是一個獨特的、仍頑強地保持著傳統和人類賴以生存的常識常理的亮眼。 日本是美國重要盟友，其民主制度還是在美軍佔領下建立的，為什麼日本就不可想像發生黑命貴那種打砸搶？有人可以說那是因為日本是單一民族。但是，日本在歷史上也沒有在自己本民族內發生過法國大革命、列寧十月革命、毛澤東的文革等那種翻天覆地式的社會改造，因為其獨特的文化有制約那種邪惡的社會機制。在日多年、現旅居愛爾蘭的中國作家喻智官的發現是：日本的成功是在硬件上（民主體制等）學習了西方，但在軟件上（社會文化等）堅持了自己的傳統。那麼哪些機制造就了今天這個獨特的日本呢？ 一篇短文只能簡述幾個顯而易見的外在體現： 一是教育。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時就制定了法律，規定小學實行四年義務教育，後延長到六年、九年。早在中國1911辛亥革命結束大清王朝那年，30歲以下的日本人就全都受過教育，沒有文盲。而中國在中共建政的1949年，文盲率仍高達80%；在恢復高考的1977年，青壯年中仍有30%〜40%是文盲。 法國、俄國、中國的造反/革命都是利用流氓無產者，參與者多是文盲，很容易被羅伯斯庇爾、列寧、毛澤東們煽動和欺騙。文盲多的地方窮人就多，更產生魯迅筆下那種又蠢又壞的地痞阿Q。法俄中的三場革命前，三國都有英國作家狄更斯精准觀察和描繪的「哀嚎遍野、心懷不滿」的貧困階層；它成為革命家煽動和依賴的對象。所以馬克思預言的「共產主義首先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發生」完全失靈，而是首先在窮人最多的俄國和中國發生。窮人把革命當作狂歡節，因他們一無所有，失敗了也無所失，成功了則可打土豪分田地，還可翻身掌權。所以日本的普遍教育水準，降低了地痞無賴的產生。 重常識常理是日本文化核心 二是除了普及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對孩子從小就開始注重傳統價值的傳授，其核心是「常識常理」。這四個字也是日本文化的核心。雖然日本有過二戰侵略戰爭這恥辱的一頁，但在歷史長河中，常識常理的價值在日本起主導作用，所以才會有當今這樣社會穩定、治安良好、經濟富有、政治民主的禮儀日本。 日本人從小學開始，就教育和訓練孩子們懂得自立、自理、自強；強調尊師、感恩、勤勞、潔淨等基本行為操守。舉個小例子，孩子們下課時要感謝老師，午餐前先感謝廚師，而且要自己去拉裝盒飯的推車，由孩子們自己分配食物。而且老師和學生一起用餐，飯菜同樣，校長也一樣。餐後孩子們自己清理飯盒、垃圾分類處理，並跪在地上把地板和座椅擦乾淨；這整套程序完成，才算午餐結束。不可否認，一個人兒時所受的教育和訓練實在可以影響一生的操守。日本人對童年的孩子們，不是進行意識形態的洗腦，而是對個人品行的訓練，實在是大智慧。 另外一件小事也可看出塑造日本人特性的細微推力：對分配後剩下的飯菜，孩子們抽籤，誰贏歸誰，等於訓練孩子們願賭服輸的公平精神。日本人崇拜強者，也不過份同情失敗者；這次輸了，潛意識都是下次贏回來，而不是嫉妒贏者、怨婦心態。日本被美國扔兩顆原子彈，徹底輸給美國，但日本卻是最親美、最沒有受害者心態的國家。而二戰被美國解放的中國，舉國上下動輒對美國一片咒罵，真是兩重天。一句話，日本人知道好賴，誰好學誰、誰優秀服誰。而連好賴都不知的，只能是無賴。 日本孩子上學不是家長接送，都是自己背包獨自去學校，從小培養自立自強、以自己的力量求生存的正常心態。所以日本社會從來沒有出現像法國大革命爆發前那種哀嚎遍地的窮困、以及俄國和中國革命前的嚴重貧富對立。即使今天，日本最窮、最富的兩個階層，各佔比都低於5%，而中產階級占比高達92%！中產階級基本都是自力更生創造財富，行為更遵守常識常理，所以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以及美國的黑命貴等胡作亂鬧的情形、以及左派要改造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瘋狂舉動在日本無法發生。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的保守派（conservatives，準確翻譯應是「傳統派」）自民黨從1955年成立至今，過去66年執政了60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絕大多數中產階級信奉傳統價值，自然多傾向保守派政黨。這是左翼和共產黨在日本無法囂張的根本原因。像拜登的左派民主黨這樣偷竊大選、搞同性婚姻、變性、男女廁不分、毒品合法化、成天給不勞而獲者發錢等等，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哪個政黨敢喊這些，就是政治自殺、會被民眾的選票淹死。 「恥感文化」重尊嚴、法治、禮儀 三是日本不僅從沒有「哀嚎遍野、心懷不滿」的龐大赤貧階層，而且還有一種「恥感文化」，不會產生像美國這樣坐吃別人納稅款、領取政府福利的龐大群體。熱衷社會主義的歐巴馬剛上台時，美國有2400萬人領福利，八年後他下台時這個數字增至4700萬，幾乎翻一番。現拜登上台，領福利者直線升至6000萬！美國有3.3億人口，等於平均每5個美國人就有一個吃福利。不靠自己雙手掙麵包的，更容易成為心態不健康的受害者心態的病人；這些病人們也不以吃福利過活為恥。 而在日本文化下，既不能產生那麼多懶人，更不會有那麼多沒有「恥感」的人。二戰後美國學者在《菊花與劍》中描述過日本人有一種「恥感文化」，不是知難而退，而是「知恥而退」；不僅是要面子，更是要尊嚴，有強烈的榮譽感。日本人的剖腹自殺也常是因為錯罪到自己都不能原諒而了斷，視其為最光榮死法；是那種恥感文化的極端表現。 大家都勤奮工作，沒有一個巨大的吃福利階層，是日本左派意識形態行不通的重要原因。而在美國的黑命貴運動中，很多參與者都是領取福利、不用工作的人，所以他們有時間（不用去幹活）、有精力，吃著勤奮致富者的納稅款，上街打砸搶炫耀暴戾。這個階層中很多人還最不懂感恩，反而嫉妒中產階級和富人，對社會心懷不滿。1831年法國學者托克維爾到美國考察後寫出的經典《論美國的民主》特別提到，當年美國這個初建國家的健康還在於，沒有一個像歐洲那樣哀嚎遍野、心懷不滿的貧困階層，更多人懷著感恩的心情勤奮創業，把靠自己雙手發財致富視為美德。今天美國的富裕程度遠遠超過190年前的托克維爾時代，但卻產生了多達6000萬、占美國人口1/5的領福利大軍！它不是貧困的產物，而是左派推行社會主義、政治正確政策的產物，更是左派政客吸選票的手段。吃福利大軍是心態最不健康的一個群體，他們最容易成為左派煽動家的獵物。日本沒有這樣一個群體，這是左派在日本沒有市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整體國民的勤勞努力、看重傳統、遵守常識常理、廉恥心強、盡量不冒犯或打擾他人等文化，都導致日本不可能發生中國文化大革命那種大規模的橫掃傳統、孩子揭發父母、學生鬥爭老師等反倫理、反尊卑的野蠻運動；日本也不會發生法國大革命那種狂飆性的全盤社會改造和動亂。美國黑命貴和左派的顛覆社會價值體系之舉，在日本也完全行不通。因為日本的傳統就是不熱衷轟轟烈烈的社會改造，而是自然實行著海耶克在《知識分子和社會主義》中強調的「漸進性改革」，也是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宣導的「零星的社會工程」，而不是左派知識份子熱衷的全盤社會改造，整體性地翻天覆地、大破大立。 雖然日本媒體也是左派佔主導，也有大把左翼知識份子，但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價值取向，法治傳統等都制約著激進派。所以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毛的文化大革命，法國的五月紅潮，美國的黑命貴打砸搶燒等，在日本難以發生。這是日本的幸運，更是目前左傾嚴重的台灣的榜樣。 對中國人來說，哪怕稍有基本常識、稍微知道點好賴，都不會跟著惡霸流氓式的獨裁政府三天兩頭亂反日，而是老老實實地學學日本社會的諸多美德，否則即使制度層面民主化後，社會層面仍不斷會有痞子特色的左傾運動。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1年9月號

  8月15日是彭明敏先生98歲生日，在此祝彭先生「生日快樂」！圖／擷自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明天（8月15日）是彭明敏先生98歲生日，在此祝彭先生「生日快樂」！ 能過98歲生日，太難得了，本身就值得慶賀；更何況在彭先生漫長的一生中，不僅對台灣民主化進程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他始終保持著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和尊嚴，這種難能可貴是鮮少有人能望其項背的。最近東京奧運，台灣代表隊被迫用不倫不類的Chinese Taipei國名，引起人們討論，怎樣改變這種不合理現狀？同時也有人探討，對台灣民主化和國家正常化，哪個人貢獻最大？有人提到李登輝，也有人提彭明敏。他們兩位分別是體制內和體制外改革的典型人物。在台灣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能有這麼兩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產生，是台灣的驕傲，更值得對岸中國人學習和借鑒。 一、拒絕加入國民黨的道德勇氣 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黑名單，尤其是推動了總統直選，對台灣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功不可沒。李登輝能起到這個作用，關鍵一步是他獲得蔣經國器重，當上副總統；蔣去世，他順理成章繼位總統。他獲得權力後迅速推動改革，為台灣民主化提供契機。李登輝能有此政績，和最初得到蔣經國一路提拔、最後當上「副總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彭明敏，如果壓根沒有李登輝那種在黨國體制內飛黃騰達的可能，那麼他的體制外反抗，就更順理成章，其主觀意義上的難度也就相對小很多。事實上，從加入國民黨、走仕途之路的角度來說，最初彭明敏的條件要比李登輝好很多。他和李登輝在台大讀書期間就是每星期見面吃飯的密友。他在法國獲國際法博士學位後回到台灣，成為台大最年輕的教授和政治系主任，被任命為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並成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這些都是「政治起飛」的火箭底座。1969年李登輝還在因曾加入共產黨而被警總從家裡帶走、約談，而早在1960年，彭明敏就被胡適手把手引薦給蔣介石，後還被蔣單獨「召見」。 如果彭明敏像李登輝那樣順從地投入國民黨懷抱，定會迅速高升。老蔣召見後，國民黨高層就找他談話，暗示如入黨，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任命。但彭明敏竟然拒絕了。後來他又拒絕了蔣經國接見的機會。這和李登輝在蔣經國面前畢恭畢敬、拿小本記錄（有數十本，後集結成書）天壤之別。如果彭明敏當年像李登輝那麼順從，那後來的副總統、台灣的總統都可能是他。當然歷史不能倒轉，但對歷史的研究可以倒想。 在黨國時代，被蔣介石召見、蔣經國器重，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在我有限的閱讀中，看到有三個人被蔣介石召見，表現不卑不亢，隨後都沒有升遷：一是殷海光。他見蔣後竟寫道，很後悔去，並批蔣對歷史不懂裝懂，裝腔作勢。二是陳遲（陳布雷兒子、前民進黨秘書長陳師孟的父親）。蔣對「文膽」陳布雷心存感激，所以特別召見他兒子，問生活有無困難。可能得到父親清廉、正直的言傳身教，陳遲回答「沒有」就談話結束；在美國獲得碩士的陳遲一直在台南糖廠做技師。三是彭明敏。他被蔣介石召見後拒絕加入國民黨，當然蔣不悅。研究者說，被蔣召見的人，事先都準備「功課」，溜鬚拍馬、投蔣所好。但殷海光、彭明敏等保持了知識分子的尊嚴，沒有對最高權力者卑躬屈膝，了不起的氣節！ 當年殷海光就和彭明敏關係密切，兩人多次見面探討國事，可能在人格氣質上「心有靈犀一點通」（詳見我在《民報》的另篇文章〈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上)、(下)〉）。 李登輝當上民選總統後，曾邀彭明敏做總統府資政，他也是拒絕。直到綠營執政，他才答應陳水扁總統的邀請。李登輝當總統後要見他，要他到指定地點，然後派車去接，但車子要帶黑簾，以防被人看到。但對這種秘密見面，彭明敏拒絕了。他要光明正大，不做偷偷摸摸的事。 彭明敏之舉不是清高孤傲，而是為捍衛尊嚴。對普通民眾，他就會有細心關照之心。僅我知道的一個小例子：張志群曾是新四軍，中共49年前派到台灣的臥底，醒悟後變成堅定支持綠營的台派。張先生非常敬仰彭先生，曾在彭明敏競選總統時的總部做過義工；他病重時，當時已經90歲的彭先生親自到他家探望。我去過張先生的台北寓所，下了捷運要左拐右轉進巷子，電梯很狹小，三個人進去就轉不開身。以彭先生的高齡和身份地位，竟跑那麼遠的路，去一個志工家裡探望，那種溫馨令人感動。 作者指出，在台灣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過程中，能有這麼彭明敏（左）和李登輝（右）兩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產生，是台灣的驕傲，更值得對岸中國人學習和借鑒。圖／擷自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二、實踐自己理念的勇者 彭明敏先生的驚人之舉，是1964年與兩名學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痛批國民黨，呼籲台灣「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15個字方針奠定了台灣的未來和方向。彭明敏表面文雅書生，但卻是敢把自由主義理念付諸行動的勇者。有時「行動」本身比理論更有力量，風險當然也更大。 在中國時我覺得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撰寫美國憲法的麥迪遜對美國建國作用最大。到美國後，尤其是讀了兩次獲普利策獎的歷史學作家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的專著《1776》，更傾向認同：對美國的獨立建國，華盛頓的作用超過傑弗遜和麥迪遜；華盛頓在危難之際獨撐大局、率軍對抗英國殖民者，敢於採取「行動」。 當時聯署《獨立宣言》的美國先賢們都做好了犧牲準備，因一旦獨立失敗，他們都得被送上絞刑架。在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前，彭明敏當然也清楚後果，兩名參與的學生還沒畢業，而彭明敏已是知名學者，國民黨準備重用的人才（被任命為十大傑出青年和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就是鋪墊），如果反國民黨，就會失去一切。在如此背景下，發表那種自救宣言的後果，是沒有到那麼高位的人難以設想的。結果就是，彭明敏的傑出青年、教授、系主任等都付之流水，而且成為階下囚，被判刑八年。朋友親人都疏遠。當年殷海光被國民黨迫害時，他的朋友在大街上見到都迴避，更別說去看望支持。彭明敏也處於這種境地。 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最後彭明敏出獄，居家監視，特務24小時守候，到哪裡都被跟蹤記錄。他要忍受心靈的孤獨，生活的困境，事業的無望等等。而這一切是發生在蔣介石召見兩年之後。他不受權力的撫摸，反而在權力老虎上拔鬚。這份膽識和勇氣，是李登輝那種氣質的人所沒有的。這是兩條不同的人生，更是兩種氣質人格。 三、照亮台灣前途方向的明燈 1964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不僅是勇敢 ，更展示智慧。五十多年前的文字，一般都會過時，甚至陳舊到沒法讀了。但《自救宣言》今天讀來，其基本精神和原則理念都沒過時，仍是台灣的指路明燈。 宣言提出台灣人民的自救之路是：推翻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15個字明確了台灣前途方向。可悲的是，今天在台上執政的綠營的民進黨，對這15字目標不僅不追求，甚至連公開提倡的膽量都沒有。與彭明敏等那一代人的智慧、勇氣和道德責任感相比，今天的民進黨高層政客們簡直太侏儒了！ 在蔣介石獨裁統治最嚴酷的年代，彭先生主導的《自救宣言》就敢使用「推翻國民黨」的字樣，那是何等的勇氣和智慧！ 就像美國《獨立宣言》痛斥大英帝國殖民統治的劣行、然後提出建立美利堅新國家的必要性，《自救宣言》也是歷數國民黨罪惡，然後呼籲建立新國家。在這一點上，彭明敏身上又帶著傑弗遜的特色。 2014.9.13彭明敏教授於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50周年活動中演講。圖／擷自彭明敏基金會臉書   四、不強調藍綠種族，最看重自由的價值 美國獨立宣言沒有強調美國人對付英國人，更沒有把建國視為英美兩族群的對立，而是強調自由的價值、個人三大權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美國獨立後，沒有統獨和美英種族衝突。林肯總統強調，美國是熔爐，美國人是電線，各族電流融化在一根線裡，激發出強大美國的火花。這個電流就是國家認同、價值一致。彭明敏等人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就有這種特色，強調外省人、台灣人團結起來，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制，揚棄「一中」的虛假，建立一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宣言強調的是自由主義的價值和原則，而不是狹隘的地域或族群。 這點又和美國另一建國先賢、強調獨立是《常識》的作者潘恩很像。潘恩當時就睿智指出，美國建國不僅是國家獨立，更是在北美大陸及全人類建立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就是強調個人權利至上！彭明敏們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也是這個思路，要在台灣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台灣人不再是二等公民，不再有種族歧視和壓迫，所有人（台灣人、外省人）都自由、平等、共榮；強調要在台灣「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這個角度和美國獨立宣言有精神上的一致性。 將來台灣人真正當家作主了，台灣的制憲、建國、入聯的三大目標實現了，台灣也不可有歧視外省人和其它任何族裔的情況發生。不同族裔的平等、自由、尊嚴地共存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理念，也是正常健康社會的基礎。在這一點上，彭先生與美國建國先賢的思考在一個軌道，背後支撐的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未來的台灣人民會更加欣賞和感激建立在這樣理念上的建國根基。 五、一生看重尊嚴，直言批評權力者 彭明敏在2019年初的重要舉動，是和台派領袖高俊明、吳澧培、李遠哲發表聯名信，呼籲蔡英文不要再選總統。當時民調，蔡輸給國民黨。這些台派領袖希望綠營能延續執政、並有堅定台派接續香火，從而推動《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的六字綱領「制憲建國入聯」。因蔡英文在總統任內別說六字綱領，連轉型正義都不認真做，被批評為「民進黨越來越像國民黨」。彭明敏們心急如焚。在南韓，反對派拿到國會過半席位後，就通過一個個議案，「光州事件」被昭雪，責任者兩任總統被判刑，落實轉型正義。而在台灣，民進黨在立法院席位佔三分之二（65.5%），卻對《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的制憲、建國、入聯根本不追求，甚至對台派的推動都阻攔杯葛。比如東京奧運前民間推動台灣正名就被打壓，推動台獨的喜樂島聯盟被摧毀等。 但在蔡英文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後，大選投票前，彭明敏再次發表宣言〈自救宣言續文〉，提出七項主張，呼籲當選者必須推動制憲建國入聯這三大目標。 堅定做監督者，而不是權力者附庸，這肯定得罪總統府的權力者，但這是彭明敏的性格氣質所致。都說「性格決定命運」，彭明敏和李登輝兩人，就頗為清晰地彰顯了這一點：李登輝之所以能對台灣的民主化做出重要貢獻，是因為他的確推崇自由民主的價值，同時有相當的台灣人意識；但由於他可以屈尊順從的性格，加上在國民黨體制內浸泡太久，用他自己說法，是「蔣經國學校」出來的，就薰陶出一種沒有統一性的國民黨特質。2000年大選陳水扁當選，李登輝被國民黨趕出家門，成立了台聯，宗旨是推動台灣獨立建國。但後來情況有變，他就改弦易轍，強調「我從沒說過台獨」「台獨沒用論」等，翻來倒去。這都跟國民黨「權謀」思維有關，不能始終如一堅持原則理念，過於政治現實考量。所以李登輝雖然對台灣民主化做出重要貢獻，卻始終沒能甩掉黨國文化薰陶下的、缺乏獨立人格和統一性的特質。 而彭明敏則始終如一，在做人尊嚴和原則理念上從未妥協過。對兩蔣的招安都不為所動，那種「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清高、獨立和凜然正氣，實屬罕見。 彭明敏教授2017年3月出版《寫給台灣的備忘錄》。圖／民報資料照   兩種人格氣質，哪種選擇更難？  李登輝和彭明敏走的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從國家角度來說，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兩者不可缺一。但從個人角度來講，哪一種選擇更難？ 我在〈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這篇兩萬字長文中比較過胡適和魯迅：胡適入朝當官，對中國的改革進步做出貢獻；而魯迅始終是體制外作家和思想家，哪個更不容易？當然是魯迅，他沒有政府資源，沒有顯赫權力地位，當然就更沒有門庭若市的官方地位帶來的絡繹不絕門客，而且靠自己爬格子寫作維生。這條獨立知識分子之路是艱難的，是一條孤獨之路，能堅持到底的人不多見。尤其是那些非常有可能謀到權力而拒絕、放棄的人，才是更不容易，更令人敬佩的！在海峽兩岸最常見的現象是：絕大多數文化人，都在權力的小徑上擠得頭破血流。 魯迅和胡適代表兩種人生道路選擇，更是兩種人格氣質。胡適永遠沒法變成魯迅，而魯迅也做不成胡適。讓胡適孤獨地寫作、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寫聖賢書，他做不到；他喜歡呼朋喚雨、門庭若市。而讓魯迅去拉幫結夥、靠群體壯膽、依靠政府力量，打死他也不會幹。談到彭明敏和李登輝，不期然想到魯迅和胡適，雖是不同時空，卻頗有相似之處。各自獨特的存在，成就了一番不同風景的人生。 彭明敏和李登輝的最後一次見面是2018年4月郭倍宏等在高雄舉辦的「喜樂島聯盟」推動台灣獨立的誓師大會上。會前在休息室，彭、李兩人多年後見面，他們簡短寒暄的主題竟是蔡英文：李登輝首先對彭明敏說，你是總統府資政，蔡弄成這樣子（對蔡不滿），你得提建議噢（其實彭早已請辭資政了）；彭回答，你跟蔡英文關係很好，你應該提啊！兩位九十多歲高齡的老人最後見面，仍是殷切地關心國家、關心台灣前途，令人感動不已！ 李對蔡私下不滿，公開卻保持良好關係。李過生日，蔡帶高官們參加，大宴賓客，名流雲集。而彭明敏從不辦大型慶生宴會，也不大張旗鼓過生日。當然，在「西瓜偎大邊」的諂媚文化背景下，彭先生舉行慶生宴，恐怕也不會有多少高官去參加，尤其在蔡英文專權下，給彭先生捧場，恐怕就會令老佛爺不悅（蔡連任後，就把吳澧培和李遠哲的資政拿掉了。彭早已辭，高牧師已逝），雖然她也會做點表面樣子。 李登輝仕途一帆風順，雖不能說享盡榮華富貴，卻當然沒受過任何物質生活上的艱辛。想起前南斯拉夫副總統、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吉拉斯（Milovan Dilas），他雖官至二把手，但發現共產黨本質後，毅然決裂，寫出揭露共產邪惡的經典《新階級》等。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晚年過著孤獨、艱難的生活。他的政府高級別墅被沒收，住在一個沒電梯的破舊公寓，沒電時要抹黑爬樓梯，但他至死不向權力者低頭。 彭明敏先生在台北淡水的住處是朋友借他住的房子，從門口下車後必須經過40個石頭台階才能進入公寓樓（無地下車庫）。我幾次爬那個階梯都非常感嘆，彭先生如此高齡，每次進出，要怎樣支撐才能爬上那些「台階」？已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富裕台灣，難道就不能提供一個沒台階的公寓給這樣一位對台灣獨立做出重大貢獻的先賢居住？ 蔡英文當權已五年，之前當過民進黨主席多年，從來（！）都沒去彭先生家裡探望過。沒有彭明敏等一代人的奮鬥和犧牲，哪有民進黨執政的今天？沒有這些「染血染淚」奮鬥築成的台階，哪有蔡英文們「拾級而上」掌權的可能？ 沒有豪華公寓、沒有權貴探望、沒有喧鬧奢侈的慶生宴，但他有一顆強大的心靈。從台大最年輕教授和系主任至今60年的漫長歲月裡，彭先生不向權力者低頭，不屈服黨國勢力，走了一條獨立、自尊、高貴靈魂的人生道路。至今98年的人生歷程，始終如一；這是一種偉大的人格力量，一趟令人欽佩的人生旅途！ 祝彭明敏先生更健康快樂，讓您這種獨立人格的形象越來越長壽，激勵越來越多的後輩跟您一起繼續那個必定能完成的事業和目標！ ——2021年8月14日寄自美國

  作者指出，因日本式的保守派傳統價值，而讓左派勢力一直被控制在狹小的政治空間，左派政黨幾乎沒有上台機會。示意圖／2020.10.6日本參與四方會談（Quad），圖中為現任首相菅義偉。擷自日本首相官邸推特   胡適曾提出「全盤西化」，希望中國全方位學西方。但胡適沒明白，西方有兩個：左派的西方和右派的西方，兩種不同價值一直在爭奪和撕裂著西方。到底應該學哪個？作為美國左翼哲學家杜威的弟子，胡適雖然沒有明顯左傾，卻壓根沒弄明白西方左右派問題，他的全部文章都沒有涉及這個話題。 今天，中國要借鑒西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探討學哪個西方的問題。是要效仿西左？還是追隨人類的傳統價值？尤其是在左派意識形態肆虐美國、甚至要顛覆傳統美利堅之際，哪個方向更應該是人類社會應有的狀態？ 其實榜樣就在眼前，那就是日本！兩年前在東京櫻電視的一個討論節目中，我提出中國應該首先成為日本（即學習日本），然後再成為美國。意思是，從文化傳統、思維方式，中日都有更接近的地方，所以中國應該首先學習和借鑒日本。所謂「再成為美國」，就是要用已建立起來的日本式保守派傳統價值，來防範美國左派意識形態的毒素傳染給中國和台灣（事實上台灣已中「左毒」很深）。 看美國過去一年來「黑命貴」的打砸搶燒，甚至把用槍頂著孕婦肚子搶劫的毒品慣犯弗洛伊德樹為「樣板」、頂禮膜拜（連拜登、佩洛西們都下跪），就可知道美國已被左派糟踐到什麼程度。擁有全世界最強大軍隊和警察的美國，為什麼對付不了街頭暴亂、胡作非為的「黑命貴們」？就因為暴徒們得到從政壇到媒體等各路左派的默許、縱容，甚至金錢支持。 比打砸搶燒更嚴重的是，高科技大企業掌控的社交平台，幾乎清一色都開始了控制美國的言論自由，尤其扼殺捍衛傳統價值的言論。而美國從幼兒園到大學校園，早已開始了左傾意識形態洗腦教育。支撐偉大美國和西方文明根基的價值正被嚴重摧毀。 戰後七十年，保守主義政黨主導日本 縱觀全球民主國家，除了曾遭共產蹂躪的東歐，幾乎所有國家，尤其西歐，都在相當程度上被左傾腦毒感染。傾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初期階段）的左傾政黨不斷拿到政權，一再把那些國家推向共產地獄方向。只有日本一枝獨秀，左派勢力一直被控制在狹小的政治空間，左派政黨幾乎沒有上台機會。 從1955年保守派政黨自民黨成立到今天的66年中，日本左派政黨掌權的時間只有六年，其它時間都是保守派政黨勝選組閣。而在美國，從三十年代左派羅斯福執政以來，在參眾兩院左派民主黨佔多數席位的時間長，在白宮掌權的年頭也超過保守派共和黨。在全球最大民主國家（按人口）的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左派掌權時間更是遠遠超過保守派。 這個簡單對比就可看出日本是多麼與眾不同。為什麼左派政治勢力在日本無法春風得意？難道是他們太笨蛋、太無能？根本原因，日本是一個傳統價值佔主導的社會，絕大多數民眾傾向保守派、傾向傳統價值、傾向用常識常理思考（而不是左翼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正確）。哪個社會常識、常理佔上風，哪個社會就是更趨向正常的社會，也會是保守派政治力量主導的健康社會。日本就是迄今為止最典型、最優秀的、在正向傳統價值下運作的社會的榜樣！ 由於保守派佔主導，日本就沒有像印度那樣，由左瘋的尼赫魯父女掌權長達32年，推行社會主義，把印度變成像毛的中國那種一窮二白的赤貧國家。日本從二戰後就推崇和實施市場經濟、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結果日本成為經濟繁榮的大國，曾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現在也是排在美國、中國之後的第三大）。日本人民的生活平穩，巨富和貧困兩者各都只佔5% 以下的極小部分，中產階級是真正的中流砥柱。日本的保守派自民黨之所以能長期掌權，就是看重常識常理的絕大多數日本人民的選擇和力挺結果。這是一個正向的循環、健康的雙向選擇！ 除了自由經濟之外，日本的保守派力量選擇了正確的外交國防之路：與全世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美國結盟，對付和防範專制中國和共產北韓，維持和保障亞太區域的安全。當然這並非一帆風順，當時日本首相岸信介的官邸遭30萬名左派支持者包圍，反對日本和美國簽署《安保條約》，但堅定保守派的岸信介在官邸裡喝著葡萄酒，勝似閑庭信步，絕不妥協後退。美日安保條約是日本安全和亞太穩定的保障。這條日美聯盟的外交和軍事之路，是戰後日本保守派的睿智選擇，也是對日本安全和繁榮的最大保障。 1960.1.19日本和美國簽署《安保條約》正本。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菊花文化」的芬芳 在二戰結束之際，美國學者Ruth Benedict應五角大樓之邀，寫了一本介紹日本的著作《菊花與劍》，此書被視為研究日本的經典之作。該書主要觀點是，日本是由兩種價值和性格主導的：菊花的溫柔，刀劍的剛毅。但什麼時候是刀劍，什麼時候會是菊花？哪些人傾向菊花，哪些人崇拜刀劍？這本專著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審視日本社會，在民主制度下，沒有狂熱武士道式的軍人掌權，絕大多數日本人更是菊花型的，也就是不具有對外侵略的特質；而是重秩序、道德、規範、禮儀，也就是常識常理。而且在民主制度下，日本人把「刀劍精神」融進敬業、專注、一絲不苟的工作之中。今天日本社會的「菊花與劍」仍在，但卻成了禮貌和敬業的結合，最美的一種。所以日本歷史上任職最長的安倍首相寫了本題為《走向美麗之國》的書，就是指日本這種「菊花和刀劍」的美麗結合。 任何人到日本都能感覺到「菊花文化」：日本的服務是世界一流的，獨一無二。無論在商場，在餐館，在酒店，在醫院，在老人院等等等等，那種親切、體貼、溫柔、禮貌、極為尊重人的服務，讓消費者真正感覺到「顧客是上帝」。 在日本人之間，很多傳統更是散發「菊花文化」的芬芳：日本人非常在意別人的感受，盡量不麻煩人家，即使送禮物，都會顧忌到不要給人負擔，不要讓人為了還禮而費心思、甚至煩惱。盡量不打擾別人、總是為對方著想，是了不起的文化，是更高的人性。前些年日本遭海嘯地震災難時，從電視畫面，當事人回憶描述中，更看到日本人這種「菊花文化」之美：即使在危難時刻，日本人仍是井然有序地排起長隊在公共電話亭給家人報平安，沒有喧嘩，沒有抱怨，更沒有爭先恐後的擁擠和衝突。那種優雅畫面給人強烈震撼。這是日本的軟實力，真正的實力——高度文明的實力！ 日本人那種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文化，甚至體現在老人的獨居和死亡上。近年有報導說，有些日本老人不與家人和朋友聯繫，自己獨居一處，最後靜靜地死亡。日本有專門機構處理這種以自己方式「安樂死」的老人。他們有的留下點錢財，讓有關機構處理自己後事，有的乾脆就默默而去，「揮一揮手，不帶有一片雲彩」。這種方式就是盡量不給親人、他人帶來麻煩，也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同樣體現「菊花」的另一面。 有中國學者批評說，日本人太犧牲自己的個性，服從社會和國家，是群體主義的惡果。其實不盡然，恰恰是日本菊花文化的這種遵守規矩的自律、關心他人感受的善意，謙恭待人的禮貌，才奠定和營造出日本這樣一個秩序的、安全的（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祥和的社會。日本人的自律行為，不是犧牲自己的個性，而是克制自己的非理性衝動、收斂妨礙他人的不良舉動、壓抑內在的任何不法企圖；這才成就了整個社會的秩序、法治、倫理道德的境地。 而在美國，尤其是去年「黑命貴」的打砸搶燒，就是徹底放縱自己的貪婪和野蠻；別說顧忌他人的感受，連他人的私有財產、甚至生命都隨意踐踏。日本人是克制自己，成全了整個社會；而黑命貴和美國左翼是放縱自己，踐踏和摧毀人類傳統價值。像目前美國左派熱衷的變性、男女廁不分、吸毒合法化等等，在日本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僅因保守派長期執政，更因多數國民信奉保守（傳統）主義價值，堅持常理和常識。所以日本人的這種自我克制不是扼殺個性，而是體現了人性和文明。 在二戰結束之際，美國學者Ruth Benedict應五角大樓之邀，寫了一本介紹日本的著作《菊花與劍》，此書被視為研究日本的經典之作。圖／擷自維基百科，博客來網站 ，民報合成   武士刀劍融化在民主制度下 「菊花與劍」文化中的刀劍，也就是武士道和軍刀的剛毅、冷靜、英勇等，在今天的民主日本則體現在（轉化成）他們的守時、敬業、對工作的一絲不苟的負責精神等。日本人的守時世界聞名，連千帆競發般急速運行的東京地鐵，都能保持分秒不差的準時。日本人的敬業更是世界首屈一指！每個行業的人都兢兢業業，好像不是幹一份活兒，而是在信奉和實踐一種宗教，那份虔誠和認真，像服從命令的武士道勇士。 日本的乾淨更所有訪客都贊不絕口的特色。這也可以說是「刀劍文化」的產物：一絲不苟，一塵不染。大街小巷，甚至都沒有垃圾桶，但卻沒有垃圾滿地，而是乾乾淨淨！不僅僅是城市的門面之地，即使日本人家裡，也是非常注重乾淨整潔。別說與中國相比，即使在富裕的美國，也永遠是「中國城」最髒亂差，「小東京」最潔淨、整齊、悅目。 無論民主政治、自由經濟，還是菊花和刀劍文化的長處，日本都毫無疑問是中國的榜樣，是台灣的榜樣（台灣和日本有很大距離），而且也是美國及全球的榜樣。當然，日本社會因為太注重秩序、穩健等，也帶來不敢冒險、謹慎保守、因循守舊的一面。這需要另一篇文章論述。本文只簡述日本值得借鑒和學習的一面。都說美國是「例外論」產物，現在由於左派的折騰，美國的獨特性在遭到嚴重摧殘，日本就成了碩果僅存的保守主義價值佔主導的國家。其實，日本才是一個很例外的獨特國家，其特色非常值得研究和學習。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1年8月號

  作者指出，共產黨三個字就是撒大謊的代名詞。中共黨史，就是擋住真相、編造歷史。示意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2021.7.1     共產黨三個字就是撒大謊的代名詞。中共黨史，就是擋住真相、編造歷史。本文僅簡述幾件主要的。 第一，五四運動。中共一向歌頌五四，美化其為暴政鋪路的真相。五四有兩個內容，胡適強調它是新文化運動，期待它能啟蒙國人，走美式民主的西化之路。但後來當上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把文化啟蒙搬了道岔，變成政治運動，打著反帝反封建的幌子，宣揚蘇俄的共產主義。胡適提出「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就是變相反對中國走蘇俄道路。五四兩年後的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我在「五四是中共的接生婆」、「火燒趙家樓燒毀中國」等專文中詳述了共產黨如何借五四發跡、通過宣揚蘇俄共產主義為中共暴政鋪路的真相。 第二，所謂「4.12反革命政變」。蔣介石1927年發動政變，殺了一些共產黨人，被中共黨史痛斥，指控為開歷史倒車。其實這是蔣介石的最正確之舉，他很早就看請中共是暴力集團、要建立暴政的企圖。當年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扶持工農」三大政策，導致大量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他們和汪精衛、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聯手，已形成多數要掏空國民黨。同時中共武裝在上海等地打砸搶，已是暴民政治。蔣介石當機立斷，鎮壓共匪，阻止了共產黨提早奪權。所以它不是政變，而是「412反共革命」，是蔣介石的歷史功績！ 第三，西安事變。1991年，張學良首次（被李登輝總統批准）離開台灣到美國，我和劉賓雁等東北老鄉去他紐約住所看望，談了近3小時。他明確說，918事變時放棄東三省並沒有蔣介石的「不抵抗手諭」，而是他自己決定的；但對西安事變張學良卻三緘其口，因他不敢公開真相：他捉蔣不是為抗日，而是為奪權！他以抗日為幌子，要建立以他為首（毛澤東、周恩來都捧他為王，楊虎城願當副手）的西北聯合政府，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史達林認為離開蔣，中國將內戰分裂，給日軍抽身進攻蘇聯提供機會，所以命令毛、周必須放蔣。失去史達林支持，毛、周、張都成政治孤兒，所以才趕忙放蔣。這場事變導致三惡果：1，剿共被停止，紅軍得以倖存，還被編入國民政府體制得到軍餉；2，促使日軍提前全面侵華，因中國無充足準備而抗戰極為艱難；3，導致中共藉機壯大而最後奪權建政。沒有西安事變，中共極可能就被消滅在萌芽中；張學良用一場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歷史軌道，罪孽深重！ 西安事件時的張學良。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第四，國共內戰。這是一場清晰的中共暴力奪權之戰；因當時蔣介石是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都是國民政府編制下的武裝，下屬造反不是內戰，而是奪權！當時美國政府的「中國不通們」建議國共像美國兩黨那樣建立聯合政府，由此束縛了蔣介石反共力度；與此同時斯大林卻全力支持中共，提供軍事武裝，所以共軍才能從東北一路打到海南島。美國糊塗（不全力支持蔣），蘇俄清醒（力挺中共），是導致中共奪權成功的重要外因。 第五，合作化運動。中共建政不久就開展的「農村合作化」運動更是一場大騙局。當年為打敗國民黨，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用提供土地換取農民子弟參軍，使中共有了不斷的兵源。打敗國軍後，中共卸磨殺驢，立即用「合作化運動」把土地又收歸國有，全部成為共產黨產。這場「土地交換」是中共最流氓的騙局之一；今天又把這搶奪的資產最大程度地變成了共產黨官的私人財產。 第六，反右運動。1956年的反右運動就是中共一言堂的封嘴運動。據共產黨官方數字，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全部遭迫害，其中2萬5600人被殺和自殺。後來中共承認反右擴大化了，除96人外，其他全部都予平反。如以96人沒平反來計算，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但這根本不是什麼擴大化的問題，而是扼殺思想、徹底鎮壓言論自由、建立黨天下的暴行！ 第七，60年代大飢荒。這更是一場被編造成「自然災害」的騙局，因在1961年後大饑荒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403億斤，照當時標準，相當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餓死那麼多人。但毛澤東們認為農民受階級敵人蠱惑、藏糧不交，不僅沒開倉放糧，反而更嚴厲搜糧，並阻止農民逃荒，而且鎮壓手段極為殘忍，多達270萬人被槍殺和折磨致死，僅河南信陽地區就有6.7萬人是被磚頭砸死的。據外國學者研究，當時中國有4千萬人被餓死；中共官方學者也從人口出生、死亡率推算出同樣的數字。這是共產黨人為政策導致的最嚴重大眾死亡！連當時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承認，它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實為百分之百的人禍！ 第八，文革。這更是一場人為製造的從思想到文化到生命的浩劫。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肆虐，僅據中國官方報告，就導致200萬人喪生，700萬人傷殘，7萬個家庭被毀。胡耀邦擔任中共總書記時對外國記者說，文革中有一億人受株連（當時中國八億人口）。後來連發動者毛澤東也承認，文革有很多人反對，等於變相承認是一場災難。但近年習近平卻又改調再宣傳文革，不僅為毛招魂，更為他自己做徹底的毛式獨裁者鋪路。 第九，天安門屠殺。中共當局對該事件不斷改口，先是把「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降級稱為「動亂」，後來改稱「事件」，再後來又把它叫做「風波」，最後的提法是「那件事」。五次說法，一次比一次調子低，說明共產黨也感到理屈，無法理直氣壯。據中共新華社記者張萬舒在香港出版的《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引述的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數字，六四事件死亡727人。國際紅十字會估計，六四至少有3700人死亡。中共三十多年來封鎖六四消息，給國人洗腦，當今很多年輕人居然就真以為沒有六四屠殺這回事。中共洗腦的本質同樣是在殺人。 六四凌晨的天安門廣場。圖／擷自網路 第十，法輪功事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氣功」在中國興起，法輪功應運而生，發展迅猛。但迅速遭中共鎮壓，主因有三點：一是創始人李洪志不同意在法輪功內建立黨支部、歸屬中共管轄，從而惹惱當局；二是法輪功倡導的真善忍等中國傳統價值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嚴重衝突，尤其是有神哲學和無神論明顯對立；三是1999年4月一萬多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和平請願嚇壞了當局，因中共最恐懼群體活動，哪怕是一個全國愛好動物的團體，如有那麼多人到官方機構前請願，中共都不會容忍。共產黨的強烈排它性決定了法輪功被迫害的命運。 中共鎮壓法輪功首先靠的是製造關於法輪功的謊言，隨之就是嚴酷肉體鎮壓。據2008年美國國會報告引述的外國專家估計，中國勞改營被關押者一半以上是法輪功學員；後有報導指出，超過6.3萬起對法輪功學員的酷刑事件；迄今已超過4000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隨著中國成為器官移植最多國家，非法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被國際媒體不斷報導。大量事實證明，法輪功是一個信仰團體，絕不是當局抹黑的邪教。真正的邪教是中共！中共邪教不僅屠殺迫害中國人，現在邪惡到用病毒襲擊世界，造成全球近2億人感染、400萬人喪生的世紀災難！很多研究和證據都證實，病毒是中共武漢實驗室洩露，而且很可能是共軍研製的生物武器。 今年是中共成立100週年。百年來這個邪惡組織製造騙局、謊言治國、害人無數；靠暴力撐腰的謊言迄今肆虐中國。在中共邪教禍害中國百年之際，更令人痛感戳破謊言對摧毀暴政的重要意義。只有真相才能讓謊言的黑暗無處躲藏；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都是在黑暗中點亮一隻蠟燭。 ——原載《大紀元》「中共百年暴行與謊言」系列

  為什麼疫情首發在中國武漢？答案很清楚：因為中國唯一的最高等級（當然也是最毒的）病毒研究所就在武漢。雖然中共否認，但各種研究和證據顯示，新冠病毒來自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並且很可能是中共研製的生物武器。示意圖／擷自BBC中文網、人民網，民報合成     一生力挺中華民國、堅定反共的美國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有句名言﹕「20世紀教給我們一件事﹕共產黨永遠是共產黨；不能對它有幻想。」這位橫貫世紀（1994年去世，享年96歲）的美國政治家一生反共，對共產黨邪惡有深刻認知。在21世紀的今天，更可看出周以德的真知灼見，因中共建政後，在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竟導致八千萬中國人死於迫害、槍殺和人為政策的大飢荒。現在，共產黨不僅殺害中國人，甚至用病毒謀害世界，導致全球2億人感染，400萬人喪生！ 雖然中共否認，但各種研究和證據顯示，新冠病毒來自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並且很可能是中共研製的生物武器。這從幾個方面都可看出： 第一，全球都在質問，為什麼疫情首發在中國武漢？答案很清楚：因為中國唯一的最高等級（當然也是最毒的）病毒研究所就在武漢。中國有九百多萬平方公里，30多個省市自治區，為什麼疫情在武漢爆發？這就像對地震要找「震源」一樣，武漢病毒是疫情爆發地，全球沒疑問，被稱「武漢病毒」是事實命名。 第二，武毒所在武漢，就證明病毒是從它那出來的嗎？至少有兩個重要根據：最早被發現疫情的武漢海鮮市場距離武毒所很近。以前就有中國病毒研究者把實驗過的生物等又賣到寵物市場以圖利、被抓獲判刑，而且發生過多起。所以武漢海鮮市場最早發現的疫情，很可能就是武毒所洩露到那裡的。其次，據美國掌握的情報，早在2019年11月武漢病毒所就有三名研究人員感染，出現新冠病毒症狀被送醫，其中一人的妻子因此死亡。這更說明「毒源」就在武毒所！ 第三，中共官方曾強調，病毒來自海鮮市場的蝙蝠。但該市場的蝙蝠數量很有限，而且中國其它地方也有很多蝙蝠，為什麼其它地方的蝙蝠沒病毒，只有武漢的有？馬來西亞人把蝙蝠作為美食，至今仍在吃，怎麼全世界其它有蝙蝠的地方都沒事，偏偏武漢的蝙蝠就有病毒？因為武漢病毒所一直在大量收集和實驗蝙蝠，該所主要研究員石正麗曾撰文講解，怎樣從蝙蝠研製出更容易空氣中傳播的病毒。她在2015年融資計劃書中說，要研製適合人際傳播的新病毒，理由是由此研發出「疫苗」。但製造這種威脅全人類的劇毒，一旦洩露或發生事故，後果不堪設想！美國當時就有200多名科學家反對石正麗們研製動物病毒傳給人（spillover potential），認為一旦發生外洩將造成人類大災難。法國著名病毒專家、巴黎巴士德學院Simon Wain Hobson教授受訪《法廣》指出：石正麗一直致力研究「給病毒基因增加新的功能使它能夠直接感染人體細胞，或者使病毒能夠直接通過空氣傳染」，說是要用它研出疫苗，但這是「瘋狂的研究，讓人類冒著不必要的風險，所以我當初就十分反對。」 第四，國際上很多科學家都指出，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來自動物的自然演變，因這需要經過很多年的蛻變，而新冠病毒的迅速出現和劇毒，顯示它是人工產物。這裡最重要的證據是，早在疫情大爆發之前，武毒所的石正麗們就宣布已成功研發出「疫苗」。沒有病毒，哪來的疫苗？這個順序本身更說明，他們先製造出「病毒」，然後又發展出疫苗，毒源就在中國武漢！ 第五，武漢病毒實驗室是中國唯一的最高等級（毒性最強）的研究機構，它不隸屬武漢，也不歸湖北省管轄，而是中國科學院的下屬，被稱為軍方研究基地。國際上很多科學家認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中共研製的生物武器。疫情爆發後，中共往武漢病毒所派去「調查組」，組長不是普通科學家，而是中共生物武器專家、解放軍少將陳薇。如果武毒所不是研究生物武器的，為什麼要派去「生物武器專家」？如果武毒所不是軍方機構，為什麼要派「解放軍少將」去？這是清楚的不打自招：武毒所就是中共軍方機構，新冠病毒就是生物武器！否則完全沒必要事先人工製造劇毒。 第六，以中共統領全國的獨裁體制，又適逢疫情嚴重態勢，陳薇少將率領的調查組進駐武毒所之後，應該在十天半月內就有大致結果，可從進駐至今已一年半，什麼調查結果也沒公佈。從基本常識邏輯推斷，這不是去調查，而是去毀滅證據！如果「毒源」不是武毒所，陳薇調查組應會第一時間昭告天下，武毒所沒有問題，它是安全的；而且它也不是解放軍生物武器機構。但這一切都沒發生，也是不打自招：問題就出在武毒所，上級是軍方，更上級是中國共產黨和習近平！他們是最根本的毒源！ 第七，雖然中共否認武毒所是「毒源」，並咬定新冠病毒來自動物，但國際知名生物學家、病毒專家等，通過研究發現了它的人工痕跡。正如罪犯作案會留下指紋，國際專家對病毒樣本研究後發現，有對蝙蝠病毒人工改造留下的「指紋」。發現這種「指紋」的專家來自很多國家，從常識來說，科學家們不可能生活在不同國家、針對同一個事情、不約而同地同時撒謊編造，最可能的是「英雄所見略同」，同時發現問題所在。就我有限的閱讀，就看到有下列各國科學家傾向「新冠病毒是人工產物」： 1、美國《生化武器反恐法》起草人Francis Boyle教授； 2、美國匹茲堡大學生物信息學James Lyons-Weiler教授； 3、法國諾獎得主、病毒專家Luc Montagnier教授； 4、法國生物數學家Jean-Claude Perrez（與Luc教授合作）； 5、德國漢堡大學知名奈米物理學家Roland Wiesendanger教授； 6、俄國頂尖微生物學家Peter Chumakov教授； 7、中國科學家閆麗夢博士（發表多份重量級研究報告）； 8、擁有87項美國專利的世界著名科學家Steven Quay博士； 9，英國倫敦聖喬治大學腫瘤學Angus Dalgleish教授； 10、挪威病毒學家Birger Sørensen博士…… 上述英國和挪威兩位專家經一年多聯手研究後發表報告指出，新冠病毒是武漢病毒實驗室製造的。他們研究疫苗時在新冠病毒中發現了「人工痕跡」，該痕跡只能在實驗室操作產生。他們特別指出，實驗室想通過基因的「逆向工程」掩蓋痕跡，使病毒看起來像是從蝙蝠身上演化而來。 美國前CDC主任：病毒為人工製造 來自武漢實驗室 川普政府時的美國疾控中心（CDC）主任Robert Redfield最近接受CNN採訪時說，他現已不擔任官職，可自由發表看法了。他認為病毒不可能是由蝙蝠傳到人的，因如是動物的，病原體需很長時間演化，也絕不會如此劇毒。他的結論：新冠病毒是人工製造的，來自武漢實驗室。 《華爾街日報》最近報導說，美國知名的設計核子武器的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LLNL）的情報部門去年5月完成了一份機密報告，結論是：新冠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實驗室。 前美國疾控中心（CDC）主任Robert Redfield最近接受CNN採訪時表示，病毒不可能是由蝙蝠傳到人的，因如是動物的，病原體需很長時間演化，也絕不會如此劇毒。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前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長Scott Gottlieb最近證實：在中國爆發的6次薩斯病毒都是實驗室外泄。由此可推斷，不僅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之前爆發的薩斯病毒很可能也是。常理是，薩斯怎麼都在中國爆發？那些動物生物仍在，為什麼不再有薩斯了？對薩斯病毒外洩，連中共《人民日報》都報導過，發生在北京和安徽的兩個病毒研究所。 通過上面掛一漏萬的舉證，人們更佩服美國反共議員周以德的名言，決不能相信共產黨！人們能相信的是，共產黨的邪惡和作孽程度，總是超出人們的想像！善良的中國人，尤其是被洗腦欺騙的國人，總是低估或不願相信共產黨有那麼邪惡。就像不少中國人至今不相信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多年前我就寫過「中国非法器官移植的八大嫌疑」、「法輪功學員被摘器官是真的嗎？」等專文，痛批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現在，中共不僅繼續在非法摘取器官，更用病毒蔓延世界，摧毀全球經濟、威脅人類生活、更剝奪無數人的生命！ 這樣一個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邪惡力量不被結束，不僅是中國人，也是整體人類的恥辱！這次病毒襲擊，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被摧殘，全球70億人都遭折磨威脅，甚至幾百萬人被奪去生命，中共的邪惡更赤裸裸地展露。中共這個最大的人類病毒不摘除，新冠舊冠、各種人工病毒還會出現，思想病毒更會蔓延。所以剷除共產黨，是中國人，也是人類的基本目標！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1年7月號

  作者指出，巴以衝突涉及歷史，地緣政治，恐怖主義，及西方的左右派分野對峙等。它不是由哪方強、哪方弱來判斷，而是由「對和錯、是與非」來決定。示意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巴以衝突再次成為世界新聞。支持以色列一方強調哈瑪斯是恐怖分子，是他們先往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以色列反擊是正當防衛。支持哈瑪斯一方強調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是殖民者；哈瑪斯代表弱者，在雞蛋和高牆之間他們站雞蛋一邊。在美國，共和黨人多支持以色列，左派民主黨多支持巴勒斯坦。 巴以衝突涉及歷史，地緣政治，恐怖主義，及西方的左右派分野對峙等。它不是由哪方強、哪方弱來判斷，而是由「對和錯、是與非」來決定。 首先，衝突的根源在於以色列1948年按聯合國決議案建國的第二天，遭到周邊五個阿拉伯國家（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伊拉克）及巴勒斯坦游擊隊的聯合入侵，這五國人口是以色列的70倍！他們要將以色列這個新生國家扼殺在襁褓之中，就像後來伊朗總統內賈德宣稱的，要把以色列從地球上抹掉。以色列全民皆兵、同仇敵愾，擊潰了入侵者，保住了家園；並乘勝佔領了周邊入侵國的土地。以色列佔領土地，是這些入侵者造成的，是他們軍事入侵它國的代價！假設以色列沒有那麼頑強，就可能被這些阿拉伯國家滅掉，所以不論以色列乘勝佔有多少土地，錯都在那些首先入侵者。他們是禍源！ 阿拉法特和哈瑪斯們是禍源 其次，如果以色列就此永遠不退還這些佔領的土地，都是有其道德理由的，因為是阿拉伯國家聯手以大欺小、公然入侵經聯合國決議案同意而建立的主權國家。這五個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游擊隊的聯合入侵，就應該付出代價，因為當時很多以色列人在這場保家衛國戰中喪生。但是以色列提出「以土地換和平」，即周邊國家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允許以色列生存，他們就把佔領的土地交還。這是一個多麼低微的要求（請求）。世界怎麼可以容忍一夥人，要聯手把一個主權國家從地球上抹掉？ 埃及率先給予了外交承認，以色列就把佔領的西奈半島還給了埃及；約旦跟進，以色列也退還了約旦河西岸；以色列說如果敘利亞也同樣做，他們就把佔領的戈蘭高地退還。但遭敘利亞拒絕，所以戈蘭高地仍在以色列控制之下，這個高地對以色列安全具重要意義，如果敘利亞不承諾，以色列單方退還，未來敘利亞再次入侵就獲戰略優勢。所以，以色列不退還一些土地，是當初入侵者至今不承認以色列有存在權利的結果。這個責任在那些阿拉伯國家，不在以色列。 至於巴勒斯坦，1947年聯合國決議不僅同意以色列建國，也同意巴勒斯坦建國，但它不建，忙於和五個阿拉伯國家聯合入侵以色列。所以巴勒斯坦沒有建國，責任在它自己。隨後巴勒斯坦游擊隊又多次配合阿拉伯國家入侵、或準備入侵以色列（被以國先發製人阻止）；它沒有建國，屬下的一些土地因入侵等原因，就被以色列獲得並管理，那裡的居民比例也發生變化。從1947年聯合國決議至今已70多年，那些土地的居民狀況等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讓以色列把1947年、70年前劃定的土地全部再還給巴勒斯坦（進行建國），是不可操作的，也難以做到的。有人會說這不合理，但這個不合理，責任主要在巴勒斯坦，尤其是它的恐怖頭子阿拉法特，他當政時，主要進行恐怖主義活動，甚至策劃謀殺了參加奧運會的以色列運動員，殘忍至極。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慘境地，主要責任在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屬下有「烈士旅」專事恐怖活動），在哈瑪斯，他們是戰爭禍源！ 民主和專制的較量，你選擇哪一邊？ 第三，顯而易見，也常被左派及阿拉伯媒體迴避的是，以色列是民主國家，實行多黨制（上次大選有30個政黨參加）。而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包括巴勒斯坦，長期是專制統治；在半個多世紀中，阿拉伯聯盟的22個成員國全是獨裁制度，直至幾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的民主浪潮洗禮下，才有些國家走向民選。以色列是民主制度，有在野黨，有新聞和言論自由，所以執政黨的任何行為和政策，都受到監督和制約。包括對入侵者的正當防衛、軍力抵抗等。這給了哈瑪斯等恐怖分子可乘之機。設想，如果以色列也是專制國家，哈瑪斯們就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對方會用它們的方式，不擇手段的暴烈攻擊報復。以色列的精兵強將會把哈瑪斯們打得落花流水、殺個片甲不留。今天以色列這個仗所以難打，就是出於人道主義的顧忌很多，不願造成更多巴勒斯坦平民傷亡。民主，就像君子，有所不為；專制，就是小人加惡棍，為所欲為。所以評價巴以衝突，必須看哪邊是專制、哪邊是民主。在專制和民主較量之中，應該站在哪一邊？就像台海發生衝突，是站在民主台灣一邊，還是默許專制中國的武力犯台？答案不言而喻。 以色列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 第四，哈瑪斯只有兩萬多人，而以色列有強大軍力。所以無論哈瑪斯怎麼先攻擊以色列，用自殺炸彈襲擊平民，只要以色列一反擊，就被西方左派和伊斯蘭世界污衊為「以強欺弱」，尤其在反擊時造成巴勒斯坦平民傷亡，更被左媒和阿拉伯世界的獨裁媒體渲染報導。但左媒不提的是，哈瑪斯把火箭彈安排到巴勒斯坦居民區發射。以色列總理說，我們是人民的銅牆鐵壁，保衛人民；哈瑪斯則是躲在自己的人民後面，人民成了他們的擋箭牌和「身牆肉壁」。僅從這一點，就可看出哪邊是人道，哪邊是獸道。 如前所述，如果以色列是專制國家，也像哈瑪斯那麼不擇手段，這個仗就太容易打了；可以無所顧忌、放手反擊，對方哈瑪斯會不堪一擊，被炸得丟盔卸甲。而且西方左派也不會拿此大作文章，因為他們不敢得罪獨裁者。例如兩伊戰爭（兩邊都是專制國家：伊朗和伊拉克）打了八年，死傷無數，相當慘烈，但西方左派置之不理，更不用它大做文章，因兩邊都是惡，左派既不敢得罪，也難以站道德高地、沒法做「聖母婊」。而面對民主的以色列，他們就可以高唱「我們站在弱者一邊，我們支持雞蛋對付高牆」的道德高調、做政治秀。作秀、偽善，是左派最努力奮鬥的惡行，也是最重要標誌。 實際上沒有西方左派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哈瑪斯們絕不敢那麼囂張，因為他們知道一旦開戰，白左就會遊行示威，高喊支持巴勒斯坦、抗議以色列。他們不僅獲得西方左派的輿論聲援，甚至獲得美國左派政府的軍事援助，歐巴馬執政時就向哈瑪斯提供大量美元援助。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巴以衝突中，如果說以色列有錯，從反諷的角度說，就是因為以色列選擇了民主道路，是民選國家；如果以色列也像多數阿拉伯國家那樣實行專制、不擇手段，大鱷吞小惡，他們早把哈瑪斯們斬草除根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以色列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 作者認為，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巴以衝突中，如果說以色列有錯，從反諷的角度說，就是因為以色列選擇了民主道路，是民選國家。示意圖／擷自PBS News hour影片2021.5.18 2021年5月19日於美國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1年6月號

  2020.6.8美國黑命貴運動。示意圖／擷自美國之音網路影片 美國的黑命貴運動引起全球關注，其實這不是族群對立，而是左派政客等利用煽動族裔問題而獲得權力。 歧視問題哪個國家都存在，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歧視，這是人類的共性之一。例如大城市的人瞧不起鄉下人，暴發戶蔑視窮人，大中國主義者歧視邊陲地區的人。但在今天的文明世界，僅僅因為膚色而種族歧視的，其實很少很少。人們更多的是瞧不起（蔑視）惡劣的舉止、行為。 在美國對黑人問題更證明人們歧視的不是膚色。比如：美國黑人僅占人口13.4%，但犯罪率卻占50%！在被稱為「兇殺之城」的紐約和芝加哥，主要兇犯是黑人，多數被害者也是黑人，在黑人集中的芝加哥南部，幾乎每天都有兇殺案，黑人被黑人殺害。這是2015年的一份統計： 黑人被白人所殺 2%；黑人被警察所殺 1%；白人被警察所殺 3%；白人被白人所殺 16%；白人被黑人所殺 81%；黑人被黑人所殺 97%！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的七倍！強姦和性犯罪，黑人是亞裔的32倍！ 面對這樣的數據，說對黑人的歧視是因種族和膚色，不僅是睜眼說瞎話，而且是左派政客和左瘋媒體用來做「政治正確秀」的工具，用這個工具撕裂美國。 歐巴馬八年毒化了黑人 2008年黑人歐巴馬當選總統，人們期待美國的族群問題能夠緩和，黑人犯罪率下降，結果正相反，歐巴馬不僅沒有致力族裔和睦，反而時刻提醒黑人和白人膚色不同的問題，在用階級劃分人群的同時，更用膚色製造對抗。在遇到警察和黑人嫌犯衝突造成傷亡時，刻意煽動黑人對抗警察。歐巴馬八年執政使美國的黑白問題（其實是黑人犯罪、鬧事問題）更加嚴重。歐巴馬的煽動，讓黑人感到有總統撐腰，更加有恃無恐，情況一路惡化。 「美國對黑人有制度性的種族歧視」一說完全不能成立。黑人只佔美國人口一成多，如果對黑人有制度性歧視，歐巴馬怎麼可能當上總統？白人在美國佔壓倒多數，恰恰是因為白人急於讓一個黑人當總統，才把沒有任何政績、無品無德的歐巴馬送進白宮。面對一清二白的事實，指控美國制度性歧視黑人者，不是無良政客、左派作秀文人，就是被洗腦成被害妄想的黑人犧牲品。 說美國警察歧視黑人，也同樣站不住腳。跟普通人同樣，警察歧視的是罪犯。黑人犯罪率高，與警察衝突多，當然成為警察（執法者）要對付的對象。被警察 「跪死」 、導致一場全美打砸搶燒的「黑命貴」暴動的黑人佛洛伊德就是慣犯，多次入獄，曾吸毒、偷盜、甚至闖進民宅用槍頂著孕婦肚子搶劫。他被警察抓住時是被一店主舉報使用假鈔。他的死亡是個悲劇，但他絕不是黑人和白左們吹捧的英雄，他是罪犯。 高福利和單身家庭害了孩子 黑人為什麼犯罪率高？而且主要是青少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家教，太多的黑人孩子從小就沒父親。50年前，有25％的美國黑人婚外生子，在當時已是令人震驚的比例。現在這個數字增長了近兩倍；目前美國黑人婚外生育率高達70％（亞裔不到5％）。最新統計，在美國15到25歲的黑人女性中，未婚生了孩子的高達75％！也就是說，每四個黑人孩子，有三個沒有父親。孩子從小沒父親，母親又生一堆孩子，誰來教育？哪裡會有家教？這些做了父母的人自己都沒有基本的教育。 既然沒有能力家教，為什麼還要生那麼多孩子？這才是美國的制度問題，因為孩子多了，就可多領福利。在美國，一個單身母親帶三個孩子，政府給的各種福利（食品券、現金、加其它各種補助款等等花樣繁多）相當於一個電腦公司中等職員的收入。有這樣的收入，誰還去工作？坐吃別人納稅款，不亦樂乎！單親母親有大把福利補貼，正中那些不負責任的男人們的下懷：不結婚，孩子就被政府養著了；不結婚，不用對老婆孩子負經濟責任，他還能自由自在跟別的女人再生一堆孩子。如此惡劣狀況下，黑人家庭和社區怎可能健康和進步？ 歐巴馬上台時，美國有2600萬人領取福利（按族裔比例，黑人是最多的），到歐巴馬八年卸任時，領福利的激增到近5000萬人，幾乎翻了一番，三億美國人平均每六人就有一個領福利。國家給空子，自然就有懶漢鑽，不勞而獲，吃勤奮勞動者繳納的稅款。誰都知道，國家不產生錢，是人民養活了政府；政府用高稅收搜刮民財，強行把勤勞者的財富收走，然後用高福利大撒錢養懶漢，懶漢再支持大撒幣政府。由此惡性循環。 大撒錢是歐巴馬、拜登等左派發善心、照顧窮人之舉嗎？絕不是！他們是用高福利收買人心、變相買票。那些不交稅，還得到福利的人，自然感恩戴德、成為左派的「票源」。在美國有多達47%的人不交稅（所謂窮人），而那些領取福利的大軍（5000萬）基本都傾向左派民主黨（恩主）。所以，美國黑人青少年犯罪率高的問題，和家庭結構、家庭教育有關；而導致不健康家庭結構的高福利則跟左派民主黨「變相買票」的政策是直通車關係。這種高福利制度不改革，美國直線增多的黑人單親家庭、青少年缺乏家教而犯罪高的問題，就沒法解決。這跟什麼黑命貴指控的「警察暴力」無關，跟左派政客黑心「圖權害命」則是直系關係。 左派為選票不惜害人 所以美國的所謂黑人問題的關鍵，是左派為了獲得權力，而不惜損害黑人、犧牲美國國家利益，典型的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對此問題有專門研究的美國西裔學者查韋絲（Linda Chavez）曾說：黑人問題不是什麼種族歧視造成的，它和黑人的不重視「家庭價值」、大量婚外生子、黑人男子不負責任，以及黑人的「受害者心理」有直接的關係。現在應該再加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是民主黨政客和左媒的煽動。政客為權力，媒體為意識形態，都在用謊言洗腦黑人，把眾多黑人洗成被受害者心態扭曲的犧牲品。所以，左派政客和左派媒體才是「謀殺」黑人的真正兇手。 2020年8月美國黑命運動持續抗爭。示意圖／擷自BBC中文網 ※本文原載台灣《看》雜誌2021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