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教授「世界台灣同鄉會」第三屆年會演講大綱 今日是世界同鄉會第三屆大會。全世界台灣同鄉會成立三年，在這不算長的時間內，我們在海外已經看到台灣人的大團結，台灣人意識和警覺大大提高，而且海外台灣人對於故鄉台灣的現狀和未來的關懷，越來越深。這是同鄉會努力的結果，也是其最大的貢獻和成就之一。這也是同鄉會負責人和各同鄉會互相協助、努力的成果。在這裡應該向郭會長、各地同鄉會負責人以及全體同鄉，表示最大的敬意和謝意。 這屆大會的主題是「認識台灣」。台灣島內外情勢，幾年未在急速轉變，台灣和台灣人的命運已經進入極重要關頭。在這時候，在這個機會，大家來重新認識我們故鄉的一切，來冷靜想一想故鄉的種種，覺得非常有意義，而且非常重要。圖片來源：WFTA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臉書 為要認識台灣，我們常常將主題分為「台灣的過去」、「台灣的現在」、「台灣的未來」三段。但事實上，大家知道，一個地方或一個國民的存在與歷史，與個人的存在和生命一般，不斷在生長，不斷在經驗，不斷在演變，是一個連續的過程。故實際上，過去與現在無法切斷，未來與現在無法分開；要談現在不得不討論過去，要講未來無法不從過去談到現在。所以我們要想台灣的將來，要想台灣人未來的路，可以走的路，應該走的路，不得不回顧過去，看看台灣人走過來是怎麼樣的路，台灣所受的是怎麼樣的經驗，台灣人所面臨的是怎麼樣的處境。這樣，對過去和現在的環境有十分了解以後，我們才能真正展望未來，想想我們的遠景，想想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談怎麼樣來開拓我們的前途。 台灣人大部分的祖先來到台灣已有四百年的歷史。現在現一想他們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目的是什麼？是不是為了擴大、擴張中國領土才來到台灣？完全不是。他們從大陸來到台灣，完全是為了逃避大陸的貧苦悲慘的生活，不但未得到當時中國政府的絲毫支持或鼓勵，相反，他們大部分是違反中國法令，非法偷渡到台灣的極貧苦的農民、漁民、工人。今日可以想像，他們當時決心到台灣時的心情是怎樣悲壯！ 他們放棄中國的一切，與過去完全斷絕關係，永別親朋，永離祖墓，永別家鄉，違反禁令，冒大險，渡海來台，其勇敢、冒險、奮發、創始、開拓、反抗權威的精神，今日想起來，實使人萬分感動和嚮往。 總看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至少有兩個特點，值得來強調。第一是其「國際性」，第二是其「殖民性」。第一，什麼叫做「國際性」？台灣有史以來到現在，不斷牽連進極複雜的國際糾紛裡面；從某一角度看來，台灣的歷史可以說是幾個國家為了要佔領台灣，為了要爭取台灣領土主權，互相鬥爭糾紛的歷史。在這意義上，在國際上「台灣問題」的存在，並不自今日開始，實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多少國家曾牽連進這糾紛呢？我們知道，過去有中國、葡萄牙、西班牙、美國、日本等。現在有中國、美國等等，在這有關台灣的國際爭勢中，台灣在國際上地位應該如何，台灣住民未曾一次自己能夠決定台灣應屬於誰。每一次都是別人替台灣人民來決定。這是台灣歷史的第一個特色。 台灣歷史的第二特色是其「殖民性」。意思就是說，幾百年來，台灣這塊土地，只是外來勢力的殖民地，台灣住民只接受外來統治者，台灣人民本曾一次建立代表自己，反映自己利益的政府。過去幾百年如此，現在也如此。試看目前情形如何？國民黨統治台灣三十年，其中廿七年則在戒嚴令之下，這已是世界歷史上最長的戒嚴令了，而它還要無限期繼續下去。其真正的目的在哪裡？是對外，還是對付台灣人民？特務機關控制迫害台灣人民，達到什麼程度？至少政治犯在獄中呻吟？所謂立法院、國民大會、整個政府所代表的是誰？這是大家已經問了再問，問了幾千次、幾萬次，而且還繼續問的問題。 其實，上面所說台灣歷史的「國際性」及「殖民性」，是一個事實的兩面而已。這一個事實就是台灣人民從未曾做過主體，主動決定台灣的對外關係，處理台灣的內部政治，也就是未曾一次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是我們要討論台灣的未來時，必須有的共同的基本認識。有了這個認識，然後展望未來時，相信我們應該問自己的第一個基本問題是：我們台灣人是不是願意繼續接受過去和現在的情形，由外來力量替我們決定一切，替我們決定我們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由外來勢力，騎在台灣人民頭上，來統治控制壓迫台灣人民？或是我們要主張，要努力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自己來決定台灣在國際上地位，自己組織真正代表台灣人民，真正反映台灣人民利益的政府？我們必須在這兩條路之中選擇一條。 我們想台灣的未來時，有些因素非常重要，必須深思，有些因素並不重要，不值得重視。由於台灣歷史的「國際性」和「殖民性」，外面力量幾百年幾十年來，為了要保持他們自己的利益，為了要繼續控制統御台灣人民，不斷在做政治宣傳，歪曲事實，顛倒是非，造謠中傷，欲使台灣人民的價值觀念發生動搖，有些人因為不斷受到敵人這種宣傳，奴化教育，洗腦教育，有時對於台灣的將來到底什麼重要，什麼較不重要，把握不清楚，發生混亂。 先來說，從台灣人民的立場看台灣前途時，什麼因素不甚重要，不值得重視。第一，台灣人民在種族上來源和文化上系統，在人類文化學上固然重要，但在政治經濟上，並不重要。台灣人祖先幾百年從何處來，台灣文化在本質上屬於何種系統，在討論台灣政治經濟未來時，不值得重視。在近代國際關係上，一群人的種族來源、文化系統在確定那群人在國際上地位時，並不是決定性因素。換句話說，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可以構成同一國民，相同種族、相同文化的人未必構成為同一國民。我們當然承認我們祖先大部分來自中國大陸，我們的文化語言在本質上是中國系統，我們並且可為這事實而感覺驕傲。這是一回事，但我們是否因此必須接受中國統治，這又是另外一回事。為了政治目的，到處找「祖公」，是極無意義、無聊的事。若要這樣，我們找「祖公」找到中國還不夠的，我們須要繼續找，進一步去查我們的「中國祖公」到底從哪裡來？這樣找來找去，最後可能找到非洲去……。我們今日看到美國人去慶祝建國二百周年，看到許多美國人，他們的祖先從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各地來，他們並為這事實感到驕傲，但這是一回事。他們是否願意接受英國、法國、意大利或其他外國統治，這又是另一回事。大部分美國人，祖先雖來自外國，但他們自認是美國人，他們效忠的對象是美國，不是外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最高司令，前美國總統Eisenhauer，若要說其祖先來源，他是德國種族，但他不但自認是美國人，而且指揮盟軍攻打其祖先故鄉德國；又有多少德國意國系統美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為美國士兵去攻打祖先故鄉德國意大利。這是近代國家和政治的現實。 第二，所謂「固有領土」、「神聖領土」等字眼和宣傳，不值一理。歷史上，一國領土，常因戰爭、革命、天災地變而發生變動，無甚了不起。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主張一塊土地於幾百年前或幾十年前，身在名義上居於他，所以那塊土地永遠居於他。若要這樣，世界地圖必須全部重劃，中國連目前領土恐也無法保持。所謂「固有領土」只是欺人，辱人的幼推政治口號印已。地球上一塊土地該屬於誰，只有住在該土地上的住民有權決定，任何人都無權越俎代庖。 在上面，我們提到台灣將來什麼因素不重要， 不值得重視。下面看看，到底什麼因素較重要，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是「共同命運」的意識。我們所以認為這點重要，因為「共同命運」的意識是近代國民成立和存在的最根本基礎。在現代社會，一群人可以構成為一個國民，並不是因為他們種族相同或文化相同，而是在他們之間有一種深固的「共同命運」的意識。若有這意識，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人也能構成為同一國民；若缺乏這意識，即使是種族相同文化相同的人，也無法構成為同一國民。那麼，這種共同命運的意識 ，如何產生？它當然不是一日一夜之間，能夠產生出來。它是一群人，經過了長期相同的歷史過程、歷史經驗，經過了長期同甘共苦的過程以後，才能慢慢形成出來。很顯然，台灣經過四百年特殊的歷史，與中國、日本和其他國民不同的歷史之後，今日在台灣 人民之間，已經產生一特殊的共同命運的意識。試看我們周圍，有誰與我們共享這首意識感覺？沒有。看看中共。他們對台灣人民極自然正當的主張扣願望，不願了解，也無法了解，而極盡誹謗中傷之能事；他們對台灣人民各種活動，包括同鄉會，極端誣蔑。他們對台灣所表現的，只是無理露骨的領土野心而已。我們與他們之間，共同命運的意識究在哪裡？國民黨呢？他們騎在台灣人民頭上，從未認為台灣是永遠的故鄉，未曾真正為台灣和台灣人民的前途設想，仍固執「中國政府」一類荒唐立場，企圖將局勢盡量拖， 另一方面早將子弟財富移到海外，等到局勢不對，不能再拖時，則準備一走了之，最後受害的，只是主體台灣人民而已。我們與這種國民黨之間，共同命運的意識究在那裡？我們提台灣未來時，相信必須以這「共同命運」的意識做為基本前提。 第二是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我們想念故鄉台灣常提起美麗的山水，讚美可愛的河山，這是我們的情感。但我們不能忘記，在美麗故鄉社會裡，蘊藏著多少矛盾、剝削、不公、黑暗。我們想台灣的將來，這種矛盾黑暗，恐怕比可愛的山水，更值得我們重視。在美麗的河山田野海邊和都市近代大樓裡，不知有多少人，一日更一日流著血汗像牛馬一般地勞作，但永遠得不到他們應得的合理報酬，有多少人一代更一代，像牛馬一般地耕田節，但永久避法出頭天，子弟永遠法受到適當教育，生活永遠得不到保障。另 一方面，有多少人富貴奢華到極度，日日花天酒地，無所不為。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國民黨壓迫台灣人，大陸人壓迫剝削台灣人的問題，而是台灣人到削台灣人，台灣人壓迫台灣人，台灣人欺負台灣人的問題。種種矛盾不但在經濟上，同時在社會其他方面也普遍存在，如：對客家人的偏見、對山地人的歧視，一部分大陸人（如軍眷）之被遺棄。總之，台灣社會裡平等公義的缺乏，是值得我們重視深思的一件事。 第三是台灣人的「主體性」。上面說過，台灣歷史特點之一是其「殖民性」。台灣人從未做過主體，自己來決定台灣的對外關係、處理台灣的內部事務。上述台灣社會矛盾病態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數百年來到今日，統治台灣的外來力量，含國民黨，從未 真正為台灣的前途，台灣人民的福利去設想、去努力。他們唯一關心的是如何繼續控制台灣，如何繼續統治台灣人民。我們從台灣歷史所得到悲痛但寶貴教訓之一，是除去台灣人民自己以外，沒有一個外來力量，會真正為台灣及台灣人民去犧牲奮鬥。到了現在， 我們已經深深覺悟到只有台灣人能夠代表台灣人民，只有台灣人民能夠了解台灣人民的願望，只有台灣人民能夠維護台灣人民的權益，只有台灣人民能真正為台灣的前途和台灣人民的幸福去設想努力。針對目前台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矛盾病態，什麼思想、什麼政策、什麼辨法，都可以提出來，做為澈底改革的藍圖。但我們絕不能放棄台灣人作主體的原則，如要改革、要革命，台灣人自己來改革，來革命 ; 絕不能由外面輸入改革，或革命。如有人要再引進外力量來改革台灣，放棄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立場，則不論是出於幻想或天真的理想主義，是忘記了台灣人以血換來的痛歷史教訓，等於要再一次出賣台灣人民了。現時共產陣營已不是由一、二個大國統一合併所有共產國家。各地區共產黨愈來愈自主愈獨立，甚至喊出「獨立第一，共產第二」的口號出來。這證明任何政治思想，包括共產主義，都無法脫離歷史、地理環境的限制，更證明我們一向所強調的，只有當地人民，即台灣人民能維護台灣人民的權益，能謀台灣人民的福祉。外部力量則不能。 第四，我們並不排外。我們可以一再強調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因為相信這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出發點，但這意思並不是要排外，並不是要敵視外力。任何人、任何政府、任何國民，只要他們承認我們台灣人民的基本權益，尊重台灣人民的基本願望，我們都願與他們友好，為了共同刊益，攜手協力。 第五，是台灣人應有的信心。我們對自己的力量，應有一客觀的估價。我們固然不可自大，但也不可將自己力量低估。一千六百萬人口，比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為多，且以台灣人民的智慧和勤勉，相信我們在國際社會上與任何人、任何國民都可以競爭，可以平等共存。我們應對自已有較大信心。特別是在政治上我們應較成熟。國際情勢，非常複雜，且千變萬化。很少有一件事，對我們絕對的有利，或對我們絕對的不利。絕多數的國際事件，對我們都是利弊參差。所以我們實因時局的變化而過分歡喜， 或過分憂慮。例如數年前中共進入聯合國，有人著驚以為台灣即將被中共併吞了。這是因為對國際關係的認識不夠，看法太天真的結果。中共入聯合國，無疑對國民黨是絕對的不利，但對於台灣人民則有壞處也有好處，不能一概而論。現在大家關心中美關係，認為美國承認中共，中美建交已是時間問題了。這種預測也許是對的。但我們只能說，中美建交對國民黨是絕對的不利，至於對我們，又是利弊參半，絕不是一部份人所說中美建交等於台灣被中共併吞。我們固然須要關心和分析國際情勢，但不能祗是被動旁觀，忽憂忽喜。我們必須恢復我們的主體和主動，以行動來表示我們的覺悟，以行動表示我們維護我們基本權益的決心。 最近有一外國政治家對我說：「我羨慕你們台灣人，我很想做台灣人」。我問他這話是怎麼說的，他答說：「現在大部分國家，政治、社會者已定型，個人有理想，有抱負也很難付諸實現，但台灣不同。台灣己在變，而且必有大變，在其過程中，你們台 灣人有機會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奮鬥，將其付諸實行，進一步建立自己的國家。你們想一想，歷史上，有多少機會一群人能建立自己的國家。你們活在千載難逢的好時機，所以我很羨慕你們」。這外國政治家的感想，似值得我們去想一想。 我們深知任何權利，絕不是別人白送給我們的。歷史上，任何權利都是以汗以血爭取得來的。只要我們台灣人民一千六百萬，有覺悟、肯努力、願犧牲、能團結，我們前途是充滿希望的。 原文刊載於《鄉訊》（Courrier des Formosans），第 62 期（1976年9月）。

每一庶民心目中，大概都有一個理想的總統，但現實使人失望，因世上沒有完人，完美的總統，恐永久不會出現，但以理想總統做為規準，評斷實際的候選人，或許會幫助應投票給誰。理想的總統，可不外於： 總統府。（資料照，記者朱沛雄攝）   一、外表和舉止，昂首直背，具有最高領袖的格調，令人肅然。 二、講話有力有物，有熱情而有理想，令人感動。不是八面玲瓏，四平八穩，模稜兩可，左右逢源，重複文宣八股，不知所云。 三、有魄力和能力將有複雜傳統的軍中和情治機構，充分把握控制之。 四、有魄力和能力將龐大的官僚機構，推動改革。 五、對已失去控制而近於天文數字的國債，有計畫控制之。 六、對於全國教育能以認同台灣為基本，徹底改革。 七、面對中國，有勇氣及能力，堅持台灣主權，確認民主自由，同時維持適度的交流。 八、有能力加強與美、日軍事外交關係，努力加入國際組織，至少與國際社會保持密切接觸。 九、不施放煙火、不辦花博、國際運動會一類浪費巨資而無意義的活動，將其資源用做提高國民福利，如學校營養午餐、照顧老貧殘弱者。 十、廢止核電，重訂產業政策，提高國民所得，改善勞工、農民福利。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老而繼續寫文章，會有一種思慮，有浮雲似的在腦內一角閃過去，這會不會成為我最後的文章，這浮雲愈老愈濃，但仍然寫了不少短篇文章出版。總稱為「絕筆集」，雖似有矛盾，意思是到了這年紀，每次執筆都有絕筆的感覺。 我後半生毫無準備而突入中文世界，講、聽、寫都要重新來，已無從自基礎打起，只有訴諸土法，動員英中、法日、日英等字典，聽別人對話，廣播、電視、電影，凡能入手的刊物、雜誌、書籍統統閱讀，不論清濁一概消化。 至於「國語」，勉強講帶有中國四方方言音調的各種「台灣國語」（要看你跟誰學國語），聽外省人講他們地方音調的國語也馬馬虎虎聽得懂。作文就不同了，怎麼寫都擺脫不了日文文法和措辭。戰後當時台大法學院院長人事不穩定，常常換人，最後薩孟武院長來後才較穩定。 薩先生他的大名，我們都第一次聽到，也完全不知道他的來歷。他曾留學日本，很了解哪些是日本頂尖學校，驚聞劉慶瑞和我是日本第三高等學校畢業，也考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感嘆「只有日本的教育制度能夠產生這種人才」。他對我們非常愛護，愛護的方法就是鼓勵（殆乎要求）我們寫論文在法學院的論文集出版，他說你們盡量寫日式中文，我可以替你們修改。如此，我們就把原稿交給他，數日後他還給我們，滿紙修改，有時用毛筆，面目全非。包括文法、章節按排、措辭、文字。我們再清抄一次。發現面對滿身瘡痍的原稿，清心淨神，個個字抄寫是作文進步的最佳辦法。 我現在能夠寫流利的中文，完全歸功於薩孟武先生的指導。以近百歲滿腔的感激感動，謹將此書貢獻給薩孟武先生。 嚴格說來，此「序」，才是真正的絕筆。 在奧運中，台灣選手不管名稱如何，跟全世界各國選手代表們公開、平等、公平、國際的競爭中，如此加強台灣住民對本土的認同。中國以及全世界政府和人民也證明不管名稱如何，已經接受一九六四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開頭第一句，作為我絕筆的最後一句：「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玉山社 https://reurl.cc/Yj1XEL 博客來 https://reurl.cc/52lD0V  

    要把握一個人的性格已經不易，何況二千三百萬人的集體。國人言台，通常以「台灣是一個小國」開始，這是絕對的錯誤。台灣面積與荷蘭差不多，人口比聯合國近百會員各國人口之三分之二較多，絕對不是「小國」，列國中是「中型」以上。不幸，與超大國（僅就面積和人口而言，其他則不堪言矣）為鄰，國人看地圖，自嘆自卑，沒有理由。 一般國家國民的性格，在常識中幾乎定型。英國人嚴肅自尊，不苟言笑。法國人機智浪漫，善於言笑。然法國文學產生震撼心胸、良心苦悶的重悲劇。英國文學產生令人快心微笑，優雅幽默的佳作。武士帝國日本侵略，變成典雅優美、清潔前進的和平國家。德國從獨裁專制好戰，變成拔群的經濟和平大國。可見常識中定型的國民性格未必正確，而且國民性格也會激變。 台灣的風俗習慣，日本統治初期，總督府曾做過大規模調查，出版巨書，可見日本人做事認真踏實。柏楊曾諷刺中國人（書名《醜陋的中國人》），以台灣人視同中國人。《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一書，則是台灣人有系統攻研台灣人的性格，在近代史上首次嘗試。作者盧世祥一生專業於媒體數十年，見了普通人見不到的社會的黑與白、清與濁、善與惡、死與生。他攻研這個主題，是對的。以他的聰明，應知此書出世，必會惹起一番爭議。或謂此是彼是，或謂彼非此是，這種爭辯，象徵著台灣人性格的複雜性，愈辯愈明。 一國國民性格的形成，受歷史和現在因素的影響，無數因素互動制衡，戰爭、戰勝、戰敗、獨裁、政治、宗教、經濟、文化、民主、音樂、文學、名歌聲、名曲、運動、名小說、名電影、名畫、名雕刻、娛樂、美食、雄辯牧師、流行服飾、名學者、名發明、名發現…等等說不完，一言之，共同命運的意識也。寡聞，沒有聽到有台灣人士自己認真描述台灣人的性格，從這點說，此書對本人而言是劃期性作品。今後要寫此主題者，必先從看此書開始，且代代台灣人也非看不可。在此向盧先生表示敬佩和感謝。 （作者為總統府前資政）

知道邱教授過世的消息非常難過。想起過去在國內國外，特別是在國外開研討會時，我一定邀請他參加，他是不可或缺的，他的立場與見解非常特殊獨特，很有貢獻。 我痛心失去一位知心好友與同志，很遺憾，台灣也失去一位堅強的獨立運動鬥士，無語問蒼天啊！

近來歷史學界似乎流行著所謂「口述歷史」，依我經驗，撰述人帶一、二位沒有筆錄經驗的年輕人來訪問你，除非你是有修養能客觀回憶者，你就天馬行空，什麼事都可以講，自我宣傳、隨便罵人，照錄音和紀錄出版就是，沒有對證，也沒有查證，比報紙訪問還不如，如用此方法，一年出二、三本「口述歷史」也沒問題。 去年張文隆先生曾撰文提及，二○一一年十二月當時的國家人權館籌備處出版《白色跫音：政治受難者及相關人物口述歷史》，內容訪問十幾位政治受難者，其中一位是政治受難者協會的劉金獅會長，另一位是昔日獄友李吉村先生，訪談者皆是陳儀深副研究員。年近九旬的李先生將獄中傳聞信口脫出，涉嫌誹謗劉金獅先生。但訪談者卻沒向劉先生再做查證，就將該書出版。劉會長不甘名譽受損提起訴訟，換得李先生於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在《民眾日報》刊登澄清更正啟事。   國家人權館籌備處搞出紕漏，造成兩位政治受難者「上半輩子蹲了苦牢，下半輩子還要對簿公堂」。更荒謬的是，國家人權館籌備處的善後處理，卻是「已經發行出去的書就算了，尚未發行的則重新改版」，張文隆先生質疑「但同樣寫著二○一一年十二月出版一刷，第五十六頁內容既然錯誤又誹謗劉金獅先生，怎麼可以只是將這一頁抽掉重印就草草了事」。 歷史學者真的將這種「口述歷史」認為是學術作品嗎？有口述者可以把人描寫得幾乎誹謗地步，我被寫得像一個白目的怪物，張富美「頭殼空空」，關於郭雨新、許信良、陳水扁也沒有好話。此「口述歷史」的訪談者則與上述劉金獅事件的訪談者同一人，他好像沒有對證和查證的習慣，這樣作品累積十幾本就是「國史」嗎？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1990年4月4日彭明敏寫給李登輝的信 編註:1990年3月21日，李登輝先生由國大代表選任總統 登輝兄： 你好。首先恭喜你當選。你實在是辛苦了。其他客套的話，請許暫省。下面把一些想法直率地寫出，望你見諒。相信這些話也是海外同鄉絕對多數的心聲。 一、台灣已處於史上未有的社會，政治命運的大轉換期，你又是一位有遠見、有理想、有歷史觀、國際觀、哲學觀、宗教觀的人，我們決定公開支持你在這台灣歷史最緊要關頭來領導台灣，其理由在此。不論對於台灣人民或你個人，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你的責任也太大了。 二、你作事必會受到小人瑣事及保守反動自私貪慾者所困擾和阻礙，衷心希望你切勿忘記你所擔起的歷史使命，你的作為不但攸關台灣和台灣人民的遠久命運，也會為你個人在台灣歷史上定位，幫你不斷從這歷史觀點待人處事。 三、台灣人民，包括海外同鄉，對你的期望實在太高，這恐怕有時對你反而構成相當的負擔。但請勿忘記，人民對你的肯定和支持是你最大的（而現今是唯一的）政治資產，你應該以此為後盾積極大膽去推行改革。我們建議你於就任新職時，將你在任期內要達成的改革目標，明確具體地一一列舉出來，並設定其實現的時間表（例如：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省長直轄市長民選、釋放政治犯及其復權）。同時宣佈你決心排除萬難，不惜任何犧牲（包括辭職），為推行此改革而奮鬥。其後，若阻力太大，可以（仿美國或蘇聯總統）用電視等大眾媒體，直接訴請大眾輿論，要求人民支持，藉此削減你周圍的保守反動勢力。（如這次學生示威，對於國大反動力量構成極大壓力，對你是有利的）。今後應多運用這種民間力量，切勿給人一種印象以為你為了保持職位，放棄原則和改革理想，事事與保守反動勢力妥協。（真正無法推行改革時寧可玉碎不求瓦全，為你在歷史上的定位，也是重要的）。 四、五月新就任時的文告，應將上述改革目標及時間表發佈，具體明確的說出來。為了要使人民有面目一新的感覺，此重要文告請勿再請那些「職業文宣」人員撰寫。應儘量在外面找一些學界人士，以平易白話，作真正有力而Fresh的文章（如美國田弘茂、張旭成、高英茂等教授應可與商量）。 五、你新就任時，最重要的，是要給人民有「新的時代開始了」的強烈感覺。為此須有一些 Dramatic 的作為，例如在文告中總統公佈私人財產，並要求內閣人員及高級政要自動公佈私有財產（此不必通過法律，應自願方式為之），以及其他一些富有想像力，打動民心的事情。 六、就職以後，最好每月一、二次在總統府舉行文化晚會（如美國總統所作）邀請音樂家、作家、詩人、畫家等表演或演講，聽眾盡量減少那些老面孔政要，多請真正老百姓及學生（可從電話簿或街上隨便找），這可以表示你親民也注重文化活動。 七、不必太強調「基督徒信仰」，以免引起反感。台灣究竟非基督教國，而蔣介石、宋美齡等也自稱基督教徒，對基督教的形象也破壞不少。 八、絕對多數人民都信任你、尊重你、支持你，但你卻由聲名狼藉極端腐敗違悖民意的老國代選出，這對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authority損害極大，為了要建立起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legitimacy，你就職以後儘快（一、二年之內）想出辦法，使人民有機會直接表達對你的支持，以確認你地位的合法性Legitimacy，這可以增強你的權威和力量，也可作將來總統直接民選的先驅。 1990.4.4    

2000年3月15日 編註: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扁連宋三強鼎立，選前一周，李登輝根據情報系統的資料顯示，連戰聲勢看好，因此致電彭明敏，希望彭明敏公開支持連戰(彭明敏是連戰台大政治系的指導教授)。 彭明敏則是認為，連戰大勢已去，選戰呈現扁、宋對決形勢，因而在3月15日寫了一封親筆信，透過共同友人送交李登輝，請他預作準備。 這封信曾刊載於當年5月的《新台灣新聞週刊》第218期，證明所謂李登輝運作「棄連保扁」與事實不符。 左起:誠泰銀行董事長林誠一、彭明敏教授、李登輝前總統。   一、選戰劇烈，結果如何無法預測。 二、連戰勢面，不能樂觀。其原因除其個人因素以外，因為主持選務，尤其文宣者，似都屬於反李、反本土、非主流的大中國主義者，故其文宣內容幾乎與李敖之流的觀念相同，都是反李、反本土、反台灣人，不但沒有絲毫本土氣味，更無台灣意識，都是反李、反台灣人、反本土、親外省人、親中共的，尤其對「台獨」的攻擊過分惡毒，跡近歇斯底里，與中共文宣無異，普遍引起有台灣本土意識者的反感。可謂連戰已經失去台灣庶民的支持，他似乎已不把台灣多數人放在眼中，專心討好外省人、中共和大企業家。他似乎忘記選民多數是台籍，相當有本土意識，若果失去他們的支持，無法當選的。說這些話已經太晚，但還是要說，讓先生知道。 三、選舉結果既然難以預料，請先生預作應變的各種準備(心理上及實務上的)。尤其最壞情形發生時，如何應付，必須預作萬全準備。 四、萬一宋當選，國民黨內將出現何種局面，因本人不諳黨內情形，無法置喙。 五、萬一陳水扁當選，他仍會非常尊重先生(可能比當選後的連戰，更會尊重先生)，陳水扁不會造成先生難堪的局面，但反李及非主流所控制的大媒體一定會對先生大肆攻擊，毀謗、中傷、抹黑、污辱無不用其極，這種言論可能充斥一時，他們必會製造「輿論」，一致要求先生辭去黨主席職務。 六、為了台灣的將來、民主的前途、社會的安定，請求先生千萬要堅定忍辱，絕不應氣餒，絕不應辭去主席職務。立法院還是國民黨多數，先生必須掌握這股力量繼續主導國防外交等要務，否則過去先生辛辛苦苦建立的民主成果，對中共侵略的提防以及本土化的一切努力將崩潰於一時，台灣人命運悲慘矣。 七、最壞情形萬一發生，我們會全力呼籲所有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及民進黨內有心者，結集力量支持先生繼續成為台灣社會安定、抵抗中共、推行民主的中心力量(尤其黨產妥善處理以後，可以認真考慮台灣政黨重新洗牌的問題)。 八、請先生預做準備，如何應付最壞情形的發生(包括文告聲明等)。

2000年3月15日彭明敏寫給李登輝的信 編註:2000年總統大選，投票前數日，彭明敏寫信，透過友人送交李登輝。   一、選戰劇烈，結果如何無法預測。 二、連戰勢面，不能樂觀。其原因除其個人因素以外，因為主持選務，尤其文宣者，似都屬於反李、反本土、非主流的大中國主義者，故其文宣內容幾乎與李敖之流的觀念相同，都是反李、反本土、反台灣人，不但沒有絲毫本土氣味，更無台灣意識，都是反李、反台灣人、反本土、親外省人、親中共的，尤其對「台獨」的攻擊過分惡毒，跡近歇斯底里，與中共文宣無異，普遍引起有台灣本土意識者的反感。可謂連戰已經失去台灣庶民的支持，他似乎已不把台灣多數人放在眼中，專心討好外省人、中共和大企業家。他似乎忘記選民多數是台籍，相當有本土意識，若果失去他們的支持，無法當選的。說這些話已經太晚，但還是要說，讓先生知道。 三、選舉結果既然難以預料，請先生預作應變的各種準備(心理上及實務上的)。尤其最壞情形發生時，如何應付，必須預作萬全準備。 四、萬一宋當選，國民黨內將出現何種局面，因本人不諳黨內情形，無法置喙。 五、萬一陳水扁當選，他仍會非常尊重先生(可能比當選後的連戰，更會尊重先生)，陳水扁不會造成先生難堪的局面，但反李及非主流所控制的大媒體一定會對先生大肆攻擊，毀謗、中傷、抹黑、污辱無不用其極，這種言論可能充斥一時，他們必會製造「輿論」，一致要求先生辭去黨主席職務。 六、為了台灣的將來、民主的前途、社會的安定，請求先生千萬要堅定忍辱，絕不應氣餒，絕不應辭去主席職務。立法院還是國民黨多數，先生必須掌握這股力量繼續主導國防外交等要務，否則過去先生辛辛苦苦建立的民主成果，對中共侵略的提防以及本土化的一切努力將崩潰於一時，台灣人命運悲慘矣。 七、最壞情形萬一發生，我們會全力呼籲所有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及民進黨內有心者，結集力量支持先生繼續成為台灣社會安定、抵抗中共、推行民主的中心力量(尤其黨產妥善處理以後，可以認真考慮台灣政黨重新洗牌的問題)。 八、請先生預做準備，如何應付最壞情形的發生(包括文告聲明等)。  

人生總有終點。雙方交情曾有起落。惟他去世，給我衝擊，使我悲傷。兩人間種種，回憶湧出，感慨萬千，將一部分，記述於此。 他出生早於我數個月，戰時日本他念京都帝國大學，中途被迫改名服兵役。我念東京帝國大學，中途為了逃避兵役，各所躲藏，終被美軍軍機掃射失去左臂。互相不認識，連名字都未聽過。 戰前台北帝國大學，戰後改名國立台灣大學。台籍學生在日本的「帝國大學」肄業者，無條件轉學台大補學分畢業。人數不多有機會互動，有緣與他（農經）、Ａ君（經濟）三人成密友，常一起吃飯雜聊國事，我談台獨，他大罵糧食局長李連春以「肥料換穀」政策，剝削農民太甚，但似對一般政治較無興趣。台大畢業後，他入農復會，我留校擔任助教，我出國留學，數年後他亦出國留學，回台後我任系主任，他為農復會技正，三個好友還是常聚餐。我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前夜，我們還在Ａ君家吃飯，他們兩人不知道我與謝聰敏、魏廷朝的陰謀，不久Ａ君出國失聯，我入獄十三個月，被特赦，終身軟禁，五年後脫出台灣，流亡外國被通緝二十三年，我們在美國為台灣民主所作所為，他似無好感。他夫妻逢人就說「彭明敏都無進步」，我曾託人問他們我在哪方面無進步，他們就不再說了。 一九八○年後期，台灣開始民主化，當局對我的觀感也較軟化，甚至美國的國民黨系團體也曾邀我去演講，連戰及一些高官也在場。連戰因台灣發生水災，提前回台。 一九九○年他舉辦「國是會議」，公言我是愛國者，正式邀我參加，動員國民黨政府幾乎所有的在美機關，包含駐美代表，勸我回台參加，我要求撤銷通緝令，否則不參加（「你請我吃飯，卻在門口放一隻獰猛狼狗要咬我，我怎麼去」），他很不高興，因曾排除國民黨高層李煥等的反對，好不容易堅持邀請我，我卻拒絕，使他無面子。 他任總統是因蔣經國去世，作為副總統補上的。任滿後，還要正式選舉。我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公開支持他。我雖然反對國民黨，但鑒於台灣現實，由他連任，政局才會安定。因此受到台獨聯盟無情的攻擊。李當選後，他們都成為其最熱心的奉承者。他連任後，曾託人交一封信給他（不知道為什麼，此信全文曾在台北雜誌登載），信中建議（一）總統府太森嚴神秘，令人畏懼，總統親民，總統府應自由開放，任人參觀，最好每週舉辦音樂會，人民參加可唱流行歌曲。（二）政府文告要平易口語化，用庶民的語言。 最後通緝令撤銷，給我護照。我決定於一九九二年末回國。曾請吳澧培先回國，與各方接觸。吳與他會面，他相當冷淡，似有點困惑，說「他回來，要給他什麼工作，中央研究院院長嗎？」我終於回國，際遇立法委員選舉，歡迎群眾幾乎擠破機場，我下飛機也被擠得兩腳無法落地，官員怕「台獨」，大多不敢接近，只有立委候選人爭先恐後，要我站台助選。 回台後半年，被二十四小時監視跟蹤，不准上電視，任何一方都未曾來見。今昔不同，已不是單純的「同學」。一實為現任總統，一為前被追捕犯，如可見面，要談什麼。有一天他終於託人來說要我去他家裡，要我先到「中華文化發展委員會（會長黃石城）」躲藏，到了晚上八點以後他會派車接我，車窗要黑布遮起來，從外面看不到裡面，我聽了極不高興，見他要這樣偷偷摸摸，太無尊嚴，拒絕前往。此事耿耿於懷，曾告訴張榮發，他笑著說「我去看他也是一樣」。 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我也登記參選，報名保證金一千五百萬台幣，這對我是天文數字，一輩子也未曾看到那麼多錢（告訴訪台的捷克議員，他們驚倒了）。不得不從辜寬敏、林敏生、林誠一各借五百萬，這是我一生首次而唯一借錢的經驗。電視舉辦候選人政見發表會，出場前在舞台後面與他碰面，兩人默默握手，幾近陌生人，這是我回國第一次看到他。在競選中，我們不作人身攻擊，我攻擊國民黨數十年的暴政，他反對台獨，媒體認為沒有火花，淡如水，不過癮而失望。競選準備當中，有一個有趣的插曲，經由一好友，傳來神秘的提議，說若我退選，可給五億台幣的代價，我開玩笑地試探「十億怎樣？」神秘方面說「先拿五億退選，另五億以後再商量。」這可能是國民黨做事的典型。 幾年後輪到連戰競選總統，彭榮次陪我到他家裡，以後就有時到他家聊天。有一次連戰也來，他記得其結婚典禮，我擔任介紹人，相當親切客氣說要聘我為資政，李說選後再說。連戰在台大時我是指導教授，很愛護他，他到芝加哥大學進修，我每到美國，都專程到芝加哥去看他。陳水扁當選後，國民黨鬧罷免，政局混亂，一個晚上陳總統來電，看我能否去請連戰調解，我即請我親戚也是連戰親信楊寶發，問他能否與我密會，連戰說他二十四小時周圍都有人，無法密會，此事就作罷。 他作為總統經常到各地考察研究，連各地的地質農產也都很清楚，他不是才華橫溢，才氣煥發型，而是默默耕耘，耐性堅實，持久做事，實為一位好總統。 連戰競選總統時，投票前幾天，我告訴他連戰必敗，要他做心理準備。他反駁，各管道的報告，都說連戰必勝（可見官僚報喜不報憂）。我寫信給他，「連戰落選後，黨內一定有許多人要你辭職，但為政局安定，切勿辭職，要堅持下去」。果然連戰落選，國民黨煽動群眾，包圍其官邸，叫囂他辭職，他終於受不了，狼狽辭職，退出國民黨，很冤枉。 政黨輪替，國民黨失去了50年的政權，民眾聚集抗議，馬英九率先喊出「要李下台」。（圖擷取自三立）   一天他接受報社訪問，談到台獨，所說完全錯誤，我忍不住也在報上為文強烈批判。他很生氣，其後若有人對他提起我，他就發脾氣。數年彼此忌避。 我常說，有兩個互相矛盾的身分在李登輝的身上結合在一起。一是作為台灣人的李登輝，另一是作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前者要保護和伸張台灣人的政治權利即民主化，後者則為了「統一」中國，一些基本人權必須犧牲，他在此兩種立場上掙扎，天人交戰。 二○一七年「喜樂島聯盟」在高雄成立，我倆都被邀參加，在舞台二樓休息時，他也進來，二人若無其事雜聊一下，這是最後看到他。 在台灣各方，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轉換時期，他站在過程中關鍵時點，主政成功，有形無形功勞甚大，相信在台灣歷史上，必將永久佔有偉大地位。     Tue, Aug 04, 2020 In remembrance of Lee Teng-hui By Peng Ming-min 彭明敏   All lives eventually come to an end. Over the years, my friendship with former president Lee Teng-hui (李登輝) had its ups and downs. Lee’s passing was a heavy blow and has left me deeply saddened. We experienced a lot together and the memories have come flooding back. Lee was born several months earlier than me.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studying at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but halfway through his studies, he was forced to change his name and enter military service. I was studying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but went into hiding to avoid military service, and I was later strafed by a US military aircraft and lost my left arm. At the time we did not know each other and had not even heard of each other. After the war,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was rename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Taiwanese students who had had their studies at Japan’s imperial universities cut short due to the war were granted an unconditional transfer to complete their degrees at NTU. There were relatively few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so we all got to know one another. Lee, who was studying agricultural science, another student called Mr A (A君) who was studying economics, and I formed a close bond. We would often eat together and chat about national affairs. Once, when I raised the subject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Lee lambasted then-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Grain Bureau director Lee Lien-chun’s (李連春) policy of exchanging fertilizer for grain for its “gross exploitation of Taiwanese farmers.” However, he seemed uninterested in general politics. After graduating, Lee joined the US-sponsored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I stayed at NTU to work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before leaving to study overseas. A few years later, Lee also left Taiwan for overseas studies. On returning to Taiwan, I was appointed head of the NTU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while Lee returned to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The three of us often met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The night before I was arrested for publishing the Declaration of Self-Salvation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Lee and I had dinner at Mr A’s house. Neither Lee nor Mr A had an inkling of the plan I had set in motion with my co-conspirators, Hsieh Tsung-min (謝聰敏) and Wei Ting-chao (魏廷朝). Not long after, Mr A left Taiwan and we fell out of touch. After a 13-month stint behind bars I was granted amnesty and placed under lifelong house arrest. Five years later I fled Taiwan for a life in exile. For the next 23 years I had an arrest warrant hanging over me. While in exile in the US, I fought together with my Taiwanese comrades to bring democracy to Taiwan. Lee seemed to disapprove of my activities. I learned that he and his wife said to others: “Peng has not progressed at all.” I once asked them,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In what respect have I made no progress?” After that, they stopped saying it. By the late 1980s,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had begun and the authorities’ perception of me softened. A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US group even invited me to deliver a speech. Lien Chan (連戰), who later became vice president, and other high-level party officials attended the event, although Lien was forced to return to Taiwan early due to serious flooding. In 1990, Lee announced a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reform. He also publicly stated that I was a patriot and invited me to attend, and welcomed me to return to Taiwan. I told him that I would attend, but only if my arrest warrant was revoked, saying: “You invited me for dinner, yet there is a fierce wolfhound at the door that will take a bite out of me. How can I go?” He was very upset, because he had overcome opposition from former premier Lee Huan (李煥) and other party hardliners to issue the invitation. When I refused to attend, he lost face. As vice president, Lee Teng-hui succeeded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蔣經國) upon his death in January 1988. After completing his first full term in office, he ran in the nation’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lent him my support at a news conference in New York. Although I opposed the KMT, I felt that Lee Teng-hui had to serve a second term to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earning me ruthless attacks from the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After Lee Teng-hui won, I sent him a letter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the full text of which somehow found its way into the Taipei Magazine. In the letter, I suggested two things: First, that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was too rigid and secretive, and continued to instill fear in people’s hearts.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in touch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should be a free and open place that anyone could visit, holding weekly concerts of popular music. Second, government announcements should abandon formal, courtly prose in favor of plain, simple language, so that everyone could understand them. Eventually my arrest warrant was revoked and I was given a Republic of China passport, and in 1992, I returned to Taiwan. I asked Wu Li-pei (吳澧培), later presidential adviser to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to return to Taiwan before me to make contact with different parties. Wu met with Lee Teng-hui, who — reportedly rather cold and somewhat bemused — asked Wu: “When he returns, what job should I give him? The Academia Sinica presidency?” When I finally returned to Taiwan, at the time of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s, the airport was packed with people welcoming me. The crowd that surrounded the plane initially made it impossible to put two feet on Taiwanese soil.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afraid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most did not dare approach me. Legislative candidates, on the other hand, scrambled to ask me to campaign for them. During the first six months after my return, I was under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was followed everywhere I went. I was barred from appearing on television and there was no contact with Lee Teng-hui. It was all very strange. Finally, one day he sent a messenger with an invitation to visit him at his home. I was told to first go to the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and hide there. At 8pm he would send a car with black material obscuring the windows so nobody would be able to see inside. After being told of these details, I was extremely displeased. I thought it was disrespectful, and refused to go. I continued to brood about the matter. Later on, I related the strange invitation to Evergreen Group founder Chang Yung-fa (張榮發), who laughed and said: “When I go to see him it is just the same.” In 1996, I registered as a candidate in Taiwan’s first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registration deposit was NT$15 million (US$507,941 at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an astronomical sum to me; I had never seen so much money in my life. I had to borrow NT$5 million each from fellow independence advocates Koo Kwang-ming (辜寬敏), Lin Min-sheng (林敏生) and Lin Cheng-yi (林誠一), the first and only time in my life that I had borrowed money. A political debate between the candidates was broadcast on television. I bumped into Lee Teng-hui backstage before the event. We shook hands almost as if we were strangers.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 had met since I returned to Taiwan. During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campaign, an interesting episode took place. A mysterious proposal came via a close friend, offering me NT$500 million if I agreed to stand down. I jokingly responded: “How about NT$1 billion?” The reply came back: “NT$500 million for withdrawing from the election and then we can discuss the other NT$500 million later.” Perhaps this was the KMT’s modus operandi. A few years later, when it was Lien Chan’s turn to run for president, Taiwan Transportation Machinery Corp president Peng Run-tzu (彭榮次) accompanied me on a visit to Lee Teng-hui’s house. After that, I would occasionally call on Lee Teng-hui for a chat. One time, Lien was also there. Remembering that I served as the matchmaker at his wedding, Lien kindly invited me to serve as senior presidential adviser, but Lee Teng-hui said the matter should be discussed after the election. During Lien’s studies in NTU’s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I was his adviser and was supportive of him. During his graduat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 visited him there every time I traveled to the US. After Chen won the 2000 election, political chaos followed and the KMT tried to recall him. One night he called me and asked if I could ask Lien to smooth things over. I reached out to former deputy interior minister Yang Pao-fa (楊寶發), who was my relative and Lien’s trusted aide, to forward the message, asking if we could meet secretly. Lien said he was surrounded by people around the clock, so there was no chance to meet secretly. As president, Lee Teng-hui often traveled around for studies and inspections, and he even knew different soil typ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across Taiwan. He was never a person brimming with talent, so instead he worked hard, patiently, persistently and constantly. He was indeed a good president. A few days before the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told Lee Teng-hui that Lien was certain to lose and that he should be prepared. Lee Teng-hui disagreed, saying that every report showed Lien would win. In hindsight, the incident shows that bureaucrats only report good news and conceal the rest. I wrote to Lee Teng-hui, saying that “after Lien is defeated, many KMT members will urge you to resign, but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you must persevere and not step down.” When Lien lost the election, the KMT stirred up public anger and led crowds to encircle Lee Teng-hui’s residence, calling on him to resign. Lee Teng-hui was unable to resist the pressure and announced his resignation and left the party. This was unfair. Once Lee Teng-hui had an interview with a newspaper, but everything he said about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as completely wrong, so I had to write an opinion piece strongly criticizing him. He was enraged. After that, he would get upset whenever someone mentioned me, and we avoided each other for years. Lee Teng-hui harbored two contradictory identities: one was Lee Teng-hui as Taiwanese, the other was Lee Teng-hui as KMT chairman. As a Taiwanese, he wanted to safeguard and enhance Taiwanese’s political rights and push for democratization. As KMT chairman, he had to sacrifice certain basic human rights for the sake of unification. He was constantly struggling with this dilemma. When the Formosa Alliance was established in Kaohsiung in 2017, we were both invited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When I was taking a rest, Lee Teng-hui came into the same room. We chatted for a while as if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between us, and that was the last time I saw him. Lee Teng-hui played a crucial role at a crucial time in Taiwan’s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He led a successful administration, and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Lee Teng-hui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as a great man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Peng Ming-min is a former Presidential Office adviser. Translated by Edward Jones and Chang Ho-ming   資料來源：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20/08/04/2003741078     1990年4月4日彭明敏寫給李登輝的信 登輝兄： 你好。首先恭喜你當選。你實在是辛苦了。其他客套的話，請許暫省。下面把一些想法直率地寫出，望你見諒。相信這些話也是海外同鄉絕對多數的心聲。 一、台灣已處於史上未有的社會，政治命運的大轉換期，你又是一位有遠見、有理想、有歷史觀、國際觀、哲學觀、宗教觀的人，我們決定公開支持你在這台灣歷史最緊要關頭來領導台灣，其理由在此。不論對於台灣人民或你個人，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你的責任也太大了。 二、你作事必會受到小人瑣事及保守反動自私貪慾者所困擾和阻礙，衷心希望你切勿忘記你所擔起的歷史使命，你的作為不但攸關台灣和台灣人民的遠久命運，也會為你個人在台灣歷史上定位，幫你不斷從這歷史觀點待人處事。 三、台灣人民，包括海外同鄉，對你的期望實在太高，這恐怕有時對你反而構成相當的負擔。但請勿忘記，人民對你的肯定和支持是你最大的（而現今是唯一的）政治資產，你應該以此為後盾積極大膽去推行改革。我們建議你於就任新職時，將你在任期內要達成的改革目標，明確具體地一一列舉出來，並設定其實現的時間表（例如：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省長直轄市長民選、釋放政治犯及其復權）。同時宣佈你決心排除萬難，不惜任何犧牲（包括辭職），為推行此改革而奮鬥。其後，若阻力太大，可以（仿美國或蘇聯總統）用電視等大眾媒體，直接訴請大眾輿論，要求人民支持，藉此削減你周圍的保守反動勢力。（如這次學生示威，對於國大反動力量構成極大壓力，對你是有利的）。今後應多運用這種民間力量，切勿給人一種印象以為你為了保持職位，放棄原則和改革理想，事事與保守反動勢力妥協。（真正無法推行改革時寧可玉碎不求瓦全，為你在歷史上的定位，也是重要的）。 四、五月新就任時的文告，應將上述改革目標及時間表發佈，具體明確的說出來。為了要使人民有面目一新的感覺，此重要文告請勿再請那些「職業文宣」人員撰寫。應儘量在外面找一些學界人士，以平易白話，作真正有力而Fresh的文章（如美國田弘茂、張旭成、高英茂等教授應可與商量）。 五、你新就任時，最重要的，是要給人民有「新的時代開始了」的強烈感覺。為此須有一些 Dramatic 的作為，例如在文告中總統公佈私人財產，並要求內閣人員及高級政要自動公佈私有財產（此不必通過法律，應自願方式為之），以及其他一些富有想像力，打動民心的事情。 六、就職以後，最好每月一、二次在總統府舉行文化晚會（如美國總統所作）邀請音樂家、作家、詩人、畫家等表演或演講，聽眾盡量減少那些老面孔政要，多請真正老百姓及學生（可從電話簿或街上隨便找），這可以表示你親民也注重文化活動。 七、不必太強調「基督徒信仰」，以免引起反感。台灣究竟非基督教國，而蔣介石、宋美齡等也自稱基督教徒，對基督教的形象也破壞不少。 八、絕對多數人民都信任你、尊重你、支持你，但你卻由聲名狼藉極端腐敗違悖民意的老國代選出，這對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authority損害極大，為了要建立起你的Political and moral legitimacy，你就職以後儘快（一、二年之內）想出辦法，使人民有機會直接表達對你的支持，以確認你地位的合法性Legitimacy，這可以增強你的權威和力量，也可作將來總統直接民選的先驅。 1990.4.4   2000年總統大選前彭明敏致函李登輝 2000年3月15日   一、選戰劇烈，結果如何無法預測。 二、連戰勢面，不能樂觀。其原因除其個人因素以外，因為主持選務，尤其文宣者，似都屬於反李、反本土、非主流的大中國主義者，故其文宣內容幾乎與李敖之流的觀念相同，都是反李、反本土、反台灣人，不但沒有絲毫本土氣味，更無台灣意識，都是反李、反台灣人、反本土、親外省人、親中共的，尤其對「台獨」的攻擊過分惡毒，跡近歇斯底里，與中共文宣無異，普遍引起有台灣本土意識者的反感。可謂連戰已經失去台灣庶民的支持，他似乎已不把台灣多數人放在眼中，專心討好外省人、中共和大企業家。他似乎忘記選民多數是台籍，相當有本土意識，若果失去他們的支持，無法當選的。說這些話已經太晚，但還是要說，讓先生知道。 三、選舉結果既然難以預料，請先生預作應變的各種準備(心理上及實務上的)。尤其最壞情形發生時，如何應付，必須預作萬全準備。 四、萬一宋當選，國民黨內將出現何種局面，因本人不諳黨內情形，無法置喙。 五、萬一陳水扁當選，他仍會非常尊重先生(可能比當選後的連戰，更會尊重先生)，陳水扁不會造成先生難堪的局面，但反李及非主流所控制的大媒體一定會對先生大肆攻擊，毀謗、中傷、抹黑、污辱無不用其極，這種言論可能充斥一時，他們必會製造「輿論」，一致要求先生辭去黨主席職務。 六、為了台灣的將來、民主的前途、社會的安定，請求先生千萬要堅定忍辱，絕不應氣餒，絕不應辭去主席職務。立法院還是國民黨多數，先生必須掌握這股力量繼續主導國防外交等要務，否則過去先生辛辛苦苦建立的民主成果，對中共侵略的提防以及本土化的一切努力將崩潰於一時，台灣人命運悲慘矣。 七、最壞情形萬一發生，我們會全力呼籲所有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及民進黨內有心者，結集力量支持先生繼續成為台灣社會安定、抵抗中共、推行民主的中心力量(尤其黨產妥善處理以後，可以認真考慮台灣政黨重新洗牌的問題)。 八、請先生預做準備，如何應付最壞情形的發生(包括文告聲明等)。    

人類生活的現實是「全球化」，國家的外交圈擴大，國民的生活「國際化」：金融、財經、衛生、食品，生活設備、郵電、醫療、運輸、觀光、氣候、教育、文化、藝術、娛樂…，每日生活無不牽連到一個以上的外國。 現時士農工商，要謀任何事業，無全球視野不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聯盟直到聯合國，不但其會員增加數倍，其各種國際專門組織陸續成立，已達廿個以上，要從全球的立場處理人類生活，每一組織從各國徵得人才來運作。這些人可稱「國際公務人員」，他們的主管，有總裁、秘書長、總幹事等不同名稱，這些主管多由五大國以外的國民出任，以避免五大國獨佔之譏。中國特殊，不斷宣傳曾受外國侵略和欺負，使得外國，尤其日本，患了潛在的罪惡意識，特別多讓中國國民優先成為「國際公務人員」或出任其主管，中國亦積極爭取主管職並廣植其國民成為「國際公務人員」。於是問題來了。 「國際公務人員」顧名思義，其忠誠對象應是「國際社會」，不是其本國，這是其基本的倫理和義務。若有事關聯到其本國，應該「迴避」，這是文明社會既存的原則。國際法院章程對此有明文規定，但其他國際組織，似都無此規定，顯然他們認此為理所當然，不必再明文重複。惟這種「利益迴避」的觀念，似乎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 近年在美國高科技公司工作的華裔人員，雖都已有美國國籍，卻常將美國國安有關機密情報傳給中國政府，遂以間諜罪被捕。作為國際組織「國際公務人員」的中國人主管或工作人員，因所受教育大多民族意識強烈，碰到中國有關事務則不惜扭曲甚至違背該組織的宗旨，配合中國政府的政策，專謀中國的利益，表示對中國的忠誠。經典例子乃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Ｏ）、國際刑警組織（ＩＣＰＯ），其主管均為中國人，為配合中國政府對台政策，所作所為，令人髮指。 中國默默悄悄一步步蠶蝕國際組織，世界不察，將來一天大家覺醒，驚見許多國際組織已經實際上被中國控制，那時國際社會和國際關係將成為如何，誰能預測？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一九六四年，國民黨政府慘敗於中共，逃亡到台灣已達十五年，全世界幾乎都已承認了北京政府，但台北政府仍以「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自居，號稱「自由中國」，實則其既非「中國」亦無「自由」，呼喊「反攻大陸」，宣布戒嚴，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令」，實行一黨專制恐怖政治，「異議」者被捕、被關、被刑、被殺。「反攻大陸」不但人民不相信，執政高官也心知肚明，那不過是騙人空頭口號，國際也清楚看透這個「國策」只是欲延續戒嚴獨裁的欺瞞藉口而已。恐懼籠罩台灣，前途看不到一絲曙光或希望，僅知台灣一直在向死巷走，大家恐慌龜縮，噤不作聲。謝聰敏、魏廷朝和我忍不住了，要公開指出台灣如此下去只有死路一條，為了起死回生，必須徹底改變國策，即：（一）與中國的糾葛，一刀兩斷，自求活路。（二）取消戒嚴，制定台灣憲法，專心民主化，總統、民意代表和行政首長全部直接民選。（三）台灣正式成為國際社會平等份子，要求各國承認，並加入聯合國…等。   我們因此被軍法以「叛亂罪」判刑，有的入獄不只一次，有的脫出台灣流亡海外。可是，造化弄人，經過許多前輩同胞獻出生命、自由、血汗而奮鬥努力，四十四年前我們所以被追殺的那些主張，逐漸成為台灣人政治思考的主流，尤其二○○○年土生土長的反對黨爭得總統位子，雖然政壇不斷波濤洶湧，台灣主體認同意識加速強化，加入國際社會的聲勢亦更熱烈，大家以為台灣民主化主體化已成為台灣社會基本價值，台灣政治篤定將在這大道上發展下去。 大錯了！ 數十年來觀察過不少民主國家選舉，從元首以至地區代表，在競選當中，候選人都提出政見，但當選後能將政見全都兌現者無，為要實現其承諾而不努力者無，膽敢公開違背或放棄其諾言者更無。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台灣總統大選卻是史上絕無僅有的獨例。無人料到，選舉結果揭曉那一剎那，當選人即時翻臉，把其競選期間指天畫地、信誓旦旦所作的重大承諾，徹底拋棄，且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改往反方向猛進。勝利者或許可以竊笑，「聲東擊西、指北馳南」的詭計成功，騙取絕大多數選票了。遇到如此民主政治史無前例的大騙局，上了大當的選民，有的目瞪口呆，有的破口大罵，大家不成犬儒（cynical）難矣。 冷靜思之，台灣主體認同價值確實面臨著民主化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幾代同胞所付出的生命血汗，白費了？台灣主體認同及民主自由人權的基本價值，烏有了？自由獨立的台灣，消失了？我們被拖回到民主化以前的原點？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變相復辟了？我們恐怕要做最壞的打算，冷靜準備一切從頭做起，為了台灣的主體認同、民主、自由、人權而全面抗爭，凡是可能且有效的行動和手段都不排除，包括組黨、集會、出版、上街、遊行、罷工等等。在美國時常看到火燒山或大洪水，有的豪宅毀於一旦，屋主老夫婦接受電視訪問，並不哭泣哀嚎，冷靜低聲而有力堅定地回答：「我們會重建！」這種剛毅豪邁正是台灣人現在所需要的。依過去數十年的遭遇和體驗，願提出幾點，共同思考： （一）對於中國不能存有任何幻想（如其「民主化」）。在可見的未來，它將繼續為台灣最大的外來威脅。一九七○年代，海外的民主獨立運動迅速擴大成長，大家天真的以為只要終結國共內戰，建立真正代表民意的台灣政府，即與中共無怨無仇，應能彼此平等和平相處。故在國民黨叫喊「漢賊不兩立」，多數國家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時，我們率先公開主張國際應承認中共，讓其加入聯合國。至今，國民黨憲法仍謂中國大陸為其領域時，我們主張台灣主權限於台澎，中共當然為唯一中國政府。可以說台灣民主獨立論者乃最尊重中共，對其最為友善的。換來的卻是動武的威嚇，要求我們無條件投降，其猙獰真面目暴露無遺。不論在任何方面，與中國愈遠離愈安全。 （二）台灣人切勿小看矮化自己。可惜祖先沒有好好積德，要離別中國但沒有走得遠一點，竟落籍與巨獸為鄰，害得子孫有時覺得自己渺小。其實必須放眼環視全球，單就人口來說，兩百個獨立國家四分之三不及台灣，再就經濟、交通、教育、生活、社會、文化水準來說，夠使台灣人民昂首闊步於全球，不管他們承認我們與否。自信自愛自重自尊必須堅持到底。 （三）統治台灣的中國人顯貴確有特殊基因，使其「寧予外夷，不予家奴」，與中國呼應，不擇手段，要阻止台灣人民享受主權。台灣人中偏偏也有特殊基因者，甘願獻身成為統治者（不論日本人或中國人）之工具，奴顏婢膝，極盡阿諛逢迎之能事。這種基因無法改變，是台灣民主發展中之癌，現代科學還無治癌妙藥，台灣人要克服這種基因，就像醫生抗癌一般，幾近天人交戰了。 台灣人加油！ （作者彭明敏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競爭和鬥爭，似乎是生物包括人類與生的本能，「生存競爭」也。活於社會，哪裡沒有看到競爭或鬥爭。人類除了殘忍流血破壞的戰爭以外，還像煞有介事地發明制度，製造更多的勝者和敗者，自傲而享受，如打球或投票。勝者固然得意洋洋，滿喫勝利的快樂和成果，敗者嘗盡失敗的苦果。這次高雄是好例。天下本無事，卻在民主的號召下，弄得野心滿滿的市長忽然失業，當然吵個不停。看看敗者的反應，依人而不同，有趣的。 一、有的認為緣也、命也、運也，沉澱下來，默默接受失敗的恥辱，冷靜檢討到底錯在哪裡，缺失在哪裡，如何改進，為將來準備。 二、有的歇斯底里，痛罵此詛咒彼，都是別人的錯，裁判不公、對方不正當等等，自己是世界第一被冤枉者，永久不服，人生沒有正義。 三、有的認為自己的失敗是人類的悲劇，大家應與他共哀。要舉行「惜別會」，幾近辦自己的葬儀，指定參加者衣著顏色，害得親友不知道到底應不應該送白包。 不但如此，還要全島進行「謝票」。不是感謝投票給他，是感謝不去投票給他。這次高雄投票確實有在其他民主國家稀有的特點。在民主國家怕選民不踴躍出來投票，有的國家甚至規定對不投票者課以罰款。這次高雄卻有政府官員公開鼓勵「不投票」，天下奇事之一；被罷免者要辦「惜別會」，以悲哀的心情感謝有人不出來投票，天下奇事之二；被罷免者還要全國巡行「謝票」，在民主國家敗選者遊行謝票已經稀見，遊行感謝「不投票」乃天下奇事之三；敗選謝票不限於選區，全國遊行，天下奇事之四；選區以外者，依法無權投票，何感謝之有。如台東、澎湖等鄉村純樸庶民，報紙不太看，忽然大官來感謝，摸不著頭緒，「我們庄腳人，都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連忠實看報者，忽然前高雄市長來感謝他們「依法無權投票」，莫名其妙，有點不敢當，只有尷尬地回禮「哪裡哪裡」，感嘆「中國人」的「厚禮」，天下奇事之五。韓國瑜一人，做出這麼多奇事，政壇奇才的才氣，令人驚異。 回到高雄，韓前市長認為高雄不出來投票的一百三十萬人，都是他的支持者，可作為將來更上一層樓的基盤，好像是要在政治學上建立一個新的邏輯。無以名之。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改革者的命運，素來不好。 每一社會都有不公不義腐敗貪污，庶民看到只有聳肩攤手表示無奈，獨有強烈正義感者或勇敢義俠者，看不過禁不住挺身要加以改革。但是既得利益者，立刻建立堅強堡壘，防禦自己，進而反擊；改革者往往心有餘力不足，結果大半都不理想。為此有的犧牲生命，有的犧牲自由，有的鎩羽而歸。看農工運動歷史，改革者看到農民及勞工被地主與資本家酷役剝削，要把農民及勞工組織起來，抵抗地主與資本家，擁護自己的權益，不但受到地主與資本家反對，連有些無知農民與勞工，也把他看做「麻煩製造者」而加以攻擊。 台灣戒嚴恐怖時代，所謂「政治犯」，被判死刑或長期服刑者，實為深識者，熱情青年他們為了要積極地或溫和地改革台灣而犧牲生命或自由，才有今日台灣，台灣人民應該永久追念感謝他們。 台灣民主化，高唱改革，但傳統的積弊太深，殘留不少。尤其「司法改革」、「轉型正義」，雷大雨小。有正派學者，深信「民主自由人權」，熱心改革，不論在朝或在野，勇敢堅持其信念和立場，這對其官途沒有幫助。他受聘為監察委員，以為可以推動改革的第一步，一開始就感受來自各方有形無形的掣肘，有權有責任者，汲汲於明哲保身，默默置身於度外，監委的改革行動，有時成為挫折和無奈的交集，長嘆「難航也」。 一小法官有重大嫌疑，為了爭寵，濫用所謂「自由心證」，枉法判總統無罪。 監委要調查此案，好似驟然衝撞兇蜂巨巢，千萬野蜂狂飛亂叫，在其頭目指示下，集中猛刺，要求公開辯論求真之呼聲，在媒體冷淡、群蜂狂吠掩耳之下，被消音了。改革勇者終嗚嘆「不知為何而戰，不知為誰而戰」，玉碎了。 有識者能不為改革者的玉碎而泣嗎？ 有心者能不為台灣改革的遠望而悲嗎？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一九七○年一月二日我變裝易容，脫出台灣。今天是五十週年，也是「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五十六週年，令人悲痛的，曾共同提筆「宣言」的三人中，謝聰敏、魏廷朝已先於我而離世，留下我一人。 曾得到國家、各國非營利組織、外國宣教士、著名學者出於俠義和人道精神伸手援助，能夠脫出重圍，且對此流亡無途之徒予以收容、保護、幫助，重建人生，回顧重恩一直令我承受不起，感激之情，永銘於心奧。至今昔日同志個個凋謝，不久恐獨留我一人，我也老矣。願基於「自救宣言」之精神，做誠懇的呼籲和訴求。 大戰後已有三分之二世紀，物換星移，台灣開始民主化，曾以戒嚴實施恐怖政治迫害台灣人民的中國國民黨已經式微，無力再魚肉鄉民，代而起的中國，其領土野心對台灣構成極嚴重的威脅。它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文攻武嚇，非併吞台灣絕不罷休。 同胞們，我們需要重新覺悟，民主、自由、人權不是天生，而是前輩奮死犧牲爭取來的，是台灣人民無價的資產。為了此世代和往後世世代代的生存和幸福，要不惜代價而死守之。看今日新疆人的境遇，就可知道中國佔領台灣，就是台灣人民的末日，我們選出的領袖和代表，必須大膽勇敢對中國說「不」，大家團結一致表達維護自由、民主、人權的決心。 急切訴求未來新政府： （一）台灣的獨立主權，絕不可退讓。 （二）我們活在政治和法理上極其畸形虛偽的台灣，太久了，應急切成為正常國家，立刻召開「建國會議」，集智制定台灣憲法、新國號、新國旗、新國歌，宣布新國家的成立，凡冠以「中國」的公私機關、公司、社團、學校、街名，全部除去「中國」名稱。 （三）全國教育皆以「認同台灣」為基礎。 （四）司法改革和轉型正義已淪為空洞口號，必須重新出發，強力推行，建立人民對司法的信心，伸張正義，振奮國民士氣。 （五）目前與中國的所謂「交流」，實則不異「宗主國」中國，在巡視「屬國」台灣。敵方在台享受「言論自由」到處鼓吹「統一」，敵國旗在鬧街飄揚，手持敵國旗者公然結隊遊行呼嚎。相反的，由台灣到中國者，連中華民國四字、總統名字也不敢說，況乎「民主自由」。這是絕對的「不平等」，自稱「主權獨立」，實況是「主權」掃地被蹂躪，莫大國恥。新政府與中國「交流」必須堅持「平等」原則，對方可以在台灣做的，台灣在中國也可以做，台灣在中國不能做的，中國在台灣也不能做。敵國人在台灣不得有「言論自由」，一個政府連這種常識性的政策也做不到，在正常的國家，是無法存在的。 （六）公開明確表示台灣為美、日、歐民主陣營的一員，爭取民主國家的支持。 （七）以新國號新國家名義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一年不成，三年，十年，五十年，繼續申請直到成功為止。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宋亞伯著作《從兵馬俑到毛澤東與共產中國》，描述中國暴政之可怕，提醒台灣人最大的威脅在哪裡，要「認清問題所在」，真是每一位台灣人必讀的啟蒙好書，希望中國人也能熟讀之。圖／前衛出版提供     宋先生是所謂「外省第二代」，但是對時事的評論，都關懷台灣人民的福祉，以及自由、民主和人權；對於執政者大膽、合理、合適而且強烈的評論，有緣成為好友。其後他赴華府美國之音工作，我流亡美國，在華府見面數次，詳細告訴我其廣播新聞的工作情況。 他為人正直誠實，有堅實的正義感，關切台灣的政情，其後我轉居美國各地，少有機會聯絡。終於得以結束流亡生活，回台定居，仍常在媒體上讀到他的政論。恭喜他將過去幾年的論述和演講集為一冊出版。 揭露中國暴政　念念不忘台灣 離別數十年，距離幾千里，仍念念不忘台灣，關心台灣的熱情永不冷卻，作為台灣人，衷心感謝。 他描述中國暴政之可怕，提醒台灣人最大的威脅在哪裡，要「認清問題所在」，真是每一台灣人必讀的啟蒙好書，希望中國人也能熟讀之。 感謝宋先生用功深研中國歷史，暴露其精髓，對於中國史學也是寶貴貢獻。

這次各黨「不分區立委」的名單，惹起未曾有的激烈爭議，尤其國民黨鬧得連其主席位子也差點不保。原因無數，此僅舉出兩例。 邱毅一向樂於以獨家新聞姿態，危言聳聽，震驚四方，然其報導未必正確或真實，觸怒不少人，結果多數討厭他者討厭死他，少數喜歡他者喜歡死他了，近傳他公開倡議武統台灣，爭議不斷，這次他似有自知之明，自動退出，轉任新黨首席戰將。 新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王炳忠、邱毅、陳麗玲、賀樺今至北檢按鈴申告柯文哲。（記者陳慰慈攝）     吳斯懷大將軍，其所以成名，因為曾參加中國重要大會，靜坐聆聽習近平的訓示，大家起立唱中國國歌，他也肅然立正表示敬意（他有無合唱不得而知），又向中國軍官講述如何與美國對戰，跡近叛將。又奢談「國際禮儀」，既說「國際」，是兩國以上國家間之事。人家不認你是「國家」，哪來的「國際」，若自認為是「國家」，那與「台獨」有何異。 整個事情也可能是吳敦義巧妙的苦肉計。他一方面將吳斯懷列入「不分區立委」前四名，舔好了中國，另一方面又用「立委」的美名引誘，把要投共的將軍，拉住留在台灣，讓其深夜三思。不久清醒，覺悟立委有車、有高薪（年薪數百萬）、有助理們替他處理一切事務，每年出國考察，還有司法豁免權，百官懼之，世上哪裡有更舒服快適的差事。相反，若果真的回歸「祖國」，去哪裡找這麼好康的職業，搞不好依中國過去慣例，被送去「思想改造營」，背誦毛澤東語錄也說不定，愈想愈非抓住這個「立委」不放不可，還可以「軍中倫理」做後盾，堅拒讓位，媒體起底輿論不利，去他的。緊急誓言「效忠中華民國，但與小英不同的中華民國」，就這樣幹起立法委員，久了大家就習慣了。 話說「中華民國」是個難捉摸的東西，蔣介石曾一度宣布「已不存在」。在習近平的眼中，地球上不該有這個東西，如有應該消滅。小英則嗆聲確實「有」，而且健全，台灣是也，莫衷一是。吳斯懷言中出現與小英不同的，另外一個「中華民國」，這新而神秘的「中華民國」在哪裡？是怎樣的？吳將軍還未說明。 「不分區制度」若只會產生政界風暴及吳將軍奇妙的「中華民國」一類，可以休矣。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日前參加一場「白色恐怖被害者（前政治犯）小英後援會」。許多被害人已悄然去世，殘存者都已高齡，有的抱病由子女陪同，拖著不自由的身體，辛苦參加。這些長輩受盡國民黨的殘忍迫害，犧牲一生，還是擔憂台灣前途，其悲情使人欷歔不捨。 當小英上台時，一老先生，拄著枴杖步履蹣跚，走到台前，一言不發，將一小紅包塞進小英手裡，轉身慢慢走回。不久，又有一老婦人，衣著樸素，彎腰駝背，緩步到了台前，也不發一語，把一紅包塞給小英，一步步走回原位。這個光景，使得不少會眾感動流淚，當張炎憲教授說「在這些老輩的眼中，小英好像自己的女兒」時，腦裡湧出一個「台灣的女兒」的映像。 走過複雜痛苦的歷史，台灣人民終於產生了能夠在世界的舞台上驕傲地代表「真正台灣」的一位女性。她土生土長，身藏河洛、客家、原住民的基因，受過最高的教育，競選總統則與過去不同，不咆哮、不怒罵、不誇張、不做作、不悲憤激昂，一口流利的台語、華語和英語（在台美商會演講，馬氏盯著原稿照唸，蔡則無稿，以優雅的英語，滔滔講了半小時）。 她所以有獨特的魅力，因為不是強悍辛辣的女暴君，而是代表台灣女性傳統的溫和柔情，對於支持者，諄諄講理，對於反對者，冷靜辯駁。她之認同台灣，與人民命運相同，自自然然，理所當然，無需用「燒成灰也是台灣人」一類血腥虛勢來掩飾「終極統一」的陰謀。由老輩看來，好像愛女即將冒險遠行，以紅包祈願一路順風；由同輩看來，好像親密的姊妹即將開始艱難的巨大事業；由後輩看來，好像敬愛的學姊即將接受嚴峻的考驗；大家衷心祝福她。 她與對方外來的巨富權貴傲慢虛偽，呈現何等強烈的對照。她若當選，也必須承擔對方所留下龐大惡質重荷。真實的改革，不一蹴而成，需要長期的能耐奮鬥。「較好的台灣」能否出現，要看台灣人民當「真實的台灣總統」為要解決「真實的台灣問題」而苦鬥時，能否覺悟並了解現實，隱忍難免的長期辛苦，真誠合作，支持她到底。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韓戰」不是指一九五○年朝鮮半島的大戰，是指今時韓國瑜競爭總統的選戰而言。 總統競選正在熱中，相較於美國選民在潛意識中較喜歡候選人Presidential（貌似人君），即其外貌、言行、風度有總統的格調，台灣選民則不以此為選項之一，因為候選人無一「似人君」。只是韓戰包含著有些難解的謎。 第一個謎，他為什麼成為總統候選人？國民黨「百年老店」，相當保守，高層人事一向重視學歷、經歷、國際觀、慎重、聽話，這個革命政黨，穩固執政多年，食古不化，絕對不做革命性的事情。韓國瑜一切與上述高層條件格格不入。例如他連普通「留學生」與「交換學生」之區別也搞不清楚混為一談，說要援助「交換學生」。普通「留學生」不論公私，比較單純，至於「交換學生」則牽連到諸外國，不是台灣說了就算。兩國學生在外國的宿食和其他細節都須安排，假如韓國瑜推動的結果，有五萬諸外國的「交換生」要來台，我們也要五萬「交換生」到諸外國，誰能與諸外國談判無數細節，財務怎麼辦？都令人望而卻步。選擇他為候選人，對國民黨來說，是一革命性的行為，並且受黨中央大力支持，敢批評者即以解除黨籍嚴罰，不知從哪一位祖公借膽。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在高雄競選總部宣布副手就是前行政院長張善政。   第二個謎，張善政接受為副座。他曾短時間為行政院長，大家對他的印象不錯，曾一度表示有意競選總統，以他的學經歷國際觀，可能成為良好的候選人，一般印象他的學歷、經歷、格調與韓的一切，有很大距離，但自從韓宣布競選以後，他始終在韓的身邊，默默低調，未曾熱烈表態支持韓。他只是對韓的失言、失調作事後解釋，擦屁股而已。被聘副總統搭檔，他仍然低調沉默接受。然國民黨發表不分區代表名單後，即呼籲選民不滿者，不必投給國民黨，不妨投給民眾黨。作為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而如此表態，誠是史上未曾有的異例。這個謎惹起許多推測和想像，最極端者，說他實是一龐大強力政治團體滲透韓陣營的重要棋子，密偵韓營的秘密，影響其政策，亦即是一超級臥底，而這超強力政治團體存在於台灣之外。這個想像，毫無根據，幾近幻想，不過不可思議而難解的大謎，難免產生荒唐猜測。 或許人生充滿著許多謎，然時間一直在過去。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

台灣在戒嚴之下，沒有言論自由。批評政府或要求改革太強烈，政府不高興，都會成為政治犯，重的被處死，輕的長期服刑，幸運的逃亡海外，連流行歌也逃不過嚴密監聽的敏感耳覺。流行歌的題目太感傷或內容疑有所影射者都成為禁歌或被改頭換面，變成「反攻大陸」進行曲（作者不唱歌，不能舉例，這要請教李筱峰教授了）。 (李筱峰教授「唱台灣歌．說台灣史」2010-10-17)   台灣解除戒嚴，而民主化，言論自由，雖未必馬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大家都感覺頭上的大石頭除去了，鬆了一口氣，慢慢各種議論，自由發揮。有的中國人跑來台灣，言論自由，罵台灣促統一，五星旗飄揚鬧街，中國人毀損連儂牆受阻，嗆聲其「自由」受到侵犯。敵人進入台灣，忘記自己是誰，要求享受憲法所保障各種權利和自由，天下之奇景。 政黨興起，重視選舉，因為上自總統下至村里長，都要選舉。高層選舉，尤其重視，各黨競推最強的候選人。 有的竟然推出一個怪物，各地發表政見，荒腔走板，顯然缺乏常識。智者忍不住，稍加批評，即被解除黨籍。前者依然自由自在，天馬行空，粉絲不少。「言論自由」似要看人了。 有的作弊偽善，「定於一尊」，伸手媒體，有的老闆被摸頭或收買，通知旗下名嘴勿批評高層，名嘴不聽從者不知凡幾。噤聲中，一種「禁忌」逐漸形成，「言論自由」一角陷落了，寫作須先三思，自我檢閱，有無犯了「禁忌」。 法國十七世紀思想家伏爾泰說：「假如你想知道誰控制了你，那就看看誰是你不能批評的人。」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