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在南方，確切地說是：台灣文學在南方。南方，不只地理意味，更有政治意涵。前有韓國瑜的「高雄又老又窮」，後有郭台銘的「演唱會經濟養不活二百萬人大城市」，讓人想起一群文學人在高雄墾拓台灣文學的形貌。更前，美麗島事件開啟民主化運動的新序曲。 昔日高雄以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基礎，發展工業支撐台灣經濟。工業區男女工人奔赴於途的時代，台北以首都之名，佔盡優勢，得天獨厚。台灣的南北失衡，頭輕腳重，卻又重頭輕腳。在那個時代，台灣文學就彷彿是中國文學、台北文學。卻連「中華民國」走不出去，代名詞也是「中華台北」。其實，自美麗島事件開啟台灣的民主化序曲以來，南台灣一直是改變黨國體制的地方基礎，但也有迷惑於政治騙局的時候。 一群文學人，以鄭烱明（詩人、醫生）運籌帷幄，彭瑞金（教授、評論家）擔綱主編，陳坤崙（詩人、印刷業者）負責發行，曾貴海（詩人、醫生）社會運動關連，形成共同核心，加上一些參與協力者，奉葉石濤（小說家、評論家）為精神導師，開啟了自《文學界》（一九八一—一九八八）到《文學台灣》（一九九一迄今）的墾拓歷程。 《文學界》先後出版：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一九八七），「笠」詩論選集《台灣精神的崛起》（一九八九），為台灣文學立築精神標竿。進入《文學台灣》時期，更從一九九○年代迄今，卅多年來，高雄為台灣文學在南方發聲。一九九○年代，先後出版標示「台灣精神隱喻」的《混聲合唱》笠詩選，以及「解嚴後笠詩選《重生的音符》」及許多文學書冊。 戰後，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長期蹲下來，知識份子文化人的犧牲，讓台灣人形成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病理。大多數台灣人扮演頸部以下身體的角色，支撐流亡殖民性黨國體制作為頭腦，在社會構造下層的「經濟」，支撐上層的「文化」。沒有文化主體性、自覺性的大多數台灣人，迷惑於生產與消費的物質化現象，缺乏精神。 受過「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之騙，但也透過選票罷免政治騙子。高雄人還會迷惑於「你的孩子國家養」的野心家粗暴鄙陋政治話術嗎？台灣人啊！黨國戒嚴時期被脅迫，現在還被騙嗎？ 文學的啟示會堅定我們的心。來看看台灣詩人巫永福（一九一三—）的一首詩〈愛〉： 父母未曾說過愛我／ 但我領悟父母的愛／ 你每次都說愛我／ 你的愛卻無法領受／ 你想征服我把愛說成一視同仁／ 我知你的花言巧語含有虛偽／ 你恐擁有我的心／ 但我的心常受騙已成了石頭。 （作者是詩人）

陳千武（一九二二—二○一二）、黃靈芝（一九二八—二○一六）兩位都是跨越台灣的日本時代和台灣的中國時代，進入並未真正確定台灣時代的台灣作家，都具有詩人和小說家身分。他們在台灣曾以「中國文學」的時代，並不被生活在這個國度的人們充分認識，學校的語文課本也未選錄他們的作品。倒是政黨輪替後的二○○三年，陳千武獲頒第七屆國家文藝獎；黃靈芝則於二○○四年，獲頒日本正岡子規國際俳句賞，後來並獲日本天皇贈勳。 兩人的小說分別被鴻鴻和林孟寰改編音樂劇，在台北的北藝中心、台中歌劇院和衛武營藝術中心演出。陳千武小說《獵女犯》改編《熱帶天使》和黃靈芝的《天中殺》，在兩位台灣文學家辭世多年之後，彷彿靈魂顯影，再與他們所屬國度的人們對話。文學之魂長存，台灣精神不死，政治困厄並無法抹滅他們的靈魂，年輕世代的藝術家詮釋他們的作品。 陳千武的《獵女犯》是他參加二戰時太平洋戰爭經驗，以「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留下的作品。系列作品十五篇，事隔多年，以附錄方式增補五篇出了新版《獵女犯》（大塊文化）；《黃靈芝小說選》上、下二冊廿八篇，二○一九年出版（台南文化局+遠景）；這也是文學出版在黯淡中為作家亮出的燈光。 陳千武從日本語跨越到中文，他們那一代台灣作家常被戰後來台、缺乏同情理解心的中國作家嘲笑中文笨拙；黃靈芝則堅持忠實於他熟悉的日本語，用日語寫作，守住創作者的孤獨。我在《雙重構造的精神史》（九歌）以「跨越語言」論列陳千武等八位台灣詩人，對照十二位「跨越海峽」的戰後移台詩人，更常論介黃靈芝。戰後台灣的文學來自兩種不同的球根，但被局限在中國的框架。 黃靈芝的異質性被照亮，源於一九九○年代初，日本學者岡崎郁子贈我她論列台灣作家的著書《異端的系譜》（前衞），我以未被收錄的黃靈芝才是真正的異端，開啟了岡崎郁子專注於黃靈芝研究之路。鴻鴻說音樂劇《天中殺》的演出，源於我一篇紀念黃靈芝文章的種子，台灣真的需要更多文學、藝術的種子。 文學是一個民族或國際家的靈魂。戰後在台灣的文學，從「中國文學」到「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到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台灣文學」的正名歷經政治改革長時期，文學的台灣魂並未充分形成，中國性仍在。政治改革的顛沛，國家認同的迷亂，原因在此。台灣人要有台灣的文學魂，台灣的國家精神才能真正形成。 （作者是詩人）

言語的破壞是文化破壞，來自政治與商業的惡意作為。戒嚴長時期的台灣，黨國政治充斥口號，「自由」、「民主」的語彙充塞於政令宣導。偉大領袖的身段，透過身體語言的強化，就是例子。不只不實廣告會成為公害，言行不一的政治宣傳也會成為公害。 納粹德國希特勒的演說召喚日耳曼人的激情；義大利墨索里尼誑言法西斯的國家秩序；史達林在蘇聯共產政權的魅惑解放世界論說，在後來歷史的鑑照下，美麗修辭包裝的言語成為文化病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性充斥玩弄修辭的不實政治語言，中華民國的中國性也相互照映。 中華帝國號稱文化悠久，語言文字有長期的傳統，形成的詞彙豐富，卻常成為空有言語意符但沒有認知和實踐心的「言語空洞」或「背反」現象。常見政治人物滔滔不絕於成語引述，卻只是口號，口惠而實不至。就像印刷鈔票的技術發達，但發行準備欠缺，沒有兌現條件，用來比喻中國的言語狀況，極為吻合。 文明批評常見於政治或社會批評，二戰後的日本、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家，面對戰敗的廢墟，都有批評的視野。日本詩誌「荒地」的詩人以「意義喪失的時代」面對社會，認為戰爭的最大破壞不只是人命的喪失和建築物的毀壞，而是語言和想像力的破壞，有所反思。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轉型正義指的是「政治」，缺少「文化面」的條件。因而，民主化轉型簡易為「全面開放公職選舉」，缺少真正的國家或社會新視野。 黨國戒嚴專制時期也口口聲聲「民主」、「自由」，但充塞「專制」和「壓迫」。戰後台灣政治遺留下來的言語狀況，缺乏歷史反思和政治覺醒。過去沒有過去，現在仍充塞著過去，未來不盡有新的想像，競奪剩餘價值超過描繪未來願景。 從前，脅迫台灣人反共；現在騙台灣人降共。反共愛國成為親共害國，充塞恣意妄為的言語現象。「為中華民國粉身碎骨」也是典型例子，更早時期，以「中華民國滅亡」作為選舉口號恐嚇民主選舉也一樣。「與強盜和解才是務實」以及「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等謬說，也是此類。轉型正義未充分實現，黨國戒嚴統治的歷史成為黨國侍從體系的遺產，仍然侵蝕台灣國家重建的文化工程。玩弄政治的言語暴力正在混淆視聽，破壞台灣國家的正常化。 （作者是詩人）

「四二四」事件已逾五十四年，有關的歷史敍述，常見的是黃文雄和鄭自才被描繪的形影。歷史（History）常是他的故事，長期偏重男人事蹟的一般現象。一九七○年，蔣經國以蔣介石接班人身分訪美，鋪陳他登基、後繼統治台灣政治史序章的一幕。四月廿四日，在紐約廣場飯店，黃文雄未成功的一擊，雖未中斷蔣體制，卻多多少少驚嚇、點醒了獨裁政權一意孤行的夢。 黃晴美是「四二四」常被忽略的名字，她是黃文雄的妹妹，鄭自才當時的妻子。黃文雄以晴美、鄭自才已成家，挺身而出，承擔槍手的角色，避免央及他們家庭。事件當時，三人成行，晴美是遞槍給黃文雄執行任務的人，鄭自才是救援。千鈞一髮的實際行動是晴美在現場從包包裡拿出槍交給黃文雄開始的。未完成的任務結束後，是三個人的顛沛流離，以及蔣經國返台後台灣的政治運動的歷史。 吳清桂作為本書的敘述者，她的人生際遇是以護理人員從台灣到德國醫療服務，因緣際會在海外的台灣人活動場合認識鄭自才，被擄獲芳心，成為與晴美離異、流亡瑞典的鄭自才新伴侶。 鄭自才前妻寫另一個前妻，呈現女性史特殊的篇章。新世紀初，我應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擧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演講，初見黃晴美。那時，她已改嫁，先生是體貼她、熱愛水上活動的瑞典人。流亡海外的滄桑寫在她的身影，異國他鄉相遇，記憶讓我浮現有關她故事的一本書的書名：《天涯，人間，晴美》（前衛）。那是二○一八年，晴美辭世不久，朋友們為紀念她共同企劃的一本書，算是晴美在自己出生的國度留下的生命之影。 吳清桂以《槍與玫瑰》（新自然主義）敍述晴美在四二四的革命位置，從女性或女性史的角度，把曾經被以男性在海外參與台灣獨立運動的角度，重新描繪。閱讀台灣歷史的人們，總算開始了解曾經被忽略的視野。 吳清桂曾經是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婦女運動。一九九○年代，我以「從死滅裡再生」共同追尋台灣「國家重建、社會改造」，召集出生於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年的一些朋友組成「四七社」。在那個年代，卅多位同齡，分別在文學藝術、學術、政治領域，參與政治改革運動，吳清桂也是成員，顯示她的淑世性格。 她寫晴美，以「槍與玫瑰」映照一位革命女性被忽略的精神史。不只以女性寫女性，更是前妻寫前妻，參與者寫參與者，特別的視野探觸了隱晦於歷史角落裡的亮點。 台灣的政治改革運動兼及海內外，在那戒嚴宰制的年代，海外的力量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九九○年代，解除了黑名單之後，許多流亡志士才逐漸能回到這個國度。許多海外致力於推動台灣政治改革的仁人志士被遺忘，黃晴美更是。吳清桂補綴了歷史的模糊篇章，以特殊的角度呈現一位可敬女性的時代像和人間像。 （作者是詩人）

台灣又將改選總統，「中華民國」complex混淆台灣的國家狀況，既是迷惘，也是迷障，亟待克服。這既是歷史的殘餘，也是現實的困境。生活在台灣，仍奉「中華民國」為名，卻要承擔名不正言不順的國家處境，人民糾纏於名實論的混淆，集體籠罩在認同症候群病理。 二戰結束，東西德、南北越、南北韓是三個特別的「國家」狀況。東西德是納粹德國戰敗被盟軍處分的結果：被一分為四的德國，美、英、法佔領區統合為西德（聯邦德國）；蘇聯佔領區成立東德（民主德國）；越南從印度支那分離的寮國和柬埔寨之外獨立，但經內戰分別成為南越（越南國）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朝鮮則在獨立後，左右翼路線無法統合，經內戰分裂為南韓（大韓民國）、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被殖民地獨立，但自由資本主義的右傾化和共產主義的左傾化導致國家分裂。東西德在進入廿一世紀前，由西德和平統一了德國；南北越經過戰爭，由北越統一了越南；南韓、北朝鮮仍在分裂狀況。台灣的狀況是：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殖民，代表盟軍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順勢進佔，並於一九四九年在中國被革命推翻後，以台灣作為反攻基地，演變成中華民國台灣或台灣中華民國的現狀。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並非台灣人民自己創建的國家，戰後歷史的發展也不盡是台灣人民意志的選擇。 南韓、北朝，在聯合國都有席位。台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則早在一九七一年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中國」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以反攻大陸、戒嚴統治台灣卅八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七）的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民主化以後，仍執意中國性，導致無法確立「中華民國」的台灣性。台灣中華民國未能形成生活在台灣這個國度人民的命運共同體，也是二戰後遺留，仍未解決的問題。 新的地緣政治，以美、中對抗，各自形成夥伴關係，以民主和專制形成對峙陣營，在新世紀成為世界課題。民主國家陣營關切台灣的處境，以俄羅斯普廷侵略烏克蘭為借鏡，警戒中國習近平的犯意。台灣內部長期以反共為名戒嚴統治的中國國民黨後蔣時代政治人物，無視中華民國僅依附台灣、實存台灣，仍執意以「中國」意理為名，連結亡其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近臣服侍蔣經國的馬英九以及一些黨人，背反台灣，投靠專制中國，卑劣至極。 一些政客、黨棍口惠實不至的「中華民國」，只在中國之外戴「青天白日旗」帽子，殊不知對中國南京「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亡國碑銘的最大抵抗，其實是中華民國斷離中國在台灣的存在。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短暫的連結；一九四九年之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逐漸從中國事實分離。 若說「中華民國」法理地位消失，也是中國國民黨留下的歷史。不喜歡「中華民國」在台灣，中國國民黨人大可去南京國家之陵，乞求回歸中國；或若中國認為台灣的「中華民國」侵權，台灣人民也可放棄這個歷史爭議的名號，不必委屈求不全，曲意守護，收留「中華民國」神主牌。不清不楚的歷史成為台灣的牽絆，只會是台灣這個國家發展的迷障，就物歸原主，還給中國人吧！ （作者是詩人）

認識辜寬敏是一九九○年代的事，那時候他已是白秋之年，英姿煥發，遠洋漁業的投資順利成功，仿日本《文藝春秋》創刊的《台灣春秋》已開始發行，對台灣獨立建國懷抱志向的他，對政治之事是以文化視野觀之。這是他經歷日本時代的文化薰陶，又在台大前身台北帝國大學讀過書孕育出來的人生之貌。 出生世家，又因戰後「四六事件」影響，他從香港直接到了日本，不但斷了在台灣的成長之路，斷了台灣的大學生涯，從此滯留異地，過著闖蕩事業兼遊戲人間的生活。因讀到《台灣青年》啟蒙了台獨思想，又被日本退休外交官平澤和重的感召，成為一位極有個性的台灣獨立運動家。 辜寬敏幫助了許多人，對家鄉鹿港的回饋更是。從《日本文摘》剛結束，到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辦理「台灣歷史小說獎」期間，受他多次宴請，談話之間流露文化情懷。我們夫婦曾經應邀到一位蘇姓企業家在草山的別墅晚餐，席間還有辜寬敏和剛卸任駐南非大使的陸以正。我們也受邀到他草山的家晚餐，記得他鄰居，誠品的吳清友夫婦也是賓客。 他世家出身，但掛在口中一句話是「父親說他們家的錢是台灣人寄存的，要用於台灣。」他的獨立運動志業不同於其他政治人物募款運用，而是自掏腰包。常常在國內外報紙刊登「意見廣告」傳達台灣的信息，在關鍵時刻，表達意志和信念。 他對中國古典和日本古典的文化涵養形成某種氣質，與李登輝、彭明敏同一世代風範相似。他的近代知識和教養不同於戰後養成的中國式樣子，對於人生有一種風格的堅持。不談政治也充實，他是一個時代的政治投影，也是印記在歷史的文化像。 在我心目中，他不只是一位矢志不移的台灣獨立運動家。更兼具世家、紳士；俠客、浪人形影。說多采多姿並不為過，也豐富充實。 常記起他穿著一身白色麻紗西服，從一台使用多年的黑色凱迪拉克加長型房車走出來的身影，或站在一角手持紙菸卻不能任意吸食的場景。其實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國賓飯店包廂，服務人員會貼心的在他座位放上菸灰缸，他會尷尬地抽著菸，大家也都體貼以對。 二○○七年，我進入六十之齡，本已決定從此進行一個人的文化運動，一些基金會、文化團體的主事責任都卸下了，只保留一些參與的身分。但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和彭明敏基金會幾乎同時間都邀我加入董事會，作為對兩位前輩的敬意，我加入陣容。最近幾年參與歷史小說獎決賽審及相關活動，常在言談中感受到他的心境。 之前不久，我以他為主角發表了歷史小說《蒼鷹之影》（文學台灣），作為我繼李登輝、彭明敏的《夢二途》之後的諸篇之一。他的人生跨越兩個國度，在台灣獨立建國之路編織夢想，投入心力，允為某種風範。 如今，他已離世，雖看到台灣走向民主化之路，但「國家」仍糾葛在中國的牽連。他在遠洋漁業之外，以新台灣和平基金會和台灣制憲基金會兩翼推動的志業，仍待繼續努力，以竟其業。 （作者是詩人）

  清明時節，台灣（中華民國）前後任兩位總統，分別有美洲之行和中國之行。馬英九以掃墓之名，行認祖歸宗之實；蔡英文訪問拉丁美洲友邦瓜地馬拉、貝里斯，前後行經美國，預料會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鞏固邦誼，拓展外交。對照的是台灣，這個叫做「中華民國」也罷的國家，或非正常國家內部的認同問題。現任總統蔡英文努力建構台灣的國家共同體；前任總統極力表態台灣屬於中國，以「這個」說他當過總統。 馬英九拿過綠卡，家人大多美國籍，口口聲聲「中華民族」而不自慚。就像移民美國還自稱中國人，聚眾滋擾並非中國人的台灣（中華民國）總統。他還曾是「反共愛國聯盟陣線」成員，被指控學生時代坐享「反共」非分利益，打小報告建功。他在連戰、宋楚瑜兩次競奪、合作總統之路失敗，繼陳水扁兩任八年之後，出任兩屆八年總統。以馬習在新加坡之會，沒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毀滅了自己在台灣人心目中的錯愛。參選台北市長時，為了騙選票，還在李登輝拉起他的手時，說是台灣人，真正的中國人會看得起他嗎？ 果然是英國《經濟學人》認證的「Ma the bumbler」，徹底揭露了中國國民黨這個人，從前以「反共」，現在以「降中附共」為重的投機性格與政治態度。台灣的民主化，已非戒嚴宰制時期，可以任由中國國民黨掌握特權，依附共產黨中國制約台灣，成為他的降附出路。他甚至為中國武漢肺炎擦脂抹粉，就只在乎自己，並不關心已認同台灣的「外省人」感受和處境。 馬英九在南京，迴避了「中華民國歷史之碑」。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一九一二—一九四九」註記了存在卅八年的歷史。多少人死於國共內戰？慘死於南京大屠殺。馬英九的中國行，與一干退將罔顧國格、軍魂、武德，奔赴共產黨中國之旅，有何兩樣？不只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他們的黨國。當年，口口聲聲的「蔣總統萬歲！」只是為名為利，真是無品！中華民國在中國會兵敗如山倒，其來有自！ 馬英九以德、法世仇都能泯恩仇為例，不倫不類的比喻。台灣的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尊重為國家嗎？德國和法國是兩個國家，從敵對戰爭到都成為歐盟國家，顯示了文明歷史進程的國與國關係。台灣與中國在國家條件上當然可以和平交好，問題出在中國。他無厘頭的這番話，不知有沒有受到中國的訓斥？挾「中華民國」媚「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是為何？ 完全沒有民主素養，只知道吹捧亡其黨國的另一個黨國，馬英九昔日服侍蔣經國，唯唯諾諾的身段，蔣經國天上之魂看了，不吐血才怪！反共，親共，異體連結在「中國」，服膺於中國共產黨黨國。這種人仍然奔赴慈湖、頭寮，口是心非！真是的！這種人，難怪會被認為根本是騙子！難怪有人說：就留在中國，送給中國算了！ （作者是詩人）

  台灣與日本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之間無正式邦交，卻有比邦交國更深厚的情誼。比起台灣與中國，李登輝卸任總統前未實現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台灣與日本的友好對照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東亞的台灣與日本在特殊歷史際遇中形成有若兄弟之誼；中國以台灣的父祖之國自居，卻常惡形惡狀，對台灣連特殊國與國關係都不願形成，遑論兄弟之邦。 謝長廷出使日本期間，台灣與日本兩國關係水乳交融。他的本國政治經歷，從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高雄市長、行政院長，更經歷與彭明敏搭配競選正副總統，以及諸多他以律師參與台灣民主化運動經歷，加上他在日本京都大學留學的資歷，與李登輝有相互鑑照的心性和形影。他們都知日、識日，對台灣和日本友好關係的建構和推進，具有熱情和實踐性。 《台灣與日本善的循環》（新自然主義）記述李登輝時代台灣、日本的交流互動，也記述謝長廷出使日本，積極推動兩國關係的心路歷程，留下一些人、事、物的點點滴滴，是歷史也是文化風景，更有他人生際遇、從政之路，留下的動人心境，交織文化情懷。以「善的循環」敍說台灣與日本關係的發展，特別具有令人動容的視野，與台灣和中國關係比較，彷彿光與影的對照。 台灣曾被清帝國割讓給帝國時代的日本，歷經五十年，戰後短暫的四年被代表盟軍接收的中華民國統治，一九四九年迄今的中華民國逐漸脫離中國，成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發展成新的命運共同體，雖仍待正名，已是不同於中國的民主國家。李登輝未能實現的特殊兩國論，對照台灣與日本的友好，應該是一件憾事。謝長廷以大使身分留下的駐日經驗，以及他從政的某些歷程，譜現善的循環風景，值得關心台灣、日本、中國的人們觀照。 標榜祖國的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代表盟軍接收日本放棄的殖民地台灣，並進佔統治。一九四九年，從中國流亡台灣，不只早已藉二二八事件殺害台灣精英，更以長期戒嚴藉反共及反攻大陸，宰制台灣。蔣氏父子後，台灣進入民主化，黨國餘緒反面相向，轉而親共、附中。馬英九降格訪中，刻意衝撞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的外交之旅，形成光照中的陰影。昔日，中國共產黨說要幫助台灣人民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解放台灣；中國國民黨脅迫台灣人民反共，說要光復大陸。如今，國投共，共迎國。口口聲聲「中華民國」口號，表面膜拜蔣的一干黨國之徒，實則已經背蔣棄蔣，走向與善的循環相反的歷史之路，描繪著惡的風景。 （作者是詩人）

  反戰，崇高的詞語。但反戰的真義究竟為何？是重要的。 反戰，應該是反對侵略戰爭，而不是反對抵抗戰爭。 以俄烏戰爭為例，俄羅斯是發動侵略戰爭的一方，烏克蘭是抵抗侵略戰爭的一方。反戰，應該起於俄羅斯才有正當意義。俄羅斯人民仍然有反對侵烏戰爭的聲音，但相對普廷的政治控制，在不全然民主的社會，反戰的聲音薄弱。 烏克蘭是被入侵的一方，雖有部份俄裔烏克蘭人附和，但絕大多數人民具有抵抗意識，軍人更是將士用命。套一句俄羅斯愛用於抵抗拿破崙率軍入侵及納粹德國希特勒入侵的「衞國戰爭」，正是烏克蘭現在景况。 廿世紀的一九六○年代，越南戰爭曾掀起戰後嬰兒潮世代，法國巴黎大學「六八革命」延伸的全球大學生反越戰示威。美國與一些夥伴國家出兵相挺南越對抗北越，但共產國家相挺北越，呈現的是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社會主義國家不同陣營的鬥爭。 民主國家的戰後嬰兒潮世代自由地發聲；專制國家人民服膺統治者領導。一九六○年代，毛語錄紅小冊誘惑西方民主國家青年，曾經風靡全球許多解放（Liberation）論者，自我批評大於抵抗魅惑。一直到蘇聯解體、東歐自由化，嬉皮世代也多轉為雅痞，反體制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紛紛進入體制治理者，一改激進風格。 台灣在蔣體制時代附翼在美國體系，挾反共之名，藉反攻大陸之義，戒嚴專制。但民主化後的台灣，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放棄「動員勘亂」敵意，連「特殊國與國關係」都不被中國接受。中國不斷威脅武力併吞台灣。戰爭與和平的天平，是中國在破壞，而非台灣。 在台灣，反戰應該是對中國發聲，而不是向內部發言。但常見向自己喊話的反戰聲音，特別是中國國民黨餘緒，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一些單純的第三種人：存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的異議性。這種聲音分化了內部的一體心，助長中國犯台的動機。台灣人應反對侵略戰爭，但要凝聚堅強的抵抗意識，要有衞國戰爭守護自己國家的意志。 民主化後的台灣仍以「中華民國」為名，並未積極進行真正新「國家」體制的獨立建構進程，但是節制自己並未免於中國的威脅。為了警告中國的犯意，台灣政府或應向中國及世界宣告：「中國進犯台灣的砲火一響，正是台灣宣告法理獨立之日。」台灣的國家正常化或就是其時。 （作者是詩人）

  《惡之華》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集，以性及頹廢為主題，對現代主義文學影響很大。這個詞語也延伸許多意涵，台灣畫家劉耿一有一幅畫「惡之華」，隱含畫家的批評意識。畫面看出，一些人面對向被稱為中正廟、臭頭仔廟的中正紀念堂形影。畫家描繪這座建築物顯然並非頌讚，從主題來看是「惡」之「花」，花是形貌，惡是本質，帶有批評的視點，而且畫面黝暗而非明亮，充滿陰鬱。 台灣解嚴、民主化以後，蔣介石崇拜是有爭議的。轉型正義工程常觸及拆除蔣銅像，改變中正紀念堂的設置目的，轉換成其他文化象徵更是引發眾議。但是，威權崇拜仍然存在於黨國餘緒，獨裁者的幽靈仍盤據台灣上空，阻礙台灣發展之路。 劉耿一以畫家之眼直視矗立廣場的巨大幽靈，描繪出惡的象徵構造。他這幅作品隱含著藝術的批評精神，但未引起話題，也未被轉型正義工程視為借鑑。他也有系列社會風景，見證台灣民主化歷程。 戰後，長期戒嚴統治的台灣雖已進入民主化，但轉型正義的課題並不未完成。正如二二八的紀念只是片面的紀念，只是被害者的紀念；轉型正義只是民進黨等立足台灣的政黨關切，泛中國國民黨並不重視。 轉型正義是有文化內涵的，但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太局限於政治，而沒有形成文化運動，遑論在文化意義上成為國民共識。國家認同的混淆模糊了民主化以後的政治視野。 文化部對於中正廟嘗試進行相關的處理，徵求許多方案，但限於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仍缺乏共識性，巨大的惡之象徵構造仍然籠罩在公共視野，甚至讓音樂、歌劇兩廳院的藝術形貌蒙上陰影。 台灣的民主化依靠的力量大多是政治運動，文化運動不充分。權力形式大於意義內涵的政治改革缺乏穩定的奠基條件，這是黨國戒嚴長時期教育、文化、大眾傳播被壟控造成的，解決之途仍有賴文化條件。 劉耿一的「惡之華」，以藝術之眼呈現了批評視野，展現了一位台灣畫家的淑世精神。藝術可以介入社會，藝術家的批評彰顯社會責任，應該更受到共鳴。台灣要有更多的藝術家從文學、音樂、美術……在轉型正義形塑核心的內在條件或文化動力。 （作者是詩人）

  盧俊義牧師長期關心台灣社會，一九八○年代我們曾一起參與嘉義的二二八紀念碑籌建。他除了牧會，還著作等身，尤其會說故事。他把聖經詮釋為啟示、教養、勵志書，感動了許多人，即使退休了，仍然耕耘不斷。 看了他的新書《攏是為了愛》（啟示），以卅則生命書寫的深情告白，描述了對台灣有愛的一些人們，不只神職人員，更包括醫療、學術、藝術不同領域，有才具、有奉獻心的男性、女性；不只台灣本地人，也有來自國外，終老於我們國度的人們。 一位台大法律系畢業的布農族傳道師江阿勇，選擇回原鄉擔任小學教師，不只輔導原住民兒童，也照顧長者，吐血時才被發現患了肝癌，遺言還捐出積蓄做為部落老人照護基金。對照社會上許多逐利忘義之人，真是令人感動。還有為舞蹈、音樂作出貢獻的蕭泰然、蔡瑞月。 賴其萬教授說，書中卅位人物的共同點是「一生都為台灣做了非常艱苦但很有意義的事」。在美國行醫、任教多年，神經內科名醫，癲癇症權威的他，回國後在慈濟醫學院擔任過院長和慈濟大學副校長，一向重視醫學人文，在和信醫院也推動了許多人文活動，我還曾應邀在清早，醫師出勤前，分享了我的「一個詩人的心靈之旅和時代見證」。 賴教授特別提到安葬於小馬天主堂後院墓園的外國神父們，說他下次再去台東而不去小馬天主堂拜謝這些心中有愛的人，那就白活了這段人生。讓我想起前幾年，詩人鄭烱明夫婦、文學評論家彭瑞金夫婦、我們夫婦的台東之旅，記錄片導演、作家，也是PASA主人安排的行程就包括小馬天主堂。我們去看了把生命留在台灣的一些外國神父的墓園，感動良久。 對台灣有愛的人愈多，台灣這邊社會，甚至國家就更能趨向善美。看到書中這些對台灣有愛的人們，他們的生命形跡令人動容。反觀一些競奪權力的政治人物，有人選舉總統時，跪下來親吻台灣的土地，沒有選上就翻臉了。還有人騙票時說尊重台灣人民對台灣國家主權選擇的權利，但到頭來馬腳盡露，就是騙！這些政客（若照林玉体教授的意見，是政棍！）只想掠奪權力而己。 真正對台灣有愛的人是奉獻，是付出，不是權力的掠奪。民主化後的台灣，以戒嚴專政壟控統治體制，把國家統治不成「國家」，號稱「中國」的政黨，讓人感覺只想挾持台灣，只是權力掠奪團體。不要太崇拜政治人物，尤其是此一時、彼一時的政棍、政客，或反共一套，附共又一套，又戴上「愛」的假面之群。台灣人要尊敬的是真正愛台灣的人。 （作者是詩人）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曾經是戒嚴時期的禁忌歷史，民間社會在事件四十年後的一九八七年，才發動「公義和平運動」，這一年解除戒嚴。在事件發生後近半世紀，一九九五年，台北新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才落成，訂為紀念日，陳水扁在台北市政府時代並訂為二二八和平公園。一九九七年，李登輝以台灣人總統，向人民進行替代的道歉，立法院明訂這一天為國定假日。今（二○二三）年二二八，事件已發生七十六年。 二二八事件被視為戰後台灣悲劇性開端，當年曾歡迎祖國的台灣人，因二二八事件的屠殺，種下對國民黨中國不信任的根源。期待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盼望民主，卻面對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統治，而且貪污腐敗，大失所望。有些人曾因此期待當時正在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後來的共產黨中國，但更多的是逃離台灣，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因此萌芽。 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反共」之名的思想肅清，藉戒嚴的宰制，延續二二八的清鄉。蔣氏黨國以台制台，利用一些半山台灣人進入統治體制。吳伯雄的伯父吳鴻麟，以法官身分得罪軍警高層，死於二二八，但父親吳鴻祺一門三代在黨國官場扶搖直上，是硬頸客家人反差極大的例子。 一九九七年二二八，我編集的《傷口的花》（玉山社），封面上「以詩為花紀念二二八，在受傷的島國種下希望的樹。」有關二二八的歷史研究相繼出版，也有《二二八小說選》。但記憶和紀念似乎是片面的，甚至重疊在元宵節，混淆了「紀念」和「慶祝」的意義。當年，在馬英九時代台北市府擔任文化局長的龍應台，就因口誤「慶祝二二八」而掀不少風波。 其實，不必怪龍應台，除了受難家屬，大多台灣人自己也眩惑於元宵節時際的花燈魅影之中。二二八常因連假成為休閒日，模糊了紀念的意義。大眾消費社會的傳播條件只看到假日，忽視藏在歷史暗夜的哭泣聲。不只一九四七年，一九八○年二二八，林宅血案也烙印蔣氏黨國戒嚴時期的血腥，在已成為「義光教會」的場址，這一天的紀念儀式傳達永遠的哀悼。 因為轉型正義工程不盡成功，台灣成為國家共同體仍有認同的難題。奉蔣之名，儘管是經由選舉坐上台北市長位子，違背蔣經國死前「蔣家不再從政」之囑，反映在二二八受難家屬拒絕參與台北市府的官方紀念。二二八事件是政治的，影響了文化；要經由文化療癒，才能真正在政治和解。但台灣的轉型正義並未真正完成，陰影仍在，昔日的反共轉而傾附中共。傷口的花在陰影中搖曳。 （作者是詩人）

  土耳其藍是美麗的，也是悲傷的。橫跨歐亞大陸的這個國家，兼具歐洲性與亞洲性，某種程度像北臨黑海東北角的俄羅斯。不過，土耳其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俄羅斯則是信奉基督東正教的國家。土耳其曾屠殺亞美尼亞人，迫害庫德族人；俄羅斯正在侵略烏克蘭，他們曾親同兄弟。 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大地震是世紀災難，是自然災害，是地理性的。不同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的人為災害，是歷史性的。建築物倒塌、道路崩毀，多少生命死傷！面對大自然，人是脆弱的；面對強權國家的侵略，人也是脆弱的。但人性中總有善美的一面，多少國家的救難隊馳於救援土耳其，又多少國家向烏克蘭伸出援手。黑暗中總是有光！ 想到土耳其，人們會想到土耳其藍，既是美麗的，也是悲傷的。一首詩，浮現土耳其的人間像： 三個人在車站／男人是悲傷的／ 悲傷得像悲傷的歌／ 女人是美麗的／ 美麗得像美麗的記憶／ 孩子／悲傷得像美麗的記憶 美麗得像悲傷的歌 ──照片／蘇雷亞（土耳其，C. Survey,一九三二—一九九○） 從救災的新聞畫面可以體會到交織在悲傷、美麗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某種深邃和純真反映在大人和孩子的臉龐。這個由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取代部分鄂圖曼帝國起造的國度，在歐亞交界處，以政教分離在伊斯蘭世界獨樹一幟。但是權力政治的光影紛陳，詩人的作品流露美麗與悲傷的聲音。 著名的土耳其詩人納京．喜克曼（Nazim Hikmet,一九○二—一九六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軍政府監禁，流亡昔日蘇聯，死後多年才得恢復名譽。公路休息站的賣店，會看到販售他的畫像壁氈。那個時代，右翼獨裁和左翼抗爭交織火花，但左右翼政治走向專制都是文明的陰影。蘇聯解體了，不盡走向民主化的俄羅斯，又如何？ 自然的災難經常考驗人類，但人類自己也製造災難。發動戰爭侵略他國，是犯下戰爭罪的惡行。俄羅斯的普廷犯了不可赦的罪行，害人害己。土耳其的大地震照見悲傷的一面，看著從瓦礫中被救出的嬰兒明亮雙眼，回映光的觸撫，照見悲傷另一面的美麗。 至於敘利亞，困於內戰，國際救援相對缺乏，災難可以想像。台灣向遙遠的土耳其伸出援手，Taiwan can help！ （作者是詩人）

  在基隆港口廣場，朱銘的雕塑「十二位紳士」旁，上方盤旋著一群老鷹，俯衝而下，滑翔凌空，交織猛禽自由自在的形影。望向火車站後站方山坡上，大大的KEELUNG地標，那裡有一家太平青鳥書店，是利用小學廢校教室開設的。 沿著港口旁的道路，轉進上山的蜿蜒道路，彷彿尋找青鳥的歷程，步行而上有些艱辛，看著海面的船隻，午後的城市環抱港口，別有韻味。將近一個小時，總算來到書店。想起比利時詩人梅特林克膾炙人口的童話劇《青鳥》的歷程，算是平緩多了。 許多人在教室桌椅喝咖啡，也有許多人在書架、書枱上翻閱書籍。從一樓到二樓、挑空的三樓一些人站在窗枱旁邊俯瞰港口和城市。有創意的書店應該還會吸引人，重要的更是有心人。我想起美國詩人桑德堡以芝加哥臨湖的風景寫成的一首詩〈霧〉：「霧來了／以貓的腳步／牠俯瞰著港口和城市／又走了」。基隆曾是雨港，並非霧都，不知道有沒有類似情景？ 梅特林克是一九一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童話劇《青鳥》，風靡全球，在許多國家上演，幾乎成了歷經艱辛，追尋幸福的寓言。戰前台灣透過日語的閱讀群，大多經過洗禮。在書店經營困難的今天，書店以「青鳥」為名，是有意涵的。 青鳥採取「借殼共榮」的經營策略，省掉房屋成本。基隆的「太平青鳥」是利用廢校教室，得力於當年市長林右昌的協助。屏東的「南國青鳥」原址是孫立人將軍行館，應該是潘孟安縣長任內促成。高雄的「承風青鳥」設於一家重視文化感的飯店。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幾年前在台北和平東路尾，近臥龍街，一家預售屋書店化，只開設半年的「和平青鳥」。 我的一本世界女性詩選《在寂靜的邊緣歌唱》（圓神）出版時，青鳥書店索我的鋼筆手抄詩帖展示。我也在「和平青鳥」辦小說《私的悲傷敘事詩》（九歌）新書會；在屏東的「南國青鳥」為《墓誌銘風景》（玉山社）與讀者見面。追尋青鳥的夢想演繹在書籍的發現，隱含著文化建構。 其實從太平青鳥書店前方可以循步道走到火車站，是直落歷程。斜坡兩側是一些家屋，前方就是逐漸接近的港口和街景。近黃昏時，如果下起濛濛細雨，應該令人想起「港都夜雨」這首歌謠，不過還須薩克斯風的樂音取代車輛的喧嘩聲。 （作者是詩人）

  迪化街是台北市最具特色的老街，呈現歷史與文化風采。不像台灣到處以夜市食街吸引人，迪化街在有心人周奕成的用心用力再造下，煥發出古典、優雅的形貌。書店、咖啡館與茶屋點綴其間，似乎訴說著被壓抑的心意。 以「共和國」為名，加盟出版社已近五十家，滿懷夢想的郭重興，在家族離開數十年的「郭怡美商行」，創辦了「郭怡美書店」一一充滿回憶，在歷史建物，有書有咖啡的人文空間。 書店似乎在台灣逐漸沒落，台灣人不像日本、韓國，市民下班在逛街書店，而是呼朋引伴逛夜市。郭重興甚至說「我們來開一百家書店好不好？」他這樣築夢，把先人因經商失敗賣掉的故居租回來，一百年前的商行變成書店，「郭怡美」是姑媽名字，書店因而更有紀念的意義。 紀念是歷史記憶的緬懐，是文化性的，因此具有意義的形式和儀式。在迪化街這條當年不只富裕也有格調的老街，在一棟見證台灣近代發展的巴洛克風格建築物，「郭怡美」這個名字在過去以「商行」、現在更以「書店」留存。當一棟棟歷史淺短的建築紛紛被財團藉「危樓」、「都更」的容積增加獎勵，拆除重建，只重視「錢錢錢」的急功近利成為台灣人心性時，走進「郭怡美書店」讓人感受到在地的文化心。 台灣常誇耀經濟成就，近現代文化意識薄弱，因此也缺乏福祉主義的經濟思維。重物貿、輕精神，紙本閱讀的沒落遠遠超過日本、韓國。昔日，殖民與被殖民時代留下的形貌：韓國保留精神像，反映在紙本閱讀；台灣保留物質像，反映在官署建築的再利用，幸而因此保留了一些被殖民時代的文化況味。 舊曆年前，電視新聞頻頻報導迪化街的年貨市場景象，反映台灣傳播媒體的興味。其實，迪化街的再造，有多家書店和咖啡館、工藝品形塑的文化氣息。「郭怡美書店」是一種文化夢，「我們來開一百家書店好不好？」真是動人的一句話。 書店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指標，閱讀更是一種文化儀式。一個進步國家，並非到處有夜市可以吃吃吃，而是國民喜歡逛書店，經由閱讀不斷充實、提升知識與文化教養。 （作者是詩人）

  這世界的書／並不都會給你帶來幸福 但是，它們會悄悄地／教你回到自己的內部 在那裏蘊藏著你所需要的一切／太陽、星以及月亮 因為他所尋求的光／都住在你本身內部 ⋯ 這是蕭翔文迻譯，瑞士詩人赫曼．赫塞的詩，收在「卅九位世界詩人的心境與風景《亮在紙頁的光》」（玉山社），每一首詩都附加解說。二○二三年台北國際書展之際，我想起書的意義及價值。 台灣因為近代歷史的語言斷層，二戰後從日本語而中文，加上二二八事件的傷害，戰前知識份子熱衷經由閱讀形成知識與教養的習慣中斷了。讀八股死書的戰後本國語文教育養成了被馴化於戒嚴長時期缺乏思考與想像力的國民。解嚴政治鬆綁，在大眾消費社會環境形成重物質輕精神的生活志向，加上手機泛濫，紙本閱讀沒落。 台灣形成重物質輕精神，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其來有自，源於政治病理。愛熱鬧的台灣人，疏離於書，視不讀書為理所當然。讀書只考試、升學，而非內心省察、世界探索。 咖啡館一家一家開，書店一間一間關。其實咖啡與書相輔相成，但咖啡口入，書用眼用心閱讀，台灣人重口輕心。相對亞洲國家日本和韓國，台灣的紙本閱讀較沒落，國民對本國的作家與作品不熟悉，甚至輕忽。 今年的書展主題國家：波蘭，與同屬東歐的捷克、匈牙利⋯…都有閱讀的深厚傳統，共產體制時期，文學讀物成為人民心中不熄之火。波蘭女詩人麗普絲卡的詩〈使者〉，短短四行，常在我心：「書寫以便一個行乞者／用它獲得金錢／並且讓死去的人／因它重生」。 只有錢並無法建立一個國家或振興一個國家。戰後東歐從共產統治自由化，一位英國社會學家歸功於：市民權、教會庇護以及文學藝術涵養。這都是文化的力量。 台灣的民主化仍囿於國家認同的混淆而未盡走向坦途，不是經濟原因，而是文化問題。振興閱讀，充實台灣人心的涵養，增加進步性，擴大視野，成為對權利和責任有體認的近代公民（citizen），台灣才能建構新國家，邁向新的世界。 （作者是詩人）

  二○二三新曆新年過了，癸卯舊曆新年來了。不只台灣，即連馬列主義影響的共產黨中國也不例外。漢字文化圈國家，只有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除舊曆迎新曆，徹底脫中華習性。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孫文曾試圖廢舊曆新年，但只南京政府施行數年；袁世凱的北洋政府也曾試圖改變，後來以春節代之。北伐後，蔣介石追隨孫文，也試圖除舊曆年，仍未成功。共產黨中國對舊傳統極力批判，但中華傳統本質形塑的民族性支撐共產帝國，舊曆年也只能沿襲，看看「春運」的人口移動，令人嘆為觀止。 「鴻兔大展」、「玉兔迎春」⋯，春聯在冷風中被張貼在住家、辦公室、商場…等建築物門面，召喚喜氣。其實，「狡兔三窟」更見狡猾之心。通行中文的語彙形成各種成語，並非出於認知和實踐，而是便宜行事的語言裝置，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本國語文教育窠臼。比起共產黨中國類似「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的大白話，國民黨中國文謅謅道貌岸然就是了，就像毛裝比長袍馬掛。 詩人陳鴻森「十二生肖系列」喻近代中國人本質，特別是國共紛擾狀況下的人間像，〈兔〉，以四節二十八行，鞭辟入裡的描述，讓人心有戚戚焉： ⋯我們只懂得乘隙奔竄 長久以來我們那居安思危的傳統／使我們善於利用／各種地形地物／脫逸 那年／革命和反革命的砲火／激烈地爭辯著／我們的掩體忽然已如分崩的國體──⋯／我們紅著眼／輾轉向南遷徙 ⋯但，不安的預感／並未退潮 我們的耳朵／竟一天一天的加長了 島上的草野／如今顯然已不足於蔽身／我們只好向著／莽原草長的／中南美洲等地／疏──散／在流離中訓練腳程 戒嚴年代的這首〈兔〉，隱喻了中國變色後隨中國國民黨來台但未定置的中國人心境。拿美國綠卡的黨政軍特公教家屬一大堆，台灣只是過渡棲身之地。今日美中對抗，一些人還仇視台灣的民主化，仇美，心在中國，只因在台灣的特權不再。 許多中華民族論者缺乏近代國家意識。二○○○年政黨輪替，開啟了民主新紀元，大量移民潮還促成當年房價下跌。敵視民進黨更甚於中國共產黨者，大有人在。隔海唱和，聲音喧嘩。奉蔣，其實背蔣，似為顛覆民主化台灣，以功贖隨蔣叛逃中國之罪。 又一個癸卯兔年，兔不只鴻兔、玉兔，也有狡兔。春節假日，兔的種種反映中國人的民族性。台灣人昔有日本性，今有中國性，當然也有狡兔的一面。 （作者是詩人）

  二戰後，歐洲經冷戰時期，蘇聯解體、東歐自由化後，亞洲的中國走資化，世界進入全球化經濟水平分工的時代，但俄羅斯的侵烏戰爭敲響地緣政治的警鐘，中國也重返毛澤東共產基本教義路線。原來，世界和平只是幻想，人類的爭權、奪利，反映政經作為，存在著病理。 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區，也在亞洲戰區，列強之間的衝突成為人類浩劫，國聯和聯合國都是為促進和平而設置。近代思想繽紛呈現，人類既造孽也啟智，世界在創傷中和痊癒之間循環，但紛亂未止。台灣擺盪在世局的不安之中。 日本詩人田村隆一（一九二三–一九八八）以文化廢墟凝視戰後的精神荒廢，曾說：兩次世界大戰，最大的破壞不只是人命的喪失、建築的毀壞，而是語言和想像力的破壞。語言是存在之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Heidegger,一八八九–一九七六)點出認識論。政治的核心是權力；經濟的核心是利益；文化的核心是意義。田村隆一的詩人之言、海德格的哲學家之言，是文化人之言。但世界秩序交織在政治家與資本家手中。 知識份子、文化人的發言，在不重視意義的國家，是被忽略的。台灣，這個在內以中華民國為名，在中國噤聲不語，在世界五四三的國家，戰後長時期，曾經政治家才有發言權；解嚴民主化後，資本家的發言權更重；文化人的發言聊備一格，常常只是裝飾性的。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九七一年被逐出聯合國，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換句話說，中國在海峽彼方而不在此岸。儘管台灣經歷政治改革運動，促成民主化，但並未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重建為生活在台灣的人民的主權獨立新國家。當前台灣的政治紛擾在於國家定位不清，認同不明。 經歷多次總統改選、政黨輪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擺盪於台灣的國家或中國的國家之間；迷惘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之間。這個不像國家的國家，人民的認同混淆可以想見。選舉，某種意義反映了殘餘中國政治體的爭奪。 二戰後，未順應被殖民地獨立的台灣，因為祖國之夢，糾葛在國共中國的迷惘之中，過了冷戰時期，過了全球化時代，世界再陷入地緣政治危機。台灣的國家之夢仍然迷失於爭權奪利，迷惑於生產、消費的利益邏輯。中國冷眼地看台灣的政治紛亂，軍機騷擾不斷。文化呢？台灣，國家的文化想像呢？ （作者是詩人）

  Covid-19疫病自二○二○年初，以中國武漢肺炎為人所知、禍害世界，迄今二○二三年初始，已過三年。台灣雖然防疫有成，但擔當防疫大任的衛福部陳時中，參選台北市長，仍落敗於以蔣家光環，以「深蹲」優待搭公車或預約公車成為笑柄的蔣萬安。可以想像，疫情之害之重，世界各國執政黨莫不因此在選舉中失勢。 選民是無情的，昔日阿扁在台北市以高滿意度開展市政新局，仍不敵馬英九，都是拜天龍國的台北人症候群心態，扁還以偉大城市對政治人物無情向市民致意。馬八年、郝八年不說，柯的八年更是冤枉。辜負了民進黨支持群，原自稱墨綠卻成為檳榔柯，市政滿意度年年墊底，空口白話連篇，還在選總統的白日夢裡自我陶醉！ 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直選，迄今李登輝一任、陳水扁兩任、馬英九兩任、蔡英文兩任未滿，已超過廿六年。兩黨輪替有譜，但不同於一般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台灣是在中華民國各自表述為台灣的或中國的困境裡糾葛，而非選擇中間偏右的保守政黨或偏左的激進政黨。共同體並未真正形成，政黨的忠誠於國家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中國因素影響。其實，已見公然揮舞五星旗的紛亂認同現象。 台灣，對內以中華民國為名，對外不盡是中華民國的國家，民主化後並沒有建立新共和。國體即使經過多次修憲，仍未脫離中國意理。中國共產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承續中華民國為由，存有以解放為名、併吞台灣之實。中國國民黨一些昔日威權侍從在蔣氏父子之後，只圖得到中國共產黨授權代理統治台灣。什麼一國兩制的荒唐夢？奉蔣只是幌子，甚至棄章從蔣的後人也一樣。這些昔日要被蔣斃了的黨人，卑劣可以想見！ 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選舉是權利與責任相對的承擔。生活在台灣，持有仍以中華民國權宜之名國民身分的人們，不要輕忽選舉權的意義，不分先來後到的台灣人，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只看到走資化後那一面中國榮景，也要看看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獨裁那一面的危險，看看窮兵黷武那一面的禍害。 想想美國怎樣從大英帝國獨立，後來又與英國維持的友好情誼。台灣的族裔早期來自明清時期的南方，戰後移入群則遍佈大江南北避共者。蔣體制的中華民國未能在聯合國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時，在台灣重生，因此不符台灣「意外的國父」之名。民主化的新共和，生活在台灣的人民才能真正建構一個新而獨立，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侵權，也不受其侵權的國家。 （作者是詩人）

  這個被清帝國的李鴻章以「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意」鄙視，當做清日甲午戰爭敗戰賠償，割讓給日本的島嶼，雖然曾在大航海時代被荷蘭、西班牙在台灣南北短暫殖民，卻因鄭氏王朝在台灣的短期建置，不像大多東南亞地區被英、法、西、荷殖民後獨立國家，仍因漢人虛妄的祖國意識，二戰後脫離日本殖民，未選擇獨立為一個國家。 二戰後，台灣悲劇性的開端始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傷痕的印記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知識份子文化人大量犧牲。這應是中國國民黨蔣體制為日後挾帶中華民國流亡台灣，遂行其殖民統治的文化清洗作為，大量日治時期不同於祖國派的自治運動者被犧牲了。祖國派，即「半山」，他們跟著蔣體制回到台灣，作為中國國民黨治台、制台的馬前卒。另一批信仰共產主義，附和中國共產黨的台灣人是另一種半山。 右派半山附隨中國國民黨，即中華民國論者；左派半山附隨中國共產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論者。台灣的右左派祖國論者不像其他被殖民地右左獨立論，例如被日本殖民的朝鮮後來獨立為南韓（大韓民國）和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或統一前的南北越。二戰後台灣捲入國共未完成的鬥爭，迄今未解。 沒有自己的國家意識，期待祖國卻捲入虛妄祖國的左右鬥爭，而非主體國家的左右路線競爭。同樣被日本殖民的朝鮮，戰後獨立，雖分裂仍各為主權國家。反觀台灣，即使民主化了，卻因國體不明，未能形成真正的共同體。中華民國的歷史未必是台灣國家的歷史，而是流亡殖民殘餘中國交織本土國家之夢的歷史。 唐山過台灣墾拓的台灣人先祖、台灣原住民祖先，都未曾建構自己的國家。日治時期，台灣人受近代思想啟蒙，但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未形成，國家的歷史也未形成。中華民國在台灣，一九四九年之後已形同殘餘中國，國家的歷史也是錯亂的。民主化以後，未能共同展開新國家的建構，徒然耗損於在地建構和流亡殖民的競鬥，形同自我解構，徒然讓亡中華民國的中國共產黨嘲笑。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