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膻，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我很怕讀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因為字字血淚，又會讓我泫然欲泣，痛徹心扉！ 然而，今天是林覺民的冥誕，我既然寫此【燦爛的星辰】專欄，就不能不再淚讀他的〈與妻訣別書〉。 林覺民出生在1887年，是清國福建福州人。1902年考入福州全閩大學堂文科； 18歲與陳意映結婚，林覺民字「意洞」。「意洞」與「意映」可謂同心一意！ 1907年林覺民赴日本進入慶應義塾大學文科攻讀哲學，參加同盟會，1911年回中國參加黃花崗起義，與方聲洞領先襲擊總督轅門，受傷被捕，於4月27日被斬首就義！年僅24歲。他就是所謂「黄花崗七十二烈士」（其實不只72人）之中的一人。 他在參加革命之前，留下一封寫給妻子意映的信，就是這篇至情至性的至文〈與妻訣別書〉。 他告訴妻子意映「...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傍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淒惻感人。 林覺民留學日本，妻子意映又是福州女子初級師範學堂畢業，他們只要獨善其身，不管天下蒼生，當可安享福份。然而林覺民不能容忍「遍地腥膻，滿街狼犬」，因此慨然投身革命！ 一些泛藍人士的刻板印象可能會認為像我這種台獨份子一定不喜歡(或不清楚)像林覺民這樣的早期國民黨的革命先烈。其實錯了！清朝末年的許多中國革命人士，像林覺民、陸皓東、方聲洞、秋瑾、黃興、宋教仁…都是我很欣賞景仰的人物。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基於正義感，起來抗爭不義、反抗強權的革命烈士，都讓我景仰感動！因為「勇士當為義鬥爭」的人格特質，不分國籍、種族，都是偉大的人格。 再說，像當年林覺民這種嫉惡如仇的人格特質，與後來殺人無數、專制極權、侵占國產、貪污腐敗...的國民黨人，簡直天壤之別。如果林覺民在天有知，發現國民黨（當時叫同盟會）的人，已經從林覺民墮落成林益世了！他一定會和我們站在一起，起來反抗！ 〔圖片說明〕革命失敗被捕的烈士，右二為林覺民。  

「到處都可孕育新的作家，但絕不可能出現在駭人教條的陰影下。」 「如果我們的政府官員只選擇他們贊成的法律去執行，如果我們的人民只選擇他們所贊成的法律去遵守，我們的憲政體制將趨於崩潰！」–胡佛 苦學成功的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Herbert C. Hoover），出生於1874年的今天（8月10日）。 他9歲時成為孤兒，先後與祖母、叔叔和舅舅一起生活。他從未上過高中，但辛苦上夜校。1891年，史丹佛大學建校，胡佛以第一批免學費的學生入學。他是宿舍樓中第一班的第一個學生，所以胡佛自稱他是史丹佛大學史上的第一個學生。現在史丹佛大學裡面有一個「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見下圖），就是因他而來的。 胡佛修習地質學。在校時擔任棒球和橄欖球的學生經理。有一次在一場比賽之後，他發現球票收入的帳目短缺25分的票錢。原來有一個人沒有付錢，他發現了，找到這位觀眾要錢，才發現這個人正是一年前剛剛卸任的前總統班傑明哈理遜，胡佛照樣向他索回票錢。後來胡佛回憶說，那是他第一次和大人物邂逅。34年後（1928），胡佛也當上了美國總統。 胡佛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從事負責救援和糧食管理的重任。1921年胡佛為蘇俄鬧饑荒的紅軍控制區提供糧食救濟，遭參議院許多議員反對。胡佛駁斥說：「兩千萬人在挨餓。不管他們是什麼政治，他們總得吃飯！」戰爭結束時，紐約時報稱他是「最重要的十位活著的美國人」之一。胡佛當年救濟蘇俄之舉是否得當？這問題值得我們現在的台灣人討論，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有汶川地震、鄭州水災，台灣人該不該捐款救災？爭議的論點是：中國用軍機、軍艦、飛彈擾台的費用，就足夠救災，我們該不該「資敵」？ 胡佛曾經考慮過要加入民主黨，但後來作罷，沒加入民主黨的理由之一是，「他小時候鎮上唯一的民主黨人是個醉鬼」。他後來由共和黨提名，當選總統。 有趣的是，1928年的總統大選中，胡佛與對手民主黨的史密斯，兩個人最大的理念差異，就是對「禁酒法」的態度。史密斯反對禁酒，要求撤銷禁酒法；而胡佛則明確支持禁酒法。 胡佛於1932年尋求連任失敗，敗給了富蘭克林．羅斯福。 胡佛有多本著作，其中《美國的個人主義》（1922）影響極大。而他的《胡佛回憶錄》（1952）極具史料價值。 胡佛於1964年過世。  

一次大戰後，德意志帝國的霍亨索倫王朝崩潰，威瑪共和成立，這是德國史上第一個立憲聯邦共和國。但是威瑪共和的憲政政體僅僅存在十五年（一九一八—一九三三），就被政治狂人希特勒給摧毀了！ 弔詭的是，希特勒的納粹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政權，是選票賦予的。也就是說，威瑪共和的憲政體制賦予納粹黨權力，最後讓納粹摧毀威瑪共和；站在納粹的立場，希特勒是利用民主憲政來摧毀民主憲政！ 過去的普魯士等邦，長期受法國拿破崙帝國的威脅，遂有德意志帝國的團結統一。德意志帝國又在一次大戰中戰敗，雖有威瑪共和的出現，但德國人民期待國家能振興，反而勝過對民主憲政的維護，希特勒就是利用這種國民心裡崛起。這種國民心理，正是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所說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台灣民主化至今約卅餘年，但民主的根基尚未穩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觀念尚未普遍內化於民心。何以見得？從目前兩位總統參選人的言行及其支持者，即可窺見，他們都有著強烈反民主的思想。 一般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甚至一般公民），絕不可能說出「民主不能當飯吃」的話，而郭台銘竟然大言不慚對民主政治如此藐視；而柯文哲對民主的厭惡，更不遑多讓，他曾毫無掩飾地用hate來形容對議會的痛恨。他是毛澤東的信徒，多年前就到延安「革命聖地」去朝拜。 這兩人還有一個共同特色，就是他們對於中共專制政治不曾稍加批評。他倆「晉見」習近平或中國高官時，都表現出彎腰卑躬之態。 這兩人都有著強烈的個人英雄主義、不可一世的自我中心色彩，極缺民主素養。既然藐視民主政治，為何又要來參與選舉？因民主選舉是他們獲取政治權力的工具，而不是人生奮鬥的目的。 八十％以上財富放在中國的郭台銘，和表明「兩岸一家親」的柯文哲，兩人都與中共當局關係親密。他們目前正在醞釀整合，不論郭柯配，或是柯郭配，諒必為中南海所樂見。 其實中南海的支持尚非關鍵，關鍵在於許多在生活上挫折（如低薪、無力買房）的人，視他們為救世主，把希望寄託在其身上。這種心理，和當年德國人民視希特勒為救星，同樣是「逃避自由」的心理。 利用民主催毀民主的「威瑪共和滅亡史」，會不會在台灣重演？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1906年，瑞士有一個10歲的小孩，在公園裡面觀察白麻雀，他記下他的觀察筆記，竟然提出他人生的第一篇科學論文。這個天才兒童後來成為著名的發展心理學大師，也是個哲學家，他就是皮亞傑。 心理學界有一句話說： 「佛洛依德發現人類的潛意識（Unconsciousness）；而皮亞傑則發現人類的意識（Consciousness）。」 1896 年的今天（8月9日），這位心理學家出生於瑞士的紐沙特。 傳統的認識論只問「知識的性質如何？」；而皮亞傑則探討「知識如何發展？」。皮亞傑從兒童認知功能發展，剖析知識的形成，他的認知發展理論成為這個學科的典範。 所謂的認知過程，就是一個人接受到外來的刺激、訊息之後，如何將訊息傳達給自己的大腦，大腦如何解釋並且做適當回應的歷程。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提出之後，有助於幫助孩子主動進行思考，培養他們建立認知的主體性。老師們必須依據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提供適合的教材與說明，讓他們能夠消化吸收，然後應用。 皮亞傑於1980年9月逝世於瑞士日內瓦。

「學校教我，在還不知道如何結束一個句子前，不要動筆。」 I was taught at school that you should never start a sentence without knowing the end of it. –保羅·狄拉克 以上這個句子，乍看之下會讓人誤以為是教寫作文的方法。其實，說這句話的人，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他是出生在1902年的今天（8月8日）的保羅·狄拉克（Paul A. M. Dirac）。 他是英國理論物理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奠基者之一。 1933年，因為「發現了在原子理論裡很有用的新形式」（即量子力學的基本方程式—「薛丁格方程式」與「狄拉克方程式」），狄拉克和薛丁格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是當時史上最年輕獲獎的物理學家。 狄拉克在物理學上的諸多開創性的貢獻，不是我這個門外漢能多讚ㄧ詞。我不妨介紹一下這位物理學家個人的生活趣聞。 狄拉克講求精確，而又沉默寡言。他的劍橋大學的同事曾經開玩笑，定義「一個小時說一個字」叫做「狄拉克」單位。 這位只重視學術研究，毫無物質生活享受，不喝酒、不抽菸、只喝水的物理學家，偶爾也會比較詩與科學的差異。他說：「科學的目標是以較簡單明瞭的方式去理解困難的事物；詩則是將單純的事物，以無法理解的方式來表達。這兩者是不能相容的。」對於科學的形容我們不敢貶一詞，但是「詩」果真如他說的嗎？就留給我們的大詩人李魁賢、李敏勇、鄭炯明、曾貴海、莫渝...去回應吧！ 1929年8月狄拉克和夥伴海森堡一起去日本參加學術會議。當時兩人都是未婚的年輕人。在一個晚會上，海森堡喜歡參與社交活動並與人跳舞，狄拉克不喜愛跳舞，只好坐在一旁觀看。海森堡跳完一段舞之後回到狄拉克旁的椅子坐下，狄拉克問道：「海森堡，為何你喜歡跳舞？」海森堡回答：「當有許多好女孩時，跳舞是一件快樂的事。」狄拉克想了幾分鐘後繼續追問：「海森堡，為何你有辦法在一開始就知道她們是好女孩呢？」 果然是一個講求「精確」的科學家。

郭台銘要選總統的態勢越來越明顯了！ 我想起四年多前我有一篇談郭台銘的文章，特重貼於此，讓大家多多認識此人。他過去善於假託神意要他參選，結果都讓神明神氣不起來。這次想參選，不知道是否又出自哪尊神明？是玉皇大帝？還是習皇大帝？ 〈郭台銘與洪秀全〉 （原載2019.4.20蘋果日報） 上次的總統選舉，國民黨參選人朱立倫原先多次宣稱不選總統，要把新北市長做滿，但是後來扯出一個淡水阿嬤，說他巧遇這位阿嬤勸他出來選總統，否則天公不會原諒！後來天公原諒他落選。這次朱立倫執意要再參選，但不再扯什麼阿嬤和「天公」了，這次純屬己意。但是國民黨內又來了一個更扯的郭台銘，扯出天上聖母的媽祖，說媽祖托夢給他，叫他要出來選總統。 今夕何夕？堂堂一位高科技企業主，要參選總統的動機不是標舉國家目標與社會理想，而是靠媽祖的神話來號召。這不是170年前洪秀全太平天國的現代版嗎？當年洪秀全科考落敗三次，受此打擊回家之後重病一場，昏睡之中，看到有一老人對他說：奉上帝旨意，命他到人間來斬妖除魔。洪秀全想起他曾在廣州街頭收到的基督徒發給他的《勸世良言》，書中內容與他夢中情境相似，因此他自認為受上帝耶和華之命下凡誅妖，自比為上帝的幼子，耶穌的弟弟。於是有太平天國的舉事。從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到郭台銘的「天后」，真是古今輝映！ 我又想起1915年噍吧哖事件的主謀余清芳，以宗教迷信動員民眾，檄文宣稱「大明慈悲國奉旨本台征伐天下大元帥余示諭：…聖神仙佛，下凡傳道，門徒萬千，變化無窮」。 不論洪秀全或余清芳，他們這種靠神蹟神話來動員群眾的「革命」，都是「前近代」（pre-modern）的產物。沒想到民主時代的台灣，要參選總統還要靠這種「前近代」的神話，而民眾還有許多人當真，則台灣社會文化的現代性，不得不要打折存疑了！ 這位高科技的企業主雖然在其企業領域能獨當一面，但他的人格與心思卻還停留在「前近代」。怪不得2014年他不怕貽笑大方會說出「民主不能當飯吃」的笑話。他不認為民主自由是比「當飯吃」更高的價值。 民主不能保證人們上天堂，但民主政治可以防止我們墮入地獄。民主誠然不能當飯吃，但是在民主社會裡，當我們沒有飯吃的時候可以喊餓；在專制國家裡，人民餓了還不能喊餓，說不定還要說吃得好飽。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山多爾在1849年的瑟克什堡大血戰中壯烈犧牲前所寫下的這首傳世經典詩作，對這位只知道「當飯吃」的企業主也許陳義太高：「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一個把「當飯吃」看成至高價值，又充滿「前近代」思維的人，如果當上了總統，這個國家不知將往何處去？國家的發展是全方位的，而且硬體軟體皆重要。既然會說出「民主不能當飯吃」的邏輯，也可以推出「音樂不能當飯吃」、「藝術不能當飯吃」、「歷史不能當飯吃」…，所有的價值都只能「向錢看」。 當這位只會「向錢看」的企業主，發現他的員工「不正面看他一眼」時，可以解雇員工。但是這位企業主對於國家至高價值的民主自由「不正面看一眼」時，我們可以不選他當總統嗎？

「國內醫療環境、醫療品質變得這樣差，我應該切腹！」 「做自己愛做、能做的事，全力投入，做到最深、最徹底。」–宋瑞樓 有一次宋瑞樓醫師考問他的學生：「病人只有200元，坐慢車回家還要留30塊，只有170元可以看病，你怎麼決定病人要做哪些檢查？」宋瑞樓要讓學生體會照顧病人，不只了解病情，還有他的經濟狀況，替病人想。 這位宅心仁厚的人道精神醫師宋瑞樓，誕生於1917年（日本大正6年）的今天（8月6日）。 台灣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面施打B肝疫苗的國家。台灣的肝癌、肝硬化、肝癌的發生率從原本五分之一人口感染率、自母體垂直感染每年約四萬名的肝炎新生兒降低到現今的每年僅數千名。這是誰的功勞？這是被譽為「台灣的肝病之父」、「消化系內視鏡之父」的中研院院士宋瑞樓醫師大力提倡的成果。 宋瑞樓是竹東出身的客家菁英，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畢業，他的研究論文「肝病檢驗方法」，經由他的日本教授推薦，送到九州大學審議，獲得博士學位。 1952年，宋瑞樓赴芝加哥大學醫學中心進修消化系醫學，後再轉往杜克大學研究。 1954年他完成台灣第一例人體胃部檢查。 傳統社會將肝病歸咎於勞累，宋瑞樓醫師的肝炎血清研究，界定B型肝炎體液傳染途徑，將「勞累」與「肝病」的必然關係脫鉤。他同時也將分食概念帶進肝病預防領域，現在我們盛行的衛生筷與公筷母匙，可以說來自宋瑞樓的提倡。 宋瑞樓的學生陳定信回憶說：「宋教授喜歡啟發學生，一旦犯錯或答案不適當，也不罵人，反而會怪自己，有位女同學曾被問哭了，老師就說不好意思，不是故意弄哭，但下次照樣問。」 宋瑞樓教授對台灣醫療的貢獻至深且鉅，2001年他獲頒第一屆總統科學獎；2011年，更獲第廿一屆醫療奉獻獎特殊醫療貢獻獎，那是國內醫學界最高榮譽。 宋瑞樓院士於2013年5月辭世，享年96歲。 像我這樣的「東亞病夫」，必然蒙受宋院士貢獻台灣醫療的恩惠；此外，我從事歷史教育，也從宋院士身上得到教學的靈感。宋瑞樓訓練學生強調「問病史」，他說問病史可以免掉不必要的高科技檢查，不會浪費病人的錢。「問病史」不正是解說「歷史學意義」的極佳教材嗎？ 再附記幾句：宋瑞樓的大哥宋枝發（齒科醫師）於二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竹東分團團長。二二八事件時，他被指控為3月1日圍攻警署的首謀，遭逮捕，後經家人輸財救回。所幸，沒有繼續牽連到弟弟宋瑞樓，否則往後台灣的醫療發展史必然要改寫了。

「現在農夫是鑑定人，所以我必須表現他們的利害關係。」–伊利亞·列賓 俄國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畫家伊利亞．列賓（Ilya Y. Repin ）出生於1884年的今天（8月5日）。 列賓的父親是一個屯墾軍的軍官，列賓小時候全家人在屯墾地辛勤勞作，孩童時代他就親身體會到了生活的貧困和艱難。他曾數次目睹囚犯如何被驅趕著從他面前經過，這些世間苦難的印象，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靈感。 著名的《伏爾加河上的縴夫》一畫（見下圖），表現了人民的貧窮苦難及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又例如表現農民主題的《在鄉政府》，表現當時農民被徵兵參加俄土戰爭，如《歸來》、《回去，過去了的戰爭英雄》、《送新兵入伍》。 列賓曾留學法國及義大利。回國後，堅持在鄉村和民間寫生，他並且和革命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密切往來。他的《宣傳者的被捕》（見下圖）、《拒絕懺悔》、《意外歸來》都是以革命者的鬥爭生活為題材的優秀作品。而對俄羅斯歷史事件的關注，使他從事歷史畫的創作，如《伊凡雷帝和被他殺死的兒子》、《索菲亞公主》以及《扎波羅什人給土耳其蘇丹覆信》等，都是這類的不朽作品。 列賓參加一個由俄羅斯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寫實派畫家和雕刻家組成的「巡迴展覽畫派」，主張真實地描繪人民的歷史、社會、生活和大自然，揭露沙俄的專制政治。從他們身上看到的，不僅是沙俄專制下一般民眾奴役般的生活，更體會到了他們的智慧、善良和力量。列賓的作品，被視為「巡迴展覽畫派」的重要代表。但是他許多描寫革命者的作品，常常通不過沙皇政府的檢查，而從展覽會上被拿下。例如《在沙皇的絞架附近》、《驅散示威遊行》...。 台灣的社會常常聽到「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幼稚言論，那是對社會缺乏關愛、對公共政治議題麻木不仁的人的說詞。台灣的藝術界非常缺乏台灣歷史與政治題材的作品。 我的好友，國寶級畫家施並錫教授目前正在進行一系列的台灣歷史圖畫，列賓如果再世來台，一定會靈犀相通，激賞不已！    

「如果你過分珍愛自己的羽毛，不使它受一點損傷，那麼你將失去兩隻翅膀，永遠不再能凌空飛翔。」—雪萊 今天是英國浪漫主義的自由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冥誕，他出生於 1792 年的8月4日。 他有很好的家世，祖父是男爵，父親是輝格黨議員，但他顯然不守成規。18歲入學牛津大學的雪萊，深受英國自由思想家休謨等人的影響，發表了一本小冊子《無神論的必要性》，提出對上帝、政治與社會的己見。結果大一沒讀完，就被牛津大學開除。父親要他悔過道歉，他卻拒絕，因此被逐出家門。 由於同情被大英帝國強行合併的愛爾蘭，並支持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解放事業，雪萊偕著第一任妻子，前往都柏林。在都柏林發表《告愛爾蘭人民書》以及《成立博愛主義者協會倡議書》。此後由於政治熱情的驅使，雪萊旅行於英國各地，散發其自由思想的小冊。他擅長寫敘事長詩如《仙后麥布》，富於哲理，抨擊宗教的偽善、封建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的不平等。 雪萊不只是詩人、文學家，他的作品充滿哲學與政治批判。他的最長的詩《伊斯蘭的反叛》，描寫詩人的夭折，對人類的愛，和對自由理想的嚮往。此詩的主要目的，在勸當代人不應該為法國大革命的失敗而失望。 由於第一次婚姻的失敗，以及他不拘泥於社會成規，不見容於當時社會，他帶著第二任妻子離開英國，遷居義大利，創作出更多作品。《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是他最偉大的抒情詩劇。他還創作更多哲學以及政治的散文，如《改革的哲學觀》表達對實際改革的一種現實態度。 1822年7月雪萊乘坐自己建造的小船，遇暴風翻船溺斃！好友拜倫等人以希臘儀式幫他遺體火化，骨灰安葬於羅馬。

今天的兩位冥誕壽星雖出生於不同時空，卻可以同日而語，他們是： 克羅埃西亞作曲家伊凡·札伊茨（Ivan Zajc），誕生於1832年8月3日。 曾任澳洲第二任總理的迪金（Alfred Deakin）於1856年的8月3日出生。 克羅埃西亞的伊凡·札伊茨，曾經到米蘭學習音樂，又移居音樂之都維也納，但是他卻創作出具有克羅埃西亞精神的音樂與劇作。1870年他回到克羅埃西雅的札格瑞布，擔任指揮並創作了一批克羅埃西亞民族歌劇。這位多產作曲家、劇作家，為克羅埃西亞民族音樂的發展貢獻良多。其知名作品有歌劇《米斯拉夫》、《尼古拉·蘇比克·齊林斯基》等。 澳大利亞的政治家迪金，他的雙親都是英國移民。用台灣習慣的思考，迪金算是所謂「外省第二代」，但是他不像許多台灣的「外省第二代」拒絕認同本土，迪金不僅落地生根，在19世紀晚期，他領導維多利亞殖民地的自由化改革，而且他在澳洲總理任內推行澳洲聯邦化。《聯邦的故事》是其名著。 這兩位人物好有一比，前者札伊茨，年輕時到異鄉習樂，不忘其本，最後落葉歸根，仍創作出具有祖國精神的音樂；後者迪金是移民的後代，落地生根，腳踏實地，為在地的政治立下根基。      

1928年，有一名台灣少年周金耀摔傷右膝蓋，細菌感染以致傷口潰爛長達一尺多，有截肢之虞。他來到彰化基督教醫院找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醫師看診，蘭醫師認為，植皮手術或許是唯一希望。但植皮手術目前僅是書上的理論，還未真正成功過。正當蘭醫師絞盡腦汁之際，他的夫人，同樣也是英國籍傳教師的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說：「假使割我的皮膚，補到金耀的患部，可以嗎？」蘭醫師最後接受了蘭夫人的意見，進行了台灣史上第一次植皮手術。這段動人的故事，被稱為「切膚之愛」，成為台灣外科醫生自我砥礪的精神標竿。 今天是蘭大衛的冥誕，他出生於1870年的今天（8月2日）。 蘭大衛是一位出身蘇格蘭的醫師，也是基督長老教會的傳教士。1899年蘭大衛醫師在彰化開設大社長老教醫院（今彰化基督教醫院前身）。他長年在彰化地區行醫，醫人無數，因此彰化地區出現一句俗諺：「南門媽祖宮，西門蘭醫生」。 其子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Ⅳ）醫師也在台灣行醫，貢獻台灣醫療事業良多。 看了這個家庭，從老遠的西方跑來台灣，為台灣人奉獻犧牲；再看看台灣內部有另外一種自謂「高級外省人」，吃住於台灣，卻罵台灣為「鬼島」，罵台灣人是「倭寇」，還要中共武統台灣。人性之善良與邪惡，真是天淵之別！ （附記：今天也是民主運動前輩石錫勳的冥誕，他生於1900年8月2日）    

「生物可以從影響它們的環境中獲得新的性狀，且不同物種間的差異是由中間性狀消失導致的。」 這是法國的動物學家拉馬克(Chevalier de Lamarck)於1809年發表的《動物學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一書中提出的要旨，他有系統地闡述進化的理論。拉馬克認為這既是生物產生變異的原因，亦即適應環境的過程。 「用進廢退」與「獲得性遺傳」可以說是「拉馬克學說」的兩個法則，奠定了進化論的基礎。後來達爾文在《物種原始》一書中曾多次引用拉馬克的學說。 這位進化論的奠基人拉馬克，出生於1744年的今天（8月1日）。 拉馬克的學說，讓我聯想到，國家的發展生存，是否也該在「用進廢退」中，求新求變？只是，生物的進化，非出於其本身的自由意志；而國家的發展，則可以凝聚國民的意志共同奮進！  

  雖然在民間宮廟信仰的儀式中，破壞環境、為害國民健康的儀式（如燒香、焚紙錢），以及中共勢力的介入等等，我一向採反抗（不只是「反對」）的態度，但是對於古廟的史蹟意義，以及廟宇內的建築、雕刻等藝術價值，我則十分肯定。 談到宮廟施作工藝，有一位國寶級的「全才匠師」，不能不提，他是今天的冥誕壽星，人稱「壯師」的葉根壯。 1932年（日本昭和7年）7月31日，葉根壯出生於澎湖馬公後窟潭（今重光里）。 他的曾祖父葉媽利、叔父葉得令，都是當地知名匠師，葉根壯師承叔父技藝，青出於藍，成為台灣傳統木造建築大木匠師。 葉根壯亦擅長擘畫、細木作與鑿花等其他傳統建築技藝，作品散見澎湖與台灣本島多處，包括澎湖天后宮（見下圖）、媽宮城隍廟、火燒坪靈光殿、尖山顯濟殿...等。 1959年（民國48年）葉根壯開始獨立執業之後，有感於當時建築材料採用鋼筋混泥土漸漸普遍，已經有取代傳統木造建築的趨勢，葉根壯透過自學與觀摩，重新學習鋼筋繪圖與營建的技術，堪稱經歷傳統木造又能夠順應時代變遷的匠藝大師。 1990年之後澎湖縣常有蓋新廟，拆舊廟之事，許多傳統木造廟宇因此消失，葉根壯乃留存至少有62座廟宇、總計296張珍貴的圖面手稿。2010年，葉根壯被文建會列為「重要傳統藝術」及「文化資產保存技術」的保存者。 2014年7月29日，文化部正要召開「第三屆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審議會議」，葉根壯已入選為列審名單。然而，就在審查前夕，2014年7月23日，葉根壯卻在復興航空222號班機澎湖空難中，與妻子雙雙罹難身亡！ 葉根壯因為空難身亡，使他錯過了「文化資產保存獎」，然而他的技藝，在澎湖人的心中，依然是台灣的國寶。    

今天是廖中山教授的冥誕。我特別重貼此文，懷念廖教授： 〈廖中山教授的志事與生平〉 (原載1999.10.30自由時報) 這是一位自認為「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一生。我相信﹐這位擁有不平凡一生的「平凡人」﹐將會在台灣歷史的長河中﹐激起風聲水響。 1934年7月30日﹐廖中山教授誕生在中國河南省正陽縣的一個農村。在戰亂中度過童年。 亂世混茫﹐迫使廖教授在12歲起便離開家鄉﹐浪跡江南﹐之後﹐他隻身參加海軍陸戰隊。1949年7月﹐隨著陸戰隊由廣州到澎湖馬公﹐輾轉到舟山。這位過去不曾見識過海洋的15歲少年﹐初嘗航海的滋味時﹐竟是昏眩與嘔吐的痛苦經驗。他萬萬沒想到﹐他後來會自稱為「海洋台灣人」﹐並且被譽為「海洋文化的旗手」(李喬語)。1950年1月﹐他隨軍來到高雄左營。初底台灣時﹐只覺得來到一個陌生的異鄉﹐抱著幾分優越的中原情懷﹐台灣並沒有被他看在眼裡。他也萬萬沒有料到﹐這裡將是他往後安身立命﹑落地生根﹑魂縈情牽的家。 1953年﹐他調入陸戰隊的黨務(中國國民黨)單位﹐擔任文書工作。1955年5月考進海軍官校。1959年12月從海軍官校畢業﹐留在官校任助教。廖教授曾自剖說：「在這段當兵入黨的日子中﹐我將自己定位成類似紅衛兵的類型﹐稱自己是『藍衛兵』。在意識型態上由一片白紙染成極端的忠黨愛國﹑效忠領袖的類型。思想完全是直線式的﹐在部隊中辦黨務﹐官校同學視我為黨棍子…」。 從官校二年級起﹐進入他自稱的「懷疑期」。學校中一位特殊身份的學生受到特別待遇﹐激起他的不滿﹐引起他「對聽到的信念開始懷疑」。 1963年7月﹐廖中山因肝病﹐以海軍中尉軍階退役﹐隨即在屏東萬丹中學謀得教職。在那裡﹐廖中山結識了正在南部鄉下幾所天主教堂流浪謀生的二二八受難遺孤林黎彩小姐。廖老師說：「未滿20的流浪女遇到已過30的流浪漢﹐從開始交談到論及婚嫁僅兩個月左右。」這段婚姻﹐不只是兩個普通人的結合﹐而是背負著中國苦難歷史的廖中山﹐與馱負著台灣苦難歷史的林黎彩﹐結緣於多難島國的大時代故事。這段姻緣﹐不僅是苦難歷史的縮影﹐卻也是溫馨感人的時代詩篇。讓我們來聽聽廖老師的敘說： 「我是一個自幼離家流浪的人﹐在成長過程中﹐特別渴望有個家。而我的妻子出生高雄﹐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在他十四個月大時﹐父親 [林界先生]代表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要塞司令部談判﹐七個進去的人﹐只有三人出來。她父親被害時﹐只留下她和比她大兩歲的姊姊﹐在經過八年孤兒寡母的艱苦日子後﹐她的母親自殺身亡﹐當時她才九歲。因此﹐內人可說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我比她稍幸運﹐我是個有父有母的孤兒﹐因此﹐我倆都渴望有個家﹐對我們而言﹐家不只是個地方﹐還必須有情﹑有愛。」 這對同命鴛鴦終於攜手建立了他們溫馨的家園﹐雖然只有8坪不到的眷舍﹐廖教授卻有落地生根的喜悅。 繼萬丹中學之後﹐廖教授又先後在高雄﹑斗六等地的中學任教﹐直到1967年8月﹐辭中學教職﹐為了家計﹐改行跑商船﹐同年10月起﹐到1973年間﹐先後在多家航運公司擔任三副及二副。這段航海的經驗﹐對廖教授往後在航海學的專業研究上﹐提供了足供參考的實務經驗。其間(1968年到1969年)他也曾經在高雄海專擔任助教。 進海專任助教起﹐廖老師的思想進入「轉型期」。他廣泛地閱讀各種書籍﹐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之我」﹐「推翻自己以前建立的體系﹐對一些黨國元老﹑民族救星的看法﹐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1973年3月﹐因在海外與原鄉通信﹐遭警總約談後被列管﹐不能出境。於是又重尋教職。同年8月﹐廖教授回到高雄海專擔任助教。他對天文航海學頗有興趣﹐先後以相關的專業著作﹐升等講師﹑副教授﹑教授。1982年8月﹐受聘到海洋學院(今海洋大學)專任教授。昔日的炊事小兵﹐成為大學教授﹐這是青年人奮鬥有成的典範。 1986年﹐警總解除廖教授的出境限制﹐翌年﹐他以訪問教授的身分﹐赴英國Plymouth polytechnic,進修一年。出國前﹐接觸到鄭南榕主辦的「時代」雜誌﹐更進一步關心台灣。「從鄭南榕的雜誌裡面的報導啟發﹐在意識型態上﹐從大中國﹑故鄉的情感﹐轉而寄託到這塊土地和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在八○年代的末期﹐廖教授終於告別大陸中原的虛幻夢土﹐回歸海洋台灣的心靈深處。他遭同樣被稱為「外省人」的人士辱罵「數典忘祖」﹐只因為他不願意陪他們繼續編造大陸古國的迷霧。 1990年廖教授曾回中國河南老家一趟﹐「卻感受不到四十年來朝思暮想的家的感覺。」在拜祭完雙親墳墓返回台灣之後﹐他更加認同台灣而自稱是「河南來的第一代台灣人」。廖老師這樣說： 「中國是我的生母﹐台灣是我的養母﹐我希望兩者平等相待﹐不願養母變成生母的屬下或奴僕。」 他堅持他的養母應該獨立於他的生母之外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是基於對中國政治文化本質的更深刻認識。他在90年代初曾經這樣說過：「…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法治﹑人權』的基因﹐『民主』永遠是一種口號﹐古人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在情感上我仍存有一點血緣情懷﹐但就全人類文明進化觀點來看﹐台灣主權獨立﹐是使後代子孫能享有現代文明及真正民主的唯一希望。」 他看穿中國政治文化的本質﹐並非意味著他對中國的絕情﹐相反的﹐他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台灣獨立救中國」的觀念。他認為﹐擺脫中國的專制文化而獨立建國的台灣﹐是中國人的希望。「真正以人本精神愛中國的人﹐不僅要支持台灣獨立﹐更應該促使中國按地理﹑人口及經濟結構﹐分成八到十個獨立的共和國﹐彼此公平競爭﹑互相砥礪﹑協助﹐才是全中國人之福。」 跳出血緣情懷﹐廖中山教授清楚地提出了以台灣為主體的現代國家的認同：「人民﹑土地﹑主權是構成國家(或民族Nation)的必要條件。所謂『國家認同』﹐應該是對共同生活的一群人民和其現住的土地﹐建立命運與共﹑主權獨立的認同。」 1992年8月23日﹐廖中山教授與一群理念相同的所謂「外省人」成立了「『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他被推為首任會長。這群落地生根的新台灣人﹐推開眷村的藩籬﹑走出「中華一統」的民族主義神話﹑粉碎「台獨是要把外省人趕下海」的惡意中傷﹐他們決心融入台灣社會﹐要與其他各族群互尊互重﹐凝聚成台灣命運共同體。廖教授說： 「在台灣獨立建國的行列上﹐『外省人』不該缺席」。 這幾年來﹐廖教授透過文章﹑廣播﹐不遺餘力地推廣他的理念。他經常在民主電台義務當主持人﹐為台灣前途呼號﹐呼籲族群的共和﹐雖常遭法西斯狂徒的辱罵﹐卻依然忍辱負重﹐和顏(和言)以對。每逢選舉﹐他更疲於奔命﹐不拿任何酬勞替反對陣營裡的候選人站台助講﹐一場選舉下來﹐廖教授往往有近百場演講的記錄﹐並且普受民眾的歡迎。 1995年7月﹐廖教授和幾位青年朋友協力成立了「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以「喚醒台灣人沉潛的心靈﹑保護海洋﹐發展台灣」為宗旨﹐以建立海洋屬性的新興國家為終極目標。 在邁向獨立自主的道路上﹐台灣正需要像廖中山教授這樣的知識份子﹐然而廖教授卻在此時為台灣而鞠躬盡瘁﹐積勞成疾。今年初夏﹐他發現患有胰臟癌﹐且已轉移到肝臟。住院期間﹐他不僅與前來探視的親友互勉﹐還一直掛意著明年的總統大選。 10月7日晨﹐廖教授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我們﹐離開這塊他心愛的土地。臨終前﹐他輕輕呼喚著：「再見！台灣再見！」  

今天要介紹的壽星，是我的恩人，救命恩人！ 我得過腎臟癌，從發現癌細胞，到後來的術後追蹤，核磁共振都發揮重要功能。今天的冥誕壽星，就是發明核磁共振的伊西多．艾薩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我能說他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嗎？他是太多人的恩人了。 伊西多．艾薩克．拉比在1898年7月29日出生於當時屬奧匈帝國的加利西亞地區的雷馬努夫（在今波蘭境內），他是猶太人，家裏信奉正統派猶太教。他出生不久，全家就移居美國，住在紐約曼哈頓。他們在家講的是意第緒方言。 拉比小時候對科學極感興趣，不但從圖書館借科學書回家讀，還自己組裝了一台收音機。他上小學時就以電容式麥克風為題，在《現代電子》雜誌上發表他的第一篇科學論文。 他在閱讀過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日心說）相關的書籍後，揚棄了他的家庭信奉的猶太教，但仍講著家裡的母語。成人當天，他在家中舉辦的成人禮中，用意第緒語做了有關電燈運作原理的演說。 其實他不擅長演說，他後來遊學、講學於歐洲多國，並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聽說上課並不吸引人。曾經有學生反映「沒看過講課這麼糟糕的教授」！也許天才腦子動太快，嘴巴跟不上！ 講課雖然不精彩，但是他的研究卻是石破天驚！他的研究與發明，造福後世太大了！他因發現核磁共振（NMR）而獲得194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他也是最早研究多腔磁控管的美國科學家之一（多腔磁腔管可用於微波雷達和微波爐）。 拉比晚年罹癌，在他最後的日子裡，醫院用核磁共振成像為他檢查，因此這讓他想起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那台機器的內側恰巧是反光表面，拉比半開玩笑說：「我從那台機器中看到了自己...，我萬萬沒有想到我的研究會變成這樣....。」 1988年1月11日拉比在曼哈頓河邊街家中逝世，享年90歲。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然乎？一個半世紀前，全球才三十幾個國家，現在越分越多，已近達兩百國了。哪有分久「必」合？這個「必」字未免太「歷史宿命論」了！在歷史哲學上，「歷史宿命論」又稱「歷史主義」。 最會拆穿「歷史主義」的一位學者，就是今天的冥誕壽星卡爾．波柏（Karl R. Popper）。他在1902年7月28日出生於維也納（當時屬奧匈帝國）的一個猶太裔中產階級家庭。卡爾．波柏幼年就開始涉獵哲學、歷史、藝術、音樂。 一次世界大戰時，卡爾．波柏曾目睹戰爭的殘酷，生靈塗炭，使他對極權主義、種族主義深惡痛絕，逐漸對各種意見、學說採取批判的態度。 他畢業於維也納大學。1928年獲得心理學哲學博士。 1937年，納粹勢力抬頭，奧地利將被納粹德國吞併，卡爾．波柏因而移民紐西蘭，任大學哲學講師。1946年遷居英國，任教倫敦政經學院，講解邏輯和科學方法論。 他原本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是時尚），但觀察許多馬克思信徒的激烈言行，他逐漸醒悟，批判馬克思主義成為他的學術重頭戲。波柏認為馬克思理論失敗的原因，完全是因為拘泥歷史主義所致，因為通過歷史而預言未來，是毫無根據的。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套意識形態，理論上既不能成立，經驗事實上亦遭否証，根本沒有馬克思所謂「歷史的鐵律」，波柏認為那是偽科學的教條。他說「資本主義有缺陷，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就能做得更好。」 此外，波柏不同意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他主張溫和的改良，一切流血衝突事件都應該避免。工人階級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會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採用社會改良和民主的手段達到其目的。 波柏的著作豐富精深，包括《研究的邏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歷史主義的貧困》、《科學發現的邏輯》、《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無盡的探索—思想自傳》、《自我與腦》、《開放的宇宙》、《實在論與科學的目標》、《二十世紀的教訓》，其中以《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與《歷史主義的貧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最具代表性，波柏抨擊歷史主義，捍衛「開放社會」，即自由與民主的社會。 波柏認為歷史主義不過是以權力主義和極權主義為根基的理論性假設，波柏除了批判馬克思主義，他對歷史上還有兩位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也重磅評論，他們是柏拉圖和黑格爾。 他認為柏拉圖的理想國充斥著極權主義、集體主義，否定個人自由的價值觀；而黑格爾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對法西斯主義有著巨大影響。 他認為開放社會應該是一項基於民主制度的漸進社會工程，社會工程應該是以排除人民痛苦優先，而不是增加快樂。 在政治哲學上，他要求社會改良政策需要具體的、有針對性的目標，而不是空談理想。他提出了政治哲學中的四個悖論： 一、「由誰統治」和「如何統治」的悖論。要知道「如何統治」才重要，而不是「誰來統治」。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在於探討權力制衡的方式，應該以合理溫和的手段來達到普遍的目的。 二、「民主」與「專制之效率」的悖論。開放社會必須是一個基於民主制的社會，它的目的不在於最高的效率，而是減少可能帶來的巨大危害。 三、「自由」與「平等」的悖論。不加限制的自由將會擊潰自由本身，平等絕不能以犧牲自由的代價來換取。波柏尤其反對將道德視為一種國家意志，那根本錯誤。開放社會應該是「政治道德化」，而非「道德政治化」。 四、「自由」與「寬容」的悖論。不加限制的寬容也會擊潰寬容本身。他主張民主制的寬容限度在於不能寬容反對民主制的人（其目標是法西斯主義）。 1965年波柏被英國女皇封為下級勳位爵士；1976年當選皇家科學院院士；1982年獲頒榮譽侍從勳章。 1994年9月17日波柏於倫敦過世。 *後記：波柏的政治哲學，足供我們台灣警惕！我們台灣若說是一個民主自由的「開放社會」，尚屬淺層，但是我們這個淺層的「開放社會」的內外，卻存在著一股反民主的敵人，正威脅台灣。波柏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很值得大家好好讀一讀（可惜侯、柯、郭，不善讀書）    

看過《基度山恩仇記》和《茶花女》嗎？這兩部作品的作者是一對父子，前者被稱為大仲馬，後者為小仲馬。今天是小仲馬的冥誕。 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在1824年7月27日出生於法國巴黎。是世界著名的小說家、劇作家。 小仲馬是19世紀中葉的「問題劇」（problem Drama）創立人之一。（問題劇是通過舞台角色之間的辯論，來處理有爭議的社會問題，這些角色通常代表現實社會環境中的衝突觀點，如中產階級現實主義戲劇，其宗旨在於揭露當時社會的某些病態，並試圖提出補救之道。） 小仲馬是風流成性的大仲馬的私生子。小仲馬看著他父親因桃色事件而破產，因而在他的戲劇中大力宣揚家庭及婚姻的神聖。如《半上流社會》一劇就寫到娼妓威脅到婚姻制度的問題。然而他的代表作《茶花女》，卻又是他在「綜藝劇院」遇見高級妓女瑪麗一見鍾情激發而出的作品。 有一天，小仲馬發現瑪麗與另外一名年輕人來往的書信，於是小仲馬寫下與瑪麗絕交書： 「且讓我們一起遺忘，你忘掉一個你應該不會關心的名字，我忘掉一份不可能的幸福。」 喜愛華服珠寶，偏愛茶花，沈湎逸樂淫亂的瑪麗染上了肺結核。後來瑪麗肺病沉重，即使咯血時還在接客。小仲馬則隨父親去西班牙旅行。 1847年，年僅23歲的瑪麗病逝於巴黎，小仲馬趕回法國。他悲痛萬分，將這段故事寫成小說《茶花女》。小仲馬對瑪麗所處的巴黎上層社交界，以及對七月王朝統治階級的糜爛生活，做了真實寫照。《茶花女》被視為是法國戲劇邁向現實主義的開端。 此外小仲馬的許多作品，如《金錢問題》、《私生子》等劇本，都揭露了醜惡的社會風俗。 1875年2月，小仲馬以22票的多數被選入法蘭西學院，是當時最高榮譽。 1895年11月27日小仲馬逝世，享年71歲。 本貼文的結尾，容我引用《茶花女》劇中男主角在日記中一段淒美的心語： 「除了你的侮辱是你始終愛我的證據外，我似乎覺得，你越是折磨我，等到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我在你眼中就會顯得越加崇高。」 男主角懷著無限的悔恨與惆悵，為愛人遷墳安葬，並在她的墳前擺滿了她喜歡的白茶花。

今天的冥誕壽星中，有三位重量級的思想人物。 第一位壽星是愛爾蘭劇作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聯合創始人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他出生於1856年7月26日。 曾經家喻戶曉的電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就是改編自蕭伯納的作品。 蕭伯納一生寫過超過60部戲劇，擅長以黑色幽默的形式來揭露社會癥結。因「作品具有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而獲192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蕭伯納有一句名言，可以給瞧不起社會主義，和執迷共產主義的人參考，他說：「凡是天才年輕時多左傾， 但到中年還信共產主義，一定是白癡。」 蕭伯納是素食主義者，有人問他為何不吃肉？他回答說：「動物是我的朋友，有人在吃朋友的嗎？」 這位人道主義者，有時候很自負（很臭屁！）有一次，蕭伯納在街上行走，被一個冒失鬼騎車撞倒在地上，幸好並無大礙。肇事者急忙扶起他，連聲抱歉，蕭伯納拍拍屁股，笑著說：「先生，你的運氣真不好，如果你把我撞死了，就可以名揚四海了。」　 今天第二位壽星是瑞士心理學家、精神醫師，分析心理學的創始者榮格（Carl Gustav Jung又譯容格、楊格）。 榮格出生於1875年7月26日。 他小時候很孤僻，經常沉緬於虛幻的想像，又喜歡觀察父母和師長的行為。他的父親是一位牧師，他對於父親執泥經文的講道感覺很無趣。他曾透露，他做過一個怪夢，夢見上帝丟下大便到教堂。這個離經叛道又愛做夢的小孩，後來成為精神分析心理學家。 他曾與佛洛伊德合作5年，後來因見解分歧而分道揚鑣。 以下摘選兩句榮格的語錄： 「任何讓我們對別人惱火的事情，都會讓我們瞭解自己。」（英文Everything that irritates us about others can lead u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ourselves.） 「創造不是來自智力，而是來自源於內在需要的遊戲本能。創造性頭腦與它所鍾愛的對象玩耍。」 今天的第三位壽星是英格蘭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他於1894年7月26日在薩里郡戈德爾明出生。 他以小說和大量散文作品聞名於世，也出版短篇小說、遊記、電影故事和劇本。《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為其代表作。故事設定在公元2540年的倫敦，描述與當今社會迥異的「文明社會」的一系列科技，如人類試管培植、睡眠學習、心理操控、建立嬰兒條件反射等。《美麗新世界》諷刺新世界雖然外表美麗，但科技並沒有讓人民精神進步，反而讓社會文化倒退。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說：「人們會漸漸愛上工業技術帶來的娛樂和文化，不再思考。」此言很值得今天沈迷在手機、電玩、網路的青年警惕，更值得創造AI又擔心會遭AI毀滅的人類深省。 赫胥黎是文學家，也是教育家，以下他這兩句話，極富教育意味： 「Most ignorance is vincible ignorance.（大部分的無知，都是可以克服的無知。）」「We don’t know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know. （我們之所以無知，是因為我們不想去知。）」

自從那一場由「滿嘴髒話、滿身刺龍刺鳳」的肌肉男，聯合失意的「國運不昌隆」和「歧視女性主義者」所舉辦的7/16的「純男」群聚之後，我經常想到群眾運動心理學家賀佛爾以下的一段話： 「所有群眾運動都會激發起其追隨者赴死的決心和團結行動的意願，不管它們宣揚的主張或制定的綱領為何，所有群眾運動都會助長狂熱、激情、熱望、仇恨和不寬容。所有群眾運動都能夠從生活的某些部門釋放出強大的動能，他們全都要求信徒盲從和一心一意效忠。」 賀佛爾探討群眾運動的一些共有特征，重點是陷入狂熱的烏合之眾的人格。積極投身群眾運動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已無可救藥地失敗，渴望逃離自我，將生命托付給某項神聖偉業，整齊劃一的集體生活令個人的責任、恐懼、無能得以掩埋。運動的領導者則刻意培養參與者的失敗感，號召自我犧牲以獲新生。 賀佛爾對群眾運動的以上分析，是否以偏概全？是否失之過激？有待討論，但是若拿來檢視7/16的所謂「公平正義」運動，至為符合。 真是湊巧，今天就是賀佛爾（Eric Hoffer）的冥誕，他於1902年7月25日出生於紐約的貧民區。 他是美國作家，寫作題材以政治現象、社會心理學為主。 他生活顛沛困頓，父親是一個木匠。他5歲時，已能閱讀英文和德文作品。但遺憾在5歲時，母親抱著他，不慎滑下樓梯，一年後母親過世，兩年後賀佛爾不明原因失明。15歲時，他的視力突然又回復正常。因此他把握時間，努力閱讀。 他曾長期打散工（包括碼頭工人），與底層社會打交道的生活經歷使他發現群眾的心理。所以寫下很多對群眾運動的觀察心得。他的《狂熱份子》、《變遷的磨難》等書是他的代表作品。1983年，獲頒總統自由勳章。 7/16在凱道上的「狂熱份子」群眾們，如果不服氣，去找他算帳。他於1983年在舊金山逝世。

台灣沒有人才嗎？看看今天的冥誕壽星中，有兩位台灣的菁英。第一位是教育家，首創高等學府的台灣人朱昭陽；另一位是台灣哲學家曾天從。 朱昭陽出生於1903年7月24日，台北板橋人。 1921年畢業於台北師範學校。1925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他的指導教授就是矢內原忠雄。 朱昭陽在東京時，加入台灣民族運動團體「新民會」，與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等相識，支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他於大二時通過行政科高等文官考試，大三時又通過司法科高考及大藏省就職考試。東大畢業後，進入日本大藏省任職，曾位至敕任官，是日治時代台灣人最高行政官。二戰終戰之初，朱昭陽與志同道合者發起組織「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並被推為會長，他毅然放棄大藏省的優厚職位，準備回台貢獻鄉梓。 朱昭陽因為親自體驗到日人對台灣人在教育等各方面的歧視, 意識裡湧起了創辦學校以教育台灣子弟的心願。他說，為了台灣將來之建設發展，根本的工作有賴於人才的培植，欲建立自主的台灣，必以培養一批優秀的人材為急務。 1946年2月朱昭陽回台後，他一邊應台北市長游彌堅請託接掌市立大同中學，並應魏清德邀請，協助整頓台灣省合會儲蓄公司；同時進行設立大學的籌備工作。在台灣礦業名人劉明的鼎力支持與協助下，結合了一批日治時代反日的民族主義者，如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吳三連﹑杜聰明﹑丘念台﹑黃朝琴﹑林柏壽﹑劉啟光等人成立校董事會，由林獻堂擔任董事長，延平學院於焉產生。 延平學院於1945年9月招生，報考人數兩千多人，錄取一千人，比公立學校的聲勢還大。其師資可說一時之選，包括：教哲學的洪耀勳，教英文的蘇維熊、魏坤泉，言語學的陳文彬，論理學的黃金穗，美學的徐先堯，經濟原論的朱華陽，經濟史的張漢裕，民法蔡章麟，民法總則的洪遜欣，國文的黃得時﹑曹欽源等人。並有星期五講座，邀請林茂生﹑廖文毅﹑廖文奎等人演講。 這所臺灣人首創的高等學府，必然讓國民黨不安。學院開學不及半年，就遇上了二二八事件而遭封閉了！事件發生時，正逢春假期間，師生實際上並無任何組織從事活動，只有零星學生參加，但是1947年3月20日延平學院卻接到當局停辦學校的命令，理由是學校內藏有武器，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藉口。延平學院被封，與同時許多台灣精英份子被捕遇難，可說是當時國民黨政權有計劃消滅台灣本土勢力的同性質行動。 事件後，延平學院試圖復校，卻因各種條件均已不再，只能在1948年9月設立延平補校。延平雖然成為補校，但這所補校師資之優異，在今天看來仍令人咋舌，有台大、師大等教授及社會知名人士，都樂意前往任教，包括李登輝也是延平補校的教員之一。延平補校後來發展成為今天的延平中學。 事件過後，魏道明出任臺灣省主席，主任秘書羅理向魏道明推薦朱昭陽出任合作金庫常務理事。他在那裡和李登輝同事。 1949年9月，朱昭陽在合作金庫上班時，突然被傳到警備總部審訊有關當年在東京組織「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之事，他被羈押達一百日，到年底才獲釋返家，但被強制命令登報聲明解散該會。 朱昭陽於2002年2月過世，總統陳水扁特頒褒揚令。 第二位要介紹的今天的壽星是台灣哲學家曾天從。 曾天從生於1910年7月24日，台北新莊人，1928年3月台北一中畢業後旋即負笈日本東京，就讀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文科乙類，繼而在東京帝國大學，攻讀德文與哲學。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日之間航運屢受盟軍潛艇攻擊。1943年9 月曾天從畢業後遂轉往滿洲（東北），在瀋陽農業大學執教到終戰為止。終戰後，輾轉自東北經天津、上海回台，受時任系主任的林茂生邀至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他專冶科學哲學及實存主義，為臺灣哲學思想的先驅。 曾天從醫生著述豐富，包括日文學術論文及著作有：《現實學序說》、《真理原理論》、《真理觀之諸問題》、《純粹現實學之構想》、《批判的辨證法與實在論的範疇論》、《社會進步之基準》；中文學術論文及著作有：《物質論》、《宇宙論》、《生命論》、《意識論》、《精神論》、《文化論》、《時空論》、《論理論》、《哲學體系重建論》上下卷；另外還有詩集《詩詞試詠》。 曾天從曾在其著述中感嘆：「當代哲學正在表示哲學衰落的時代，這或許是黎明前的黑暗，在預告光明時代將至的前兆。在如此哲學風潮之下，著者不願迎合時代的潮流，竟敢奮力想要重新建立形上學，以及哲學體系，反顧孤島的孤身苦悶，不覺有些悲愴的感慨。」 哲學家曾天從並非不問世事的學者，對於處在「孤身苦悶」的「孤島」台灣，他仍不時關切，他用詩詞來發紓他內心的感慨，以下試舉數首： 〈良民心聲〉之一 –寄望自由民主公正清廉政治 遽聞光復民歡騰， 接收官員帶軍旅。 花天酒地耽醉迷， 黑天暗地堪憂慮！ 〈良民心聲〉之二 流亡政權遷臺來， 居民頓時受災難。 貪官污吏忙揩油， 謊言塞責事偷懶。 〈政治犯頌〉之一 世上常見政治犯， 獄中無端受苦難。 奉獻犧牲為正義， 苦難贏得人頌鑽。 〈政治犯頌〉之二 天生聰慧政治犯， 牢獄當作修道場。 日夜省思尋道理， 啟迪人世道長揚。 其詩雖不講究工整的平仄韻律，但他內心的波瀾仍可深深感受。 2007年8月31日曾天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