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銘城新書《拼貼歷史的缺頁》。圖／擷自吳三連基金會網站、陳銘城臉書，民報合成   「我的朋友胡適之」，這是以前許多胡適的熟或不熟的朋拿來攀附享有盛名的胡適的一句話，曾經被揶揄一時。我在這裡要借用這個句型，說「我的朋友陳銘城」，陳銘城當然沒有胡適的盛名，也非大官巨賈，我要「攀附」他什麼？其必曰：我要「攀附」銘城身上對民主的堅持、對人權的熱衷、對台灣的深情摯愛，那是一般台灣人少有的志節與氣質！ 我與銘城曾經兩次同事，而且那不只是工作上的同事，更是為台灣的民主自由的共同志業： 第一次是在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雜誌社同事，銘城是我們雜誌的一枝好寫手。我們曾經共同在威權統治下，抗爭威權，爭取自由民主！ 另外一次是1988年，我進入《自立晚報》的政經研究室當研究員。這份「工作」的機緣，是由比我更早進入《自立晚報》的銘城向報社推薦的。當時我在政經研究室雖號稱「研究員」，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擔任「言論版」的主編。我請求報社讓陳銘城和林文義與我一起編輯言論版。我們的言論版成為閱讀率第二高的版面（僅次於政治版）。其中，銘城的許多「鬼點子」有以致之。 我後來回學界專任教職，銘城繼續在媒體奮鬥。我是歷史工作者，銘城是新聞記者。我曾說過：「新聞記者與歷史學者在性質上有著很微妙的異同關係。相同的是，他們都在記錄事情、分析事情；不同的是，新聞記者所記錄和分析的，是當下的時事，歷史學者研究的對象則是過往的事情。而今天的時事（新聞），就是明日的歷史；今天的歷史，則是昨日的時事（新聞）。西方史家曾說『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的不斷對話。』司馬遷也強調『通古今之變』。可見新聞時事與過去的歷史密不可分。」而偏偏台灣在民主化之後，過去被黨國陳年掩蓋的歷史，包括二二八事件歷史、白色恐怖的歷史，都開始被解封而成為時事，而媒體人的陳銘城，和史學工作者的李筱峰，兩人都殊途同歸，來到追求真相的路上。 銘城和我還有一共同特色，那就是都很愛哭。面對著過去那段辛酸血淚的歷史，很難麻木不仁。記得我在1990年2月出版的拙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的自序〈哭過歷史的漫漫冬夜〉中說：「他們的每一條英靈，都串組成令人隱隱作痛的台灣近代史的辛酸與血淚。在受難者家屬的訪談中，在目擊者的見證下、在發黄的文獻史料堆裏，我曾幾度唏嘘淚下，掩卷長嘆。」銘城和我一樣，在從事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或其家屬的訪談中，他經常忍不住在受訪者面前流下淚來。 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這不是弱者的眼淚，這是人道者與人權追尋者的悲憫之淚。 果然，銘城這種沾著悲憫之淚寫出的作品，終於獲得人權團體的肯定。2006年的人權日，全美台灣人權協會設置的「王康陸紀念獎」，因陳銘城的人權報導和參與綠島人權園區的重建，頒給陳銘城「人權獎」。 在文化界，銘城被稱為「人權記者」，實至名歸，名至實歸。這本書是「人權記者」陳銘城從事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或其家屬的訪談後的四十多篇血淚之作。 銘城要我幫本書寫序，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我很榮幸能沾「人權記者」之光；但卻又深恐無法將銘城對台灣、對自由人權、對人道關懷的內含表達盡致。 每次重讀銘城的作品，我的心情都會像北台灣冬夜裡繽紛的雨絲....。我不忍再讀，就邀請讀者來「品嚐」這台灣歷史的苦澀與悲情。 要歷練過這種歷史的悲情，台灣才能脫胎成長。（2021.9.12） 《拼貼歷史的缺頁：陳銘城人權文集》新書巡迴發表會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13章「洞見翠谷」） 我在世新大學是隸屬「通識教育中心」，雖然開的課是向全校開放的歷史課程，但是畢竟不是歷史系科班，我一直期望能到歷史專業的系所任教。 2000年4月成功大學歷史系要徵一名教「台灣史」的老師，我前去應徵。送件應徵者共有八人，我去該系接受面試時，發現應徵者當中，我的著作最多，因此我自以為應該最有希望。但是等到開始interview時，始知他們對我充滿挑釁意味。我回顧我在那場面試時的對答，頗有意思，特摘錄其中三則問答如下。 面試的提問人是由歷史系的教師組成，首先第一個問題是由那位女性系主任向我提問:「久仰你！我們知道你很關心政治，參與很多政治活動，你認為熱烈參與政治，會不會影響歷史學的研究?」 我不假思索，立刻回答: 「您的問題，讓我想起兩個人，一位是寫過《動物農莊》(Animal Farm)、《一九八四》的著名作家 George Orwell；另外一位是梁啟超。 George Orwell 有句名言:「那些認為藝術應該與政治無關的見解，其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原文：The opinion that art sh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is itself a political attitude.)同樣的，我也認為那些以為歷史學不應該與政治有關的觀念，其本身就是一種強烈的政治態度。 至於梁啟超，他是中國清末『戊戌變法』的要角，活躍在中國近代政治運動上，民初時期還是進步黨的領袖。但是，他同時又是中國近代史上重量級的歷史學者，他的《新史學》、《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都是著名的史學著作。參與政治並不影響史學研究，反而有助於史學研究的靈感。」 第二道問題更挑釁了，我不知道提問的老師是誰，他反過來問我:「請問， 台南比較偏離政治中心，你如果來台南，會不會影響你對政治的關心?」 我旋即回答:「對政治的關心不會因為地點而受影響，尤其在這個資訊發達的 E 時代，即使到鵝鑾鼻，一樣可以隨時獲得資訊，何況台南府城並非偏遠地區。」 (我心裡想，這位老師是不是在告訴我說，他遠離政治中心，所以他不能關心政治?我本來還想再告訴他一句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Croce)的名言:「只有對現代生活的興味，方能使人研究過去的歷史。」但後來吞下去沒說出來。) 更侮辱的是，在最後，那位系主任問我:「你現在是教授，如果我們要聘你的話，從副教授起聘，你接受嗎?」 我一樣立即回話:「我的教授資格是經過教育部審查通過的，如果你們對教育部沒有信心，我也沒有意見。」 當天的面試場所，後座還有許多旁聽的學生。我在回答問題時，旁聽席上的學生屢屢鼓掌。結束面試後，我走出會場，有幾位學生跟著跑出來，他們告訴我: 「老師，你今天是面試的第五位老師，你講得最精彩。」 我告訴他們:「你們剛才那樣鼓掌，會害慘我!你們認為我最精彩，可能會讓那些面試委員更排斥我。」 果然，這次面試的結果，我得 0 票，吃了一個大鴨蛋回來! 但是令我釋懷且寬心的是，這次錄取的人，是我的「三同好友」鄭梓，他在美麗島事件前就與我相識，曾經為我們《八十年代》及《美麗島》雜誌寫稿， 有相當的正義感和內涵，所以由鄭梓兄錄取進成大歷史系，我也就心服且樂見。 （附記：《小瘋人生》將於明天由玉山社正式出版）

（以下是描述我高中時代的思想轉變，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6章「第一次覺醒」） 透過《自由中國》，我讀到其中許多介紹民主原理、自由思維、人權觀點、 法治理念的文章。其中，台大哲學教授殷海光的文章，對我震撼尤大。 殷海光是《自由中國》雜誌的一支健筆，好幾篇著名社論是出自他的手筆。 至今我仍清晰記得殷海光幾篇震撼我心的文章，例如: 在〈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一文中，他說:「在反共過程中把民主予以 壓制或取消，那麼，反共者與共黨的實際距離，至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 在〈是什麼，就說什麼〉的社論中，殷海光對於「政黨即政府」、「政府即國家」的觀念提出批判; 在〈反攻大陸問題〉一文中，這位邏輯實證論者認為在短期內能反攻大陸的 「公算」不大，因此不要凡事都以「等反攻大陸之後再做」為藉口。他說「我們 不願為了講虛面子而把國事放在大話連篇的沙灘上，...我們之反共，不是為了政 權的形式問題，而是由於從思想到生活方式，在實質上根本與共黨不同」; 在〈我們的教育〉一文中，殷海光揭穿黨化教育的真面目，他指出「在背後控制台灣教育的原則有兩個：一是黨化教育；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在〈你要不要做人?〉的社論中，殷海光闡述「世界人權宣言」的意義，說明「基本人權是做為一個人的必要條件」、「我們反共就是為了保障人權」。 這些文章是以社論形式出現，沒有署名，但不久我得知執筆者是殷海光教授，對殷教授特別感興趣，從新舊書店找來了殷海光的許多著作，包括輕鬆的《旅 人小記》、嚴肅的《思想與方法》、《邏輯新引》...，以及遭國民黨查禁的《中 國文化的展望》，從此這位自由思想家開始進入我的思維。 殷海光給我很深刻的一句話:「極權暴政最可惡之處，在從根本上剝奪大家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而明辨是非真假的基本方法，端在求證。但是，極權統治 者根本不許你求證。求證之事，須由他代辦。總而言之，說也由他，證明也由他。 你只有聽的分。」 高中時開始接觸殷海光的著作，激發我第一次覺醒。 殷海光提倡民主自由的言論，也為 1960 年雷震結合台灣本土政治精英籌組新政黨提供理論基礎。 法西斯的國民黨統治當局，當然容不下提倡自由人權的殷海光，終於在 1966年禁止殷海光在他任教的台大上課。翌年殷教授罹患胃癌，兩年後病逝台北。此 時我正在台南二中就讀高三，未及親謁就教。然而，這位自由主義者不僅在認知 上，讓我茅塞頓開，他耿介的風骨與志節，也深深影響我的人格。 其實殷海光並非自始即是自由主義者，早年在中國時，殷海光仍有中華民族 主義色彩，對法西斯的國民黨政權也未明顯排斥，不但如此，他還曾出任國民黨 中央日報的主筆。因此，殷海光還曾名列中共開出的戰犯名單之中。有這種背景 的殷海光，來台之後如果願跟著國民黨搖旗吶喊，想必飛黃騰達。然而勇於思想的他，卻走上自由主義的道路，以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為志業，開始批判專制腐敗的國民黨法西斯政權。原本是中央日報主筆的殷海光，卻變成中央日報圍剿的對象，最後被禁止上課，並受特務的監視與騷擾。 從殷海光身上，讓我看到， 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改變，是基於對思想與理想的忠實，明知對己不利，卻堅持到底；反之，政客(及御用學者、文人)的善變，則是以名利、權勢為其驅動程。

國台辦轟陳宗彥背祖忘宗，問他一個好笑的問題「你流誰的血？」陳宗彥神回：「我的血液來自父母親。」 我補充回答如下： 1.美國獨立時，大部分人的血源來自英國；黑人則來自非洲，誰背叛祖宗？ 2.新加坡共和國有75%的人，祖先來自中國閩粵，他們背什麼祖？忘什麼宗？ 3.台灣人有80%混有南島民族血統，怎麼辦？要換血嗎？ 4.面對維吾爾族、藏族、南蒙古（所謂「內蒙」），怎麼不講血緣了呢？ 5.海峽雙邊的問題不在血緣問題。根本之道在中國要趕快民主化！一切好辦！  

  （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6章「第一次覺醒」） 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上，高中時代讀到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的 《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的理論，也大受啟發。 他比喻獨裁者的形 成，像「虐待狂」跟「被虐待狂」的結合。 佛洛姆說: 「想要主宰他人的行為與想要被主宰的行為雖然正好相反，但實際是有密切關聯 的。從心理學的觀點研究，兩者有一個共同的來源，你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獨及懦 弱，這種現象為共生體，意即兩者必須共存。因此必須喪失其個別獨立的完整性， 而成為互相依賴的現象...，一為失去自己，使自己融化於外界的權力中;另一為 擴大自己，使他人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獨裁政治便是「虐待狂者」(統治者)與「被虐待狂者」(擁護獨裁者)的 密切合作而形成的。人民由於徬徨、無助、孤獨、不安全感等，而造成逃避的心 理機制(Mechanisms of Escape)。 佛洛姆說: 「逃避的心理機制在被虐待者方面而言，是指其個人有放棄其自己獨立自由的傾 向，而希望去與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結合起來，以便獲得他所缺少的力量。」 「被虐待狂的景象，有依賴的特性，其一般的取向，很明顯的是一種病態及無理 性的，但卻常常以合理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們總是認為其依賴特性是愛護與忠 心。」「獨裁主義的勇氣是能承受他們的主宰所帶給他們的一切命運，能忍受而 不抱怨是最高的美德...。獨裁的特性中，服從才能代表他們的英雄氣概。」 了解這種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對於歷史上人民擁護獨裁的心理背景，應該 可以更加了然。在帝王專制或極權獨裁的政治下，奴性的人民總自認為對獨裁統 治者的一言一行表示無異議的馴從，是一種忠心愛國的表現。反之，若是對統治 者表示異議，則是一種「叛國」、「叛亂」的罪行。這種心理與觀念，又促成了 特務政治，造成了相互告發的恐怖社會。 佛洛姆的分析，仿佛針對著三年前還在書桌上擺著蔣介石照片的我而發的。 我一路所受的黨國教育–效忠領袖，報效國家–的教育，不就是這種培養廣大人民「逃 避自由」的教育嗎? 也差不多在此時(高中二年級)，我讀到徐訏的《個人的覺醒與民主自由》。 他是文藝作家(以《風蕭蕭》聞名)，也在《自由中國》發表自由主義的文藝理 論的文章。徐訏這段文字也把我打醒： 「個人崇拜乃是英雄主義的產物。當一個領袖，可以肅清壓抑一切異己的勢力之 時，他就必須造成一種偶像性的個人崇拜，這時候，他必須被神化為萬能，變成 一個祭師，代表了神，成為聖經教義的最正確的詮釋者，使無人可以變動其領導 地位。」 佛洛姆和徐訏的理念，今天來看仍然很管用。今天的中國出現終身職的「習 皇帝」，竟然還有很多人覺得沒有關係，說「國家」比較重要，個人無自由沒關 係，這正是「逃避自由」的心理。台灣有部分人還在逃避自由，中國人更是比比皆在逃避自由。 （附記：《小瘋人生》將於月底出版）

  （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12章「新大陸的奇幻之旅」） 我在西雅圖的期間，最讓我心靈悸動的，是陳芳明帶我參觀鮭魚返鄉的那一幕。 話說西雅圖的「華盛頓湖」原本不通太平洋，由於有1906年動工開挖的運河，讓華盛頓湖與「普結灣」（Portage Bay）的水道，經過「鮭魚灣」(Salmon Bay)，最後進入北太平洋。由於湖水和海水有十公尺的落差，只好興建攔水壩，以它的高低水位設置運河水閘門，分段調節水量，以便船隻通行。 當初在構思這個水閘門及水壩的時候，考慮這些人工建築勢必會阻擋鮭魚迴游產卵的路線，為了解決鮭魚迴游的問題，特別在水壩的南端建了一個供鮭魚迴游的魚梯（Salmon Ladder），降低鮭魚迴游的坡度。水閘門興建之後，也建了觀賞室與窗口，讓遊客近距離了解鮭魚迴游的艱辛。這個觀賞室等於是在水中，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從西北邊的太平洋回來的成群鮭魚向上回游。 從透明的窗戶，我看到成群的鮭魚拼命力爭上游。為了返鄉，許多鮭魚的身體都磨破了皮，也在所不惜。 被列在「黑名單」無法回台灣的芳明兄，一手拍著我的肩膀，一手指著櫥窗裡的鮭魚，說：「你看！他們都要回家了！」芳明的聲音輕微顫抖。 我側頭看看芳明，他的眼睛已閃著淚光！我也忍不住眼前一片濛茫⋯。 芳明每次一有朋友從台灣來西雅圖，常常要帶他們來這裡觀看鮭魚返鄉。小學時代國民黨的課本描寫蔣介石小時候在溪邊看魚逆流而上，悟到人生的道理，那是獨裁政權造神的教材；無法回家的陳芳明，陪我在西雅圖看鮭魚逆游返鄉，我則悟到台灣歷史的辛酸血淚。

（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第6章「第一次覺醒」） 受殷海光的影響，我在高中時代已成為羅素迷。 羅素（Bertrand Russell），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有意思的是，這位數理邏輯學家、哲學家，同時以他的自傳獲諾貝爾文學獎。他能將哲學、政論的作品大眾化、普及化，能用話家常的口吻寫作，文章淺顯易懂，且幽默善諷。 試舉一段他善諷的幽默文字，這是我在高三那年讀到的，至今印象深刻： 「幾乎人人都無法避免的缺點是自我中心主義，我們常免不了把自己的好惡視為別人行動的主要目的。當你乘火車經過牛群聚集的原野時，你會發現一些逃之夭夭的牛群，倘若這些牛群是形上學家的話，他一定會辯稱道：天地萬物為我意是從，畏與無畏之間全看自己。這隻火車雖不能損我一毛，但看他氣急敗壞的氣勢一定來者不善，我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這種敘述生動而幽默（當然翻譯者蔡伸章的好譯筆也有功勞），比起教科書那些政治教條好看多了。 再舉一段羅素的善諷文字： 「當克倫威爾在頓巴戰場與蘇格茲軍隊對峙時，曾對敵軍喊陣道：『看在耶穌基督的柔腸上，請你們善自檢討自己的過錯吧。』 我認為克倫威爾這句話講得頗有見地，可惜他從不用這句話來反省自己。」 羅素提倡自由、強調平等、鼓吹和平，他的大腦標榜理性，自稱是「冷靜的經驗主義者」，但他的生活與生命卻充滿熱情與感性。我記得他有一段批判狂熱份子的話，現在找出來引用如下： 「我從來不曾相信世界上會有一種可使百病消除的萬靈藥，相反地，我慢慢地明白了，世界上煩惱的主要根源之一是某些主義與學說中的教條和盲目的信仰，那些狹義的愛國主義者，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都曾產生過他們頑固的狂熱信徒，他們為了偏狹的主義的利益幹下了無數不可告人的恐怖行動。...」 羅素有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也深刻影響我，他說：「掌握我生命的動力有三：愛情、求知，以及對人類苦難命運一種無可忍受的關懷」，這就是一個知識份子的生命情調的抉擇。這句話一直到我到大學任教時，常常拿來自我期許。我認為一個大學教授，他必須扮演三種角色，三種功能： 第一個功能，他必須是一個很會教學的人，他的教學應該非常生動。（就像羅素擅長生動活潑地說理） 第二個功能，他應該有他的專業研究。（這如同羅素強調的求知） 第三個角色，他應該是個知識份子，關懷國家社會，為時代探病，做一個改革者。（羅素說的「對人類苦難命運一種無可忍受的關懷」） 當時有一家志文出版社推出一套「新潮文庫」，其中有《羅素傳》、《羅素回憶集》、《羅素雜文集》，高中時代我從這三本開始進入羅素的世界，此後我把羅素所有的出版品都買來閱讀，沈浸在他的智慧之中。    

有一天，我隨部隊出操，值星官提早收操，我回到我的辦公室(兼寢室)， 一進門，但見林輔導長正慌慌張張，匆匆忙忙在收拾我的桌子抽屜。很顯然，他 正在翻看我的抽屜，但是已經來不及收拾好回歸原狀了。林輔導長只好坦白對我說: 「實在很抱歉!我必須坦白告訴你，因為有一份公文是針對你發的，上級把你列為重點份子，要我多關心你。」 「重點份子是什麼意思?」我問。 「上級把你列入偏激份子專案...」輔導長講了一個專案的名稱，由於他發音不太標準，我無法聽清楚，也不便多問。這讓我想起輔導長曾經要我造冊呈報「秦孟份子專案」的名單。「秦孟份子」指的是參加青年黨、民社黨的人員，我們隊 上當然沒有所謂「秦孟份子」。至於我被列為「偏激份子」，我一點也不感意外。 當時我還未有台獨思想與言論，只談民主自由人權，這在國民黨統治者的心目中，已經是「偏激份子」了。 「實在很抱歉，請你諒解，你收到的信，我可能要先拆看。」林輔導長確實有點歹勢的神情，但他也確實很坦白。 「我了解，你是奉命行事。以後我有信來，輔導長您就先看吧!我可以先拆給您看。」我知道政戰人員有一套拆信檢查的巧妙方法。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林輔導長聽我這麼一說，更加歹勢了。 我順勢再問:「我們隊上還有其他人列偏激份子嗎?」 「就只有你一人。」林輔導長可能還在歹勢中，一時不慎卻洩漏機密(如果這也算是軍事機密的話)。

《一位國文老師的失蹤》 （以下摘錄自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第6章） 在我的隔壁班的一位教國文的老師，王伯涵老師，因為屢次在課堂上批評政府，開學不久就在課堂上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之後被判刑十年， 在監獄裡關了6年病逝獄中。 王老師因國共內戰被廹妻離子散，單身流落來台灣，對當時的國民黨蔣政權相當不滿，故有不平言論，甚至上課的時候指罵蔣介石。我的好友李勤岸（詳後）上過王老師的課，勤岸回憶說：「我親耳聽到他指著前面的像（蔣介石像），說：『都是你！』 ，隔天他就再也沒有來學校了！」 後來成為詩人教授的李勤岸回憶說：「他（王伯涵老師）對學生很好，曾邀我去他宿舍喝他泡的茶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葉茶葉，泡了之後展開來的姿態。」聽了詩人李勤岸這句如詩的敘述，卻讓我感到時代悲劇的淒涼！  

  我在24年前就曾為文指出「有損台灣地位的語言」（1997.5.17《民眾日報》「輿情」），其中包括「大陸」的稱謂。今天，這些有損台灣地位的語言依然存在。我重新整理，重貼如下： 所謂『大陸』之不當： 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可是台灣有許多人硬把中國稱為「大陸」，然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國名叫做「大陸」，台灣卻用「大陸」來代稱中國，表面上雖不承認人家、不尊重人家，實則卻貶低了自己，因為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大陸」，無異是承認台灣是大中國的一部分，意即這個大中國有「台灣」地區，有「大陸」地區。如果我們承認咱台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的話，相對地也必然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相對等的獨立國家，而不該稱之為「大陸」。把中國稱為「大陸」的結果，發生一個很好笑的現象：每次我們台灣有運動隊出國比賽而碰到中國隊時，台灣的媒體經常會將中國隊叫做「大陸隊」，而把台灣隊叫做「中華隊」，結果造成真正的中華隊不叫中華隊，不是中華隊卻叫中華隊，而自己的台灣隊卻不見了，全世界要找到這麼弄不清楚自己身份的國家還真不容易。更好笑的是，我們自己名不正言不順，卻還責怪國際社會不尊重我們的國格。我們不能自尊尊人，如何要求別人尊重我們？ 所謂『全省』之不當： 台灣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在敘述屬於這個國家的全體事物時，應該稱『全國』，而不該稱『全省』。如果稱『全省』，無異承認台灣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況且，台灣省已經在1999年凍省了。還在「全省」？ 所謂『光復』之不當： 此問題涉及台灣戰後的地位問題，戰後台灣雖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實則是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受聯合國盟軍之命，暫行軍事接管台灣。如果說台灣為中華民國所「光復」，則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之後，被中華民國「光復」的台灣，是否可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這將置台灣的獨立地位於何處？況且，以實際情況來看，戰後的台灣，一切都呈現逆退現象，何「光復」之有？所以，以後請不要用『光復』一詞，最好用『戰後』、『二次戰後』等中性用語。 所謂『我們中國人』之不當： 常聽許多台灣人開口閉口就自稱「我們中國人」，可是他口袋裡的鈔票明明是新台幣，他也不曾向北京政府繳過稅、當過兵，也沒有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卻自稱是「中國人」，真是怪矣哉！全世界指稱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華人（就血緣論）老是自稱是中國人（就國籍論），等於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這不把中國人習近平樂死才怪。新加坡的百分之七十幾的華人不會自稱「中國人」，台灣人卻老是自稱「中國人」，這正是有無獨立國格的區別所在。 所謂『國樂』『國術』……之不當： 華人的傳統音樂在台灣被稱為「國樂」，其實應叫「華樂」才合理，因為華樂不只台灣本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加坡共和國也都有，其他國家的華人社區也有，它豈只是台灣本國的「國」樂而已？同理，華人的傳統武術被稱為「國術」也一樣不合理。台灣的國家定位模糊不清，可是「國」字號的名詞卻不少，「國樂」、「國術」之外，還有「國劇」、「國語」、「國粹」……。面對這麼多的「國」字號的名詞，我們在確定台灣的國家定位之時，也應該同時檢討這些用詞的適當性。 所謂『中醫』『中藥』之不當： 與前項同理，華人傳統的醫藥，被稱為「中醫」、「中藥」，也不適當，因為它不只通用於中國、台灣、新加坡及其他華人社區也有，甚至韓國、日本也有。日本人就不稱之為「中醫」、「中藥」，而稱為『漢方藥』，在台灣也許稱之為「漢醫」、「漢藥」比較合理。以上用語，代表著使用者有無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意識的覺醒，表面上像是枝微細節，實則關乎全台灣人民的覺醒。

以下是我初中（國中）被記一次小過的回憶（摘錄自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 我以為上了初中就會告別打罵的教育，況且這個時候的同學有很多人開始在「轉大人」了，不再是小孩，豈可體罰？哪知道，我們初一的數學課來了一位黃姓女老師，是帶著棍子來上課的。凡是習題寫錯，考試答錯，就叫出去講台前打手心，讓我大為不平。 有一次，大約有一、二十人答錯，我也是其中之一，黃老師斥喝：「答錯的出來，最慢的，打十下！」大家爭先恐後擠成一團，搶著要先被打。我心一橫，一個人獨自站到旁邊，我就偏偏要留在最後一個，看你如何打我十下？大家都被打完回坐了，只剩下我一人還站在前面。黃老師有點愣住，問：「班長，你為什麼故意留在最後？」 我回答：「我不需要人家打我，我寫錯答案應該要知道我錯在哪裡，如果我不知道我錯在哪裡，打我也沒用！」 沒想到老師立即回應：「好，那你回去！」結果我一下也沒被打，全班鴉雀無聲。當年我不知道「權利是爭來的」，我只是想反抗壓迫。 但是，我只爭取到我自己沒有被打，之後，黃老師繼續打學生。終於，我惹起更大的風暴了– 幾天之後，老師又叫一堆答錯的學生出去打，這次我答對，不是被打的對象，但是我看不下去，就在老師揮著棍子打著學生的當下，我忍不住站起來，用「台語」大聲對黃老師吼叫：「妳別再打人了！無一個老師像你這樣打人！」 黃老師愣住，停止揮打手上的棍子，問：「班長，你在說什麼？」 我膽子更大了：「我在說台語，妳聽無嗎？」 黃老師氣急敗壞，把手上的棍子往地上一摔，嚷著：「跟我到訓導處來！」 「來就來！驚啥！」我跟著去訓導處。 訓導處陳銀樹主任把正在銀行上班的父親叫來學校，說明事情原委。最後，我被記小過一次，理由是「侮辱師長」。 我的導師劉戍雲老師很疼愛我，他向學校說明這個班長不是壞學生，他不捨我被記小過，於是他力爭以「熱心公益」為由，記我一次嘉獎，以資彌補。有趣的是，那一年的寒假甫開始，學校佈告欄上的「功」與「過」的兩欄，同時貼出我被記小過一次和嘉獎一次的公告。 自從我那次「侮辱師長」的事件之後，這位黃老師從此不再打學生。我的兩位妹妹（李麗屏、李翠眉）後來也都被她教過，也證實她沒有再打過學生，不僅不打罵學生，而且對學生非常客氣，前後判若兩人。回想此事，覺得我當年的小過也有幾分意義。 大約三十幾年後，我在世新大學任教時，有一年開學的第一堂課的下課時間，有一位選我課的學生江立皓同學來告訴我：「老師，我媽媽推薦我來選你的課，她是你初中一年級的同學，她說，你今天會寫文章批判國民黨，她一點都不意外，你在初一當他們班長時，就起來罵老師為全班同學講話了。」我後來經由江同學找到她媽媽，睽違三十多年的老同學李錦珠，才知道她也是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家屬（詳後）。

玄奘大師是令人尊敬的。不過用「民族宗師」形容玄奘大師是否適當？ 他離開中土經歷千辛萬苦行遍西域、印度、中亞去取經，他的求知慾望、他的宗教情懷、他的卓絕毅力…令人嘆為觀止。他將佛教經典傳入東方，更是貢獻卓著。他師承印度那爛陀寺的戒賢大師，為漢傳佛教史上偉大的譯經師。可是扯上「民族」，就令我不解？恐怕玄奘大師也不解吧？ 尤其站在台灣的主體立場，這樣的形容更不知其所以。

（以下摘錄自李筱峰回憶錄《小瘋人生》） 有一次，有 一家電視新聞節目採訪我有關二二八的話題，才一分半鐘的新聞報導，我的談話 時間大約只有 30 秒。隔天我到學校(世新)上課。正準備去教室上課之前，我接到一位觀眾打電話來。 「你就是李筱峰！我問你，二二八事件時，你出生了嗎?」是一為操外省口音的伯伯。 我答:「還沒出生。」 「二二八事件時，你還沒出生，你怎麼知道二二八的事情?」對方口氣不好。 「漢朝的時候，我也還未出生，我也知道漢朝的事情。」我笑笑回答。 對方抓狂了:「你這個王八蛋，你昨天在電視上胡說八道什麼?」 「我怎麼胡說八道?你請說說看。」 「你光說外省軍隊殺台灣人，你不知道台灣人也有殺外省人嗎?」 「我當然知道。」 「你知道，怎麼不說?」 「我有說啊!」 「你有說?昨天新聞怎麼沒看到你講?」 「那你要問電視台編輯，為何把我那一段話切掉?」 他更加咆哮了:「你這個王八蛋!兔崽子!我要把你宰了!」 「真的嗎?太好了!我正活得不耐煩，你就快來把我宰了吧!我等一下就在 101 教室上課。」 「喀喳!」他氣得掛斷電話。 接完電話，我到教室上課，把剛才接電話的內容告訴學生，並且說:「等一 下如果真有人要來殺我，同學們要閃開一點，不要掃到風颱尾。現在要釀成二二 八大屠殺是不太可能了。」同學們哈哈笑。我順便機會教育，就以剛才的電話對話內容為教材，進行歷史學的討論與分 析。並且要同學對於這樣打電話來抗議我的人要有「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他絕對不是壞人，他也許充滿著「正義感」，只是對歷史，對我，不了解，在黨國教育的體系中沒有走出來。就像義和團，只是眼光受限，愚昧無知的人不一定是壞人。我們不須與之對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化解對立和衝突。

  （以下摘錄自我的回憶錄《小瘋人生》） 儘管我的教學有我自己的途徑與方法，但是在我剛進世新時，台灣還在軍事戒嚴時期，許多話是無法暢所欲言的。我第一年上課時，甚至還有軍訓教官親臨我的課堂，穿著軍服大辣辣坐在教室最後一排「旁聽」，他還告訴我說要來吸收知識。我印象極深刻，那一堂課是「中國近代史」，我正在講「尼布楚條約」，保證那位教官得不到什麼「知識」。 其實，不用教官親臨監聽，我知道那個時代的教室裡，都有「職業學生」在監聽老師的講課內容，定期回報。所以，剛進世新時，我在課堂上的講課，格外謹慎。 記得有一次，學生問我：「老師你贊成蒙古獨立嗎？」在那個時候，連贊成蒙古獨立都是「叛國」的。因為根據中國國民黨帶來的《中華民國憲法》，「蒙古共和國」（所謂「外蒙」）都是中華民國的領土，絕對不許主張「分裂國土」。 但是，既然學生這麼問了，我該怎麼回答？我反問學生：「你希望我說真話？還是假話？」 學生說：「當然希望老師說真話呀！」 我回答：「說真話，我不敢說！」 學生再問：「那如果說假話呢？」 我語句堅定地答：「說假話，我不會說！」 全班笑出來，那位學生也會心一笑：「老師，這樣我知道了！」 在軍事戒嚴之下，上課要不違背良心是很辛苦的。即使在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公眾場合說話仍要很謹慎，因為還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還有「刑法100條」的所謂「預備叛亂罪」會隨時降臨。（如1989年還有鄭南榕案、1991.5.9還有「獨台會」案，詳後） 又有一次我應邀去東海大學演講，談二二八事件。我搭台鐵自強號南下（當時還未有高鐵），不料自強號在半途「臨時停車」半小時，以致我延誤約20分鐘才到場。進場時，整個演講場（記得是在一個禮堂）已經爆滿，我深感歉疚。上台後，我立刻抓起麥克風向大家道歉：「實在抱歉，我遲到了！我沒想到我搭的自強號列車在半途忽然宣布『臨時停車』，這『臨時』一停，就停了半小時。不過比起『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臨時，就臨時了40年，應該還可以忍耐。」語出，哄堂大笑！ 演講完後進行Q&A，一位學生傳了一張紙條問我：「老師，你贊成台灣獨立嗎？」 這個問題在當時還是很敏感，我該怎麼回答？我向全場宣讀這個問題，然後故意抓抓頭，徐徐回答：「這個嘛，要看什麼狀況，如果主張台灣獨立會被抓去槍斃的話，我不贊成台獨。」又是哄堂大笑。

以下是拙著《台灣史101問》的其中一問： *歷代的外來統治者對台灣的本地語言所採取的政策與態度有何異同？* 答： 台灣第一個外來統治政權，始於一六二四年的荷蘭。荷蘭人進入南台灣，是平埔族西拉雅人的範圍；荷蘭人為了傳教方便，用羅馬字（拉丁字）拼西拉雅語，將《聖經》、〈十戒〉等基督教經典，翻譯成西拉雅語的羅馬拼音文字，盛行於當時的新港社，是為「新港文書」。這種文字使用了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才被後來從中國閩南來的漢文化侵滅而消失。 西班牙人在北台灣殖民統治達十六年。一六三一年，傳教士Jatint Esquival在淡水努力學習當地語言，數月間編成《台灣島淡水語辭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所謂「淡水語」，當然是凱達格蘭語。此外，他又用羅馬拼音字，寫了一本可以用凱達格蘭人的語言讀懂的《台灣島淡水語基督教理》（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Hermosa）。可惜，這兩本書至今都已散佚。一六三五年之後，西班牙勢力進入蘭陽平原，傳教士進入傳教，替噶瑪蘭人受洗，傳教士也以羅馬拼音的噶瑪蘭語撰寫語彙及天主教教義書。（詳見方豪，《台灣早期史綱》） 以上兩個外來政權，沒有消滅本地語言，反而替原本沒有文字的南島民族，創造了文字。 鄭氏東寧政權在台南建立後，實施儒家化的政策，一六六六年完成孔廟（稱為「聖廟」）的興建，並於其旁設立學校，稱為「明倫堂」，更進一步引進中國的科舉制度。這套儒家化的措施，使得新港文與平埔族母語開始受到威脅。但因鄭氏政權管轄範圍有限，政權維持也不長（共二十二年），所以平埔族語文沒有被全面摧殘。 到了滿清帝國時代，特別是十八世紀中葉以後，來自閩粵的移民日增，平埔族語文更加受到漢語族文化的衝擊；加以滿清政府透過官方的政策，實施對平埔族的漢化（甚至儒化）措施，其中「社學」的設立，用來「教化」原住民平埔族孩童，是造成對平埔族語文最大的威脅。從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在西拉雅族的四大社（新港社、目加溜灣社、蕭 社、麻豆社）設立「社學」起，到了乾隆年間，各廳縣為平埔族所設的社學，已達五十一所。當時社學所讀的科目有《三字經》、《四書》等。在荷蘭時代「鵝筒慣寫紅夷字」的平埔族孩童，在上過社學之後，開始「琅琅音韻頌關雎」了，自己的母語也因此流失。當時的社學老師，多為閩南人，以閩南語發音為主要；來自閩南的移民，當然也以閩南語流通，而少部分粵籍移民則帶入客語；因此，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的台灣社會（高山族原住民區域以外），逐漸全面閩南化或客化。平埔族的母語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閩南話與客家話成為台灣本地人的母語。（詳見本書第30問） 日本人統治台灣的語言政策，固然以推廣「國語」（即日語）為主要（起先在各地設立「國語傳習所」，作為後來各地改設「公學校」的基礎），但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前半期，並沒有對本地的母語採壓制措施，仍然尊重台灣人的母語，甚至鼓勵當時來台灣的警察學習台灣話，以利和台灣民眾溝通，怪不得後來有幾部台語詞典，都是由退休警察編著（詳見潘為欣，〈日治時期警察台語教材中的思想觀念〉）。台北師範學校的甲科學生（日本人學生），都還有「台灣話」課程；而師範學校的乙科學生（台籍學生），也設有「漢文」科目，聘請台灣本地的漢學家，以閩南語教學。著名的漢學家劉克明，就是早期在台北師範學校擔任漢文課程的著名教師。 而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台灣的報紙大部分都有「漢文版」與「日文版」對照。即使連官方的報紙，如《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都可以看到漢文版的新聞。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進入「皇民化」時期，大力推行「國語運動」，才開始全面壓制台灣人的本地語言，不僅報紙的漢文版全面停止，在學校裡面也禁止學生講本地母語。 中國國民政府時代 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十月接管台灣後，隨即於隔月派員來台準備籌設「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正式成立之後，首先頒布標準「國音」，同時於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講習班，積極推展國語運動。台灣人又被賦予新的「國語」。 陳儀一到台灣之後，即以台灣人不懂國語、國文為由，排斥台灣人，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因此被拒於公職之外。所以，當時的省參議員郭國基，要求政府要登用本省人材，「絕不容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拒絕登用台省人，此種看法不僅無理由，且侮辱台胞無過於此」。 國民政府認為台灣受日本「奴化」甚深，對「祖國」文化不了解，所以要積極清除台灣社會的日本色彩。透過「國語」的學習，以便了解中國文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台灣的鶴佬話（福佬話）、客家話，與被列為「國語」的北京語，同屬漢語系。日本人禁止這些漢語系語言，目的是要清除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沒想到中國政府來了之後，竟然也以禁止這些漢語系語言來清除日本思想，簡直愚蠢至極。 在推行國語政策的過程中，重要機制之一是透過教育體系，尤其以師範教育為首要。行政長官公署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頒布的「台灣省三十五學年度小學教員暑期訓練實施辦法」中規定，國語、國文、歷史不及格者，即取消其任教資格（但是如果國語文及格，其他科不及格，而平均及格者，仍發給結業證書）。自一九四九年起，省教育廳實施師範學校國語國文畢業統考。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教育廳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方言」，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國語」。聘請教員時，應考慮其「國語」程度，如「國語」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此後，更三令五申，強調此項政策。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有「台灣省國民學校加強國語教育辦法」，責成校長監督、考核之責；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教育廳再頒「台灣省公私立小學加強推行國語注意事項」，此一命令，最重要在於推行國語成為校長考核教師年終考績之一，而學生說不說「國語」，也影響到其操行成績。 其實，在終戰初期，有一段曇花一現的、尊重本地母語的插曲出現，那就是甫創刊的《國語日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創刊），曾經主張「提倡恢復本省方言」，其「語文乙刊」內容，以提供方音符號的基本教材及創作文章，讓讀者進行對照學習為主，並以省國語會專家學者的理論支持為輔，來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來學習國語。可惜，該報「語文乙刊」僅刊行六年（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一九五四年十月），就難抵擋定於一尊的語言政策而告停刊。（詳見薛政宏，《「國語日報」內容之研究》） 在「定於一尊」的語言教育政策下，台灣本地的語言，不論是鶴佬話（俗稱台語）、客家話，或原住民族語言，都受到極度的歧視。大約在五○、六○年代間，本地學生在學校如果說自己的母語，往往要受到各種處罰（或打嘴巴，或罰跪，或罰錢……不一而足），備受屈辱。學生長期接受這種歧視的語言教育，久而久之，產生巴夫洛夫式的古典制約反應，對自己的母語也會習慣性地自我歧視，自認為說自己的母語是一件鄙俗的事。 台灣住民的母語，在經過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摧殘之後，得不到將養恢復的生機，立刻又受到國民黨語言霸權政策的再度摧殘。可悲的台灣人，在日本時代，日本人要他們以日語為「國語」；國民黨來了，要他們以「北京語」為「國語」。台灣人的「國語」，隨著統治者的轉變而變換，自己的母語卻在這些外來的「國語」霸權下枯萎。著者預估，大約到了二○三○年代，台灣本地的各母語，不論是客語、福佬語或南島民族語言，勢必絕滅。 教育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文化的傳承與更新。語言是文化的重要內容，消滅語言，就是在摧折文化。「教育」淪落到摧折文化，那就「反教育」了。

我是一隻豬，我和我的同伴們最近個個都患了憂鬱症，因為中秋節到了，人們又要烤肉了！（台灣人不知道何時流行起烤肉，好像是從一家醬油公司打廣告鼓吹烤肉開始）我們都提心吊膽隨時會被抓出去屠宰，供應台灣人烤肉的需要。 不知道我們到底犯了什麼原罪，我們每個人，不，我們每隻豬，一出生就當了死刑犯，除非病死，否則我們最後都要被處決！ 我們的罪名大概就叫「畜牲」吧！人們認為畜生就是要給人吃的，只有極少數人不會殺我們，像蕭伯納說「動物是我的朋友，我不會去吃我的朋友」，能把我們當朋友的人太少了，我們是他們心目中「沒有意識、沒有靈魂」的畜牲，畜生就是要給人吃的。 但是成為畜生，又不是我們能選擇、決定的。就像成為一個人，也不是他自己決定的，那是他們幸運。我不知道有幸成為人，是不是就可以對我們生為畜牲的不幸者，進行虐待與屠殺？ 我很感謝有一位葉力森教授在臉書為我們呼號：「每個時刻都有數不清的動物，因為我們的貪婪、無知和『需求』，正忍受著你想也想不到的痛苦。這些不會說話的小東西，可能是一隻在街頭徬徨，絕望中找尋主人的流浪狗；可能是為了我們一頓小確幸的優雅午餐，在鮮血與尖叫中驚恐地等待死亡的牛羊或豬，…生命的痛苦與瀕臨死亡的驚悸，在牠們小小的腦袋中，永遠沒有合理的解答。人們加諸於牠們的殘虐與痛苦，實在無法計量。」 當然以同理心尊重我們的，像達文西、富蘭克林、林肯、梭羅、托爾斯泰、康德、雪萊、愛迪生、愛因斯坦、甘地、史懷哲、珍古德、以薩辛格、李察吉爾…，他們都很疼惜我們，不願吃我們，我們由衷感激。 然而，這些不願殺生的人，常常受到愛吃肉的人的揶揄，說「植物也有生命，吃植物也是殺生」，嗚呼！我豬腦袋也知道植物不是動物，孟子聽到我們死前的哀嚎，感慨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他該不會對吃蔬果的人也這麼說吧？除非他瘋了！ 揶揄者又說，現在屠宰方式已改為電宰，沒有痛苦了。感恩喔！但是幾乎我們每隻豬要被賣去屠宰前，都被灌水灌得死去活來，該不會灌水也用電灌的？ 我們除了最後被屠殺之外，我們的名號也常被用來罵人。例如罵身材高大的候選人叫「神豬」、形容不靈光的領導人叫「蠢豬」、叫唯利是圖的議員「豬仔議員」…，這都是對我們的侮辱！我們純潔不善政爭，為何人類的劣質都要投射到我們身上？尤其當「神豬」，豈是我們所願？人們為了「敬神」，為了比賽，把我們餵養成龐然大物，再宰殺挖空內臟，將我們的屍體攤在架上，還咬個橘子！說這是在敬神？神啊！你在哪裡？我們祈求您的拯救，讓佛陀「眾生平等」的慈懷，深入人心！讓人們愚蠢的迷信不再建立在我們的痛苦上！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讀者回應* 回應〈一隻豬的自述〉 （2014-09-08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 倪銘均 李筱峰教授文章《一隻豬的自述》，看了心有戚戚。 今天中秋節，許多地方都在烤肉，家人團聚賞月，很多動物卻淪為刀下亡魂。 有人說「最厲害的武器，就是桌上的刀叉」，刀叉殺害的生命，超越了槍砲彈藥。 聯合國糧農組織二○○四年統計，每年總共有五二○億隻家禽家畜被宰殺，換算每分鐘九．九萬隻動物被宰殺，如果加上魚類和海洋動物，這個數字會更驚人。颱風地震奪走人命，我們抱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但是為了自己的口欲，我們卻讓許多生命血肉模糊。北宋遵式法師說「若欲食眾生，先試割身肉。」己所不欲，為何施於人？ 《和平飲食》作者塔托博士表示：「一旦從每日飲食中除去了暴力，我們就能增加修復紛爭的能力，並且做為孩子慈悲的典範。」試想，動物也會貪生怕死，當牠們被屠殺或許都帶著怨氣，吃下這麼多怨氣，還容易吸引福氣嗎？ 況且，動物也有母愛。大象會聚在死掉的象寶寶旁邊，甚至一年後還會回到同一地點；南極企鵝帶食物回家，可以在數百萬隻企鵝裡找到自己的寶寶。我們如何忍心吃下動物的父母與小孩呢？ 另外，環保署二○○五年做了一項大型調查：「吃越多大型魚類者，頭髮中汞含量越高，多吃魚者（平均值3.68mg/kg）為不吃魚者（0.55mg/kg）之六倍。葷食者（2.54mg/kg），高於素食者（0.32mg/kg）更達到八倍。」以這次餿水油混豬油的事件來說，更證明素食者之相對安全。 再從環保來看，畜牧業製造的溫室氣體超越交通運輸還有工業，加上水污染、土地污染以及空氣污染，對地球傷害很大。 所以，為了自己的健康、動物的健康，還有地球的健康，希望大家能夠多素食少吃肉。  

  @舊文重貼@（2008年舊作） 常聽到有些人說─「選誰都一樣，我照樣要辛苦工作」、「我不分藍綠，我是中間選民」、「台灣政治被切割成藍綠，我們要超乎藍綠」。 藍綠政黨的形成有其歷史背景，也有其不同的本質，如果不去認識清楚，勇敢面對，則所謂不分藍綠，其實是不分是非；所謂超越藍綠，其實是賴皮鄉愿。 藍綠如何區分？選藍選綠有何不同意義？以下試作一表，當可一目了然：

  今日壽星：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 「大部分的書與其說給我們心理學，還不如說是動物的頌歌。它們都是關於動物的智力，從沒有關於動物的愚蠢。」–桑代克 讀過教育心理學的人都聽過「學習定律」：準備律、效果律、練習律。這是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透過觀察貓如何從迷箱中逃脫，所總結出的三條學習定律。他從研究動物的實驗中，領會到它們的學習過程，從而提出他的「聯結主義」理論：刺激－反應公式。被認為是教育心理學的奠基人，是心理學行為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桑代克出生於1874年的今天。他終生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執教。1949年8月過世。

今日壽星之一：約翰·甘瑟(John Gunther） 「那個著名的政客，曾設法要保住他的雙重面目。」–約翰甘瑟 有一年，蔣介石的次子蔣緯國在蔣介石的辦公室裡看到一本《亞洲内幕》，裡面寫到，蔣介石元帥的二子蔣緯國少尉，是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之子，因某種原因過繼給蔣介石。這本書的報導，激發了蔣緯國開始追尋自己的身世。 這本《亞洲内幕》的作者，是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的著名記者，以報導內幕新聞出名的約翰·甘瑟。 約翰·甘瑟於1901年的今天在芝加哥出生。 他一生走訪過世界上很多國家，採訪過政治、社會、商業領袖等各階層人物，以揭露世界各大洲政治的內幕聞名。 他從希特勒開始，敘述他周圍的人物，並採訪與納粹德國相抗衡的每一個歐洲國家，分析每一件歐洲大事，寫成了《歐洲内幕》一書，對希特勒着墨甚多。 接著，他完成《非洲内幕》、《亞洲内幕》、《拉丁美洲内幕》、《美國内幕》、《今日俄國内幕》、《澳新内幕》等書。 這位內幕新聞專家於1970年過世，享受70歲。 幸虧他擁有自由的美國的國籍，否則專門揭露內幕的約翰·甘瑟，說不定就會在採訪過程中提早結束生命。   今日壽星之二：拉塞福（Ernest Rutherford） 紐西蘭籍的核子科學之父拉塞福，讀完中學之後，決定爭取尼爾森學院的獎學金，據聞拉塞福獲得獎學金那天，他正在田裡挖馬鈴薯，拉塞福得知考上獎學金，將手中的鐵鍬丟掉說：「這是我挖的最後一顆馬鈴薯了」。 他不是對農事無情，而是對自己的興趣與志向充滿自信。 他後來去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剛從紐西蘭到劍橋時，整日埋頭苦讀，被稱作「光會挖土的野兔子」。 這位從「挖馬鈴薯」變成「挖土的兔子」，確實不同凡響，他當時發現世界最長無線電波（2英里）的紀錄，在研究物質放射性期間，他創造了術語α（阿爾發）和β（貝他）射線，又經測定發現β（貝他）射線是速度快、穿透力強的電子。他後來被稱為「核子科學之父」。 拉塞福於1871年的今天出生在紐西蘭尼爾森附近。 1937年臨終前，他仍不忘叮嚀妻子要捐100磅給栽培他的尼爾森學院。

今日壽星：約翰洛克（John Locke）   「立法機關被獨裁者強制更換，或是立法機關違背了它之所以組成的原意，獨裁者與立法者都犯了叛亂罪！」–約翰洛克   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的啟蒙哲學家約翰洛克，終身未婚，沒有子女，然而他的自由學說，卻為人類的民主政治奠下了根基，比繁衍子嗣更加永垂不朽！ 約翰洛克出生於1632年的今天。 他的知名的《政府論》，是民主政治理論的先驅經典。主張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且保障人民擁有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自然權利時，其統治才有正當性。易言之，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所委託的代理人，當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時，政府就應該被解散。當立定的法律被違反、或是代理人濫用權力時，一個政府便是背叛了其人民。當政府被宣告解散後，人民便有權再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他主張立法權與行政權應該分立。 約近一百年後的美國獨立宣言，幾乎是約翰洛克的論旨的翻版。 洛克是現代政治自由概念的奠基者。對於哲學和政治哲學界產生極大影響，後來的伏爾泰、漢彌爾頓、詹姆斯麥迪遜、湯瑪斯傑佛遜，以及其他諸多美國獨立運動開國元勳都受到洛克極大影響。也可說為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埋下伏筆。 怪不得專制政權都很忌諱約翰洛克，像沒有民意基礎的中共政權，禁止學校老師講授洛克等人的學說。中共對三百四十多年前的洛克自由思想非常害怕，因為一旦人民普遍體會洛克說的「政府的權力應由人民同意而產生」，中共還能存在嗎？再看看洛克說的「立法機關被獨裁者強制更換，或是立法機關違背了它之所以組成的原意，獨裁者與立法者都犯了叛亂罪！」以這句話來看當年操縱「萬年國會」的中國國民黨，以及今天連國會都沒有的中國共產黨，不都犯了叛亂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