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決定中國代表權的聯合國「2758決議案」又被美國國會議員提醒。台灣人反而普遍不去注意。 長期以來﹐我們常習慣說「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因為被逐出聯合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而是蔣介石政權的代表。我們來看看當時這份逐出蔣政權代表的決議案(聯合國2758決議案)的決議文內容﹐便可明白：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聯合國自1971年的2758號決議案後﹐已經確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但是2758決議案純然只是在決議中國代表權的議題，並不是決議台灣的歸屬問題。並沒有決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直到目前﹐聯合國憲章還保留「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名號﹐例如聯合國憲章第23條有關安全理事會的成員中﹐仍用”The Republic of China”﹔憲章第110條也一樣保留 ”The Republic of China”的國名。 因此﹐台灣如果真正有意要進入聯合國﹐就不可能再使用「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進入﹐因為「中華民國」( ”The Republic of China”)在聯合國裡面已經有了﹐且已經被北京政權所繼承與代表。這個道理就好像我們要開一個食品公司﹐不可能用「義美」或「郭元益」去申請營業登記一樣﹐因為名稱與別人重複﹐不可能申請得出來。 台灣只有以新國家﹐以新名義（「台灣」，或像雷震所建議的「中華台灣民主國」）﹐申請加入聯合國﹐才有可能被考慮。

（原載自由時報2000.4.24）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掌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

不論誰如何公開主張左右統獨﹐都不必擔心會被拘提﹐也不必再用生命來抗爭。南榕在天有知﹐也該莞爾一笑吧？不過﹐南榕或許又會用如同當年他笑我的口吻說：「筱峰你太不夠衝了﹐這一點言論自由有什麼好滿足的﹐台灣還沒有真正獨立建國呢！」

《74年前的今天 》 （以下這篇文章是我在2010/04/04發表在自由時報的文章，那時候寫63年前，現在要說74年前了） 六十三年前的今天，有一齣悲劇發生在花蓮縣鳳林鄉的一個家庭。那不只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更是整個台灣的大悲劇，是台灣苦難歷史的縮影。 什麼！又有人在叫囂「不要老是沉浸在悲情，要走出悲情」？ 可是今天的許多青年人從來不知道台灣有過這種悲情，叫他們如何「走出」悲情？在走出悲情之前，讓我們先走入這段每個台灣人都不該遺忘的悲劇。 六十三年前的今天，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二二八事件已經爆發了三十六天，中國軍隊已經在全島多處進行了幾場屠殺，許多精英也已分別在各地被捕遇難。原本平靜的花蓮鳳林鎮上，由於中國整編廿一師的部分部隊在三天前開進這個小鎮，築陣地、建軍壘，民心為之惶惶。於是就在這一天，地方人士為了向軍隊表示誠意，乃於傍晚設宴招待駐軍。鳳林鎮上的首號精英，時任制憲國大代表，也是花蓮縣參議會議長的張七郎醫師，理當參加這次宴會。但是由於他自從三個多月前到南京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回來之後，一直臥病在床，乃囑長男張宗仁醫師代理父親參加晚宴。 誰能料到，宴畢席散，張宗仁才剛回到他們家的仁壽醫院，就有該連士兵前來謊稱連上士兵多人患病，請張醫師前去診治。張宗仁立刻前往，去後卻立刻被拘押起來。隨後，這批才剛接受招待的「國軍」，又派員來到仁壽醫院和位於郊區的張家住處，押走張七郎和次男張依仁（醫師）、三男張果仁（醫師）。 由於次男張依仁身上被發現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又詢悉曾獲蔣介石獎飾，倖免於難。然而其餘張七郎和張宗仁、張果仁父子三人，於當晚十一時許，被軍人押解到鳳林鎮郊的公墓東側槍斃！他們所穿的衣物被剝洗一空，僅剩內衣褲；張七郎受兩槍背貫前胸；張宗仁眼眶有層層密密的刀刺傷痕；張果仁也背受兩槍貫穿前胸，腹部因受刀刺，大腸外露。 張七郎的妻子詹金枝經過一天的搜尋，才在翌日傍晚找到父子三人被丟棄在荒郊的屍體。詹金枝僱用牛車載回沾滿血跡與泥土的三具屍體，回到家裡，為他們清洗…。父子三人後來合葬在他們家宅後院。墓碑上刻著一副對聯：「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洒郊原」。 張七郎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醫學教育，但對日政當局極無好感，民族精神甚濃的他，平日居家只講客語，不准孩子講日語。一向不穿和服和日式木屐，只穿唐衫或西裝。他與海外的兒子們通信，一概用漢文，如果孩子用日文寫家書，則必挨罵。 終戰後，張七郎興奮地寫信召喚三個在滿洲的兒子儘速返台，一則服務桑梓，一則重建家園，同享由「自己國人」治理國度的歡欣。為了迎接新來的「祖國」，張七郎在花蓮籌建一個歡迎的牌樓，對聯寫著：「萬象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上款則題「天下為公」、「國為民有」。從張七郎遺留下來的習字帖中，我們發現他還寫著：「歡喜江山歸依舊；迎來旗幟慶重新」、「四百餘里鯤身已去復返；五十一年婢僕垂死重生」、「治世三民無慚國父；共和五族一樣弟兄」。張七郎如此認同大中國，萬萬沒有想到，他「迎來旗幟慶重新」的結果，卻反而屈死在他所歡迎的「祖國」的槍下。 這齣悲劇，台灣人能忘記嗎？

《美術節槍斃台灣美術家》 今天是美術節。台灣的美術節是怎麼來的？原來，1946年的今天，3月25日，在中國上海成立了一個上海美術協會，這個美術協會建議當局將這一天定為美術節。原來這就是今天我們在台灣的美術節的由來，這個節日的歷史背景不但平淡無奇，而且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以來﹐台灣人過的節日﹐其歷史典故大部分都起源於中國大陸﹐而與台灣歷史無關。今天的美術節又是一個例子。從這裡，我們又再一次看到台灣主體地位的欠缺。 非常諷刺的是﹐就在隔年(1947年)的美術節當天﹐國民黨政府槍斃了我們台灣的一位美術家。他就是台灣最著名﹑最有成就的畫家之一的陳澄波先生。 二次大戰後，陳澄波曾經出任嘉義地區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副會長，並且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同時，又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可以說是用行動熱烈迎接他心目中的「祖國」政府。隔年，他又當選嘉義市的參議員。 不幸，1947年228事件爆發，事件擴及嘉義地區，國府軍隊被民兵圍困在嘉義水上機場，嘉義市的「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接受和談要求，決定推派代表前往水上機場協商交涉，陳澄波被推為交涉的代表，於是和其他參議員及代表共12人前往機場。他們載著滿車的水果、物資準備送進機場給國局府軍，不料到了之後卻被拘捕起來。最後，他們沒有經過公開審判，就被綁到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斃。美術家陳澄波被處決的當天，正好是美術節。 拿彩筆的台灣畫家﹐卻被拿槍桿的中國軍人﹐奪走了他燦爛的生命﹐那是台灣歷史上最慘淡昏暗﹑最不具藝術氣質的歷史。可歎的是﹐經常以嘉義街頭做為畫畫題材的陳澄波﹐最後卻喪命於嘉義街頭。一代台灣畫家的身後﹐卻為台灣史留下淒冽的畫面！ 今天我們在過著與台灣沒有關係的美術節﹐想起台灣前輩畫家的悲劇﹐想起台灣歷史上的苦難﹐我們期待台灣的美術家﹑乃至台灣的每個國民﹐在培養藝術氣質的同時﹐都應該立足台灣﹐先找回台灣的主體地位。陳澄波先生的悲劇，告訴我們，除了我們腳踏實地的台灣，不要再去寄望虛幻的祖國。

  有年輕人為了免費吃鮭魚，竟然到戶政事務所去改名為「鮭魚」。這樣的人格特質，吃再多的鮭魚，都無助於他們「軟骨症」的改善。如果這種行為只是出自一兩個異常的人格，那就當笑話看看就好，但是這群「鮭魚」竟然多達三百三十二人，那就非同小可了！ 我忍不住在臉書上眉批如下： 「張鮭魚、李鮭魚、林鮭魚、陳鮭魚、郭鮭魚、蔡鮭魚…，你們還有共同的名字，叫做：『淺薄圖短利，玩物又喪志』！我已點出你們的名字，可以聯名具狀告我公然侮辱！」 我的貼文一出，竟然有臉友這樣回應我：「李教授：不要把事情看得那麼嚴重。人家又不偷不搶，而且改名字是政府合法規定！」「對這些小毛頭何必用如此深奧言詞！整個社會人間總得要有~癲！痴！狂！賢！聖！直等人類吧！要不然人生如戲！各角色如何演下去？何況您是教授！」「教授何必跟這些小屁孩計較？」這種臉友的回應，讓我更加心寒！他們不知道這些「鮭魚」們的新聞已經上到國際媒體去了，正在騰笑國際！ 現在我就不去跟這些小屁孩計較，我只要提問幾個問題： 依這種為了貪圖免費吃鮭魚就去改名的人格特質，如果選舉時有人拿一千、兩千元向他們賄選，他們會不會賣票？ 這種人格特質，哪一天在公司上班，遇到更大的利誘，他們會不會賣情報給競爭對手？ 為了吃免費鮭魚，他們可以投機取巧，不顧人格，哪一天中共要併吞台灣，給他們利益，他們會不會出賣國格？ 以上的問題，我的答案都是「會」！ 不過以下問題的答案，則是「不會」： 這些「鮭魚」們，會不會思考台灣民主政治的未來？會不會想到何謂「天下蒼生」？會不會理解「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會不會被陳樹菊阿嬤把辛苦賣菜的錢捐獻出來的義舉所感動？會不會像「十元便當」的阿嬤幫助辛苦的工人？ 有一位臉友說：「不要凡事都扯上政治。」我回答他：「你這句話，也很政治。」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今天《中國時報》有一篇文章「他用藝術靈魂書寫——追憶我的哥哥七等生」，一開頭竟然說二戰期間「日軍常來台灣領空空襲」，日軍怎麼會空襲自己的領土？真是歷史白癡！當時來台灣空襲的是盟軍的飛機（有中國飛機，大部分是美國飛機）。 《中國時報》的編輯，完全無察覺，照登。是否「為了中國熱，導出歷史盲」？

  邱垂亮教授（前排左）每次回來台灣，都會邀請彭明敏教授（前排右）和一些晚輩學生朋友餐敘。圖／李筱峰（後排左1）   1975夏天黃信介、康寧祥等「黨外」運動前輩創刊《台灣政論》雜誌，當時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因熱切關心政治時局，每期必讀。《台灣政論》辦了五期就遭中國國民黨當局查禁，進而遭停刊。惹禍的文章就是一篇由海外政治學者邱垂亮教授執筆的〈兩種心向〉（敘述他和一位來自中國的柳教授的對話）。由於此文被扣上「煽動叛亂」的大帽子，所以「邱垂亮」的名字給我印象極為深刻！也對這樣關心台灣的海外學人深感敬意！ 我萬萬沒想到五年後，我擔任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雜誌的執行編輯，參與「黨外」民主運動，而與黑名單解禁回台的邱垂亮老師開始見面結識。他當然是我的老師輩，但平易近人、愛開玩笑的他，則把我們後生晚輩當朋友。 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邱老師更常回台，我們見面的機會更多，更加讓我感受他幽默風趣、愛開玩笑的性格，與我臭味相投。 邱教授在海外替台灣發聲，為澳洲與台灣關係鋪路牽線，在海內外不斷為文，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呼號，啟蒙大眾。在台灣的民主運動路上，他是一位堅毅的勇士！一位「個子不高」的巨人。他這些貢獻，論列者很多，我就不多言。 2019年5月10日邱垂亮教授回台與大家餐敘。圖／李筱峰   容我談談他和我之間的玩笑。這幾年，他每次回台，都會邀請他尊敬的彭明敏教授和我們一些晚輩朋友餐敘。與他吃飯最輕鬆，不只是因為常常由他買單，而且玩笑連篇。我後來自覺白吃白喝太歹勢，偶爾也由我做東。 小英執政的第一任，有很多作為讓我們不甚滿意，有一次聚餐，邱老師說：「小英太柔軟，不行，我們推彭教授出來選總統，我當副總統，筱峰你當競選總幹事」，大家哈哈大笑，都說要全力支持，但邱老師算一算，現場總共10票，不行，算了！又是一陣笑聲。他自稱「老頑童」，真是名不虛傳。誠如吾友賴秀如對他的形容，他是「一個非常睿智又慈祥、幽默的長輩。」 邱垂亮老師去年生病後，病情時好時壞，加以武漢肺炎疫情之故，他無法回台。今年2月3日，他邀集親友、學生組了一個Line的群組，共有49人（他很遺憾還有很多漏網之魚沒參加）。我感覺他組這個群組的用意，好像是要隨時向我們交代什麼，但是在群組中他又流露「老頑童」本色。 在這裡，我摘錄他提到我的幾個玩笑： 2月17日他寫道： 「約2年前，好友聚會，大家對小英不滿，起哄，提名彭教授和我選2020正副總統。李筱峰當競選總幹事。我們一算，可得10票，放棄。前年底韓國瑜旋風橫掃台灣。民調都說小英2020必敗。彭教授等三大老，公開請小英不再競選連任。我讚同，並建議賴清德挑戰小英。賴初選失敗，我和筱峰支持英德配。我出任布里斯班小英後援會會長，辦了一個很大的募款晚會，募了一筆競選經費。她大勝我大喜。她第一任時，我就認定她不會推動我的台獨議程。曾傳話給她，表明支持她的富國強兵政策，但會繼續堅持我的台獨立場。故有此台獨障礙之文。」〔按：是指他當天發表的〈台獨的障礙──習皇帝、趙少康和小英〉一文） 3月4日的line，他貼文： 「吹牛：台灣寫短文評論時事的，專業的，金恆煒和司馬文武最好。業餘的NO 1是彭教授，NO2是邱教授，NO3 是李教授〔按：指的是我〕。如理念考量，後面3位比前面2位都好。他們3 位是台灣最好的短文政論家。多年來，心知肚明，李應該NO2，邱NO3，但邱硬拗李是NO3。最近良心發現，邱願承認，李是NO2。心不甘情不願，但必須承認。彭教授的文章，天下無比。」 3月6日適逢我的生日，邱老師更跟我開了一個大玩笑，在line這樣留言： 「在台大，我是答應寫台灣的戰爭與和平，才騙到月琴的。我因此被罵60年。筱峰，你接我NO2，就要寫台灣的戰爭與和平。麻煩你了，」 我以《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托爾斯泰」的諧音，立刻回老師一個玩笑： 「我會變成『托爾失態』」。 五天後，3月11日，邱老師在line上留下這句話： 「親朋好友，大家平安！我現在住院，非常虛弱，暫時不回答各位的關心問候。非常感恩！」 兩天後，3月13凌晨，邱老師離開我們！ 老師，我們說好你7月要回來台灣的，也說好這次輪到我做東的，您卻跟我開了一個玩笑就走了！讓我淚流滿面，因您的離去而失態！

國家、社會的發展，是全方位的。 但是有一種人叫做One issue man，這種人只專注於某個他在乎的單一議題，埋首其中，完全不顧社會國家的其他多面向發展，這種人叫做「one issue man」。這種one issue man的價值觀，只有他所專注的議題才是最重要。例如有人只在乎民俗，將之無限上綱、神聖化，卻置環保與國民健康於不顧；再例如，有人只單一在乎環保，其他經濟、國防...可以完全不顧。 最近藻礁公投的議題甚囂塵上，也讓我發現又有這種One issue man。告訴他由國民黨時代的230多公頃已縮到民進黨時代23公頃的大潭三接站，他仍執意，非停掉三接站不可，藻礁是至高神聖；告訴他，連天然氣發電都反對，台灣的電源將面臨危機，經濟將陷入困境，但這不是這位One issue man關切的議題。 令人訝異的是，當年執政時期嚴重破壞藻礁的國民黨、擁核人物，也都來聯手和他合搞保護藻礁公投，他甚至幫擁核人士圓說「擁核人士也有環保意識」。 藻礁公投領銜人潘忠政（記者李容萍攝）   此君反對燃煤發電、反對離岸風力發電、反對太陽能發電，現在又反對天然氣發電...，難道最後是在為重啟核四鋪路？還是要讓台灣缺電，經濟陷入困境？也難怪中共也在此時敲邊鼓！若此，那就非單純的one issue man了！ 最後，說穿了，所謂「保護藻礁」的公投，其實就是決定要不要讓台灣嚴重缺電、危及經濟的公投；也可以說是決定要不要讓國民黨復辟回來重啟核電的公投！ 但是，中國國民黨復辟的意義，絕非只是單純重啟核四的問題，要知道，中共可是在後面竊笑！

想起二二八事件當年，許多台灣菁英遇害，也是受到無賴政權的誣賴。資料照片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魯迅筆下的阿Ｑ，被罰跪在眾人面前，心中卻想，反了！反了！這年頭竟然有兒子處罰老子之事，想著想著，明明遭罰跪，心中卻真以為當起人家的老爸來了。魯迅的《阿Ｑ正傳》，藉著主角阿Ｑ，諷刺中國人那些上了當、吃了虧的人，還會說大話，自我陶醉，獲得「精神勝利」的劣根性。 中國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打敗，逃退到台灣來，卻不可以說「撤退」、「敗逃」，而要說是「轉進」。也是典型阿Q。過去中國被帝國主義欺負，用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來自我安慰。但是現在中國在世界爭霸，阿Q卻轉變成無賴了！ 中國政治文化在台延續 他們如何耍賴。不勝枚舉，例如：明明是政治學上典型的極權專制，毛澤東卻可以說成「人民民主專政」，甚至說成「新民主主義」。現在世界譴責中共蹂躪人權、壓迫新疆、西藏、香港，中共卻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還要西方世界檢討自己政治制度的缺失。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他們把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說成「動亂」；解放軍的坦克、機槍殺害學生之後，他們對外宣稱「沒有死人」。對內，則封鎖新聞（怪矣哉！沒有死人何必封鎖新聞？） 對台灣，他們說要用武力促成「和平統一」。這次武漢肺炎傳遍全球，全世界都知道病源來自中國武漢（剛開始他們也自稱武漢肺炎），但是後來中共改口說，病源是美國傳來的。這次他們以禁止台灣鳳梨進口來整台灣，卻硬給台灣鳳梨扣上「病蟲害」的帽子。這些不勝枚舉的耍賴，其實不止是中共的特性，而是中國的政治文化。 今逢二二八事件74周年，想起當年許多台灣菁英遇害，也是受這種無賴政權的誣賴。例如正因瘧疾臥床在家的陳炘 ，被抓出去槍斃的理由之一，竟然說他「接收台灣信託公司」，真荒唐，接收台灣信託公司乃是政府當局派給陳炘的工作，怎麼變成罪狀？而林茂生的罪名之一也是「強力接收台灣大學」，林茂生擔任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是當時政府派任的，事件時他躲在兒子家，幾時「強力接收台大」？僅憑在台特務向蔣介石呈報誣賴的資訊，蔣介石就下令「速即槍決」！ 台灣民主化之後，二二八的禁忌打破，各種回憶錄、口述歷史、研究報告紛紛出爐，結果一些在台的中國人不能適應，於是硬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日本皇民」、「暴民」造成的，還有說是「日本預謀」。十足耍賴！試問，二二八事件既然是「日本皇民」、「暴民」、「日本預謀」造成，國民黨何必長久替他們掩蓋歷史？ 這種耍賴的中國政治文化，在台灣仍延續至今，也是多不勝舉：像一大堆逃亡海外的經濟犯、貪污犯，一大堆賄選的名單，絕大部分是國民黨，但是他們的結論卻是「民進黨貪腐」。明明是中共用軍機、船艦、飛彈威脅台灣，但藍營政客卻罵小英政府挑釁中共，破壞兩岸和平。台灣的防疫成績受世界肯定，但是國民黨費鴻泰卻要防疫指揮官陳時中下台。明明是中共背信違約禁止台灣鳳梨進口，但是藍營、中國人則對民進黨政府酸言酸語。 這種「從阿Q到耍賴」的中國政治文化，兩岸同心，也怪不得兩千多年前屈原會喟嘆「蟬翼為重，千鈞為輕」了！

「這是我寫過的書中，最令自己心痛如絞的一本書。」 這是1990年2月我出版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的自序〈哭過歷史的漫漫冬夜〉的第一句話。我在序文中接著說： 「本書所記述的這三十幾位在二二八事件中消失的台灣社會菁英，雖然每個人的背景不，但最後都有一個共同的結局。每一條活生生英靈的消逝，都隱埋著一齣齣椎心泣血的悲劇 。而我知道，我僅寫了三十幾人而已，還有三百多人、三千多人，甚至三萬多人，我來不及寫，我無能力寫，甚至倉惶失措不知如何寫。他們的每一條英靈，都串組成令人隱隱作痛的台灣近代史的辛酸與血淚。在受難者家屬的訪談中，在目擊者的見證下、在發黄的文獻史料堆裏，我曾幾度唏嘘淚下，掩卷長嘆。我發現，那些在事件中被消除殆盡的社會菁英，如果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可組一個堅强的内閣。然而，他們竟遭此下場，實在是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難道這是『亞細亞孤兒』的歷史宿命？」 1994年我應邀赴美對台灣留學生巡迴演講，到密西根時，來接我的一位留學生吳宗信（現在已是知名的火箭專家）見面第一句話就對我說：「你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害我讀到哭。」，我說我也是含淚寫完此書。想起研究所時張玉法老師的告誡，寫史要平心靜氣，奈何台灣那段辛酸血淚史，誠如我在序文中所說： 「面對那段淒涼的史事，我的感情竟脆弱得有如北台灣深夜裡繽紛的雨絲，忍不住裂心的低泣。」 很意外的是，我在「裂心的低泣」中完成的這本《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竟然獲選當年（1990）中國時報（當時的中國時報還未被媚共商人買走）「開卷版」選出的十大「年度好書」。今天回顧這個「年度好書」獎，不免有些慚愧，以今天的標準看，該書一手史料相當不足，寫作也極粗糙，實在不夠格稱為「好書」。但是格於當時政治環境，在解嚴前後的時空中，「動員戡亂」還未結束，我要搜集史料相當受限，許多受難家屬仍在恐懼之中，我去訪談時不是遭拒絕（還有家屬問我「是不是活得不耐煩？」），就是不敢暢所欲言。即使像阮美姝老師這樣有心為乃父（阮朝日）平反的人，在我訪談之後，都還特別交代不要寫出她的名字。所以該書未達理想乃勢所必然。不過相較於過去，這本書已經突破許多禁忌，說出許多眾所不知之事，也許這是得獎的主因。 24年後，隨者禁忌逐漸打破，更多的史料紛紛出土，相關的口述歷史、回憶錄、研究報告也紛紛出籠，學界對二二八死難人物的研究也更加周詳。相對之下，我原版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一書顯得何等簡略而無物。因此玉山社總編魏淑貞與我商量，可否考慮重寫再版？我也覺得有增補改寫再版之必要。但時隔24年，我已髮蒼齒搖，廉頗老矣，不能炒飯。因此特邀請我的學生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的碩士陳孟絹來協同編纂。 孟絹心細手勤，任勞敬業。讓原版只書寫31人，再版增加為34人，且一冊變成上下兩冊，於2015年再版。我們知道，二二八事件中死難的台灣精英還多不勝舉，遺憾篇幅及時間所限，只能先到此為止。 不過要順便一記，本書再版後，我原版一些較為感性的文字變動改易了，代之而起的是廣羅學界研究的成果於全書，但也因此受到好友許雪姬教授指摘有「抄襲」之嫌，好在這些所謂「抄襲」，都有註明出處來源。 成書之日，又逢「太陽花學運」為台灣前途群起奔命，展現台灣新青年的勇往與智慧，當可告慰於二二八死難精英前輩在天之靈！    

  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的台灣社會菁英中，林茂生與陳炘是當時享譽全島的人。他們在事件中都無任何激越言行，但都因「懷璧其罪」，最後同時蒙難。 林茂生與陳炘，都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林茂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就是知名的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林茂生拿台灣總督府的獎學金出去留學，其博士論文 竟然批判起總督府在台灣的教育。他獲哲學博士後，返台從事教育工作。 陳炘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返台後，糾集台灣本土資金，創辦「大東信託」，是讓日本當局相當眼紅的台灣本土金融業的先驅。 綜觀他們兩人之一生，身為教育家的林茂生，與身為金融家的陳炘，雖然社會角色不同，但是在歷史的大時代裏，他們做為台灣的知識份子，卻又有著極相似的處境與際遇。 林茂生出生於日本領台的前8年，陳炘出生於日本領台的前2年。但他們卻在其心目中的祖國來臨的一年四個月後，同遭不測。所以，終其生命史，他們有著相當長的殖民地經驗。 弔詭的是，在異族統治的殖民地經驗中，儘管他們內心煎熬而隱忍，卻也確立了他們在社會上的菁英地位；詎料，心目中的祖國來臨之後，他們卻死在他們所迎接的「祖國」的槍下！ 我在本書的最後，寫下這樣的結語： 「異族統治者的日本，非他們心中的鍾愛，卻反而成就了他們做為社會菁英的角色；同文同種的中國，是他們期許迎接的祖國，卻反而奪走了他們的生命。或許，他們所不喜愛的，正是他們所熟悉的；而他們所期待與寄望的，卻是他們所陌生的。林茂生和陳炘的一生，是台灣知識份子在橫跨兩個時代之間的悲劇的縮影。這種悲劇的縮影，是否還會再在台灣重現？從歷史回到現實，我們是否能得到什麼啟示？」 我這本書雖然順利通過升等教授的審查，但是有「統」派學者卻很不以為然，非硬把林茂生和陳炘扣上「日本皇民」的帽子不可。林、陳二人果真是效忠日本的皇民乎？我在書中已有論列。倒是由心向大中國、敵視台灣立場的人，來對我們台灣前輩多所置喙，其心態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本《快讀228》可以說是一本二二八事件的短論集，集結我幾十年來談二二八事件的短篇文章，也包括一部分用文學手法對二二八事件的抒懷小文。於2016年2月28日由允晨文化公司出版。彭明敏、陳儀深、陳翠蓮三位教授還為本書寫序。 不過，今天回看這本書，我感覺有點費解，為何允晨的主持人廖志峰先生會接納我出版這本書？我為何費解？因為這本書只印了一千本，出版之後，出版社並不太做宣傳推廣。一千本賣完之後，出版社也不想再刷再版。這是我出版過的書當中，（除了前述的《唐山看台灣》被國立編譯館「變相查禁」之外）最讓出版社冷處理的一本書。所以我說，為何允晨當初會同意出版這本書，我很費解。 當然，這本書今天已經絕版了！

  （原載2007.3.4.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李筱峰專欄＞，略改） 走過基隆海邊，這裡不只有成群驚慌的青年，手腳被用鐵絲貫穿成串，集體槍殺入海，這裡也是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等人遭槍殺後被棄屍的地方！據聞物理博士、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這裡遭雙腳綁石槍殺棄入海中！ 走過八堵車站，想起這裡不僅是個殺戮場，站長李丹修等十三人也是在此被抓，一去不回！ 走過南港橋，想起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專門委員林旭屏、醫師鄭聰遭殺害後都被棄屍在橋下！ 走過淡水河，想起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聽說他被殺害後，棄屍河中（有一說，他被秘密處決於六張犁山區）；又聽說遭憲兵團長張慕陶下令淋汽油燒死的省參議員王添灯，也被棄屍在這裡！ 走過宜蘭頭城的慶元宮前，想起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以及蘇耀邦老師等七名地方人士在這裡被槍殺！ 走過蘇澳白米橋附近，想起這裡是張雲昌老師遇害的所在！ 走過南方澳海邊，想起疼愛台籍學生的外省老師趙桐，也被國民黨軍隊在這裡殺害！ 走過花蓮鳳林，想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醫師，以及兩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於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三人即被槍斃於鎮郊的公墓，身上衣物被剝洗一空！ 走過屏東市郵局前的三角公園，想起急公好義的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人，在這裡被槍斃示眾。 走過高雄壽山，想起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醫師范滄榕等人在這裡遭彭孟緝槍殺；走過高雄愛河，想起河旁市府禮堂內正在開會的人士遭軍隊集體掃射。 走過高雄岡山的火車平交道旁，想起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在受盡酷刑（耳、鼻都被割掉）之後被槍斃於此。他當時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卻仍遭不測！ 走過台南市民生綠園，想起見義勇為的湯德章律師，在這裡被處決，圍觀的民眾飲泣心碎！ 走過嘉義火車站前，想起著名畫家陳澄波、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數名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在這裡被槍決示眾！ 還有太多的台灣社會精英，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遇害？陳屍何處？ 例如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李瑞峰兄弟；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等等。 我是否經常走過他們受難之處？我心痛如絞。他們如果能假以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精英足可組一個堅強的內閣。他們無一人造反，卻遭殺害。 想起這些蒙冤受辱的精英，我淚眼朦朧。但是我們不可提，我們一提這些歷史，國民黨的郭素春者流就會罵我們「撕裂族群」；國民黨黨營電視台主播沈春華就會質問我們「是不是要殺光外省人、殺光國民黨？」不過，如果比起吳伯雄，他的二伯父（吳鴻麒，與乃父同卵雙生）遭國民黨殺害，他不僅不曾替二二八家屬伸冤講話，卻還能在國民黨陣營長期當官享俸，我就更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月之後，在上海出版的《時與文》週刊（1947.3.28出刊），裡面有一幅漫畫（如下圖），漫畫的作者張文元，漫畫的題目叫做〈勝利之「果」〉。 這張漫畫，可以說將台灣在戰後面對來自中國的腐敗與侵蝕，「一筆畫破」了！這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我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第一次看到這幅漫畫時，真是哀喜交加。喜的是，好在這幅漫畫不是台灣本地畫的，否則又要被扣上製造族群對立的帽子；哀的是，台灣的命運，果真如此宿命？台灣這顆新鮮的小蘋果，果真難逃旁邊偌大爛蘋果的爛蟲的蠹蝕？ 這張漫畫的原題〈勝利之『果』〉是站在中國立場的形容，如果站在台灣主體立場來看的話，應該可以取名叫〈「光復」之「果」〉，實在發人深省。  

【說說這本書的故事 】之2 《解讀二二八》 1992年，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擬出版一套「台灣歷史大系」，委請台灣史大師曹永和教授擔任總策劃。希望動員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文學...等領域的學者，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對社會大眾做台灣史全面綜合的介紹。 我應邀書寫的主題是「二二八事件」。全書章節安排依序是：「導論」、「迎接新時代」、「『新總督府』」、「動盪不安的社會」、「文化的隔閡與衝突」、「二二八事件」、「結語」。 成書後，好友劉克襄建議總編輯魏淑貞，將此書取名為《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於1993年3月出版。 自立晚報停業後，本書無法再發行。於是我交由玉山社出版公司再版發行，書名改為《解讀二二八》，於1998年出版。 原來書名叫《島嶼新胎記》時，銷路不佳，我猜想可能有人看到「島嶼」兩字，誤以為是地理的書，或看到「胎記」兩字，誤以為是醫學的書。改名《解讀二二八》之後，正式將「二二八事件」名稱標舉出來，銷路終於打開，但是誹譽也隨之而來。 《解讀二二八》出版約一個月後，我接到企業家許文龍先生（奇美創辦人）來電，約我見面。我剛好家住台南，所以乘返鄉省親之便，就去奇美拜訪他。他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我們一見如故，飲茶暢敘。許董事長還拉小提琴給我聽。我記得他拉了一首「恆春民謠」（又叫「恆春耕農歌」），我說：「這是早期台灣南部的平埔族的歌謠演變出來的。」他聞後頗有喜色。但我心裡急著想知道他請我來到底有何貴事？終於忍不住開口問：「董事長請我來，不知有何指教？」 許文龍笑著說：「你最近寫的《解讀二二八》，足好，裡底所寫的大誌，攏是我看過的，我想欲買幾本來送人。」許文龍僅比家父小兩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已將近20歲。所以經歷過二二八歷史的他，對我的二二八書寫極有共鳴。 我太高興了，連忙說：「董事長，您免買，我送您沒問題，您需要幾本？」 許文龍連忙說：「當然袂（bē）使乎你送，我欲買兩千本。」 我嚇了一跳，問：「您買這濟？」許董事長說：「我欲送乎我的員工，一人一本。做一個台灣人，袂（bē）使不知二二八事件！」 我被眼前這位企業家大大感動！我的感動，不是因為他一句話就讓我一版才印兩千本的書隨即售罄；而是這位企業家，不像一般只顧賺錢的富商，也不只是擅長經營企業而已，他更心存台灣，重視文化、歷史、音樂、藝術....。他的「奇美博物館」也就是在這樣的人生境界中起造的。 許文龍先生買了兩千本之後，讓我的《解讀二二八》隨即進入第二刷。之後，許文龍找我和玉山社負責人魏淑貞商量，請我將此書再精減為節錄版，並授權給奇美文化基金會自行印行，可免費大量送人，我們當然欣然同意。許文龍在節錄本裡面又附錄一篇他自己執筆的〈台灣的歷史〉，可見他對推廣台灣史的用心。 像許文龍先生這樣，還有許許多多位當年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台灣前輩們，對於我的《解讀二二八》的敘述與論述，都頗有共鳴，此處不在贅述。 但是有一些習慣於「黨國意識」的所謂「外省人」，對於我站在台灣主體立場的二二八論述，相當玻璃心，於是辱罵之聲也隨之而來。有一位號稱「藍天聯盟」的武先生，經常在網路上公然侮辱我、誹謗我，罵我是「學術騙子」，說我很會「說謊」，並且罵我「邏輯不通」。但是觀其反駁我的文字，其實與邏輯學（Logic）無關（可見此先生並不知道什麼叫做邏輯學）。而且他擅長用文字陷阱誤導讀者觀眾，我且舉一例來看，我在《解讀二二八》第一章中寫道：「日本的投降，並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這句話的意思當然是說，日本投降的對象是整體盟國，而不是單一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當時是盟國的一份子，當然也是日本投降的對象之ㄧ。但是這位武先生卻在臉書上把我那句「日本的投降，並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改成「日本沒有向中華民國投降」。『不是』變成『沒有』，在語意上相去甚遠。經他這麼一改，再斷章取義把我的後半句「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省去，結果變成「李筱峰說日本沒有向中華民國投降」，我於是變成偽造歷史的「學術騙子」，接著他的臉友們也跟著他群起而攻，什麼「沒有良心」、「無恥」、「誤人子弟」、「台獨騙子怎有資格當教授」…各種辱罵紛紛出籠。老實說，如果真有一個講出「日本沒有向中華民國投降」的李筱峰，我這個真正的李筱峰也要痛罵他一頓。但事實上，那個李筱峰只是他們假想的風車。這群被誤導的「現代夢幻騎士」有誰真正讀過我的書？但是卻可以義正辭嚴的對我這座「台獨風車」發出攻擊。他們對台獨的痛恨，可能因此更為加劇，徒增社會的對立與衝突。 這位武先生習慣把不符合他的「內定結論」的言論扣上「說謊」的帽子，例如，二戰後的台灣社會，失業激增、生活逆退、許多高位被來自中國的「外省人」壟斷…，這是歷史常識。揆諸當年的媒體社論、國內外的新聞報導（包括中國大陸上的新聞、評論），以及後來的許多回憶錄，史料歷歷在目都可以印證，我們的長輩還有多人健在，記憶猶存。但是這位武先生卻引陳儀的官方資料說我「欺騙說謊」。「說錯」和「說謊」意義是不同的，如果明知是A，卻故意說成B，那才是說謊；如果是因為史料根據的錯誤或不足，結果將A誤成B，那是說錯，並無造假的動機，就不是說謊。武先生如果他真能糾正我的錯誤，我應聞過則喜，感謝他，但是他在指摘我「錯誤」的同時，卻一定要扣上「說謊」、「學術騙子」的大帽，以增加其「騎士道」的道德光環。 還有一位「藍天聯盟」的成員更好笑：有一次在陳儀深教授的《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的新書發表會上，前述的武先生帶著一群「藍天聯盟」的人到場叫鬧掀桌，其中一人認出我，對著我大吼：「你是李筱峰，你的書全書謊言！」我反問他：「你有讀嗎？怎知全書謊言？」 他回說：「全書謊言，我何必讀！」。 原來這是他的「邏輯」，這讓我想起「思想方法論」常舉的一個例子：一對兄弟爭吃蛋糕。哥哥拿大塊，留小塊給弟弟。弟弟不服，問哥哥為何拿大塊？哥哥回答「因為我比較聰明，所以吃大塊」，弟弟問，「如何證明你比較聰明？」哥哥回答：「因為我拿大塊。」 二二八事件的長期禁忌，經過台灣民主化之後，已開始被打破，許多當時人的回憶錄、口述歷史也大量公開，許多精闢嚴謹的著作也紛紛出版。於是一些擺脫不掉「黨國情結」的人開始寢食難安，他們於是開始設法要加以翻案反駁，說那些被屠殺（他們當然不會使用「屠殺」兩字）的人都是「暴民」、「日本皇民」，都是罪有應得。更好笑的是，還有黨國學者更把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推給已經離開台灣一年半的日本，說二二八事件都是日本離台前的陰謀、預謀。面對這些「有理講不清」的歪理，其實不用費太多唇舌，只要問：既然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日本皇民」、「暴民」造成的，那麼為何須要長期隱瞞列為禁忌？是要替「日本」、「日本皇民」、「暴民」掩蓋罪惡的歷史嗎？ 最可悲的，近幾年來還有一位自命「外交老兵」退休的台籍人士潘先生，常常發文來「反駁」我，他說二二八發生時他6歲，住在台南郊外，看到外省人遭本省「暴民」毆打，因此就留下了「暴民」的印象。他退休後就一直致力於要找出「暴民」的證據，經常寫些似是而非的文章，寄給我，也寄給陳翠蓮、薛化元、陳儀深....等等我們這幾位有研究二二八歷史的學者。他說那些被殺的台灣菁英如湯德章、王添灯等人都是因叛亂才被殺，絕對沒有冤殺。從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動機是在替外來統治者圓說，在他的眼中只有「暴民」，看不到暴政。這種先有「內定結論」所寫的歷史，絕對通不過「史德」、「史識」、「史才」的考驗。可悲的是，這位潘先生還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可真不輕！要回答他的論點也是很簡單，一樣只問一句： 既然二二八都是「暴民」、「叛亂者」造成的，中國國民黨過去為何要替「暴民」、「叛亂者」掩蓋歷史那麼久？ 

  七十四年前﹐台灣人民在經過熱烈歡迎所謂「祖國」的狂熱之後﹐從歡欣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終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引來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一批台灣的社會精英﹐在這一場政治整肅當中喪命。如果當年他們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可惜﹐他們卻為病態的中國政治文化做了註腳─「此物成材也﹐不得享天年」。 二二八的陰霾來不及揮袪﹐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卻接踵而來。成材的精英﹐依然不得享天年。多少英靈消失﹐多少青春耽誤﹐多少家庭破滅﹐多少幸福斷送…。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高壓的政治致使精英殆盡﹐劫後餘生者也成驚弓之鳥﹐正直者多退隱迴避﹐不再與聞政治﹐於是一些投機政客﹑大商巨賈﹑地方角頭﹑地痞流氓紛紛上場﹐與政權當局掛勾。「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原來﹐黑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故。 七○年代以降﹐民主運動的浪潮衝激著外來統治者﹐然而在民主改革的路途上﹐依然血淚斑斑﹐…不死心的部份台灣人在政治黑夜中企盼黎明的曙光﹐可是有不少人卻已經在統治者的國家機器下接受洗腦﹐習慣統治者的價值標準﹐而忘卻了台灣過去的苦難﹔許多新生的一代﹐在以中國中原為座標的思考下﹐更是對台灣過去的辛酸血淚一無所知﹐無動於衷。 時序進入九○年代﹐台灣有了民主轉型的契機﹐起碼的自由人權已經有了成果﹐可是基本的公義是非卻仍混沌不清。台灣現在還矗立一座獨裁者（二二八屠殺者元兇）的紀念館，為民主國家絕無知僅有之荒誕怪象！ 與其說這個社會沒有「是非觀」﹐毋寧說是沒有「歷史感」。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心要對歷史負責﹐只在乎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貪圖目前的安逸享樂。 時值二二八紀念日﹐又會聽到有人呼籲我們要「走出悲情」。在經過長年的中國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洗腦﹐今天台灣這個社會上還充斥著醉生夢死﹑貪生怕死﹑麻木不仁﹑是非不分的人﹐他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悲情？228對他們只是一個無聊的數字而已，還有許多人才不在乎前人的辛酸血淚﹐也不知道台灣的苦難歷史﹐他們欠缺的正是悲情﹐如何叫他們走出悲情。 在這個台灣苦難歷史的紀念日﹐我們不但不該走出悲情﹐我們要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體會台灣歷史的辛酸血淚﹑奮進掙扎！ 因為悲情可以讓我們社會激發向上的動力。

崑濱伯過世了！傷心難過！ 想起2012年3月，我與彭明敏教授、吳澧培資政、楊黃美幸姊等人去後壁拜訪崑濱伯。 崑濱伯談到他瞎一隻眼的原因，說：「可能有一次我賣米的時候，多算了人家的錢，天公伯大概在給我處罰！」我聽了很感動，世上有這麼純潔忠厚的人！ 天公伯果真如此嚴苛，那些赤藍政客、中共霸權者，不早就瞎光光了！  

  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苯、甲苯、乙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癌、肺癌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圖／作者提供   近百年前，「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林秋梧等諸多志士們早就呼籲台灣同胞不要迷信、勿燒冥紙。至今，紙錢灰煙依然飛揚，尤其過年過節更甚！ 常聽到那些為維護來自中國的封建民間信仰的人說，汽機車排出的廢氣，比焚燒的紙錢還嚴重，怎麼不去反對汽機車？ 汽機車是生活無法避免的（而且我們也在極力改善），但是用真錢換假錢，再把他燒掉，這種蠢事是生活必須的嗎？ 明知汽機車已夠污染，卻還要燒紙錢來添增污染，不知反省卻還振振有詞回護！ 話說回來，燒紙錢不嚴重嗎？ 每年燒掉28萬噸冥紙浪費130億元 台灣每年燒掉約28萬噸的冥紙，浪費新台幣約130億元。每年燒掉的紙錢，至少排放18萬噸二氧化碳，需要15,000,000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苯、甲苯、乙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癌、肺癌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以上資料來源：台灣環境資訊協會TEIA ；〈追求心靈喜樂 宗教及環團籲少焚香燒紙錢〉，中央社，2008.5.30） 宮廟文化的提倡者也許又會說，以上數字是十幾年前的資料。沒錯，近年應該有改善，但我們不該以此為滿足。放眼下去，燒紙錢的現象依然到處可見。 宮廟信徒又有人罵我迫害宗教自由。怪哉！我又不是掌權者，我如何迫害宗教自由？你要信關公、媽祖、王爺、太子爺，你要拜樹木、石頭、呼神（蒼蠅）、蟑螂...，我都沒意見。但是你們要燒紙錢為害我們的健康，我以受害人身分，嚴正抗議！ 以前部分原住民族為了祭祖而有出草獵人頭的宗教習俗，現在早已禁止，這是迫害宗教自由嗎？宗教自由可以殺人嗎？ 獵人頭是快速殺人，長年燒冥紙害人健康是慢性殺人！都不是宗教自由。 近百年前，「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林秋梧等諸多志士們早就呼籲台灣同胞不要迷信、勿燒冥紙。至今，紙錢灰煙依然飛揚，尤其過年過節更甚！圖／作者提供

趙少康想要回中國國民黨了！當年他退黨另組「新黨」，是因為他不能忍受李登輝讓國民黨本土化；現在他可以回國民黨了，因為國民黨不再本土化了，外來優越意識又復辟了！ 但是趙少康要恢復的國民黨，也不是反共的老國民黨，而是國共合流的中國新黨。 趙少康談到「兩岸關係」時說：「喊一聲兄弟，保百歲平安」，說得一派輕鬆。 宣布將爭取國民黨提名參選總統的中廣董事長趙少康。（中廣提供）     我在二、三十年前早就說了，台海雙邊可以建立「經濟互惠、文化交流，但政治各自獨立」的「兄弟之邦」。但是，我們這樣的善意，甭說中共不要，連趙少康也不要。 那麼趙少康喊的「兄弟」，是什麼兄弟？就是台灣臣服在中國主權之下的「兄弟」！那還叫兄弟嗎？ 趙少康宣佈要選總統，並指控民進黨如今一黨獨大，且越來越囂張，政治情勢讓他感到擔憂。 怪矣哉！當年蔣家國民黨一黨專政，包山包海，可以抓人、關人、殺人，他不但不擔憂，還效忠旗下，自學生時代就站在民主運動的對立面，幫忙蔣家法西斯政權打壓民主運動。如今民進黨是民選的執政黨，他卻反而很擔憂！ 趙少康還說要消滅義和團，這更好笑了！自學生時代至今，一路走來他都站在反民主、反改革、反潮流的一邊，本身就是義和團，還要消滅義和團？ 清末當年的義和團的錯誤，不在於他們不怕槍砲的「英勇」氣概，而在於他們的頑固守舊、無法面對時代潮流。他們是一群被「既得利益者」所利用的「既得觀念者」。 台灣在九○年代起，有了進一步的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轉型過程，使得過去在蔣政權時代佔盡優勢的「既得利益者」與「既得觀念者」，開始適應不良，於是形成「頑固勢力的總動員」（借用蔣廷黻形容義和團的話）。從不能適應變法維新的角度看，他們才比較像義和團。 日前，趙少康的「兄弟」中共國台辦馬曉光，也和趙少康的口徑一樣，認為兩岸緊張都是民進黨的錯，蔡英文應該放棄台獨。 我建議小英總統可以這樣回應：我沒有主張台獨，倒是中共應該放棄專制極權！因為專制極權與民主政治無法「統一」？到底是民主自由錯，還是專制極權錯？請中共國台辦和趙少康講清楚！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