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7日出席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美聯社）

習近平第三任第一年，經濟成長目標定為五％，國防支出年增七．二％，不啻自我實現了「中國威脅論」。去年底二十大，胡錦濤公然被架離，習近平強勢三連任，政治局一把抓，無所謂接班人。日前，人大、政協，國王人馬各就各位。對照黨內、國內的風光，二○一二以來，中國的國際形象則快速惡化，美中貿易戰、晶片戰爭、三年清零等，亦令中國經濟元氣大傷。眼前，還有民主世界緊盯，他在烏俄戰爭會不會暗中或公開越過「軍援」普廷的紅線。

改革開放，到了習近平，出現反高潮。而諸般景象，正在反諷習近平深信不移的東升西降、中治西亂、專制治理優越性。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經過三年清零政策、一年烏俄戰爭的檢驗，已被證明站不住腳。儘管如此，他所執迷的戰狼出征、國家（中國認定的領土）完整統一，似乎沒有動搖跡象。過去十年，世人都見證到，鄧小平總設計的改革開放，習近平來個「抑鄧揚毛」向後轉。路線的轉折，習近平扮演的角色，必須客觀予以分析。為了有助於理解，應該盡量釐清哪些是「基因」、哪些是「突變」，以利最有效地因應習近平挑戰。唯有如此，民主世界也才能發現自己中國政策的盲點。就此而言，習近平路線的溯源，不宜直接跳到毛澤東，雖然那可能是習近平的自我認同。而他本人，對文革經驗保持著美好的回憶，不斷反貪腐，除了政治鬥爭也不排除「共產黨初心」，他在黨內的太子黨優越感、在國內獨一無二的權威，難免會在國際投射出唯我獨尊的心態，從外交、軍事來看，更沒有偏好和平的特質，就大國領袖而言，稍欠戰略耐性。凡此個人特質，與毛澤東不盡相同，遑論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或江澤民、胡錦濤。

首先，打破任期制、罷黜接班人、意識形態捲土重來，在鄧小平身上亦有跡可循。鄧小平其實也是終身掌權，先後罷黜胡耀邦、趙紫陽。一九八九，鄧與一批元老政變，天安門廣場屠殺，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江實際掌權亦達十五年。其次，回顧習近平前兩任期，左的意識形態復萌，也讓人想起鄧小平的政左經右、寧左勿右，他總設計的改革開放，「寄生西方、彎道超車」是「靈活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原則性」。江澤民、胡錦濤，伴隨著貪腐而來的社會寬鬆，並不意味放鬆政治箝制媒體、異議、宗教、少數民族等，反貪腐也是打壓黨內異己的利器。有所不同的是，鄧江胡時代，中國實力羽翼未豐，即使急欲大國崛起也得韜光養晦，利用西方壯大自己。除了利用，還有欺騙。二○○八，北京奧運主題，「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彷彿與普世價值相向而行。二○一五，習近平在白宮向歐巴馬承諾：中國無意將南沙群島軍事化。結果沒幾年間，中國將南海爭議島礁軍事化，且常對他國擺出危險軍事行為，令南海成為印太安全的引爆點。

在此期間，中國的全球戰略，似乎在西方視為無害下進行調整，很重要的面向發生在一步步告別「聯中制蘇」的美國夥伴（二○一七年底川普首份國情咨文才將中俄列為美國的兩大對手）。六四事件前夕，戈巴契夫訪問中國，鄧小平對他宣布：中蘇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真誠地希望中蘇關係能夠得到改善。二○○一，江澤民、普廷在莫斯科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有效期二十年（二○二一，習、普宣布延長五年）。直到二○二二，習、普在北京簽署「中俄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西方才發現苗頭不對。不到三個星期，普廷入侵烏克蘭。一年來，中國的全球戰略新貌，輪廓越來越明顯。

從鄧、江、胡到習近平，改革開放真的是誤入歧途嗎？答案恐怕是未必。這四十多年，他們有一條不變的主軸，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黨專政、毛澤東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挑戰美國霸權、改寫國際規則）。在這樣的「基因」基礎上，習近平的「突變」之處在於：他認為全球霸主的遠景已經近在眼前，中國不但可以說不，更有權利與能力擁有極大化的勢力範圍，且以「中國式現代化模式」來「治理全球」。龐皮歐在國務卿任內提醒的，「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那麼共產中國將改變我們」，果真是先知先覺的推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