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盟軍接管台灣，台灣人以中國大陸上未有的熱情，迎接心目中的「祖國」。沒想到一年四個月後，竟然爆發一場大衝突，引來一場大屠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在兩蔣長達四十年的威權統治下，是不許碰觸的禁忌。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民主化，被埋在歷史荒煙蔓草中的二二八事件，才得見天日，含冤受辱的受難家屬才能輕吐胸中塊壘，事件輪廓也才逐漸彰顯，二二八的歷史研究也有初步成果。 然而一些黨國之子不能忍受了！於是試圖開始翻案，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日本的預謀、是中共的策動、是奸黨的野心、是皇民「暴徒」的作亂。 要回答他們這樣的「內定結論」很簡單，只要問：既然二二八事件是日本、中共、奸黨、暴徒所致，為何要替日本、中共、奸黨、暴徒掩蓋罪行長達四十年？ 那些企圖為二二八歷史翻案的人，專止在枝微末節吹毛求疵，而不去理解歷史關鍵的「問題意識」。 要理解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起碼應該解答以下的問題： 二戰後，台灣人（特別是社會菁英）是如何期待他們心中的祖國？相較1895年日本要來接管台灣時掀起的全島性反抗，台灣人這次是如何全島性地歡迎「祖國」（難道這也是受日本皇民化的影響？） 為何在台灣人熱烈迎接「祖國」的一年四個月後，會爆發偌大的衝突？其民心向背的變化是因何產生？其誰為之，誰令致之？ 為何陳儀接管台灣後，會被台灣人稱為「新總督」？ 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前）來自中國的官場風氣如何？駐台軍紀如何？社會治安如何？ 為何「米糖之鄉」的台灣，在戰後卻缺米缺糖？戰後第二年台灣的生產指數為何不及戰前的一半？ 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官逼民反嗎？是族群衝突嗎？是共匪作亂嗎？還是文化衝突？或是啥？ 1947年2月27事件爆發到3月6日，情勢已漸緩和，為何蔣介石仍要派兵來台「綏靖」？而號稱「綏靖」的同時，有無造成屠殺（Massacre）？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政治結構、社會民心...等）造成何等影響？（參考史例：1946年選舉30名省參議員，候選人高達1180人，參選爆炸；事件後第一屆臨時省議會（1951年）議員名額增至55名，參選人卻只剩140人，為何？） 以上諸問題，都可以在當時島內外以及國際媒體的報導與評論找到答案。而且與二二八有關的「當時人」與「當事人」的回憶錄，至今也有五十餘部，都可供印證了解。想要翻案，已經來不及。 台灣自民主化之後，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著作、篇章，長篇累牘，令人目不暇給。很多人又嫌文字太多，閱讀吃力，費時傷眼。因此，本書乃考慮以圖片為主，文字為輔，來編撰二二八事件的簡史，俾便入門易懂。雖稱簡史，實已解答前述的諸多問題意識。 或問，既然本書以圖片為主，然而在當時騷動混亂，又普遍沒有照相機的環境中，如何留下照片以供佐證？本書書名既曰「圖證」，果真有當時軍隊殺人的照片，果真有遍佈滿街，滿載軍用卡車的屍體照片嗎？否則如何「圖證」？ 誠然，要找那種血淋淋的血腥照片，確實困難，不過，眼不見者並非不存在，史料是多元的。我們可以從非常多的國內外的報刊雜誌的報導與評論，獲知歷史的事實內容。也可以從非常多的當時人及當事人的回憶錄中，獲得佐證。況且，這些紀錄，不是單一的孤證，而是有眾多史料可以互證。所以，本書呈現很多這類報章雜誌、回憶錄的影本圖像，經得起史料學的考驗。 最後，有一個重要的觀念不能不提：研究歷史是為了將來。因此，我們了解二二八的歷史，不是要浸漬於過去的哀傷，更不是要挑撥任何族群仇恨（況且，本書有一項重要歷史解釋，那就是二二八事件表面上有族群衝突，實則是文化失調所致），我們研究二二八歷史更應思考的重要的問題：二二八事件還會重演嗎？擺在我們眼前「留島不留人」的威脅，夠我們撫今追昔，有所領悟與警惕吧？

圖片來源：前衛出版社FB 繼《火鳥的聖歌：小說鄭南榕》、《柯媽媽：小說柯旗化》之後，「前衛」的「島嶼見證者系列」出版了《一個春天的童話：小說亮均、亭均》。她們的小小生命停留在一九八〇年二二八，當年是七歲的女孩，原本快要上小學了，是活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天使。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正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際。繼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民黨的政權危機再度搖晃。美麗島事件，蔣經國採取未暴先鎮的手段，一些參與者分別被以軍法和司法審判。旅美小說家陳若曦帶了一份二十七位海外學人的連署信回台面見蔣經國，說參與人權日遊行的人們不是叛亂犯。 林義雄當年是台灣省議員，有律師身分。他並未參與當天高雄的遊行，而是事發後被邀南下協助處理狀況。事後的大逮捕，林義雄也在名單之內，並被以軍法審判。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於方素敏去軍事看守所探看林義雄之際的林宅嬤孫三人致死，一孫受重傷血案，一般判斷是因為林義雄個性耿介，而且曾在省議會嚴厲質詢流亡殖民的黨國體制，被藉機報復。 當年，情治單位日夜監控，林宅仍發生血案。而且選擇二二八這個日子，居心叵測。複製二二八，不無恐怖主義的有恃無恐，挑戰台灣人民忍耐的局限。再看一九八四年，情報局汪希苓指使黑道分子赴美殺害劉宜良的江南案，有理由判斷是遭情治單位法外制裁。戒嚴時代留下的血腥成為台灣人民沉痛的記憶。 隨著美麗島事件推進的民主化，台灣的寧靜革命被世界稱頌。回顧一九六四年，蔣氏政權把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當做叛亂。一九七〇年代，黨國體制抗拒勃興的台灣民主化運動，仍未放棄虛妄的流亡殖民中國論。一九八七年，才解除戒嚴。蔣氏父子的黨國體制因而逐漸解構，但民主化並未完成台灣國家的正常化。 林義雄經歷苦難，他去國還鄉。一九八五年遊學美國、日本、英國。一九八九年帶回《台灣共和國基本法》。效法甘地精神，有治國理念，仍以民進黨主席身份完成陳水扁當選總統的寧靜革命。政黨輪替後，辭卸黨主席，離開民進黨，從事社會運動志業。他不只是一位政治人物，更像社會運動家。不執著於政治權力，更著重於文化意義。 《一個春天的童話》是對還來不及上小學就犧牲於黨國戒嚴體制政治災難的亮均、亭均，賦予生命姿影。每年二二八，亮均亭均都會回來。波蘭女詩人麗普絲卡（Ewa．Lipska,1945-）的一首四行詩《使者》，說寫作「讓死去的人／因而重生」，正是《一個春天的童話》的寫照。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