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日本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之間無正式邦交，卻有比邦交國更深厚的情誼。比起台灣與中國，李登輝卸任總統前未實現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台灣與日本的友好對照中國對台灣的敵意。東亞的台灣與日本在特殊歷史際遇中形成有若兄弟之誼；中國以台灣的父祖之國自居，卻常惡形惡狀，對台灣連特殊國與國關係都不願形成，遑論兄弟之邦。 謝長廷出使日本期間，台灣與日本兩國關係水乳交融。他的本國政治經歷，從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高雄市長、行政院長，更經歷與彭明敏搭配競選正副總統，以及諸多他以律師參與台灣民主化運動經歷，加上他在日本京都大學留學的資歷，與李登輝有相互鑑照的心性和形影。他們都知日、識日，對台灣和日本友好關係的建構和推進，具有熱情和實踐性。 《台灣與日本善的循環》（新自然主義）記述李登輝時代台灣、日本的交流互動，也記述謝長廷出使日本，積極推動兩國關係的心路歷程，留下一些人、事、物的點點滴滴，是歷史也是文化風景，更有他人生際遇、從政之路，留下的動人心境，交織文化情懷。以「善的循環」敍說台灣與日本關係的發展，特別具有令人動容的視野，與台灣和中國關係比較，彷彿光與影的對照。 台灣曾被清帝國割讓給帝國時代的日本，歷經五十年，戰後短暫的四年被代表盟軍接收的中華民國統治，一九四九年迄今的中華民國逐漸脫離中國，成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發展成新的命運共同體，雖仍待正名，已是不同於中國的民主國家。李登輝未能實現的特殊兩國論，對照台灣與日本的友好，應該是一件憾事。謝長廷以大使身分留下的駐日經驗，以及他從政的某些歷程，譜現善的循環風景，值得關心台灣、日本、中國的人們觀照。 標榜祖國的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代表盟軍接收日本放棄的殖民地台灣，並進佔統治。一九四九年，從中國流亡台灣，不只早已藉二二八事件殺害台灣精英，更以長期戒嚴藉反共及反攻大陸，宰制台灣。蔣氏父子後，台灣進入民主化，黨國餘緒反面相向，轉而親共、附中。馬英九降格訪中，刻意衝撞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的外交之旅，形成光照中的陰影。昔日，中國共產黨說要幫助台灣人民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解放台灣；中國國民黨脅迫台灣人民反共，說要光復大陸。如今，國投共，共迎國。口口聲聲「中華民國」口號，表面膜拜蔣的一干黨國之徒，實則已經背蔣棄蔣，走向與善的循環相反的歷史之路，描繪著惡的風景。 （作者是詩人）

  反戰，崇高的詞語。但反戰的真義究竟為何？是重要的。 反戰，應該是反對侵略戰爭，而不是反對抵抗戰爭。 以俄烏戰爭為例，俄羅斯是發動侵略戰爭的一方，烏克蘭是抵抗侵略戰爭的一方。反戰，應該起於俄羅斯才有正當意義。俄羅斯人民仍然有反對侵烏戰爭的聲音，但相對普廷的政治控制，在不全然民主的社會，反戰的聲音薄弱。 烏克蘭是被入侵的一方，雖有部份俄裔烏克蘭人附和，但絕大多數人民具有抵抗意識，軍人更是將士用命。套一句俄羅斯愛用於抵抗拿破崙率軍入侵及納粹德國希特勒入侵的「衞國戰爭」，正是烏克蘭現在景况。 廿世紀的一九六○年代，越南戰爭曾掀起戰後嬰兒潮世代，法國巴黎大學「六八革命」延伸的全球大學生反越戰示威。美國與一些夥伴國家出兵相挺南越對抗北越，但共產國家相挺北越，呈現的是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社會主義國家不同陣營的鬥爭。 民主國家的戰後嬰兒潮世代自由地發聲；專制國家人民服膺統治者領導。一九六○年代，毛語錄紅小冊誘惑西方民主國家青年，曾經風靡全球許多解放（Liberation）論者，自我批評大於抵抗魅惑。一直到蘇聯解體、東歐自由化，嬉皮世代也多轉為雅痞，反體制的戰後嬰兒潮世代紛紛進入體制治理者，一改激進風格。 台灣在蔣體制時代附翼在美國體系，挾反共之名，藉反攻大陸之義，戒嚴專制。但民主化後的台灣，向中國伸出友誼之手，放棄「動員勘亂」敵意，連「特殊國與國關係」都不被中國接受。中國不斷威脅武力併吞台灣。戰爭與和平的天平，是中國在破壞，而非台灣。 在台灣，反戰應該是對中國發聲，而不是向內部發言。但常見向自己喊話的反戰聲音，特別是中國國民黨餘緒，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一些單純的第三種人：存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的異議性。這種聲音分化了內部的一體心，助長中國犯台的動機。台灣人應反對侵略戰爭，但要凝聚堅強的抵抗意識，要有衞國戰爭守護自己國家的意志。 民主化後的台灣仍以「中華民國」為名，並未積極進行真正新「國家」體制的獨立建構進程，但是節制自己並未免於中國的威脅。為了警告中國的犯意，台灣政府或應向中國及世界宣告：「中國進犯台灣的砲火一響，正是台灣宣告法理獨立之日。」台灣的國家正常化或就是其時。 （作者是詩人）

  《惡之華》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詩集，以性及頹廢為主題，對現代主義文學影響很大。這個詞語也延伸許多意涵，台灣畫家劉耿一有一幅畫「惡之華」，隱含畫家的批評意識。畫面看出，一些人面對向被稱為中正廟、臭頭仔廟的中正紀念堂形影。畫家描繪這座建築物顯然並非頌讚，從主題來看是「惡」之「花」，花是形貌，惡是本質，帶有批評的視點，而且畫面黝暗而非明亮，充滿陰鬱。 台灣解嚴、民主化以後，蔣介石崇拜是有爭議的。轉型正義工程常觸及拆除蔣銅像，改變中正紀念堂的設置目的，轉換成其他文化象徵更是引發眾議。但是，威權崇拜仍然存在於黨國餘緒，獨裁者的幽靈仍盤據台灣上空，阻礙台灣發展之路。 劉耿一以畫家之眼直視矗立廣場的巨大幽靈，描繪出惡的象徵構造。他這幅作品隱含著藝術的批評精神，但未引起話題，也未被轉型正義工程視為借鑑。他也有系列社會風景，見證台灣民主化歷程。 戰後，長期戒嚴統治的台灣雖已進入民主化，但轉型正義的課題並不未完成。正如二二八的紀念只是片面的紀念，只是被害者的紀念；轉型正義只是民進黨等立足台灣的政黨關切，泛中國國民黨並不重視。 轉型正義是有文化內涵的，但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太局限於政治，而沒有形成文化運動，遑論在文化意義上成為國民共識。國家認同的混淆模糊了民主化以後的政治視野。 文化部對於中正廟嘗試進行相關的處理，徵求許多方案，但限於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仍缺乏共識性，巨大的惡之象徵構造仍然籠罩在公共視野，甚至讓音樂、歌劇兩廳院的藝術形貌蒙上陰影。 台灣的民主化依靠的力量大多是政治運動，文化運動不充分。權力形式大於意義內涵的政治改革缺乏穩定的奠基條件，這是黨國戒嚴長時期教育、文化、大眾傳播被壟控造成的，解決之途仍有賴文化條件。 劉耿一的「惡之華」，以藝術之眼呈現了批評視野，展現了一位台灣畫家的淑世精神。藝術可以介入社會，藝術家的批評彰顯社會責任，應該更受到共鳴。台灣要有更多的藝術家從文學、音樂、美術……在轉型正義形塑核心的內在條件或文化動力。 （作者是詩人）

  盧俊義牧師長期關心台灣社會，一九八○年代我們曾一起參與嘉義的二二八紀念碑籌建。他除了牧會，還著作等身，尤其會說故事。他把聖經詮釋為啟示、教養、勵志書，感動了許多人，即使退休了，仍然耕耘不斷。 看了他的新書《攏是為了愛》（啟示），以卅則生命書寫的深情告白，描述了對台灣有愛的一些人們，不只神職人員，更包括醫療、學術、藝術不同領域，有才具、有奉獻心的男性、女性；不只台灣本地人，也有來自國外，終老於我們國度的人們。 一位台大法律系畢業的布農族傳道師江阿勇，選擇回原鄉擔任小學教師，不只輔導原住民兒童，也照顧長者，吐血時才被發現患了肝癌，遺言還捐出積蓄做為部落老人照護基金。對照社會上許多逐利忘義之人，真是令人感動。還有為舞蹈、音樂作出貢獻的蕭泰然、蔡瑞月。 賴其萬教授說，書中卅位人物的共同點是「一生都為台灣做了非常艱苦但很有意義的事」。在美國行醫、任教多年，神經內科名醫，癲癇症權威的他，回國後在慈濟醫學院擔任過院長和慈濟大學副校長，一向重視醫學人文，在和信醫院也推動了許多人文活動，我還曾應邀在清早，醫師出勤前，分享了我的「一個詩人的心靈之旅和時代見證」。 賴教授特別提到安葬於小馬天主堂後院墓園的外國神父們，說他下次再去台東而不去小馬天主堂拜謝這些心中有愛的人，那就白活了這段人生。讓我想起前幾年，詩人鄭烱明夫婦、文學評論家彭瑞金夫婦、我們夫婦的台東之旅，記錄片導演、作家，也是PASA主人安排的行程就包括小馬天主堂。我們去看了把生命留在台灣的一些外國神父的墓園，感動良久。 對台灣有愛的人愈多，台灣這邊社會，甚至國家就更能趨向善美。看到書中這些對台灣有愛的人們，他們的生命形跡令人動容。反觀一些競奪權力的政治人物，有人選舉總統時，跪下來親吻台灣的土地，沒有選上就翻臉了。還有人騙票時說尊重台灣人民對台灣國家主權選擇的權利，但到頭來馬腳盡露，就是騙！這些政客（若照林玉体教授的意見，是政棍！）只想掠奪權力而己。 真正對台灣有愛的人是奉獻，是付出，不是權力的掠奪。民主化後的台灣，以戒嚴專政壟控統治體制，把國家統治不成「國家」，號稱「中國」的政黨，讓人感覺只想挾持台灣，只是權力掠奪團體。不要太崇拜政治人物，尤其是此一時、彼一時的政棍、政客，或反共一套，附共又一套，又戴上「愛」的假面之群。台灣人要尊敬的是真正愛台灣的人。 （作者是詩人）

  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曾經是戒嚴時期的禁忌歷史，民間社會在事件四十年後的一九八七年，才發動「公義和平運動」，這一年解除戒嚴。在事件發生後近半世紀，一九九五年，台北新公園的二二八紀念碑才落成，訂為紀念日，陳水扁在台北市政府時代並訂為二二八和平公園。一九九七年，李登輝以台灣人總統，向人民進行替代的道歉，立法院明訂這一天為國定假日。今（二○二三）年二二八，事件已發生七十六年。 二二八事件被視為戰後台灣悲劇性開端，當年曾歡迎祖國的台灣人，因二二八事件的屠殺，種下對國民黨中國不信任的根源。期待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盼望民主，卻面對國民黨中國的類殖民統治，而且貪污腐敗，大失所望。有些人曾因此期待當時正在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以及後來的共產黨中國，但更多的是逃離台灣，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因此萌芽。 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反共」之名的思想肅清，藉戒嚴的宰制，延續二二八的清鄉。蔣氏黨國以台制台，利用一些半山台灣人進入統治體制。吳伯雄的伯父吳鴻麟，以法官身分得罪軍警高層，死於二二八，但父親吳鴻祺一門三代在黨國官場扶搖直上，是硬頸客家人反差極大的例子。 一九九七年二二八，我編集的《傷口的花》（玉山社），封面上「以詩為花紀念二二八，在受傷的島國種下希望的樹。」有關二二八的歷史研究相繼出版，也有《二二八小說選》。但記憶和紀念似乎是片面的，甚至重疊在元宵節，混淆了「紀念」和「慶祝」的意義。當年，在馬英九時代台北市府擔任文化局長的龍應台，就因口誤「慶祝二二八」而掀不少風波。 其實，不必怪龍應台，除了受難家屬，大多台灣人自己也眩惑於元宵節時際的花燈魅影之中。二二八常因連假成為休閒日，模糊了紀念的意義。大眾消費社會的傳播條件只看到假日，忽視藏在歷史暗夜的哭泣聲。不只一九四七年，一九八○年二二八，林宅血案也烙印蔣氏黨國戒嚴時期的血腥，在已成為「義光教會」的場址，這一天的紀念儀式傳達永遠的哀悼。 因為轉型正義工程不盡成功，台灣成為國家共同體仍有認同的難題。奉蔣之名，儘管是經由選舉坐上台北市長位子，違背蔣經國死前「蔣家不再從政」之囑，反映在二二八受難家屬拒絕參與台北市府的官方紀念。二二八事件是政治的，影響了文化；要經由文化療癒，才能真正在政治和解。但台灣的轉型正義並未真正完成，陰影仍在，昔日的反共轉而傾附中共。傷口的花在陰影中搖曳。 （作者是詩人）

  土耳其藍是美麗的，也是悲傷的。橫跨歐亞大陸的這個國家，兼具歐洲性與亞洲性，某種程度像北臨黑海東北角的俄羅斯。不過，土耳其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俄羅斯則是信奉基督東正教的國家。土耳其曾屠殺亞美尼亞人，迫害庫德族人；俄羅斯正在侵略烏克蘭，他們曾親同兄弟。 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大地震是世紀災難，是自然災害，是地理性的。不同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的人為災害，是歷史性的。建築物倒塌、道路崩毀，多少生命死傷！面對大自然，人是脆弱的；面對強權國家的侵略，人也是脆弱的。但人性中總有善美的一面，多少國家的救難隊馳於救援土耳其，又多少國家向烏克蘭伸出援手。黑暗中總是有光！ 想到土耳其，人們會想到土耳其藍，既是美麗的，也是悲傷的。一首詩，浮現土耳其的人間像： 三個人在車站／男人是悲傷的／ 悲傷得像悲傷的歌／ 女人是美麗的／ 美麗得像美麗的記憶／ 孩子／悲傷得像美麗的記憶 美麗得像悲傷的歌 ──照片／蘇雷亞（土耳其，C. Survey,一九三二—一九九○） 從救災的新聞畫面可以體會到交織在悲傷、美麗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某種深邃和純真反映在大人和孩子的臉龐。這個由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取代部分鄂圖曼帝國起造的國度，在歐亞交界處，以政教分離在伊斯蘭世界獨樹一幟。但是權力政治的光影紛陳，詩人的作品流露美麗與悲傷的聲音。 著名的土耳其詩人納京．喜克曼（Nazim Hikmet,一九○二—一九六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軍政府監禁，流亡昔日蘇聯，死後多年才得恢復名譽。公路休息站的賣店，會看到販售他的畫像壁氈。那個時代，右翼獨裁和左翼抗爭交織火花，但左右翼政治走向專制都是文明的陰影。蘇聯解體了，不盡走向民主化的俄羅斯，又如何？ 自然的災難經常考驗人類，但人類自己也製造災難。發動戰爭侵略他國，是犯下戰爭罪的惡行。俄羅斯的普廷犯了不可赦的罪行，害人害己。土耳其的大地震照見悲傷的一面，看著從瓦礫中被救出的嬰兒明亮雙眼，回映光的觸撫，照見悲傷另一面的美麗。 至於敘利亞，困於內戰，國際救援相對缺乏，災難可以想像。台灣向遙遠的土耳其伸出援手，Taiwan can help！ （作者是詩人）

  在基隆港口廣場，朱銘的雕塑「十二位紳士」旁，上方盤旋著一群老鷹，俯衝而下，滑翔凌空，交織猛禽自由自在的形影。望向火車站後站方山坡上，大大的KEELUNG地標，那裡有一家太平青鳥書店，是利用小學廢校教室開設的。 沿著港口旁的道路，轉進上山的蜿蜒道路，彷彿尋找青鳥的歷程，步行而上有些艱辛，看著海面的船隻，午後的城市環抱港口，別有韻味。將近一個小時，總算來到書店。想起比利時詩人梅特林克膾炙人口的童話劇《青鳥》的歷程，算是平緩多了。 許多人在教室桌椅喝咖啡，也有許多人在書架、書枱上翻閱書籍。從一樓到二樓、挑空的三樓一些人站在窗枱旁邊俯瞰港口和城市。有創意的書店應該還會吸引人，重要的更是有心人。我想起美國詩人桑德堡以芝加哥臨湖的風景寫成的一首詩〈霧〉：「霧來了／以貓的腳步／牠俯瞰著港口和城市／又走了」。基隆曾是雨港，並非霧都，不知道有沒有類似情景？ 梅特林克是一九一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童話劇《青鳥》，風靡全球，在許多國家上演，幾乎成了歷經艱辛，追尋幸福的寓言。戰前台灣透過日語的閱讀群，大多經過洗禮。在書店經營困難的今天，書店以「青鳥」為名，是有意涵的。 青鳥採取「借殼共榮」的經營策略，省掉房屋成本。基隆的「太平青鳥」是利用廢校教室，得力於當年市長林右昌的協助。屏東的「南國青鳥」原址是孫立人將軍行館，應該是潘孟安縣長任內促成。高雄的「承風青鳥」設於一家重視文化感的飯店。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幾年前在台北和平東路尾，近臥龍街，一家預售屋書店化，只開設半年的「和平青鳥」。 我的一本世界女性詩選《在寂靜的邊緣歌唱》（圓神）出版時，青鳥書店索我的鋼筆手抄詩帖展示。我也在「和平青鳥」辦小說《私的悲傷敘事詩》（九歌）新書會；在屏東的「南國青鳥」為《墓誌銘風景》（玉山社）與讀者見面。追尋青鳥的夢想演繹在書籍的發現，隱含著文化建構。 其實從太平青鳥書店前方可以循步道走到火車站，是直落歷程。斜坡兩側是一些家屋，前方就是逐漸接近的港口和街景。近黃昏時，如果下起濛濛細雨，應該令人想起「港都夜雨」這首歌謠，不過還須薩克斯風的樂音取代車輛的喧嘩聲。 （作者是詩人）

  迪化街是台北市最具特色的老街，呈現歷史與文化風采。不像台灣到處以夜市食街吸引人，迪化街在有心人周奕成的用心用力再造下，煥發出古典、優雅的形貌。書店、咖啡館與茶屋點綴其間，似乎訴說著被壓抑的心意。 以「共和國」為名，加盟出版社已近五十家，滿懷夢想的郭重興，在家族離開數十年的「郭怡美商行」，創辦了「郭怡美書店」一一充滿回憶，在歷史建物，有書有咖啡的人文空間。 書店似乎在台灣逐漸沒落，台灣人不像日本、韓國，市民下班在逛街書店，而是呼朋引伴逛夜市。郭重興甚至說「我們來開一百家書店好不好？」他這樣築夢，把先人因經商失敗賣掉的故居租回來，一百年前的商行變成書店，「郭怡美」是姑媽名字，書店因而更有紀念的意義。 紀念是歷史記憶的緬懐，是文化性的，因此具有意義的形式和儀式。在迪化街這條當年不只富裕也有格調的老街，在一棟見證台灣近代發展的巴洛克風格建築物，「郭怡美」這個名字在過去以「商行」、現在更以「書店」留存。當一棟棟歷史淺短的建築紛紛被財團藉「危樓」、「都更」的容積增加獎勵，拆除重建，只重視「錢錢錢」的急功近利成為台灣人心性時，走進「郭怡美書店」讓人感受到在地的文化心。 台灣常誇耀經濟成就，近現代文化意識薄弱，因此也缺乏福祉主義的經濟思維。重物貿、輕精神，紙本閱讀的沒落遠遠超過日本、韓國。昔日，殖民與被殖民時代留下的形貌：韓國保留精神像，反映在紙本閱讀；台灣保留物質像，反映在官署建築的再利用，幸而因此保留了一些被殖民時代的文化況味。 舊曆年前，電視新聞頻頻報導迪化街的年貨市場景象，反映台灣傳播媒體的興味。其實，迪化街的再造，有多家書店和咖啡館、工藝品形塑的文化氣息。「郭怡美書店」是一種文化夢，「我們來開一百家書店好不好？」真是動人的一句話。 書店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指標，閱讀更是一種文化儀式。一個進步國家，並非到處有夜市可以吃吃吃，而是國民喜歡逛書店，經由閱讀不斷充實、提升知識與文化教養。 （作者是詩人）

  這世界的書／並不都會給你帶來幸福 但是，它們會悄悄地／教你回到自己的內部 在那裏蘊藏著你所需要的一切／太陽、星以及月亮 因為他所尋求的光／都住在你本身內部 ⋯ 這是蕭翔文迻譯，瑞士詩人赫曼．赫塞的詩，收在「卅九位世界詩人的心境與風景《亮在紙頁的光》」（玉山社），每一首詩都附加解說。二○二三年台北國際書展之際，我想起書的意義及價值。 台灣因為近代歷史的語言斷層，二戰後從日本語而中文，加上二二八事件的傷害，戰前知識份子熱衷經由閱讀形成知識與教養的習慣中斷了。讀八股死書的戰後本國語文教育養成了被馴化於戒嚴長時期缺乏思考與想像力的國民。解嚴政治鬆綁，在大眾消費社會環境形成重物質輕精神的生活志向，加上手機泛濫，紙本閱讀沒落。 台灣形成重物質輕精神，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其來有自，源於政治病理。愛熱鬧的台灣人，疏離於書，視不讀書為理所當然。讀書只考試、升學，而非內心省察、世界探索。 咖啡館一家一家開，書店一間一間關。其實咖啡與書相輔相成，但咖啡口入，書用眼用心閱讀，台灣人重口輕心。相對亞洲國家日本和韓國，台灣的紙本閱讀較沒落，國民對本國的作家與作品不熟悉，甚至輕忽。 今年的書展主題國家：波蘭，與同屬東歐的捷克、匈牙利⋯…都有閱讀的深厚傳統，共產體制時期，文學讀物成為人民心中不熄之火。波蘭女詩人麗普絲卡的詩〈使者〉，短短四行，常在我心：「書寫以便一個行乞者／用它獲得金錢／並且讓死去的人／因它重生」。 只有錢並無法建立一個國家或振興一個國家。戰後東歐從共產統治自由化，一位英國社會學家歸功於：市民權、教會庇護以及文學藝術涵養。這都是文化的力量。 台灣的民主化仍囿於國家認同的混淆而未盡走向坦途，不是經濟原因，而是文化問題。振興閱讀，充實台灣人心的涵養，增加進步性，擴大視野，成為對權利和責任有體認的近代公民（citizen），台灣才能建構新國家，邁向新的世界。 （作者是詩人）

  二○二三新曆新年過了，癸卯舊曆新年來了。不只台灣，即連馬列主義影響的共產黨中國也不例外。漢字文化圈國家，只有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除舊曆迎新曆，徹底脫中華習性。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孫文曾試圖廢舊曆新年，但只南京政府施行數年；袁世凱的北洋政府也曾試圖改變，後來以春節代之。北伐後，蔣介石追隨孫文，也試圖除舊曆年，仍未成功。共產黨中國對舊傳統極力批判，但中華傳統本質形塑的民族性支撐共產帝國，舊曆年也只能沿襲，看看「春運」的人口移動，令人嘆為觀止。 「鴻兔大展」、「玉兔迎春」⋯，春聯在冷風中被張貼在住家、辦公室、商場…等建築物門面，召喚喜氣。其實，「狡兔三窟」更見狡猾之心。通行中文的語彙形成各種成語，並非出於認知和實踐，而是便宜行事的語言裝置，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本國語文教育窠臼。比起共產黨中國類似「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的大白話，國民黨中國文謅謅道貌岸然就是了，就像毛裝比長袍馬掛。 詩人陳鴻森「十二生肖系列」喻近代中國人本質，特別是國共紛擾狀況下的人間像，〈兔〉，以四節二十八行，鞭辟入裡的描述，讓人心有戚戚焉： ⋯我們只懂得乘隙奔竄 長久以來我們那居安思危的傳統／使我們善於利用／各種地形地物／脫逸 那年／革命和反革命的砲火／激烈地爭辯著／我們的掩體忽然已如分崩的國體──⋯／我們紅著眼／輾轉向南遷徙 ⋯但，不安的預感／並未退潮 我們的耳朵／竟一天一天的加長了 島上的草野／如今顯然已不足於蔽身／我們只好向著／莽原草長的／中南美洲等地／疏──散／在流離中訓練腳程 戒嚴年代的這首〈兔〉，隱喻了中國變色後隨中國國民黨來台但未定置的中國人心境。拿美國綠卡的黨政軍特公教家屬一大堆，台灣只是過渡棲身之地。今日美中對抗，一些人還仇視台灣的民主化，仇美，心在中國，只因在台灣的特權不再。 許多中華民族論者缺乏近代國家意識。二○○○年政黨輪替，開啟了民主新紀元，大量移民潮還促成當年房價下跌。敵視民進黨更甚於中國共產黨者，大有人在。隔海唱和，聲音喧嘩。奉蔣，其實背蔣，似為顛覆民主化台灣，以功贖隨蔣叛逃中國之罪。 又一個癸卯兔年，兔不只鴻兔、玉兔，也有狡兔。春節假日，兔的種種反映中國人的民族性。台灣人昔有日本性，今有中國性，當然也有狡兔的一面。 （作者是詩人）

  二戰後，歐洲經冷戰時期，蘇聯解體、東歐自由化後，亞洲的中國走資化，世界進入全球化經濟水平分工的時代，但俄羅斯的侵烏戰爭敲響地緣政治的警鐘，中國也重返毛澤東共產基本教義路線。原來，世界和平只是幻想，人類的爭權、奪利，反映政經作為，存在著病理。 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區，也在亞洲戰區，列強之間的衝突成為人類浩劫，國聯和聯合國都是為促進和平而設置。近代思想繽紛呈現，人類既造孽也啟智，世界在創傷中和痊癒之間循環，但紛亂未止。台灣擺盪在世局的不安之中。 日本詩人田村隆一（一九二三–一九八八）以文化廢墟凝視戰後的精神荒廢，曾說：兩次世界大戰，最大的破壞不只是人命的喪失、建築的毀壞，而是語言和想像力的破壞。語言是存在之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Heidegger,一八八九–一九七六)點出認識論。政治的核心是權力；經濟的核心是利益；文化的核心是意義。田村隆一的詩人之言、海德格的哲學家之言，是文化人之言。但世界秩序交織在政治家與資本家手中。 知識份子、文化人的發言，在不重視意義的國家，是被忽略的。台灣，這個在內以中華民國為名，在中國噤聲不語，在世界五四三的國家，戰後長時期，曾經政治家才有發言權；解嚴民主化後，資本家的發言權更重；文化人的發言聊備一格，常常只是裝飾性的。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一九七一年被逐出聯合國，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換句話說，中國在海峽彼方而不在此岸。儘管台灣經歷政治改革運動，促成民主化，但並未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重建為生活在台灣的人民的主權獨立新國家。當前台灣的政治紛擾在於國家定位不清，認同不明。 經歷多次總統改選、政黨輪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擺盪於台灣的國家或中國的國家之間；迷惘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之間。這個不像國家的國家，人民的認同混淆可以想見。選舉，某種意義反映了殘餘中國政治體的爭奪。 二戰後，未順應被殖民地獨立的台灣，因為祖國之夢，糾葛在國共中國的迷惘之中，過了冷戰時期，過了全球化時代，世界再陷入地緣政治危機。台灣的國家之夢仍然迷失於爭權奪利，迷惑於生產、消費的利益邏輯。中國冷眼地看台灣的政治紛亂，軍機騷擾不斷。文化呢？台灣，國家的文化想像呢？ （作者是詩人）

  Covid-19疫病自二○二○年初，以中國武漢肺炎為人所知、禍害世界，迄今二○二三年初始，已過三年。台灣雖然防疫有成，但擔當防疫大任的衛福部陳時中，參選台北市長，仍落敗於以蔣家光環，以「深蹲」優待搭公車或預約公車成為笑柄的蔣萬安。可以想像，疫情之害之重，世界各國執政黨莫不因此在選舉中失勢。 選民是無情的，昔日阿扁在台北市以高滿意度開展市政新局，仍不敵馬英九，都是拜天龍國的台北人症候群心態，扁還以偉大城市對政治人物無情向市民致意。馬八年、郝八年不說，柯的八年更是冤枉。辜負了民進黨支持群，原自稱墨綠卻成為檳榔柯，市政滿意度年年墊底，空口白話連篇，還在選總統的白日夢裡自我陶醉！ 一九九六年，台灣總統直選，迄今李登輝一任、陳水扁兩任、馬英九兩任、蔡英文兩任未滿，已超過廿六年。兩黨輪替有譜，但不同於一般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台灣是在中華民國各自表述為台灣的或中國的困境裡糾葛，而非選擇中間偏右的保守政黨或偏左的激進政黨。共同體並未真正形成，政黨的忠誠於國家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中國因素影響。其實，已見公然揮舞五星旗的紛亂認同現象。 台灣，對內以中華民國為名，對外不盡是中華民國的國家，民主化後並沒有建立新共和。國體即使經過多次修憲，仍未脫離中國意理。中國共產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承續中華民國為由，存有以解放為名、併吞台灣之實。中國國民黨一些昔日威權侍從在蔣氏父子之後，只圖得到中國共產黨授權代理統治台灣。什麼一國兩制的荒唐夢？奉蔣只是幌子，甚至棄章從蔣的後人也一樣。這些昔日要被蔣斃了的黨人，卑劣可以想見！ 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選舉是權利與責任相對的承擔。生活在台灣，持有仍以中華民國權宜之名國民身分的人們，不要輕忽選舉權的意義，不分先來後到的台灣人，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只看到走資化後那一面中國榮景，也要看看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獨裁那一面的危險，看看窮兵黷武那一面的禍害。 想想美國怎樣從大英帝國獨立，後來又與英國維持的友好情誼。台灣的族裔早期來自明清時期的南方，戰後移入群則遍佈大江南北避共者。蔣體制的中華民國未能在聯合國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時，在台灣重生，因此不符台灣「意外的國父」之名。民主化的新共和，生活在台灣的人民才能真正建構一個新而獨立，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侵權，也不受其侵權的國家。 （作者是詩人）

  這個被清帝國的李鴻章以「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意」鄙視，當做清日甲午戰爭敗戰賠償，割讓給日本的島嶼，雖然曾在大航海時代被荷蘭、西班牙在台灣南北短暫殖民，卻因鄭氏王朝在台灣的短期建置，不像大多東南亞地區被英、法、西、荷殖民後獨立國家，仍因漢人虛妄的祖國意識，二戰後脫離日本殖民，未選擇獨立為一個國家。 二戰後，台灣悲劇性的開端始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傷痕的印記是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知識份子文化人大量犧牲。這應是中國國民黨蔣體制為日後挾帶中華民國流亡台灣，遂行其殖民統治的文化清洗作為，大量日治時期不同於祖國派的自治運動者被犧牲了。祖國派，即「半山」，他們跟著蔣體制回到台灣，作為中國國民黨治台、制台的馬前卒。另一批信仰共產主義，附和中國共產黨的台灣人是另一種半山。 右派半山附隨中國國民黨，即中華民國論者；左派半山附隨中國共產黨，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論者。台灣的右左派祖國論者不像其他被殖民地右左獨立論，例如被日本殖民的朝鮮後來獨立為南韓（大韓民國）和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或統一前的南北越。二戰後台灣捲入國共未完成的鬥爭，迄今未解。 沒有自己的國家意識，期待祖國卻捲入虛妄祖國的左右鬥爭，而非主體國家的左右路線競爭。同樣被日本殖民的朝鮮，戰後獨立，雖分裂仍各為主權國家。反觀台灣，即使民主化了，卻因國體不明，未能形成真正的共同體。中華民國的歷史未必是台灣國家的歷史，而是流亡殖民殘餘中國交織本土國家之夢的歷史。 唐山過台灣墾拓的台灣人先祖、台灣原住民祖先，都未曾建構自己的國家。日治時期，台灣人受近代思想啟蒙，但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未形成，國家的歷史也未形成。中華民國在台灣，一九四九年之後已形同殘餘中國，國家的歷史也是錯亂的。民主化以後，未能共同展開新國家的建構，徒然耗損於在地建構和流亡殖民的競鬥，形同自我解構，徒然讓亡中華民國的中國共產黨嘲笑。 （作者是詩人）

  蔣體制時代的中國國民黨是蔣氏父子說了算，戒嚴統治時代的一些黨人、信奉懷念那樣的時光。權力的侍從們曾是共犯結構，也是分贓體系。鬆綁這樣的結構和體系是一九七○年代因國際形勢變化，中華民國的國家地位因被逐出聯合國，被美國斷交，台灣社會不斷的政治改革運動造成的。 美麗島事件是關鍵之役。一九八七年，蔣經國死前被迫解除長達卅八年的戒嚴，李登輝被提拔為副總統，在蔣經國任內去世的驚駭大浪中代理總統，順勢成為黨主席，並在餘任後經國民大會選為總統（六年），直選總統（四年），總計十二年，嘗試改變流亡殖民體制，落實台灣化。可惜他對中國善意，甚至委曲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未能解決國共糾葛的國家難題。 後蔣時代台灣的政治，因應民主化發展，李登輝以中國國民黨台灣化鞏固政權，並順應民進黨的發展。打中國新黨旗號的反共愛國陣線，趙少康與黨提名人黃大洲競奪台北市長，導致民進黨陳水扁勝出。中國新黨陣線代表流亡殖民意識論群，在都會火花乍現，一直到二○○八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後，陸續回到中國國民黨，續為殖民性中國論號角。 相應中國新黨群落，宋楚瑜以輔佐李登輝建功，以及民選台灣省長之勢，二○○○年脫黨競逐總統，票數超越黨提名人連戰。選後，宋組親民黨，曾有四十多位立法委員的聲勢。一人黨主席，未能影響台灣走向。宋楚瑜不同於趙少康，他的黨政經歷扎根地方，有糾合地方政治人物的能量，是另一種路線。這些力量後來也大多回到後李時代的中國國民黨，宋甚至後來屈居連戰二○○四再戰總統大選的副手，雙雙兩度落敗收場。 連戰、馬英九不同於宋楚瑜、趙少康等冒進派，他們是坐待權力位置的人。連與大位無緣，連戰連敗收場。被視為李登輝傳人的連戰，甚至以到中國當「連爺爺」收場，大出台灣本土論及中國殖民意識論群意料之外。繞了八年，才由馬英九再為中國民黨拿回政權，但他的殖民意識馬腳盡露，八年後再失政權。 中國國民黨現在是趙群落（中國新黨），加連、馬群落（黨政世家），再加上宋群落（已非宋楚瑜親民黨）三股力量為主的社會構造。話語權在趙群落，地方黑金勢力即使黨中央強調反黑也難動搖。前者是頭腦，後者為身體，形同意識型態加利益形態的共構。中國腦，台灣身，就是中國國民黨的樣子，也是台灣政治的社會縮影。李登輝嘗試以台灣化延續中國國民黨政權，他的夢，因話語權不在台灣本地黨人而無法實現。趙群落戰鬥藍是中國新黨的幽靈，張牙舞爪的樣子籠罩在中國國民黨上方，成為台灣的政治陰影。 （作者是詩人）

  台灣的交通秩序被詬病已久，國外媒體以「行人地獄」批評，讓外國人「最美的風景是人」說台灣的佳話蒙塵。何以至此？ 台灣人常出國觀光旅行，看到先進國家的交通秩序，應該印象深刻。不只紅綠燈信號被嚴格遵守，沒有燈號的巷口，各種車輛一律到路口先暫停，禮讓行人優先，再依序由先後到巷口的車輛，輪流起步，交叉路口的車輛也在公平機會之中。 外國人在台灣，欣賞庶民吃食，交通秩序不敢恭維。什麼原因？ 農業時代、鄉村性，自然秩序在緩慢中有其條理，但工業化、都市性，無法依照自然秩序，靠的是法秩序。紅綠燈是法秩序的象徵，近代秩序的原則。在十字路口，人與人不是靠敬老尊賢，而是信號指示。 台灣已然從農業時代發展到工業、甚至後工業時代，也從鄉村性發展到都市性。人與人的關係已經演變到都市社會學所說的：「相對匿名性以及孤立」，近代秩序未形成，台灣的都市常常只是人口密集區，缺乏文化性。 秩序反映政治現象。政治的意義在於「構造」：秩序、安全和正義是三要件。戒嚴長時期，黨國體制控制思想，縱容身體，維持控制的條件。戒嚴百分之三，說的即是只控制你的腦袋。大車欺負小車，小車欺負人的現象，其來已久。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說的是農業時代、鄉村性的人間條件。都市化、工業或後工業時代，人與人沒有緣故亦無連帶，交通之亂因而形成。其實台灣的都市化存在著公共交通構造的缺陷，就像是興建了高樓大廈忘了配置公共電梯，導致家戶須另自建電動流籠，機車氾濫現象即是，卻有地方首長選舉政見賄賂廣送機車並當選。 台灣虛構的都都都⋯以市之名，缺乏近代都巿的完備公共交通構造。自力救濟的交通習慣既已形成，像台北市已建構相當條件的捷運系統，摩托車卻愈來愈多。中央、地方政治人物無人敢對機車亂象有建設性的處置想法，政治家少，政客或政棍多。 交通亂象就是政治亂家。台灣，國不成國，市不像市。鄉村已消失，都市未形成。 政治之病不只在國家，也在城鄉地方自治體。被外國人形容「行人地獄」，台灣之恥！一個近代秩序未形成的社會，哪會真正是美麗國家？ （作者是詩人）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不當封控，引發白紙運動，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又一全國性學生與群眾抗爭。參與者手持A4白紙，無言有語，口號「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被稱為白紙革命。海外中國人也群集中國使館外示威響應。中國的政治發展會如何？白紙革命的後續如何？普世關注，但習近平體制的牢結會被打開嗎？ 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曾以法國大革命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拍成藍、白、紅三部電影，正是法國三色旗的象徵。一位電影人從文化看社會，和從政治看國家，並不相同，文化的立意和政治實踐常因權力的任恣而有反差。近代國家國旗都呈現立國象徵的顏色，或有具象符碼。蘇聯紅旗的鐮刀、斧頭、星，到俄羅斯的紅藍白三色旗；中國五黃星紅旗仍象徵共產國家。國旗是國家象徵，認同標誌，看世足賽應感同深受，但在台灣這個叫做「中華民國」的「國家」，旗不旗、歌不歌，混淆國家的認同。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推翻清帝國，是藍色革命，象徵自由；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中華民國，是紅色革命，分別為近現代政治右左發展。中華民國以殘餘中國存在台灣，依據其建國時無關的土地，彷彿一艘船飄搖著。標榜人民民主，實際是共產黨專政的中國，藉違反共產主義的走資化，成為強權，但並未循文明世界的民主原則發展。六四的改革引信被拔掉的卅三年後，白紙革命火花再起。 中國的藍色革命被紅色革命推翻，而非並置，都未形成近代自由、民主國家。革命的野望形同只是權與利的搶奪，國旗的顏色只是權力爭奪的口號，政治野心家的謊言。一九七○年代以來，世界被中國的工廠勞動條件與市場誘引，造成中國尾大不掉的危害。習近平體制反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論」，返回毛澤東的面面紅旗。美、中對抗不只是利益形態，也是意識形態的對抗。台灣在夾縫之間。 近代世界的民主國家，不管是帝國轉型的歐洲諸國，或國民國家的美國，甚至拉丁美洲的後殖民各國，以議會路線左右政黨共存的政治文明，體制外革命才會被體制內的改革取代。中國妄想以人民民主專政，實則共產黨專政，甚至習近平個人獨裁維繫政權，反逆世界文明的發展。經歷走資化的「改革開放」，自由、民主、人權的種子雖播在中國，但未開花。白紙革命是警鐘，若未民主化，即使中國放鬆封控熄火，不會止息！ （作者是詩人）

  二○二二年九合一地方選舉，民進黨失利。不只首都台北市長未能勝選，新北、台中兩院轄市未能翻盤，連帶失去了院轄市桃園，以及省轄市基隆、新竹市長席位，南部除院轄市高雄，嘉義縣，院轄市台南及屏東縣的勝選差距有限，東台灣挑戰全面落敗，反映了蔡英文總統期中選舉的挫折，但縣市議員席次明顯增加，基層政治構造增強。 如果台灣是正常國家，選舉反映右、左路線的政治選擇，只是發展方向的調整：追求經濟成長或社會公平，但台灣處於未真正確定的台灣國家和流亡殖民性中國的國家，選舉反映發展方向。不只生活在這個國度人們的心性受到影響，也牽涉到世界怎麼看台灣。 三個檯面政黨：民進黨、中國國民黨、民眾黨。民進黨標榜建構台灣的國家，卻無法擺脫「中華民國」的權宜名號；中國國民黨挾「中華民國」體制流亡殖民台灣，卻無法擺脫中國的桎梏；民眾黨在政治機會主義的夾縫投機取巧。選舉結果並未向世界發出正確的信號，無法真正為台灣發展定位。 戰後長期受黨國戒嚴統治，缺乏近代國（市）民意識的社會，形成了民主化以後，政治權力競逐的紛亂現象。民進黨並未建立黨傳承倫理，許多黨人失去權力位置後，反過來仇恨民進黨的現象，讓許多人對民進黨失去信任和熱情。權力的世俗化被詬病，投票率低，顯示參與的冷漠。面對中國，台灣並未展現共同意志，爭奪政治權力重於國格維護。 年輕的世代，中間選民，似乎認為政治無關緊要。台灣國家條件的鞏固重要，社會公平正義的福祉課題也重要。雙重問題的解決，在後現代、大眾消費社會，被疏離化了。許多人冷眼看政治，不相信政治能解決問題。不關心政治，權利和責任都放棄了。任由職業政客競奪權力，汙點政治人物仍獲選票支持，荒謬現象出自社會放任。 台灣，對中國國民黨流亡殖民意識論群是剩餘價值，但對台灣的國家有憧憬的人們是起家（起造新國家）的所在。看看每一次政治公職選舉，不分政黨，主要候選人競相奔赴宮廟祈神求神的前近代現象，政治人物的文化心性有什麼差別？ 起造一個真正的新國家，不能沒有國（市）民意志的文化覺醒。台灣前近代現象的選舉，鑼鼓喧天，演藝化，有表面張力，但缺乏深層的文化想像，太浮面了，類似鄉民械鬥，只分你我，不分是非、優劣。民進黨承擔的國家重建，缺乏社會改造的文化底蘊，容易被顛覆。搖晃的政治，動盪的島嶼，台灣的正常國家之路仍有許多難題要克服！ （作者是詩人）

  台灣正進行九合一地方選舉，這是民主化台灣政治權力定期改選工程。由於轉型正義的不完全，台灣不像其他民主轉型國家，禁止威權時期政黨以原名、原組織參與選舉，中國國民黨藉民主化之便，仍然參與競逐。舊勢力的反動構造阻礙民主化的正常發展。 中國國民黨挾持的「中華民國」曾經是自以為是的「國民黨中國」，儘管民主化後的台灣「中華民國」已脫黨國化，但黨勢力仍在已不存在的「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口號中自我麻醉，也試圖麻醉國人。世界都知道，只有一些中國國民黨流亡殖民權貴或同路人裝睡。習近平不斷打中國國民黨黨棍巴掌，臉都紅腫，依然說「不痛！」。 中國國民黨並不被習近平看得起，但台灣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害怕的力量。這種普遍民主，不同於中國共產黨欺騙人民的「人民民主」，其實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之名的專政。台灣的政治體制，中國人民不羡慕嗎？九七回歸的香港，一國兩制不到二十年，說變就變，集體領導的黨天下也變習天下了。台灣若不是中國人民的燈塔，也是習或中國共產黨的芒刺。 生活在台灣，對自由、民主、人權有憧憬的人們，要共同保護得來不易的這些價值。想想十六世紀，大英帝國在北美的殖民地人民經由獨立戰爭建立的美利堅合眾國，如何率先成為國民國家、引領君權帝國的立憲民主轉化，英美並成兄弟之邦。 儘管台灣也有國防力量，也有協防邦誼國家，但最重要的是珍惜民主價值的國民意志和感情。這一次選舉，正值中國習近平稱帝，又威脅不放棄武力犯台之際。選舉是台灣人民集體意志的顯現，要把選票投給堅持台灣國家立場，保護台灣國家地位的政黨候選人。台灣的民主化得來不易，大家要懂得珍惜。選票是台灣的有力武器，要向世界發出的嘹亮聲音。十一月廿六日這一天，台灣人民要用選票向世界發出正確的信號。 （作者是詩人）

  新北市長選舉，侯友宜與林佳龍是明顯的對比，某種程度上，面對的是轉型正義不全留下的政治課題，一種極具反思意義的選擇。侯友宜正是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的邪惡」的代表。一九六一年，漢娜．鄂蘭經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對這位納粹禁衛軍高級將領，猶太人終結方案策劃及執行人在面對審判時的觀察，她得到「平庸的邪惡」這一概念，並發展出她膾炙人口的論見。 在鄂蘭眼中，被視為劊子手的艾希曼並不像生來殘暴或對猶太人殘暴成性的惡魔化身，「而只是個忠實執行法律和上級命令的人，一個平庸官僚，問題在於他缺乏良心、缺乏思維能力、缺乏理性判斷能力」。她以「平庸的邪惡」指陳這種心理狀況。 獨裁之惡通常經由這種惡行為之，但也有別：柏林圍牆倒塌前，東德軍人對翻牆西柏林的東德人民開槍，仍有執意致死或故意放生之差，兩德統一後的治罪也不同。 解嚴後，黨國心態仍在的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時任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組長，過度執法，強制拘提已誓言「over my body」的鄭南榕，導致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社自焚殉道。看看侯友宜怎麼說，他多次回應，毫無愧意，一再強調為了國家，現在依然會這樣做。比起東德垮台前，有些士兵故意瞄不準逃脫者，侯是執意為他所說的「國家」為惡。 民進黨在二○○○年執國家之政，陳水扁成為總統，他曾掛名「自由時代」社長，卻提拔侯出任警政署長，想必各有所圖。但侯終究在警大校長卸任後，選擇成為朱立倫的兩任新北市副市長，在有總統夢的朱背後，扎根新北市，並當選新北市長。他深知中國國民黨已沒落，刻意淡化黨人色彩，尋求連任，也編織總統夢。 挑戰侯市長位子的林佳龍，是韋伯所說「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體現者，一位學有專攻的政治學者，並有國會議員經歷、擔任過台中市長、交通部長⋯，並在台灣智庫謀籌過許多國政藍圖。被歸類一九九○學運世代的他，在台灣民主化發展歷程是與侯站在對立面的進步份子。他們這一世代繼承美麗島事件受難人、辯護律師群、編聯會群體，承擔民進黨開拓執政新歷程。 以政治為志業的林佳龍正挑戰平庸的邪惡者侯友宜。侯缺乏真正進步性，並非民主價值實踐者。從仰仗上意到從政領導，看「恩恩事件」官僚害人的冷血態度，令人嘆為觀止。作為環繞台北，類似東京都環繞區部的都內多市，新北市的年輕選民應該有進步視野：選擇一位有進步性的市長？還是魅惑於舊黨國體制，平庸邪惡的格局？ （作者是詩人）

台北市長選舉，十二位候選人中有三位真正角逐市長位子。民調撲朔迷離，蔣（章）萬安、黃珊珊、陳時中，要怎麼看？ 蔣萬安奉蔣之名，當然是依靠黨國體制蔣介石、蔣經國留在台灣的後遺現象。如果他遺傳蔣的血統，依蔣經國昭示：「蔣家後代不從政」，已違逆了先人遺囑。蔣經國名正言順的後代冷眼旁觀，想必感觸良多。門裡門外，歷史與現實糾葛，在真相與謊言中，政治權力或權力政治交織在蔣（章）孝嚴一手認祖歸宗人生路，茶餘飯後的金光戲，成了現實政治的投影。 曾以暖男形影避離黨國戒嚴獨裁遺害，但選戰的壓力逼出原形，惡毒刻薄的批鬥和輕浮淺薄的識見，只看出黨國幽靈的再現。他對陳時中的惡毒攻擊，就如同台灣接納中華民國流亡台灣，中國國民黨執意以流亡中國存在，到頭來只會糟蹋台灣，只會阻礙台灣向前走！ 黃珊珊既是親民黨也不是親民黨，既不是民眾黨也是民眾黨，且曾為中國新黨，說無黨不算無黨，她還曾獲民進黨禮讓選立委，被說是政治的機會主義者。師承宋楚瑜，但見異思遷，投靠柯文哲，承襲衣缽。 台北市已讓柯文哲玩弄八年，他的白色政治或許更是白目政治。好好的一個首善之都，被治理成墊底包衰？這種政治人物是對文化最大的侮辱！黃珊珊如影隨形，是柯的影子，改選又不是為了供奉柯文哲，當然要改變！ 陳時中擔任衛生福利部長，任疫情指揮官期間不眠不休，有效處理了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的遺害，讓台灣在世界各國的疫情控制成績得到好評。他任勞任怨、忍辱負重，指揮防疫團隊，維護相當程度的國民安全。台北市疫情失控時，不也求助中央團隊協力，才得以解決嗎？鬥臭陳時中，為選舉翻臉不認人，正常人看得過去嗎？ 陳時中擔任衛生福利部長，任疫情指揮官期間不眠不休，有效處理了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的遺害，讓台灣在世界各國的疫情控制成績得到好評。（資料照）   台北市長怎麼選，想召喚黨國獨裁的幽靈的市民，也許會認蔣標籤；若想回味連年施政滿意度墊底，看政治連環笑話，或會押有黨卻裝無黨的人選；期待暖心、踏實市政，應該會選擇陳時中。撥亂反正，回歸正軌，順時前進，重拾公道人心，才是首都發展之路。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