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廖中山教授的冥誕。我特別重貼此文，懷念廖教授：

〈廖中山教授的志事與生平〉

(原載1999.10.30自由時報)

這是一位自認為「平凡人」的不平凡的一生。我相信﹐這位擁有不平凡一生的「平凡人」﹐將會在台灣歷史的長河中﹐激起風聲水響。

1934年7月30日﹐廖中山教授誕生在中國河南省正陽縣的一個農村。在戰亂中度過童年。

亂世混茫﹐迫使廖教授在12歲起便離開家鄉﹐浪跡江南﹐之後﹐他隻身參加海軍陸戰隊。1949年7月﹐隨著陸戰隊由廣州到澎湖馬公﹐輾轉到舟山。這位過去不曾見識過海洋的15歲少年﹐初嘗航海的滋味時﹐竟是昏眩與嘔吐的痛苦經驗。他萬萬沒想到﹐他後來會自稱為「海洋台灣人」﹐並且被譽為「海洋文化的旗手」(李喬語)。1950年1月﹐他隨軍來到高雄左營。初底台灣時﹐只覺得來到一個陌生的異鄉﹐抱著幾分優越的中原情懷﹐台灣並沒有被他看在眼裡。他也萬萬沒有料到﹐這裡將是他往後安身立命﹑落地生根﹑魂縈情牽的家。

1953年﹐他調入陸戰隊的黨務(中國國民黨)單位﹐擔任文書工作。1955年5月考進海軍官校。1959年12月從海軍官校畢業﹐留在官校任助教。廖教授曾自剖說：「在這段當兵入黨的日子中﹐我將自己定位成類似紅衛兵的類型﹐稱自己是『藍衛兵』。在意識型態上由一片白紙染成極端的忠黨愛國﹑效忠領袖的類型。思想完全是直線式的﹐在部隊中辦黨務﹐官校同學視我為黨棍子…」。

從官校二年級起﹐進入他自稱的「懷疑期」。學校中一位特殊身份的學生受到特別待遇﹐激起他的不滿﹐引起他「對聽到的信念開始懷疑」。

1963年7月﹐廖中山因肝病﹐以海軍中尉軍階退役﹐隨即在屏東萬丹中學謀得教職。在那裡﹐廖中山結識了正在南部鄉下幾所天主教堂流浪謀生的二二八受難遺孤林黎彩小姐。廖老師說：「未滿20的流浪女遇到已過30的流浪漢﹐從開始交談到論及婚嫁僅兩個月左右。」這段婚姻﹐不只是兩個普通人的結合﹐而是背負著中國苦難歷史的廖中山﹐與馱負著台灣苦難歷史的林黎彩﹐結緣於多難島國的大時代故事。這段姻緣﹐不僅是苦難歷史的縮影﹐卻也是溫馨感人的時代詩篇。讓我們來聽聽廖老師的敘說：

「我是一個自幼離家流浪的人﹐在成長過程中﹐特別渴望有個家。而我的妻子出生高雄﹐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在他十四個月大時﹐父親 [林界先生]代表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要塞司令部談判﹐七個進去的人﹐只有三人出來。她父親被害時﹐只留下她和比她大兩歲的姊姊﹐在經過八年孤兒寡母的艱苦日子後﹐她的母親自殺身亡﹐當時她才九歲。因此﹐內人可說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我比她稍幸運﹐我是個有父有母的孤兒﹐因此﹐我倆都渴望有個家﹐對我們而言﹐家不只是個地方﹐還必須有情﹑有愛。」

這對同命鴛鴦終於攜手建立了他們溫馨的家園﹐雖然只有8坪不到的眷舍﹐廖教授卻有落地生根的喜悅。

繼萬丹中學之後﹐廖教授又先後在高雄﹑斗六等地的中學任教﹐直到1967年8月﹐辭中學教職﹐為了家計﹐改行跑商船﹐同年10月起﹐到1973年間﹐先後在多家航運公司擔任三副及二副。這段航海的經驗﹐對廖教授往後在航海學的專業研究上﹐提供了足供參考的實務經驗。其間(1968年到1969年)他也曾經在高雄海專擔任助教。

進海專任助教起﹐廖老師的思想進入「轉型期」。他廣泛地閱讀各種書籍﹐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之我」﹐「推翻自己以前建立的體系﹐對一些黨國元老﹑民族救星的看法﹐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1973年3月﹐因在海外與原鄉通信﹐遭警總約談後被列管﹐不能出境。於是又重尋教職。同年8月﹐廖教授回到高雄海專擔任助教。他對天文航海學頗有興趣﹐先後以相關的專業著作﹐升等講師﹑副教授﹑教授。1982年8月﹐受聘到海洋學院(今海洋大學)專任教授。昔日的炊事小兵﹐成為大學教授﹐這是青年人奮鬥有成的典範。

1986年﹐警總解除廖教授的出境限制﹐翌年﹐他以訪問教授的身分﹐赴英國Plymouth polytechnic,進修一年。出國前﹐接觸到鄭南榕主辦的「時代」雜誌﹐更進一步關心台灣。「從鄭南榕的雜誌裡面的報導啟發﹐在意識型態上﹐從大中國﹑故鄉的情感﹐轉而寄託到這塊土地和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在八○年代的末期﹐廖教授終於告別大陸中原的虛幻夢土﹐回歸海洋台灣的心靈深處。他遭同樣被稱為「外省人」的人士辱罵「數典忘祖」﹐只因為他不願意陪他們繼續編造大陸古國的迷霧。

1990年廖教授曾回中國河南老家一趟﹐「卻感受不到四十年來朝思暮想的家的感覺。」在拜祭完雙親墳墓返回台灣之後﹐他更加認同台灣而自稱是「河南來的第一代台灣人」。廖老師這樣說：

「中國是我的生母﹐台灣是我的養母﹐我希望兩者平等相待﹐不願養母變成生母的屬下或奴僕。」

他堅持他的養母應該獨立於他的生母之外的另外一個重要理由﹐是基於對中國政治文化本質的更深刻認識。他在90年代初曾經這樣說過：「…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法治﹑人權』的基因﹐『民主』永遠是一種口號﹐古人說：小杖則受﹐大杖則逃﹔在情感上我仍存有一點血緣情懷﹐但就全人類文明進化觀點來看﹐台灣主權獨立﹐是使後代子孫能享有現代文明及真正民主的唯一希望。」

他看穿中國政治文化的本質﹐並非意味著他對中國的絕情﹐相反的﹐他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台灣獨立救中國」的觀念。他認為﹐擺脫中國的專制文化而獨立建國的台灣﹐是中國人的希望。「真正以人本精神愛中國的人﹐不僅要支持台灣獨立﹐更應該促使中國按地理﹑人口及經濟結構﹐分成八到十個獨立的共和國﹐彼此公平競爭﹑互相砥礪﹑協助﹐才是全中國人之福。」

跳出血緣情懷﹐廖中山教授清楚地提出了以台灣為主體的現代國家的認同：「人民﹑土地﹑主權是構成國家(或民族Nation)的必要條件。所謂『國家認同』﹐應該是對共同生活的一群人民和其現住的土地﹐建立命運與共﹑主權獨立的認同。」

1992年8月23日﹐廖中山教授與一群理念相同的所謂「外省人」成立了「『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他被推為首任會長。這群落地生根的新台灣人﹐推開眷村的藩籬﹑走出「中華一統」的民族主義神話﹑粉碎「台獨是要把外省人趕下海」的惡意中傷﹐他們決心融入台灣社會﹐要與其他各族群互尊互重﹐凝聚成台灣命運共同體。廖教授說：

「在台灣獨立建國的行列上﹐『外省人』不該缺席」。

這幾年來﹐廖教授透過文章﹑廣播﹐不遺餘力地推廣他的理念。他經常在民主電台義務當主持人﹐為台灣前途呼號﹐呼籲族群的共和﹐雖常遭法西斯狂徒的辱罵﹐卻依然忍辱負重﹐和顏(和言)以對。每逢選舉﹐他更疲於奔命﹐不拿任何酬勞替反對陣營裡的候選人站台助講﹐一場選舉下來﹐廖教授往往有近百場演講的記錄﹐並且普受民眾的歡迎。

1995年7月﹐廖教授和幾位青年朋友協力成立了「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以「喚醒台灣人沉潛的心靈﹑保護海洋﹐發展台灣」為宗旨﹐以建立海洋屬性的新興國家為終極目標。

在邁向獨立自主的道路上﹐台灣正需要像廖中山教授這樣的知識份子﹐然而廖教授卻在此時為台灣而鞠躬盡瘁﹐積勞成疾。今年初夏﹐他發現患有胰臟癌﹐且已轉移到肝臟。住院期間﹐他不僅與前來探視的親友互勉﹐還一直掛意著明年的總統大選。

10月7日晨﹐廖教授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我們﹐離開這塊他心愛的土地。臨終前﹐他輕輕呼喚著：「再見！台灣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