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二八當天，全台很多地方的蔣介石銅像遭到潑漆、砍頭等各種不同方式的對待，其中光是台中市就有大里和霧峰兩個區公所，以及大里的一個公園等三處的蔣介石銅像被潑漆，它們都由同一人所為，他是早期街頭運動的常客，目前是電台節目主持人林明正。

不到四個月後的六月二十日，林明正被傳喚到台中地檢署，陪同前往的是台中市街頭常客都很熟悉的人權律師陳武璋。

以下是林明正的敍述：

「今早來到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為在今年228事件前夕向228元兇，世紀殺人魔蔣介石銅像潑漆案出庭。在此要特向台中地區僅有的人權律師陳武璋律師致謝！

陳武璋律師早年就是中部地區有名的人權律師，發生在中部很多政治案件都是由陳武璋律師義務辯護，他的義舉讓人欽佩。

本人這次案件，陳武璋律師不但是義務辯護，還在辯護過程從歷史切入，對「世紀殺人魔蔣介石」之論述，真讓人為之動容，不愧是人人稱敬的人權律師，最後只有一句話：陳武璋律師感謝您，愛台灣有好報。」

律師義務為政治受難者辯護的案例並非首例，辯護後轉而從政的更不在少數，但像陳武璋這樣三十年如一日，而且堅持不從政、不擔任黨職（他在1992年就參加民主進步黨）的人可謂絕無僅有；而且他的關懷層面很廣，包括對天災人禍受害者，例如發生在1995年的衛爾康餐廳大火事件；台中市九二一大地震時大樓倒塌求償案件，以及八八風災五部車掉進往水里方向的台16線斷橋，造成15人死亡事件等；他尤其對於原住民所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出力最多，所有這些弱勢朋友的案件，他一律不收費用，導致律師事務所的同仁增加很多負擔，有時難免抱怨，久而久之同仁卻被他那種發自內心疼惜弱勢的情操所感動。

1991年由陳婉真及林永生等人在台中發起的台灣建國運動組織案，最激烈時曾發生台建人員對警察當街投擲汽油彈，並導致二千多名鎮暴警察包圍台建組織，台建人員誓死反抗的事件，陳武璋和田再庭及邱太三三名律師擔任台建的義務辯護律師，法庭上陳婉真背對法官並向法官嗆聲：「這種法庭只配我用屁股對著你們！」那一幕也令陳武璋印象深刻，「在雙方對峙過程，我也因而更加了解早年抗爭者的理想與抱負，這是我擔任義務律師所能吸取的人權養分。」陳武璋說。

影響他最深的是他唸台大時的教授李鴻禧的一句話，李鴻禧說：「愛台灣，很多人都會說，你們如果真的愛台灣，一定要先了解台灣，你們要經常到處去看看什麼是真正的台灣。」加上他自己對鄉土文學與報導文學的喜愛，例如王禎和的《嫁粧一牛車》及黃春明的小說等，在在顯現對土地與底層人物的關懷，這些也都是影響他很深的書。

來自澎湖七美的陳武璋，畢業後選擇在台中開業。「我的想法很簡單，讀書人應該深入基層，才能真正了解基層的痛。」所以有人當律師是在事務所的辦公桌上貼著諮詢費每小時五千元的牌子，陳武璋當律師是每個村里深入去了解，他至今還是經常騎著摩托車奔走於台中市的大街小巷。

因為他的機動性強，又很熱心助人，「頭十年，幾乎每有選舉，都有媒體猜測我會出來參選，因為沒有律師是這樣經營基層的。」陳武璋說，他其實只是在實踐李鴻禧老師的教誨，他看到社會太多弱勢者的無奈，早期是本土爭民主的運動很弱勢，隨著民進黨的勢力日漸穩固後，他發現最弱勢的是原住民，因此他決定自我定位為第二線的支持者，並且以他的律師專長來幫助弱勢，就這麼一幌三十年過去了。

過程中有沒有受到威脅，或是感到無力的時候？

「當然有，第一是覺得如果有多一點人一起來做，一定可以做得更好，譬如九二一大地震後，台中市有46棟大樓倒塌，以我的能力，只能接兩棟，過程中難免有人會來關說，我總是拜託他們：『請把所有的力量釋放給災民吧。』那時如果有更多律師站出來，我相信會有更多災民受到較合理一點的對待。」

讓他最感無力的是碰到原住民朋友的問題。有一次，一群原住民朋友來請他協助要回清境農場，這事讓他深感抱歉，「我真的不知道要從何做起，因為這不是法律能解決的問題啊。他們要討回清境農場，那麼福壽山、武陵農場又能如何？那些都是原住民的土地沒錯，但這已經是政治問題、是現在很熱門的轉型正義的問題了，這哪是我一個小小律師所能解決的？我對他們真是萬分愧疚，因為我無能為力！」

雖然很孤單，有時也很無力，他還是會繼續做下去，「我們眼見這個土地上有這麼多的苦楚，咱會嘸甘哪。」從嘸甘到實際對弱勢者伸出援手，陳武璋讓我們看到原來學的是冷冰冰的法律人，也有熱血熱情的律師，那是弱勢者最堅強的後盾，也是社會最溫暖的光與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