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當我知道實際上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我才知道我應該原諒什麼。

——東德時期人權牧師、現任德國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

記憶，是人類最神秘的情感密碼。歷史記憶，蘊含著個人的生命記憶和共同體的集體記憶。在轉型正義正在起步的此刻，這是必須被重視和細膩處理的細部工程。

當前台灣不時出現黨國遺緒亂象和藍綠對立氛圍，究其因，其實是我們從來沒有好好用心去處理轉型正義，特別是歷史記憶，讓個人的生命創傷累積成為社會的集體創傷，然後又在政治不斷操弄之下，埋下社會分裂的因子。

「一個需要轉型正義的社會，其實是滿載創傷的社會。」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一語道破台灣病因的癥結。她說：「過去不會因為被刻意掩埋而消失。沒有被好好處理的過往只會潛入土裡，日後長成更加怪異扭曲的結果繼續糾纏後人。……沒有被好好釐清的『歷史記憶』，只會成為負面的記憶與社會集體心靈的陰影，最後不斷循環以惡制惡。」

借鏡德國處理經驗

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曾經在二○一○年十月追蹤報導戰後第四代面對納粹歷史的態度。根據調查指出，德國社會對納粹歷史的認知、親情的糾結和對子孫的影響，要到第四代才能真正鬆綁。換句話說，重大的歷史悲劇所帶給社會的巨大創傷，可能需要歷經三、四個世代，才有辦法慢慢走出歷史的陰影。不過，如果歷史創傷從來沒有被面對和細緻處理，社會內部分裂恐怕會持續惡化，甚至禍延子孫。

也因此，花亦芬教授非常用心地將德國處理轉型正義的寶貴經驗，寫成了這本鉅作「在歷史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書中除了大量珍貴的歷史圖片和現場照片外，她也寫出了德國政府和文史學家、藝術家面對歷史傷口的具體作為與深刻省思。整本書令人動容和感嘆。

德國在戰後七十年間歷經兩次的轉型正義，一次是戰後西方盟國對納粹戰犯的審判，以及德國政府部門的「去納粹化」工程；第二次轉型正義則是在兩德統一後，處理東德共產黨的黨產與政治迫害問題。花教授指出，轉型正義主要涉及兩個領域：一是司法，包括處理「司法平復」和「不當黨產」；一是歷史記憶與檔案開放，以及如何透過公共參與來促進公民社會展開價值重建工程。

除了司法平復與黨產處理的經驗外，也值得台灣借鏡的是，德國在處理歷史記憶的工程上，處處可見他們的深刻反省和細膩感人。

花亦芬指出，德國人選擇在歷史傷口的城市和悲劇發生地，揭開傷痕累累的記憶，除了著名的集中營外，也打造了無數個紀念園區、大大小小的紀念碑和舉辦經常性史料展等。例如在首都柏林的馬路邊，處處可見用黃銅所製作的小紀念碑「紀念石」（Stolpersteine），上面寫著受難猶太人的生平簡史，鑲在受難者住處門前的路上。目前在柏林的路邊就有超過三千五百個「紀念石」，讓這座城市成為全世界別具一格、具有歷史反省深度的文化都市。

他們更將「蓋世太保之地」轉變成為國家級的「歷史記憶之地」。其中最有名的歷史記憶之地就是「恐怖政治地形館」。它不是哀悼受難者的紀念園區，而是揭露納粹「加害者」與「共犯」如何做出無數傷天害理之事的歷史資訊中心。讓德國後代子孫可以在歷史空間裡，看見加害者的故事、受害者的故事、悔罪與和解的故事等。

認真面對歷史記憶

德國最令世人感佩的是，他們勇敢正視深不見底的黑暗過往，勇於將罪責反省銘刻在光明之處，引領人們去省思歷史的深刻教誨，並將民主和人權的價值不斷深植在重新立國的基礎上，讓德國慢慢走出歷史陰影，再度成為一個令人尊敬的民主大國。

反觀台灣，重新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雖已意識到人民對於轉型正義的殷切期盼，也陸續展開黨產處理和司法改革的艱困工程；但是政府和社會似乎尚未深刻體認，處理「歷史記憶」的細部工程是同等重要。

沒有歷史記憶，是非正義就變得模糊錯亂。每天上演藍綠鬥爭、各說各話的戲碼，可能將逐漸湮滅掉脆弱的民主價值。

因此，我們應該學習德國，除了讓歷史記憶進入教科書、紀念館和紀念活動外，中央應與地方政府、民間通力合作，在每個歷史傷口和民主運動的重要場景，立下大大小小的紀念碑和紀念館，記錄先民先烈的抗暴事蹟和犧牲史實，並且透過教育過程成為年輕學子的歷史學習之旅，以及人民處處可見的民主洗禮。

「歷史記憶」的轉型正義工程，不是「口惠式」的一場演講或活動儀式而已，我們必須認真且細膩地去處理，讓悲痛的歷史記憶成為持續滋養民主的養分，成為後人絕不重蹈覆轍的警惕，成為凝聚共同體的團結意志，成為推動國家進步的核心價值——民主、人權、法治。

法國散文家蒙田說：「刺痛我們的，比撫觸我們的，讓我們感受更深，也令我們更加警醒。」歷史記憶的轉型正義，意義也在此。

（作者王美琇，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