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總督府、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中華民國總統府，在台北市的重慶（源於中國四川一個城市名稱，曾是中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陪都）南路上，總統府這棟台灣政治中樞建物經歷不同政權的樣貌。不只總統府，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諸院，除了考試院，也都是台灣近現代歷史官署的殖民複製，台灣各地的路名更是這種魅影！ 一八九五年，日本從清帝國接收台灣為殖民地。一九一六年，台灣總督府就興建完成。日本沒有承襲清帝國的台灣巡撫衙門，而是興建新的統治機構，形成新象徵。戰後，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先設行政長官公署，施行類殖民統治，被喻為新總督府。二二八事件後為平民怨，才召回行政長官陳儀，改派魏道明為台灣省主席。一九四九年末，這座建築物就成了總統府。 歷經不同政治體，這座建築物彷彿傳襲不同統治權力的殖民複製象徵。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後沒有改變。歷經卅年、五位總統。從國家治理機關的象徵性來看，國家正常化未充分形成，反映在統治權力機構的形貌。 一九一〇年到一九四五年，曾被日本進佔殖民卅年的朝鮮，二戰後分裂為北朝、南韓。日本朝鮮總督府在南韓境內（原漢城），先是一九四八年李承晚總統時代改為中央博物館，後來在一九九五年金泳三總統時代以殖民殘留的象徵拆除了。漢城這個原中華帝國藩屬的名稱也改成首爾了。韓國畢竟是有帝國歷史的國家。 一九九〇年代，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之際，我曾在報紙倡議設置首都文化園區，總統府、台北賓館、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這些源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官署均改成博物館，以文化存留歷史。當年，也有一些討論。可惜，沒有自己國家歷史的台灣，競奪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權力，似乎比重建國家更為重要。這也反映台灣這個國家的形成缺乏核心的文化力。 曾有政治人物想以圓山大飯店為立法院，想把原日本殖民的象徵改換中華形色。缺乏共同的台灣國家想像，只求暫厝的統治權力符碼或圖騰。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台灣的流亡殖民性，以及寧靜革命以後不完全形成的台灣新國家，畢竟仍是殘餘中國在台灣的歷史，是複製殖民的歷史。這樣的國家不會有定置的鞏固條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台灣沒有升上自己的國旗。中華民國順勢於十月二十五日藉代表盟軍接收進佔統治，名為祖國其實是殖民統治，一九四九年之後，形同流亡殖民。總統直選，憲政台灣化，仍沿襲這樣的形式。國家的真正新格局未能出現，台灣糾葛在流亡中國政權的陰影裡。 殖民複製或複製殖民不能展現台灣的國家新貌。不論先來後到，追尋國家之路的人們都將因此困於舊歷史未結束、新歷史未開展的境地。生活在台灣，有國家之夢的人們，不能滿足於政黨輪替的政治改革，要有建構國家的志氣。殖民複製、複製殖民，台灣不會邁出新國家之路。 （作者是詩人）

朱鎔基以近九十八歲高齡病逝。他是中國的鐵腕宰相，但對他的評價難以論定。台灣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二〇〇〇年大選投票前夕說「誰要是搞台灣獨立，你就沒有好下場」的恐嚇。中國領導人在這種場合都要講類似的話，趙紫陽也會這樣，但主要還是要看行動。趙紫陽在被軟禁前到逝世前，想法也會有變化，只是我們不會知道。 一九九三年朱鎔基出任中國副總理，實質上是總理，因為李鵬不堪總理重任，因此雖然一九九八年朱才正式出任總理，但是從一九九三年到二〇〇三年，中國基本上就是江朱體制，經濟工作主要由朱鎔基負責。 朱鎔基第一拳是一九九三年夏天的宏觀調控。當時我正與張五常教授到當時最活躍的海南開會，也與民企接觸。那時海南地產瘋漲，金融失控，通膨飆升。大的民企公開在報章募資，年息卅％。到一九九六年才停止的宏觀調控斷了地產商的財源，除了有官方關係的業者外，多數都破產，但金融秩序得以恢復。 一九九四年，朱鎔基將官方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原先的約五‧八元大幅下調至黑市價八‧七元，幅度超過三成，從而猛增中國的出口而成為世界工廠，出口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之一。以往中共迷信人民幣匯率高代表國家的尊嚴，這種虛榮心被徹底打破。 中國的改革開放，資金緊缺，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只撥六成軍費而允許軍隊經商。軍隊擁有許多特權，可以拒絕任何檢查，所以衍生許多腐敗。一九九八年，朱鎔基冒著被暗殺的風險在軍委主席江澤民支持下禁止軍隊經商，撥出幾百億全面供養軍隊。 二〇〇一年中國加入世貿是朱鎔基最大成就。問題在中國所做的承諾，例如開放電信業至今未實現，智慧財產權侵害問題反而層出不窮，是他欺騙世界，還是具有誠意？如果有誠意，他也沒有交代和督促繼任者，這還包括對三〇一條款所做改善人權的承諾。這問題不搞清楚，如何對朱鎔基蓋棺論定？ 再就是一九九〇年代初的分稅制改革。一位中國專家對我說，中共領導人中只有趙紫陽願意把權力下放，所以趙紫陽時代的稅收政策是大包乾，地方富裕中央窮瘦，這不是不能改，但朱鎔基將稅收管理權高度集中於中央，這樣削弱地方自主權，成為中央集權的經濟基礎，也阻礙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大筆經費用在維穩和軍備，漠視民眾就業等福祉，地方因負債受制於中央。 六四期間朱鎔基掌管上海，拒絕軍隊進城值得肯定。他槍斃了三個人作為懲戒，其中一個是智障。在他看來，去掉一個智障算什麼？他保護的是王岐山這種菁英。就像國企改革的「抓大放小」，小國企即使夫婦兩人同時失業，也影響不了他的政策。這與左派保護弱者的觀念對立。至於貪污和豆腐渣工程，一百個朱鎔基也沒用。 朱鎔基的告別式形同戒嚴，習近平自慚形穢怕生事。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彭明敏文教基金會鄭義和榮譽董事長致詞 各位敬愛的朋友、基金會的夥伴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有多位資政、監察委員、考試委員與立法委員，以及民間團體的理事長、董事長蒞臨，我在此向各位表達誠摯的敬意。 今天，我們齊聚一堂，為了紀念並感謝彭明敏教授對台灣民主的深遠貢獻。今天——8 月 15 日——也是彭教授的生日，能在這一天追思他，格外具有意義。 彭教授於 2022 年辭世，享耆壽 98 歲。他的一生，是台灣民主道路上最明亮的燈塔。他用知識與勇氣告訴我們：自由與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守護。 今天也是基金會的募款餐會。彭教授一生致力於教育、民主與公民社會的扎根，而基金會能延續這些理念，全靠大家長期的支持。 今天在座的各位，許多都是長期支持基金會、陪伴基金會走過不同階段的重要夥伴。你們的參與，不只是對彭教授的敬意，更是對台灣民主發展的承諾。每一次的出席、每一份支持，都讓基金會能更堅定地推動教育、民主與公民社會的工作。 同時，也感謝 沈伯洋委員 的出席。沈委員在資訊安全、民主防衛與公民教育上的努力，與彭教授所堅持的理念一脈相承。 今天，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們基金會的大家長——楊黃美幸董事長。她以穩定的力量主導基金會的運作。 我們常常問自己：我們是否真正延續了彭教授的精神？是否讓下一代仍能感受到他所堅持的理想？我深深相信，答案就在各位身上。基金會能走到今天，是靠著大家長期的支持、參與與信任。 彭教授離開我們已四年，但他的思想沒有離開。他的文字仍在啟發，他的故事仍在感動，他的精神仍在指引我們。 而今天——在他生日這一天——我們不只是追思，更是承擔：承擔延續他的價值、推動教育、培養下一代公民的責任。 我也要向基金會的同仁與志工致上最深的謝意。你們的努力，讓彭教授的理念能以更溫柔、更堅定的方式持續傳遞。我相信，如果彭教授在天上看著今天的場景，他一定會露出那個熟悉的、溫暖的微笑。 最後，我想以一句話作為結語： 我們紀念彭教授，不只是因為他曾經做過什麼，而更是因為他讓我們知道，我們還能做什麼。 謝謝各位的到來，也謝謝各位願意與基金會一起走下去。 讓我們共同努力，讓彭教授的精神在台灣持續發光。

今天是八月十五日，一九四五年的今天，日本宣佈投降，二次大戰結束。 日本投降的翌日，律師吳鴻麒（不久出任高等法院推事）在日記上寫著：「早朝出北，台北市上與常日無異，唯日人皆意氣消沈，台人則歡喜現於顏色…」九月三十一日的日記，吳鴻麒還抄寫中華民國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可見他當時對中國充滿著期待。他萬萬沒想到，一年四個月後他會喪命於他寄望的「祖國」槍下！ 終戰不久，有一首《歡迎歌》出現，歌詞這樣寫著： 台灣今日慶昇平 仰首青天白日青 哈哈！到處歡迎 哈哈！到處歌聲 六百萬人同快樂 簞食壺漿表歡迎 台北街頭也出現這樣的標語對聯： 喜離淒風苦雨景 快賭青天白日旗 誰能料到，更慘的淒風苦雨，才正要來臨，那就是一年四個月後的一場腥風血雨——二二八 事件。 終戰當時，大部分的社會精英都熱情地迎接心目中的「祖國」。 花蓮名醫張七郎，在大戰結束後，興奮地寫信召喚三個在滿洲的兒子（宗仁、依仁、果仁）儘速返台。他在信上說：「現今台灣已回歸中國版圖，我們生為中國的台灣人，理應回來，一則服務桑梓，一則重建我們的家園，大家同享由『自己國人』治理國度的歡欣。」 為了迎接新來的「祖國」，張七郎在花蓮籌建一個歡迎的牌樓，上面張燈結彩，牌樓兩邊對聯寫著： 萬象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 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 上款則題：「天下為公，國為民有」。 張七郎為了搭建歡迎國民政府的牌坊，事先勤練書法，我從張七郎遺留下來的習字帖中，還發現他親筆練習的字帖裡，還有如下對聯： 歡喜江山歸依舊 迎來旗幟慶重新 四百餘里鯤身已去復返 五十一年婢僕垂死重生 治世三民無慚國父 共和五族一樣弟兄 張七郎如此認同大中國，如此歡迎新政府，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在「迎來旗幟慶重新」的一年半後，不但沒有「慶重新」，卻反而連同兩個被他召喚回鄉的兒子，一起屈死在他所歡迎的「祖國」槍下！ 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炘，終戰後旋即結合了林獻堂、葉榮鐘等日治時代的民族運動人士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工作包括：為民眾定制標準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指導民眾練唱中華民國國歌，並且在各地建造歡迎國民政府的牌樓。陳炘也萬萬想不到，一年四個月後他會喪命於他歡迎的「祖國」槍下！ 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林茂生，終戰時在陽明山上的租屋，從收音機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高興地跳叫「真好！真好！」（根據在場的楊劉秀華女士口述）。林茂生不久還寫了一首七言律詩，詩題《八月十五日以後（喜賦）》，其詩最後四句如下： 痛心漢土三千日，孤憤楚囚五十秋。 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 林茂生萬萬想不到，他不但無法像海鷗自由飛翔，他的「殘年」只剩下一年四個月，就被他歡迎的「祖國」秘密處決！ 太多的台灣社會精英，都在歡迎祖國之後不久喪命。但是很多藍民不知（也不想知）這些歷史，甚至還污衊「這都是民進黨編造的」。張七郎、林茂生、陳炘…地下有知，當何等痛心疾首！ 不知歷史，悲劇還會重演！ （作者李筱峰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對於產經新聞前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先生在台灣遭到暴徒襲擊的消息，我不禁感到強烈憤怒。正如台灣當局所指出的，這起「跨境壓迫暴力事件」，並非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企圖將自身主張強加於人的威權勢力所發動，具有明確政治恐嚇意圖的卑劣恐怖行為。 矢板明夫遭襲擊並非單純的治安問題，而是具有明確政治恐嚇意圖的卑劣恐怖行為。圖為矢板明夫。（資料照） 我們台灣人一直以能夠尊重多元意見的民主社會為榮。矢板先生多年來以公正的視角，成為連結台灣與日本的橋樑，持續向全世界傳遞台灣的自由與真實，是我們所珍視的重要朋友。 以暴力手段針對他的行為，正是對我們所珍惜的「言論自由」這項民主主義根基的直接挑戰。我們絕不能向以暴力作為威嚇手段的行為低頭。 台灣與日本共享自由與民主主義這項普世價值，絕不能向以暴力作為威嚇手段的行為低頭。圖為「日本台灣友好議員聯盟」。（資料照） 台灣與日本共享自由與民主主義這項普世價值。希望能以此次危機為契機，讓台日之間的情誼更加堅固；身為一名台灣人，我由衷期盼我們能不畏任何威脅，共同守護自由發聲的空間。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七月二十二日在產經新聞東京版早報「談話室」專欄。（作者提供）註：七月二十二日在產經新聞東京版早報「談話室」專欄刊登筆者投稿之文章。（右上角）

第7屆監察院長被提名人陳永興。（資料照） 自從我被提名為監察院長人選後，許多朋友表示關心，也有不少人覺得目前的國會很難通過人事同意權，甚至有藍營人士批評我台獨意識強烈不適合出任中華民國監察院長，我早就擔任過中華民國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哪有什麼顛覆中華民國的問題？中華民國過去專制戒嚴沒有民主、自由，我當然不認同，經過台灣人民數十年努力，如今的中華民國已和台灣融合，台灣人自己選出總統、立委，當然監察院也變成台灣人民的監察院。反而想顛覆中華民國的是過去高喊要反攻大陸的某些藍營人士，他們現在不但不反共，還跑去親共，這才是顛覆中華民國的問題所在，我們主張台灣主權獨立，是保護中華民國台灣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我想就監察院的未來提出一些淺見供國人參考： 一、為什麼接受提名？ 我從學生時代就投入小兒麻痺兒童服務；也因關心原住民曾組「百達山地服務團」前往屏東霧台鄉為魯凱族部落提供醫療服務。畢業後我投身精神科，因為當時的台灣社會，願意照顧精神病人的醫師並不多，但我深信，精神病患同樣享有基本人權。五十年來，我不僅在第一線照顧病患，更為爭取病人權益，積極推動「精神衛生法」、「職能治療師法」、「社工師法」、「心理師法」等相關立法，也催生精神病患家屬團體，致力於破除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污名，鼓勵更多年輕醫師投入精神醫療領域，逐步提升了台灣精神醫療的品質。 在從事醫療工作的同時，我也積極投入台灣人權工作。1986年，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關心政治受難者、身心障礙者、婦女、勞工、原住民、兒童等弱勢族群的權益。1987年，發起「228和平日促進會」，倡議政府補償無辜的228受難者家屬、明訂228為國定紀念日，並興建紀念碑與紀念館。當時戒嚴尚未解除，很多人認為這樣的主張絕無可能實現；但我對台灣社會充滿信心，相信我們有能力化解省籍對立、正視歷史傷痕，也從此展開台灣轉型正義的努力。 筆者於1987年發起「228和平日促進會」，倡議政府補償無辜的228受難者家屬、明訂228為國定紀念日，並興建紀念碑與紀念館。圖為台北228紀念館。（資料照） 除了關心台灣人權發展，我也重視文化與教育的扎根。我不僅在學校講授「醫學史」、「醫學與文學」、「醫學倫理」、「醫學人物傳記」等人文課程，啟發學生的人文素養。在擔任立委期間，我參與教育委員會並擔任召集委員，主導多項教育法案改革，也多次獲民間監督團體評選為表現優良的立委。 我曾擔任高雄市衛生局長，任內推動多項改革。甚至因嚴格取締不法藥商與食品業者，遭不法業者雇兇行刺受傷，在案件偵查過程中，還曾有民代介入關說，但我始終堅持依法嚴辦。這些經歷，使我深刻了解台灣行政體系以及部分不肖民代與不法業者的生態，也養成我挑戰政治黑暗面、推動改革、不畏權勢的風格。SARS疫情期間，我擔任南區抗SARS指揮官，成功帶領南台灣度過危機，守護民眾健康。 擔任羅東聖母醫院院長期間，我除了照顧偏遠地區民眾健康，也為台灣老人長照盡一份心力，興建台灣第一座老人醫療大樓，為長者打造便利的就醫設施與長照服務。聖母醫院退休後，我轉赴花蓮擔任門諾基金會董事長，募款照顧偏鄉長者。時至今日，我仍為屏東基督教醫院募款奔走，協助籌建新院區，期盼提升南台灣醫療服務品質，照顧偏鄉民眾的健康福祉。 在我心目中，監察院肩負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糾彈貪腐失職官員的職責，更應成為保障國民權益、落實人權照顧的堅實後盾。我畢生追求公義、維護人權、照顧弱勢的初衷，始終未曾改變。若有機會出任監察院長，我願意全力提升監察院應有的功能。 在筆者心目中，監察院肩負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糾彈貪腐失職官員的職責，更應成為保障國民權益、落實人權照顧的堅實後盾。（中央社資料照） 二、 對監察院廢除的看法和可行性探討 自從賴清德總統公布新一屆監察委員名單以後，社會上出現不少廢除監察院的呼聲，甚至有主張應全數刪除監察院預算，並全盤否決總統所提名之監察委員人選。這樣的主張是否合理可行？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仍為五權憲法架構，監察院依法行使調查、糾正、糾舉、彈劾及審計等職權。監察院內並設有國家人權委員會，另依「陽光法案」負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競選經費申報及政黨財產申報之監督。若未經修憲程序即逕行凍結監察院，等同放棄對公務員貪瀆不法的重要監督機制，也等於廢棄了攸關全民人權保障、銜接國際人權體系的重要機構——這樣的結果，恐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終結監察院並非全然不可行，但關鍵在於能否凝聚全民共識，我的淺見，將來有適當時機可由總統召開國是會議，邀集五院代表、朝野政黨代表、民間人權團體與弱勢團體代表及憲政學者，共同研議憲法修正方向：監察院若予廢除，監察權應如何轉移？審計權歸屬何處？國家人權委員會何去何從？陽光法案又該如何落實？或可參考民主國家三權分立的國會運作。經由國是會議形成具體結論，之後進入修憲程序。因修憲不僅須經立法院四分之三委員同意——若朝野無法合作，根本難以通過——還須交付公民投票，取得全體公民過半數同意；若缺乏凝聚全民共識，如此高門檻的公投案幾乎不可能通過。回顧歷史，李登輝總統當年順應民意廢除國民大會、推動總統直選，正是朝野政黨與民間力量合作，透過國是會議凝聚共識，才得以一舉完成。 李登輝總統當年順應民意廢除國民大會、推動總統直選，正是朝野政黨與民間力量合作，透過國是會議凝聚共識，才得以一舉完成。（資料照） 三、 監察院需要改革提升功能 在監察院尚未廢除之前，我認為更迫切的課題是推動監察院的改革。許多人誤以為監察院未能發揮應有功能，也不清楚監察院存在的意義。我被提名為下屆監察院長之後，仔細瞭解了監察院的相關資料，發現監察院自民國109年8月至115年5月間，受理人民陳情案件近10萬件，成立彈劾案227人，提出糾正案520件，要求改善案1300件；平均每年受理案件逾1萬5千件，每位監察委員每年辦案量超過600件，除辦案之外，尚須參與彈劾案件之聯席審查，工作負荷之重可見一斑。 監察案件的調查往往需要深入查證，且彈劾成案者多為高階公務人員，甚至不乏檢察官與法官遭彈劾，足見台灣社會對司法不公與行政不法確實存有相當民怨。監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後救濟管道，也是追求社會公義、保障人權的重要憲政機構，如何提升其辦案效率與品質，應是監察院改革的核心。 我作為醫療工作者，發現醫院服務品質不夠好時，應是設法找來更好的醫師，提升醫院設備改善醫療品質，而不是將醫院關門放棄了病患的照顧。就如同我們發現台灣治安不好時，應該是提升警察素質、改善裝備、增加警政署預算，而不是廢掉警政署啊！ 監察院收到的彈劾案件中，不乏民眾對檢察官與法官的彈劾，足見台灣社會對司法不公與行政不法存有民怨；示意圖。（資料照） 四、對監察院改革的具體方案 我希望，若能通過立法院同意，順利進入監察院，能推動以下重大改革： 第一，設置發言人，並定期召開監察院記者會，提高監察院之透明度與公信力；遇社會高度關注之重大案件，即時召開記者會，向全民公開說明已成案案件之進展與辦案結果。同時，我們也會兼顧辦案期間不公開避免外力涉入原則及個人隱私權之保障。 第二，鼓勵媒體與公民監督團體，定期評鑑監察委員的表現。過去立法院已有公民監督團體對立法委員進行評鑑，我認為此一外部評鑑機制同樣適用於監察院，有助於整體辦案品質的提升。 第三，在監察院內部建立辦案標準流程與時效追蹤考核機制，自我要求提升服務品質；同時訂定自律公約，要求全體監察委員以更高標準行使公權力，辦案不分顏色只分是非，確保超然獨立行使職權。 第四，積極爭取合理預算，增加調查官及調查員等專業人力，協助委員提升辦案效率，並設法提升調查人員的素質，強化在職教育與人權教育的推廣，並經常邀請專家學者提供建議，精進辦案品質。 第五，推動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及文官訓練所的課程納入人權公約講座，由國家人權委員或邀請人權學者參與公務員進修課程，提升政府部門對人權保障的重視，並多舉辦人權相關議題的民間座談與會議。 第六，在監察院內成立修憲工作小組，由具備法學專業背景的委員組成，就修憲內容提出具體建議，包括監察權與審計權應如何轉移、國家人權委員會之定位、若新憲採三權分立體制國會結構與功能應如何調整運作等課題，讓監察院在修憲進程中扮演積極參與的角色。 筆者提出監院6大改革方針中，其中一項是推動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及文官訓練所的課程納入人權公約講座，由國家人權委員或邀請人權學者參與公務員進修課程，提升政府部門對人權保障的重視。（擷取自國家人權委員會臉書） 五、結語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是我被提名為下屆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我誠摯希望能超越黨派立場，以無私之心為台灣社會與人民奉獻，將餘生投入監察院的改革工作，使監察院成為民眾所信賴、所依靠的最後伸冤與人權保障之地；我深深期盼改革後的監察院，能真正成為上帝應許公義得以彰顯之所在。謝謝大家，敬請指教！ （作者為監察院長被提名人）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若未變更中華民國國號，兩個中國的糾葛或許不必等到一九七一年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確定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或許更早就解決了。 兩個中國，是因二戰後自由民主國家和共產專制國家陣營形成的冷戰分斷。一九四九年後，因為倖存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以殘餘中國被視為冷戰的前線，而得以保有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席位。 國際形勢改變，美國與歐洲自由民主國家曾希望中華民國或以台灣，以一般會員國留在聯合國，但蔣介石寧願中華民國被逐出也不願在聯合國得到國家地位的保障。 中國國民黨內不是沒有人有務實留在聯合國一般會員國地位的想法，但就是不見容於蔣政權。我在即將出版的一本書《蒼鷹之影：小說辜寬敏》，述及當年辜寬敏因英國駐日大使催促他回台灣面見蔣經國應變代表權問題的一些情節。幾經波折，辜秘密回台時，中華民國已被逐出聯合國。兩人的談話不歡而散，因為辜寬敏面告反共大陸一定不會成功，但蔣經國似乎只聽得下身分證應以出生地取代籍貫這個建議。辜還因此行被在日的台獨聯盟開除。 事後，辜寬敏被安排與後來受蔣經國倚重的三位財經學者：李登輝、梁國樹、孫震，在各地旅行，似乎要辜寬敏看看台灣的建設。一些內心話，留下三個蔣經國見重的智囊的識見。李登輝先說「台灣要獨立，才有前途。」；梁國樹說他贊成；孫震也認同，但因他是外省人，不便表明。 後來，李成為政務委員走上政治路並留下寧靜革命的歷史，梁任中央銀行總裁，孫擔任台大校長並曾出任國防部長。蔣介石和蔣經國沒有像汪浩所言，成為台灣意外的國父。或許正如當年中國來台的政經人物所說，如果一九四九年移入台灣的外省人夠多，蔣氏父子的中華民國也許會選擇先獨立於台灣再說。 儘管蔣經國留下蔣家後代不從政的遺言，但蔣章或章蔣萬安，仍挾蔣家黑暗的光環走在政治這條路，形同打了蔣經國一巴掌。相對章孝嚴棄本姓，他曾任東吳大學校長的雙胞胎兄弟章孝慈，關心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執著母之姓不攀附蔣家，更令人敬重。 寧靜革命後民主化，在殘餘中國與新生台灣國家之間，舊體制的陰影未除，共同體的新貌未盡形成。不分先來後到，生活在這個國度的人們尚未確立國家的名實，只能在自己的政治領域說自己的國家是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實體條件大於名份。即使財經實力位居世界前段班，自由民主評比也遠遠領先中國，仍不能算是正常國家，但也不該莫名其妙成為國民黨領導人的政治投機者所說的，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政治的紛亂原因，在於殘餘的中國仍然綁架台灣這個新生國家。某種意義上，這也構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權心態。反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續中華民國為名強要併吞台灣。在殘餘中國與新生台灣國家之間，對自由民主有想像的人們要正視這樣的課題，台灣才能走上正常國家之路。當前台灣的政治紛亂，原因在此。 （作者是詩人）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一宗大案，叫「35+初選案」，也就是泛民主派自行初選，決定哪些人可以參選，避免自相殘殺。這項由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廷主持的初選活動定名為「35+」，也就是爭取超過三十五席，即當時立法會席位的一半以上。豈料當局認為超過半數就可以癱瘓政府，違反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於是有五十五名參與初選者與主事者於二〇二一年一月被捕，其中四十七人被起訴。其餘八名未被起訴的被捕人被扣留護照逾五年後，大約於今年六月先後發還。這是否意味著警方不再跟進此案？ 被起訴者關在牢裡四年才宣判，戴耀廷作為首犯重判十年。最輕者都被判四年幾個月，如果少於四年，那白坐的日子難道要政府賠償？ 這樣重大的事情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是否結案，而是由媒體自行報導，並提及「涂謹申已經離開香港」，涂是民主黨第一代最年輕的議員，他離開香港沒多少人知道，是自己低調，還是奉命而行？據悉，他已經到了英國與家人團聚。還有一位南亞族裔的社工，到了美國才在社群平台宣布。 八月六日，藝術發展局公布最新「年度資助」名單，去年失落資助的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心，今年重獲一年資助。該機構屬於泛民陣營，是泛民主派最小的參選政黨「街工」，此事也令人訝異。 特區政府還是國安公署突然大發善心？我可不是這樣看。反送中運動還有數千年輕人命運未定，要拖一生嗎？香港記協近日換屆，除了黨報連續批判外，保安局長鄧炳強更指責記協「黑箱作業」，並不點名警告不論以任何名稱或幌子從事危害國安、勾結外部勢力及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我一定會『釘死』你」。實際上會議已延期一次，因為候選人被恐嚇騷擾突然退出，所以這次沒有對外公開，但有關資訊都發給會員。 在這以前，六月二十三日，美國領事館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酒會，特區政府派了副司長級官員出席，比去年提高了規格。七月十七日，美國財政部宣布二〇二〇年七月川普第一任簽署的行政命令，對香港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在每年自動延長後，今年到期後宣告終止，並更新制裁名單，仍有三十九名中港官員被制裁，九人被剔除，包括去年三月被制裁的香港律政司長林定國。我當時揣測，是不是為釋放黎智英鋪路？ 港方的後續動作，顯然也在討好美國，但目的並非局限在黎智英身上，還包括希望美國支持香港為中國企業輸血的集資。再者，今年北戴河會議上習近平指示，要全力對付台灣：除了介選，還要拉攏美國來孤立台灣，包括停止美國對台軍售。這些都是習近平九月赴美要向川普提出的。然而美國和台灣也不是傻瓜，習近平為自己利益希望美伊停戰，然而暗地裡不斷對伊朗軍援。共產黨以美國為敵來稱霸全球的目標永遠不會改變，除非是共產黨改變。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 二戰後台灣的歷史就不會有中國國民黨，也不會捲入迄今仍糾纏未解的中國困境。中華民國早就完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續了，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兩岸已有正常外交，中國也可致力提升國民福祉。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就像二戰後許多殖民地選擇獨立，成為杭廷頓第二波民主化的歷史。獨立的台灣會像脫離日本殖民的韓國，八一五這一天成為獨立紀念日及光復節。不同於有國家歷史的朝鮮，台灣是新興國家，開展自己國家的歷史。台灣沒有像朝鮮的左右路線競逐政權，造成內戰形成南韓、北朝分裂國家的歷史。或許會有左右路線政黨，形塑台灣的國家之路。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推翻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只能選擇海南島，國共競鬥的歷史就會是另一種局面，與台灣無關。台灣沒有中國問題，中國也沒有台灣問題。台灣與中國也不至於陳兵海峽兩岸，戰爭的陰影籠罩。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會成為東亞漢字文化圈一個不屬於中國的新興國家。台灣或許像新加坡一樣，通行漢字中文華語，也留下日本語，一如新加坡留下英文，本土原有的福佬話、客家話、原住民各族語也不會被壓迫。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早已是聯合國會員國，也不至於迄今仍以國體不明的身分爭取加入聯合國。當然不會捲入國內戰後兩個中國的鬥爭。當然也沒有以反共為名、行專政之實的卅八年戒嚴讓許多政治受難者的母親長期在黑夜哭泣。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早已民主化，不必有長期戒嚴體制的壓迫，也沒有隨中國國民黨從中國流亡到台灣形成的流亡殖民群落留下來的遺民問題。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台灣會傳承更多日本留下來的風貌，如果吸引中國人來台也是中國僑民或台灣新住民、新國民，而不是什麼外省人。 如果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獨立了，台灣早就是一個小而美的民主國家，不必在國民養成過程的教育被教導成一個虛構的大國，也不會有見證二二八事件的美國副領事葛超智（G. Kerr）《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台灣是三萬六千多平方公里的美麗島嶼群落，中央山脈南北相連，四面海域環抱，是島嶼國度不是大陸國家。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台灣人在祖國的迷惘與迷障中做了錯誤的選擇，不只造成台灣集體命運的坎坷挫折，也影響中國的國家分裂。民主化後的台灣，要走向新歷史，珍惜台灣自己的條件，好好建構我們尚未正常化的國家。台灣是小而美、豐裕而堅強，在太平洋西南海域，一個閃亮的國家。 中國啊！請獨立於台灣之外吧！如果在意收拾「中華民國」這個你們立鑄為繼承之國碑銘的國號，台灣也會尊重歷史，對殘餘中國做歷史的了結，寫下句點。生活在台灣的人們應共同起造一個對「中國」不構成侵權的新國家，開啟歷史的新樂章。歷史不會重來，但提供教訓。 （作者是詩人）

中共在七月卅日政治局會議上，決定十月召開五中全會。本來以為在七月上海的AI全球大會以後，習近平會乘勝追擊，豈料會議對AI突然非常低調，僅僅只有一段話，往常喜歡用的「鑄牢」不見了，改為「加快、加強」。從奇技淫巧改為「適應不同群體消費需求擴大優質供給」。顯然七月中國官方的經濟數字，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六月的五十．三％大幅滑落至四十九．二％，不僅低於預估的五十．一％，更一舉跌破五十％榮枯線，加上非製造業和綜合PMI產出指數三大核心指標同步跌穿榮枯線，習近平的梭哈（孤注一擲）失敗，在會議文件上不得不兩處承認「困難」。 一處是「有效應對各種外部衝擊和內部困難」，後面提及「要高度重視經濟運行中的困難挑戰」。其後各段落所說的例如公平競爭、就業、三農、天災等都是。而「常態化解決企業帳款拖欠問題」，更暴露企業之間拖欠已經是常態化。近三十年前的「三角債」是不是復活了？企業發薪給員工當然也拖欠。 另外有兩處提到「兜牢基層『三保』底線」和「抓好『一老一小』服務保障」，社會保險系統也出了問題。 後段有一句「推動各級領導幹部以更加昂揚向上的精氣神，不斷創造高質量發展新業績」。不懂什麼是「精氣神」，還以為是假文件，是新時代習近平思想嗎？ 最後一句是「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這是每次外媒最感興趣的問題，那就是人事問題。港媒大做文章，排查二十屆中央委員清洗了多少人？這為習近平的進一步獨裁和二十一大續任鋪平道路。據統計，過去一年，已有十九名中央委員被官方宣布落馬或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另外還有「失蹤」者。總共接近三十人。 領銜的是兩名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新疆黨委書記馬興瑞。 軍方還有原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原軍委委員兼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原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前信息支援部隊政委李偉、前陸軍司令員李橋、前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部長許學強、前西部戰區政委李鳳彪、前空軍政委郭普校、前東部戰區政委劉青松、前南部戰區司令員吳亞男、前南部戰區政委王文全、前西部戰區司令員汪海江、前北部戰區司令員黃銘、前中部戰區政委徐德清、前國防大學政委鍾紹軍等。 黨政系統部分，前廣西政府主席藍天立、前內蒙古政府主席王莉霞、前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前內蒙古黨委書記孫紹騁、前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前應急管理部部長王祥喜、前重慶市長胡衡華等。前中聯部部長劉建超、前工信部部長金壯龍、前中央軍民融合辦常務副主任雷凡培，都是被不正常免職。 最新的河北黨書記倪岳峰「另有任用」，應該是與德國之聲與紐約時報披露張家口對海外人士動態控制平台被登錄有關。 這些大清洗是反映習近平的穩定還是不安？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此次日本熊本發生大地震後，除了建築損害、救援速度與災後重建受到關注，避難所管理也成為重要議題。尤其在炎熱季節，部分避難場所因設備限制，難以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 這提醒了同樣位於地震頻繁區域的台灣，防災工作不能只關注災害發生後如何救援，更要思考受災者如何在避難期間獲得安全且有尊嚴的生活。 台灣多年來累積不少災害應變經驗，但每當重大災害發生，仍會面臨一項現實挑戰：部分民眾，尤其高齡者，即使面臨撤離要求，也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園，讓第一線執行撤離工作的公務人員承受壓力。 表面上看，這似乎是防災意識不足；但更深層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建立了一套讓人民願意避難、相信避難的制度？ 對許多高齡者而言，家不只是住所，更是多年生活累積的情感依靠。離開熟悉環境，本身就是重大心理挑戰。如果避難場所只是學校體育館或公共禮堂，提供基本收容功能，卻缺乏降溫設備、醫療照護、隱私空間與生活便利性，民眾自然可能對撤離有所抗拒。 因此，現代防災不能只是「把人帶離危險區域」，而要建立讓人民相信「離開家後仍能受到妥善照顧」的制度。避難所應考量高齡者、幼兒與身心障礙者等需求，包括降溫設備、電力備援、醫療支援與基本生活品質。 在重大災害應變中，台灣與日本都會投入軍事力量協助救援。國軍與日本自衛隊在大型災害時能提供人力、運輸、工程與後勤支援。 然而，最初承擔救援工作的仍是消防、搜救與緊急醫療體系；地方政府負責整體應變與資源調度，警察則協助交通管制、秩序維護與災區管理。真正成熟的防災制度，需要的是整體社會韌性，而非只等待外部力量投入。 日本長期推動全民防災教育與社區演練，值得台灣參考。但學習日本並非照搬制度，而是思考如何建立符合台灣社會條件的防災文化。 防災的目的，不只是讓人民在災害中生存下來，更是在災害發生後，仍能維持基本尊嚴與生活品質。真正成熟的防災制度，不是要求人民只能服從撤離命令，而是讓人民相信：當他們離開家園時，公共制度會接住他們。

認同台灣的人，經常被誤會是要與中國為敵，其然乎？像我喜歡吟唐詩、聽平劇的人，我為何要與中國為敵？我選擇台灣獨立，是選擇自由民主。今天有近七〇％認同台灣的人，絕大部份都不是要與中國為敵，我們純然是不願被一黨專政的極權中共統治。所以統獨的選擇，不是中國與台灣的選擇，而是極權專制與民主自由的選擇。所以，關鍵在中國願不願意民主化。 再者，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很少用戰爭解決問題，此即所謂「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所有自由民主制的國家，不會（或極少）與另一個民主國家發生戰爭。因為國會、法律與定期選舉讓領導人不能隨意發動戰爭。人民為了不想負擔戰爭費用與傷亡，通常會傾向和平而非開戰。而且民主國家彼此有相同的談判與妥協的文化，習慣用溝通解決爭端。所以，中國如果能民主化，才能確保台海的和平。絕非赤藍政客以為癱瘓台灣的國防就可換取和平。 當我們指摘中共一黨專政，不是民主國家時，他們卻大言不慚宣稱他們才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顯然他們不敢否定「民主」這一具有正面意義的名詞，乾脆來一番瞎扯！以前毛澤東就說了，他們不是不民主，而是「人民民主專政」。把「民主」與「專政」可以扯在一起，簡直無賴！ 民主政治是有其普世的基本原理與條件，包括：政府權力由人民授權產生；權力分立，透過分權與制衡，避免權力集中濫權；公共政策與重大議題須透過公眾討論與民意表達。決策時遵循多數人意見，但同時要保障少數群體的合法權利與基本自由…。因此，民主政治是議會政治，是政黨政治。民主社會是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多元價值的開放社會。 從以上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看，試問今天一黨專政的中共有哪一項符合？ 以前毛澤東個人獨裁下的共產政權，和蔣介石個人獨裁下的法西斯政權，勢不兩立，但都是專制極權政治。蔣雖然反共，但誠如殷海光教授說的：「在反共過程中把民主予以壓制或取消，那麼反共者與共黨的實際距離，至多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見殷海光〈反共不是黑暗統治的護符〉） 兩蔣時代的反共，是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基底，指摘靠蘇聯起家的中共是「漢奸」、「民族敗類」。但是現在的中共，反而舉起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以法西斯之姿，向台灣統戰。原本法西斯的中國國民黨，在李登輝主政時代原本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但是在民進黨主政之後，中國國民黨完全失去原本反共的理由，於是與中國共產黨合舉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聯共制台。 近年中共的「反國家分裂法」、「民族團結促進法」…，完全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基礎，其實是中共一黨專政的包裝。 本來自由度九十三分的民主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可以成為自由度只有九分的專制中國的的燈塔，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可惜，中國國民黨已無此志趣，反而處處配合中共，要弱化台灣，癱瘓台灣。國共兩黨在中華民族主義的旗幟下，不僅台灣備受威脅，中國的民主化契機，更加渺茫！ 赤藍選民即使不認同台灣，也該為你們中國想想吧！我為台灣急，為中國悲！ （作者李筱峰是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內政部宣布將依法聲請解散中華統一促進黨（以下簡稱統促黨），這不只是對單一政黨的法律處理，更是台灣民主制度如何面對反民主力量的一場考驗。 民主社會保障人民組織政黨、表達政治理念的自由，即使這些理念不被多數人認同，也不能任意剝奪。然而，自由民主從來不是毫無界線的放任。當一個政治組織涉及接受境外勢力指導，或有具體事證顯示其行為危害國家安全與民主制度時，民主國家有責任依照法律程序加以處理。 因此，依法解散統促黨的核心，並不是因為它的政治主張令人反感，而是回到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任何組織都必須受到法律規範，也不能利用民主制度去削弱民主制度本身。 但民主防衛不能建立在政治情緒之上。國家若要限制一個政黨的存在，必須提出具體事證，依循法律規範，並接受司法檢驗。唯有如此，才能證明這不是政治鬥爭，而是民主憲政秩序的正常運作。 這也是台灣民主成熟度的重要考驗。 今天被檢驗的是統促黨，但民主法治真正珍貴之處，就在於即使面對自己不認同、甚至反感的政治力量，仍然願意遵守同一套制度標準。因為民主的價值，不只是在保障多數人的選擇，更是在面對挑戰時，仍然堅持程序與原則。 台灣曾經歷威權統治，更應該理解自由民主得來不易。我們反對威權，不只是反對某一個國家的政治模式，而是反對任何企圖利用民主制度、卻削弱民主自由的力量。 因此，若統促黨確實涉及違反法律、危害民主制度的行為，依法處理是民主國家的正當防衛；但同時，整個程序也必須公開透明，接受司法審查。 解散統促黨的意義，不只是處理一個政治組織，更是向社會證明：台灣民主具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民主不是毫無防衛能力的制度，也不是靠政治報復維持的制度。真正強大的民主，是在面對威脅時，依然選擇相信法治。 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向世界證明：民主的力量，不在於消滅異議，而在於即使面對威脅，仍有能力以民主方式守護自己。

近來，有些網路上的文章，討論到「台灣人算不算是華人？」、「中華民族的概念為何？」、「有純粹的漢族嗎？」等等議題。 筆者認為，這些概念與台灣歷史、中國歷史，以及目前的現實之間的落差，值得進一步思考。 首先，「華人」和「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自古固定存在、單純依靠血緣延續的人種和民族，而是一個在近代歷史中逐漸形成的身分概念。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面對西方列強衝擊，清末民初知識分子開始思考如何凝聚不同族群，梁啟超等人提出「中華民族」概念，希望建立共同的國族認同。然而，這個概念本身就是特定歷史背景下形成的政治與文化建構，而非一個從古至今自然存在的單一民族。 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疆域長期包含多元族群與文化。清朝由滿族建立，其統治體系中包含蒙古、西藏、新疆等多元族群與文化區域。中華民國成立初期曾倡導「五族共和」理念；中華人民共和國今日也承認五十六個民族。這些事實顯示，「中華民族」本身就是試圖整合多元群體的現代國族概念。 同樣地，現代民族認同也不能簡化為血緣問題。長期的人口遷徙、族群交流與文化融合，使東亞各地形成複雜的社會面貌。一個人的身分，除了歷史來源之外，也包含共同生活經驗、政治制度與價值選擇。 再看我國台灣，更能發現身分形成的多元性。台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族，在這片土地上發展數千年；後來不同時期移入的福佬（閩南）、客家、外省及新住民族群，也共同參與台灣社會的形成。今日台灣人的認同，不應被簡化為某一個外來概念的延伸，而是在共同生活與民主實踐中逐漸建立的公民認同。 因此，討論這些議題時，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是尋找唯一的血緣答案，而是思考：一個人的身分，究竟應由歷史上的分類決定，還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民自主選擇？ 「華人」與「中華民族」可以是一種文化稱呼，也可以是部分人的自我認同，但它不應成為限制台灣人民理解自身的唯一框架。在民主社會中，認同不是被動接受的標籤，而是人民根據自身歷史經驗與價值選擇所形成的共同體。 其次，「純粹的漢族」，若依照中國學者吳銳的看法，理應是不存在的。中國目前認定的五十六個民族的人民當中，有很多其實被登記為漢族人，包括吳銳本人其實是「土家族」，卻在該國的身分登記上是漢族，這樣的人太多，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中國歷史上，有多次邊疆民族進入所謂中原地區建立統一的帝國或王朝，也有所謂「五胡亂華」、「五胡十六國」的時代，經過這些時代的通婚與融合，照理講早就已經沒有所謂統一的漢族血統了。 那麼，台灣的所謂「漢人」呢？其實一樣沒有純粹的血統。因為，不同民系：福佬(閔南)、客家、外省，這些族群在中國本土的時候，已經經歷過上述的時代的融合；在分別來到台灣之後，又有非常多數和台灣的原住民族(南島語系)再次通婚與融合，所以很難找到什麼人是純粹的什麼民族。 而台灣的多元性不是需要被消除的矛盾，而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特色。真正成熟的認同，不在於追尋單一祖先，而在於理解共同走過的歷史，以及共同選擇的未來。  政治學界長期討論國族形成問題，其中一項重要觀點是：現代共同體不只是追問「我們從哪裡來」，也必須思考「我們如何共同生活」。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就在於人民不只是接受既有分類，而能透過公共討論與政治參與，形成對共同體的理解。 因此，個人認同是自由的，不應該加以限制。但既然我們同樣生活在台灣這個國家，那筆者會希望建立「台灣國族認同」，這是凝聚我們國家內部共識，也是對外統戰的防禦。 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是要求所有人擁有完全相同的歷史記憶，而是在差異之中建立共享的制度與價值。台灣認同的形成，並非否定過去，而是在理解歷史之後，回應當代民主生活所產生的共同選擇。 從血緣想像走向民主共同體，是許多現代社會共同經歷的歷程。台灣真正的力量，不只來自共同的過去，更來自人民是否願意共同承擔未來。 （作者為語文工作者及自由撰稿人）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在人工智慧（AI）快速發展的時代，民主社會面對的挑戰，不只是辨識真假，更是要求掌握權力者面對責任！ AI深偽技術改變了政治攻防。當涉及政治人物聲音與形象的深偽事件發生，社會關注的不只是「誰製作」，更重要的是：掌握權力者是否願意真正面對政治責任。深偽若被用來混淆視聽、影響公共判斷，傷害的是民主社會最重要的信任基礎。 台北市長蔣萬安面對爭議時，以「有事衝著我來」回應。這句話展現強烈政治姿態，也容易引起支持者共鳴；但民主政治中的責任，從來不是一句豪邁口號。 真正的負責，不只是站出來承受批評，更包括說明經過、接受社會檢驗，以及建立避免類似事件發生的制度。若承擔只停留在英雄式宣言，人民看到的恐怕不是責任政治，而是政治表演。政治人物真正的高度，不在於面對鏡頭時說出多麼激昂的語句，而是在問題發生後，是否願意面對制度性的檢討。 近年部分政治人物面對公共議題時，也常出現與人民生活經驗脫節的語言。例如具有政治資源與優勢背景者，若以「台灣人爛命一條」形容人民面對食安風險的處境，難免讓社會感受到權力者與一般民眾之間的距離。 同樣值得討論的，是地方首長面對中央政府時的責任。台中市長盧秀燕日前點名賴總統「去上班」，要求中央負責。然而，中央固然有行政監督責任，地方政府也不能置身事外。 相關食安爭議源頭企業總部位於台中市，地方政府對轄內企業管理、稽查制度與風險預警，也有檢視自身治理的責任。要求中央關注問題沒有錯，但地方首長也應回答：在自己的權責範圍內，是否已經做到最大努力？ 民主制度建立在明確分工之上。總統負責國防、外交與兩岸；行政院與各部會負責行政執行與專業政策。若所有問題都要求總統親自介入，那麼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的角色又該如何定位？ 台灣面對深偽技術、資訊戰與公共治理挑戰，需要的不是政治口號，而是真正成熟的責任政治。「有事衝著我來」聽起來勇敢，但人民真正期待的是：「事情發生在我的責任範圍內，我會把真相說清楚，也會接受人民檢驗。」這才是民主社會需要的政治勇氣。 （作者為語文工作者）

一面旗幟被阻止出現在國際舞台，看似只是活動現場的爭議，但其背後反映的問題，遠比一面旗幟本身更加深刻。 日前於馬來西亞舉行的「環球廚藝挑戰賽」中，台灣青年廚師憑藉專業表現獲得佳績，卻在頒獎場合準備展示中華民國台灣國旗時遭工作人員制止。這起事件引發討論，也再次凸顯台灣在國際交流中長期面臨的身分限制。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當一個民主社會的人民，只因展示代表自身身分的旗幟而受到限制，這不只是外交問題，更涉及國際交流是否能維持公平與開放。 近年來，台灣在文化、體育、國際組織與民間交流中，經常面臨名稱、旗幟與身分表述上的壓力。這些現象背後，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競爭，更反映威權力量如何透過政治、經濟與資訊影響力，改變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理解與互動方式。 中國長期以「一中敘事」主張其對台灣的政治立場，並透過各種國際影響力，要求其他國家或組織在涉及台灣時採取符合其期待的做法。這種影響已不只存在於政府外交層面，也逐漸延伸至民間活動與文化交流。 面對這樣的挑戰，台灣不能只停留在被限制與被回應的位置，更需要思考如何將民主價值轉化為國際支持的力量。 政府應協助民間參與國際活動時建立更完善的支持機制，保障人民在海外交流中的權益。同時，台灣也應持續透過科技、醫療、人道援助與民主治理經驗，展現自身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一面旗幟的重要性，不只是象徵一個政治立場，而是代表一群人民希望被世界看見、被平等對待的權利。 民主社會的力量，不只來自政府與外交機構，也來自每一位公民在國際舞台上的參與。面對威權壓力，台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某個符號，而是一個民主社會平等參與世界的權利。 唯有以民主價值為基礎，結合制度韌性與公民力量，台灣才能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不只是回應挑戰，更能成為自由開放秩序的重要力量。 （作者台灣語文工作者）

近代中國始於一九一二年繼滿清帝國成立的中華民國，延伸一九四九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者若扣除在台灣延伸的（一九四九年～一九九六年）四十七年，在其原生地只有三十八年歷史。以新中國自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有六十七年歷史，自一九七一年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位置後，已是正統中國。 為什麼「中國」的民主化都不成功？中國號稱歷史悠久、文化深遠，但民主政治制度明明是來自西方世界的產物，以英國大憲章和法國大革命代表的君主立憲制和總統共和制早就已分別開展，普遍形成歐洲國家的政治制度。人民定期選出行政和立法代表相互制衡，加上獨立其外的司法權，成為穩定的國家發展機制。 近代中國的形成，在政治上明明是後進國家，卻常誇言有民主的傳統。取自傳統的政治語彙概念，其實只是用以蒙蔽人民視野的言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掛成一串歷史，自得自滿。殊不知，如果中國有民主的傳統，不至於近代兩個號稱民主的前後兩次革命都沒有真正形成近代民主國家。 中國當然也有文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言說，反映的現實卻是另一回事，口說一套行事一套。近代中國的政治，民主流於口號，常常淪為你是民我作主的權力邏輯。為什麼中華民國在中國本土只三十八年？為什麼中華民國在中國本土不能民主化？掌握權力的人想要黨天下、家天下。中國國民黨這樣！中國共產黨也這樣！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為何不能形成兩黨制，形成民主化的政黨政治，可經由人民選舉執政或在野？因為推翻君主制的帝王後，革命後的野心家仍想當帝王。看看流亡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蔣政權怎麼樣對待同樣從中國流亡來台，對民主改革有期待的政治人物？什麼自由中國？有良心的一些《自由中國》知識份子文化人政治人物不是關的關嗎？對民主有期待的台灣人，更是弒之可也！ 共產體制不容許普遍民主制，沒有政黨輪替這回事。標榜無產階級專政，自己成為有產階級仍不放棄專政。這種政治體制只有革命才會改變！而為了防止改變，只有專制！只有極權！黨內權力鬥爭的不斷輪迴取代普遍民主制的律則。腥風血雨的「有一天」，權力才會變天！可怕的政治權力邏輯！ 這樣的中國，不只異議分子流亡海外，當權派也要預藏金錢於海外，甚至預先疏散自己的家人於海外。中國國民黨人在台灣的統治也一樣！走資化是標榜共產統治的中國解決經濟問題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樣的路線會顛覆共產革命的邏輯。改變中國的終究會是西方建構的自由民主思想加上市民社會的文化性，台灣存留太多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性，成為民主化之路的困境。 中國的民主化為何不能成功？兩次革命，兩個中國黨口說民主，盤算的卻是黨國體制。看看中國國民黨面對台灣民主化後的姿態，一心想專擅統治權力，也不看看後黨國時代台灣政經發展的國際評比，說得好像台灣痛苦不堪，民不聊生，非得由他們來革命、永遠執政不可的樣子！ （作者是詩人）

最近離世的中國知名經濟學家高善文曾發表評論，外界常以「習近平『梭哈發展科技』」來形容習的科技政策。七月中旬在上海舉行的世界人工智慧大會共同簽署協定，成為「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組織」的創始國。習近平首次親自出席並發表演說，藉此大力推動「開源」戰略與全球治理。美國和G7諸國還在對AI的管治意見紛紜時，習近平搶先出手，顯示他的野心。然而出席會議的二十九個國家中，歐洲國家只有俄羅斯等三國，其他都是全球的發展中國家，以非洲、亞洲最多，亞洲的中亞就佔了五國；但連北韓、越南這兩個共產國家也沒參加，可見其虛。 七月二十七日，製造記憶體的中企長鑫存儲在上海掛牌，一天大漲四、五倍，震動美韓日台股市。由於記憶體缺貨，長鑫近年已由虧轉盈，所以在上海掛牌得到熱捧。但是目前許多虧損的中國科企，則在香港掛牌集資，有的由美國投資銀行協助做保證人，給中國輸血。記憶體主要是缺貨的價格問題，這些外資大拋美韓日台股，卻協助中國科技股，雖然其他國家的股價已增長很多也需減持。但是為公司私利協助為中國科技輸血，總是有違美國的國策，並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 美國正在四處堵住美中科技戰的破口。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對台灣很友善，但他對共產黨的認識有多深，值得懷疑。這樣他對手下如何堵住破口就力所不及。不要說供應鏈中有與共軍合作的中企，在調查有沒有人在東南亞走私輝達產品進入中國時，回答都是沒有。實際上，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台灣都有破口，台灣抓了輝達經理；香港進口額年增四成，沒有輝達的先進晶片？ 習近平表面上下令禁止中企使用輝達產品，又不斷走私進口，說明他以謊言麻痺川普與美國官員。 中國近期還傳出已開始量產自主研發的浸潤式深紫外光曝光機，預計今年將交付約五台，明年產能提升至二十台。這項突破挑戰了荷蘭艾司摩爾的地位，並引發全球半導體設備股的震盪。中國小粉紅狂呼把艾司摩爾踢下懸崖。艾司摩爾則搞不清這獨家技術是怎麼流出的。二〇二三年荷蘭對中國禁運該公司產品，可是艾司摩爾中國區總裁、也是全球執行副總裁沈波（中國籍）就透露，該年在深圳和武漢的兩個計算光刻開發中心團隊發布了一款新版本的計算光刻產品，並且已成功導入應用。現在中國能自己製造還奇怪嗎？還有多少中國人擔任該公司的高層或關鍵性職務？ 網上流傳一張最近世界盃在新澤西體育場決賽時包廂的合影，美國英特爾執行長陳立武與這些中國富豪在一起，他們是聯想集團CEO楊元慶及高層劉軍、網易創辦人丁磊、百度創始人李彥宏、TCL科技企業創辦人李東生、金沙江創投管理合夥人丁健等十一位。他們真是老友鬼鬼（關係密切），所以陳立武控制四十多家中國企業與基金，並持有超過六百家中國少數股權。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

一個國家的國民通常以那個國家為冠詞，說是什麼國民或簡稱什麼人。例如美國國民或美國人，而且常簡單說是美國人。若國名表述沒有國這個語字，例如新加坡，會稱新加坡人；日本國民常以日本人稱之；大韓民國國民常以韓國人稱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民則以朝鮮人識別。 清國時期有清國人，或曾被日本加諸的支那人（Shina），因被中國人認為有貶意已不用。其實支那也出現在日本的古中國研究典籍，並不一定有歧視之意。中華民國推翻清國後，中華民國國民、中國人的稱呼出現，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也稱為中國人。 一九七一年之前，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有席位，後來被判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從而，中國在彼不在比，但海峽兩岸，「中國人」的說法，混淆了國家和國民的定義，甚至造成國家認同的混淆。漢字中文常模糊意義，表述不明確。從前，中國國民黨蔣氏父子以漢賊不兩立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差別。後來，漢賊易位，海峽此岸的中國人和海峽彼岸的中國人，明明是法律條件不同國家的國民，卻混淆在一起。 寧靜革命民主化的台灣，一九九二年已全面改選國會，一九九六年並直選台灣總統，形成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新國家，但中國國民黨未轉型為台灣國民黨，「中國人」的稱呼混淆了中華民國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國民身分。 中國人移民他國，常常仍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反映了混淆的國民身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移民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頗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多。在原屬國度與新國度形成敵對狀況時，認同形成困擾。這些新移入國的國家地位堅如磐石，紛擾不至於危及國體，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強權化，甚至鼓動中華民族主義霸權，在美中強權對抗時，多少也造成問題。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在漢賊不兩立時期互以反攻大陸和解放台灣對抗。從前你死我活，現在中華民國在台灣民主化了，中國國民黨失去獨佔統治權力後，變臉了。「兩岸都是中國人」的口號成為對台灣背反轉向的藉口。「兩岸同屬一中」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實早因國會全為台灣選出、總統也是台灣直選而改變了。中國國民黨想要挾台灣投共降中，戴罪立功，玩弄的就是「中國人」概念。 什麼「中國人」！至少，兩岸若以國民識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和中華民國人，分別是中國人和台灣人或中華民國台灣人！說中國人不如勉強說是華人，還有美洲諸國華人、英法西義德奧俄國華人，更有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並非盡是中國人。 法律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其實有漢人、滿人、蒙人、維吾爾族人、圖博（藏）人以及許多少數民族。一些拿其他國家公民權的「中國人」，其實不是國民意義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正陷入普天之下莫非中國人的迷思！ 甚至生出長臂管轄的惡魔之手！ （作者是詩人）

中國經濟學家高善文，於二〇二六年七月七日因癌症逝世，才五十五歲。他生前因敢於直言經濟問題而聞名，並在華府論壇指出中國實際GDP平均僅約二%而觸怒北京當局。習近平下令政治局常委、中辦主任蔡奇徹查，高善文被全面禁止公開發言。華爾街日報去年已披露此事。在被禁言的同時，高善文的健康也開始惡化，僅在去年九月透過影片露面一次，同年十一月自國投證券辭職，十二月正式確診為癌症四期，最終在沉默中病逝。高善文逝世在中國金融界與社群媒體引發廣泛悼念，以示對當局的不滿。 從高善文之死想到高華之死。高華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二〇〇〇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詳盡揭露毛澤東如何在延安開展慘烈的黨內鬥爭一統了全黨。手段之恐怖，不但鎮住了全黨，我看了當晚也做了惡夢。此後高華就成為毛派重點打擊對象。二〇〇七年高華在南大例行體檢中查出懷疑有肝癌，隨即前往上海進行詳細檢查並確診。他在與病魔纏鬥中，仍兼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講座教授，還帶博士生。但是南京大學始終沒有同意高華調動工作到華東師大。而他切除了四成肝臟後，也未能挽救他的性命，最終在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冥誕病逝，享年五十七歲。毛派為此手舞足蹈。 曾在鳳凰衛視於二〇一四年四月和羅援少將辯論，並在二〇一六年四月公開回應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的好戰觀點，並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外交部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在二〇一六年六月到武漢大學講學，從機場出來後凌晨四點多在隧道出口撞上隔離帶和花壇，司機受傷，第二排的吳建民死亡。不知道武大為何給這位七十七歲的高幹這樣晚的航班而不搭高鐵？消息傳出，真心要和平外交者痛心疾首，鼓吹窮兵黷武者雀躍三尺。 二〇一八年中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為習近平長期執政鋪路。中共官方將「全面脫貧」列為習的重大政績，宣稱近一億人脫貧、創造人間奇蹟。然而，時任總理的李克強在二〇二〇年三月的全國人大記者會上，坦言中國有六億中低收入民眾，月均收入僅約一千元人民幣。習近平於二〇二一年二月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正式宣告中國取得了「全面勝利」，強調現行標準下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李克強在二〇二三年三月卸任後，同年十月，在上海的賓館游泳時心肌梗塞，被送往雖有五千年文化卻不懂搶救的中醫醫院搶救，結果可想而知，終年六十八歲。 上述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說真話者的下場，包括總理級的高幹。也怪不得傳說川普到北京，即使是習近平的國宴也是吃自備的食物。而台灣的國民黨還相信共產黨的話，鄭麗文更是認為共產黨是要和平的，還為習近平的脫貧背書。台灣人絕不希望有上述的下場。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