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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朱宥勳)
朱宥勳相關文章
柯文哲的透支與預支
今年由於面臨大選,政治局勢詭異波譎。而在各方勢力之中,最讓人滿臉問號的,大概就是「沒有要選」的柯文哲吧!先是在「是否投入總統大選」一事上曖昧搖擺,後來又有「郭柯王」聯盟的各種小動作,最終則是組成了盜用蔣渭水黨名的「台灣民眾黨」,而迎來據估計已達18萬人的退讚潮。從年初的大有可為,到年底完全失去攻大位的資格,只能拖著一個小黨期待下個4年,2019年對柯文哲來說恐怕不是太快樂的一年。 在沒有參選總統的「母雞」身分下,柯文哲必須持續發聲,以避免自己的媒體聲量被邊緣化,連帶使得台灣民眾黨一齊沉沒。因此,柯文哲選擇砲打中央來創造話題。這就產生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畫面:柯文哲是沒有要選總統的台北市長,但每天都管很寬,專門在媒體上指教其他縣市或全國性事務,比如之前對軍購案發表意見,或這兩天傳出要下高雄開記者會,談論陳菊在高雄市長期間的負債問題。 如果柯文哲是個模範縣市首長,行有餘力而指劃江山,那也就罷了。偏偏在《遠見》、《天下》今年的縣市首長滿意度調查裡,柯文哲總是敬陪末座,在《天下》是22縣市中的第20名,在《遠見》則是六都中的最後一名。 因此,雖然他自稱跳脫藍綠意識形態,意圖召喚出一種強調治理的、務實的技術官僚形象,但他的治理成績顯然不太值得強調,所務之事也沒帶來更好的現實。某種程度上,柯文哲之所以在媒體上管那麼寬,以指教他人為材料,或許正是來自政績的乏善可陳——講不了自己的功勞,那還是指責別人的不是吧! 這些狀況,使柯文哲的媒體操作呈現「透支」和「預支」的奇妙狀態。所謂「透支」,是指他自己過去4年下來所累積的空戰能量,在他每一次搞不清楚狀況的發言中流失。他每每發表歧視言論、攻擊中央、開口講他自己完全不懂的國防事務,希望以此賺取聲量。但這些聲量往往只有一日行情,而代價卻是「退讚」的失血不斷。這樣的「透支」總有一天會把資產敗光,但柯文哲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了。 「預支」則是他近日嘗試的新招,然而效果也十分有限。比如日前,他拋出了自己2024年要參選總統,意圖以此召喚支持者為台灣民眾黨張羅門票。這等於是抵押不知道會不會有的未來支票——韓國瑜暴起暴落至今不過1年多,誰知道4年後柯文哲人在哪裡?搞不好退讚到連空軍都沒有了呢!那時他已從市長的位置上退下來,可能根本沒有舞台可以發揮了。變賣家產不夠,還要典當不可知的未來,這已堪稱「晚景淒涼」,更淒涼的是,這還是無法突破一日行情,閱聽大眾很快又對他拋出的議題失去興趣。 柯文哲自負天縱英才,但實際的績效恐怕跟不上他的自我感覺。他看不起其他政治人物(特別是女性政治人物),覺得自己外科醫師的腦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很可惜,這不是他大學聯考那個時代了,政治不是扁平的紙筆考試,是不能輕鬆地「理組轉文組」的。他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只是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朱宥勳
2019-12-24
給公家單位的假新聞迎擊指南
與其說人們關心「青花菜」的議題,不如說人們早就渴望政府主動說明了。翻攝自農糧署臉書 朱宥勳/作家 在九合一大選過後,「假新聞」的議題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從官方到民間,有識之士都在思考如何應對、如何減低謠言所造成的傷害。近日更出現了一個有趣的案例,或可視為轉變的契機。 12月3日,《聯合報》出了一則「聽政府的話改種青花菜,誰料價崩盤」報導。就在當天下午,農糧署的臉書「鮮享農YA - 農糧署」粉絲頁推出了一則影片,由農糧署官員報告近日菜價,證明菜價平穩,駁斥《聯合報》的不正確報導。 這則影片的風格非常樸實,就是一位官員站在一張簡報前面,用沒什麼抑揚頓挫的台語說明農糧署要澄清的內容。但如此樸實的影片,卻收到了極佳的效果。該影片上架18小時即累積了1700個讚、1400個分享以及超過10萬的點閱率。雖然在茫茫網海之中,這個數字並不算非常驚人,不過對比農糧署其他貼文,往常的讚數僅有50-60左右,澄清影片的數據已是爆量級了,無疑是好的開始。 而且觀察分享者的留言,大多數意見都是「政府就是要主動迎戰假新聞 」。從這樣的反應看來,與其說人們關心「青花菜」的議題,不如說人們早就渴望政府主動說明了。 我也是樂見此事的一員。但這並不容易,需要公部門在組織、文化上進行一番調整,然而這絕對是值得的。過往的公部門對任何媒體都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最好的消息就是沒有消息」。因此就算出現負面新聞或假新聞,多數官員也是抱持「不要隨之起舞」的鴕鳥心態。然而你不起舞,別人也是會舞到風生水起。公部門確實不宜主動「出擊」,但卻不能連「反擊」的能力都沒有,這會慢慢磨耗威信,對長遠的政務推行有很壞的影響。 而此次的農糧署,就是一次良好的反擊。各個公部門往後若想跟進,可以從這個案例中學到很多。其中有3個重要的原則: 第一是「時效」。在假新聞和謠言「上市」之後,必須把握「6小時」的黃金時間,盡快提出有說服力的反論或證據。因為人類是先入為主的動物,必須在閱聽大眾還沒形成強固印象前,盡速介入。如果時間拖長了,就算澄清也不會有什麼效果。農糧署的影片就動作頗快,差不多是上午8時見報,下午4、5時影片就出來了。當然還有能夠改進的空間,這就需要繼續優化反應流程了。 第二是「權威」。在澄清時,如果能夠讓具有公信力的單位或人士來發布消息,闢謠效果會更佳。因為人類對權威會有信任感。而公家機關在其主責事項內,「理論上」都有頗高的權威(除非真的太混),這是民間人士所沒有的優勢。農糧署的影片並不絢麗,說話者的姿態、衣著以及影片的背景,都有一種濃厚的官方「醜學」。美感不高,卻很符合人們對官員的想像,在這種場合反而加分。而如果要使這種優勢最大化,公部門勢必要有一套公關危機的處理流程,能夠讓基層的人員彙整數據、案例,形成一套反擊論述,快速交由作為「門面」的官員出面說明。 第三是「反投放」。這點可能是最困難的部分,原則是「在哪裡被攻擊,就要在哪裡投放回去」。所以如果是LINE上有謠言,我們就要有個管道把反擊論述放進LINE裡。不過,如果像是《聯合報》的這則新聞,就很難在同樣的報紙上投放回去,因此大概也只能透過其他網路媒體來放送,多少把傷害抵掉一些。 掌握了這3個原則後,公家機關就可以更有自信地面對媒體了。只要自己的本業有做好,加上一點點正確的宣傳觀念,媒體並不是一條無法駕馭的惡龍。而在直播盛行的年代,只要用很低的成本,就能達成「由權威人士快速反擊」的效果。我們的政府當然還遠遠不是「最會溝通的政府」,但只要願意開始學,永遠都不嫌晚。
朱宥勳
2018-12-05
有沒有「詩壇祭酒」的八卦?
當我說出「詩壇祭酒」這四個字的時候,如果你是一個稱職的高中生,應該要瞬間產生下列兩組膝反射般的反應:一、國學常識,「祭酒」,就是某個領域成就最高的領頭人物的意思。二、余光中。 「詩壇祭酒余光中」,這個組合在國文課本和考卷中是正確答案,不過如果你真的去調查五十歲以下的詩人、或有在寫詩、讀詩的讀者,到底有多少人認同這個稱號,可能會得到非常尷尬的結果。課本故意不告訴你的八卦是,余光中在任何意義上,都稱不上「祭酒」,至少在最近三十年來早就不是了。不管你是問大家「影響你最深的詩人」、「你覺得最好的台灣詩人」、「最喜歡的詩人」…得到最大宗的答案,恐怕不是楊牧,就是夏宇,至於余光中能不能排上第三名,可能還得要問問鄭愁予、紀弦等人的意見。他的作品和文學觀點,在台灣乃至華文詩壇的影響力已經大幅衰退,而除非出現意外的轉折,否則目前看不出逆轉的跡象。—最明確的指標就是,現在幾乎沒有後進的詩人自稱以他為宗,被他的作品啓發。 余光中沒有什麼不好,只是也沒有那麼好。如果你想要裝成文青,千萬不要說自己最喜歡的詩人是余光中,因為這等於是告訴其他文青:「這個人除了課本以外,什麼都沒讀過。」如果你問其他「業界人士」的意見,應該會有不少人告訴你,他有一些好詩,但令人尷尬的是,他也寫了數量龐大的爛詩,是一位…這麼說吧,勇於發表的詩人。想要看證據的話,最近的經典案例就是〈某夫人畫像〉。干萬不要含著水google這個關鍵字,你的螢幕會濕掉。 在國文課本的「作者」欄位,通常會簡單說明作者的生平、所屬的文學流派、風格特色和文學史地位。這些資訊,有些是為了讓讀者(也就是被迫讀它們的學生)更知道要用什麼角度去理解作品,有些是為了告訴你這個人多有成就,為什麼値得我們讀。然而,尷尬的是,大部份的學生高中畢業之後並不會繼續讀詩、寫詩,也不會進入文學系所,所以就算課本裡面胡吹一氣,也不會有人發現的。在這種狀況下,某些名不符實的作家,就會因為「官方推崇」或有意識的政治操作,而被選入課本當中。 毫無疑問,余光中就是一位深受官方熱愛並且也熱愛官方的作家。事實上他讓「業界人士」感到尷尬的地方,不在於詩作的成就,也不在於被過於溢美,而是他為何能夠在業界之外如此「顯赫」。這就牽涉到課本的「作者」欄位絶對不會寫的八卦: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余光中曾經寫信給特務系統的將軍王昇告密,指控和他意見不合的對手是共產黨。那是一個家裡搜出一本《資本論》,就可能被抓去關好幾年的年代,因此這是一個非常沒品的、開外掛的行為,成功地為他臝得一輩子也享用不盡的,其他文人的鄙夷。首先在「現代詩論戰」裡,他已於公開文章中指責論敵唐文標左傾:後來到了「鄕土文學論戰」,更是發表了〈狼來了〉一文,把鄕土文學一槪說成「工農兵文學」,並寫了這麼一段名留青史(但課本很希望我們忘記)的結尾: 説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撿查撿查自己的頭吧。 嗯,他叫辯論的對手檢查自己的頭,說要來「抓頭」。從此之後,在「業界」講到「血滴子」,大家就知道是誰了。這段故事,在二十多年後,被當時的辯論對手之一陳映真披露出來。陳映真、余光中之間的恩怨,可見於中國學者趙稀方的文章〈是誰將「余光中神話」推到了極端?〉,不過我要補充的另外一個脈絡是,余光中的〈狼來了〉發表於一九七七年。而陳映真才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五年因為白色恐怖坐牢,剛出獄兩年。確實,陳映真的思想是左傾的,不過為了思想上的爭論而開人命的玩笑,這已是人格上的汙點了;更別說在文學圏裡,翼附官方來打壓對手,無論如何都是有損文人尊嚴的。他近年來大力宣揚中國文化,想必也知道,傳統中國文人的驕傲是耿直、敢言、勇於對抗當權者,而不能為官方擦脂抹粉的。 但他這麼做,也並不是毫無所得的。自此之後,這個世界就有了兩個版本的余光中:課本裡面那個、《台灣新文學史》裡面那個「詩壇祭酒」,那個在大部份不讀詩的學生心目中唯一認識的現代詩詩人;以及「業界人士」、那個寫過好詩也寫過爛詩,勇於發表的「血滴子」。從個人生涯的觀點來看,他絶對堪稱成功人士。但從一個關心文學教育的寫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來說,我對於把這些課本故意隱瞞,卻又不是很難查到的八卦告訴學生,所能造成思想影響,更感到興味盎然。在這個話題上,我們找到了政治和文學的共通點—它們都善於把世界一分為二,讓真實與虛構混淆不清。
朱宥勳
2017-12-14
李家同的聯考戒斷症
日前,《聯合報》的「數學生活化害死學生 李家同:博士班再談翻轉教育」一文,報導了李家同若干教育意見。報導的重點集中在李家同對教學「生活化」,以及加強「探究」的批評。他認為這些東西都太困難了,為了程度比較不好的學生,應該要回歸基本的東西。 這些說法並沒有什麼新意,顯現的就是李家同在教育上一貫的保守。李家同三不五時就會針對教育議題「發作」一下(而且永遠都是同樣一批媒體配合報導),但其教育理念非常粗陋,可以一言蔽之:那就是「回到聯考時代吧」! 抒發威權時代鄉愁 「聯考」之於李家同和他的好夥伴們,既像是宗教信仰、也像是毒品。當他們拿聯考的標準批評現代的教育,認為升學機制應該單一化、考試方式應該只有紙筆測驗、教學方法強調填鴨式的反覆練習、教學內容也應該縮限在狹窄而明確的範圍時,他們其實並不是從務實的觀點,來考量「這樣訓練學生,比較符合社會的需求」。 他們只是在抒發自己對威權時代的鄉愁:以前那樣多美好!世界如此單純,學校只給一套標準答案,政府說什麼就是什麼,為什麼要「強迫」我們的孩子成為一個會思考的自由人? 不用有什麼高深的教育學素養,只要隨便到哪個「業界」去問一圈,他們都會告訴你,企業期待學校產出的是具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學生。而聯考時代的教育恰恰就是最害怕學生有能力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因為沒有什麼比威權體制更能造成效率低下與無意義的幻象了,它自己就是最大的問題。我們就算不考慮學院裡的教育理想性,光是比對商管財經書籍所要求的「人才」,與傳統教育體制所提供的訓練內容,其落差就不可以道里計。 因此,從1990年代以來的「教育改革」,並不只是少數專家學者的任意妄為,背後是有社會的急切需求在推動的。即便方向和力度不能盡如人意,但「非改不可」已是普遍共識;相比之下,李家同的聯考信仰真的只是鄉愁,而非面對現實的方案。 所以,當李家同開口談教育時,總給我一種濃濃的「聯考成癮」之感。教育制度變革了這麼多年,他卻還沒能戒掉「聯考」這種毒品,隔一陣子就會戒斷症發作,扭動起來不甚雅觀。他主張自己的看法才是務實的,然而所述之事往往只是弔詭地證明了聯考成癮者是多麼淺薄。 不知因材施教為何 比如他說必須重複教導基本的東西來挽救後段學生,卻沒意識到可能正是因為傳統教法與這類學生的認知模型不合,才造成他們成績不佳;當他大肆批評探究式教育之不可行時,人本的「數學想想國」和「科學高興班」卻早已研發出成套的教材和教學法,體制內的中小學也有許多教師做出了成果。 但這些東西,都不在聯考成癮者的考慮範圍內吧。因為這樣的人從一開始就是能夠在那種畸形制度中適應良好的物種,所以他們不願去理解還有其他可行的方法。他們認為,讓所有人都面對單一的篩選標準,就是「公平」、「有效」的;就像用飛行能力來測驗叢林裡的所有動物一樣。你若剛好沒長翅膀,一定是你不夠努力,還在戒斷症狀中扭動的他們可不知道什麼叫做因材施教。 作家、《秘密讀者》編輯委員
朱宥勳
2017-02-15
敬告彭明輝教授:一個說故事的小常識
《海角七號》電影劇照。 圖/果子電影提供 大約一週前,彭明輝教授在他的部落格發表了〈失去真相的台灣史〉一文,主張:「在國民黨的遮掩與扭曲下,我那一個世代的『台灣人』很難了解真正的台灣史;後來,在綠營各路人馬的遮掩與扭曲下,野百合和太陽花世代很難了解另一面的台灣史。」但在這個兩陣營各大五十大板的宣告過後,這篇文章主要的篇幅和批判力道,都是向著台灣人「親日」或「認賊作父」的方向而去的。 姑且不論在討論歷史的時候,仍執著於「真相」一詞,是多麽過時的方法論。歷史學的部分,可交由方家指正,身為寫小說的人,我特別注意到的是他提到了描述日本時代的電影,並且批判這些電影的意識形態:「在海角七號等一系列『懷日』電影裡,台灣人跟日本人只剩浪漫或淒美的情感,而徹底忘記慰安婦的故事,也忘記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這段說法,讓我們很明顯地看到了彭明輝教授學力未逮、思慮未周之處——如果不是惡意地「未逮」、「未周」的話。 彭教授也許有所不知,在我們評論一個文本,無論是小說、電影還是其他敘事性文類時,有一些評論者必須遵守的「紀律」。其中之一是: 我們必須盡可能以「文本中呈現了什麼」來作為評價依據,而盡可能避免批評「文本中沒有呈現什麼」。 也就是說,如果你覺得一部作品寫錯了什麼部分,或者哪裡沒寫好,我們應該直接指出是哪個段落、哪些部份出問題;但除非你有非常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比如說在推理小說最後,沒讓你知道兇手是誰之類的),你不能自己認定「作者應該要呈現什麼」,然後因為沒呈現就覺得它寫壞了。 因此,彭教授對《海角七號》這類「懷日」電影的批評是完全不成立的。他的狀態就是先預設了,凡是寫到日本時代,就應該寫到慰安婦、寫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階序關係,然後因為《海角七號》沒有寫到他的預設,所以這部電影就有問題。這基本上是一套自high的批評方式,因為綜觀《海角七號》的情節,很顯然主要是發生在當代的台灣,裡面的絕大多數角色,都是沒有經歷過日本時代的人,他們「理所當然」可以感受不到當時的殖民氣氛,也「理所當然」不會提起慰安婦;除非故事中的角色剛好是慰安婦。要加進去處理當然是可以的,但不加也不是什麼罪,就像我吃嘉義火雞肉飯喜歡加一顆半熟荷包蛋,但我不能說沒有半熟荷包蛋的火雞肉飯很難吃一樣。 沒錯,《海角七號》是一個浪漫化的故事,但並不是一個脫離現實的故事。不管是故事中年輕一代的愛情,還是長輩一代的羈絆,都是可能發生的。除非彭教授能先論證這樣的愛情並不存在於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否則一萬個慰安婦的例子也不能抹消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 而為什麼會有這條紀律呢?因為任何文本都有篇幅上的限制,不可能毫無節制、包山包海地一路寫下去。如果彭教授這種「從虛空中生出問題」的批評方法可行的話,那理論上所有的作品都會是劣作,我永遠都可以說某作沒寫性別、沒寫族群、沒寫階級、沒寫科學、沒寫宗教、沒寫倫理⋯⋯這樣的地圖砲,終究只是讓文學批評成為一場虛無的嘴砲秀而已。這通常好發於喜歡在演講場合中以發問之名、秀「我很有想法」姿態之實的生嫩聽眾,發生在堂堂貫通人文學理的教授身上,著實讓人訝異啊。 依照同樣的「沒寫」邏輯,我也很想反問彭教授:您的文章既然舉了《海角七號》為例,為什麼會漏掉同一位電影導演的《賽德克・巴萊》?那裡面所描述的殖民體制,可是活生生的血肉拚搏、善惡交錯的。或者漏掉了同樣由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的《KANO》?在殖民觀點上,它可能是最接近彭教授(宣稱他)所在乎的「平衡」觀點的——在故事裡,既有無視種族藩籬,對日漢原學生一視同仁的近藤教練,也有歧視這支雜牌軍的校方人員、地方仕紳和體育記者們,這難道不正是彭教授訴求的「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 還是說,面對「中國」、面對「漢文化」就需要「客觀而完整地面對」,面對日本時代,就只須一概的批判,無須面對歷史中每個行動者的複雜關係? 事實上,像魏德聖、馬志翔這一系列的電影,才是在創作上比較接近「客觀而完整地面對台灣的歷史」的方式。因為創作者的技藝和藝術素養,讓他們知道不可能強求一部作品講完所有議題,所以他們願意不斷推出有不同認同框架的新作,而不只是固守在單一的「親日」或「反日」的框架裡。這些作品的藝術成就多高暫且不論,但這種願意正反並陳、多元交雜的態度,在創作者的政治倫理中,已是無可挑剔的了。 除非論者也是刻意只挑單一作品,來批評其空缺,刻意無視整個創作藍圖的互補性。 最後,彭明輝教授也提到了作家鍾理和的例子,認為鍾理和也曾以中國為「原鄉」,呼籲大家無需在文化認同上割裂與中國的連帶。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我還可以再加碼一例:像戰後初期的左翼作家楊逵,也是毫無疑問認同中國這個祖國,希望它能茁長強大的。 但很可惜的是,「祖國同胞」似乎沒有把他們當作同胞。鍾理和在戰後初期,目睹了北平官員以「接收日產」之名,順帶搜刮台灣人財產的情況——因為他們假裝自己無法分辨誰是日本人、誰是台灣人——甚至不願意接納台灣人為中國人,認為他們都是奴化的日寇餘孽,因而有了〈白薯的悲哀〉一文。(非常推薦彭教授一讀,google找得到,特別是在彭教授前一篇文章〈了解時事與政治人物的幾個要領:一個教案〉才示範了使用google的方式;這不難,您做得到的。)而楊逵,在發表了反對台灣獨立、希望祖國中國能加速政治改革的〈和平宣言〉之後,就因為這篇文章被關了整整十二年。(這也google的到) 所以您將「排中、反中與去中」歸咎於綠營,很可能完全搞錯了。打從1945年開始,中國人就沒打算讓台灣人成為中國人呢。與其說台灣人追求「台獨」,倒不如說台灣人是「被台獨」的;與其說台灣人天生親日,倒不如說是戰後70年國民黨成績斐然的「德政」,使得台灣人竟然在兩相比較之下,覺得「被殖民好像比較愉快」呢。 這是要怪誰啊。
朱宥勳
2016-01-30
台灣人選擇了自己的勵志故事
2016年台灣大選結束,整個局面大致上是泛綠支持者希望看到的局面:在台灣主體意識日漸凝聚的背景下,蔡英文以三百萬票的巨大差距擊敗朱立倫,並且帶領民進黨首度完成了「國會的政黨輪替」。考慮到本次不及七成的低投票率(如果沒有「子瑜」事件,也許更低……),這場勝利不可不謂巨大。雖然這個結果,對某些政治取向的社群來說猶有不能滿意之處,比如進步知識份子圈支持的綠社盟、比如獨派支持的台聯,都沒能跨過5%的國會門檻,但總體而言,大部份因為國民黨過去八年執政而焦慮的選民們,至少會有甜美的一夜了。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描述這場選戰,我會說:這是台灣人選擇了自己的勵志故事。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對拼的韌性 從689到689,台灣人展現了與掌權者對拚的韌性。2008年的陳雲林事件,到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此二首尾呼應的「國旗事件」,是一個具體而微的隱喻:國民黨政權始終沒有把人民的問題當問題,最後自己就會成為那個等著被解決的問題。當我們想要自由的認同空間(而不是虛妄的大國幻夢)、想要安定的經濟生活(而不是沈重的「競爭力」壓力)、想要一個現世安穩的小家園(而不需崩毀在「開發」的怪手之前)、想要免於遭他國控制(而不是只能選擇Z大於B的服貿)、想要自由的思想空間(而不是一份「微調」的課綱)…這些時候,執政的政府拒絕呼應我們的要求。他們的修辭始終都是家父長式的否定:你們不懂,你們沒資格決定這些事;所有事,我們說了算。 在最近兩年的政治評論中,「年輕人」或「世代」成為關鍵詞。許多人都說,國民黨得罪了年輕世代,所以才會這麼淒慘。但我想狀況可能是反過來的,不是年輕世代反國民黨,而是國民黨自居君父,把所有國民當作稚弱可欺的幼子。他們倚老、掌權,讓每個台灣人,都「被年輕人」了。 於是,每一次的鍵盤參戰和街頭抗爭,每一次的呼喊與衝撞,都是在跟這個政府說:「你給我停下來,我不要這個,我要的是——」但統治者總是有各種手段,行政權、媒體控制、分化、拖延、壓制…一開始,這些反對的能量很快就會被打散,但慢慢地,人們變得越來越有經驗,越來越頑強,懂得如何周旋。回顧過去八年的「官民互動」,如果是不明究理的外星人,搞不好還會以為國民黨是在餵招「訓練」台灣人如何當個「有辦法」的公民。而國民黨一直沒有發現的一件事情是,對公義之事的憤怒有它的能量守恆定律,你可以一關一關過、一次一次敷衍,但當這些憤怒累積夠久之後,隨便一點火花就能炸穿表面的和平。你可以試著繼續忽視它、壓抑它,那下次它就會以更兇猛的形式出現。 所以,2013年有二十五萬人送洪仲丘。再壓,就是2014年的318運動。再壓,就是1129五都選舉的大敗。 在2016的大選之前,我其實一直在想,台灣人覺得夠了嗎?這股「氣」散掉了嗎? 現在答案很明顯了,這是台灣人再次對執政者發送的信號:不管國民黨的修辭如何天花亂墜,自居「改革」,我們心裡很清楚,你根本沒有任何改變。台灣人學會了,這就是一場比氣長的競賽,無須為了「為什麼OO還沒倒」而灰心。哪怕掌權者家大業大如國民黨,撐著那口「氣」,總有一天撂到你。 就在這場選戰裡,你會看到對政府不滿的選民們,如何自發地形成一個個有目標、有意志、有策略的戰鬥小團體。他們交換訊息、互相警惕新聞被遮蔽;他們透過各種創作,進行大量的文化干擾;他們設法向身邊的人拉票,或者設法降低對手的得票;直到選戰的最後一秒,他們還是設法盯著全國各地的票匭,確保每一張開出來的票都是沒問題的。這簡直是一場巨大的球賽,政府完全失去了主場優勢,在敵隊球員的進逼和球迷的噓聲中左支右絀。 你選擇讓誰贏 689萬人選擇讓國民黨輸掉總統;差不多數量的人選擇讓國民黨輸掉國會優勢。那人們選擇讓誰贏? 讓那些象徵著「是的,我們能做到」的人贏。 所以,蔡英文贏了。許多人批評蔡英文的政策和作風,從理性上來說可能是對的,但忽略了這些支持者的情感基礎。蔡英文在這次選舉,除了候選人以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是「勵志偶像」——那個帶著2008年,看起來萬劫不復的民進黨,一步一步重返榮耀的超級總教練。她從參選開始,就不斷召喚的「最後一哩路」這個意象,就是對這些選民最深的呼喚。而她的勝選感言也呼應了這個主題,她先對支持者說:「我說過,我拚了命,也要把各位的淚水轉化成笑容。各位,我們都做到了。 所以,如果你的眼中還有淚水,請大家把它擦乾。我們一起用快快樂樂的心情,來迎接台灣新時代的開始,好不好?」接著對黨內的同志說:「我還要特別謝謝這次競選總部中年輕的工作同仁們,尤其是黨工。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心中一直有一句話想跟大家說。這個黨曾經失敗過,但是,我一直告訴我自己,總有一天,我要讓大家穿著這個黨的制服,走到外面的時候,心中是充滿著信心和責任感。我們做到了。」與其說蔡英文真的帶來什麼新的政治願景,不如說她帶給群眾一種精神上的信心:可以的,如果民進黨曾經這麼糜爛都可以站得起來,沒有什麼不能做到。 這跟國民黨及其支持者時常掛在嘴邊的失敗主義台詞——不可能獨立的,台灣人沒有競爭力,鬼島沒有希望——是天壤之別。 更振奮人心的勵志偶像,則是三席區域立委:中正萬華的林昶佐、潭雅神后的洪慈庸和花蓮的蕭美琴。這三個人都是在極端落後的局勢之下進入那個選區(差別在蕭美琴的「起點」早很多),頂著20%、30%民調的驚人落後,一點一點把局勢扳回來。蕭美琴在基層耕耘多年,感動了「正當冰」老闆,終於在選前一週引爆了討論的熱潮,她的勵志故事是蔡英文翻版,讓人們相信悶著頭做會有回報;這對於大多數忙得要死但又賺不到幾塊錢的台灣人來說,是必要的心理安慰。 林昶佐打破的是「乖乖唸書、不要特立獨行」這類陳腐規條的限制,對手追打它的長髮反而自食惡果,勝選感言裡他甚至加碼:「第一個搖滾歌手即將進入國會,我、林昶佐、長髮、刺青,我將進入立法院。」它象徵了舊的、軍公教式的「守規矩」人生觀被揚棄,人們渴求更多元的「正面」形象。讓那些在體制內,永遠不可能是好學生、好勞工的人們,也有機會相信自己是很好的人。洪慈庸則是一個更加巨大的象徵,那不但是人民之怒的凝聚,更是它的昇華與結晶。她背負著眾人皆知的哀傷,呈現的卻是樸實、鎮定與柔韌。如果問我個人勝選這夜最接近掉淚的時刻,那並不是蔡英文的最後一哩路,而是ptt網友翻出兩年前洪仲丘事件的文章,然後留下的那句簡直值得刻入石碑的禱語: 「洪仲丘,你姐姐贏了。你看到了嗎?」 台灣人太需要這些勝利了,太需要這些人代替自己,狠狠贏一場不可能的仗。因為我們何嘗不知道,自己的處境一點都沒有變好,明天開始,艱苦的依然會艱苦,邪惡的依然會邪惡,等著我們的未必是美好未來。 但如果他們可以逆轉勝,那我們就有了拼搏下去的理由。 當然,我更衷心盼望的是,台灣人可以更透徹地理解這個勵志故事:這些人之所以強大,並不是因為他們自己而已,那裡面有我們每一個人灌注其上的信念。如果有一天,這些人,任何人,在某一瞬間腐敗了、閉耳閉眼矇住了心,那我們就要想起2016年的今天。我們要做一個脫胎換骨的689,而不是至死不渝的9.2。在民主國家,只有政治人物須對人民忠誠,沒有我們向任何人永久效忠的道理。不管那時候,新的政府看起來多麽強大,都沒有關係。 我們要牢牢記住,連國民黨都可以撂倒的台灣人,沒有任何政府可以心存僥倖。這是我們台灣人自己寫出來的勵志故事。
朱宥勳
2016-01-17
朱立倫,麻煩少來騷擾棒球
國民黨的競選廣告《ONE TAIWAN。你們的支持,就是我的力量》(翻攝自youtube) 今年國民黨的選戰打到現在有一項重要的成就,就是惹火了一堆棒球迷。先是洪秀柱在九月時弄出「伊梓帆」爭議,使得三名前Lamigo桃猿隊啦啦隊員離隊,至今歸隊希望渺茫。十月中「朱逐主柱」之後,朱立倫的團隊更是把棒球列為文宣的重要項目,凡有棒球大事,必發個什麼東西沾惹一下。十月下旬Lamigo桃猿隊和中信兄弟爭奪總冠軍、十一月中旬台灣代表隊擊敗古巴,他都臉書發文表示「有在關切」,並且加碼受訪自吹「桃園球場是我任內蓋的」;上週更推出了一支以棒球為主題的競選廣告,幾日後再自誇「桃園棒球場全國最棒」。 這些文宣的共同點是:它們每一篇都被網路上的球迷噓爆了。 或許他的廣告策略,一開始就只是想騙騙沒在關注棒球的外行人。因為對我們這些球迷來說,朱立倫去提棒球,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多的是帳可以跟你算。先說他三番兩次當作桃園任內政績的桃園棒球場,號稱是國際級的場地,結果因為排水設計不良,下一點小雨就變成人造沼澤。同樣的雨勢,在台灣別的球場只要鋪個帆布就有機會開打,唯有在桃園是必須直接取消比賽。而真的開打了問題更大,當初不知怎麼地設計了全台(搞不好是全世界)獨步、坐東朝西的格局,所以每當夕陽西下,打者站上打擊區的時候,就會被落日照到睜不開眼。偏偏職棒比賽多是在夏季的傍晚開打,不但球員受影響,本來應該是最佳觀賞位置的本壘後方,也因為西曬而帶給球迷極差的觀賽體驗。 這樣的球場硬說是全國最棒,更讓人覺得他在桃園已無其他政績可言了吧。 而國民黨過去執政七年多,棒球迷也是點滴在心頭。棒協始終爭議不斷,過度徵召國手,阻斷球員生涯;國手出國比賽的食宿、機票等問題也三不五時要出一下包。遠的不說,就在朱立倫今年沾光的12強賽事,賽事期間,台灣球員每日的零用金是兩百元台幣,相較於日本每日三萬元日幣以上的待遇,簡直形同羞辱,而這一切正在國民黨籍立委、棒協理事長廖正井的任內。同樣沾光的還有Lamigo桃猿隊和中信兄弟的總冠軍,朱立倫團隊一直到最後幾場、氣氛已經炒熱之後才表態,但此前數日在他轄下的新北市就有一場賽事,他卻悄無聲息。 沾光之舉從未間斷,任內能做的卻都毫無反應,最後還能厚顏拍一支以棒球為主題的廣告,已屬奇觀。而該廣告之粗製濫造,從服飾到動作無一不錯,大概是拍來折磨球迷的眼睛的吧。 歷來選舉文宣都愛挪用棒球符號,是因為棒球是戰後台灣所有體育賽事中,最具政治性、最能凝聚共同體意識的一個項目。同時,棒球最初的參與者與本省人為多(相較於外省人為多的籃球),選舉時動員此一符號,其功能大概就跟造勢場合要講台語、客語、族語一樣。然而,同樣是挪用符號,國民黨團隊就是可以不掩他們「我跟這東西不熟,但你們喜歡我只好提一下」的紆尊降貴姿態,讓球迷越看越火。說真的,與其看一個動作零分的演員在那邊亂揮,不如請朱立倫本人上廣告來揮棒、跑壘一下,動作雖然大概一樣醜,但看你撲得一身土,我們會比較開心。而且,這至少會讓我們看到,你真的試著下來暸解我們在著迷什麼。 如果你過去不在乎,未來也不想要理解,那就麻煩你少來騷擾棒球。你把別人的夢想當修辭,我們不會忘記這種粗暴的。
朱宥勳
2015-12-02
支援不怕髒的人
11月29日 22:00站在旁邊笑當然很容易。畢竟只有下去做事的人才會弄髒手,只是笑就可以永遠乾淨。站在邊緣就好開心,好聰明,好滿足,別人都笨,不知道只要卡住那個位子就可以精神勝利一輩子,還要冒著把自己名字搞臭的危險,去那個難做事、難涉入、要對抗誘惑的地方。別人都笨,不知道托付信任是冒險的,還去支援這樣不怕髒的人。真是夠了。人家真的髒過頭了,我們幾年後再把它換掉就是了。笑?你只會笑,真的在後面如果可以,誰不想乾乾淨淨的,永保名節。誰想要媚俗,誰想要妥協,誰想要讓理念折衷?不要說政治了,即使在文學這樣的領域裡,也無法例外。你怕髒,那個地方就永遠掃不乾淨。喜歡髒的人就躺著贏啊。其實我對於大家一直說「民進黨是撿到」有點不解。這幾個月的新聞、網路看起來,民進黨立委、官員的表現真的是比較好啊,輔選看起來也很用力啊,到底是在撿到什麼,講得好像人家躺在那裡沒動一樣XD。(數數看國民黨幾支電視廣告、幾次報紙廣告、多少業配,然後你想像一下沒這些資金挹注的選戰,在地方上要花多少力氣扳回劣勢。)我比較記得有搶到版面的立委,至少管碧玲、段宜康、林淑芬、尤美女、陳其邁都抓到不少髒東西or提出好的法案啊。要監督他們當然是對的,但也不用好像覺得自己有義務嫌惡民進黨吧,該給的credit也是要給啊。就算他們只有60分,國民黨把自己搞成20分的時候,選舉讓他們大贏不是很正常的民主機制嗎?何必講得人家很賤格一樣,沒有90分就罪該萬死。
朱宥勳
2014-12-06
方文山應該因為連勝文被噹嗎?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九合一選舉結束後,大家幾乎立刻忘記了連勝文這個人。然而,就在這幾天,因為幫連勝文寫了競選歌曲〈同一種世界〉而遭受到批評的方文山,在自己的臉書上發表了長達萬字的〈請試著別把政治傾向信仰化〉一文,訴說自己在此一事件的委屈,讓我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奇幻的時光中。在這篇文章裡,方文山採取了一種常見的辯論手法,將所有反對的聲音上綱為「箝制言論自由」,而模糊了「到底你有沒有做錯」的焦點。我認為,這篇文章涉及了一個很重要的命題,不容這樣糊弄帶過,值得好好討論,那就是:創作者需要為自己的作品負政治責任嗎?先說結論,我認為有。有一種常見的說法是「政治的歸政治,文學的歸文學」(或把「文學」代換成任意領域:音樂、電影⋯⋯),認為評價創作者最重要的依歸,就是他是否創造了好作品。政治立場不應該影響我們對作品的評價,即使我們不喜歡創作者的政治立場,也應該要有足夠的判斷力去就作品論作品。這種說法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創作者的絕對自由,也是方文山抱怨文的核心信念(或至少假裝自己持有這個核心信念),嚴格說起來不能算是不對,但是不能把它當作無可挑戰的信條,因為這種「保護」可能被應用到很可怕的事情上。作品是向人說話的,凡說話就可能產生影響力,就可能產生政治效應。當你創作了一部作品,喜歡這部作品的人,不管他是因為怎樣的審美因素而喜歡它,很容易因而接受了作者的意識形態預設。而當喜歡一部作品的人夠多的時候,它甚至可以成為、或製造一種社會傾向。在這個原理下,我們可以觀察到,同時喜歡《賽德克・巴萊》和《KANO》的人,與同時不喜歡此二作品的人相較,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比例一定會比較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作品完全免於政治批評是很奇怪的:憑什麼你可以發揮影響力,但你卻不必為了這種影響力負責呢?只要我們把例子推想得更極端一點,很快就可以理解這種「影響力」為什麼還是該負起一定程度的「責任」:如果我創作了一部讚揚「二二八事件殺得好」的作品,我可以用「政治的歸政治,文學的歸文學」來護身嗎?顯然這是很難說得通的,因為它不止直接傷害了受害者的情感,更創造了一種社會傾向,去支持政府對人民、對台灣人進行屠殺。作品越成功,我的責任就越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那個一碼歸一碼的信念是完全錯誤的,只是在持有這個信念時,我們要區分兩個層次:1.創作者的政治人格2.創作者的創作成就在我們評價創作者時,我們可以判定某人政治人格低落,但創作成就不錯;或者相反,各種排列組合都有可能。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余光中,他的詩文水準不差,但向特務機關告密、以至於差點害死一票作家的政治劣跡並不因而能夠抵消。所以在方文山的例子上,他把兩個層次重新混合起來,好像大家都因為他的政治選擇而看低他的作品,只是一種逃遁策略——在〈同一種世界〉發表的時候,許多評論者(包括我在內)都明白說出了,這首歌其實是有他的功力水準的,也可能是連陣營那時為止最好的競選影片。沒錯,我們就是在批評你的政治選擇。言論自由就是你可以做出選擇,而任何人也可以批評你的選擇。更何況,上述的討論還只是假設一個單純的創作情況。但方文山的這首歌並不是有感而發、自然創作的,而是有「案主」存在的,這就讓情況變得更複雜一些。這涉及到創作者賴以生存的社會機制。首先,為什麼案主要找某個創作者來創作?常見的理由通常有兩個:一、你的手藝好,做出來的東西品質好。二、因為某種原因(可能是,但不一定是手藝好),你有一群追隨你的讀者/觀眾。當案主想要找你宣傳一個東西的時候(如:一個市長候選人),他必然考量過眼前這位創作者的情況。最好的狀況是兩個條件都很棒,次好的狀況是至少有一個條件很棒。在方文山的例子上,他的第一個條件不錯,第二個條件很好;而從連營當時的記者會說辭來看,他們顯然把重點放在「我找了一些很有名的創作者來弄競選MV」,主要是著眼在第二點。當第二個條件發動的時候,我認為創作者應該要有所自覺:你今天可以得到這份差事,是因為你背後的讀者/觀眾信任你。所以你能以此謀生甚至獲得更多的名利,不只是因為自己的手藝,也因為他們追隨你。因此,你對這些讀者/觀眾有一定程度的倫理責任。所以,尷尬的事情來了。如果你的案主遞給你的是一個有害的或劣質的商品,委託你為之創作、宣傳的時候,你將陷入非常困難的抉擇當中。你如果秉持良心,案子可能是做不下去的;但如果你依著案主,你就必須欺騙追隨你的讀者/觀眾。而且,你必須運用你的手藝欺騙他們,你必須用上你創作的專業,去操作語言、符號、意象,去誤導、縮減、避重就輕⋯⋯。方文山知不知道連勝文是一個有害或劣質的商品呢?這個我們並不清楚。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就能夠知道〈請試著別把政治傾向信仰化〉為什麼要特別闢一段出來講連勝文好話。也許方文山真的這麼認為,所以這是真心話;也可能他不這麼認為,但是他不能承認,否則就是承認了自己的作品是在用手藝騙人。但是,比較衰的是,他的案主剛好是爛到打破常識的連勝文啊,身為讀者/觀眾的我們,很難相信手藝不錯的他,竟然會看不出來這個人的水準如何。因此,當我們再次重讀他所寫的歌詞:「我們堅決不 屑 被你們所分 類/住在不同的 街 成敵對的 誰/這樣分太 累/我們一起擁有 同一種的世界/名字叫台北。」和這部MV最主要的文案:「親愛的/街舞 比的就只有技術跟專注/從不在評分範圍的字 叫做 背景身世。」的時候,很自然地會升起憤怒之情。當你說不要分類,不要分藍綠,並且隱然指責對手分藍綠的時候,難道不知道真正不斷以激化族群衝突為選戰策略的人,就是你的案主嗎?當你呼籲讀者不要管背景身世的時候,難道不知道真正靠背景身世得利的人就是跟你開會的那個人嗎?如果知道,你的作品為何能夠如此無知無良地,這樣去投擲這些意象和概念?很明顯地,你不可能不知道。你只是選擇站在案主那邊,然後小心翼翼運起畢生功力,哄著讓你能夠得到這個位置的讀者/觀眾,期待我們就像以前一樣,每一次都買單。而當我們不買單的時候,你卻感到惱怒。不要搞錯了,我們生氣才不是因為你為誰創作。而是因為你騙人。
朱宥勳
2014-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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