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泉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國民黨在本次總統與立院選舉嘗到「歷史性大潰敗」，已是不爭的客觀事實。然而，倘從本次大選對台灣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影響，抑或將視角置於大選反映出「中國崛起」下包括「天然獨」在內台灣社會對中國離心力的急速變化來看，則如假包換的最大輸家恐怕是北京。   自從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表面上似乎都是藍綠之間的對決，實則不願意坐視的北京也暗中「參與」了大選。一方面是因為兩岸關係一直成為大選的主要焦點，另一方面則是北京或直接干預台灣選舉，或放話以企圖左右大選選情所致。   時至四年前的總統大選，北京開始有了明確的支持對象。一方面是由於在馬英九總統主政後兩岸開啟了歷史性雙向交流，符合胡錦濤的「兩岸和平發展」方向，另一方面也因為馬總統克制批評中南海所致。因此，北京以認同「九二共識」為前提，暗中動員台商返台投票，又向財經界施壓，導致王雪紅等齊齊站出來挺「九二共識」。結果北京挾「經濟牌」的策略奏效，成功左右了選情，馬英九順利連任。   然而，台灣社會對馬總統推動的兩岸和平與經濟一體化政策的態度，以「太陽花學運」為分水嶺，從原來的正面肯定，逐漸變為負面否定。原因是台灣主流社會擔憂「中國崛起」下隨著兩岸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共會利用其龐大的經濟力量來干預台灣政治的自主與改變台灣社會的價值。   對台灣社會的此一變化，最難掩錯愕神情的恐怕是北京。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在籠絡台灣民心問題上不得其門而入之後，好不容易找到「經濟牌」這一竅門，最終卻因愈發強大卻繼續維持專制、反民主體制的中共未能獲得台灣人民的最終信任而破功。   本屆大選前發生了衝擊兩岸三地關係的香港銅鑼灣書店負責人的「被失蹤」事件及周子瑜「台獨」風波。此二事件不過是「中國問題」的兩個小例子，卻對蔡英文與民進黨在選前最後階段氣勢的鞏固及進一步上揚扮演了臨門一腳的角色。   回溯過去三十多年來北京苦心經營的對台政策，觀其最基本的目標，不外乎：一、希望台灣人民更支持統一；二、希望台灣人民更想當「中國人」。然而，檢視過去三十年來的各項民調，不難發現一個非常明確的趨勢：台灣人愈來愈不想與中國大陸統一，也愈來愈不想當「中國人」。本次大選結果所揭示的，正是中共多年來對台政策的徹底失敗。   放眼未來，時下「天然獨」年輕世代的精神面貌，更是讓北京無法樂觀。在「經濟牌」失效的今天，北京在籠絡台灣民心方面已無計可施，唯一可以突破的方向，或許正是自我改革，將自己發展成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中國，以重新吸引台灣。誠如宋楚瑜在選後感言中對中南海的忠告：兩岸的距離，不是海峽，而是民心。   然而，對仍然堅持權力至上的中共而言，從它對壓制香港民主運動的強悍態度，也看得出這又是絕不願意去努力的方向。倘若如此，台灣當然也只能繼續地「愈走愈遠」了。

 最近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雜誌《學苑》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在香港成爲搶手貨，原因是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新年度的施政報告中，高調狠批《學苑》的「港獨」言論。此舉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掀起了新一波的「港獨」熱議。筆者在2000年發表的題為〈何謂「香港人」？〉的論文中，指出「香港人」身份認同因含有相當的政治性，具有轉化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潛在可能，因此將其定位為「準民族主義」。「九七」後香港仍然維持與中國不同的法律、教育制度、貨幣、市場（奶粉問題即為一例），使得香港市民不可能形成與大陸民眾一樣的國家認同。不過，回歸後的香港，由於政治環境使然，本土意識也沒有快速地進一步政治化，進而發展成清晰的「香港民族主義」，在這點上香港與台灣有明顯的不同。然而，香港社會存在「港獨」的思維，卻是不爭的客觀事實。圖為香港佔中運動，旺角學生出席聲援，並拍照留念。（資料照，特派記者方賓照攝）2005年至2007年，筆者與香港大學合作的調查，顯示如果可以選擇，四分之一的香港受訪者支持「香港應該獨立」。香港政改的困境以及近幾年爆發的「中港矛盾」，帶動了香港本土意識的高漲及本土乃至「港獨」論述的興起。《學苑》於2013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專書及2014年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2月號）及《香港民主獨立》（9月號）的雜誌專題內容，直接將將本土論述提升到「香港政治自主」的「港獨」層面，即為顯例。無可否認，「港獨論」在香港年輕族群擴大的主因之一，源自於對中共的不信任，直接的因素則是對北京主導的香港政改與普選政策的失望。上述2007年的調查中，33%受訪者認為倘若中國繼續由中共統治，會增加香港社會的「港獨」傾向，弔詭地揭示了「反獨」最力的北京，本身卻成為滋生「港獨」意識的重要源泉。此外，在台灣2007年與2013年的相關調查也同樣顯示，堅持「拒絕民主」的中共繼續主宰中國，成為台灣民眾不願意做「中國人」及拒絕與中國「統一」的主要原因之一。轟轟烈烈的雨傘運動，並未能絲毫動搖左右香港普選命運的「人大831決定」，凸顯了北京無意改變持續經年的權力至上思維。不難預測，在普選陷入死局的今天，倘若再做同樣的民調，支持「港獨」的比例恐怕會明顯增加。如今，反對與中國統一的「台獨」思想在台灣的年輕世代已普遍成為「天然成分」。在香港年青族群中開始呈現的「港獨」意識或「香港民族主義」訴求，是否會步「台獨」後塵，在香港社會進一步擴展對大陸的離心力，仍有待持續觀察。（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兼任副教授，https://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

 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在第47屆日本眾議院選舉中，再次以勢如破竹之姿，一舉拿下475席中的291席，加上執政聯盟公明黨的35議席，超過修憲門檻的三分之二，維持了選前在眾議院的壓倒性優勢，對安倍首相在未來四年繼續推動「安倍經濟學」無疑是一顆定心丸。國內外對安倍政府走向的關注，迄今大都集中在「安倍經濟學」上。誠然，日本能否擺脫延續了二十年以上的景氣低迷，不論對安倍力圖要實現的「強大日本」的願景，還是思考應對「中國崛起」及東亞格局的變遷而言，都至關重大。然而相形之下，大家卻相對忽略了作爲一位政治領袖安倍過人的膽略與政治手腕。其實，儘管在經濟上仍未能使大部分國民「有感」，然而安倍卻能夠在短短兩年的三個國會選舉，包括兩年前的眾議院選舉及去年七月的參議院選舉，率領自民黨取得戰後罕見的亮麗成績，從中亦能窺視出隱藏其中的「安倍政治學」的精髓。筆者早在今年九月，在東京與日本智庫的會議上提出「安倍政治學」的概念，經過兩年的錘煉，結合近期APEC成功實現日中兩國首腦會談與本次選舉中安倍戰略性出擊的成功，呼之欲出的「安倍政治學」宣告成型。本文所論述之「安倍政治學」，涵蓋三大特徵。其一，成功掌握國民的心理。過去十年，日本首相大多做不久，在不清楚自己的政治壽命有多長的狀況下，很難規劃出宏大的大政藍圖，要在短期內取得彪悍的政績根本不太可能。其實，「安倍經濟學」的「成功」之處，不在相關經濟政策有多少成效，而在於讓國民對低迷了二十多年的「景氣」重燃希望。此外，「地方創生」政策與增加「活躍女性」計畫，皆可視為安倍掌握了社會期待的新作為。其二，戰略清晰。兩年前安倍甫上台，就誓言要「奪回日本」，打出締造「強大日本」的政治願景，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內政與外交政策全部都是配合此理念而制定。除了出台「安倍經濟學」外，政治上明快地直言創造「修憲」條件；外交上則確立兩大方針：鞏固日美同盟與構築「圍堵中國」外交網。「集體自衛權」與擴軍計畫均反映安倍清晰的戰略思維。其三、過人的膽略與決斷力。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安倍在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上，表現了日本政治菁英近年來罕見的魄力與判斷能力。不論是「秘密保護法」還是「集體自衛權」；不論是參拜靖國神社還是提前大選；不論是與中國達成「四項共識」還是在「台日漁業協議」上的讓步，都展示了安倍非凡的魄力與其中精準的盤算。安倍是日本1970年代以來繼田中角榮、中曾根康弘之後，最具有戰略思維與領導才能的領袖人物，在膽略方面也不遜於小泉純一郎。誠然，建築在國民「期待」心理的「安倍政治學」，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使人陶醉與幻覺的迷藥成分，其效力能維持多久有待觀察。 展望「安倍政治學」的未來，重點除了要看安倍在一些具爭議性政策上的調整能力外，更要看國民對這些「期待」是否真的從「無感」變成了「有感」。日前台灣處在「九合一衝擊」後國政方向的混沌時期，現在進行式的「安倍政治學」，對急需「蛻變」與「創新」的台灣政治，亦深具啟發之意義。（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東京大學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