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布認定我方構成貿易壁壘的結果後，開始有憂慮對我國在兩岸都申請的「跨太平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會有衝擊。中方後續舉措雖不明，但若論斷其調查報告會影響台灣CPTPP的審查，實有失真。 有觀點認為中國只要影響一、兩個成員國就可阻擋台灣入會，可能藉此報告衝擊台灣CPTPP資格或延後入會審查。這實為多慮了。首先，中國反對台灣加入CPTPP舉世皆知，無需用這份貿易壁壘調查報告作為基礎。更何況中方反對的論點向來是環繞在「一中問題」（因CPTPP開放WTO會員加入），而非台灣是否符合CPTPP資格；若中方改打貿易壁壘牌反而是降低其論點的高度。   第二，台灣是否真有貿易壁壘？台灣措施是否果真違反WTO與ECFA？均非中國單方面可認定。倘若中國訴諸貿易壁壘來影響台灣申請案，恐怕加拿大、日本及英國、澳洲等現有CPTPP成員，會鼓勵中國儘速以此報告為基礎，到WTO法院提告，而非直接採納中方認定。因此將貿易壁壘調查跟台灣CPTPP機會掛鉤的說法，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議題。 事實上，中國貿易壁壘調查報告洋洋灑灑廿四頁，看似包含程序面與實質爭議的處理。但由於中國《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規則籠統，調查機關在這次或之前對美國等調查報告，都存在程序不嚴謹的爭議。例如本案調查對象是台灣政府措施，是本案最直接的利害關係人，然而我方政府從無主動表達意見或被徵詢意見的機會。再如中國商務部表示有發送問卷詢問產業界意見，但未說明發送時點及截止點，又報告彙整了一八三份所謂的產業問卷意見，卻未揭露企業或公協會名稱。簡言之，台灣各界的各種討論及恐慌，很可能是未深究中國貿易壁壘調查報告的情況下，過度捕風捉影的自我驚嚇。 過去在國際經貿場合，類似中國商務部這種資訊片面、程序不透明的貿易壁壘調查，光是程序就充滿了欠缺一致性與可預測性的疑問，更遑論結論的正當性。何況從商務部這次對調查時間點的「巧思」安排、國台辦每次亦步亦趨，用明、暗示威脅台灣等作法，都顯示貿易壁壘調查報告只是中方使用的新工具，其本質已經構成「經濟脅迫」。 台灣當務之急應當是基於經濟去風險的精神，加速擺脫每次大選就被脅迫的問題，同時尋求重視解決經濟脅迫問題的美、日、加、英等G7各國的協處合作。至於CPTPP，反而是我國應向現有成員國說明，慣用經濟脅迫的中國，根本不符合CPTPP價值及精神。 （作者為中經院WTO及RTA中心資深副執行長）

中國商務部未通知我方政府，日前公告針對台灣2455項產品進行「貿易壁壘調查」。圖為紡織品。示意圖。（資料照、美聯社檔案照） 顏慧欣／中經院WTO及RTA中心資深副執行長 日前中國商務部公告將對台灣進行貿易壁壘調查，產品範圍包括農產品、五礦化工、紡織品等二四五五項產品。由於產品範圍頗大，一時間引發台灣社會及產業關注，擔心我國出口會受到衝擊。中國的調查當然要謹慎以對，不過現階段對我國出口衝擊的擔憂，有把「馮京當馬涼」的誤會，因為商務部啟動的調查重點，是有關台灣「禁止進口中國產品的相關措施」，完全無涉於台灣出口，更非調查台灣出口是否損及中國相關產業。 中國商務部調查的背景，乃是兩岸在二○○二年先後加入世貿組織（WTO）後，我國基於兩岸交易與交通距離很近、消費習慣類似、產品區隔性有限、中國製造成本低廉等因素考量，加上當時兩岸都是申請入會的身分，沒有進行諮商，因此政府決定分階段開放中國農工產品進口，並將貨品分成立即開放進口、有一定調適期、以及暫不開放的敏感性及管制性之三類物品。過去廿年已主動開放多數產品，但仍有上述受調查產品因為安全、產業衝擊等因素而保留未開。 換言之，這些措施實施至今已有廿年之久，中國於此時此刻突然發動貿易壁壘調查，外界對其實際用意自然多有疑慮。 中國貿易壁壘調查的性質並非國際普遍常見的反傾銷、平衡稅等「進口貿易救濟」調查，而是針對中國在「出口」時面對的障礙做為調查對象。一般而言，一國產品在出口市場是否受到不公平待遇，一方面資訊可能不易取得也不充分，他方面是否有不公平或不符合WTO國際義務問題，也不是出口國說了算，而需要WTO爭端解決法院以公正第三方身分才有判斷的權限。因此通常包括我國在內的多數國家，雖然會調查外國市場的貿易障礙，但目的是作為研判進入該等市場的商情商機之用，不會越俎代庖對該等市場貿易障礙進行法律認定，甚至片面採取對應措施。中國此次的調查，是按其《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的規定，所進行的單方面調查程序。 固然中國貿易壁壘調查作法不常見，另一個類似的經驗是美國。美國一九七四年貿易法賦予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署（USTR）對外國市場不公平競爭可展開調查，也就是俗稱的「三○一條款」調查，與中國本次壁壘調查是性質類似的機制。美國動用三○一條款對外國市場調查曾引起爭議，而在一九九八年WTO爭端解決法院就曾判決指出，美國依三○一條款的調查結果與制裁措施，必須與WTO法院所做結論一致，否則其本身行為也違反WTO。於是往後除了川普政府時代發動的貿易戰這個例外以外，美國就算運用三○一條款進行調查，也都是在WTO相關訴訟取得勝訴且獲得可貿易制裁對方的授權下，才會展開行動。 在WTO對此種調查已建立清楚的法理原則下，無論中國未來貿易壁壘調查結論為何，倘若其認定台灣與WTO義務不一致時，也需要先按WTO程序進行諮商、諮商不成後由WTO法院做成相同的認定，以及台灣未落實WTO判決等複雜的程序，中國才能合法的採取後續行動，否則其本身也同樣有違反WTO義務的問題。 歸納而言，目前台灣出口產品並無立即的影響，而台灣進口的限制也不是中國可片面認定、制裁。當然，本次啟動調查與完成調查時程，跟我國總統大選的相關時點密切有關，相對敏感，因此我國政府仍需立即啟動各種情境推演及因應準備，降低可能影響。

因美國裴洛西議長訪台，中國隨之展開一波波經濟制裁，ECFA之存廢又開始引發討論。ECFA牽絆台灣許久，該是展現經濟韌性向前走的時候了。 回顧十餘年前簽署ECFA的目的，是為了規範兩岸經濟活動所建立的「架構」。在此架構下，兩岸後續應制訂貨品及服務貿易、投資保障、爭端解決四部協議，惟迄今僅投保協議完成談判並於二○一三年生效；然而自二○一六年四月後，雙方就不曾依投保協議召開協處會議，該協議的意義似已薄如一張紙。 在此情況下，ECFA對兩岸產業的價值，大概只剩下服務及貨品貿易早期收穫清單。在服務貿易上，我國累計有十六家國內銀行得以優惠門檻赴中國設立分支行，二十餘家業者取得證券期貨「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身分。至於貨品貿易，中方提供了五二一項工業產品零關稅的早收項目，主要為石化、機械、紡織、運輸工具等；農漁產品則承諾十八項零關稅優惠，例如水果、切花及漁產品。二○一一年一月早收條款生效後，初期階段臺灣出口至中國的早收優惠產品金額確有大增，最高峰時年增率高達十八％。惟近年效益逐漸下降，二○一六年後兩岸整體貿易的成長率持續高於早收貨品，顯示出早收清單已無帶動對中國出口的效果。 其次也觀察到，若以早收出口中國的表現跟我國整體出口全球比較，兩岸整體及早收貿易與全球景氣有高度連動，在二○一四年後此趨勢更為明顯，亦即全球景氣好，兩岸貿易與早收出口也同步增長；當全球景氣欠佳時，ECFA早收產品下滑幅度更高於全球。例如疫情爆發前的二○一九年，我對全球出口表現為「負一‧四四％」，ECFA早收出口跌幅達「負十六‧三％」；二○二○年我出口全球已是「四‧九％」正成長，ECFA早收依舊為「負二‧六五％」。易言之，ECFA已經失去改變台灣對中國及全球貿易結構的功能，也意味著，ECFA若是廢除，其衝擊面向主要限於仍享受早收優惠的個別業者，而非整體經濟及產業發展的全面性衝擊。 另一方面，中國慣用經濟制裁作為脅迫工具，國際間已多有前車之鑒，因而不論中國是否會以廢除ECFA作為手段，我國面對經濟脅迫的挑戰應會持續升級。此一情勢凸顯出台灣維護經濟安全與強化經濟韌性的急迫性。面對「經濟脅迫」的威脅，在出口上分散市場，降低對特定市場的依賴；在進口上增加多元供應商來源，提高自主性，都是台灣刻不容緩的當前課題，也是擺脫ECFA困擾的對策。 （作者為中經院WTO及RTA中心副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