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地方政治構造已形成六直轄市加上十三個縣、三個一般市的格局，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六個直轄市的自治層級高，形同強勢諸侯。但是，行政格局似乎常因政黨因素形成重權力、輕責任的現象，看出有功自攬、有責中央扛的情形，若地方執政黨不同於中央執政黨，情形更嚴重。 每個國家的自治體本來都應該要把握：政治自治化、經濟活性化、文化特色化三原則。在自治體的權力條件下，發展經濟，呈現文化特殊性。比起一般縣市，院轄市掌有較大的政治權力，自應在產業條件上創造更大經濟利多，而文化上應發展各自特色。 台灣從黨國中央集權走向民主化的地方分權，政黨競爭帶有政治權力鬥爭的色彩。當前六個院轄市，台南與高雄市長同屬執政的民進黨，中央地方順遂；新北與桃園市長為中國國民黨人，已無爭大位想法，與中央較少衝突；台北與台中，兩位中國國民黨人市長，志在大位，常與中央政府互別苗頭。 台北市受惠於首都條件，都市的基礎條件優。比起其他五個院轄市，更具地位，但並非盡是現任市長的成就。以捷運系統為例，國家優先投入預算興建，形成某種便捷的優越條件。戰後長期重北輕南，台北市被稱天龍國，恃重而驕，其來有自。 其實，除台北市原就是都市規模，台灣其他院轄市不盡是原來都具有都市條件。新北市是環繞台北市，甚至基隆的多城鄉區域，沒有核心都市。桃園市由縣改置，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都是市縣合一，城鄉兼具，但至少有原來的都市核心，卻又都不能說全境是都市，尤其新北。 六個院轄市相對其他一般縣市，是層級較高的地方自治體。台北市是城市治理：其他院轄市是城鄉治理，但新北市常以全台最大城市自誇，其實兼具城鄉，城市分散。 台北市之外，台灣的其他院轄市不能過度強調城市，尤其新北市。過度強調城市會成為治理的盲點，忽略了區域更多是鄉村的現實。台灣的地方自治體升格，捨縣取市帶有城市的虛榮，但也顯示政治的盲點，忽略了區域的現實。 最近，台北內湖的水患，時雨量其實無法與中南部相提並論，疑似排水溝清淤除泥瑕疵，但卻牽連中央治水問題，沒有自省，硬是扯東扯西。巴威颱風輕率新創颱風「整備假」，用來掩飾不當市政作為，討好市民，更被看破手腳。 六個院轄市常被稱為「都」，但權力意識大於責任意識。現在民進黨執中央之政，有大位企圖心的中國國民黨院轄市長，尤其台北市長、台中市長，更重權力輕責任。國家一體，地方與中央在政治構造有分工、合作的關係，破壞權力與責任的分際，暴露台灣的國家並未在民主化後真正走在正常化之路。更令人憂心的是，這也是黨國體制殘餘的陰影，隱含著杯葛新興國家台灣發展的權力意圖。 （作者是詩人）

當中國在指控日本軍國主義時，其實正複製軍國主義的夢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口號赤裸裸地揭示中國的野心。標榜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卻高喊民族主義的口號，向左走的國家路線形同走向極右路線。馬克思、恩格斯昔日對資本主義自由化形成階級壓迫的反制思想，正因為一黨專制而走向相對危險之境。 權力，畢竟是危險的東西。真正進步的政治不是左右極權，而是左右路線可供自由選擇的普遍民主制。蘇聯瓦解，二戰後東歐全面共產體制在進入廿一世紀時全面脫共、自由化了，仍有中國、北朝鮮、古巴固守意識型態牢結，不能自拔。當一種政治制度必須以極權專制鞏固時，不能說是好的制度。 中國藉走資化，藉歐美日韓，包括台灣，對中國勞動力和市場的誘引，創造了某種程度的經濟繁榮。其實國民福祉並未真正形成，改革開放也未完成。六四事件的黑暗印記血跡斑斑，中國威脅論因而形成。中國因習近平體制已形成高政治風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習近平鞏固專制權力的口號。 習慣批評日本軍國主義，中國其實只是為了掩飾自己走上軍國主義，只是為了中國習慣呼喊的口號「解放台灣」？其實不然，是為了在世界進行強權擴張。反映的是中國只要強盛就向外征服，被侵略是當它積弱不振的時候，但侵入者反而被其黑洞內化，元帝國和清帝國就是例子。 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現代的世界，移民已取代殖民。較好的國家就會吸引移民者，已不時興殖民掠奪。中國有許多人民移民到它批評的強權國家，而不思考自己的國民為何會有移民他國的選擇。我曾以〈中國夠大，何須強要台灣？〉勸告中國。這也是中國脫離中國國民黨心態，正確面對台灣的態度。 日本曾經侵略中國，但日本也面對戰敗處分，更於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並在逐漸代表中國之後，以日中或中日，各自立場的合約對中國有許多賠償或援助，也有配合需索的貸款。中國動輒批評軍國主義，彷彿日本世世代代都背負罪責。二戰後的德國、義大利，世世代代有這樣的際遇嗎？時代有時代的課題，世代有世代的責任，不是嗎？ 中國在批評日本軍國主義時，要注意自己避免走上覆轍。面對曾代清帝國敗戰受罪割讓給日本的台灣，要有寬宥憐惜之心；面對曾被流亡殖民的中國國民黨脅迫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匪偽政權的台灣人，要有自我警惕之意。不要連結中國國民黨背反、出賣台灣的卑劣企圖。 自由化、民主化的台灣才是中國的鏡與窗。不要脅迫台灣，不要天天恐嚇武力犯台，台灣才能成為與中國友好的國家，中國才能走向發展之路。世界給中國發展的機會，不要辜負了時代的際遇！中國不要忘了：日本人能自由地親近左派的社會主義思想，曾對中國有所期待，他（她）們對自己的國家也有反思，但中國的人民民主有向左向右的自由嗎？ （作者是詩人）

二〇二六世界盃足球賽，維德角隊先以〇比〇踢平西班牙隊，又以二比二踢平烏拉圭，再以〇比〇逼和沙烏地阿拉伯，創下首次參賽就晉卅二強的紀錄。人口不到六十萬，土地只四千多平方公里的一個非洲小國，讓世人刮目相看。門將沃津哈擋下西班牙的十五次射門，令人矚目，傳出他母親因無法負擔旅費而無緣赴美觀看兒子賽事，美國國務院因而出面協助，成就一樁美事。 一九七五年才自葡萄牙獨立的這個國家，受惠於之前一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長期獨裁政權被軍人政變推翻。新政府面對幾內亞比索和維德角的獨立運動，並未壓制。曾經維德角和幾內亞比索有合為一個國家的構想，但仍各自獨立。維德角的政治發展相對穩定，成為非洲獨立國家的民主典範。 葡萄牙、西班牙曾是海上強權，但她們的殖民地大多獨立了，葡裔、西裔或混血人種在殖民地獨立為新國成為國民。英、法的殖民地也大多在第二波民主化成為新國家。維德角的獨立比第二波民主化晚了多年，她的許多國民僑居歐洲不同國家，球隊的陣容來自本土球員與海外僑民球員，顯示認同精神。 殖民和移民交織成近現代的世界史，歐美國家已超越傳統封閉的民族論，以國民國家的想像共同體形塑國民意識。原本在傳統意義上不盡同一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以虛構的「中華民族論」和模糊的「中國人」，混淆視聽。 運動賽事不同於戰爭，競技中的勝負有歡笑也有眼淚，卻蘊含動人的故事。二〇二六年的世界盃足球賽，維德角足球隊的參賽以及表現，讓人眼睛一亮。這就是國民的志氣，國家的志氣。 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這個國家，經由寧靜革命民主化。中國國民黨從前脅迫台灣人反共，並以匪偽政權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常以涉匪治罪人民。現在無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為共產黨專政國家，且口口聲聲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和平」包裝投降，以國、共兩黨冠名的「中國」，模糊海峽兩岸法理與現實是不同國家的現實。 看看維德角這個從葡萄牙獨立的非洲國家，人口約台灣四十分之一，土地約台灣九分之一。想到在台灣長期專政，現在也有參政權的中國國民黨，無視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嚮往民主、自由的人民，卻走在降共投中的背反台灣之路。 一首我曾經在《動腦Brain 》的專欄「世界詩的小小窗口」，以〈太陽之神〉譯介維德角詩人科爾西諾‧福特斯（Corsino Fortes，1933 －2014)的一首四行詩：〈島〉，浮上心頭。這位詩人曾是維德角獨立後首任駐葡萄牙大使，而維德角不只這位詩人。 一個小小的島嶼國家，煥發明亮的心： 太陽和胚種，根和閃電 鼓的聲音 百花盛開 一輪神的赤裸之頭 （作者是詩人）

二戰結束，戰敗國日本被強制民主化，德國曾被分裂為東、西德，義大利法西斯黨被解散，文學反思蔚為風潮，詩歌留下許多見證。這些國家反而成為自由民主國家，東德也在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併入西德。當年同盟國成員的蘇聯和取代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自由世界敵對陣營。世界從來不平靜，意識形態衝突加上利益形態衝突不斷。 台灣在二戰後脫日本殖民統治，沒有尋求獨立而選擇回歸祖國。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短暫的中國一省期間，發生二二八事件。起於緝菸事件，蔓延全台的抗爭，引發藉機的大屠殺，台灣知識分子與文化人喪失殆盡，迎接祖國卻成夢魘。一九二〇世代台灣知識份子文化見證了浩劫，來不及犧牲卻留下記憶。一九二〇世代台灣詩人就是見證者，記憶留在詩行。這世代的李登輝、彭明敏也留下知識份子的生之印記。 被以「跨越語言一代」稱之的這世代台灣詩人以及諸多同世代的台灣作家，本來應該是文學戰後派。但從日本語跨越中文，被迫重新學習表述的工具。《笠詩刊》創辦人群，從日語轉換中文，詹冰、陳千武、林亨泰、錦連⋯，五〇年代末或六〇年代初登場，算是遲延的世代，但也是二二八事件見證者。浩劫的歷史成為他們背負的經驗。 錦連（一九二八～二〇一三）有許多詩見證二二八事件，作為凝視者，他把悲哀刻劃在詩的行句： 蚊子也會流淚吧⋯ 因為是靠人的血而活著的 而人的血液裡 有活著「悲哀」的呢 ──蚊子淚／錦連 在彰化火車站電報房工作的錦連，職場與摩斯密碼為伍，他手按電報機的滴滴答答傳送訊息，在車站之間保持必要的列車通行安全。密碼有如他詩行的隱喻。他被稱「鐵道詩人」，有許多詩作出自或連結他的鐵路局火車站職場經驗。 軌道在詩人錦連的視野裡印著戰後台灣歷史的轍痕：「被毒打而睡起來的／有兩條鐵鞭的痕跡的背上／蜈蚣在匍匐 匍匐…／臉上都是皺紋的大地癢極了／蜈蚣在匍匐／匍匐在充滿了創傷的地球的背上／匍匐在歷史將要湮沒的一天」。詩比歷史真實，這就是詩人錦連的見證。 錦連曾以火車經過的跨河鐵橋下的小石頭喻示台灣人「多次挫折之後他們一直蹲著從未站起來／習慣於灰心和寂寞⋯」，但也「夢想著或許有這麼一天而已燃起希望之星火」，這樣的夢想已經實現了。 在台北的台灣鐵道博物館舉辦「鐵道詩人錦連特展」，揭示了這位跨越語言一代台灣詩人的文學見證。相關文物讓人看到一位跨越日文到華語的台灣詩人在鐵道人生留下的心境，以及一言一滴血的戰後台灣人間風景。 台灣的國家重建不能只發展經濟，也不能只講政治，也要重視文化。心的覺醒很重要，台灣人應看看錦連印記在鐵道的人間風景，也要諦聽一位台灣鐵道詩人心的聲音。（作者是詩人）

香港連紀念六四的自由也沒有了。七年前香港反送中運動在暑夏大爆發的場景透過電視傳播到全世界的時刻，一年又二十二天的抗爭，香港人怒吼。因為一國兩制是謊言，五十年不變但變了。中國對回歸後的香港五十年不變為何變了？因為中國畏懼香港的自由。在英殖民體制下，香港沒有民主但有自由。港人習慣了沒有民主的自由，以為回歸祖國仍然會有自由，但中國的承諾是謊言，中國害怕人民的自由權害怕民主。人民民主專政包裝共產黨專政，共產革命的謊言只能在專政體制下存在。 清帝國之後，中華民國在本土三十八年，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七十七年。曾經有笑話：一艘台灣漁船因在南太平洋海域作業，誤闖某國漁區，要解釋自己是中華民國人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情急之下，脫口而出「My country no people。」區別ROC( Republic of China)與PRC(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台灣與中國的識別困擾可以想見。 中國接收英國返還香港，結束香港被殖民歷史。中國也想併吞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但台灣已非哪一國的殖民地。若中國認為「中華民國」這個殼有礙中國的統一，台灣應該也可以經由法制返還，正名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終結糾葛紛亂的歷史。但中國的霸權心態、擴張主義不認同台灣的自我解放。 香港因清國割讓給英國殖民，得以有中國沒有的自由；台灣也因曾割讓給日本殖民，二戰後接納中華民國，新中國成立後獨立於外，已經由寧靜革命成為不同於中國的自由、民主國家。中國想取台灣並非台灣有犯意威脅，而是害怕台灣的民主和自由。 回歸中國的香港面對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許多港人甚至寧願成為英國公民而不要做中國人。二〇一四年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的遍地反抗呼聲，二〇一九年反送中二百卅一天抗爭的怒吼。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對自己國家的青年視若草芥，香港人回歸祖國竟不如被英國殖民的境域，反映了中國的陰影。 這樣的國家不能以文明說服對民主、自由有想像的人們。以人口多土地大勞動條件和市場誘引世界，並讓自由世界錯以為走資化能帶引這個大國成為好國。錯了！錯了！香港經驗提供世界史的反面觀照。中國對曾經的殖民地並無憐惜之心，也沒有對替代賠償的歉疚或謝意。 香港經驗啟示台灣人不要再有祖國的迷惘，祖國只是一種迷障。戰後台灣沒有獨立，選擇回歸祖國，捲入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傾軋鬥爭，經過流淚流血的時代才追尋到民主、自由的生活條件。香港經驗是活生生的見證，回歸祖國只讓中國關閉自由之窗，打開民主之門更為困難。 香港經驗，活生生的「忌中」，難怪移居瑞典的香港作家鍾祖康有書《來生不做中國人》，我曾為這本書寫序。二十世紀九七時際，我的一首詩〈變奏曲〉，四十二行的末了有我的感嘆，預示了香港的際遇 …… 一國兩制／分明是／政治幌子 另類殖民的意思／還要逼他們／粉墨登場 咚咯隆咚嗆／在歡樂頌裡／演出跨世紀的安魂曲 唉唉唉唉／關掉電視 （作者是詩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間至四日，中國當局對聚集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要求改革開放的青年學生展開鎮壓，坦克車進入清理現場。早於四月間，以紀念改革派總理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學運被視為中國青年的民主運動，若中共當局正面回應要求，或許中國政治的民主化會和經濟的改革開放一起發展。可惜，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名的共產黨終究只是一黨專政而非人民民主，手無寸鐵擋在一輛坦克車前的一位男人形影成為一幅令人難忘的圖像。 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走資化，以地大人口多，成為世界的工廠和市場。拜美日與歐洲國家各自的經濟發展意圖，以及想聯中制俄的戰略想法，造成了今日中俄仍然聯合，形成與美歐對抗的局勢。歐洲國家在議會民主制兼具了右、左政黨路線；美國也兼具左、右政黨路線。這些國家走在正常發展的民主之路，不會成為世界的難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走資化發展了經濟，卻形成世界的問題。 大約相同時間，東歐諸國大多從華沙公約組織脫離，加入歐盟的行列。蘇聯也解體，許多加盟共和國脫離，主體成為俄羅斯，為非共國家，仍與中國結盟。一些六四事件的參與學生流亡海外，成為中國扼殺民主改革開放的見證。每年六月四日這一天，中國都要擔心紀念的形式成為革命煙火。世界各地都看得見六四的紀念活動，香港的紀念活動受盡干預。 台灣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前的四月七日，發生鄭南榕為自由殉道的壯烈犧牲事件，但一九九〇年代初大學生群集中正廟廣場的野百合學運獲得回應，促成了國會全面改選，以及總統直選，經由寧靜革命形成與中國不同的政治體制，確立不同的國家形貌。台灣與中國的民主路愈走，分得愈遠。 如果中國順勢因應學運而展開民主化的新政治建構，中國走資化發展的經濟也不因為美國和歐盟國家的戒懼而面臨困頓，中國也不會被視為危險國家，或甚至不會對台灣這個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國家有犯意，因而得到台灣人民的友誼。 回顧這樣的歷史，慶幸台灣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中國對民主化的台灣戒慎恐懼，侵台犯意其實有如面對天安門學運的心態。但六四的傷痕或會是民主的種子，會在沉冤之後發現新芽，在血肉的土地長成枝葉綻放出花。 曾是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的中國詩人北島，有一首詩喻示他在瑞典的六四心情 〈鄉音〉：「我對著鏡子說中文／一個公園有自己的天／我放上音樂／冬天沒有蒼蠅／我悠閒地煮著咖啡／蒼蠅不懂甚麼是祖國／我加了點糖／祖國是一種鄉音／我在電話線的另一端／聽見了我的恐懼」。詩的結尾正是他在瑞典從電話中感知的中國現實，六四的傷痕，印記中國的土地。 （作者是詩人）

台灣作家楊双子的小說《臺灣漫遊錄》已在世界許多國家以不同語言譯本出版，並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二〇二四）、日本翻譯大賞（二〇二四）、英國國際布克獎（二〇二六），持續拓展國際讀者群。二〇二一年，她獲金鼎獎文學圖書獎，忝為她得獎書《臺灣漫遊錄》的頒獎人，與有榮焉。楊双子和她的英文版譯者金翎的發言讓人感動。 楊双子的《臺灣漫遊錄》在世界不同語言圈被看見，閱讀者從她的小說漫遊一個在大航海時代就被航行經過的葡萄牙水手讚嘆「Ilha Formosa!」的台灣。以女性視角展開的日治時期日常生活建構的歷史記憶，呈現後殖民的台灣歷史視野，大大提高世界對台灣的關注。 台灣有特殊的歷史，台南才過了四百年史事，基隆港也有開港四百年誌，接下來就是淡水的四百年，更早是原住民在草原自由奔跑的歷史，也印記南島民族連帶的海洋性。荷蘭在台南、西班牙在基隆留下的殖民史、鄭氏王朝在台灣反清復明、清治以及清國割讓台灣給日本。二戰後未能走向獨立，而成為中華民國一省的台灣，短暫的四年就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國共鬥爭。經由寧靜革命民主化了，卻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承續中華民國，至今仍面臨武力犯台的威脅。 台灣的經濟發展被世界矚目，寧靜革命的民主化也被世界刮目相看，但文化面向的文學相對沒有在台灣本土，也沒有在世界傳播動人的訊息。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大多以日語呈現，進入中華民國體制後轉換漢字中文，先是被視為中國文學，後來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才隨著民主化發展，正名為台灣文學。但後現代、消費社會形成，重經濟輕文化的社會體質，文學被邊緣化了。 文學建立在創作和出版、發行和流通（書店）以至閱讀，甚至評論形成的社會結構，呈顯一個語言文化體系的聲音，以各種文類表述人們的意志和感情。人類世界以不同的語言文字留下文學作品，並經由翻譯傳播到不同語言的國度。 台灣不只有傳統產業製品，也有高科技產品行銷世界，半導體產業更馳名。經由寧靜革命民主化，正尋求擺脫國共鬥爭的舊歷史，發展為正常化國家的台灣，文學是心靈的鏡與窗。文學能讓世界看見台灣，台灣人更應聽聽自己的文學聲音。 只有自己的國民喜愛閱讀本國作家的作品，我們才能期待、才能希望不同語言國度的閱讀群透過翻譯閱讀台灣文學作品。台灣的特殊歷史構造留下許許多多故事，台灣從被殖民，尋求建構正常化國家的歷程，留下許許多多篇章。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們，只關注經濟生產與消費是不夠的，只關注政治發展是不夠的。台灣文學要進入世界，更應進入台灣人的心靈。 （作者是詩人）

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挾中華民國潰退來台。一九五〇年代，一些從中國來台的知識份子文化人曾夢想在台灣形塑自由中國，一些台灣本地熱心政治的人士也加入行動。《自由中國》這份雜誌，在雷震號召之下，奉胡適之名，聚集了傅斯年、毛子水、殷海光、傅正……等許多流亡來台中國人，甚至結合台籍李萬居、高玉樹、吳三連、郭雨新等許多台灣人要組織中國民主黨，在擁蔣反共的前提下，追尋在台灣建構中華民國為自由中國。 如果自由中國運動成功，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也許不會沉冤未雪，但自由中國運動得罪蔣介石、蔣經國的蔣家天下、蔣家黨心態，不只無法阻止蔣介石違法三連任，蔣介石甚至連任五屆總統，留下以「吳三連」、「趙元任」、「趙麗蓮」三位名人詼諧的諷喻。雷震更被以政治犯治罪十年。中華民國成為中國國民黨的禁臠，蔣家的天下。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是另一波未完成的革命。再來就是一九七〇年代，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外交陷於孤立引發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之後，寧靜革命形塑了自由台灣。 如果一九五〇年代的自由中國運動成功，台灣或許在中國國民黨之外另有中國民主黨，政黨政治早已實現，或會因應時局將中華民國妄稱代表中國的迷障解除，務實地轉換成在台灣的國家。中國國民黨也不至於落到今天一個黨主席要去向中國共產黨作出降服之態的下場，還想帶一個已自由化、民主化，仍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去向一個不自由、不民主的國家表態輸誠。 這樣的中國國民黨已不適合留在台灣。若還有國家的志氣，應改為台灣國民黨才配得到人民的支持。一些迷戀共產黨中國的黨人就乞求中國讓你們回去吧！台灣應該彰顯《自由中國》的歷史，召喚對自由中國有期待的人們，在自由台灣已形成的這塊土地共同建構台灣的新國家。 總統直選三十年，五二〇這一天，以一首詩紀念雷震（一八九七－一九七九)。在台灣的自由中國未成功，但自由台灣實現了。 在我們的島嶼／你曾夢想自由中國／未實現的夢／ 一個時代的印記／白色恐怖的權力羅網／束縛追求民主的心／ 知識份子噤聲／烏雲密布的島嶼／你雷聲震動／ 黑暗的時代你成為被窒息的名字／光明的時代你成為被頌讚的名字 我們用自由台灣榮耀你／民主花在島嶼新國度編織新歷史 〈自由夢，民主花〉 （作者是詩人）

二戰後的世界，戰敗國被處分，德國被分為西德的聯邦德國，以及東德的民主德國，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的殖民地。許多原被殖民地紛紛獨立，一些曾有左右獨立運動的國家在獨立後發生內戰。世界的第二波民主化並不平靜：德國、越南、朝鮮是例子，走向自由資本主義或專制社會主義的紛爭甚至內戰。 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的越南戰爭，北越發兵南越，美國捲入戰局。後來，北越統一了南越。但越南後來的經濟發展也走資化，也與美國有正常國交。德國的統一是民主德國（東德）經公民投票併入聯邦德國（西德）。一般以南北韓稱之的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東北亞對峙，緊張關係不斷，形成美國和俄、中的對峙前線。二戰後的世界不平靜，原因在自由資本主義和專制社會主義的對抗。 南韓北朝的對立似因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正恩發表新版憲法，放棄原來的統一論，將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兩國論」法制化，宣佈南韓、北朝不再是「敵對的兩個國家關係」，似已走向正常國家化之路。中國與台灣是否也可以借鏡，各自走向正常化國家？ 台灣並未在二戰後從日本殖民地獨立，而是在祖國的迷惘和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迷障選擇回歸中華民國，幾年後就捲入國共兩個中國的紛爭。沒有選擇獨立的台灣除了長期被戒嚴統治宰制，更隨中華民國失去了在聯合國的會員國條件。民主化形成後中國國民黨從脅迫反共轉而脅迫投共，形同台灣的危機與亂源。 台灣與中國，現在分別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名。但因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混淆的中國令名，中華民國台灣或應以台灣正名。徹底解決國共鬥爭的歷史情結，正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京設置的「中華民國／公元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建都南京」碑銘。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就含納在台灣吧！或奉還「中華民國」國名給承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大國，無須強要台灣。發展經濟以及民主化比起武力攻台重要得多了，曾經被列強欺凌的中國不要重蹈列強的覆轍，才稱得上禮義之邦。以光復論宰制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之後，轉而乞附中國共產黨，想要戴罪立功，尋求中國共產黨征伐台灣，若中國附和，只會形成台灣人對中國的怨尤與憤懣。台灣人已自行經由民主運動解放了台灣。中國應正視這樣的歷史。 台灣與中國就各自朝向正常化國家發展吧！大韓民國和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兩國論若實現，具有進步性，值得借鏡。或尚未真正解除敵對風險，但已開啟新契機。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國論若形成，更是世界大事，會讓中國得到掌聲，也會讓台灣人民對中國一新觀感。 （作者是詩人）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通關密語是指控日本為帝國主義，把國共互相鬥爭、傾軋，踐踏自己國家的歷史，都怪罪日本帝國主義。看看推翻清帝國的革命，孫文不是在日本密謀嗎？蔣介石不是日本士官學校教出來的軍人嗎？日本是帝國時代軍人首相東條英機發動侵華戰爭，在戰敗後轉型君主立憲制民主國家。二戰後，中國從國民黨中國而共產黨中國，日本先是與流亡來台的中華民國有國交，後來轉而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建立國交。日本對侵華戰爭的賠償、贖罪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對象，在新中國百廢待舉的時代，需索無度的賠償、援助成為日本承擔的責任。 台灣在一八九五年清帝國時代割讓給日本，做為清日甲午戰爭敗戰的賠償。當時，宰相李鴻章甚至以「男無義，女無情；鳥不語，花不香」貶低台灣。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日本放棄殖民地台灣、澎湖群島。台灣人以中華民國已推翻清帝國，是可以期待的民主共和國。以祖國之名回歸。一九四七年就發生二二八事件，一些知識份子文化人被藉機殺害，預為流亡台灣殖民統治進行障礙肅清。一九四九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只是流亡中國，長期戒嚴統治，台灣人被迫反共，被迫參與反攻大陸。 台灣在中國與日本的夾縫之間，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文化形貌有中國元素，也有日本元素，甚至歐洲元素。就像韓國和日本有中國元素，歐洲元素一樣。被割讓給日本殖民五十年，台灣的社會文化形貌不盡同於中國。漢字文化圈的中國、韓國、日本、台灣，其實社會文化的內涵和形貌，都有相似之處。差異在民主主義的不同走向：自由資本主義或專制社會主義體制，南韓和北韓形同分界線。 流亡台灣的蔣介石政權表面與日本交好，政經交流，但骨子裡在台灣的統治是反日、仇日。中國國民黨沿襲日本殖民統治機關建築構造，但執政時期曾禁日本電影、以日本文化為敵行清洗政策。但文化畢竟是化學作用，並非物理性質，已留存在台灣人的血脈。就如中國，雖然馬列主義的影響已滲透在骨子裡，共產革命棄如敝屣的舊老九中華文化仍在心性裡。 當下共產黨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對於戰後民主化的日本，究竟誰更像帝國主義？因近代史的屈辱，把日本當做提款機，藉仇日鞏固自己的專制強權。流亡殖民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也與中國共產黨一鼻孔出氣，為了向亡其中國的中國共產黨俯首，背離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追尋民主化的歷史。看看日本在台灣留下什麼？國民黨中國要留下什麼？共產黨中國呢，又想在台灣留下什麼？ （作者是詩人）

農曆三月媽祖生，迎媽祖已演變成「瘋」媽祖，既形成媽祖社會學，也是媽祖政治學。看吧！不分男女老幼的香燈腳，隨侍左右跋涉；看吧！不分黨派的政治人物湧向廟庭、陣頭，因為人群就是選票；看吧！隱藏在活動的經濟效應，甚至瘋媽祖的行銷以及傳播。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瘋媽祖顯示某種民俗形貌，是一種次文化現象。日治時期，文化協會一些進步知識分子文化人是想要改善的。現在口口聲聲談蔣渭水的政治人物沒有進步性，甚至退化。究其原因，台灣社會在追尋近現代國家之時，存在著深沉的前近代文化性格。 一千座媽祖廟在台灣各地，媽祖作為台灣守護神的地位獨樹一格。從唐山渡海來台，經過黑水溝的冒險經歷，成為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的子民。歷經未植根的西班牙、荷蘭短期殖民、鄭氏王朝反清復明未成功的墾拓、清治、割讓給日本殖民五十年、迎納中華民國進佔統治未及四年就成為流亡中國類殖民地。約半世紀後民主化，但國家條件未臻完全，正面臨國共合謀的國家發展困境。瘋媽祖的陣頭行腳各黨政治人物競相參與，真心假意混雜。 媽祖象徵渡海來台唐山人的庇護女神，已是台灣而非中國的信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無神論政策，原鄉湄州媽祖廟形同虛設。有政客挾媽祖去湄州進香壯廟聲勢，在政治經濟目的爭鋒鬥艶 ，成為一種社會病理，連帶的亂象也多。混搭大眾傳播聲勢形成一種宮廟文化現象，成為台灣社會特徵。這並非媽祖信仰的本質，而是宮廟陣頭的把式。 只沉迷媽祖的庇佑，也許不需要建構國家吧！酩酊的瘋媽祖現象，讓人想到詩人陳千武在《媽祖的纏足》裡的一首詩〈平安〉： 平安──我的愚民政策 陳千武 雖然我沒有信仰 但我不反對妳信神 這樣 妳就不會跟我吵吵鬧鬧了 細心的閱讀人知道，以丈夫對妻子的口吻，其實諷喻黨國體制對台灣人民。陳千武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媽祖現象指涉戒嚴宰制，源於台灣文化協會的改革意識，這是戰後被流亡殖民政權破壞的進步性。單純的民俗或信仰成為政治文化的社會病理。黑道不只介入政治，也宰制了一些宮廟，挾持了媽祖，進香陣頭滋事狀況也多。去中國湄州進香，並非信仰的表露而是投機造勢的政經現象。 信仰是文化現象，相對政治、經濟的世俗性，應該守住庇佑、寄託的本質。政治人物平時可找時間去媽祖宮沉思默禱，為民祈福，省察權力作為。不要把媽祖信仰當做工具，帶入政治權力競奪。讓媽祖守護台灣鄉土，庇佑善良的台灣人民。進步的公民社會要有進步的公民意識，市民權才能煥發榮光，信仰也才有真摯的意義。 （作者是詩人）

現實的中國，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已經七十七年。中國夠大，走資化以後也發展成大經濟體。雖然這不符合毛體制時代反右的意識型態邏輯，是原教旨主義，也就是基本教義派反對的修正主義路線。鄧小平克服了盲點，總算開啟了中國的新天地。 中國夠大，不管版圖，不論人口，何須強要台灣，這人口兩千三百多萬，土地大約三萬二千平方公里的島嶼呢？就為了解決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政後，挾中華民國流亡台灣的殘餘中國嗎？寧靜革命民主化以後的台灣，雖以中華民國為名，事實是台灣。民主化後的台灣，已拋棄昔日中國國民黨對中國的國家主張，也早已解除昔日的動員勘亂國策。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已獨立於中國本土之外。 中國國民黨以代表盟軍接收順勢進佔的台灣，曾維繫流亡中國政權數十年。台灣是法理地位不屬於中國的日本前殖民地，這個島嶼的台灣人民大多來自唐山；少部分是二戰後以迄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政後的中國流亡群落。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這個有漢字文化基因的國家，要脫離中國國民黨流亡殖民的視野和心態，讓台灣在主體性的立場思考與中國的關係，獨立或統一應尊重台灣人的選擇。 中國夠大，不須動輒以統一實則併吞的心態對待台灣，甚至與從前脅迫台灣人民對抗匪偽政權的中國國民黨共謀強取台灣。挾持中華民國來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是台灣對祖國之夢破滅的罪魁禍首，協同中國國民黨併吞台灣的所謂統一會成為台灣人對中國的怨尤與憤懣。中國應先處理中國國民黨，將其召回中國取代裝飾性的「民革」，或治以叛逃亂政之罪以服台灣人民，讓台灣人民脫中國國民黨的視野面對中國。 如果中國夠好，無須強求也能吸引台灣人民！請尊重曾經被清帝國以甲午戰爭戰敗賠償割讓給日本的台灣人民，讓台灣人民從亞細亞孤兒的歷史情境站起來！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有五十年；一九四五年迄今也已八十一年。先讓台灣人站起來，再期待台灣人自由地建構與中國的各種可能的新關係。 中國已發展成大國，但不盡是好國，強取台灣並不利中國的形象。如何對待政治體制相異的台灣？世界都在注目。請讓台灣朝向國家正常化之路發展吧！不要附和中國國民黨傷害台灣，要與台灣為善。如果要收復「中華民國」這個國號，就讓叛逃流亡的中國國民黨回到中國吧！何必窮兵黷武，勞民傷財，強以統一為名併吞台灣？分立的台灣與中國才能形成正常關係，世界也會因此形成新貌！中國才有真正的榮光！ （作者是詩人）

李喬有一篇小說《告密者》，主角後來發瘋了，這當然是小說家賦予的想像結局，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有現實批評，也有警世性。台灣經歷戒嚴長時期，中國國民黨執政到二〇〇〇年，鄭南榕為自由殉道是解嚴一年後的一九八八年。這說明黨國宰制在宣佈解除解嚴後仍存續，至少到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或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 國史館一場《鄭南榕案史料彙編》出版會，五巨冊有關鄭南榕相關政治偵防控制的資料，密密麻麻呈現黨國時代如何經由佈建的告密者彙報異議人士，或監控對自由、民主有所追尋的人們留下的記錄。台灣已民主化，但政治轉型正義並不盡完成。昔日黨國宰制的黑暗並未真正去除。從鄭南榕案也發現一些佈建線民的蛛絲馬跡，一些黑暗的歷史再度被挖出。 在關懷人權課題與民主發展的一個聚會場合，有年輕的朋友讓我看了「李敏勇案」的一些訊息，羅列了我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一些監控檔案，包括我在《台灣文藝》、「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筆會」，甚至我去海外台灣人社團的監控紀錄，讓我回憶一九八〇年初警總人員到我任職公司查訪的情形。我以詩人為職志，寫詩、譯詩、寫小說、散文，以及評論，一九七〇年代起參與了刊物的編輯，以文化運動介入了政治改革，一九八〇年代起更在一些報刊撰寫專欄，以許諾台灣國家願景為志。這樣的行止成為被監控對象，這就是中國國民黨宰制台灣的黑暗歷史。當台灣人在檢視歷史檔案時，一些中國國民黨人似乎盤算著向中國共產黨投誠而不是參與台灣的國家重建。 戒嚴時期的政治監控紀錄在國家檔案局已可申請查閱，形同公開。為了轉型正義的實現，建議應該在一段時間讓相關被指控的線民、告密者出面，解釋涉入狀況，並公開向社會道歉。在那白色恐怖的黑暗時代，一些人或因為無知，或因為軟弱，被威脅或被利誘，或其他原因，成為抓耙仔，留下黑暗的記錄，應該透過自白得到救贖，請求社會寬宥原諒，若未坦誠道歉，社會唾棄可也！ 中國國民黨一些黨人從反共到投共，背反的心理轉折應該也是轉型正義未完成的後遺症。這些人懷著昔日之罪，轉而想戴罪立功，討好中國共產黨，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後存留在新中國，以中國國民黨改革派亦即「民革」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中國國民黨人大多也被清算鬥爭嗎？ 台灣的民主需要向前進步發展，國家共同體的形塑必須藉由一邊跌倒，一邊發現的追尋之路建構。有真相，有道歉，才有原諒，才有和解。台灣的悲情歷史不只來自外部壓迫，也有內部傾軋。面對歷史的汙垢，台灣人民在展望新的國家願景和新的社會視野之時，也要清洗過去的灰塵。 （作者是詩人）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中華民國以後，原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左中國，台灣成為挾中華民國流亡來台的右中國。民主化以後的台灣，中華民國不盡為中國國民黨挾持的右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台灣，不是中國，但中華民國的中國論成為中國國民黨以台灣為中國的紐帶；蔣後時代，中華民國台灣化，中國國民黨已不再壟斷台灣的統治權力時，蔣後黨人圖謀扶持中華民國回歸中國。 如果中國國民黨這麼急切回歸中國，就放手台灣，讓生活在台灣，已成為台灣這個國家的人民，好好經營這個有中華文化基因的國家吧！這會是中國史或世界史的新里程。 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原中國國民黨中國論者，帶領願意回歸中國者回歸。就讓台灣以一個海島小國發展，若中華民國國號形成對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台灣也可以將中華民國國號交給中國國民黨帶回中國，併列於南京的歷史碑銘。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納返回中國的中國國民黨。或許在台灣已不合民主化時宜的中國國民黨，在中國仍可派上用場，裝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場面，改善中國的世界觀瞻。 台灣應保障隨中國國民黨回中國的人民生命安全、財產自由。台、中兩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國民黨人可以自由選擇去中國成為公民，或以僑民身分留在台灣。 如果這樣，台灣與中國就向世界宣告走向新時代，既解決國民黨中國和共產黨中國長期糾葛的歷史課題，也解決台灣與中國的糾葛。讓台灣脫離中國國民黨的宰制或說牽絆，台灣海峽或太平洋海域的爭端和衝突或因此改善，形成東亞的和平局面。 讓台灣以自己的立場面對中國吧！一八九五年，台灣被清帝國割讓給日本。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挾代表盟軍接收進佔的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爭中國的正統。台灣被決定的歷史必須經由主體性建立去療癒，被殖民症候群病理才能改善。而中國國民黨挾中華民國想壟斷台灣統治權力的殖民症候群，也才能解決。 中國共產黨以左派政黨和中國國民黨的右派政黨在中國形成兼顧左右意識形態政黨的國家，或許才是中國新的政治方向。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遇到困境，中國共產黨的中國也遇到發展困境。國共形成一個中國，讓台灣以一個有中國文化基因的獨立國家發展。將一新中國面貌，展示中國成為正常現代國家的可能。 國共中國已糾葛將近八十年，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並不適應民主化轉型。中國在經濟的走資化已代表修正主義路線有成，若能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以收納中國國民黨回歸中國，並讓台灣在中國之外另行發展，將開啟歷史的新紀元。想留下來的就以台灣國民黨參與台灣的國政吧！這樣締造和平的願景，不只是台灣之福，中國之福，也是東亞之福，更是世界之福。 （作者是詩人）

一場審判，一干政經涉貪嫌犯步入法庭，彷彿走紅毯，絲毫沒有恥與罪的樣子。教歹自家囝仔大小的女議員；素來風評如何自有公斷的商賈；顏色變變變、言行粗鄙，公然在市長辦公室踩飛輪斜眼、吐舌，輕浮收錢的政客。涉及貪瀆，還振振有辭。利用民主破壞民主，到底台灣人的恥感與罪感怎麼了？比較日本與中國，比較戰前戰後台灣，罪與恥的文化真是差多了！ 台灣的近代歷史，先是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再就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六年的中華民國類殖民統治。其實，一九四九年以後已是流亡殖民。現實的台灣，近代文化的形成交織在日本和中國的影響。政治體制是物理性的，權力構造一如積木可以堆疊拆卸，但文化形貌是化學性的，就像墨水潑灑白紙，滲透或溶化不盡能去除。 台灣人面對日本或面對中國，是殖民近代性帝國和國共鬥爭政治體。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背後的原因是文化差異，現實則是面對殖民掠奪的反抗。因為日本侵華戰爭和國共內戰的兵疲馬困，二戰後台灣人迎接的祖國其實是不堪的，但問題不是出於不堪，而是壓迫回歸者的醜陋樣子。 日本有特殊的罪與恥的文化，特別是恥，政治人物涉及貪污，面對的不只是刑責而是罪感及恥感，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向社會謝罪。但戰後台灣，政治人物貪瀆，不以為罪，也不以為恥。這是日本不同於中國的文化，反映罪與恥態度的差別。 中華民國亡於中國共產黨時，蔣介石藉由復行視事在台灣再續總統和中國國民黨總裁，以反共為名說是承擔大業。說是為了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三十八年戒嚴，壟斷統治權力，多少人被以涉共關在綠島？多少母親在暗夜哭泣！結果呢？蔣氏體制負了什麼責任？哪有亡國的罪與恥？只有自承的反共復國大業成為妄語！死後還有大廟照著夕陽餘暉。 日本殖民時代養成的一九〇〇世代、一九一〇世代台灣知識分子文化人，二二八事件時大多被接收台灣的中國政權殺害了。一九二〇世代的李登輝和彭明敏，當時還未大學畢業，是來不及犧牲的倖存者，在寧靜革命扮演了角色。戰後台灣的政治人物受中國文化影響，不同於戰前養成的文化秉性。 國共中國，右中國以孔孟為師，左中國奉行馬列主義。反映在政治人物的罪與恥：中國極權專制，涉貪被迫認罪表演；民主化的台灣，則是常以政治迫害掩飾罪行。現在的台灣政治，賊比惡人還惡，明明是刑事犯還以政治犯演出，大言不慚，風光入獄。不知恥！不知罪！還撩風撥「草」！ （作者是詩人）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以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為歷史接點，加上之前李登輝的國會全面改選，事實上已不同於之前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的中華民國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六年，也不盡相同。後階段的中華民國其實是殘餘中國，存在於中國國民黨的中國意識論。勉強說，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已形成世界共識。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家論受囿於中國國民黨的作繭自縛，形成當前的困境。 李登輝的寧靜革命形成於他十二年的李登輝體制，他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這句出於《尚書》的格言，召喚台灣人民，形塑他的政治志向。以中華民國台灣化召喚中國國民黨台灣化，不同於中國共產黨革命推翻中華民國的邏輯。可惜的是：二〇〇〇年，總統輪替於民進黨陳水扁後，他形同被連戰逐出國民黨。連戰先是與宋楚瑜分裂競逐，再兩人搭檔與民進黨陳水扁競選，連戰連敗，成為李登輝寧靜革命的破壞者，甚至比宋楚瑜與李登輝更為反目。 寧靜革命後台灣的國家困境在於連戰和馬英九的背反、轉向。李登輝被逐出中國國民黨，台灣國民黨未能形成，台灣的政權競爭並非左右路線而是以獨統競奪的政治鬥爭。所謂的統一是降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國民黨坐實自己是叛亂團體的回歸。後蔣時代的中國論國民黨人背棄了他們俯仰的蔣介石、蔣經國體制。 戒嚴時期，黨國戒嚴體制的中華民國，面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解放論」誘引台灣。與一九四九年成功推翻中華民國政權一樣的口號。但寧靜革命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改以「征伐論」宣稱不放棄武力犯台。中華人民共和國侵台口號的改變，原因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是民主國家，並非中國國民黨戒嚴宰制之地。 台灣的民主化以普遍民主，對應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人民民主制，其實專擅統治權力者已非無產階級而是特權階級。台灣的民主化威脅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已從「解放論」轉為「征伐論」的兩岸兩國形勢，台灣人民應珍惜在台灣這個仍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國家，號召人民共識從中華民國正名確立為對中國不侵權的國家。台灣的政黨政治也應從獨、統分據走向右、左競爭。政黨的去中國化，台灣的政治才能走上正軌。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李登輝體制形成於一九八八年，他以副總統繼任去世的蔣經國殘任總統，一九九〇年經國民大會選為總統，再於一九九六年經由人民直選，十二年（二+六+四）總統任期的政治建構。十二年是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化的轉型期。李登輝作為威權到民主化轉型的舵手，留下寧靜革命的歷史，有光有影。 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今年是卅週年。李登輝促進的民主化，原是期待中國國民黨轉型為台灣國民黨，在台灣開創新的國家歷史的基點，但硬是被失去政權的指定接班人連戰逼離中國國民黨。繼而曾被李登輝拉起手，說是新台灣人的馬英九，也在台北巿長、總統之後，奔赴他的新中國。 李登輝以蔣經國意外的繼承人，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虎口的總統》有精彩的敘述。他與彭明敏的人生也在李敏勇《夢二途》（九歌）這本歷史小說，被分別以瓦全型與玉碎型對照。蔣介石時期重用的彭明敏，一九六四年以〈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呼籲台灣應共同建立一個國家，放棄反攻大陸的不可能以及不必要的國策，成為階下囚後流亡海外；李登輝因緣際會成為蔣經國重用的台灣人，並立下政治功業。兩人還在總統直選時，分別代表民進黨與中國國民黨競選。二〇〇一年歲末，他們在台北世貿國際會議中心「跨越兩個國度的人生」留下精彩的世紀先覺對話。 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李登輝得票約五十四％，彭明敏近廿一％。中國國民黨脫黨競選的林洋港+郝柏村搭檔約十五％；陳履安+王清峰近十％。可以解釋為台灣派七十五％vs.中國派二十五％。其中，中國國民黨的票數廿五％跑到林洋港和陳履安；而李登輝票數從支持民進黨的台灣派挹注。此為台灣派與中國派在台灣的國家認同形勢。 李登輝體制形成於蔣經國任內過世。他的權力繼承並不順利，先是黨內競奪，在黨內宮廷鬥爭中利用矛盾，加上宋楚瑜的操盤，宋心濂在國安局的協力，得以過關斬將，掌握領導權。再以李煥、郝柏村矛盾鞏固勢力。藉由回應野百合學運形成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建構民主化條件。可惜，他的國民黨台灣化未竟其功，連、宋分裂競逐總統導致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類似一九九二年台北市長開放直選時，趙少康與黃大洲分裂競逐。陳水扁兩次獲勝，得力以此。 李登輝曾以命運共同體召喚戰後移入的「外省人」，他也拉攏中國國民黨地方派系，更與民進黨呼應促進民主改革。可惜寧靜革命後進入民主化的台灣，面對的是中國國民黨附和中國共產黨背反台灣。地方派系只為權力和利益缺乏國家意識，加上投機主義政客柯文哲（他也曾尋求李登輝的加持，被說頭殼怪怪）的權力野心，以及為涉貪官司發作的破壞力，形成當前台灣的國家陰影。 李登輝體制十二年，開啟但不足以鞏固中華民國的台灣化。面對戒嚴長時期黨政軍特團及教育、大眾傳播的制約，台灣的近代國民意識並未充分，國家的共同體想像也不盡形成。有國家之夢的台灣人和有國家之志的政治人物都應該體認現實條件，努力開拓發展情境。台灣是「不分先來後到」台灣人的國家，應共同守護珍惜。有被殖民經驗的台灣人和流亡殖民群落，應該在寧靜革命的基礎共同追求台灣國家正常化，國家之光才會形成，歷史陰影才會消逝。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台灣在世界眼中是希望之島，被視為亞洲的民主典範，自由度的評比位居世界前段班，晶片製造業引領的科技水準世界矚目，重視醫療及社會福利條件。中國被視為比俄羅斯更可怕的國家，在走資化之後雖然已成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落後。台灣相對中國或是小國，卻是好國；中國是世界大國，但並不是好國。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的中國，自一九四九年推翻中華民國為代表的中國。蔣介石體制的中國國民黨挾持殘餘中國，藉二戰後接收台灣為反攻基地，以反共為名，行戒嚴長期化統治。一九七〇年代，中華民國的中國名義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取代。台灣經由社會運動，以寧靜革命形成民主化條件，進入新世紀後成為政黨可經由選舉輪替執政的政治體。 台灣本可像東歐諸共產國家的和平轉型，成為正常國家，但中國國民黨並未被要求以台灣國民黨之名實，仍留存殘餘中國性，導致今日的政治困局。蔣氏體制的反共性已被昔日俯仰的一些黨人棄如蔽屣，一群黨政軍特轉而趨附共產黨中國。 在世界眼中的台灣，是民主自由、科技進步、經濟繁榮的國度。但當下的國會，中國國民黨為所欲為，似已心向曾革命推翻中華民國並以消滅殘存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為目標的中國共產黨，想戴罪立功。民眾黨雖冠台灣之名，但囿於柯文哲涉嫌貪瀆罪嫌的司法案件，似藉政治力為己用，並不盡謀求台灣的民主發展，存在著政治的紛亂，尚未真正走向正常國家的台灣，在進行中的WBC賽程也能看到交織淚水、汗水與笑聲的複雜國家現實與想像的形影相隨。 以台灣為本的執政黨，從總統到行政院長以至各級首長，各種發言場合即使理直，也只氣壯；反觀中國國民黨和民眾黨的一些立法委員將國會形成咆哮山莊。一些在戒嚴體制時代只敢唯唯諾諾仰仗黨國鼻息的黨棍政客，藉由民主的條件趾高氣揚，甚至以獨裁之名指控被喻為亞洲民主燈塔的台灣政治，錯誤的指控影響台灣觀瞻。 台灣的民主化，不是為了讓一些牛鬼蛇神盤據立法院。行政權和立法權應該有的權力形式和儀式不容貪贓枉法的政客玩弄破壞。民主是人民的權利也是責任。作為國家主人的公民，在每一次選舉都要好好珍惜手中的每一張選票，珍惜世界眼中的台灣。民主化的台灣，只有人民的選票能作主。中國國民黨應轉型為台灣國民黨，才能被期待為台灣的政黨，台灣才能走向正常國家之路。 （作者是詩人）

伊朗國旗。圖片來源：Pixabay 美國和以色列於二月廿八日「史詩怒火行動」聯手轟炸伊朗，斬首最高領袖哈米尼，摧毀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部及多名軍政高層，這樣的軍事衝突，反映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對國際秩序維護已逐漸無力。 冷戰長時期以後，區域戰火頻傳，從二戰時代同盟國與軸心國對抗，到分別以美、蘇為首的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與極權共產國家對抗。走資化的中國崛起以後，以美中為首的集體對抗，世界一直不平靜。 令人詫異的一幕是，伊朗本國一些人民卻走上街頭，歡慶神權政治的國家領袖被斬首，在世界許多國家也有旅外或伊朗移民期待伊朗政體的改變。這個中東產油國，也算是區域強權，從波斯到伊朗的這個國家，正面臨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七九年巴勒維王朝君主立憲國家，到歷經何梅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哈米尼一九八九年至今，不可測的神權政體。 人類歷史從神權國家、君權國家到民權國家的政體演變，演化成普遍民主制國家和人民民主制國家。普遍民主制國家政黨經人民選舉執政，人民民主制國家的現實例子是共產黨專政，伊朗的神權體制也是不符合普遍民主制的例子。 現在，台灣一些中國國民黨心之所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中國的無神論共產統治體制竟與神權專制國家站在同一陣線，反映進步口號與反動現實的混淆邏輯。其實，當代世界，國民與國家是自由流動的。大多數自由民主的國家接納合法的移民或僑民。看看普遍民主制的歐美國家，國民混雜著不同人種。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漢、滿、蒙、回、藏、苗裔，在歐美許多國家成為公民，比比皆是。在台灣強調中國人、在中國強調中國人的國共許多成員，政治認同中國，卻一面選擇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以及歐洲的民主國家為避難之所。 中國口口聲聲說它的國家延伸到台灣，不放棄武力犯台，顯示它落後、投機的政治性格。如果中國發展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福祉國家，不必強要別人的國家和人民，自然會有人想選擇成為它的國民。中國的自由、民主、福祉評比還須多多努力，不是靠幾年走資化稍有大國的模樣就可以為所欲為。 如果台灣與中國都是獨立國家，兩國人民反而可以自由選擇成為台灣國民或中國國民。國民黨中國在台灣留下許多血腥印記，不知珍惜共同維護得來不易的民主。共產黨中國請多多體認自由的價值和解放（liberation）的意義，才能真正得到台灣人民的友誼。 （作者是詩人）

圖片來源：前衛出版社FB 繼《火鳥的聖歌：小說鄭南榕》、《柯媽媽：小說柯旗化》之後，「前衛」的「島嶼見證者系列」出版了《一個春天的童話：小說亮均、亭均》。她們的小小生命停留在一九八〇年二二八，當年是七歲的女孩，原本快要上小學了，是活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天使。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發生在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正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際。繼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民黨的政權危機再度搖晃。美麗島事件，蔣經國採取未暴先鎮的手段，一些參與者分別被以軍法和司法審判。旅美小說家陳若曦帶了一份二十七位海外學人的連署信回台面見蔣經國，說參與人權日遊行的人們不是叛亂犯。 林義雄當年是台灣省議員，有律師身分。他並未參與當天高雄的遊行，而是事發後被邀南下協助處理狀況。事後的大逮捕，林義雄也在名單之內，並被以軍法審判。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於方素敏去軍事看守所探看林義雄之際的林宅嬤孫三人致死，一孫受重傷血案，一般判斷是因為林義雄個性耿介，而且曾在省議會嚴厲質詢流亡殖民的黨國體制，被藉機報復。 當年，情治單位日夜監控，林宅仍發生血案。而且選擇二二八這個日子，居心叵測。複製二二八，不無恐怖主義的有恃無恐，挑戰台灣人民忍耐的局限。再看一九八四年，情報局汪希苓指使黑道分子赴美殺害劉宜良的江南案，有理由判斷是遭情治單位法外制裁。戒嚴時代留下的血腥成為台灣人民沉痛的記憶。 隨著美麗島事件推進的民主化，台灣的寧靜革命被世界稱頌。回顧一九六四年，蔣氏政權把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當做叛亂。一九七〇年代，黨國體制抗拒勃興的台灣民主化運動，仍未放棄虛妄的流亡殖民中國論。一九八七年，才解除戒嚴。蔣氏父子的黨國體制因而逐漸解構，但民主化並未完成台灣國家的正常化。 林義雄經歷苦難，他去國還鄉。一九八五年遊學美國、日本、英國。一九八九年帶回《台灣共和國基本法》。效法甘地精神，有治國理念，仍以民進黨主席身份完成陳水扁當選總統的寧靜革命。政黨輪替後，辭卸黨主席，離開民進黨，從事社會運動志業。他不只是一位政治人物，更像社會運動家。不執著於政治權力，更著重於文化意義。 《一個春天的童話》是對還來不及上小學就犧牲於黨國戒嚴體制政治災難的亮均、亭均，賦予生命姿影。每年二二八，亮均亭均都會回來。波蘭女詩人麗普絲卡（Ewa．Lipska,1945-）的一首四行詩《使者》，說寫作「讓死去的人／因而重生」，正是《一個春天的童話》的寫照。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