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柯文哲指出，很多縣市財政正在逐漸「苗栗化」。苗栗縣長徐耀昌不滿說，「真是口無遮攔，隨便亂開槍！」 苗栗縣自劉政鴻到徐耀昌，因舉債過多導致財務困難，在二○一五年員工薪資居然發不出來。「希臘化」的財務危機已經不是新聞，只是苗栗鄉親擅於遺忘，沒有把債務當作一回事，直至今日債務積累，在台灣各縣市中仍名列前茅，苗栗身為第三線的城市，為何債台高築，仍沒有人能說得清楚講得明白，更沒有人需要負責。 雖然苗栗縣的債務，已從前年的六百多億大幅下降，但縣民得過且過已是常態，在層層疊疊的利益結構裡，是行政的怠惰與法治的失靈。其中最令人詫異的是，苗栗縣議會在召開定期會時，二度中風住院請假的議長游忠鈿，若未能在閉幕前報到，即喪失議長資格。隨後在醫師、律師和議事組等人見證下，議長被擒著手，緩慢、顫抖、奮力的，在簽到紙上留下印記，完成「快閃式」蓋章報到手續後，在眾人的歡呼下，結束了報到程序，成功留任議長的職務。 在事件落幕後，議長展開漫長的復健之旅。未料，近日有民眾在台中發現價值上千萬的「賓利車」掛有議長停車證，違停影響交通。議長夫人張淑芬做為議長代理人，指出這張停車證是議長尚未生病前，發給一名宋姓秘書，雖然有效期限到明年底，但這名秘書目前已經離職。在苗栗深陷債務危機的當下，區區議長前秘書，居然開著千萬賓利，大搖大擺在台中併排違規，著實諷刺。 苗栗縣政府大肆舉債，議會功能失靈，預算遭受排擠各類社會問題孳生，盜採砂石破壞保育傳聞不斷；毒品滲透校園不止；幫派吸收學子治安問題叢生。二○一八選戰在即，各縣市首長無不枕戈待旦，但許多苗栗縣民仍在睡夢中，真是可憂。 （作者為台師大大傳所碩士生，苗栗縣民）

世新大學等大專校院為招收陸生，而向中國學校出具承諾書引發爭議。資料照片 莊貿捷／大學生 自由之地，論及自由之言。近日台灣各大學面臨強烈的少子化壓力，在這波浪潮下，滅頂的壓力也隨之而來，而與中國的大學積極交流，似乎也成為了少數學校的選擇之一。部分大學簽發研修承諾同意書，強調中國學生來台僅為參與學術交流及研修活動，聲明表示在學課程內容不會涉及任何政治活動，也不從事任何有關兩岸敏感議題的討論。 而部分學校卻私下與大陸方達成「一中承諾書」的約定，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陸方之心無需多做著墨。但校方卻自我限縮自由的權利，被框架在一中的範圍之內，若言論因為此約定而遭到了箝制，還能稱得上是「言論自由」嗎，在自由之地，每個人都應有自由表達自身立場的權利，絕不應該受到單一意識型態受到壓迫，甚至是妥協。 言論自由為什麼重要，因為這是民主的根基，是能遠離威權統治的一道高牆，在多元的言論之下，每個人受到《憲法》的保障，能夠充分表述自身的意見，不論社會範疇、個人差異與社會關係而有所改變，正因為我和你的意見不同，你必須要瞭解到，在這世界上還有和你不同意見的人存在，任何一個議題都不是二元對立的存在。當所有的議題都有多元的面向時，才不會過度的激化對立，我們才能夠不重蹈覆轍的重演一次又一次的歷史悲劇，權力才不被位高者所把持，我們彼此制衡遏止政府的濫權，更是避免極端主義產生的再次誕生的方式。 正如在二十世紀最具現實關懷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伴隨所言，這種自由開放性而來的是政治希望的所在。而言論自由終究只是一個工具，只為了實踐多元與民主，只為防止人類社會極權主義的再一次的發生。 在這次風波中，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做為高等學術教育機構，居然未向社會及學生做事件的說明。然而，儘管部分學校再三表明學術要中立，必先有學術自由，特別是講學自由，但若自由卻無法實踐這條最終道路的目的地「多元民主」，此種自由是否本末倒置了呢，只是自欺欺人地高談自由之言，卻行助長專制威權之事。 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言論、講學自由受《憲法》明文的保障，凡是中國學生前來，不必刻意安排，隨處可及報章雜誌，都有機會接觸各種政治主張，而部分學校不應該，企圖妥協某一種議題形態的前提下，躲避其它意識形態，和陸方這樣的協議，豈不正是限縮學生思考的方式呢？我們維護每一種意見與觀點，有人反對也有人贊同，正因為此種自由，才能造就真正偉大的公民。 在「一中承諾書」事件更顯示了，中國在逼迫我們強迫接受「九二共識」未成，不僅在國際間繼續施壓，更進一步積極把意識的推展做到台灣政商界乃至學術界。雖台灣民主發展有著許多亂象，在權衡利弊與綜觀歷史之下，我們該體認到的一個事實是，所有企圖想要以壓迫及暴力的方式，使他人屈服的位高權重者，都深惡痛絕地厭惡「民主自由」。

  「灣生回家」造假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作者謊稱是台日混血的灣生後代卻遭揭穿身世作，引起網路一片撻伐聲浪外，卻有人質疑灣生和其歷史真實，是否為政治操作，過度美化日本在台的統治，這種猜忌和誤解，搧起國族情節對立，隨社群網絡擴大。我想起了，奶奶生前常掛在嘴上的日本友人，他們兒時戲水捉魚蝦，玩沙推泥，物資匱乏的年代，卻是甘之如飴的時光。日本戰敗後，奶奶和日本友人告白，櫥櫃遺留泛黃的信紙，上頭的日文有時代的曲折。每到午後，會看見奶奶仰靠椅背，夕陽傾斜隻影搖晃，似乎在想什麼，但又好像什麼也沒想，等到他唱起日本歌謠時，才恍然明白。 而「紀錄片」長久以來一直被人們視為捕捉真實世界的人、地點、情況，在大多數情況下，紀錄片不需要演員參與，靠著仰瞰歷史上的片段或俯拾社會下的陰影，構連成一個真實存在的故事，進而讓許多觀影人會喜愛紀錄片。紀錄片往往是「寫實主義」的體現，如「浩劫」（Shoah）該片以「納粹」大屠殺為主軸，抽絲剝繭拼湊驚駭的歷史真相，耗時數十年，觀影人感受留存於膠捲上「歷史」的餘溫，進入時光隧道，每一個畫面都真灼炙熱，這也是紀錄片格外珍貴並且動人，並藉著影像省思歷史的血淚。 我們聚焦於紀錄片要給觀影人的意義，故事的確存在影像之中，必須源用鏡頭對真實世界的捕捉，依循著片中的脈絡，探索世界，並且移情於故事中，藉以移情而有所反思，因此在拍攝上都應該排除任何對真實世界的扭曲、偽造、干涉，不應破壞了「紀錄片」與觀影人之間所共有的默契。於是故事背後想表達出的「觀點與誠實」尤為重要。當「謊言」遇到了「誠實」，似乎抹煞了紀錄片的初衷，雖然「灣生回家」沒有聚焦在「田中」身上，但虛構灣生後代身分，被拆穿後，連同故事本身受到質疑，網路上浩浩湯湯的輿論，陸續也出現否定這段歷史故事的聲音。不只是上商業上受到牽連，更重要的是許多「灣生」或「觀影人」移情投射在田中身上的「尋根情感」，將情何以堪呢? 台灣的歷史本是盤根錯節，於日本統治的五十年當中，呈現出極為複雜的樣貌，「灣生回家」故事中所反映台、日人於歷史洪流下，小人物最珍貴的情感，每一滴眼淚都匯聚於台、日兩地海水之間，每一段故事都是不爭的事實。「灣生」懷著故鄉憧憬，搖擺於台、日身分認同。正如，吳濁流筆下「亞細亞的孤兒」，描述台灣知識分子胡太明於台灣受日本統治時期遭到欺壓，到中國後卻又不被認為是中國人而屢受歧視，在對自身認同的無助感及許多人生挫折雙重打擊下，最後終於發瘋，悲劇收場。時至今日「灣生回家」同樣紀錄著，浪哪裡來就往哪裡飄的老百姓們，用眼淚寫出被時代戲弄、拋棄、遺忘的故事。 當然，謊言毫無疑問的沒有任何理由，都應該受到的譴責，應該為造假的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但「灣生回家」，不應糾結於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口水」的口號，讓「灣生」淪為互揭瘡疤工具，並且玷汙了紀錄片反映「真實」訴說「歷史」的核心價值，在這個故事裡面只有，「懷鄉憶友」、「尋根認同」，只有在一個大時代下屬於兩地小人物最真切的情感。 （作者為靜宜大學中文系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