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二二八事件當年，許多台灣菁英遇害，也是受到無賴政權的誣賴。資料照片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魯迅筆下的阿Ｑ，被罰跪在眾人面前，心中卻想，反了！反了！這年頭竟然有兒子處罰老子之事，想著想著，明明遭罰跪，心中卻真以為當起人家的老爸來了。魯迅的《阿Ｑ正傳》，藉著主角阿Ｑ，諷刺中國人那些上了當、吃了虧的人，還會說大話，自我陶醉，獲得「精神勝利」的劣根性。 中國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打敗，逃退到台灣來，卻不可以說「撤退」、「敗逃」，而要說是「轉進」。也是典型阿Q。過去中國被帝國主義欺負，用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來自我安慰。但是現在中國在世界爭霸，阿Q卻轉變成無賴了！ 中國政治文化在台延續 他們如何耍賴。不勝枚舉，例如：明明是政治學上典型的極權專制，毛澤東卻可以說成「人民民主專政」，甚至說成「新民主主義」。現在世界譴責中共蹂躪人權、壓迫新疆、西藏、香港，中共卻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還要西方世界檢討自己政治制度的缺失。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他們把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說成「動亂」；解放軍的坦克、機槍殺害學生之後，他們對外宣稱「沒有死人」。對內，則封鎖新聞（怪矣哉！沒有死人何必封鎖新聞？） 對台灣，他們說要用武力促成「和平統一」。這次武漢肺炎傳遍全球，全世界都知道病源來自中國武漢（剛開始他們也自稱武漢肺炎），但是後來中共改口說，病源是美國傳來的。這次他們以禁止台灣鳳梨進口來整台灣，卻硬給台灣鳳梨扣上「病蟲害」的帽子。這些不勝枚舉的耍賴，其實不止是中共的特性，而是中國的政治文化。 今逢二二八事件74周年，想起當年許多台灣菁英遇害，也是受這種無賴政權的誣賴。例如正因瘧疾臥床在家的陳炘 ，被抓出去槍斃的理由之一，竟然說他「接收台灣信託公司」，真荒唐，接收台灣信託公司乃是政府當局派給陳炘的工作，怎麼變成罪狀？而林茂生的罪名之一也是「強力接收台灣大學」，林茂生擔任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是當時政府派任的，事件時他躲在兒子家，幾時「強力接收台大」？僅憑在台特務向蔣介石呈報誣賴的資訊，蔣介石就下令「速即槍決」！ 台灣民主化之後，二二八的禁忌打破，各種回憶錄、口述歷史、研究報告紛紛出爐，結果一些在台的中國人不能適應，於是硬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日本皇民」、「暴民」造成的，還有說是「日本預謀」。十足耍賴！試問，二二八事件既然是「日本皇民」、「暴民」、「日本預謀」造成，國民黨何必長久替他們掩蓋歷史？ 這種耍賴的中國政治文化，在台灣仍延續至今，也是多不勝舉：像一大堆逃亡海外的經濟犯、貪污犯，一大堆賄選的名單，絕大部分是國民黨，但是他們的結論卻是「民進黨貪腐」。明明是中共用軍機、船艦、飛彈威脅台灣，但藍營政客卻罵小英政府挑釁中共，破壞兩岸和平。台灣的防疫成績受世界肯定，但是國民黨費鴻泰卻要防疫指揮官陳時中下台。明明是中共背信違約禁止台灣鳳梨進口，但是藍營、中國人則對民進黨政府酸言酸語。 這種「從阿Q到耍賴」的中國政治文化，兩岸同心，也怪不得兩千多年前屈原會喟嘆「蟬翼為重，千鈞為輕」了！

「這是我寫過的書中，最令自己心痛如絞的一本書。」 這是1990年2月我出版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的自序〈哭過歷史的漫漫冬夜〉的第一句話。我在序文中接著說： 「本書所記述的這三十幾位在二二八事件中消失的台灣社會菁英，雖然每個人的背景不，但最後都有一個共同的結局。每一條活生生英靈的消逝，都隱埋著一齣齣椎心泣血的悲劇 。而我知道，我僅寫了三十幾人而已，還有三百多人、三千多人，甚至三萬多人，我來不及寫，我無能力寫，甚至倉惶失措不知如何寫。他們的每一條英靈，都串組成令人隱隱作痛的台灣近代史的辛酸與血淚。在受難者家屬的訪談中，在目擊者的見證下、在發黄的文獻史料堆裏，我曾幾度唏嘘淚下，掩卷長嘆。我發現，那些在事件中被消除殆盡的社會菁英，如果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可組一個堅强的内閣。然而，他們竟遭此下場，實在是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難道這是『亞細亞孤兒』的歷史宿命？」 1994年我應邀赴美對台灣留學生巡迴演講，到密西根時，來接我的一位留學生吳宗信（現在已是知名的火箭專家）見面第一句話就對我說：「你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害我讀到哭。」，我說我也是含淚寫完此書。想起研究所時張玉法老師的告誡，寫史要平心靜氣，奈何台灣那段辛酸血淚史，誠如我在序文中所說： 「面對那段淒涼的史事，我的感情竟脆弱得有如北台灣深夜裡繽紛的雨絲，忍不住裂心的低泣。」 很意外的是，我在「裂心的低泣」中完成的這本《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竟然獲選當年（1990）中國時報（當時的中國時報還未被媚共商人買走）「開卷版」選出的十大「年度好書」。今天回顧這個「年度好書」獎，不免有些慚愧，以今天的標準看，該書一手史料相當不足，寫作也極粗糙，實在不夠格稱為「好書」。但是格於當時政治環境，在解嚴前後的時空中，「動員戡亂」還未結束，我要搜集史料相當受限，許多受難家屬仍在恐懼之中，我去訪談時不是遭拒絕（還有家屬問我「是不是活得不耐煩？」），就是不敢暢所欲言。即使像阮美姝老師這樣有心為乃父（阮朝日）平反的人，在我訪談之後，都還特別交代不要寫出她的名字。所以該書未達理想乃勢所必然。不過相較於過去，這本書已經突破許多禁忌，說出許多眾所不知之事，也許這是得獎的主因。 24年後，隨者禁忌逐漸打破，更多的史料紛紛出土，相關的口述歷史、回憶錄、研究報告也紛紛出籠，學界對二二八死難人物的研究也更加周詳。相對之下，我原版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精英》一書顯得何等簡略而無物。因此玉山社總編魏淑貞與我商量，可否考慮重寫再版？我也覺得有增補改寫再版之必要。但時隔24年，我已髮蒼齒搖，廉頗老矣，不能炒飯。因此特邀請我的學生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的碩士陳孟絹來協同編纂。 孟絹心細手勤，任勞敬業。讓原版只書寫31人，再版增加為34人，且一冊變成上下兩冊，於2015年再版。我們知道，二二八事件中死難的台灣精英還多不勝舉，遺憾篇幅及時間所限，只能先到此為止。 不過要順便一記，本書再版後，我原版一些較為感性的文字變動改易了，代之而起的是廣羅學界研究的成果於全書，但也因此受到好友許雪姬教授指摘有「抄襲」之嫌，好在這些所謂「抄襲」，都有註明出處來源。 成書之日，又逢「太陽花學運」為台灣前途群起奔命，展現台灣新青年的勇往與智慧，當可告慰於二二八死難精英前輩在天之靈！    

  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的台灣社會菁英中，林茂生與陳炘是當時享譽全島的人。他們在事件中都無任何激越言行，但都因「懷璧其罪」，最後同時蒙難。 林茂生與陳炘，都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林茂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就是知名的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林茂生拿台灣總督府的獎學金出去留學，其博士論文 竟然批判起總督府在台灣的教育。他獲哲學博士後，返台從事教育工作。 陳炘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返台後，糾集台灣本土資金，創辦「大東信託」，是讓日本當局相當眼紅的台灣本土金融業的先驅。 綜觀他們兩人之一生，身為教育家的林茂生，與身為金融家的陳炘，雖然社會角色不同，但是在歷史的大時代裏，他們做為台灣的知識份子，卻又有著極相似的處境與際遇。 林茂生出生於日本領台的前8年，陳炘出生於日本領台的前2年。但他們卻在其心目中的祖國來臨的一年四個月後，同遭不測。所以，終其生命史，他們有著相當長的殖民地經驗。 弔詭的是，在異族統治的殖民地經驗中，儘管他們內心煎熬而隱忍，卻也確立了他們在社會上的菁英地位；詎料，心目中的祖國來臨之後，他們卻死在他們所迎接的「祖國」的槍下！ 我在本書的最後，寫下這樣的結語： 「異族統治者的日本，非他們心中的鍾愛，卻反而成就了他們做為社會菁英的角色；同文同種的中國，是他們期許迎接的祖國，卻反而奪走了他們的生命。或許，他們所不喜愛的，正是他們所熟悉的；而他們所期待與寄望的，卻是他們所陌生的。林茂生和陳炘的一生，是台灣知識份子在橫跨兩個時代之間的悲劇的縮影。這種悲劇的縮影，是否還會再在台灣重現？從歷史回到現實，我們是否能得到什麼啟示？」 我這本書雖然順利通過升等教授的審查，但是有「統」派學者卻很不以為然，非硬把林茂生和陳炘扣上「日本皇民」的帽子不可。林、陳二人果真是效忠日本的皇民乎？我在書中已有論列。倒是由心向大中國、敵視台灣立場的人，來對我們台灣前輩多所置喙，其心態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本《快讀228》可以說是一本二二八事件的短論集，集結我幾十年來談二二八事件的短篇文章，也包括一部分用文學手法對二二八事件的抒懷小文。於2016年2月28日由允晨文化公司出版。彭明敏、陳儀深、陳翠蓮三位教授還為本書寫序。 不過，今天回看這本書，我感覺有點費解，為何允晨的主持人廖志峰先生會接納我出版這本書？我為何費解？因為這本書只印了一千本，出版之後，出版社並不太做宣傳推廣。一千本賣完之後，出版社也不想再刷再版。這是我出版過的書當中，（除了前述的《唐山看台灣》被國立編譯館「變相查禁」之外）最讓出版社冷處理的一本書。所以我說，為何允晨當初會同意出版這本書，我很費解。 當然，這本書今天已經絕版了！

  （原載2007.3.4.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李筱峰專欄＞，略改） 走過基隆海邊，這裡不只有成群驚慌的青年，手腳被用鐵絲貫穿成串，集體槍殺入海，這裡也是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等人遭槍殺後被棄屍的地方！據聞物理博士、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也在這裡遭雙腳綁石槍殺棄入海中！ 走過八堵車站，想起這裡不僅是個殺戮場，站長李丹修等十三人也是在此被抓，一去不回！ 走過南港橋，想起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專賣局專門委員林旭屏、醫師鄭聰遭殺害後都被棄屍在橋下！ 走過淡水河，想起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聽說他被殺害後，棄屍河中（有一說，他被秘密處決於六張犁山區）；又聽說遭憲兵團長張慕陶下令淋汽油燒死的省參議員王添灯，也被棄屍在這裡！ 走過宜蘭頭城的慶元宮前，想起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以及蘇耀邦老師等七名地方人士在這裡被槍殺！ 走過蘇澳白米橋附近，想起這裡是張雲昌老師遇害的所在！ 走過南方澳海邊，想起疼愛台籍學生的外省老師趙桐，也被國民黨軍隊在這裡殺害！ 走過花蓮鳳林，想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醫師，以及兩個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於同一晚無故被捕，當夜三人即被槍斃於鎮郊的公墓，身上衣物被剝洗一空！ 走過屏東市郵局前的三角公園，想起急公好義的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人，在這裡被槍斃示眾。 走過高雄壽山，想起新生報印刷廠廠長林界、醫師范滄榕等人在這裡遭彭孟緝槍殺；走過高雄愛河，想起河旁市府禮堂內正在開會的人士遭軍隊集體掃射。 走過高雄岡山的火車平交道旁，想起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在受盡酷刑（耳、鼻都被割掉）之後被槍斃於此。他當時勸年輕人勿輕舉妄動，卻仍遭不測！ 走過台南市民生綠園，想起見義勇為的湯德章律師，在這裡被處決，圍觀的民眾飲泣心碎！ 走過嘉義火車站前，想起著名畫家陳澄波、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以及數名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在這裡被槍決示眾！ 還有太多的台灣社會精英，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遇害？陳屍何處？ 例如從哥倫比亞大學回來的台灣本土金融先驅陳炘；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李瑞峰兄弟；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省參議員兼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抗日運動社運家廖進平…等等。 我是否經常走過他們受難之處？我心痛如絞。他們如果能假以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精英足可組一個堅強的內閣。他們無一人造反，卻遭殺害。 想起這些蒙冤受辱的精英，我淚眼朦朧。但是我們不可提，我們一提這些歷史，國民黨的郭素春者流就會罵我們「撕裂族群」；國民黨黨營電視台主播沈春華就會質問我們「是不是要殺光外省人、殺光國民黨？」不過，如果比起吳伯雄，他的二伯父（吳鴻麒，與乃父同卵雙生）遭國民黨殺害，他不僅不曾替二二八家屬伸冤講話，卻還能在國民黨陣營長期當官享俸，我就更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月之後，在上海出版的《時與文》週刊（1947.3.28出刊），裡面有一幅漫畫（如下圖），漫畫的作者張文元，漫畫的題目叫做〈勝利之「果」〉。 這張漫畫，可以說將台灣在戰後面對來自中國的腐敗與侵蝕，「一筆畫破」了！這是導致二二八事件的根本原因。我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第一次看到這幅漫畫時，真是哀喜交加。喜的是，好在這幅漫畫不是台灣本地畫的，否則又要被扣上製造族群對立的帽子；哀的是，台灣的命運，果真如此宿命？台灣這顆新鮮的小蘋果，果真難逃旁邊偌大爛蘋果的爛蟲的蠹蝕？ 這張漫畫的原題〈勝利之『果』〉是站在中國立場的形容，如果站在台灣主體立場來看的話，應該可以取名叫〈「光復」之「果」〉，實在發人深省。  

【說說這本書的故事 】之2 《解讀二二八》 1992年，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擬出版一套「台灣歷史大系」，委請台灣史大師曹永和教授擔任總策劃。希望動員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文學...等領域的學者，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對社會大眾做台灣史全面綜合的介紹。 我應邀書寫的主題是「二二八事件」。全書章節安排依序是：「導論」、「迎接新時代」、「『新總督府』」、「動盪不安的社會」、「文化的隔閡與衝突」、「二二八事件」、「結語」。 成書後，好友劉克襄建議總編輯魏淑貞，將此書取名為《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於1993年3月出版。 自立晚報停業後，本書無法再發行。於是我交由玉山社出版公司再版發行，書名改為《解讀二二八》，於1998年出版。 原來書名叫《島嶼新胎記》時，銷路不佳，我猜想可能有人看到「島嶼」兩字，誤以為是地理的書，或看到「胎記」兩字，誤以為是醫學的書。改名《解讀二二八》之後，正式將「二二八事件」名稱標舉出來，銷路終於打開，但是誹譽也隨之而來。 《解讀二二八》出版約一個月後，我接到企業家許文龍先生（奇美創辦人）來電，約我見面。我剛好家住台南，所以乘返鄉省親之便，就去奇美拜訪他。他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我們一見如故，飲茶暢敘。許董事長還拉小提琴給我聽。我記得他拉了一首「恆春民謠」（又叫「恆春耕農歌」），我說：「這是早期台灣南部的平埔族的歌謠演變出來的。」他聞後頗有喜色。但我心裡急著想知道他請我來到底有何貴事？終於忍不住開口問：「董事長請我來，不知有何指教？」 許文龍笑著說：「你最近寫的《解讀二二八》，足好，裡底所寫的大誌，攏是我看過的，我想欲買幾本來送人。」許文龍僅比家父小兩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已將近20歲。所以經歷過二二八歷史的他，對我的二二八書寫極有共鳴。 我太高興了，連忙說：「董事長，您免買，我送您沒問題，您需要幾本？」 許文龍連忙說：「當然袂（bē）使乎你送，我欲買兩千本。」 我嚇了一跳，問：「您買這濟？」許董事長說：「我欲送乎我的員工，一人一本。做一個台灣人，袂（bē）使不知二二八事件！」 我被眼前這位企業家大大感動！我的感動，不是因為他一句話就讓我一版才印兩千本的書隨即售罄；而是這位企業家，不像一般只顧賺錢的富商，也不只是擅長經營企業而已，他更心存台灣，重視文化、歷史、音樂、藝術....。他的「奇美博物館」也就是在這樣的人生境界中起造的。 許文龍先生買了兩千本之後，讓我的《解讀二二八》隨即進入第二刷。之後，許文龍找我和玉山社負責人魏淑貞商量，請我將此書再精減為節錄版，並授權給奇美文化基金會自行印行，可免費大量送人，我們當然欣然同意。許文龍在節錄本裡面又附錄一篇他自己執筆的〈台灣的歷史〉，可見他對推廣台灣史的用心。 像許文龍先生這樣，還有許許多多位當年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台灣前輩們，對於我的《解讀二二八》的敘述與論述，都頗有共鳴，此處不在贅述。 但是有一些習慣於「黨國意識」的所謂「外省人」，對於我站在台灣主體立場的二二八論述，相當玻璃心，於是辱罵之聲也隨之而來。有一位號稱「藍天聯盟」的武先生，經常在網路上公然侮辱我、誹謗我，罵我是「學術騙子」，說我很會「說謊」，並且罵我「邏輯不通」。但是觀其反駁我的文字，其實與邏輯學（Logic）無關（可見此先生並不知道什麼叫做邏輯學）。而且他擅長用文字陷阱誤導讀者觀眾，我且舉一例來看，我在《解讀二二八》第一章中寫道：「日本的投降，並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這句話的意思當然是說，日本投降的對象是整體盟國，而不是單一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當時是盟國的一份子，當然也是日本投降的對象之ㄧ。但是這位武先生卻在臉書上把我那句「日本的投降，並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改成「日本沒有向中華民國投降」。『不是』變成『沒有』，在語意上相去甚遠。經他這麼一改，再斷章取義把我的後半句「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省去，結果變成「李筱峰說日本沒有向中華民國投降」，我於是變成偽造歷史的「學術騙子」，接著他的臉友們也跟著他群起而攻，什麼「沒有良心」、「無恥」、「誤人子弟」、「台獨騙子怎有資格當教授」…各種辱罵紛紛出籠。老實說，如果真有一個講出「日本沒有向中華民國投降」的李筱峰，我這個真正的李筱峰也要痛罵他一頓。但事實上，那個李筱峰只是他們假想的風車。這群被誤導的「現代夢幻騎士」有誰真正讀過我的書？但是卻可以義正辭嚴的對我這座「台獨風車」發出攻擊。他們對台獨的痛恨，可能因此更為加劇，徒增社會的對立與衝突。 這位武先生習慣把不符合他的「內定結論」的言論扣上「說謊」的帽子，例如，二戰後的台灣社會，失業激增、生活逆退、許多高位被來自中國的「外省人」壟斷…，這是歷史常識。揆諸當年的媒體社論、國內外的新聞報導（包括中國大陸上的新聞、評論），以及後來的許多回憶錄，史料歷歷在目都可以印證，我們的長輩還有多人健在，記憶猶存。但是這位武先生卻引陳儀的官方資料說我「欺騙說謊」。「說錯」和「說謊」意義是不同的，如果明知是A，卻故意說成B，那才是說謊；如果是因為史料根據的錯誤或不足，結果將A誤成B，那是說錯，並無造假的動機，就不是說謊。武先生如果他真能糾正我的錯誤，我應聞過則喜，感謝他，但是他在指摘我「錯誤」的同時，卻一定要扣上「說謊」、「學術騙子」的大帽，以增加其「騎士道」的道德光環。 還有一位「藍天聯盟」的成員更好笑：有一次在陳儀深教授的《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的新書發表會上，前述的武先生帶著一群「藍天聯盟」的人到場叫鬧掀桌，其中一人認出我，對著我大吼：「你是李筱峰，你的書全書謊言！」我反問他：「你有讀嗎？怎知全書謊言？」 他回說：「全書謊言，我何必讀！」。 原來這是他的「邏輯」，這讓我想起「思想方法論」常舉的一個例子：一對兄弟爭吃蛋糕。哥哥拿大塊，留小塊給弟弟。弟弟不服，問哥哥為何拿大塊？哥哥回答「因為我比較聰明，所以吃大塊」，弟弟問，「如何證明你比較聰明？」哥哥回答：「因為我拿大塊。」 二二八事件的長期禁忌，經過台灣民主化之後，已開始被打破，許多當時人的回憶錄、口述歷史也大量公開，許多精闢嚴謹的著作也紛紛出版。於是一些擺脫不掉「黨國情結」的人開始寢食難安，他們於是開始設法要加以翻案反駁，說那些被屠殺（他們當然不會使用「屠殺」兩字）的人都是「暴民」、「日本皇民」，都是罪有應得。更好笑的是，還有黨國學者更把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推給已經離開台灣一年半的日本，說二二八事件都是日本離台前的陰謀、預謀。面對這些「有理講不清」的歪理，其實不用費太多唇舌，只要問：既然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日本皇民」、「暴民」造成的，那麼為何須要長期隱瞞列為禁忌？是要替「日本」、「日本皇民」、「暴民」掩蓋罪惡的歷史嗎？ 最可悲的，近幾年來還有一位自命「外交老兵」退休的台籍人士潘先生，常常發文來「反駁」我，他說二二八發生時他6歲，住在台南郊外，看到外省人遭本省「暴民」毆打，因此就留下了「暴民」的印象。他退休後就一直致力於要找出「暴民」的證據，經常寫些似是而非的文章，寄給我，也寄給陳翠蓮、薛化元、陳儀深....等等我們這幾位有研究二二八歷史的學者。他說那些被殺的台灣菁英如湯德章、王添灯等人都是因叛亂才被殺，絕對沒有冤殺。從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動機是在替外來統治者圓說，在他的眼中只有「暴民」，看不到暴政。這種先有「內定結論」所寫的歷史，絕對通不過「史德」、「史識」、「史才」的考驗。可悲的是，這位潘先生還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可真不輕！要回答他的論點也是很簡單，一樣只問一句： 既然二二八都是「暴民」、「叛亂者」造成的，中國國民黨過去為何要替「暴民」、「叛亂者」掩蓋歷史那麼久？ 

  七十四年前﹐台灣人民在經過熱烈歡迎所謂「祖國」的狂熱之後﹐從歡欣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終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引來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一批台灣的社會精英﹐在這一場政治整肅當中喪命。如果當年他們能假以一個正常的國度﹐他們之中足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可惜﹐他們卻為病態的中國政治文化做了註腳─「此物成材也﹐不得享天年」。 二二八的陰霾來不及揮袪﹐五○﹑六○年代的「白色恐怖」卻接踵而來。成材的精英﹐依然不得享天年。多少英靈消失﹐多少青春耽誤﹐多少家庭破滅﹐多少幸福斷送…。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高壓的政治致使精英殆盡﹐劫後餘生者也成驚弓之鳥﹐正直者多退隱迴避﹐不再與聞政治﹐於是一些投機政客﹑大商巨賈﹑地方角頭﹑地痞流氓紛紛上場﹐與政權當局掛勾。「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原來﹐黑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故。 七○年代以降﹐民主運動的浪潮衝激著外來統治者﹐然而在民主改革的路途上﹐依然血淚斑斑﹐…不死心的部份台灣人在政治黑夜中企盼黎明的曙光﹐可是有不少人卻已經在統治者的國家機器下接受洗腦﹐習慣統治者的價值標準﹐而忘卻了台灣過去的苦難﹔許多新生的一代﹐在以中國中原為座標的思考下﹐更是對台灣過去的辛酸血淚一無所知﹐無動於衷。 時序進入九○年代﹐台灣有了民主轉型的契機﹐起碼的自由人權已經有了成果﹐可是基本的公義是非卻仍混沌不清。台灣現在還矗立一座獨裁者（二二八屠殺者元兇）的紀念館，為民主國家絕無知僅有之荒誕怪象！ 與其說這個社會沒有「是非觀」﹐毋寧說是沒有「歷史感」。沒有歷史感﹐就沒有心要對歷史負責﹐只在乎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貪圖目前的安逸享樂。 時值二二八紀念日﹐又會聽到有人呼籲我們要「走出悲情」。在經過長年的中國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洗腦﹐今天台灣這個社會上還充斥著醉生夢死﹑貪生怕死﹑麻木不仁﹑是非不分的人﹐他們何嘗知道什麼是悲情？228對他們只是一個無聊的數字而已，還有許多人才不在乎前人的辛酸血淚﹐也不知道台灣的苦難歷史﹐他們欠缺的正是悲情﹐如何叫他們走出悲情。 在這個台灣苦難歷史的紀念日﹐我們不但不該走出悲情﹐我們要呼籲年輕人走入悲情﹐體會台灣歷史的辛酸血淚﹑奮進掙扎！ 因為悲情可以讓我們社會激發向上的動力。

崑濱伯過世了！傷心難過！ 想起2012年3月，我與彭明敏教授、吳澧培資政、楊黃美幸姊等人去後壁拜訪崑濱伯。 崑濱伯談到他瞎一隻眼的原因，說：「可能有一次我賣米的時候，多算了人家的錢，天公伯大概在給我處罰！」我聽了很感動，世上有這麼純潔忠厚的人！ 天公伯果真如此嚴苛，那些赤藍政客、中共霸權者，不早就瞎光光了！  

  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苯、甲苯、乙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癌、肺癌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圖／作者提供   近百年前，「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林秋梧等諸多志士們早就呼籲台灣同胞不要迷信、勿燒冥紙。至今，紙錢灰煙依然飛揚，尤其過年過節更甚！ 常聽到那些為維護來自中國的封建民間信仰的人說，汽機車排出的廢氣，比焚燒的紙錢還嚴重，怎麼不去反對汽機車？ 汽機車是生活無法避免的（而且我們也在極力改善），但是用真錢換假錢，再把他燒掉，這種蠢事是生活必須的嗎？ 明知汽機車已夠污染，卻還要燒紙錢來添增污染，不知反省卻還振振有詞回護！ 話說回來，燒紙錢不嚴重嗎？ 每年燒掉28萬噸冥紙浪費130億元 台灣每年燒掉約28萬噸的冥紙，浪費新台幣約130億元。每年燒掉的紙錢，至少排放18萬噸二氧化碳，需要15,000,000棵喬木，一整年才能吸收完畢，其危害更勝於汽、機車廢氣。紙錢燃燒之後所產生的廢氣，釋放出許多一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苯、甲苯、乙苯、戴奧辛，與其他不完全燃燒之碳氫化合物等，很容易引發皮膚癌、腦腫瘤及鼻咽癌、肺癌等，對人體健康產生嚴重的危害！（以上資料來源：台灣環境資訊協會TEIA ；〈追求心靈喜樂 宗教及環團籲少焚香燒紙錢〉，中央社，2008.5.30） 宮廟文化的提倡者也許又會說，以上數字是十幾年前的資料。沒錯，近年應該有改善，但我們不該以此為滿足。放眼下去，燒紙錢的現象依然到處可見。 宮廟信徒又有人罵我迫害宗教自由。怪哉！我又不是掌權者，我如何迫害宗教自由？你要信關公、媽祖、王爺、太子爺，你要拜樹木、石頭、呼神（蒼蠅）、蟑螂...，我都沒意見。但是你們要燒紙錢為害我們的健康，我以受害人身分，嚴正抗議！ 以前部分原住民族為了祭祖而有出草獵人頭的宗教習俗，現在早已禁止，這是迫害宗教自由嗎？宗教自由可以殺人嗎？ 獵人頭是快速殺人，長年燒冥紙害人健康是慢性殺人！都不是宗教自由。 近百年前，「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林秋梧等諸多志士們早就呼籲台灣同胞不要迷信、勿燒冥紙。至今，紙錢灰煙依然飛揚，尤其過年過節更甚！圖／作者提供

趙少康想要回中國國民黨了！當年他退黨另組「新黨」，是因為他不能忍受李登輝讓國民黨本土化；現在他可以回國民黨了，因為國民黨不再本土化了，外來優越意識又復辟了！ 但是趙少康要恢復的國民黨，也不是反共的老國民黨，而是國共合流的中國新黨。 趙少康談到「兩岸關係」時說：「喊一聲兄弟，保百歲平安」，說得一派輕鬆。 宣布將爭取國民黨提名參選總統的中廣董事長趙少康。（中廣提供）     我在二、三十年前早就說了，台海雙邊可以建立「經濟互惠、文化交流，但政治各自獨立」的「兄弟之邦」。但是，我們這樣的善意，甭說中共不要，連趙少康也不要。 那麼趙少康喊的「兄弟」，是什麼兄弟？就是台灣臣服在中國主權之下的「兄弟」！那還叫兄弟嗎？ 趙少康宣佈要選總統，並指控民進黨如今一黨獨大，且越來越囂張，政治情勢讓他感到擔憂。 怪矣哉！當年蔣家國民黨一黨專政，包山包海，可以抓人、關人、殺人，他不但不擔憂，還效忠旗下，自學生時代就站在民主運動的對立面，幫忙蔣家法西斯政權打壓民主運動。如今民進黨是民選的執政黨，他卻反而很擔憂！ 趙少康還說要消滅義和團，這更好笑了！自學生時代至今，一路走來他都站在反民主、反改革、反潮流的一邊，本身就是義和團，還要消滅義和團？ 清末當年的義和團的錯誤，不在於他們不怕槍砲的「英勇」氣概，而在於他們的頑固守舊、無法面對時代潮流。他們是一群被「既得利益者」所利用的「既得觀念者」。 台灣在九○年代起，有了進一步的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轉型過程，使得過去在蔣政權時代佔盡優勢的「既得利益者」與「既得觀念者」，開始適應不良，於是形成「頑固勢力的總動員」（借用蔣廷黻形容義和團的話）。從不能適應變法維新的角度看，他們才比較像義和團。 日前，趙少康的「兄弟」中共國台辦馬曉光，也和趙少康的口徑一樣，認為兩岸緊張都是民進黨的錯，蔡英文應該放棄台獨。 我建議小英總統可以這樣回應：我沒有主張台獨，倒是中共應該放棄專制極權！因為專制極權與民主政治無法「統一」？到底是民主自由錯，還是專制極權錯？請中共國台辦和趙少康講清楚！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牛比許多人還有靈性、還有情感。資料照片，香港《蘋果日報》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之一 歲次牛年，想起荷蘭時代從印度進口121頭牛。因此也有印度人來到台灣，在今天台南安平到喜樹、灣裡一帶（當年的一鯤鯓到七鯤鯓一帶），那裡正是我外婆的故鄉。怪不得我被林媽利醫師抽血化驗的結果，發現我有印度的血統。 我的血統很複雜，除了印度血統之外，還有閩南、客家、平埔族……，是標準「雜種」。根據藍營政黨及藍民的國家觀念是以血緣思考，那麼我的國家認同不就要混亂打結了嗎？ 之二 很多人瞧不起牛，像「對牛彈琴」這句成語就是一例。 我看過一個影片，兩個樂師在牧場對著遠處的牛吹喇叭，結果牛隻們紛紛走近來聆聽。 人類驅使牛、奴役牛、吃他們的肉，還要取笑他們！ 其實牛比許多人還有靈性、還有情感。 牛要被殺之前，都會流眼淚。不像很多台灣人面臨極權暴政的威脅，仍毫無感覺，不知死活！有的還向極權暴政頻送秋波，甚至還拿極權暴政來恐嚇台灣。牛會這樣嗎？ 我喜愛牛，厭惡那些仗勢欺人、替極權暴政搖旗吶喊的投機政客與奴才！ 之三 台灣俗諺說「牛牽去北京嘛是牛」，這是以牛來比喻一個人的魯鈍如牛，到哪裡都是魯鈍不敏。我還是要替牛打抱不平！牛真的魯鈍不靈嗎？我在前述已有辯說。 至於用北京來比喻，言下之意，是要和「魯鈍不敏的牛」做對比，表示北京是文明之地。這我也要質疑了！現在中國專制政權的中心就在北京，中國對人民的全面控制，對人權的蹂躪，對香港、「新疆」維吾爾、「西藏」的高壓迫害，對台灣的武力威脅……，都是來自北京的中共政權，一點也不文明！ 北京當局的殘暴霸權，會比溫馴靈敏的牛可愛嗎？ 之四 學生問我，牛年有何心願？我引魯迅詩，答曰：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最後順祝大家── 新春愉快平安！ 台灣民主永續發展！ 也期待中國早日民主化， 台、中兩國共存共榮（我做夢？）

論者表示，紙錢是「陰間貨幣」，其實是陽間華人嗜錢好財的觀念投射。華人的人生哲學充滿著太多錢財慾望，過年表現得更露骨。示意圖。資料照片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過年快到了，我又開始害怕要吸很多紙錢的灰煙、要接受鞭炮的噪音了！『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林秋梧們已經呼籲快100年了，這些破壞環境的陋習，台灣人還是改不過來！過年不燒冥紙、金紙，會比較好過！」 「李教授，你老是勸人家過年不要燒金紙、冥紙。過年燒個紙錢保平安啊！有燒有保庇啊！」 「這可以檢驗比較。有燒紙錢（含燒香）的，和沒有燒紙錢沒有燒香的，剛好是『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對比，看看沒有燒的，是不是比較不平安？」 「我不懂什麼實驗組、控制組。」 「你可以觀察那些沒有燒紙錢沒有燒香的人，像基督徒、回教徒、正宗佛教徒，或是其他不燒的人，看看他們是不是特別容易生病，或特別容易遇到災難？有嗎？」 「我才懶得管他們那麼多！」 「可是你燒紙錢，污染空氣，破壞環境，會影響別人健康，害人不平安！已經管人家很多了！」 前面的對話，談的紙錢是「陰間貨幣」，其實是陽間華人嗜錢好財的觀念投射。華人的人生哲學充滿著太多錢財慾望，過年表現得更露骨。過年一到，逢人就要「恭喜發財」！我們看西方人過年是祝賀人家「Happy new year」，絕對不會說「Good luck making a lot of money」。現在牛年到了，就稱「金牛」。 如果我是牛，我一定很不是滋味，我當牛，非我所願，被人類奴役驅使，被殺成他們大快朵頤的料理，現在他們遇到牛年，愛錢還要給我貼個「金」字。聽說有人脾氣不佳，還要拿我們來形容為「牛脾氣」！ 看到華人如此嗜財好利，我真想發牛脾氣了！

這次趙少康說要消滅「義和團」，讓我想起25年前寫過的這篇文章，竟然不失時效，剛好可以拿來回答趙少康。特重貼於下： 【「現代義和團」罵人「義和團」】 (原載1996.3.20台灣時報) 在一個正常、健康的國家裏，一旦臨外敵的威脅時，為政者通常都會鼓勵人民堅強奮鬥、團結打拚才對。可是，此次中國藉演習之名對台灣進行武力威脅之際，台灣内部一羣過去發誓要「消滅共匪」的人，竟然公開出來對所有表示要團結抗敵的人潑冷水。某總統候選人更利用部分民心怕戰的心理，在電視上作廣告，散佈失敗主義，明示台灣經不起一打，要大家選他才能避免戰爭。在這些「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言行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辱罵這些主張獨立建國、團結奮鬥的人是「義和團」。 用歷史人物來比擬今人，並非不可，但必須要有若合符節的模式，比擬起來才不致引喻失義。前述「義和團」的比喻，正是一個毫無歷史知識的不適當類比。試從原本的歷史内容中，來了解「義和團」的意義： 清未自推展近代化洋務運動以後，西方的器物、宗教等，大量進入中國，引起守舊分子的適應不良，打著「扶清滅洋」的「義和拳」(又名「義和團」)便是這種適應不良者的典型代表。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推動變法維新，歴時僅百日，就引起朝廷中以慈禧太后、榮祿等極右派的「既得利益者」的反撲，爆發戊戌政變，維新變法的力量被翦除後，朝廷中這股極右派的守舊勢力，結合了民間守舊（既得觀念者）的「義和團」，在毫無國際法常識的情況下，胡鬧瞎搞。誠如近代史學者蔣廷黻所說：「頑固的士大夫及頑固的愛國志士都與義和團打成一片，精誠團結去滅洋⋯」蔣廷黻形容這種朝野守舊勢力的結合是「頑固勢力的總動員」。 義和團的錯誤，不在於他們不怕槍炮的「英勇」氣概，而在於他們的頑固守舊、無法面對時代潮流。他們是一群被「既得利益者」所利用的「既得觀念者」。 台灣在經過漫長而艱辛的民主運動與獨立運動的過程之後，終於在1987年解除戒嚴。九〇年代起，更有了進一步的民主化與本土化。在這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轉型過程中，過去在蔣政權時代佔盡優勢的「既得利益者」，以及聽慣蔣氏威權九百句型的「既得觀念者」，開始適應不良，有的人開始懷念戒嚴時代的表面安定；有的人雖不好意思公開反對民主，但只好指責今天亂象叢生乃是因為背離「總理」、「蔣公」所致，於是他們另立什麼「新黨」、「新同盟會」等團體，以示繼承舊國民黨的「正統」，試圖挽回即將消逝的過去。他們甚至拉攏學校裏面一些聽慣過去國民黨九百句型的純潔青年學生（既得觀念者），來替他們搖旗吶喊。這幾年，每逢選舉，這些過去的「既得利益者」和「既得觀念者」，一大羣人拿著黃旗在街上呼嘯而過，往往讓我想起蔣廷黻的那句話―「頑固勢力的總動員」。從不能適應變法維新的角度看，他們這羣黃旗大隊才真的比較像義和團。 猶記得總統選舉辦法正在爭論的時候，有一些黄旗大隊中的大老們就說：「總統公民直選，等於台灣人公民投票，將來很可能有偏差。」、「總統民選對本省人有利，對外省人不利。」；郝柏村也說：「國民黨如果台灣化，國民黨就亡了。」這些言談，讓我想起清末滿洲權貴痛罵康梁等維新人士說：「改革為漢人之利，滿人之害。」、「康有為的保國會，只保中國，不保大清。」頑固分子，古今輝映，竟有「異曲同功」之妙！

台灣人還是好好了解現代民主國家的意義，不必太在乎姓氏。圖為李筱峰。資料照片 李筱峰／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最近台灣「百大姓氏」排名公布了，從陳、林、黃、張、李、王、吳……，排了100個順位。許多人興致勃勃想查看自己的姓排在第幾大，但我對我的李姓排在第幾大，毫無興趣。 我姓「李」只是因為我爸爸姓李、我的爸爸的爸爸、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他們都姓「李」，但是並非我的祖先都姓李啊！我外公姓「林」、外婆姓「葉」……。我的五代內的祖先（父系、母系都算）共計有62人，其中我追查得出名字的有32人，這32名祖先當中，除了姓「李」之外，還有姓林、葉、董、楊、黃、吳、蔡、柯、謝、周、王等，那些查不到名字的祖先可能還有其他的姓，他／她們都是我的血脈所承自的祖先。 了解現代民主國家意義 台灣受漢文化影響，很重視宗祠、姓氏，這種傳統祖先概念其實只強調父系祖先。我以前也掉入這種「男性中心父權社會」的祖先觀，因此，動不動就說我們「李家」如何如何。現在平心自省，我如果只在乎「我們李家如何如何」，也許對姓李的祖先很「慎終追遠」，但是對其他母系祖先（其他姓林、葉、董、楊、黃、吳、蔡、柯、謝、周、王的祖先）就太「數典忘祖」了！ 再者，這些眾祖先的姓，有許多不一定是真正的本姓。從台灣史料以及醫學遺傳研究來了解，台灣人的祖先多的是南島民族。林媽利教授的研究就指出，85%的台灣人都帶有台灣原住民的基因，我也經由林教授的抽血化驗得知有平埔族血統。台灣南島民族本來多採「父子連名」，沒有家族姓氏，漢化後才開始接受漢姓。 特別是乾隆23年（1758年），以「漢姓」來賜給平埔族。許多平埔族開始接受皇帝賜姓，這些姓包括有：潘、蠻、陳、劉、李、王、戴、林、黃、錢、江、廖、錢、張、斛、穆、莊、鄂、來、印、力、利、鍾、蕭、爐、楊、朱、趙、孫、金、賴、羅、東、余、巫、莫、文、米、葉、衛、吳、黎、兵、蟹……。所以，當你發現整個村子都姓「謝」，還真以為他們都是謝安的後代嗎？ 中國國民黨來了之後，也讓許多高山族系統的南島民族改漢姓。莫那魯道的後代變成姓「張」了，莫那魯道還被稱為「張公」；被國民黨處決的泰雅族領袖樂信瓦旦，變成「林瑞昌」；同案被處決的阿里山鄒族領袖高一生、湯守仁，亦是如此。難道他們還要到「張氏、林氏、高氏、湯氏」宗祠去慎終追遠嗎？ 台灣人還是好好了解現代民主國家的意義，不必太在乎這些姓氏。

  任何一個受過正常教育的人，都應該具備有基本的民主自由人權的觀念，也應該有對其所處社會的認知與感情，尤其要具備對其所處社會的歷史知識。教育系的使命，應該是在培養這樣的國民。圖／作者提供，維基百科，民報合成   前言 50年前（1971），我考進政大教育系。大三時，因為發表文章批判黨國教育，遭這個「黨校」勒令退學。 數年前，這群教育系同學在Line中組了一個群組，也邀我加入。但是後來看到他們經常貼出一堆反民主、反本土的藍腦言論，我恥與為伍，退出群組。 聽說，該群組最近出現一張以「潘金蓮餵毒武大郎」的圖畫來諷刺蔡政府的美豬進口政策，不僅尖酸苛薄之至，而且根本轉移論點，惡意中傷。更可悲的是，還有一群人跟著附和起哄。讓我想起，我現在正在進行的回憶錄《小瘋人生》當中，有一段對當年這群教育系同學（當然不是全部）的回憶。我先節錄其中兩段在這裡，讓讀友了解這群「欠教育」的教育系同學，她（他）們後來幾乎都在「教育」我們台灣的子弟，思之悚然！ 欠教育的教育系 ...〔前略〕我前面說到班上的女同學絕大部分都講所謂「國語」，當然這是國民黨長期語言歧視的教育所致。許多人打從心底就歧視台灣本地母語，連所謂「本省」同學也是自我歧視自己母語，對自己母語有著深深的自卑感。 有一次，我聽到班上兩位同為客家人的女同學在聊天，盡是以所謂「國語」交談，沒有半句客家話。我忍不主問她們為何不講自己的母語，她們竟然笑著回答我說：「我不會講呀！」。我心直口快回應：「不會講為什麼這麼高興？」我的反應或許太冒昧唐突，但是我實在無法忍受流失自己的母語竟然還那麼自在。妳們讀的是教育系哪！教育的重要使命之ㄧ，不就是在文化的傳承與創建嗎？語言不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嗎？ 再舉一個現象看出她們對自己文化的鄙視。當時許多大學生常常偷偷開舞會（1971年2月18日教育部下令禁止學生參加校外團體活動，及校際聯合組織與活動，所以舞會是禁止的）。我雖不曾參加舞會，但是我問過那些經常參加舞會的女同學，舞會中放的音樂是哪種音樂？會不會放台灣歌曲？她們回答我說：「我們都放西洋歌，台語歌不適合舞會。」怪哉！為何舞會中的配樂不能用自己的歌曲，非得全部播放西洋音樂不可？你們要跳恰恰、探戈、倫巴、吉魯巴，或華爾滋，台灣歌曲中都有，誰說只能播西洋歌曲才能跳？在她們心目中，以自己語言唱出的台灣歌曲是低俗的。 說也奇怪，她們跳舞時，是全套的西洋式舞會，但是對於民主政治，他們卻以「國情不同」來拒絕。當我在班上公開痛批「黨化教育」、大談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解除報禁、開放黨禁等等民主政治的訴求時，她們就會替統治者國民黨幫腔，說「我們國情不同，不適合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當年，每次聽到這套國民黨「配給」她們的「黨義」時，我只能苦笑。原生地在中國長江或西江水系的草魚、鰱魚，都可以在台灣繁殖成功，西方民主政治，豈有不能在海洋文化深厚的台灣實行的道理？再看看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的日本，戰後怎麼可以實施民主政治？但是女同學們聽不進我這些話。她們不知道，西方除了有民主政治，也有專制政治，像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治不也是西方的嗎？早期極權哲學的創作者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近代極權主義的祖師爺黑格爾，或馬克思，不都是西方的嗎？於是我只好以其句型回應她們：「既然國情不同，我們也不適合實行外國的專制政治。」她們仍一臉茫然，我乾脆就近取譬，以幾位喜歡跳舞的女同學為例，問：「既然國情不同，不能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為何可以開西方式的舞會？」當然她們的回答又是一套「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說辭，什麼舞會和政治不同，不能類比云云。 對於這類同學的反應，我相當熟悉，因為在初中以前，我不也是這樣的心態與觀念嗎？我過去不也是國民黨制式教育下的「法西斯狂徒」，有著一套國民黨黨化教育下的「巴夫洛夫式」的「古典制約反應」(classical conditioned response) 嗎？只是，這批循著「標準本」教科書進入大學的一票女同學們，來到教育系已經開始修習「心理學」、「教育心理學」了，卻無能力發現自己長期被政治環境制約（conditioned）的狀況。 教育系學生對於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常識都不具備，只知道效忠專制政權，將來進入教育界如何培養民主公民？如此「逃避自由」的心態，只是淪為一黨專政下的政治工具而已。 回到先前的議題，一個正常的公民，除了要有民主自由的理念之外，還要有對自己土地、文化的認同。想去拿美國公民證的人一定知道，要成為美國公民，不論哪一行業的專家，必須先通過美國歷史常識測驗。因為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歷史知識的建構，是讓該國家或社會的人民自我認同的最起碼基礎。然而我們當時教育系的學生，不知道誰是蔣渭水、誰是林獻堂的人，比比皆是，這就好像美國人不知道誰是華盛頓、誰是傑佛遜一樣奇怪；在教育系，不知道誰是賴和、誰是楊逵的人，也比比皆是，這就好像美國人不知道誰是Emily Dickinson（愛蜜麗‧狄更森），誰是Edgar Allan Poe（愛倫坡），誰是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史杜伊夫人）誰是Hemingway（海明威）、誰是Mark Twain（馬克吐溫）一樣好笑。 任何一個受過正常教育的人，都應該具備有對其所處社會的認知與感情，尤其要具備對其所處社會的歷史知識。但是當時教育系的大部分師生給我的感覺是，他們不僅普遍對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無感，也對台灣本土的歷史文化無知。教育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說過「Most ignorance is vincible ignorance. We don't know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know.」意思是「大部分的無知，都是可以克服的。我們之所以無知，是因為我們不想去知。」 無知、不想去知，也就罷了，她們之中還會說「李筱峰你太偏激了」、「李筱峰你思想有問題」。每次聽到他們這樣說我，我總是啼笑皆非，我的言談只是民主政治的ABC而已，這些專制政權的擁護者卻大驚小怪！就好像一隻長久被關在鳥籠裡的鳥，看著在天空自由飛翔的鳥說：「天空的秩序都被你搞亂了！」我不期然想起智利的導演作家Alejandro Jodorowski說過的一句話：「Birds born in a cage think flying is an illness（在鳥籠裡出生的鳥，認為飛翔是一種病。）」對於這種指控，引發我後來發表〈論「思想有問題」及其語意分析〉。 進入教育界依然欠教育 三十幾年後（2007.11月）玉山社出版公司從我過去的政論文章中加以選編，出版了一本我的政論選集─《我的覺醒》。我將拙著寄送給許多親友，包括昔日政大教育系的同窗同學。幾天後，一位「翟」姓的女同學將我的書退回來，並在我原信封上寫了一句話─「理念不同，以後這種書不要再寄來」。這位女同學的敵視態度，倒沒啥大不了，可歎的是，她是一位國中校長，是影響台灣學子的重要角色，這不禁使我感到一陣悲涼！已經畢業三十多年了，台灣也早已民主化了，這位已經當了校長的同學，怎麼還停格在黨國威權時代？我真想問她，我的理念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人道、慈悲、平等，妳說與我理念不同，那麼妳的理念是什麼？妳用什麼理念教育學生？ 數年前我們政大教育系的同學舉辦同學會，會中遇到一位當年經常和我辯論民主政治的女同學，我半開玩笑對她說：「二十多年前我們在學校時，你經常與我辯論，到如今我贏了。」 當年我提出的所有民主改革的見解，無一不被她們反對，如今則一一實現。所謂「國情不同」的渾話，早已破解。歷史的發展，證明她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然而，她們之中顯然還有人無法從自己三十幾年來的錯誤歷史得到反省。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進一步要追求自己的主體地位，然而我的舊同窗還在繼續抵擋，她們心中的抵禦（defense）的心理自衛機制（mechanism）依然在發作。聽到理念不同的言論，就拒絕面對。從當年的效忠專制政權、拒絕民主化，到今天的拒絕本土化，其心態毫無改變。可堪憂慮的是，這種閉鎖式心靈(closed mindedness )的人，卻是負責教育我們下一代的國中校長、教師。 以上諸多微詞，好像只針對我當年教育系班上的女同學而發，其實男同學當中也有令人不敢領教的。有一位大二時從中文系轉來教育系的張姓男同學，畢業數年後在屏東縣當了某國中校長。有一次同學會中，他大罵民進黨政府「專制、獨裁、壓霸」，理由是民進黨籍的屏東縣長對他進行政治迫害。我問他如何受政治迫害？原來是縣長不該將他調職到他不中意的學校。這樣就是政治迫害？奇怪呢！白色恐怖時代，有許多校長被處決、被下獄，他都沒有感覺是政治迫害。例如1949年7月發生在澎湖的「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案」，最後張敏之校長、鄒鑑校長，以及其他數位年僅19歲的學生都被槍斃，這位張姓同學都沒感覺那是政治迫害，他被調職就是政治迫害！吾不知何以觀之！負責教育台灣下一代子弟的教育界，充斥著這麼多欠教育的人！ 當年作者在政大時提出的所有民主改革的見解，如今皆一一實現。圖／HC CHEN

【笨蛋】 「笨蛋，國民黨，你們不知道進口美豬是國際貿易互惠的考慮嗎？」 「笨蛋，我們當然知道。」 「笨蛋，既然知道，你們在鬧什麼？」 「笨蛋，我們在鬧什麼你怎麼不知道？」 「笨蛋，小英政府進口美豬，和你們馬政府當年進口美牛，不是一樣道理嗎？小英政府實行你們當年的政策，你們應該高興才對啊！笨蛋！」 「笨蛋，我們要高興什麼？我一高興不就肯定小英的政策了嗎？」 「笨蛋，你們反對小英的政策，不就承認你們當年進口美牛是錯誤的嗎？」 「笨蛋，小英在眼前，反對要即時，這是在野黨策略，你不知道嗎？」 「笨蛋，你們這樣鬧，會被老百姓看穿，你們不知道嗎？」 「笨蛋，我們又不是要鬧給台灣百姓看的。」 「笨蛋，你們不是鬧給台灣人民看，那給誰看？」 「笨蛋，我們是鬧給我們的主人看的！你不知道嗎？笨蛋！」  

中國自二○一七年十九大後，開始抵制「西方節日」，嚴禁民眾慶祝聖誕節，試圖排除西方宗教。近年中國許多小學每逢十二月就開始宣傳「勿忘八國聯軍之恥」、「向洋節說『不』，從我做起，傳承文明，過中國節」，呼籲學生「只過毛誕，不過聖誕」。毛誕就是中共開國主席毛澤東的生日（剛好在耶誕翌日）。這位世界居冠的殺人魔王已經死那麼久了，中國人對他的生日還念念不忘；蔣介石也名列殺人魔王之列，但沒有毛殺得多，他的生日，除了國民黨之外，台灣人已經無人理會了！當然，毛澤東現在還被抬出來，那是習皇想以他做為靠行看板，以示繼承毛主席地位。這對過慣專制生活的中國人有效，但在民主的台灣就會被當笑話。現在台灣的國民黨，也無人敢拿老蔣來招搖了，那不是拿「石」頭（蔣介石的石）砸自己腳嗎？ 24日播出的「明星大偵探」，耶誕樹、耶誕花環都被霧化處理。（截自芒果TV影片）     中共不僅禁「西方洋節」，也禁止教師在課堂上宣揚「西方的三權分立邪說」。中共以為只有民主政治是西方的，他們不知道其實專制極權的主張在西方更有悠久的傳統。早期極權哲學的創作者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近代極權主義的祖師爺黑格爾，或馬克思，不都是西方的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專制極權政治不也是西方的嗎？共產主義思想的大本營，不也是在西方嗎？中共反對西方的民主政治，為何實行西方的專制極權和共產主義？ 這次黎智英被逮捕的理由之一是「叛國」，事證是「勾結外國勢力」。這理由至為可笑！若論「勾結外國勢力」，中共最內行，當年靠蘇俄起家建立政權的，不就是中國共產黨嗎？不就是現在要中國小孩過「毛爺爺誕辰」的毛澤東嗎？若黎智英「叛國」，則中共全黨都叛國！ 中共那麼反「洋教」、反西方民主政治，當然是基於狂熱的中國民族主義。諷刺的是，中國一天到晚吹噓中華民族主義，不容許台灣有自己的國家，但他的人民卻一直往外跑，去當外國人。中國現在是世界第三大輸出移民的國家，他們有一千多萬人離開中國去當外國人。嘴巴愛中國，雙腳卻跑美國、日本、加拿大。習近平全家都當外國人去！ 請把你們一千多萬去當外國人的人叫回來，請留住你們的官二代、富二代繼續當中國人，再來反台獨吧！ （作者為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今天和好友賴進林去看彭明敏教授。 我們在聊天中談到中國的政治文化，彭教授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永遠不懂得道歉的政府。」

這個掏空台灣的經濟要犯的名單，都是哪個黨的？ 但是從馬英九、江啓臣...到所有藍色選民，不論給他們看什麼論據，他們的結論永遠是：民進黨貪腐！ 真是「秀才遇K丁，有理講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