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好棒棒？

5400萬失業大軍走向何方

中國政府改革開放發展研究會成員，曾多次為國家經濟決策做調查計劃的中共智囊人物王明遠，最近發表了根據國內研究者調查以及自己的推論說，中國的青壯年失業者已經達到了5400萬人的規模，中國正面臨著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就職冰河期。

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是習近平體制下的“動態清零政策”，而且中國經濟今後會走向何方成了完全看不見出口的漆黑隧道，這也可以說，是經濟文盲的習近平在不斷重走文革式老路，讓中國經濟正在逐漸面臨最大的危機。

1949年“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國曾經歷過兩次失業大潮的艱難時期，但像這次如此長期大規模的第三次，應該是毫無懸念地正在刷新中國的歷史記錄。

第一次失業大潮是文革末期至文革結束的1973年至1979年，當時因文革上山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開始從找各種借口陸續回城，到後來雲南知青大規模絕食抗議，導致鄧小平不得不對毛澤東留下的極左政策做了若干修正，知青大規模回城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知青回城風，一下子給城市就業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壓力。據推測，這批人員在全國各地城市大約為1500萬人左右，加上城市居民中本來要就業的新畢業學生和復員軍人等等約500萬人，全體就業者規模為2000萬人左右，超過了當年台灣1700萬的人口數。

2000萬待業人口，相當於城市勞動力的17%，差不多是青年勞動力的3成以上的規模。當時的中共首腦為此使出的解數是鼓勵個體戶和各種形式的集體制民辦企業，以解決單靠國營企業無法吸收的巨大就業沖擊，這一招是非常有效的，在短短兩三年裏，中國經濟在國營，集體，個人三大形態並存下規模不斷擴大，有效地安置了2200萬人的城市就業，也是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民營化自由化非常成功的一例。

第二次失業大潮是1998年至2001年，是因國企改革引發了大量的下崗者（其實是企業人員整理後導致的失業者），這次國企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自1990年代開始，國企普遍存在的低效率並逐漸積累了龐大的赤字，1998年全國國企的赤字率高達55%，全體利潤為負72億元，跌至歷史最低谷。

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打出了一系列挽救方針，比如合並國企，制定企業破產法，梳理國企問題優先度，職工下崗，鼓勵企業實行精簡化和效率化，伴隨著一系列的企業改革，有2600萬的國企員工被下崗，這達到了當時國企全體職工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體企業也有1000萬人以上被精簡下崗，城市的下崗者實際上超過了3600萬人，這個人口數比當時的臺灣人口的1.5倍還要多。全中國城市勞動力總數當時為2億3000萬人的，失業率高達15.6%，但是中國媒體幾乎從不用失業這個詞，而是用待業，下崗，因為失業這個詞長期以來是中國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使用的，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存在失業的，現在還有個新名詞叫“靈活就業人員”，就是死活繞過去不肯承認是失業。

面對第二次失業大潮的困難局面，這次中國政府又打出了一個叫做鼓勵“下海”的招數。所謂“下海”，就是鼓勵國企幹部公務員們也可以放下身段創辦民企，這一招讓民企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最終創造了5000萬人規模的雇傭機會，這不僅成為被下崗的國企員工的一條新的出路，而且還吸收了不少從農村進城打工求致富的農民，廉價勞動力的民工現象由此產生，也奠定了之後中國經濟高度成長的基礎。

中國兩次化險為夷解決了大規模失業者的難題，在國際社會也被認為是20世紀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非常成功的例子。與此同時期，東歐和俄羅斯也在經歷著市場經濟化的過程，但是他們比中國品嘗了更長的徘徊不前和混亂時期的痛苦。也就是說，中國經歷過的2次失業大潮，又都能打開難局的關鍵，都是同一個招數，那就是激活和鼓勵民營經濟。

然而，現在中國面臨的第三次失業大潮問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是中國全面城市化之後第一次碰上的難題，前兩次大多數人都與農業有關，最壞情況大不了很大一批人回農村，起碼還能有田種有口飯吃，可以生存下去。

現在中國城市的就業人口已經暴增到了1978年的6倍，1998年的3倍規模，只要失業率上升一點點，就會造成驚人數量的失業者，並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中國城市的就業人數2021年為4億6773萬人，2022年為4億5931萬人。1962年開始，城市就業人口曾一度呈減少趨勢，到了1970年代失業者為2000萬人、1990年代為3600萬人，而現在是超過5400萬人的規模。

如此龐大的失業人口要如何吸收，將成為中國経済的一道難題。通常失業問題被認為是一個經濟發展周期結束，或者轉換期接縫處必然會產生的現象，中國至今為止的經濟發展暫時已經到了盡頭，現在正處於對現有經濟系統存在的問題進行修復調整，並為下一個發展周期做準備的階段。但是這次能否也像前兩次那樣度過這道難關呢？

首先必須認識到，導致這次大規模失業的一大原因，是武漢病毒疫情蔓延導致的經濟停滯，實際上疫情蔓延後，新的雇傭數量每年在減少，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比疫情本身更嚴重的是習近平的經濟政策，雇傭急劇減少的背景主要是，本來吸引了高學歷者就業的IT行業，不動產業，金融，觀光和教育產業的嚴重停滯。

疫情期間，阿里巴巴，騰訊，美團，百度等民營大企業的解雇率差不多都在9%左右，線上旅行預定的攜程2022年的解雇率高達27.3%，A股上市的57家不動產公司有28家解雇率超出了20%，其中還有解雇率超過70%的不動產公司。上市公司如此慘狀，非上市公司的情況也就不難推測了。

這些企業陷入困境的最大原因，是2020年習近平為了防止不動產泡沫的政策，嚴厲取締IT企業的獨占禁止法，另外還有外交惡化導致的外企撤退，外國人觀光商業規模縮小帶來的各種影響，這些都可以歸結為習近平一直在走“國進民退”的道路，即獎勵國企，民企萎縮。

習近平的経済政策道路在這最近10年，不斷地回到了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這恰恰是與前兩次中國能渡過了失業大潮困境相反的做法。按照政府的運作，占GDP總額僅1%的國企和政府公家機關在過去10年中創造了185萬人的就業崗位，看上去是個不錯的成績，但是民企更創造了636萬人的就業崗位，民企在雇傭市場吸收失業者的能力遠在國企之上。

在農村，政府的新政策還有為新畢業大學生提供雇傭村官的做法，但是農村的總生產規模最多也就是1兆美元，相當於10個華為公司的營銷額，能吸收的高學歷者最多也就在100-200萬人之間。而且隱患問題是，依靠國企和政府部門來擴大雇傭數量，最終很容易又回到體制機構的臃腫，低效率以及財政赤字問題上，回到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狀態。

因此，未來5400萬失業大軍下的中國，也許將動搖的不僅僅是中國未來的經濟，大量失業者危機帶來的說不定是動搖習近平體制巨大的社會洪流，如果真的是那樣，這才是中國快要“好棒棒”的前夜。

東京博士 2023年6月17日

（（照片均為本人攝於10多年前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