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陳紹英先生的冥誕。

陳紹英是誰？請看我13年前這篇舊作：

〈追思陳紹英先生〉

（原載2010.05.02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他經常在早上八點過後不久就打電話給我，每次時間幾乎都很準，有點像固定時間散步的康德、林茂生一樣。我一直沒有問他為何都在這個時間打來，但我確信，他一定認為我是個晚起的人，不忍心太早打攪我，所以他都看準過了八點才給我電話。他這份體貼讓我很感動。

其實我很想告訴他：「歐吉桑，你可以早一點打電話來沒關係，我通常都六點以前就起床了。」但我始終沒有這樣告訴他，因為我知道他打電話的內容其實都一樣，他只不過想找一位和他內心有著相同憂慮的後輩訴訴苦而已。老實說，久而久之，我對他的電話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然而，從今而後，我想讓他「煩」我，再也沒有機會了。上個禮拜，老人家走了！我忽然覺得，我對一位慈祥又充滿正義感與台灣情的老人如此沒耐性，實在太殘酷了。執筆的此刻已過八點，我耳根雖然清靜了，然而眼睛卻逐漸模糊。

在朦朧的淚眼中，我眼前浮現出老人家辛酸艱苦的一生，那不僅是他個人的辛酸歲月，也是台灣苦難歷史的縮影。

他─陳紹英先生，一九二五年出生於三灣的客家農村。十四歲赴日本大阪，在鐵工廠與商業學校之間半工半讀。後轉赴東京，進入專修大學夜間專門部。他愛閱讀，經常在圖書館博覽群書。特別受到尾崎秀實的中國論的影響，對於國民黨、國民政府以及中國政治的封建本質有著進一步的認識。他曾回憶說：「當時我是強烈的漢族主義者，凡事都從中國人的立場思考，不過卻也非常清楚中國的確病得不輕」。他這個認識，使得戰後回到台灣的他，在目睹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之後很難沒有不平之鳴，卻也因此難逃白色恐怖的魔掌。

這位原本想著「應早日完成學業，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的青年，終於被國民黨拘捕入牢。他被控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當然那是欲加之罪。民主自治同盟是謝雪紅於二二八事件之後在香港成立的，一九四九之後遷往北京。五○年代國民黨動輒以參加民主自治同盟來入人於罪。在五○年代裡面，因此遭槍決的就有兩千多人，ㄧ萬多人被判重刑。陳紹英被判處十三年徒刑。

十三年的黑牢，雖然奪走了他寶貴的青春。但是黑牢卻凝結出陳紹英的心路歷程的結晶，寫下了一部珍貴的回憶錄─《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他的原書是以日文出版，在日本獲得迴響，評論家喜安幸夫評論說：「作者是一條執著的心寫完這本書。戰爭中在日本苦學，戰後回到台灣，成為知識份子，而不得不渡過十三年的牢獄生活。作者戰後人生才是台灣今天的原點，由這個原點，台灣的方向性才可以看得清楚。」

在渡過十三年的黑牢之後，陳紹英對台灣的方向有了新的體認。他舉一個難友的例子，來投射他心情的轉變：一個愛社會、愛國家、愛台灣的熱血知識分子，被槍決前留下「我體內留著漢民族的血覺得恥辱」的字條給同志，而魂斷馬場町。

他急著出版中文版的回憶錄，因為「七十歲以下的人對二二八事件及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極不了解」所以他說：「我熱切盼望能為那個黑暗時代遭遇不幸的每個人留下紀錄，來填補台灣戰後史的空白」。

我重讀他的回憶錄，耳邊彷彿又傳來他的電話：「這樣下去不行，台灣人太不了解中國人的政治，年輕人完全不知道過去台灣苦難的歷史，…」

歐吉桑，請你不要再操心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會記住您的叮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