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調查林宅血案曾指出，情治系統不當介入偵辦、誤導方向、阻撓追查與操弄媒體；圖為「林義雄宅血案」調查報告記者會。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一部號稱以一九八〇年的二二八事件，亦即林宅血案為藍本的電影《世紀血案》，新片記者會就因輕浮面對歷史、曲解事件，引發批評。反映台灣脫離中國國民黨黨國流亡殖民統治後，轉型正義文化課題存在的政治汙染。究竟，這些人是以什麼心態拍攝這樣的電影？為何又會有這樣的電影文化？

電影處理政治，反映藝術的力量。即使在威權國家，例如伊朗，也有交織詩意和現實的電影，令人動容。是導演也是詩人的阿巴斯，在台灣也有名聲，他的詩集中譯本《一隻狼在放哨》在台灣出版。最近，賈法．潘納希的《只是一場意外》在台灣上映。這部電影是未經批准下拍攝的。伊朗這個波斯王朝演變的國家，政治讓人憂心，但電影反映了來自文化的希望。

一九九〇年代初，希臘導演安哲羅．普羅斯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以近三小時的片長，描述一位旅美的電影工作者，藉回希臘參加一部影片放映，尋找電影發明前在保加利亞一些失落的拍攝膠捲經歷的故事。電影中，遇到示威遊行，在火車上看到運河上一艘拖板船倒臥的巨大白色列寧頭像。東歐共產國家自由化的時代氛圍和鮮明意象，反映了轉型正義的文化深度。

東歐在二戰後選擇共產體制，但他們的市民意識、文化藝術條件反映在電影具有光彩。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紅》、《藍》、《白》，給台灣的影迷留下深刻印象，映照這些跨入廿一世紀前就經由一次選舉，返回普遍民主國家。

台灣也有一些電影，例如侯孝賢的《悲情城市》、萬仁的《超級大國民》、周美玲的《流麻溝十五號》、徐漢強的《返校》、陳玉勳的《大濛》，觸及戒嚴體制時代的課題。但比起韓國，廣泛經由電影對獨裁政治的凝視：金性洙的《首爾之春》直擊全斗煥軍事政變奪權、張薰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探觸光州事件，略嫌不足。

從政治人物走向電影製作人的姚文智從《流麻溝十五號》起程，正積極投入電影的文化之路。他正以陳澄波、黃土水、翁鬧為主題進行的「台灣文藝三部曲」，心懷壯志。

台灣的影藝在黨國戒嚴體制長期破壞下，表面張力光影並未真正形塑藝術的力量，大多只提供膚淺的娛樂。何以會有《世紀血案》這樣的電影？反映台灣轉型正義的文化不完全，也反映一些電影製作背後心態的不正常，甚至邪惡、卑劣。更嚴重的是，被認為外國力量介入扭曲台灣歷史的惡行。

一九八〇年的林宅血案，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另一個二二八。

二十四小時受情治單位監控的林宅，會發生嬤孫三人遇害而亡，一孫受重傷倖存事件，是黨國體制面對一九七〇年代國家地位出現危機，以及對民主化運動勃興的法外制裁或失控的血腥。對照一九八四年，情治單位指使黑道份子赴美殺害作家江南（劉宜良）事件，是黨國體制壓制民主化發展的血腥印記。電影如何見證歷史？值得深思！

（作者是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