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特稿

民主台灣已經出過三位民選總統，第四位即將在五二○就任。二○○○年與二○○八年，甚至二○一六年這次的政權交接，恐怕每位卸任總統都有不能承認的秘密，一，他們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把八年間交辦的敏感檔案（或影本）帶走？二，他們在總統任內所進行的所有「秘密外交」，是否如實讓繼任者完整了解？

長期觀察政局演進者，心中必然會有明確的答案。每位總統新任者初上任時，都有對前朝重大事件摸不著頭緒的「抱怨」，包括李登輝在內，例如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他以備位身分接任，對於一月十二日叛逃美國的張憲義事件完全被置於事外。

威權時代，有關軍國大事，強人蔣經國連副手都沒讓知道，或許是體制使然，但是一九九六年總統民選之後，陳水扁與馬英九對交接內容都有意見，等他們在主辦交接時，照樣做得讓人有意見。例如陳水扁的《世紀首航》書冊中直陳李登輝政府是「良心移交」、「口頭移交」，此一主觀感受上的重大差距，當時造成前後任總統一陣不爽快。

到了陳水扁交棒時，馬英九的交接小組說得更難聽，公開形容二○○八年移交只是「形式交接」，甚至質疑「陳水扁辦公室裡，到底有多少公文無從得知」。現在到了看馬英九表現的時刻，但是聽到國安會說「一案一頁」，這一頁的完備性如何？恐怕必然要見真章。

總的來說，沒有一位新總統對交接內容滿意，這是台灣的現況經驗，箇中原因，國內缺乏完整法令、制度，是最基礎的門檻，即使完成法制化後，台灣還有很高的台階要跨步，一個是國家元首的格局，二是有品質的從政者共同形成對話與互信的政治文化；以台灣的特殊性，其間還需要靠著一致的國家認同與忠誠來貫串。就這點來說，對照歐美的經驗，台灣更是還有長路要走。

既然大家都有見不得光的部分，除了政治實務上的必然，該如何降低其政治與法律風險，確保大眾多數利益？一方面需要加重對機敏資料的法定保護規定，一方面國安情治系統更要展開必要的防弊作為，就此而言，新總統如何慎選專業且承接性的國安首長，成為其推開總統府之門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