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模糊 我們應該認真對待模糊性，尤其在政治上更是如此。 「政治上講話就是行動！所以柯布林王任何胡扯，我都當真！！！」 「本來就應該要這樣，支持或反對都一樣！」 現在台灣民眾黨看到「重啓服貿」被強烈批評，於是退回去講他們只是討論，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肯定「重啟服貿」會再被批評；否定「重啟服貿」中國會不開心，柯文哲希望同時騙到選票和抖內，他如果不受中國的喜愛，對他而言大概已經至少失去了半壁江山。 在政治上「講話就是行動」，而不是所謂的打打嘴炮而已。政治人物講話，可不是一般人。對一般人而言，有時模糊性是一種美德，但對政治人物，尤其在重大議題，絕對不是這樣。 柯文哲沒有什麼料，他除了說謊以外，另外只有一招：用問題回答問題，再拖人下水。如果問說有什麼核心價值或解決問題的細節，他完全講不出任何東西來。 世界上可能存在模糊的東西嗎？模糊其實就不存在，加雷思·埃文斯曾經證明不存在模糊物體： 1. 命題 A = B 是不確定的。 2.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B 不確定等於 A。 3. 命題 A = A 是確定的。 4. 從這裡我們可以得出結論，A並不是不確定等於A。 5. 根據(2)和(4)，我們可以確定A不等於B。 模糊就是不存在！ 柯文哲種種的行為證明他不是一個科學家：不知道自己的爺爺是怎麼死的，每年都有不同的說法；胡扯自己升等10次才成功，也可以拿來當勵志演講；是否中國要他出來選總統，他永遠都講不清楚；支持或反對服貿，他沒有明確表示；教育政策、同性婚姻、性別平等，一直到兩岸關係，台灣未來的發展，他完全保留一種模糊、想像的空間。 人們似乎對具有精確屬性的物體懷有深深的敬意，任何其他的東西都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 計算機科學當然有所謂的模糊理論，模糊理論確實涉及不確定性，但這不意味它本身模糊或不清晰。這種理論用於處理概念的不確定性和不精確性，其目的是提供一種更直觀的方法來理解和處理現實世界的模糊現象，而這種現象在傳統的二元邏輯系統中往往難以處理。儘管模糊理論涉及不確定性，但其背後的數學和邏輯結構是清晰和確定的。 現實世界沒有那麼複雜，什麼事情的立場都是模糊的政黨或總統候選人是危險的，支持他們好像把選票投一張空白支票，柯文哲和他的黨想要怎麼搞都可以。這樣的支持者不是沒有出過社會太過天真，要不然就是柯布林，沒有正常的思考習慣。

157是什麼？ 看到這個數字，一般大家會聯想到什麼東西呢？ 在日本，157這個數字真的有點聞之色變，學校，公司，商店各團體非常警覺，因為O157幾乎是食物中毒的代名詞，日本各地曾發生過多起學校和商店的集體食物中毒事件。 2011年日本一家烤肉店提供的韓式生牛肉和生牛肝，導致100多人食物中毒5人死亡的嚴重後果，最後在媒體輿論壓力下，為了集中資金對受害人進行優先民事賠償，不得不申請破產，而且公司最高經營者被以業務上過失致死傷罪名受起訴。 不過，在台灣，聽到157這個數字，大多數人的聯想就不一樣了。157代表了一種話術和騙術，而且應該是現在的台灣社會非常得逞的一個奇葩例子。因為這個奇葩用一些諸如科學，教授，台大醫生的頭銜包裝後，受騙的與中老年韓粉不一樣，而是讓很多年輕人誤以為157是科學的化身。 所以我說台灣人除了那些身心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以外者，不是純就是蠢，而以往這種歸納台灣中老年齡“阿北”層的結論，在157面前的你可以發現侵蝕的是台灣的年輕人，這才是對台灣未來最具危險的信號。 中共對台灣不僅有明槍威脅，明槍畢竟吃相難看，而且成本很高，所以更有很多暗箭，台灣最薄弱的就是抵禦暗箭的能力，抵禦之前首先是要識破暗箭。 中共長期通過台灣的代理“人”進行洗腦軟操作，中資滲透半數以上的台媒，“馬桶”執政8年期間的經濟掏空台灣，重啟兩岸服貿論，真的是招招擊中台灣人的軟肋。 然而，中共眼看KMT在台灣大勢已去，KMT不僅僅是歷史上美國捧不起的阿斗，連中共都覺得KMT現在和未來在台灣均已回天無力，沒有什麼大的利用價值了，所以157才是中共最大力度培養和投放台灣的一個典型的病毒。 157在上海話裏念起來就是“要吾吃”，你不吃也會讓你慢慢的乖乖的吞下去的迷魂藥，等你迷迷糊糊了，你就被吃掉了。 2019年的香港人對臺灣人說：“我們只能示範一次”。台灣人常常盲目的起哄跟風“換人做做看”，但是事實上，很多錯誤是不可逆轉的，只有一次的機會。2024年，且記且珍重你的一張選票。 東京博士 2023年6月25日

賴清德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政見，將補助私校大專生學雜費，每年二萬五千元。任何「補助國民」的政策，只要政府財力充裕，通常都是好事，任何人都不該反對。 不意賴桑一提出，馬上有人反對，而反對的理由不是不相干，就是充滿歧視，跟傳說中的哥布林沒有兩樣。 以我比較熟悉的「魔獸世界」來說，哥布林長相醜陋，算是聰明物種， 擅長柯學，哦不，是科技業。 缺點是自大眼紅、貪財自私，卑鄙無恥，為了錢什麼都幹得出來，所以挺討人厭的。看看我聽到的反對補助私大生的理由： 1.他們說：私校太多，要大量淘汰，怎能反而給補助呢？ 搞清楚，賴桑拿這筆錢是要補助學生本身，不是補助學校。學校仍然收一樣的錢，只是政府補助一部分學費，可以減輕學生和家長的負擔。學校存廢，關鍵在招生好壞，招不到學生，就拿不到學雜費，政府的補助也進不到校庫裡頭。 這種反對理由，完全不相干，只因為滿腹牢騷，利不及於己就反對，沒有為人著想之心，與哥布林何異？ 2.他們說：考不上國立，是學生太差，怎能反過來得到補助呢？ 這反對理由，意謂拿國家福利，還得經由考試，考不好的只能靠自己。你們當台灣是封建時代的王國，政府做福利只有貴族得享，平民就沒份嗎？那投票權、參選資格、老人年金的取得，要不要也來考試一下呢？ 求學不是求職，求職是賺錢，依能力和機運而有薪水不同。求學是花錢的，同樣是台灣國民，沒理由考上國立可以享用國家資源，考上私立就不能拿國家補助。你們是哥布林嗎？只准自己享甜頭，不准他人有好處嗎？ 3.他們說考不上國立的人，都不應該讀大學，補助私大生學費是浪費錢？ 這理由充滿歧視性，好像考不上國立的都是廢物，都沒有用，不值得政府投資。如果這說法成立，那輔大、東海、東吳、淡江等私大都應廢掉了。而國民黨連勝文畢業於輔大法律系，柯眾黨黃靜瀅是輔大新聞系，他們當初都不應該讀大學嗎？ 這種國立大學的菁英主義，養出來的就是像柯文哲這種高傲自大，喜歡歧視人的哥布林，完全不了解人人都有「受教權」，人人要互相尊重的道理。這種人應該發配海外孤島，讓他們體會孤立無援的快感。 4.看媒體訪問路人，有一個說私校收費很高，想必資源很多，不應再補助學費。我的媽呀，哪來的哥布林，無知到這種程度，竟然不知私校都自負盈虧，捉襟見肘；哪像國立有政府全力出資，可以揮金如土呢？ 想想，國立學校的電腦都定期換新，要什麼有什麼；私校則用到跑不動才淘汰，任何設備都得斟酌再三才能購置。在台灣，只聽說有私校發不出薪水要關門，可從沒聽過哪一所國立大學因為虧損而熄燈的吧！ 聽到賴清德要補助私大生學費，立刻就大聲反對的，百分之百是哥布林，因為看到一筆大錢用在別人身上，自己沒得分一杯羹，無視本身早已佔盡便宜，就氣噗噗，直說別人沒資格領啦、不應該拿啦、浪費啦、買票啦，完全就是一副貪焚、自私、邪惡、無恥的嘴臉！ 就像同婚法案一樣，任何措施只要對人民有益，而對其它人無害，都是值得推動的。賴清德的好政見，對私大學生有益，對國立生無害，當然沒有反對的理由。 柯不靈和侯草包何不加碼呢？你們反對也好，罵大灑幣也好，只顯示自己無能又失德，沒資格當總統！ 2023.6.24

柯建銘與黃國昌 陳思翰和黃國昌「狗官」的MV 最近成為話題，看到戰友留言寫的10年，真的很感慨。想到當年在立法院黃國昌大聲嗆「柯建銘是流氓」的畫面。柯建銘說他從政二、三十年唯一只怒批黃國昌。 我去過柯建銘的辦公室開會三次，看他聲帶受傷講話的樣子，我一開始對他印象很不好，再加上完全無法在乎其他人的煙癮，開會當中一直在抽煙，覺得這是一個爛人。 資通安全科技中心條例的廢除，我一開始是跟時代力量黃國昌站在同一陣線，這個條例的廢止是當年少數時代力量和民進黨合力完成的事情之一。 後來柯建銘的辦公室有針對資訊安全法找專家學者開會，我有去參加，一樣沒有出席費。我現在能夠體會為什麼沒有出席費，在台灣跟政治有關的學者態度，太多都不是以專家的身分參與政治活動，動機除了熱血之外，很多都是想要在未來佔個位子的政治運動員，而參與政黨政策討論這些是熱身，運動員熱身要拿什麼出席費？ 想想當初人家看我的樣子，那種內心鄙視的狀態，自己都覺得有點尷尬丟臉，難怪那麼多人害怕政治，跟政治保持距離，希望這個情況未來能夠有所改變。 幾次跟柯建銘開會的過程，我覺得這是個務實的人，能夠解決問題的人，也有辦法接受各方的意見。他跟黃國昌是屬於完全不同的政治人物，他想要做事，而且也做了不少事情。 當年新竹市再過幾天就要試辦數位身分證，唐鳳和徐國勇佔據大幅版面，利用官方和主流媒體宣傳數位身分證的種種好處，這件事情看起來是勢不可擋，女王當時已經準備了反數位身分證標語，問有沒有人要到總統府前面去跑一場全馬抗議，修民有報名，總共三個人。 不能隨便就放棄，自己「隱性反骨」的書裡面是這樣告訴讀者，但要如何奮鬥到最後？當時林智堅為什麼要見我們兩個不認識的教授，林宗男再厲害也不可能有這種影響力。 背後就是柯建銘，我們跟他講，想要去見林市長，希望他可以聽一下我們的意見，柯建銘一開始很反彈，他說你們教授只會教訓人，後來好像林宗男講說：為什麼要用和中國相同的晶片系統？他突然恍然大悟，才幫我們安排了見林市長的行程。 柯建銘真的是做了很多事情，我們要還他一個公道，一個人是不是柯布林，要從他的行為和內心來決定，而不是外表。 黃國昌和柯建銘誰才是流氓？ 我毫不懷疑，時間能甄別出優劣的。 ～湖濱散記

「The opinion that art sh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is itself a political attitude.」這句話是寫過《動物農莊》、《一九八四》的著名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名言，意思是說，那些認為藝術應該與政治無關的觀念，其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這句話可以拿來回應那些動不動就叫人不要談政治的人。 今天是喬治．歐威爾的冥誕，他在1903年6月25日出生於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Eric Arthur Blair（今屬印度）的一個底層公務員的家庭，歐威爾自稱出身「下層中產階級」。 他的家境無力讓他就讀貴族學校，1911年歐威爾只能進入一個二流的私立寄宿學校，那所學校威權色彩很濃，鞭子、等級制、規範化、恃強凌弱的學校環境，讓歐威爾自小就對極權主義感到不滿。 歐威爾11歲時（1914），首次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一篇詩作〈醒來吧，英國的小伙子們〉，就展現文學的天份。但是文學不是賣弄辭藻的功夫，而是顯現人生的價值、生命的意義，對弱勢者的關懷。 歐威爾的殖民地經驗（在印度，後來又在緬甸當殖民地警察五年），親眼目睹審判、笞刑、監禁和絞死囚犯，這些經歷讓他體認到人性殘暴的一面，讓他認識到殖民主義的罪惡，讓他寫出了《絞首刑》（1931）與《射象》（1936）等作品。 1917年歐威爾考取獎學金，進入英國著名的中學伊頓公學，但他窮學生的背景使他備受歧視。這樣的感受也令他同情受歧視、受壓迫者。 歐威爾曾過流浪生活，深入社會底層，做過酒店洗碗工、碼頭工人、採摘忽布（一種香料）工人、書店店員、家庭教師。雖然他的貴族口音使他很難被底層社會完全接納，但是他仍深切感受到社會整體對於個人的壓力，普遍的社會不公。他說，「貧困的生活和挫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一方面他又痛恨集權主義，因此孕育了他自認為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後，歐威爾跑去西班牙支援反抗獨裁者佛朗哥的西班牙內戰。這有點像拜倫跑去希臘支援希臘獨立戰爭一樣。不過他不像拜倫最後死在希臘，歐威爾只被敵方狙擊手打穿喉嚨，不得不回國休養。他在撤退到巴塞隆納遭受共和軍追殺的過程，發現權力與支配無所不在，不容許任何個人意志存在的「史達林式極權主義」，使歐威爾更加堅定他的「民主社會主義」。歐威爾說，此後「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歐威爾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1937），揭露了共產國際一些關於西班牙內戰的謊言。 歐威爾一生創作許多文學作品，其中包含各類文學批評、詩歌、小說及諷刺新聞，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傳世之作《動物農莊》（1944）和《一九八四》（1948）。 「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原文：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這是歐威爾在《動物農莊》裡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挖苦的話。 歐威爾以辛辣的筆觸諷刺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社會和追逐權力的獨裁者。歐威爾描繪了極權主義達到頂峰的可怕社會，思想自由是一種死罪，獨立自主的個人被消滅盡淨，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受到嚴密的控制，掌握權力的人以追逐權力為終極目標。他的作品被視為反蘇俄和反共產的無形武器，因此曾在蘇聯、東歐、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共產國家遭到封殺！ 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是在1948年寫的。他說「我並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會到來，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現在1984已經過了近40年了，歐威爾如果再世，看到自由度只有9分的中國，政府監控無處不在，他應該會驚嘆，「我寫的一九八四怎麼還在？！」

  高中時，我曾是小混混。長大後，我卻變成學者，被同學謔稱為「流氓教授」。對黑道人士，我原本就沒有刻板印象。接受學者的訓練後，我對黑道的了解更加深入。 黑道是多個學術領域的研究題目。法學研究把黑道定義為「私秩序」（private order），有別於「公秩序」（public order）。所謂的私秩序指的是「非屬國家權力」的糾紛仲裁機制。 在社會學的研究，黑道的歷史源遠流長，長期存在所有社會。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在多數社會長期存在的組織，必然扮演重要的社會功能。 黑道的主要功能，就是透過私秩序彌補公秩序的不足。換言之，公權力執行越虛弱的領域，黑道勢力就越猖獗。 公權力虛弱有兩個原因：立法有缺陷或執法成本過高。 還是博士生時，我曾經讀過一篇論文，內容有關銀行的跨國運作。在某些國家，銀行只豢養兄弟，但不雇用律師。若有客戶借錢不還，銀行會請兄弟把客戶毒打一頓。對呆帳的催收，黑道暴力比法院訴訟更經濟，也更有效。 台灣已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黑道的生存空間相對狹小。問題是，台灣曾經有過威權統治，尚有許多落後的法律，給予黑道生存的空間。 例如台灣還有所謂的「聖人」法規，禁止人民賭、娼、嫖。問題是，人民有賭、娼、嫖的需求。由於法律的禁止，相關行業只能走入地下。 合法生意會有糾紛；地下經濟的賭、娼、嫖行業也會有糾紛。合法生意的糾紛可透過訴訟解決。地下行業的糾紛不能上法院，只能央請黑道大哥解決。 除了賭、娼、嫖等生意，地產開發是另一個法治落伍的領域。台灣的建築相關行業，如砂石、預拌水泥、都市更新、法拍屋等，也都黑影重重。 公秩序不彰，私秩序就滋長。因為法治的落後，黑道才有生存空間。換言之，台灣的黑道就是包賭、包娼，或寄生地產開發的相關行業。 現在讓我請黃國昌出場： 黃國昌身為法律學者，理應從學術的角度剖析台灣的黑道生態，提出健全法規的政策建言，協助政府打擊黑道的生存空間。 上述的專業舞台應該在中研院或立法院。黃國昌曾經有過這兩個舞台，但因個性缺陷未能演好正當的專業角色。 失去專業舞台的黃國昌不甘寂寞，竟然接受館長提供的「暗黑」舞台。在貼文下方的照片裡，白淨斯文的黃國昌與館長同座，背後是一群全身刺青的兄弟們。 這就是黃國昌的墮落：飢不擇食！

台灣政壇近來驚傳有某位總統參選人主張應重啟兩岸服貿談判，乍聽之下還真的以為我們的時間停格在二○一四年「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前夕。圖為當年318反服貿學生衝進立法院議場，占領主席台。（資料照） 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一九九○年代美國有一部電影《今天暫時停止》（Groundhog Day），講一位電視天氣預報員在報導小鎮一年一度的土撥鼠日活動時，陷入時間無盡循環裡，以致不停地重複當天情境。台灣政壇近來驚傳有某位總統參選人主張應重啟兩岸貨貿（貨物貿易）和服貿（服務貿易）協議談判，乍聽之下還真的以為我們的時間停格在二○一四年「三一八太陽花運動」前夕。 顯然，即使過去這些年來，無論世界已經產生了多大變化，但仍有人彷彿記憶斷片，遲遲走不出來。退一步言，即便此君只是「請裁講講」（cheap talk），也透露出某種訊息。 兩岸經貿關係的確相當特殊，充滿暗礁、詭壘，而且高度政治化。弔詭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得以回歸經貿的本質和功能（依循比較利益分工、互惠、資訊透明與公平等法則），就經貿論經貿，台灣反而可能會獲得更大的空間。亦即心存敬畏、耐心等候，必要時順水推舟才是上策。 至於把兩岸經貿關係過度工具化，賦予超過負荷或操之過急的非經貿任務，往往會遇到反挫。前有馬政府欲透過服貿等協議來加速兩岸政治統合進程，如今則有藉以凸顯台灣外交應和「美中等距」之議，目的雖然不同，但置入手法則如出一轍。 事實上，兩岸之間除了主權爭議、政治與軍事嚴重對峙之外，尚且存在經濟規模、經濟發展階段、政經體制等三大懸殊差異，任何兩岸經貿倡議都不應該對這些差異略而不談。 主要受到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影響，一般而言人們對經濟不安的關切程度，早已高過傳統的經濟成長和所得（財富）分配議題。就兩岸經貿來說，由於彼此之間各種條件都極為不同，一旦透過正式經貿協議強化經濟整合，屆時形同得到加碼、加速的物流、金流與人流，勢必為台灣帶來大規模的經濟衝擊和不安，同時以發更多的失業，乃至擴大在工作、收入方面都更不穩定的「殆危階級」（precariat）。僅此一端即可推論，如欲讓台灣和中國經貿進一步掛鉤，免不了我們的市場也必須對中國開放，對多數人（尤指中低階層、農業、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來說，根本就不是一項好主意。 另外，兩岸政經體制的差異愈來愈大，恐怕才是問題關鍵所在。台灣是個法治國家，但如果用此思維去度量兩岸關係或協議，必定遠遠失真。例如，在原先的服貿協議版本中，彼此都承諾開放印刷業，然而從事印刷在台灣幾乎沒有進入門檻，原則上只要做好公司登記即可營運，但在中國卻攸關「國安」，需要層層審批。試問，即使經由談判放在開放名單上，又有何意義？印刷產業如此，遑論其他更敏感的產業。 《昨日世界》的作者，奧地利名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曾說道，就在納粹德國威脅即將兼併奧國前夕，友人對他示警趕緊逃亡，因為納粹看上他代管的龐大資產並可能對他不利。當時茨威格竟然天真地回答說：「可是納粹畢竟也要守法呀」。事與願違，後來茨威格不僅人被羈押，財產更全部充公。 如果仔細觀察中國近年來的人事佈局和經濟管制等趨緊作為，除了看得出習近平對經濟活動的掌控日深、各行各業稍具規模的企業愈來愈「姓黨」之外（例如黨組進駐企業等），不難獲致這個國家正逐步邁向「戰時經濟」體制此一初判。可惜這些不祥徵兆似乎仍不足以喚醒有些人的中國迷夢。 回到貿易和投資集中度來檢視兩岸經貿關係。目前貿易方面，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不對稱依賴」依舊，市場出口依存度大致維持在四成左右，中國同時也已是台灣最大的進口來源國，將近兩成。再者，主要由於中國的經商環境變化，以及自二○一七年起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等原因，台商對中國的投資金額銳減，近年來每年大概仍有四十～六十億美元，雖然只剩全盛時期（二○一○年ECFA簽署時）的三到四成左右，但仍占台灣對外投資的三分之一，大致又恢復到二○○○年時的水準。 問題是，如何看待這些數據？根據「四家法則」（rule of four），如果市場上有四家規模相當的企業從事競爭，則可算是有效競爭，亦即最高廿五％的市占率堪稱健康，比較不容易發生壟斷或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違法情事。國家之間的經貿集中度也可作如是觀。 一來，台灣無論是對外貿易或投資，顯然都已過度集中在中國；另外，近來美歐日各國對中貿易的政策架構已經有所調整，即使避談脫鉤（de-coupling），起碼也會強調降低風險（de-risking）和韌性供應鏈，以防萬一、以備不時之需。從責任倫理的角度來看，那些主張兩岸應重啟貨貿、服貿協議談判的人，此時更應該要明白告訴國人，支持其主張的經濟論述究竟為何。 對了，憑藉著自我覺察和反思，更加深刻認識自己之後，那位電視天氣預報員最後終於擺脫了日子一再重複的宿命。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右二）、季辛吉（右一）訪中簽署上海公報。圖為兩人與毛澤東（左三）、周恩來（左一）會談。（法新社檔案照） ◎譚慎格（John J. Tkacik）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十八日抵達北京訪問，他的任務是「緩和緊張情勢加劇」（美聯社是這麼說的）。和過去五十年一樣，國務卿在中國的對等官員認為，美中關係緊張加劇完全是美國人的問題。而且，當前的緊張加劇也一如既往，關鍵就只是一個議題─台灣。 我不知道國務卿的心裡是怎麼想的，但我敢打賭，當他回到華盛頓時，應該相信他在北京並沒有違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同時也緩和了中國的怒氣。如果是這樣，他的任務算是失敗了，但是不用擔心。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美國與中國最高層級人物的互動，幾乎都是以失敗收場。關於這一點，我有一個故事可以與讀者分享。 尼克森簽上海公報 被質疑棄台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三日，是尼克森和季辛吉結束歷史性的北京之行，返回華盛頓兩週後的某個週一。他們似乎對國會山莊普遍無動於衷感到不安。民主黨溫和派領袖韓福瑞（Hubert H. Humphrey，明尼蘇達州聯邦參議員）和傑克遜（Henry M. Jackson，華盛頓州聯邦參議員），則對他們的成就頗有疑慮。 傑克遜警告說，在《上海公報》中，「看起來我們好像正在撤退」，「而他們卻賴著不走」。韓福瑞說：「總統和季辛吉博士做出讓步，但據我所知，中國人並沒有做出任何妥協。」參議員高華德（Barry M. Goldwater）、巴克利（James L. Buckley）和雷根（Ronald W. Reagan）州長直言不諱地批評道：「季辛吉聲稱，他比較關心尼克森的保守派支持者有何反應，對黨派之間的尖銳攻訐不是這麼在乎。」然而，即使是保守派也不滿意。 甚至尼克森還沒從北京返回美國，參議員巴克利（紐約州共和黨人）就召開一場記者會，表達對這份公報「在國內外被廣泛解讀為美國最終將放棄台灣的訊號」的擔憂。參議員陶爾（John Tower，德州共和黨人）認為，這份公報「需要說清楚、講明白」。共和黨參議員多米尼克（Peter H. Dominick，科羅拉多州共和黨人）希望瞭解更多資訊。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保守派共和黨參議員告訴《紐約時報》：「總統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商人，他不會在沒有任何交換條件的情況下放棄台灣。因此，我認為一定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安排。」喔！可惜就是沒有。 在總統從中國回來後的十天裡，各界的反應仍然是褒貶不一。週一上午，保守派報紙《華盛頓明星晚報》（Washington’s Evening Star）刊出一篇專欄文章《有人問過台灣人嗎？》（Has Anyone Asked the Taiwanese?），批評《上海公報》。直接命中要害。 台獨議題 季辛吉似乎所知不多 歷史學家對此知之甚詳，因為尼克森圖書館收藏了尼克森和季辛吉對台灣尚未底定的地位開玩笑，以及他們在北京向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做出絕密「保證」的錄音帶。尼克森很清楚，周總理在季辛吉七月和十月訪問北京期間，曾經至少九次就「台灣獨立運動」（TIM）議題向他施壓。周恩來指控美國支持台獨運動；他聲稱中央情報局（CIA）將台獨運動的「領導者」彭明敏博士，偷偷帶出台灣，輾轉前往美國；周總理甚至暗示，季辛吉博士本人（他曾經是彭明敏在哈佛大學的教授）同情台獨運動─這種聯想讓季辛吉啞然失笑。 然而，對於台灣獨立議題，季辛吉博士似乎所知不多。一九七○年十月，他看到幾份關於彭明敏取得美國簽證的情報報告，其中包括一份聯邦調查局（FBI）的評估，認為「彭明敏」是「獨立運動」的領袖，而該運動的成員曾經於一九七○年四月廿四日，在紐約企圖行刺台灣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就在發生這起「刺殺」事件的幾天前，尼克森才在白宮為這位蔣委員長的公子（後來接任行政院長，之後更擔任總統）舉行盛大的晚宴。如果尼克森總統或季辛吉博士對台灣獨立運動有任何印象的話，也不會是正面的。 而在太平洋彼岸，「台灣獨立」是共產主義中國最害怕的噩夢。因此，在尼克森訪問中國期間，季辛吉博士就針對「台灣獨立」議題向中方官員做出多次保證。二月廿四日，尼克森總統親自向周恩來保證，「美國不會有任何人，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也沒有任何美國政府部門，不管直接或間接，會以任何方式鼓勵或支持台灣獨立運動」。那次特別的談話令人惱火，但到了最後，季辛吉閃爍其詞：「如果台灣獨立運動在沒有我們支持的情況下發展，我們不能動用我們的武力來鎮壓它。」這對周總理來說已經足夠。「沒錯」，他笑著說：「蔣介石會這麼做的。」 尼克森在橢圓形辦公室與季辛吉的談話很重要。尼克森總統對台獨運動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不明白為什麼保守派居然會支持台灣的暴力反政府運動。在錄音帶裡，尼克森和季辛吉抱怨媒體對他們忽視台灣的批評是不公平的─而且這搞不好是國務院的陰謀。他們告訴彼此，他們在「台灣獨立」議題上並未向中方讓步。 毛曾對史諾說：熱情援助台獨鬥爭 尼克森懊惱地質問季辛吉：「台灣獨立運動到底是什麼玩意？」季辛吉對這個問題做出常識性的泛泛之談。他解釋說：「目前這還不是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這個運動遭到兩個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他還說：「蔣介石監禁了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他現在流亡美國，而且當我們讓他入境的時候，我們和蔣介石爆發嚴重衝突。」當然，這一切尼克森都知道。 向來不相信記者的季辛吉猜測，「這一定是有人在向他們灌輸這種論調，因為《紐約時報》過去從來沒關心過台灣，但上週也發表了一篇關於台灣的社論」。 《紐約時報》這篇社論是知情人士的傑作。它向讀者宣稱，「儘管北京領導人現在堅持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他們並非一貫秉持這種觀點」。《紐約時報》解釋道，在一九三○年代，毛澤東曾告訴暢銷書《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史諾（Edgar Snow），共產黨將對福爾摩沙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給予熱情的援助」。《泰晤士報》則說，「北京現在的主張，有一部分是根據二次世界大戰盟國在開羅承諾，將台灣這個島嶼歸還中華民國」；但同樣正當的是，《紐約時報》繼續說道，「杜魯門總統在一九五一年宣布，台灣的未來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時，放棄了這項承諾。隨後的日本和平條約也沒有解決台灣的地位問題」。這一切都是依法行事。 尼克森聽了之後勃然大怒。他問季辛吉：「你認為這是國務院在搞鬼嗎？還是有人在推動台灣獨立運動？這真是太可惡了…你聽說過台灣獨立運動嗎？」 尼克森又想了想：「…另外一件事…我在國務院的文件裡沒有看到任何表明我們應該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內容。」經過一番你來我往，季辛吉推測，也許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Rogers）和他的幕僚在《上海公報》發表的前一天晚上，提出這個問題，但「在他們為我們準備的文件裡，從來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財長康諾里 批季辛吉措辭不當 對季辛吉來說，他一定還記得尼克森最信任的知交─甚至比季辛吉更受信任─財政部長康諾里（John Connally），抨擊他在《上海公報》草案中如何描述台灣的那一刻。康諾里直言：「你把自己給賣了。」他說，對美國人來說，「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句話，「意味著我們當下就把台灣交給中國」。當季辛吉試圖向康諾里解釋這些措辭時，康諾里警告說：「等到一切都搞得一團糟之後，你永遠沒有機會解釋這些事情。」季辛吉於是改口。 尼克森並不知道康諾里的反對意見。但季辛吉再次向總統保證，「我們的說法是…就說這件事情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台灣人當然是中國人。如果他們想要脫離中國，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 在錄音帶裡，尼克森和季辛吉彼此再次確認，「我們私底下的諒解是，我們不會鼓勵台灣獨立，但我們也沒有說我們會反對台灣獨立。我們沒有說我們會阻止台灣獨立。我們也沒說我們反對台灣獨立。我們說我們不會支持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的立場」。 拜登、布林肯 要清楚自己在幹啥 然而，他們的承諾只到此為止。與周總理的諒解並未要求他們「反對」，或甚至「阻止」台灣獨立；季辛吉和尼克森一致認為，「如果他們想要脫離中國，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 五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們終於走到這一步。相對於尼克森或是上個月剛度過百歲生日的季辛吉，希望布林肯國務卿和拜登總統，更清楚他們自己在做些什麼。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退休外交官，曾分別在台北和北京任職，現任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安倍晉三(右)是創造時代的造浪著。他的歷史視野和勇於開疆闢土的遊說決心，加上他和團隊持續不斷的努力，終於將日本再一次推上全球舞台。（美聯社檔案照） 王美琇／台灣制憲基金會董事長 日本北海道大學的創辦人克拉克博士在離開札幌返美之際，對著送別的師生們大聲說了一句：「Boys, be ambitious！」（年輕人們，要胸懷大志！）這句話成為歷史絕響流傳至今。放在當下台灣，依然有醍醐灌頂之效；而且，老中青世代都適用。 台灣長期在中國的文攻武嚇和美國的壓抑之下，從國家領導人、政治人物乃至一般庶民，都有一種「不由自主自我限縮」的思考模式，包括「不能踩中國的紅線」或「美國可能會反對」等等，彷彿腦袋裡的紅色警鈴隨時會作響，讓我們動彈不得，也讓我們在思考國家正常化和長期發展問題，受到極大的壓抑。 然而，時代大浪潮來臨時，如果我們不能掌握契機，恐怕一錯過即百年身。 安倍晉三的兩大戰略 過去兩年多以來，台灣受到全世界歐美民主國家的重視，以及政界重量級人士絡繹不絕前來訪問，幾乎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盛況。當然，除了台灣是印太戰略的重中之重、半導體晶片的核心龍頭外，烏俄戰後世界民主陣營也在防堵中國意圖在印太和全球稱霸，而台灣就位在印太民主鏈的最前線。 促成這波全球民主陣營大團結的火車頭，當然是美國。但是美國並非首先看到時代的危機和契機的國家。具有這種歷史視野和國際戰略觀的開創性人物，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安倍在第二次出任首相時，就雄心壯志帶著兩個大戰略：自由開放的印太和四方安全會談（QUAD美日印澳）展開國際遊說之旅。他一開始說服美國總統歐巴馬並不順遂，因歐巴馬心不在亞洲；後來，安倍轉而從澳洲和印度著手，不僅成功說服印度總理莫迪，也讓澳洲心動入盟。川普上台後，安倍隨即接觸川普和其國安團隊。川普的國安團隊當時正在構思亞洲政策，安倍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也因此一拍即合，後來就形成美國的「印太戰略」。美國確立國家大戰略後，就帶著這套「印太戰略」向歐洲展開積極遊說，並成功整合歐洲和亞太民主國家，形成防堵中國霸權擴張的民主大聯盟。 安倍也成功說服美國支持其推動修憲，拔除憲法第九條對日本發展自主國防的限制，讓自衛隊成為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國家軍隊，也讓美日同盟躍升為真正的軍事同盟。 台灣要創造戰略主動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安倍晉三抱著「日本再起」的決心，積極主動向美國和世界推進他的兩大戰略，就沒有美國的睡獅夢醒；沒有美國的領頭和串聯，就沒有當今我們看到的世界棋局：民主陣營和威權陣營的全面對峙。 再往前看明治維新初期的坂本龍馬。一八五三年美國培里將軍敲開日本的門戶後，日本內部開始產生巨大的改變，也觸發了明治維新大時代的來臨。坂本龍馬嗅到時代改變的脈動，後來他提出「船中八策」，核心思想就是「日本必須發展成為海洋強國」，與海權派的勝海舟不謀而合。當時的坂本龍馬才三十歲左右。安倍第一次下台後，重新回到歷史的思考和探索，深受坂本龍馬的啟發，加上對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深刻反省，終而醞釀發展出「日本必須用民主價值引領世界」和「再度成為海洋強國」的雄心壯志。 安倍晉三是創造時代的造浪著。他的歷史視野和勇於開疆闢土的遊說決心，加上他和團隊持續不斷的努力，終於將日本再一次推上全球舞台，成為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關鍵領航力量。 台灣已經來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時刻，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如果我們的政治領導者能夠抓住歷史脈動，將戰略被動化為戰略主動，積極創造台灣的優勢條件，在全世界展開各種有效遊說和宣傳，讓「台灣國家正常化」成為聚焦議題；讓「和台灣建交」成為歐美國家的外交盛事；讓一切的不可能成為必須實現的可能。 這是非常艱困的時代任務，也是一種雄心壯志，是每個世代的台灣人和領導者為台灣的困境思索出路、持續奮鬥前進的雄心壯志。我們需要領頭羊的雄心，更需要全民的壯志，才能夠眾志成城！ 扛起責任成為造浪者 中國企圖併吞台灣是現在進行式，全世界都在注視台灣，注視著台灣人在即將到來的大選，將如何選擇自己國家的命運。中國的認知作戰尚未大舉入侵，九月以後將會是腥風血雨的洗腦大混戰。 除非，我們每個人扛起責任成為時代的造浪者；除非，我們以集體意志形成時代的巨浪，形成「台灣必須挺住民主最前線」的時代巨浪，我們才能避免重蹈去年地方選舉大敗的覆轍，進而將國共裡應外合的醜惡亂流大力沖刷掉。 我們缺乏像安倍晉三的時代造浪者，也因此必須由我們自己——成為時代的造浪者，為台灣保住承先啟後和永續發展的民主命脈！

今天家人傳來一份媒體截圖，有位叫「杜震華」的作者，在「風傳媒」質疑翁達瑞真的懂服貿嗎？（附圖一） 不好意思，我從未聽過這個人。不知他是何方神聖，竟敢對我公開叫陣。 更讓我驚訝的是，引起他不滿的是我臉書的置頂貼文：令人驚悚的服貿協議分析。 我讀了杜震華的文章，大部分內容只是重複馬政府的說帖，加上對我個人的嘲諷（我的文章錯誤連篇、我是無知裝內行的學者、懷疑我是否看過貿易協定）。 好奇之下，我肉搜的這個人。以下是我的發現： 一、杜震華現無正當職業，似乎已從大學教職退休。 二、杜震華在社群網頁自介「經驗豐富」的副教授（Experienced Associate Professor)。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有人這麼自我介紹。（附圖二） 大學教職分三級：助理教授、副教授、與正教授。著名學者的「副教授經歷」都非常短暫，因為很快就升了正教授。副教授的經驗豐富不值得吹噓。 三、我進一步搜尋，發現杜震華曾任教台大與文化，但查不到科系。有趣的是，他的職級都是副教授，有專任，也有兼任。（附圖三） 四、杜震華有美國博士學位。當年返台從副教授起聘，一直到退休仍是副教授。果然杜震華的副教授經歷非常豐富。 五、在美國，我們稱杜震華之流為「萬年副教授」，升任副教授後就開始打混摸魚直到退休。杜震華混更兇，從副教授起聘混到副教授退休。 六、為確認杜震華混多兇，我谷歌了他的學術著作。在過去四十二年間，杜震華只有十篇著作被谷歌學術收錄（附圖四）。數量少得可憐。 七、在杜震華的這十篇著作，有六篇共用同一個關鍵詞：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真好，杜震華一輩子的吃穿只靠這個關鍵詞。 八、杜震華的十份著作，有一份明顯是他的博士論文。其餘的七篇，有兩篇列出版的期刊，另五篇來路不明。 九、終其一生，杜震華總共獲得125次谷歌引述；過去六年只有6次（附圖五）。我的研究冷門，引述數字不高，但過去六年也有627次引述。杜震華連我的零頭都沒達到。 #結論 台灣學界有太多的杜震華：仗著族群的社經優勢，杜震華們在台灣的教育體制勝出，還可以出國深造。取得學位後無法在美國存活，只好回台繼續享受族群優勢。 由於資質普通，杜震華們在台灣學界一事無成。好在台灣學界缺乏淘汰，杜震華們可安然退休，繼續接受人民供養，但對台灣毫無疼惜。 在杜震華的一篇期刊論文，標題與摘要都把台灣當成「中國的一省」（附圖六。）。這種吃台灣、用台灣、瞧不起台灣的人，竟然還敢公開支持賣台的服貿協議。 想要質疑我懂不懂服貿？杜震華你才不配！    

本來這個連假打算在墾丁好好渡假，不過現在俄國瓦格納集團反叛的大消息應該讓很多人決定徹夜不睡了，因此我也決定快速簡短發一篇。 （但我還是要說屏東海生館的夜宿規劃得實在太好！在海底隧道被晨光喚醒，看見無數的魚群在我頭頂悠游，真的是一生難忘的體驗！） 所有獨裁者最害怕的，就是對外戰爭失利，而在烏克蘭反守為攻，開始收復失土數週後的今天，俄國的瓦格納傭兵集團對普丁開出了第一槍：首腦普里格津宣布要為國家而戰，不願看到國家繼續活在腐敗中。數小時之內，這樣的衝突升級成正式的軍事對抗：瓦格納集團不再面對烏克蘭，而是調轉180度，往俄國本土進發。 像這種大事一發生，各種消息必定滿天飛。甚至有謠言說，普丁已經坐上飛機離開莫斯科。但俄國國家新聞社則是否認到底。 所以目前狀況到底如何呢？之後會怎麼發展？ 我之前就說過，歐洲一旦發生軍政大事，最可靠的消息，就是英國國防部與軍情六處。直接鎖定他們就對了，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附圖是今天英國國防部情報部門發出的最新訊息。跟以往一樣，這些訊息非常簡短，因此需要稍微解碼一下。以下我就直接幫大家翻譯摘要。（我翻譯不是專業，如果有嚴重翻錯的地方再請大家在留言跟我說。） -- 先講結論。彭博社已經有人定論：「此次的叛變是烏俄戰爭俄國敗亡的前兆。」 （請注意：社論講話都會稍微誇張一點，所以這邊要打個折。） 英國國防部則表示：「這是近年內，俄羅斯國家最嚴峻的挑戰。」 （請注意：相反地，英國國防部講話通常都保守到不行，所以這樣講的意思其實就是：俄國 正。在。大。爆。炸！） 以下是英國國防部情報部門的全文： 1. 在2023年6月24日凌晨，普里格津的瓦格納集團與俄羅斯國防部之間的紛爭升級為公然的軍事對抗。 2. 在一個被普里格津描述為「為自由而戰」的行動中，瓦格納集團的部隊至少在兩個地點從烏克蘭佔領區進入俄羅斯。在羅斯托夫-頓（Rostov-on-Don），瓦格納幾乎肯定占領了重要的安全設施，包括負責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的總部。 3. 更多的瓦格納部隊正在通過沃羅涅日州向北移動，目標極為可能就是莫斯科。由於關於瓦格納和俄羅斯部隊之間的戰鬥證據非常有限，這顯示許多俄軍已經保持被動，向瓦格納屈服。 4.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俄羅斯的安全武裝部隊，特別是俄羅斯聯邦國家近衛軍的忠誠度，將是決定危機如何發展的關鍵。這代表了近期對俄羅斯國家最嚴峻的挑戰。 -- 解讀：基本上我們可以看見，情勢對普丁非常不妙。瓦格納集團已經拿下幾個重要區域（甚至包括對烏的軍事總部！）然後往莫斯科進發。其他的軍隊並沒有主動交戰，很可能是在保持觀望，或甚至已經屈服。 （情報用語有許多表達機率的詞，但英國情報機構向來以小心謹慎著名，所以如果他們都用到「幾乎肯定 almost certainly」這種詞，其實在解讀上通常就會直接當成已經發生的事實。） 而第四點更可怕，這暗示依照英國情報掌握的消息，普丁有可能已經失去對大部分軍隊的控制，主要只剩下近衛軍（俄羅斯的國家憲兵）能夠抵抗瓦格納。甚至連這些憲兵最關鍵的忠誠度都是未知狀態。 因此許多國外媒體預測，俄國時間的今晚，很可能會有一場莫斯科之戰，而普丁只剩幾個小時調動（因為烏俄戰爭而在境內所剩不多的）武裝部隊。 -- 今晚，我們將看到歷史又翻過一頁，發動侵略的獨裁者因為戰爭失利而倒台嗎？ 還是普丁這個近代政壇的超級九命怪貓會再一次成功逃過一劫呢？ 無論如何，這次事件都讓烏俄戰爭又增添了許多變數。 目前消息來源很亂，有人說普丁成功命令在烏克蘭境內的 Akhmat 軍團調回俄國本土對抗瓦格納，但很多推特上的影片證據似乎又表明俄國本土軍隊對瓦格納的抵抗有點消極，所以普里格津正快速朝莫斯科前進中。 總之，有最新的消息我會盡快更新。 烏俄戰爭的相關發展，毫無疑問會給中國送出重要的訊息。我們身為台灣人，需要持續關心。 #我們這幾年真的是在見證歷史啊  

柯文哲接受廖筱君二十四日訪談之前，曾有疑懼。因為他怕被廖筱君問倒。結果他還是能以一貫的詭辯伎倆，輕鬆過關。但是我們聽眾可不是那麼好唬弄的。廖筱君只是不好意思打破砂鍋問到底而已。 被問到他為什麼在北門會對蔡總統不敬。他的遁詞是：「他不知道要跟她說什麼」。就連小孩子也看得出來，那天他對蔡總統的態度和肢體語言，就是一副敵意和刻意侮辱的樣子。民進黨全黨上下，敢怒不敢言。因為這是蔡英文總統的恥辱。大家都知道當初蔡英文當初是怎麼暗助柯當選的。蔡英文和民進黨也有政治的盤算，這不是可以光明正大拿出來談的。所以只好任由他隨便胡說。大家不要小看這種細節。從私德來看，可以看出一個人是否忘恩負義，值得信賴。從公的方面，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政治人物的格局和修養，是否夠格當總統。 被問到他當初是因為反服貿紅利而當選市長，現在為什麼要「重啟服貿」。他憤憤不平說，他沒有這樣說過。而且，當初他是「反黑箱」不是「反服貿」。那麼當時年輕人因為「反服貿」而支持他，就是一場誤會囉？如果服貿協議是個好東西，會引起太陽花那麼大的反對運動嗎？「反黑箱」只是反對程序不正義而已。「反服貿」才是真正的主要原因。柯文哲用「反黑箱」來閃躲自己「反服貿」的昨非今是，這是不誠實的狡辯。如果他並不「反服貿」，為什麼要急於撇清他要「重啟服貿」的傳言？不管怎麼說，總之逃不了一個「騙」字。如果現在他知道「重啟服貿」是錯的，他可不可以有「重啟服貿」這個念頭呢？是不是他存心想再騙一次？這就像問納粹可不可以在內部討論集中營問題一樣，是個道德問題。由此看來，似乎在他心中也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平庸的邪惡」或「天才的邪惡」毫無底線。不知大家有沒有感到不寒而慄？   柯文哲因反服貿紅利而當選市長。圖片來源：反黑箱服貿協議粉絲專頁 當被問到如果他當總統，他會比蔡英文做得好嗎。他像膝蓋反射一般答說，當然會比她好。問他怎麼做。他一句話就橫掃千軍。他說不會讓底下的人亂搞，要把新潮流掃除。像這樣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只顯示他對政治的無知和狂妄。台灣民主政治對國民黨的抗爭，從黨外時代，到後來民進黨成立；從「黨外編聯會」到「新潮流」；還有各派系的分分合合；時間將近半個世紀，人物星移月轉超過數千甚至數萬人。柯文哲什麼時候參與過民主運動？人家多少新潮流的政治人物，可是從年輕時就參加學運和政治選務以及街頭運動，直到現在鬢髮皆白（如果沒有壯志未酬的話）還在和國民黨、共產黨苦苦周旋。他一個嘴砲王，一句話就否定、汙衊了整個黨外和學運世代民主運動。民進黨總統就算兼任黨主席，也絕無可能像柯文哲這樣信口開河，作如此無知而狂妄的措辭。這又顯現了他的不負責和不成熟。還想當總統呢！ 他自以為得到高學歷年輕人的支持，而變得如此狂妄。那不是年輕人的錯。我並不相信台灣高學歷的年輕人都這麼幼稚無知，無法認清柯文哲無知、狂妄和不誠實。這有部分是台灣被國民黨長期分化統治留下的後遺症。加上國民黨、共產黨、民眾黨網路認知戰的疫情所致。就如 covid-19 一樣，台灣逃不掉要接受一次免疫力的考驗。就讓台灣年輕人接受這一次考驗吧！也讓我們看看那些民調是不是真實無欺。聽說魔鬼不敢照鏡子。不知道柯文哲有沒有照照鏡子看看，是不是頭戴皇冠？

新竹縣政府是在哈囉？ 新竹瓦斯今天在竹北發生連環氣爆，災情慘重。柯文哲網軍連忙帶風向，這是竹北市長的問題。新竹縣政府說，會協助申請國賠。 但是新竹瓦斯就是100%的新竹縣政府出資的公司，董事長還是縣長楊文科。藍白齊帶風向，是在哈囉？      

「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他常用這句話勉勵自己。然而他卻無法保護自己擁有最基本的幸福，終就成為悲劇人物！ 他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的省參議員王添灯。 今天是王添灯的冥誕，他在1901年的今天（6月24日）出生於台北廳文山郡新店庄（今新北市新店區）。 王添灯半工半讀畢業於日治時代的成淵中學。 日治時代即加入蔣渭水主導的「台灣文化協會」，後來加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他經營茶葉有成。戰後曾任台灣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台灣省茶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他關心時局，參加「台灣政治建設協會」，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北分團主任。1946年當選為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是當時30名省參議員之一，享有全島性的聲望。 他並發行《人民導報》，勇於批評當時的秕政。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王添灯被推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部長。3月7日向陳儀提出的「32條處理大綱」就是王添灯主導草擬的。誰料，3月8日國府軍隊抵台，王添灯卻被憲兵隊逮捕，全身被淋上汽油，裝入汽油桶焚燒而死，屍體被推入淡水河！ 淡水河的潺潺果若有情，可䭾負得了這台灣歷史的悲情？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日前提出一項政見，主張每年補助私立大學學雜費至少二萬五千元，縮短公私立差距，遭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批評為「大撒幣」。侯友宜認為，應該是要讓學生們在所有學習中，能快速與產業連結，讓他們找到就業的機會……遠離戰場進入職場……尤其私立大學，應該多用一點力量，跟產業國際接軌云云。對此，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痛批「這係哩共蝦毀！？頭殼壞了嗎？好想拿棒子打你頭！」   侯友宜顯然搞不清政策重點。眾所周知，能否接受大學教育，是未來收入的重要變數；是否讀大學，又與未來就讀研究所相關。可以說，大學畢業學歷已是就業「基本款」。然而，有些人因家庭經濟因素，可能放棄就讀大學，或轉讀軍警大學，或中途休學，或因打工需要而荒廢學業。卻常招來無法學以致用、虛度大學時光等等批評。 事實上，入學機會不均等，與考生家庭背景有關。舉凡，台大學生來源以雙北市最多，其中又以北市大安區最多；頂尖國立大學弱勢生比例最低，私立大學學費高，分得資源卻比國立大學少，且畢業後薪水較低，雖不一定失業，但幾十萬學貸，仍是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公立學校收費較低、資源較多，利於就業競爭，顯而易見，這也是大家努力擠進國立窄門的原因。但，難道無法擠入公立大學的多數人就活該？ 儘管賴清德政見只是補助五十％公私立學費差距，也對私校生幫助很大，何況如蔡正元所說，青年是國家青年棟樑，私校生就是家境困難、需要政府多幫忙，尤其「一年一百五十億元經費負擔並不重」，為下一代，撒幣不好嗎？ 有些反對意見，不在表面政治攻防批撒幣或買票，而是認為私大學生不值得使用納稅人的稅金補貼學費。某種程度，這類價值觀部分源於階級的固化，讓既得利益者以為享有特權、資源是理所當然。 台灣社會向來不願討論敏感的階級問題，然而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資本的形式》指稱的三種型態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哪一種不與社會階級有關？學歷與知識更佔據大部分。而以上皆非侯友宜所稱，就業後就有好工作如此簡單。 難怪蔡正元痛罵侯友宜「選舉這麼笨就不要選，回家睡覺好了，當然是要喊加碼」。

在台灣選總統，頭條大事是中國問題的處理，或者稱為兩岸關係，不僅無從迴避，也必然要沉澱出一套因應共產極權的哲學、戰略與戰術，否則沒有資格掌舵台灣這個特殊的國家。如何品評各黨提名人是否夠格？其實很可以從細節的討論中找答案。 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資料照）   例如，最近不少人都談到與中國對話的重要性，甚至自我澄清二○一四年其是「反黑箱」、不是「反服貿」，於是被他黨群起譏諷是「變來變去」。這類議題不是不能「解釋」，但是競逐大位者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麼？不宜被操作一時的需要所掩蓋，否則很容易自斲格局，失去了國家領導人必須具備的高度。 台灣與中國不乏政治往來的過去，可以參考經驗，也可以做為借鑑，理論上應該更有超越前人的機會才對，但是當代的政治人物似乎總以為天縱英明，於是忘記歷史，令國人掩面不忍卒睹不打緊，讓敵人輕視為可以操縱的傀儡，才是最大的不幸，實不為眾所樂見。 試舉一個值得學習的案例，一九九八年兩岸歷經九五、九六年導彈危機，在上海重啟了中斷多年的「辜汪會談」，辜振甫甚至獲邀前往北京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會面，李登輝政府有意緩和對峙，積極回應對岸的促談，固然是成行的主因，但是二十五年前的國民黨主席就已經很清楚與共產黨打交道該如何「為我所用」，掌握主導權。 猶記李登輝當年給辜振甫率領的訪中團下達了十分清楚的指令，首先是︰「誰說會談就一定要有結果？我不要你們簽什麼協議回來，我也不會用這個來給你們打分數」；那麼到底要去幹嘛呢？接著，李登輝交代兩件事，在中國要談「台灣的民主」，對國際則要宣傳兩岸「主權對等」，一點也不能打折扣。 有了明確的領導，第二步要有幹練的執行，九八年十月十八日在釣魚台賓館的「辜江會」，辜振甫除了打出兩岸可以切磋民主，以及台灣可以協助農業的兩張牌，最精采的，還包括辜沒有迴避江「政治性談判」的出題，他直率地以「台灣的定位問題」，也就是「你把我看成什麼」，做為對江澤民的回應。這樣的底氣，與今天自認擁有兩岸通行證的眾多國民黨後人，一再於京官面前端坐聽訓、複誦「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彷彿不知尊嚴幾何的表現，真有如雲壤之別。而這卻就是他們「捍衛」中華民國的方式。 台灣面對中國，是一道七十多年來必考的考古題，如果以一九九八年這個例子做為一面鏡子，可以照見當年人物的巨大形象，並且反映當前許多政客的猥瑣與卑微，無怪乎中國政府曾視台灣總統是一個「可敬的對手」，今天卻是區區一個「兩制方案」的設計師，即可對諸多政黨要員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這怎會是「進步」？何能匹配台灣？

柯文哲現象就是民粹。 從二○一四年蹭太陽花反服貿的熱度開始，到台北市長八年，再到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始終以操弄民粹擴張自己的政治資本。 柯文哲十年來的民粹政治，不外是訴求：「傳統藍綠兩大黨是陳腐的，台灣需要超越藍綠的新政治」。但是政治人物與政黨需要清楚交代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台灣政治最不能迴避的統獨，柯文哲都以「超越藍綠」閃躲，甚至前後不一。 就以中國服貿為例。二○一四年的柯文哲蹭著太陽花的熱度「反服貿」，二○二三年的柯文哲為了與國民黨競爭中國的善意與資源，則喊出「重啟服貿」。 十年前台灣青年以佔領國會的手段擋下服貿，是因為服貿會造成中國服務業的資本與勞工大舉入侵，台灣的薪資水平、青年就業與生活型態將與中國全面接軌，這是不可逆的災難。 先不說柯文哲現在為何將台灣全面推進中國，我們就問一個基本的誠信問題：柯文哲對服貿的立場為何前後矛盾？ 因為他根本沒立場，或是說，他根本不在意政治承諾。 柯文哲只想當總統，藍白綠的主張都能據為己用。他不在意邏輯的衝突，因為在「厭倦傳統兩大黨」的氛圍下，「不投藍綠，所以柯文哲是最佳解」的民意，在資訊極度碎裂的時代，不會在意他立場的一致性，即使柯文哲「重啟服貿」是對中國表忠的投名狀。 乘著民粹之勢，柯文哲以失言、低俗、搖擺而建構的公共形象，反而成為他的護身符。只要柯文哲仍然是藍綠之外的第一選擇，他就有恃無恐，繼續以謊言經營「藍綠之間」、「美中之間」、「戰和之間」的民粹新政治。 結構使然，在國民黨與民進黨輪替執政多年後，討厭兩大黨的空間確實存在。但是人民對現況與政治結構的不滿，不應流於民粹，政治人物更不應該以煽動民粹的方式攫取利益。 不只因為民粹政治漠視專業、責任與可行性，會造成國家治理的災難，更嚴重的是，白色民粹浪潮的造浪真相，是中國的兩手準備：一手國民黨，一手民眾黨，分進合擊下架本土執政。 所以二○二四年的總統與國會大選，不只是降中與保台的抉擇，也是民粹與反民粹的對抗。本土陣營不只要對抗國民黨的親中賣台，也要對抗柯文哲的民粹現象。 台灣基進會盡力迎戰柯文哲，就像二○一八年我們全力迎戰韓國瑜。 （作者為台灣基進黨主席）

介入政治評論多年，我甚少遇到屬於個人專長的議題，服貿協議是極少數的例外。本文是我對服貿協議的分析，內容令人感到驚悚。 我是「國際商務」學者，在所屬領域專研三十多年。我在最頂級期刊發表了多篇論文，獲頒國際商務的研究貢獻獎，是唯一曾獲頒此獎的台灣人（附圖一）。 國際商務活動分成兩大類：貿易與投資。國際商務標的也有兩種：貨品與服務。根據這兩項區分，國際商務可分成四類（附圖二）。 貨品貿易(I)：這是最常見的國際商務。相關的國際協議著重在降低關稅，也就是「自由貿易」協議。 貨品投資(II)：廠商可跨國投資生產貨品，藉以躲避貿易障礙。相關的國際協議以「投資保障」為要點。 服務貿易(III)：這是最罕見的國際商務活動。除了少數特例（如軟體開發），無形的服務不能跨國銷售，所以國際間沒必要簽署「服務業」的自由貿易協議 服務投資(IV)：服務必須就地提供，只能透過投資為之。多數服務投資案屬特許制，國際間也沒必要簽署「服務投資保障」協議。 既然「服務貿易」不是國際商務主流，國際間也無所謂的「服務投資」協議，那柯文哲要重啟的「兩岸服貿協議」到底又是什麼碗糕？ 事實上，柯文哲要重啟的不是「服務貿易協議」，而是「只針對中國開放的小額投資移民」計畫。 當年馬英九主張簽署兩岸服貿協議，原始動機不在發展台灣經濟，也不在為台商開拓商機，而在協助對岸「清洗」台灣人口。 這個服貿協議開放台灣的「勞力密集」服務業，供對岸的「自然人」投資。投資人可攜眷遷居台灣，還可聘用一名主要幹部，也可攜眷遷居台灣。 舉個例子：假設一對廈門已婚夫婦帶著獨生子女到台南開美容院，外加主要幹部一家三口，這個投資案可引進六位外來人口。 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投資移民」計畫，但與柯文哲要重啟的「服貿協議」有很大的不同。我詳述如下： 一、投資移民的主管單位是「內政部」，服貿協議則歸「經濟部」管轄。 二、投資移民對「所有國家」開放，服貿協議則只針對「中國」開放。 三、投資移民採「個案審查」，服貿協議則屬「通案核批」。 四、投資移民有「追蹤關卡」，服貿協議則是「放牛吃草」。 開放投資移民可吸引外來的資金、人力、與技術。柯文哲要重啟的服貿協議並沒有這三項附帶效益。 資金：柯文哲要重啟的服貿協議，投資金額只有二十萬美金。台灣社會不缺這筆錢，不值得用六個移民名額交換。 人力：柯文哲要重啟的服貿協議，開放的都是勞力密集的服務業，如美髮、小吃、葬儀社等。基於兩岸的薪資差異，這項協議將帶來大量的失業人口。 技術：柯文哲要重啟的服貿協議，開放的都是低層次的服務業，而且台灣的服務技術領先對岸。這項協議無法增進台灣的技術，反讓台灣的技術流失。 柯文哲要重啟的服貿協議，背後還有嚴重的國安危機。本質上，這是一個只對中國開放的投資移民計畫，而中國又有併吞台灣的領土野心。 中國不是邊境開放的國家，移民國外必須獲得政府批准。在這項協議生效後，能獲准移民台灣的中國居民，勢必經過篩選，受過訓練，甚至負有任務。 對岸只要拿出二十萬美金，就可在台灣佈建六個內應。反過來說，台灣要安置大量的外來人口，但無資金、人力、與技術等利益，還要承受不可知的國安危機。 當年，馬英九用服貿協議包裝一個只對中國開放的小額移民投資計畫。還好太陽花學運擋住了馬英九的賣台計畫，否則兩岸早已出現「不可逆轉」的實質統合。 以上就是我對服貿協議的分析，內容令人驚悚。走筆至此，我期待太陽花學運再起，阻擋柯文哲重啟馬英九的賣台計劃。 天佑台灣！ 後註：如果本文的內容讓你驚悚，請大量轉傳這篇分析，不必經過我的同意。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附圖一：我獲得的國際商務研究貢獻獎章  

柯文哲的重啟服貿 現在台灣民眾黨看到「重啓服貿」被強烈批評，於是退回去講他們只是討論，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這很有「哥布林」的作風，個性偏向負面，往往貪婪、卑劣而狡猾。 肯定「重啟服貿」會再被批評；否定「重啟服貿」中國會不開心。希望同時騙到選票和抖內，這已經不是「沒有核心價值」、「機會主義」等名詞可以形容，而是非常「哥布林」。 在政治上「講話就是行動」，而不是所謂的打打嘴炮而已，柯文哲的支持者水準並不高，很多東西不了解，或一知半解，以為隨便講一講都無所謂，全台灣台北市的「哥布林」比例是最高的，其他地方可不是這樣。 領導人的工作是什麼？就是講話和討論。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其實也只是講話而已，他有拿槍到最前線去衝鋒陷陣嗎？當遇到重大災難時，小從市長，大到美國總統都一定要進到指揮中心，這是一種象徵意義，也是領導力展現的重要政治場景。 政治上講話就是行動，例如蔣介石宣示要：反攻大陸，整個國家就把資源投注在這上面，把台灣變成復興基地，完全不用在乎建構關鍵基礎設施，反正隨時都要走人。例如梅克爾說：非核家園，整個國家的核能電廠全部都必須關起來，即使跟法國的核能電廠買電或是變成俄羅斯天然氣的奴隸都無所謂。 2020年年底林宗男和我去見了林智埾，數位身分證的政策一開始也是講話，然後討論、試辦，最後才正式實行。這就是一個政策從出生到長大的過程，如果是個毁滅性的政策，當然在越早的階段把它擋下來，對整體社會的傷害會越小。 反對服貿和紫光、擋住數位身分證讓我們睡得很安心，尤其我們家女王老是說：你在準備開始試辦的時候就放棄了，對吧！還不是我一直逼你。她真的超級厭惡數位身分證，那種數位獨裁基礎建設，真的很令人感到恐怖，很多東西是防微杜漸，到勢不可擋的時候，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反對要付出相當可觀或可怕的代價。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選總統，再被罷免的過程不就是這樣嗎？真的累死了！ 柯文哲的重啟服貿當然是政策，你不打他，他要做，而且沒有任何反彈。我有幾個臉友誤以為這個是柯文哲能夠主導議題，其實並不是，而是遭受到強烈反對。 政治領導的重點：在政治上講話就是行動，而堅定意志的講話就是衝鋒陷陣。把政治領導人物說話和政黨的討論，拿來跟一般人等量齊觀，不是愚蠢，不然是什麼？ 可以在台灣民眾黨看到很多社會有用的白痴，有用的白痴是傑出人才，尤其在職場或政治場域，他們在對行動的熱情和某種渴望的鼓舞下朝著目標前進，他們的特點是堅定不移。他們正在實踐的不是自己的想法，他們也不了解他實際任務的背景，但他們給人的印象還好：他們的外表看起來很不錯，這是任務成功的基本條件，但是有用的白痴往往自己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有用的白痴有三個特點： * 容易受他人影響、對人性知之甚少 * 對事態發展的脆弱性缺乏感覺、對群體中奇怪的停滯時刻視而不見 * 沒有獨處的能力、缺乏秘密行動的天賦 有用的白痴外表總是不同，然而共同的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是一種深切的要求自己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或成為一個重要的人。有用的白痴在他的角色中承載著一種訴求：處理社會責任很重要。 先知與有用的白痴幾乎完全相反。他也有一個使命——這對他和其他人來說真的很難！他的信念是：系統壞了。 這個角色的內在使命是「警告」，先知通常被視為擾亂者，人們總是會忽略這種人的偉大才能，先知可以在很早的時候就察覺到非常細微的差異，他們往往是在事情進展順利的時候就會出現。 不滿情緒和攻擊常常讓許多先知感到孤獨，在粉絲比讚的網路上，證明有用的白痴比先知受到歡迎，尤其某些先前被驗證的先知也可能墮落成有用的白痴。 先知在自己身上攜帶著破壞的程式，當他表達自己的觀點時，他的精確感知使他處於疼痛的正確位置上。我們就是這樣，我們人類只是喜歡舒服，不喜歡痛苦，尤其為什麼不必要地為看不見的問題煩惱呢？ 與有用的白痴不同，「先知不具有社會順服的特徵」，有時他的講話甚至顯得粗暴，任何能夠面對這種情況而不感到受攻擊的人往往領先其他許多人。 如果建築中的工程有細小裂縫的特徵，可以簡單處理。然而，經驗證明，事情往往會有所不同，先知在崩潰後才會得到認可。先知的這種性格也很快被誤判為天真，一個常見的指責就是他無法以社會化與結構化的方式思考和行動。 先知是寂寞的，這句話本身並沒有任何負面的意義，只是一種中立狀態的描述，孤獨是先知重要的特性之一。

我不是很認識你 請不要拿恩恩的委屈 作為你參與政治鬥爭的工具 完全的令我反感 作嘔 想吐 身為醫師 你應該關心的是「為什麼幼兒體內會有不應該存在的三級管制藥物檢出」 而不是昧著良心配合新北市府拉全台幼教師當做墊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