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鐵新太魯閣彩繪列車啟動，車上印有Hello Kitty的座位枕巾一再遭順手牽羊，「帶回家當紀念品」。乘客毫無公德心，引發議論。

台灣社會公德匱乏，是戰後一直存在的問題。一九六三年，美國學生柏大恩（Don Baron）以「狄仁華」為名， 在報章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文章，指台灣人情味濃厚，但欠缺公德心，激起漣漪。五十多年來，台灣社會雖非毫無長進，但公德是文化問題，戰後籠罩台灣的中國文化鮮少公德成分，公德要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公民行為準則，仍待努力。

事實上，台灣社會曾存在公德的觀念與實踐。日本時代生長的一輩，或「多桑世代」，從國小階段起就接受「修身」教育。「修身」教導並要求學生，養成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習慣，並實踐守時、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守法等德行。這是生活教育，日常生活要自我要求，也為他人著想，因為人不只活在個人世界，也與社會互動；要成就文明社會，須從個人自律與公德做起。

人際互動頻密且重群己關係的日本，明治維新過程透過教育，落實公德於國民日常生活，台灣在日本時代受其影響，形成了「多桑世代」的個人及集體特質。然而，戰後中國文化罩頂，日本時代普及的公德心受侵蝕，以致終戰半年後從日本回台灣的彭明敏，在基隆下船搭火車看到車站髒亂、旅客爭先恐後、車廂破落不潔，不禁感嘆他所熟悉「日本的台灣」，轉成「中國的台灣」，竟是如此光景。

戰後台灣公德退化，隨著未經生活教育的戰後世代為人父母或師表，至今未見扭轉：搭車高談闊論講手機、開車左轉搶先行、無視紅線路邊亂停車、斑馬線車不讓人、人行道騎車、吞雲吐霧要旁人分享、隨手丟垃圾、燒香焚紙污染空氣…，以致台灣的公眾行為水準，遠不如美日先進社會，只比中國文明一些。

Hello Kitty不見了，因而不僅反映公德問題，也凸顯戰後文化的「脫日入華」，與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是台灣的不幸。

（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