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款 vs. 黨產】 猜猜看，民進黨要賣多少張餐券，才能和國民黨一年的黨產收益打平？ 答案是：至少2萬張。 --- 蔡募款小額佔99% 洪辦：５萬餐券呢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918/36785201/ 洪營募款5千萬 柱姐︰很羨慕小英 http://iservice.ltn.com.tw/2015/specials/election/news.php?rno=1&type=paper&no=916480 民調／國民黨黨產多 85％認定政黨競爭不公平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908548 內政部政黨及政治團體財務申報資料 http://www.moi.gov.tw/dca/03caucus.aspx

自九十九年起開始，考試院每年舉辦「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公費讓文官到歐、美培訓，行程包含「與馬對話」，引發輿論批評。花大錢送高官出國與馬對話，意義何在？ 保訓會表示：「這是透過跟馬的對話來訓練團員溝通對話的能力，以及他的領導力，我們試想，一匹馬怎麼讓牠聽你的話、聽你的指令做動作，這非常的有趣。」納稅人聽了這些話，不僅沒趣，還會生氣！ 二週花費公帑一百六十八萬，「與馬對話」課程很扯！若「與馬對話」可以培訓文官，那麼，與貓對話、與狗對話、與豬對話、與鳥對話，都可以當作培訓課程。只要讓牠聽你的指令做動作，文官就能提升溝通對話及領導能力？ 與馬對話、和馬溝通，馴馬師最行；讓馬聽你的話、聽你的指令做動作，馴馬師最拿手。那最具有溝通對話能力的人是馴馬師？馴馬師最適合擔任高官，領導政府機構？ 出國培訓「與馬對話」，讓人看笑話！就算政府提出證明，證明「與馬對話」可行，也不用花大錢出國。歐洲有馬，台灣也有馬，與歐洲馬對話若是管用，與「本土馬」對話，更容易溝通、效果也更好，不是嗎？ （作者為國小教師）

馬英九總統在臉書上紀念九一八事變，言及「我國痛失東北」、「總理的革命對策在於恢復高台（高麗與台灣）」、「台灣同胞自從被割讓以來從未停止抗日」、「中國全國軍民同胞反抗日本軍國主義」、「有了台灣光復，我們才得以享受今天的繁榮與和平」，實在令人匪夷所思。身為一個歷史系的學生，也算是一個歷史愛好者，雖不敢自稱專家，但總覺得總統說的有些問題。 首先，總統說我國痛失東北。這裡的我國，想當然是中華民國，不過，台灣當時並非屬於中華民國，而是日本國之國土，不知何來痛失東北一說呢？再者，恢復高麗與台灣，此言言及韓國乃是屬國，需要努力爭取恢復之，馬總統並在文章中強調對抗日本軍國主義，若將他國作為屬國的思想仍然存在，顯然是殘存帝國主義霸權遺毒，何來資格指責他國的軍國主義呢？ 並且，總統說中國全國軍民同胞反抗日本軍國主義，是否是因為總統不知道中國境內有許多與日本帝國合作的政治實體，如滿洲國、汪兆銘政權？最後，總統說到台灣今日的繁榮與和平得力於台灣之光復，更是不可思議了！眾所周知，以總統所在政黨為首的接收大員集團，根本就是在中國內戰失敗之後，潛逃台灣苟延殘喘，並曾以台灣人民之民脂民膏支撐中國的內戰，一度造成台灣經濟大崩壞、物價飆漲而民生凋敝，根本就是台灣百姓生活的毒瘤！ 又，國民黨今日黨產高達數百億，對比當年逃來台灣的落魄窘境，所謂的繁榮與和平，究竟是國民黨給予台灣，還是台灣人給予國民黨呢？同樣都在壓榨台灣的百姓，難道國民黨政府就比當年的日本帝國好嗎？ （作者為學生）

青年黨的中國近代史學者沈雲龍，在一九六○年代授課，不忘告誡學生：「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近代史，坊間的書都不可信，他也不能講。 這句話有兩層意義：在解嚴前，台灣沒有學術、言論自由；「五四運動」以後的重大歷史轉折，包括中共建黨、「抗戰」、內戰的歷史，都因為當權者為愚民而蓄意編造。 虛擬歷史洗腦 壟斷政權 五十年後，未被國民黨教科書洗腦的前總統李登輝，直陳二戰期間，台灣與日本是同一個國家，台灣人當日本兵，並沒有「對日抗戰」的問題，這話讓熟背國民黨教條的馬英九之流氣急敗壞。 外來國民黨權貴為簡單的史實抓狂，因為那揭穿國民黨流亡政權，搞虛擬國家，靠虛擬歷史對人民洗腦，企圖壟斷政權的真面目。馬英九下台前配合中國意旨，獨斷黑箱修改課綱及與北京爭「抗日」功勞，就是這種心態。 國、共都不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它只是國、共「內戰」殘遺；他們脫離史實，扭曲「抗戰」、「開羅宣言」、「台灣光復」的真相，目的都在侵吞台灣主權。 「抗戰」是因為日本侵略中國而起，國、共各懷鬼胎，蔣介石有領導抗戰之名，中共有乘機坐大之實，並在內戰打敗國民黨政權，這是毛澤東都承認的事實。 習近平大搞「抗戰勝利」閱兵，最大政治目的在凸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國的「正統」。連戰去觀禮，形同承認它代表中國紀念中國抗日的正統性，使馬英九在戰時日本領土的台灣紀念「中國抗戰」，顯得不倫不類。 開羅宣言 只是新聞公報 國民黨宣傳「抗戰勝利，光復台灣」，並定「台灣光復節」，完全是移花接木的騙術。如果「光復」指台灣終戰後脫離日本，那是事實：蔣介石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部第一號指令，代表盟國在台灣接受日本軍隊投降。但指令也明定「受降的指揮官只是獲授權代表盟國受降」。因此，如果指「台灣光復」是「歸還中國」，那是惡性曲解。 所謂「開羅宣言」只是美、英、中三國元首在開羅會議的「新聞公報」，頂多是他們在戰爭時期的意向書；舊金山對日和約才是終戰的正式條約。因為舊金山和約只規定日本宣佈放棄台灣與澎湖，而不提歸屬，國、共兩政權都避談舊金山和約，死抱「開羅宣言」主張台灣已「交還中國」，作為國、共爭奪台灣主權的根據。 就法論法 台灣地位未定 舊金山和約從未修改，也未失效，就法論法，台灣地位尚未最終決定。一九七一年美國公開立場如此；現在中央情報局的各國政情彙編也還用台灣「最終地位未定」的描述。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在一九七一年中共取代國民黨在聯合國席位後，自稱曾向蔣介石提出一項保台方案，也印證這個事實。 楊西崑主張台灣應以「中華台灣共和國」的新政府名義，公開宣佈與中國大陸的政府完全不相干；聲明應指出「中華」只是文化，並無政治意涵；新政府應立即解散國會，成立一院制臨時議會，成員台灣人佔三分之二，大陸人佔三分之一；新政府也要舉行台灣全民公投，以決定台灣未來地位。 這個方案有三點含意：第一，台灣地位未定；第二，外來國民黨政權不經過選舉，少數統治多數的不公；第三，台灣人民有權公投決定台灣未來地位。 在民主化之後，外來少數統治多數的問題，已透過李登輝的改革，和選舉的公平競爭來解決；公投問題還沒有發生，或正間接以選舉方式在進行；台灣地位問題，因為國民黨的外來權貴附和中國的主張，仍爭論未定。 中共自認台灣歸它所有，因為「開羅宣言」規定，而它在國、共內戰獲勝，成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也以「開羅宣言」規定及長期有效統治，主張對台灣的主權；但最有資格主張台灣主權的是在台灣的人民：在舊金山和約日本宣佈放棄台灣主權的基礎上，以人民自決，主張台灣是自己的國家。 狗去豬來 台灣並未光復 七十年前，「狗去豬來」，台灣脫離日本，卻被外來國民黨政權佔據，馬英九復辟更強加「一個中國」的枷鎖，台灣並沒有「光復」。自己的台灣，要靠自己把外來心態的政黨掃進歷史，才是真正光復！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凌博志／律師 代表時代力量參選新竹市立委的邱顯智，倡言廢止立法院的政黨協商，並指這個「黑箱」的「王柯體制」，應隨王、柯退出立法院而走入歷史，引爆邱與柯建銘的理念之爭。 立法院用政黨協商，維持議事順暢，已經行之有年，不論下一屆王、柯續不續任，各黨立院黨鞭仍會坐下來，不管用什麽「名目」，叫不叫做「政黨協商」，溝通，協調還是一樣也不能少，否則立法院將擾擾攘攘，無一寧日，更別談議事進行和預算把關。 邱顯智把立院協商制度定名為「王柯體制」，不只誇大，而且刻意「惡名化」政黨協商，也有失厚道。王、柯也許「黑箱」，也許「和稀泥」，也許做過不少（政黨）利益交換，也許有時挾帶個人好惡，但最後大多獲得政黨背書。柯在黨内迭有異聲，王甚至不為馬英九所喜，兩人被封為「喬」王，褒貶互見，爭議不斷，但把他們代表兩大陣營，折衝協調、化解對立的努力，全盤否定，甚至矛以醜化，實在有欠公平。 時代力量的年輕朋友，懷抱改革理想，挾著清純的個人形象投入選舉，令人讚賞，但這條民主道路，曾留著許多先人前輩披荊斬棘的的血淚，有理念的年輕一輩，踏步其間，請千萬不要懷有一絲傲慢和不敬，更不能得理不饒人的「捨我其誰」，目空一切。 蔡英文期待匯集所有的進步力量加入改革，已在許多選區完成整合，時代力量也有多人獲得民進黨支持，雙方互信十足。新竹市這個艱困選區還差臨門一腳，就卡在邱顯智堅持與柯「總召」辯論「王柯體制」，邱堅持不辯論就不整合，非要搞個「魚死網破」不可，這種態度，令人遺憾。 立法院的協商，不是始自王、柯，也不會終結於王、柯。過去常在密室進行，過程容有可議，但方式可以檢討，也可以改進，它的存在已成為「必要之惡」，將來沒有王、柯的立法院，恐怕也難以跳脫。邱用哈哈鏡看待，先把它扭曲，再怎麼去辯論，也是各彈各調，毫無意義。其次，柯說話嘟嘟噥噥，口齒不清，彷彿含著一顆滷蛋，找他辯論，予人「以長撃短」，挑軟杮子吃的感覺，邱先生如繼續堅持，就不夠光明磊落了。 這一席立委的整合，需要兩位侯選人的誠意，也考驗著民進黨和時代力量的智慧，不管用民調pk，或由「大人」協調，一人出馬，才有可為，兩人出場，一定雙雙陣亡，而且今後恩怨糾葛，必無了時。 野人獻曝，提出此議，只為顧全大局，沒有個人好惡，時代力量和邱先生千萬別往心裡去。

  「民進黨曾允諾安置收費員全代會外靜坐 風傳媒」   「曾允諾安置」，那也得等民進黨拿下政權吧？八字還沒一撇，是在鬧什麼？ 「允諾安置」應該是說假如國民黨執政期間都無法處理好，那麼等民進黨上台，...。所以，國民黨還在執政，就應該先去找國民黨負責才對。怎麼能，因為國民黨爛，就乾脆直接都找民進黨負責。 - 「秦金生影響選情傳撤換？ 宋楚瑜：未附和扭曲史觀不需負責 自由時報電子報」 要負責，也是宋楚瑜自己最需要負責。秦去，一定是親民黨決定；不可能全黨反對、或全黨不知情的情況下，秦自己跑去吧。 - 「莫拉克風災情景重現馬英九紅了眼眶  蘋果日報」 你在執政，你在紅什麼眼眶；人民才該紅眼眶吧。 權力全在你手上，你什麼都不做、不會做，只會紅眼眶？！ -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徐弘庭在市議會質詢時指市長柯文哲和悠遊卡總經理戴季全有「特殊性關係」。柯文哲聞聲拍桌暴怒。這件事立即引爆熱議，眾說紛紜。這裡的「灣區26台」華語晚間新聞在報導這件事的時侯，主播萬若全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將那句話說成「特殊的性關係」，硬是加了一個「的」字，相信許多人聽了都哭笑不得。    今年才27歲的小男生徐弘庭表現得很委屈，他不知道他說的那句話為什麼馮光遠說得他說不得。人家馮光遠是記者、作家、編劇、攝影及劇場工作者，徐弘庭自己則是身負選民所託的民意代表，而且是在神聖的議會殿堂。三歲小孩拉尿可以，大人就不行；在廁所拉屎可以，在廚房就不行，這是題外話，在此不多談。更勁爆的還在後頭，徐弘庭事後又再畫蛇添足。  他在政論節目中說，他認為馬金的關係是個不正常的關係，指的是這兩個人在政治權力上有個很奇怪的、不對等的關係。此話一出，立刻又惹毛了貝勒爺金溥聰，他直斥徐弘庭「隨風搖擺，自失立場，敢做不敢當，敢說不敢承認，只會學人玩弄文字遊戲，逃避法律責任。」嘰哩哇啦哇啦啦，國民黨這陣子自家人狗咬狗的戲碼層出不窮高潮迭起，簡直比電視連續劇還精彩，害台灣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   身為「中國人」，有太多太多的事別人可以做你卻不能。有些，像徐弘庭剛剛做過的事，道理實在很膚淺，不言可喻。另外有更多的，則毫無道理可言。徐弘庭必須慢慢學習。身為「中國人」的國民黨黨員員，卻不理解國民黨或中國人的歷史文化，往後日子肯定很難混。下面寇老提供的一些例子，在中學課綱裡面沒有，老師也不敢教，給徐議員做參考。  你不可以做 因為你不是別人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有數不清的地區人民獨立建國，從亞非到拉丁美洲，中國人從未批評這些人或這些國家。事實上，中國還曾經正面表達支持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爭取獨立。但是一提到關係中國自己利益的時候，他們的態度立即180度翻轉。 台灣人要獨立建國？不可以！圖博要獨立？不可以！內蒙要獨立？不可以！東土耳其斯坦要獨立？不可以！香港人甚至只要求普選特首，中國說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全世界都可以做的事，你就是不可以。別人在做我管不到，但是你，我說你不可以，你就是不可以，你也不要問為什麼，這是規矩。   更可怕的是，政壇上有些老鳥，看到別人做過以後吃了大虧的事，他偏偏還要去做，因為他認為別人吃虧是因為別人笨，自己比較高明。  宋楚瑜因為興票案揩油，痛失眼見得手的總統寶座。陳水扁因興票案撿到便宜，但沒有學到教訓。他把錢送去瑞士，開設「海外密帳」，東窗事發讓馬英九逮到把柄，把他關押凌虐了七年，吃盡苦頭。  連勝文參選台北市長之前居然跟著老爸到北京朝見「祖國」大老闆習近平，結果不被選民接受而在選戰中慘敗，還造成餿水外溢現象，成為台灣人茶餘飯後的笑談。可偏偏宋楚瑜不信邪，在宣布參選總統以後居然還敢派秘書長秦金生到北京參觀九三閱兵。他眼見連戰成為過街老鼠以後急剎車，但為時已晚，宋楚瑜的民調支持度一下子滑到谷底，被洪秀柱騎在頭上當小三，真的灰頭土臉。  徐弘庭應該為自己感到慶幸。比起那兩個人，自己吃的虧實在算不得什麼。年紀輕輕就當上市議員，這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機會。要會謙恭自守，虛心學習。血氣方剛之年，孔子說過，戒之在色。不要滿腦子「性關係」，更不要把名片和保險套放在皮夾裡，這樣就前途不可限量。否則若一味狂妄自大口無遮攔，那未來充其量也不過是另一個洪秀柱。    馬英九總統的性傾向與他跟金溥聰之間的關係，一直在網路上傳聞不斷。  嚴格說起來，馮光遠的質疑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根據。但是，徐弘庭硬把  柯文哲和戴季全扯上「特殊性關係」則根本是憑空捏造無中生有。  END

　　時代力量黨的邱顯智律師，對立法院所謂的「朝野協商」非常反感，所以不想讓柯建銘選上立委；他的總幹事陳為廷也撰文說那種黑箱協商有很大問題，不是正常、正當、合理的內規。確實沒錯，立院朝野協商，有黑箱，有妥協，有奇奇怪怪，不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但邱、陳二位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馬英九也痛恨朝野協商。 　　馬英九為什麼痛恨，恨到去年看到機會就決定「鍘王」呢？因為王、柯主導的黨團協商，成為馬統賣台的絆腳石，讓國民黨雖是絕對多數，卻無法為所欲為。為什麼去年太陽花學運，當王金平承諾不通過監督條例，就不召開服貿的協商，結果大家都相信可以阻擋了賣台法案呢？這就是王、柯連手的厲害之處，也是馬英九恨得癢癢的地方。 　　想想，以國民黨立委的絕對多數，素質差勁，馬首是瞻，沒有王、柯的「哇咧睬曉醫」，馬統賣台早就快到你看不見的速度。 　　再說，蔡英文受先進「議會國家」的教育，思慮周全，見識不凡，為什麼對柯建銘讚賞有加，依賴極深呢？請你回頭看阿扁時代的朝小野大，再看小英當主席的民進黨，立委才27席，少得可憐，對國民黨的大軍掩來，根本毫無招架之力。他們有時會佔領主席台，衝撞格擋，但每每兵疲馬困，還是阻擋不了表決。 　　如果沒有「王柯」主導的協商，民進黨必然全盤皆輸，想過的過不了，不想過的全被闖關。小英之依賴老柯，講白的，就如劉備之依賴孔明，在勢小力微，藍營惡鬥之際，不僅沒有被殲滅，還能搶得寸土。護持實力，以圖壯大，柯老之功，小英心裡很清楚。 　　還有，如果時代力量黨反對朝野協商，那就是笨蛋。你們知道洪秀柱反對小黨參與協商嗎？她認為二、三立委的小黨，參與協商，常以小搏大，阻礙法案，所以主張提高黨團成立門檻，排拒小黨的機會。 　　這次時代力量黨參選，最多第三名，而這個第三名，也恐怕只是「小三」。有黨團協商，就算小三也可以有大老婆的影響力；如果沒了協商，那小三連想要提案通過都很辛苦，只能自稱關鍵少數，坐等人家來求情，或去求人家連署。邱顯智反對協商模式，等於減少了時代力量未來發揮力量的場域。 　　所謂「王柯協商體制」，也許有點黑箱，加減妥協，不免出包，但在立委素質參差不齊，出席態度鬆緊不一時，可以加速法案的效率。在馬黨勢力超大之際，可以變成有力的煞車器，阻擋一些賣台禍害。在兩大之間難為小的環境中，尊重少數，讓小黨有發揮的空間。 　　是的，你可以找到該機制弄出的荒謬和離譜的一些決議，如會計法修正案的亂來。但看一隻母雞，只看拉屎，沒看到生了不少蛋，恐怕不公平吧！ 　　邱律師反對朝野協商，很有理想性，但似乎缺乏政治智慧；陳為廷跟著恩人唱和，卻見樹不見林，變成為反對而反對。請多觀察台灣政治生態，想想國民黨的惡劣，就知道「黨團協商」的價值，就像開車一樣，會車禍、塞車、拋錨、酒駕，但有駕照就可以開，而且大多時是便利有用的。 　　你可以反對目前的協商方式，主張更理想性的運作內規。可是把朝野協商全盤污名化，直指為禍害，猶如因為酒駕而反對開車，就很奇怪了。當然，你可以主張不開車，改搭捷運；但像台中捷運還沒蓋好，難道人們只能走路？ 　　講什麼因為反協商而反柯建銘，似乎難有說服力；何況照目前選情，王柯體制將在明年二月老王不再當院長後，走入歷史，也讓邱律師的理由不成立了。傳說邱律師堅持要選，是為了「阻柯」，不讓老柯有機會當院長，重操黑箱協商。那請問只要【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不改，即使王、柯都退，就不會有現在的協商模式嗎？ 　　邱律師是正義之士，濟弱扶傾，果真想當上立委，修正立院內規，終結他認為的黑箱協商，請時代力量提名他為不分區第一名，何必逞強參選，壞了老柯好事，造成兩敗俱傷呢？ 　　最後，看到蔡仁堅支持邱顯智，邱陣營大表歡迎，我的感覺是，一如看到宋楚瑜拉攏蕭家班，大大的倒盡胃口。 2015.9.19   　　  

  財政部長張盛和日前提出舊車換新車可享有新車直接減免貨物稅三至五萬元，然後再將這些污染高的中古車出口到有需要的開發中國家，他覺得，這樣既環保又可帶動出口。 與其只補貼汽車的貨物稅，財政部為何不全面檢討落伍老舊的稅目。貨物稅是數十年前為了抑制社會奢華風氣、防止浪費，對特定商品課徵的稅目，如飲料、水泥、平板玻璃、電器類、輪胎、油氣、車輛等，但是多數商品在現今社會已經是人民生活的必備品了。 這些商品出廠時已課徵貨物稅，商品賣出時又再課營業稅，這些成本就間接轉嫁給消費者負擔，全面檢討這種重複課稅，不合理、不合宜的稅制，才能刺激消費，也才能照顧到台灣多數不富有的一般民眾。 物價年年上漲，薪資所得卻倒退十五年；企業在全球競爭壓力下利潤越來越薄，但我們的稅收卻年年超徵。這些超徵的錢，有多少是從已「入不敷出」的貧戶與「生存艱難」的企業中挖掘來的？由於時代變遷，台灣多如牛毛的稅目，不合宜的早就該廢了。 這些年來財政部一連串的政策與稅改方案，感覺就是毫無章法的「亂」，各種「稅」與「費」越來越多，讓民眾霧煞煞。一○三年中研院長達一百多頁的 「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那些專家、學者、產業界花那麼多時間所做出來的建言，不知道財政部有沒有在看。但民眾看到的是，房地合一稅是張盛和部長夢到的；亞投行在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刻才草率送件；一改再改的證所稅，最後讓金管會與全民來收拾股市殘局；財政部背信、與民企爭利，讓台新金損失慘重，讓國際投資人投訴到華爾街日報指責台灣政策不延續。 張盛和部長一連串的「豐功偉業」 ，讓民眾看不到財政部的規劃與精算，看不到首長的政策理念，只看到張部長在媒體上傲慢的堅持與辯解，這樣的國家財政能不亂嗎？ 又何以讓人民獲得最基本的生活安定？ （作者為企業財務）

連戰一意孤行參與北京閱兵之後，回到台灣仍高調操辦金婚宴，他之所以有恃無恐，因為國民黨內誰敢不給太上皇習近平面子呢？圖：中央社合成   中共北京閱兵剛過，立即又在台灣海峽實彈軍演，時機相當敏感。據北美中文媒體透露，此演習為中共軍委主席習近平親自批准，顯示習近平實現了對軍隊如臂使指般的掌控。 此次軍演更可一箭三鵰。其一，習近平正在推行文革結束之後解放軍最大規模的體制改革和裁軍，故而以軍演來振興因兩名前軍委副主席落馬之後低落士氣。其二，習近平月底即將赴美國訪問，習近平自詡為鄧小平之後對西方最強硬的中國元首，故而以軍演來震懾美國和日本，宣示如今乃是「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其三，習近平不滿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批連戰參加北京閲兵，故要給國民黨臉色，並對台示硬，警告若民進黨當選，蔡英文上台後不得「亂說亂動」。 北京打個噴嚏，台灣就會重感冒。不僅中國的股市行情影響台灣乃至整個亞洲，北京的政治舉動更是讓視北京馬首是瞻的國民黨風聲鶴唳。連戰一意孤行參與北京閱兵之後，回到台灣並沒有深居簡出、謹言慎行，反倒高調操辦金婚宴，故意羞辱台灣民眾。連戰早已料到，自己並非「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照樣可以高朋滿座、夜夜笙歌。 連戰就像鐵扇公主肚子裡的蛔蟲，將首鼠兩端的國民黨各大佬的心思意念揣摩得一清二楚。國民黨本已選情告急，連戰向北京遞交降表之舉更是雪上加霜。有人主張開除連戰的黨籍以止血，藍營基層輿論高漲，但連戰有恃無恐，因為國民黨從來就不是一個尊重民意的政黨。連戰不僅是台灣政壇的首富，在國民黨黨內樹大根深，更重要的是，他獲得了習近平的加持，打臉還得看主人面，台灣島內，誰敢不給太上皇習近平面子呢？ 果然，此前批判連戰聲調最高的郝柏村，乖乖出席連戰金婚宴，這齣戲是做給北京看的；此前對連戰「痛心疾首」的馬英九，再無馬王政爭時破釜沉舟的決絕，突然沉默無語了。國民黨在連戰參與北京閱兵之後首度召開的中常會上，風向明顯轉變。發言的中常委多數挺連，認為連戰到北京乃「無傷大雅」，目前當務之急是黨內團結。惟有中常委邱炳煌認為，國民黨對媒體與民眾的感受應該要有「回應」，但未獲他人支持。可見，對岸解放軍的軍演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共產黨開火，國民黨就熄火。 國民黨失去了最後一次自救的機會。當然，國民黨諸君的美夢是，只要習近平心滿意足，他們就可以繼續在台灣當兒皇帝，至於這個黨究竟保持「國民黨」這個百年招牌，還是乾脆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連戰及其同類可以繼續在台灣作威作福、吸骨吮髓，而不必回答台灣年輕世代的追問：我擠公車，卻要養坐賓士的；我租公寓，卻要養住帝寶的；我不敢生孩子，他月領37.5萬元給孩子；台灣的青壯年大多養不起父母，卻要養連戰——這是什麼世界？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路是人走岀來的，我們要「活出自已」就是從「血洗台灣」的戰爭中尋找出路。（網路資料，民報合成）   最近中國在天安門前舉辨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閱兵。華盛頓郵報社論稱呼中國天安門閱兵是21世紀最醜陋的紀念品，足與希特勒，史大林的閱兵並列歷史，讓周邊小國心生畏懼，對國內少數民族施壓凌辱西方國家皆不派人參加。台灣的國民黨主張領導抗戰的正是蔣介石。中國歷史以毛澤東替代了蔣介石。 台灣沒有向任何國家宣戰。李總統是以日本「志願兵」入伍。彭明敏為了逃避日本「志願兵」南下長崎才會遇到盟軍轟炸。戰爭中台灣也遇到來自中國的飛机空襲。轟炸台灣的正是中國空軍。二次大戰中台灣和中國的敵我關係如此。台灣只見李登輝縂統宣佈終止中國內戰關係。馬英九竟領導充滿偏見的國民黨圍剿李豋輝。我們應該檢討為什麼台灣會捲入中國內戰？盟軍統帥以第一道命令由蔣介石代理盟軍接收台灣。代表蔣介石接收台灣的人員是陳儀。蔣介石後來槍決了陳儀。陳儀的「接收」人員將「接收」變成「劫收」，戰後留下物資全部運送上海供應內戰，戰地復員青年後來被派遣中國參加內戰，台灣青年遂由日本「志願兵」變成屢戰屢敗的「國軍」。「國軍」潰敗，他們被中國共產黨送進了勞動營， 70週年抗戰勝利，沒有帶給台灣人民任何光彩。當時在中國組纖遊擊隊隊長的李友邦在戰後無辜被蔣介石槍決，在重慶做敵後工作的謝南光遂避居北京，他念念不忘在日本統治下的反對運動。險逃香港的共產黨員謝雪紅則被清萛鬥爭。台灣志士左右遇害。 台灣沒有對中宣戰。相反的，國民黨的雷震組織反對黨反對戰爭，判刑十年，台大彭明敏教授等要求和平與自救幾次入獄。我們以行動反對戰爭。監獄裡四面皆牆，此路不通(noexit)，受難人每一個人都會學習怎樣才能活下去？每一個人都會思考怎樣才能共同生存？國防部到處興建眷村，四周圍牆，我曾質問:你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從小離開台灣社會怎樣生存？最近我接觸許多眷村成長的第二代第三代，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正在尋求自救。他們成為我們不可缺少的社會力量。雖然李登輝縂統宣佈終止中國內戰。中國共產黨仍然誓言以「血洗臺灣」方式解放台灣，制定國安法，懲罰台灣人民。這是最野蠻的行為。天威不可測，中共一路追殺，眷村的人必須拆去圍牆，參加臺灣社會，培養台灣意識。台灣社會應該歓迎外省逃難第二代第三代加入台灣社會。台灣人民應該結合在一起，向聯合國控訴來自中華帝國的大軍壓境，「血洗臺灣」，台灣必須尋求生存之路，「活出自已」。 中國紀念「十四年」的抗戰所展出的閱兵可與希特勒、史大林比擬。我們看不見苦難大眾的訴求，也聼不到民間志士的呼喊。閱兵之際人民的抗議都默默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台灣的副總統連戰也沒有提起幾百萬逃亡台灣的中國難民的遭遇和去向。閱兵所展出的武器包括已經佈置一千五百餘枚的短程彈道和巡戈飛彈。此外還出現「東風十六」短程彈道飛彈。「東風二十一丁」反艦彈道飛彈。「巨浪二」濳射州際彈道飛彈等。這些武器都足以「血洗台灣」。中國領導邀請台灣前副總統連戰觀察閱兵體驗台灣怎樣被「血洗」。這是多麼殘酷！我們要「活出自已」就是從「血洗台灣」的戰爭中尋找出路。本來沒有出路。路是人走岀來的。我們就是要從沒有路的地方「活出自已」走出一條路來。 美國也有內戰(1861—1865)原來是一個統一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統治台灣。它的元朝是由蒙古族統治，現在蒙古是獨立國家、聯合國會員。它的清朝是滿州族統治，二次大戰期間還有滿州國。滿州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是沒有經過公民投票。中華人民共和國唱導的五千年的傳統歷史是虛構的。它對臺灣的領土要求只是根据開羅聲明，參加會議的是蔣介石。蔣介石還躺在台灣的銅錧裡，它以毛澤東替代了蔣介石。這也是冒充的(imposter)。 1865年4月9日邦聯軍李將軍向聯邦格蘭特將軍投降。4月14日林肯總統在戱院裡被暗殺。5月，其他邦聯軍投降，內戰結朿，聯邦統一。62萬人戰死。5萬傷殘返鄉。 許多邦聯(南方)軍離開南方，走向美國的西部，有的移居國外，巴西就有1、2萬人。有的逃避戰爭的毀滅，有的不願意接受北方政府的統治。美國內戰結朿已絰百餘年，美國報紙猶在討論戰後「重建」政策和歷任縂統的社會福利。移民巴西的南方人仍然保持南方的生活方式，懸掛南方軍旗，穿南方軍隊制服。他們不願意在征服者統治下生活。南方人的後代和當地人互有婚嫁，南方人在當地已有第二代第三代，南方人返回故鄉又離開，南方人仍然保存奴隷制度到1988年。卡特是唯一南方出身的縂統，懷念邦聯，1971年州長任內訪問美國巴西移民區，他說移民區南方人言行和邦聯的南方人一樣「活出自已」，美國邦聯的南方人指出了何去何從，我們願與台灣青年和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共同勉勵。

  日期：9/19（六）14:00 - 17:00 地點：台灣國際會館（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5號4樓） 第一場：我的台灣歌謠創作生涯（張錦華 主講） 第二場：原民歌謠書說說唱唱（北原山貓 主講） 主辦單位：文化公益信託葉俊麟台灣歌謠推展基金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美國億萬富豪川普靠著一張嘴大罵非法移民、中國、媒體與競爭對手，猖狂囂張，支持度竟然扶搖直上，領先共和黨其他參選人，並與希拉蕊形成拉鋸戰。川普有學卻無術，形象惡劣，口沫橫飛，也能異軍突起，顯然不少美國選民是以看脫口秀心情來看政治人物的眾生相。 川普崛起，想必羨煞陷入苦戰的柱大嬸，讓她怨嘆萬分。老娘閉關三天，從躲起來那一天起就進行非典型戰爭，罵遍天下人，出關後更宣示與民粹對決到底，為何得不到掌聲，反倒把老和尚、農田水利會、桃竹苗的客家鄉親都嚇跑了？法力無邊的觀世音怎會與自身難保的泥菩薩糾纏不清，卻被媽祖婆打倒在地？這當然不是觀世音不行，而是柱大嬸戴了觀世音的面具，就自以為是觀世音了，一旦被掀開面具，馬上就現出大嬸的凡人相。 無論對錯或立場，民粹是一股龐大的力量，獨裁者或專制政府常利用民粹拿到政權，並做為鞏固統治的能量。大嬸所稱的民粹，包括同志、課綱、都更、能源、年金等議題，都是被既有社會結構壓制的弱勢者，透過各種方式發出微弱的聲音，何來民粹之有？ 大嬸可能會感嘆生不逢時，生錯國家，否則老娘哪一點比不上川普，還要選得那麼辛苦？其實，柱大嬸訓導主任時代應該是威權的黃金年代，那時候歌頌蔣介石是民族救星、時代舵手，蔣經國是平凡中的偉人，就是典型的民粹。可惜那時柱大嬸不是個咖，沒辦法出頭天，只能當個訓導主任，在她小小的世界裡對學生教忠教孝。如今她燒了五百年的香，有幸成為Ｋ黨總統提名人，可悲的是，她卻亂打一通，對民粹或非民粹開戰，一敗塗地已是必然的結局。 （蘇多）

  徐議員以「特殊性關係」質疑柯市長袒護戴董，又在政論節目解釋馬金關係是「不對等的政治權力關係」。這些言行，招致金先生正式聲明，要求徐議員正面回應，以具體事實說明，什麼叫做「不對等的政治權力關係」，不要隨風搖擺，自失立場，敢做不敢當，敢說不敢承認，只會學人玩弄文字遊戲，逃避法律責任。所謂的「波卡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還槓上開花，搞得政壇烏煙瘴氣，台灣民主如此鬧劇，實在令人搖頭。 「波卡風波」，姑且不論利弊得失，正反雙方各有理據，但柯市長的拖拖拉拉，確實令人不敢恭維。上任初，他當面對信義警分局長說：如果再有法輪功被打、上網，我就把你換掉！保護人權，大快人心。然而，碰到「波卡風波」，主其事者是自己人，處理方式截然不同，許多人不得不質疑「護短」。於今，戴董「請假待命」，柯市長「哽咽不願犧牲手下」，即使高過馬先生之犧牲余文，但政治人物的重大判斷可以訴諸溫情主義嗎，依舊值得商榷。 事態發展至今，旁觀者最為納悶之處莫過於戴董何德何能，讓柯市長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替這位手下付昂貴的學費？讓台北市府會眼睜睜被「卡」住？他們到底有甚麼「特殊性─關係」，或者說「不對等的政治權力關係」，自然會引人擔憂。上司為手下扛成這樣，很奇怪嘛。這位大家心目中的政治素人，必須避免重蹈馬政府的覆轍。或許，柯市長很有自信，不過，權力導致腐化的鐵律，恐怕比他的自信更有力。而有所愛於柯市長者也應該體認到，監督他才真正能夠「保護」他。 過去七年，甚至北市府時期以來，馬先生就是以「特殊性─關係」，來打造馬家班的「不對等的政治權力關係」。只要是親信，一切好辦；非我族類，則靠邊站。結果呢，手握黨國大權，只讓小圈圈與聞機要，那些馬家軍儼然是殿前侍衛，目無黨的體制，更目無民主體制。絕對的權力，絕對讓人腐化，大家都看到了，「特殊性─關係」讓這個人淪為「昏君」，也唯有極少數「佞臣」得以分享他的權力光環，其所造成的國政敗壞、民不聊生，導致這個人從高票當選淪落到九趴總統。 去年，白色力量令人期許，柯市長帶動進步力量，大家無不希望他改變政壇陋習。上任初，從忠孝西路公車道，到大巨蛋等五大案，他的確展現了雷厲風行，為市民利益把關，民調支持度居高不下。詎料，近期幾件考驗，卻讓人開始有所保留。舉其大者，對中國表示了解與尊重九二共識，到中國高談兩岸一家親，如此「墨綠」的信念與價值何在？再者，「波卡風波」，毫無ＳＯＰ精神，柯市長高估自己的駕馭能力，應對發言隨興輕率，一路挺手下遂使自己一步一步捲入政治流沙，磨損他原本相當正面的社會觀感。 柯市長不時為自己的言行道歉，敢做敢當令人耳目一新，但更多的是堅持自己的行事作風。我們當然希望他有免疫力，可以超越被權力腐化的宿命，否則，「特殊性─關係」搞得馬政府淪為「昏君」與「佞臣」的暗黑宮廷，難保不會重演在他身上。「履霜堅冰至」，暗黑宮廷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日積月累習慣成自然的。不難想像，柯市長厚愛特定手下，必然引起仿效作用，爭相尋求「特殊性─關係」，以求沒事升官、有事平安。這種主奴關係及其流弊，現在仍在黨國院線上演，柯市長一定要防微杜漸啊！

  立委指控國民黨台南市黨部黨工王明星藉經手退輔工作，介紹領有終身俸的老榮民與五十四歲中配戴海君結婚，而戴婦來台已嫁了二任丈夫，都早早過世，目前戴婦與九十歲趙姓老榮民再婚，二人不知去向，家屬請求協尋，並控訴這是有計畫性的「粉紅收屍隊」。 其實這種個案層出不窮，二○一○年宜蘭縣唐姓老榮民與吳姓中國配偶假離婚，再由吳與罹患癌症的彭姓同鄉結婚，彭病逝，吳繼承千萬元遺產，唐要求復合遭拒，憤而向檢方控告吳女詐欺，吳女則潛逃回中國。二○一一年也有中國籍路姓女子先後嫁了三位台灣老榮民，丈夫們過世後繼承了二棟房產，她又向二名榮民騙婚，拿到一棟公寓及二二七萬元，被依詐欺罪起訴。如果這不是特殊性關係，什麼才是特殊性關係？ 二○一二年曾有台北市議員在市議會質詢指出，根據退輔會統計，全國每年再婚的老榮民約五百到七百人，其中八成以上都與中國女子結婚，每年被再婚配偶繼承及領取半俸的金額竟然高達十億元以上。政府難道不應該專案輔導嗎？ （作者為家庭主婦）

今年1月14日，柯文哲接受東森新聞台節目《關鍵時刻》專訪時說，要處理八大行業問題不能同時處理，而是先選定一個再解決下一個。他以抓狗故事比喻，指他以前在台大醫學院時，去動物收容所抓狗做實驗，抓的時候會發現「所有的狗都會合起來咬你」，只能先用竹竿選定一隻狗抓，不管這隻狗跑到哪裡，都一定要抓到牠；他還發現，其他的狗還會把他要抓的狗拱出來，「連狗都會彼此出賣」。我們認為，如今不懷好意的國民兩黨，就是要用此同樣手法，來瓦解柯市府。    國民黨對柯文哲大敗連勝文，早就懷恨在心，不斷伺機尋仇報復；而先前柯對支那示出善意「兩岸一家親」與「尊重和理解九二共識」，讓民進黨懷有戒心。兩黨聯手要讓柯難看，已是常態；此次「波多野結衣悠遊卡」造成搶購，甚至鬧上《華盛頓郵報》與CNN版面，根本就是兩黨「表面抵制、私下卻要卡」的傑作助長。   我們認為，逼戴季全下台，目的就是要作為破壞柯市府內部團結的第一步；柯文哲自己心裡應該很清楚，在「台大愛滋事件」裏，柯已有親身經歷。但據張景森透露，自己9月16日曾和柯P反映，有不少市府高層都認為戴季全應該要下台負責，張就是「其他的狗」之一。而《蘋果日報》今天更報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層或首長，對戴在波卡事件的處理方式都不滿，認為應主動辭去董座」。 我們認為，現在柯文哲首要之務，不是在決定戴季全的去留，而是導正如今市府九成首長「出賣其他人，以自保」的狗奴才心態，要這些人搞清楚狀況，國民兩黨的目標是柯P，沒有戴也會有別人，戴下台後，很快就輪到他們，一個個輪流被找碴，逼他們一個個下台！而戴季全去留的評斷，應該回歸專業決定，看他發行「波多野結衣悠遊卡」後，業績是否衰退，若是顯著上揚，不但不應該讓其辭職，反而要確保其董事長任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由開講》柯P應該提起特殊假處分 陳英鈐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授 2015-09-17 12:15 國民黨議員徐弘庭暗諷台北市長柯文哲和戴季全有「特殊性關係」，柯當場拍桌震怒，隨後向議長吳碧珠表示，為情緒失控致歉。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則要求柯為其拍桌對議員公開道歉。個人則認為，議員假借質詢，在議會恣意人身攻擊，根本不受言論免責特權保障。柯市長拍桌固然失當，然委曲不能求全，唯有向行政法院提起假處分，才能制止議員食髓知味，以羞辱首長為職志。 徐議員假借馮光遠的案例，誤以為議員可以在議會肆無忌憚。殊不知，議員領的是納稅人民的公帑，並非人民，沒有主張人民所享有的言論自由餘地。（馮光遠回應的報導請點我） 議員在會議所為言論，雖享有不對外負責之特權，然不可無限上綱。司法院大法官釋字165號已經闡明，議員言論免責特權「既在使地方議會議員順利執行職務，自應以與議案之討論、質詢等有關會議事項所為之言論為限，始有免責之權，如與會議事項無關，而為妨害名譽或其他顯然違法之言論，則係濫用言論免責權；…故地方議會議員就無關會議事項所為顯然違法之言論，仍難免責。」縱使對議員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作最大程度之界定（釋字435），也不能包括議員無的放矢，以攻擊他人人格，藉以激怒市長的此種言論。 過去臺北市議會曾經就銀行法48條的適用，是否足以作為台北市銀行拒絕提供市議會關於個人之資料，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因而有釋字293號。柯市長和徐議員就「特殊性關係」是否屬於議員言論免責特權保障範圍，同樣可以聲請大法官就釋字165號做出補充解釋。然地方議會與首長衝突履見不鮮，柯市長既以建立新政治為號召，應仿效德國行政訴訟行之有年的地方自治團體機關訴訟（Kommunalverfassungsstreit），向行政法院聲請假處分，遏止議員就無關會議事項，發表污辱他人人格的光怪陸離言論。若行政法院不受理，再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做出暫時處分（釋字685）。 柯市長就本案提起特殊權利救濟，不僅事關往後台北市府會關係能否基於理性問政，機關相互尊重。對於其他縣市的府會關係，也有示範效果，這才是柯P新政最重要的貢獻。

「半導體感測器元件班 第01期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課程內容： ​...​ (14)性別平等課程(3小時)-性別平等教育 ​...​ (19)面試與履歷寫作技巧(1)(3小時)-履歷寫作各項技巧演練 (20)面試與履歷寫作技巧(2)(3小時)-面試各項技巧演練 (21)專題報告討論與製作(3小時)-專題報告製作的格式及方法演練 ​...​ (38)專題報告(6小時)-學員專題設計、分組工作、簡報製作、及報告分享 (39)參觀活動(6小時)-觀摩相關產業  政府花3萬多塊錢，作高科技人才培訓，上這種課：性別平等、面試、履歷寫作、參觀？   一、免負擔費用學員身分別  　　... 　　十三、外籍及大陸地區配偶之失業者  二、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期間得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 　　9.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之失業者。  換句話說，中國籍配偶，不但能參加台灣的高科技職訓班，還免負擔自付額、還可以領津貼。 如果受訓完，離婚回中國，那像不像是台灣在幫中國職訓？

「波卡名單不透明議員怒「真是OOXX」 yam天空新聞」 「名單 OO仍在藍綠決議：以府函公文揭露 yam天空新聞」   = 才前不久，課綱"微調" 委員的名單，不也是「OO」嗎？怎麼就沒見這些人動怒呢？ 哪一件事的名單透明，比較重要呢？

大概是由於毛澤東熱捧了魯迅，所以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些中國文化人發起了一陣攻擊魯迅的風潮，罵魯迅甚至成了一種時髦。與此同時，祭出胡適，作為反魯迅的參照物。這其實是既不懂魯迅，也不懂胡適，只看到表像，沒看到本質的不得要領。 魯迅是一顆珍珠，不能因為毛澤東把這顆珍珠搶過去，掛他自己脖子上炫耀、利用了一陣子，你就說那珍珠不是珍珠了。而且，被毛搶過去一把，也不是珍珠的錯呵。另外不可忽視的一點是：毛絕不是真正懂得並欣賞魯迅！ 包括魯迅之子周海嬰等人提供的史料表明，毛澤東曾說，魯迅如果活著「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要麼識時務一句話也不說。」設想一下，你們誰會把一個自己熱烈推崇的作家關到監獄裡，或逼他住嘴？如果你有毛澤東那種絕對權力的話。誰也不會！毛澤東的話足以證明，他根本就是利用了魯迅而已。 魯迅和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雙子塔」，他們各有特色，卻不等於是對立的、應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如果後人硬把他倆對立起來，用一方詆毀另一方，則既不明智，更不具任何建設性。 魯迅和胡適外在表現的不同，首先是由於他們天生性格的不同，才華不同，導致寫作、為人處事風格等的不同；其次是他們後天的經歷不同，導致思想認知上的差別。事實上，無論魯迅認為胡適多有道理，他也不會成為胡適；反之，無論胡適多麼欣賞魯迅的傲骨、氣勢和風格，他也做不成魯迅。 一個有意思的現像是：以魯迅文章所展示的激情，他似乎更像、更應該成為一個深陷革命和組織的活動家，但他卻一路什麼「行動」都沒有，始終靠文字影響著無數人，一直到今天。而以胡適溫文爾雅的性格，他更像個應該終日呆在書房的學究，但他卻一路都是領導風潮的「弄潮兒」，甚至直接參政。 以魯迅爽朗幽默且頗露鋒芒的性格，也好像應該是成天呼朋喚友、高談闊論，或像康有為那樣開學堂，有幾個梁啟超那種可以呼風喚雨、從政組閣、進行改造國家大業的弟子；但他卻不善應酬、也惰於書信，只有很少幾個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條孤獨的作家路。而看上去性情沉靜的胡適，卻更善交往、喜高朋滿座。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僅在1916這一年，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而在台灣做中研院長期間，更是賓客盈門，不亦樂乎（當然，那大概只是表像，他由於堅持西化而導致的孤寂是明擺著的）。 這兩人最大的不同其實是：魯迅的影響力在於作品本身，而胡適的影響力更多在於曾經引導風潮。魯迅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有組織，沒有團伙，更沒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後多年的事），連個教育部小職員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個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個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壇最高大的個人主義者。 而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還沒拿到，就被陳獨秀請回國當了北大教授，不僅後來有一個擁他的文化界，還有一個挺他的政府。在中國思想界發生最大變革的民國時代，胡適那個位置本身就給他帶來幾乎無人可取代的影響力。但仔細閱讀過魯迅和胡適作品的人，可以很容易看出，魯迅的寫作才華遠超過胡適；胡適主要是以其為人處世的君子風範，尤其是革命大潮來臨之際的清醒認知，成為後人難得的表率。 簡單概括一句：這是各有千秋的一對兒：胡適更懂處世，魯迅更會作文；胡適更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魯迅更是個體欣賞者心中的英雄。 在中國那種文化傳統、人文環境中，能出一個魯迅，一個胡適，都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在指出了上述的不同點之後，我更要強調的是，他倆的性格和外在表現的確有很大不同，但事實上，在中國當代文化歷史上，魯迅和胡適是骨子裡最相似的一對孿生兄弟。 ●本質上，魯迅胡適的「相同」超過「不同」 第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魯迅明說中國文化吃人；胡適力推「全盤西化」，直到死前最後一次演講。 當然，回頭來看，魯迅有其偏激之處；而胡適的「全盤西化」則是對西方缺乏了解的口號，因為西方有左派、右派，有推崇群體主義觀念、追求個體主義價值等幾種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往哪個方向「化」呢？ 但是，對魯迅和胡適當年如此激進的觀點，不應咬文嚼字地去理解為他倆都要徹底否定中國的一切，而應去體會他們對中國現狀的極度不滿，那種痛感中國需要徹底變革的迫切心態，那種需要推倒這堵窒息生命的中國城牆才能讓人透口新鮮空氣的激憤。 這裡明擺著，那個最呼應魯迅要衝破黑暗的吶喊的，除了高喊「全盤西化」的胡適，還有誰呢？他倆誰都沒明白（當然，這裡胡適比魯迅清楚），骨子裡，他倆是最心心相印的一對雙子塔：一個欲打破黑暗，一個欲引進光明。 第二，對個人主義的追求是胡適到死的呼喚，他最好的文章是「易卜生主義」。魯迅則以身實踐，做了中國的易卜生。 第三，魯迅有話直說——尖刻、犀利，對自己認為錯誤的東西絕不留情。胡適表面上謙恭溫和，且有外交官式的修養，但骨子裡卻有和魯迅類似的激烈、激進（全盤西化的口號本身就是一例），有點像羅曼•羅蘭和喬伊斯那類人。斯文儒雅的羅曼•羅蘭的激情通過《約翰•克裡斯多夫》展露無疑；《尤利西斯》作者喬伊斯沉靜不苟言笑，卻熱烈崇拜激憤的易卜生，以至親自跑到挪威登門拜訪。胡適如有機會，我看他也會跑去。 我對胡適的敬佩之處，絕不是他的被許多人拿來貶損魯迅的所謂「寬容」，而恰恰是他的堅持——他對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的堅持。他的「全盤西化」國民黨的文化陣營就是反對的，蔣介石尤其反對；他不僅沒有跟蔣妥協，甚至當面直接頂撞。事實上，我就沒看見胡適寬容他認為錯的東西，他頂多就是沉默。在重大問題上，他不僅不寬容，而且是絕對不妥協，哪怕得罪老友。比如： 在陳獨秀出任中共總書記後的1925年，北京發生了共產黨領導學生市民燒毀《晨報》事件，因該報發表了不贊成中國走蘇俄道路的文章。就此，對請他回國直接當了北大教授的老友陳獨秀，胡適憤怒譴責說，「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處了。」胡適的口氣是要跟老友絕交。 三十年代，在中國內憂外患之際，不少中國知識人，包括留洋回來的丁文江、錢端升、蔣廷黻、林語堂等胡適的朋友們都認為中國只有走德國和意大利那種獨裁之路才會迅速強大。胡適對此毫不讓步，撰文批判這種開明專制說，「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他反對強人政治，認為「將國家大小諸事，都仰仗於一人，這決非現代政治應有的現像。」在追求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上，胡適寧可得罪朋友們，而絕不容忍錯誤觀念。 當面頂撞蔣介石，是在1958年胡適就職中央研究院長的典禮上。當時蔣親臨致辭，在給了胡適相當的美譽之後，強調中研院「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但隨後胡適講話時，卻直接反駁蔣介石說，中研院的工作是在學術上，而不是推廣什麼中國文化。蔣介石就此在日記中說，這是他一生中所受的兩次最大「侮辱」之一，為此他「終日抑郁，服藥後方可安眠。」胡適此舉，在中國文化人中還能找出第二個嗎？ 更令我對胡適刮目相看的，是他對宗教的「大不敬」。這裡且不探討他的對錯和深淺，只談這位謙謙君子的對宗教膽大包天的「出言不遜」。他寫過多篇深入研究佛教的文章，得出的結果卻是對和尚們近乎深惡痛絕的反感，甚至說到「99%的和尚都是騙人的」地步。曾因一時感動而加入基督教，但很快又退出的胡適，對基督教也做出這樣的斥責：基督教的最大壞處是乘人之危——也就是利用人有難處（生病，災禍，逆境）時，拉你入教。這個「乘人之危」說，可能是胡適的獨創，我在其它地方都沒有讀到過這種說法。（簡注一句：我個人認為胡適這句話只是有一個獨特的角度，但並不深刻，更遠不到位。） 在上述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胡適不僅沒有展示所謂的「寬容」，而恰恰表現了他在價值理念上的毫不讓步。他在思想原則上的堅持超過對朋友關係、個人利害的考量，而且不惜得罪人數眾多的群體（儒家信徒、佛教徒、基督徒）。 所以說，當今一些人，把胡適要求「政府」寬容言論自由、寬容異己，理解為他是對個人的寬容、對政見的打折扣，並由於毛捧了魯迅，他去了台灣而把他弄到和魯迅對立的位置，是不得要領的膚淺，更是矮化了胡適。而用他來打魯迅則更是荒唐。魯迅1936年就去世了，我認為，如果魯迅活到49年，如果他了解毛澤東的延安整風，大概會比胡適更早地逃到台灣，也不會像胡適那樣把兒子留在大陸。 毫無疑問，無論是妥協「人情世故」，還是妥協「原則理念」，都遠比「堅持」容易。在這兩點上的堅持之所以難，因為它不僅需要智慧、勇氣，更需要能力。所以古往今來，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妥協者永遠占大多數。魯迅和胡適，從不同的角度，都努力地堅持了自己所相信的東西。「東西」本身的價值另當別論，「堅持」和「人格的統一」則是他們自身的、非常值得後人推崇的價值。 第四，無論是魯迅的激情，還是胡適的冷靜，無論是魯迅的悲觀（盡管他否認自己是悲觀的，也否定悲觀情緒），還是胡適的樂觀，他倆都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人做得「正」——心地不陰暗、不狡詐，不圓滑，都沒有一絲一毫玩世不恭的心態，都不會把個人功利放在高於原則理念的位置上，都欲「真正」建功立業，而不是追逐虛榮（這是和當今相當一批文人所最大的不同點）；而且，他倆都特別把自己當人，當正經人，當重要的人，尤其是，當有尊嚴的人。他倆都清楚自己在中國文化界的地位，但卻絕無絲毫輕狂的海口，就因為他們懂得：什麼叫尊嚴。 這些年我越來越意識到，做人是否真誠地道，比觀點是否正確更重要。思想觀點可以改變，我們每個人都是在不斷修正自己的過程中成長。跟嚴肅認真的政敵，你可以論理、論戰；但跟痞性的人（哪怕是跟你政治觀點一致的），你束手無策，因為 「我贏、我賺」是這類人唯一的準則。人的品行一旦「痞」了，很可能是一生都無法改變的。痞性，就是可以沒有底線、沒有準則，沒有是非，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可把擅長陰謀詭計當高智商，可視彌天大謊為小事一樁。 痞性的人，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產之一，他們絕不僅僅存在於中國農民中（諸如阿Q那種低級痞子），而是在各行各業。毛澤東就是中國痞子的最典型代表人物。過去這二、三十年來，痞子這個特產在中國文化人中繁殖最快，生命力最強。痞，成為「酷」，成為時髦。這類痞人，無論是維護專制的，還是舉著反專制牌坊的，本質是一回事兒，他們在齊心協力，把中國推向一個「痞子共和國」。 魯迅和胡適，盡管風格迥異，卻都是和那類痞子文人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他們兩位都不是完人，但都是中文世界人格統一的典範，是高揚「人」的精神的雙子塔。 ●黑夜中的吶喊 魯迅的貢獻，當然首先是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批判，對吃人的舊禮教的痛斥。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和批判都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文化歷史悠久的大國，像俄國和中國。魯迅早就指出，「敢於指摘自己國度的錯誤的，中國人就很少。」當年如此，一百年後還如此。縱觀世界各國家、各民族，哪裡缺乏對本民族劣性的痛批者，哪裡就最落後。中國在推翻帝制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成了一個比帝制時代更專制的國家。悲慘至如此地步，還是容不得批判。為什麼？除了政權以外，「民眾的懲罰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魯迅語）。」今天，那些「害國」民眾就叫做「愛國憤青」。 正因為批判自己的民族太艱難，所以勇者罕見；正因為罕見，所以魯迅才加倍地可貴。但是，有思想、有勇氣，還必須要有那份寫作才華。魯迅就是那個在中國百年難得一見的、這幾樣都具備的才子。有一個這樣的才子指出中國的弊病，是中國人的幸運！ 我雖然幾十年前就喜歡魯迅，但最近重讀一遍《魯迅全集》，不僅比許多年前讀更震撼，而且發現他的文字比以前記憶中的魯迅好太多了。 說魯迅悲觀沒錯，他的確是太悲觀了，鮮有幾篇能讓人看見點兒光亮的東西。可話說回來，自古至今，有幾個中國作家從那個社會裡挖出點兒光亮來呢？那個最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悲觀到極致了吧，他最後看到的是白茫茫一片虛無。魯迅則是眼前一片黑暗。但起碼，他聲嘶力竭地喊了：這裡太黑，這裡窒息！他是一定要「與黑暗搗亂」的。他拼命努力的，是要在跟黑暗廝殺的過程中，撕出一片光明來。 胡適曾熱烈推崇易卜生，高度評價易卜生對社會的毫不留情的抨擊：「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 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的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我想說的是，魯迅又何嘗不是這樣一個易卜生呢？ ●文學家的魯迅已經聳立 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雜文起（之前只有文言文），到1936年去世，只有18年的光景用白話文寫作就留下那麼多影響了無數人的作品。18年，多麼短暫！他身後，無論是被當氣球吹，還是被污水灌頂，什麼都不如他本人的文字最強有力地捍衛著他自己。 首先，僅僅是作為小說家的魯迅，就是屹立中國文壇的巨人。他說只看過百來篇小說（且多是短篇），就開始寫了。他的確是天才，學得極快。《狂人日記》今天看來仍是超優秀！作為中文歷史上開天辟地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它那麼短、那麼新潮地使用意向和蒙太奇手法，就寫出了既有深刻思想、且中學生就完全可以看得懂的東西。無論從藝術上和思想上，我都未看過第二個中文短篇小說可與之匹敵；也認為它比果戈理的同名小說好很多，好在文字簡潔、意向清晰、尤其是思想深刻——從史書「仁義道德」的字縫裡發現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這實在是一個根本性的「發現」，用今天的話來詮釋就是：那個文化的主體價值滅了「個人」——奠基了四千年專制的堅固根基。魯迅當時就睿智地意識到自己這個發現的價值：「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這種狀況迄今亦如此，又過了一百年！ 但魯迅同時認為，「《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我想，中國總該有天才，被社會擠倒在底下……」 魯迅不是假惺惺地故作謙虛，他是真的沒意識到：他自己就是那個天才！第一篇倉促之作就可以寫得那麼精彩，隨便一學，就能達到那種程度，只有天才可為。天才是不可重復、無法模仿的，所以百年來中國沒有第二個魯迅式的小說家。 《阿Q正傳》幾乎是在《新青年》編輯「逼」著下硬寫的作品，居然刻畫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經典的人物之一。這部作品全中國人民都熟悉到像對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了，這不是靠誰宣傳就能達到的，必須是它本身「經看」。阿Q這個人物之典型，絕不僅僅限於中國農民，我新近的發現是，由於中國文化人中的阿Q太多，所以制造了一個「阿Q共和國」。 《藥》同樣是很短的一篇小說，但從故事構思，到人物塑造，到場景描述，都相當緊湊、清晰；前後呼應轉折也很自然、恰到好處；而且用那麼平淡、平緩的語氣，卻讓人清晰地感覺到那個社會令人徹骨的絕望和凄涼。這篇小說的高明之處仍是思想，不著一字，一切盡在不言中。這是最難的一點。真不知道在華文世界還有誰的作品，這幾點結合得如此之好。 《傷逝》或許受到契科夫《哀傷》的啟發，卻一點也不比《哀傷》差。《哀傷》很生動，但女主角卻一直是冰冷地死著；而魯迅的子君則是可愛地活過。《故鄉》雖然像一篇散文，卻是拿到世界上也是大家都能看懂、共鳴的。能讓外國人看明白的中國小說實在不多，《阿Q》極好，但真是出不了國。外國有好人，有壞人，有魔鬼，就是罕見痞子。所以《阿Q》只是懂中國文化的人才能懂的「中國特產」。《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字，只能算是篇散文，但卻終於讓我們看到了一絲人性的光亮。 當然，魯迅作品中的黑暗遠遠大於光明，因為他要做的，就是控訴社會的黑暗、家庭的桎梏。他的許多人物也頗有其內在美、人性的閃光，但整個社會環境都不升華（而是踐踏）個人的內在美；封建家庭也是在泯滅著人性。魯迅批評中國人的奴性、呆滯、陰暗，但更怒斥那個逼良為娼的社會和制度。一百年以後的今天，中國人是（用魯迅的話說）「闊了」，但普遍的人性程度比魯迅時代更低了，社會制度更黑了。我們這個時代如果有魯迅，在中國肯定是被滅了的。 但魯迅也有自相矛盾：他一邊吶喊著要衝破黑暗，一邊又總是懷疑，「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呢？」怎麼辦？先讓她有走的權利，走的自由！當她能邁出那一步，無論對錯，她就會學著走下面的步子，她就會闖一條新的道路，起碼不至於在黑暗的等待中被窒息。什麼樣的努力，多大多小的努力，都比被動地、屈辱地在黑暗中被壓抑至死要好！ 魯迅後期的小說，如《故事新編》等，顯然沒有前期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等那麼精彩，但他明顯地開始了要塑造光明的、正向人物的嘗試。他開始寫英雄，寫巨人（治水的大禹，補天的女媧，刺暴君的大俠等等），明確地高揚起他信奉的「個人主義」（獨膽英雄）哲學，而擺脫前期那種多是寫陰暗、卑瑣、殘缺的小人物的狀態。可惜，中國人的現實世界亮光太少，中國文學史上可借鑒的正面英雄形像、可吸取的文學養料太少，思想上的啟迪更少，所以魯迅的嘗試很明顯地非常艱難，他試圖從遠古的中國歷史中去尋找資源，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但一個文學家，只要有那麼幾篇優秀的，就可以立得起來。魯迅僅憑《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就可以不朽地聳立中國文壇。更何況，他還有祥林嫂、孔乙己等過眼不忘的人物。 ●評論家的魯迅無人項背 記得多年前，坐在書架前隨手翻看魯迅，還頗對先生的文字挑剔了一番。但現在重讀，不僅讀出許多以往沒有的感觸，更對他在白話文本身尚未成熟之際表達得那麼清晰有力而深感敬佩。魯迅的文字沒有做作、沒有矯情、更沒有賣弄，他總是自然且鮮明地表現著本色、展示著他的真性情，讓人感覺到一種氣勢、一種棱角、一股吸引你讀下去的魅力。 魯迅的雜文經常會有像針灸那種刺激一下神經的東西，促人思考。他還時不時有一些格言警句，無論你持什麼思想觀點，無論在哪個時代，都可以拿來借鑒一下。而且，魯迅的幽默更是隨處可見。在當代中文世界，還真沒讀過第二個人的作品，能集魯迅這麼多優點於一身。重讀魯迅更令人相信：好的文字，誰罵也倒不了；壞的文字，諾貝爾獎也挺不起來。 寫評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體會，最難寫的是批評人的文章。以個人的寫作經驗，能批到點子上就很難，並在文字上能把握住分寸，再能找到恰當的文字表達就加倍地難，尤其是在批評中能展示一些有深度的思想。而魯迅的文字就有這種功力。 魯迅的字裡行間還有一種「俏」，那也是一種沒法模仿的天賦。英語裡時常有作家被說成是genius（天才），也就是說他（她）有別人無法企及的原創能力。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作家。西方語言裡這種作家不少，但中文世界罕見。 很多人批魯迅罵人，這實在是咄咄怪事。評論家主要是批評家，罵人就是他的職業呵！哪國的評論家不都是主要在批評嗎？總不能因為魯迅批得更犀利，更到位，你就說人家不該罵吧。關鍵是他罵的內容對不對。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的中國，比阿Q更糟的痞子、惡棍到處都是，你讓他每天歌功頌德嗎？歌誰的功？頌誰的德呢？ 魯迅既罵武斷專橫的政府，也罵愚昧卑俗的大眾，但最令人欽佩的，是魯迅對文化人的毫不留情。因為文化人才是罪魁，是文化人支撐著專制。大眾只是好制度的受益者、壞制度的犧牲品。是文化人的奴性，造就了大眾的奴性；文化人的苟且，造就了大眾的苟且，文化痞子則成為各種檔次的阿Q們的樣板。痛斥愚昧大眾不是難事，因為大眾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批判幫閑文人，文人不僅可以還嘴，還會歪曲誹謗、拉幫結伙地攻擊。所以，抨擊文化人更需要勇氣，更需要才智。重讀魯迅更痛感，不是沒人想做魯迅，而是太少人有他那份才華。 魯迅罵人是不留情，但絕不下流，反而經常風趣幽默。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在美國看到的最好的批評家罵人都是：夠狠，夠損，但不下流。魯迅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國就是這種風格，實在太令人驚奇了。那些寫不過魯迅的，就說人家態度不好。問題是，那些人和事該不該罵？用「形式」轉移「內容」的視線，是沒理兒的人論戰的最常見手段。事實是，魯迅無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超過對手，主要是才華超人，才氣逼人。 魯迅罵人的文章是多，但人們忘記了，有多少人在罵魯迅！他們一堆人，每人射魯迅幾箭。而魯迅則要回射一圈，當然他的箭多，顯得淨是魯迅在嚷嚷了。更明顯的是，魯迅一回擊，由於批得更準確到位，就比他的對手們更有力，所以給人以「狠」的感覺；而這一狠，增加了氣勢，也給人以「多」的感覺。其實，那時期由於自由度很高，罵人的文章老多了，都達不到魯迅的檔次而已。魯迅有時的確有一些不必要的情緒化，但沒有了那些情緒，也沒有了那些激昂、犀利又俏皮的文字。那些情緒，很多時候其實是一頓美餐裡的油鹽醬醋呢。 要我來看，那些被魯迅罵的，差不多都是該罵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點很重要）觀點之爭還是第二位的，主要是人格不同、人品不同導致的衝突。魯迅耿直、率性，又才華橫溢、文章鋒芒畢露，這就讓某些二、三流文人酸溜溜地難受，諸如梁實秋、徐志摩、陳西瀅、林語堂之類。他們仗著留英美回來（其實沒學著啥，那年頭在美國睡三年覺，回到中國也是教授），就不買魯迅風頭太勁的賬，於是時不時地來調戲先生一下。 或許是我對魯迅的偏愛，怎麼看都覺得，那些跟魯迅罵筆仗的人，都比魯迅卑瑣、陰暗、不正；而且他們更善結伙，這是最令我不齒的一點。比如，徐志摩和陳西瀅就一唱一和： 徐志摩上聯：「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我即使看了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陳西瀅對下聯：「他（魯迅）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 但被魯迅一回罵，他們就受不了了，就抱團兒。但那些人的筆力凝一塊，也遠不是魯迅的對手。他們是一群人圍攻魯迅，包括他那個忘恩負義的「混帳」（豈止是魯迅所說的「昏」）胞弟周作人。 事實上，像那個陳西瀅，要不是三生有幸撞到過魯迅筆下，我懷疑今天有沒有三個人還記得他。而那個徐志摩在西方溜達了一回，最大的發現是，中國的給女人裹小腳比西方的給女人束胸要文明。他當年要不是靠大登廣告弄什麼「中國史上第一文明離婚」、然後再大肆渲染什麼和林徽因、陸小曼等的浪漫史，再加上很不幸飛機摔下去了，就憑那點今天只能忽悠青春少女的什麼康橋、沙揚挪拉之類的呻吟，哪可能有今天這般大名？那片帶不走的浮雲（虛名）早就飄散了。在我看來，志摩先生倒是中國最早懂得「炒作」的大師呢。 魯迅就一個人，從不拉幫，從不結伙，孤獨地站在那裡，迎接那些歪曲、中傷的亂箭。他也不斷地左右還擊，他也遍體鱗傷。誰真惹怒了先生，他隨手回一棒，就比他對手們的陰陽怪氣有力。魯迅就是大錘，你把幾個小榔頭綁一塊，也頂多只砸出幾顆星星。大錘仍然屹立，準備下次重磅一擊。 除了力度，魯迅先生的文字之「俏」和幽默更是他的對手們所望塵莫及的。林語堂推崇幽默、努力幽默，但他怎麼整，都給人一種「硬」要「做幽默」的感覺，不僅無法和魯迅的自然幽默相比，而且他一「幽」就「滑」，讀來沒享受感。 讀魯迅，除了享受他的思想、文字、幽默，還會油然產生一股非常思念他的感覺。好像他活著的時候，曾經跟他徹夜促膝交談，有過一種「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切感嘆；而今他逝去了，有一股失去了一個難得的老朋友般思念。能激起人這樣一種情懷的作家，實在是罕見的。 魯迅的那些（因時代和環境）而導致的左傾觀點（尤其是30年代以後的）我當然不認同，但我一點都不懷疑，即使今天跟魯迅先生有不同觀點，也完全可以溝通。因為他真誠、認道理、通情達理、嚴肅認真、不矯情做作，更無圓滑世故；尤其是，他心地特別良性，是個沒有犬儒、沒有精明、沒有油滑、更沒有痞氣的人。 而魯迅那些對手們，只說有名的，諸如上述梁實秋、徐志摩、林語堂之流（沒錯，之流），別說交朋友，假如有人請一桌宴，有他們在座，哦，再加上那個陳西瀅，你連去湊熱鬧的心都沒有。哪怕跟他們觀點一致，也聊不到一塊去。討厭那種酸，那種滑，那種陰陽怪氣。 ●「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去世前在《死》這篇文章中寫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這段話成為很多人批判他的靶子，說他心胸狹窄，尖酸刻薄等等。但我卻很欣賞魯迅先生這段話，尤其喜歡這句「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他一字一句地告訴你：我不是隨便說的，而是認真考慮後，做的一個決定，並且勇敢地、高調地把這個決定公布於眾。我認同先生「不寬容」的原因也很清晰： 第一，這個世界上那些沒有是非、沒有原則的寬恕，不僅是披著道德外衣的「我無能、我投降」的宣言，更是客觀上慫恿邪惡、促成災難的罪魁。 第二，很多高舉「寬容」牌坊的人，根本就沒有真寬恕，而是做「寬恕秀」，也就是魯迅所說的：「他們主張寬容，但對於不寬容者，卻是不寬容。」事實上，那些高喊寬容的人，是遠比一般（不唱這個高調的）人更不寬容的！ 能「寬恕」甚至「愛」敵人的耶穌，如果你不信他，可是要被詛咒到地獄去的。神且如此，何況人也。 所以，無論是「沒有是非」的偽寬恕，還是「口是心非」（作秀）的假寬恕，對世界的害處都遠大於好處。相比之下，說出自己真實想法的、誠實的魯迅，比只做「寬恕狀」給人看的，好一萬倍！ 任何一個人，無論持什麼觀點（誰都有盲點），是否作秀、做姿態，說自己不相信的話，表達不是自己心意的觀點，才真正展示一個人的品德。魯迅在這個問題上的了不起就是：展示一個真實的我，不去做那個秀！ 我不僅認同魯迅先生的「不寬恕」，還準備照他遺囑裡更「警鐘」的一句話去做，那就是：「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因為（我的補充）這種人要麼是漿糊，要麼是偽君子/作秀狂，多數是兩者全兼。 魯迅的「拳來拳對，刀來刀擋」不僅正確，而且遠比「你打左臉，我再送上右臉給你打」的無是非和假惺惺更有正向的、建設性的價值。拳和刀本身都不錯，關鍵看你幹什麼用；拿來「首先」去殺人，你就是屠夫，必須被懲罰；拿來自衛和保護他人，你就是英雄。而那些指責「刀和拳頭」本身的（就像指責「槍」是問題的美國左派），要麼愚昧，要麼作秀，要麼是沒刀沒拳的無能者——這些人加起來就是大多數，於是給了有真槍實彈的（極少數）惡人以機會和操控絕大多數人的可能。人類的歷史清清楚楚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著這一點。 有些人拿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和胡適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來比較，想說胡適多麼對，魯迅多麼錯。這是一個典型的混淆概念！！！自由是相對政府而言，是從政權（authority）那裡要；容忍是指個人行為。且不說（魯迅這種）個人的不寬恕錯誤（包括不寬容論敵），絕不等同於不容忍不同意見；更何況，只有政權能壓制自由，個人容忍與否，又能怎樣呢？沒有政權壓制的話，你容不容忍，我照樣發表，照樣有人喜歡，也照樣有人痛斥。同樣，無論你個人多麼寬容，可政權連發表言論的自由都不給的話，你連我想說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談何容忍？ 對於人來說，沒有任何的價值（任何的！）能跟自由相比。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古往今來，人類付出最慘重代價爭取的，就是自由！所謂「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蘋果跟榔頭相比的不倫不類、故作高深，是把人的頭腦漿糊化的典型例句！而且，沒有是非的「容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遏阻了人對自由的追求。更何況，今天某些文人高喊的容忍，甚至是指對專制的容忍。 事實是如此的一清二白：沒有（被政權扼殺的）自由，根本就談不上（個人的）容忍！也就是說，沒有自由，就沒有容忍；自由不僅遠比容忍重要，更是容忍的前提！胡適的「容忍與自由」一文把話正說反了——「容忍是自由的前提。」他說作為無神論者，他可以容忍別人的信仰，而共產黨卻不容忍。這裡不僅混淆了個人和政黨政府的不同，更忘記了，他是在有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說」容忍！事實上，他自己的文章的後半段也自相矛盾地表明，是社會的自由給了他「容忍」的可能。 真正有獨立思考的人，絕不會因為某句話是某某大師說的，就奉為神明。我在西方這麼多年的最大發現就是，無論是什麼名家，都可能有盲點到荒謬的東西。所以，這句胡適從康奈爾大學校長那裡學舌來的話，也絕不等於就是正確的。西方錯到離譜的文人太多太多了！胡適一路推崇、從未批判過的、他的導師杜威就有重大的、被歷史證明的謬誤。而胡適本人，最大的敗筆就是只高喊全盤西化，卻幾乎完全沒有深入學習、研究西方。宣揚這句「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就是典型一例。對於懂英文、多年留美駐美、極端推崇西方、且在中國文化界獨領風騷的胡適來說，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觀點對錯可以探討，沒有人絕對正確。但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而不是人雲亦雲，更不因人群多寡而轉風向，才是真正可貴的。所以說，在一個盛產鄉願、諂媚、和稀泥者的文化中，出現一個魯迅，簡直像汪洋中出現一座島嶼、一個燈塔，沙漠中一塊綠茵、一汪清泉。這，就是魯迅在中國文化中的價值！ ●魯迅的左傾 魯迅今天被許多人批判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左傾和加入左聯，而胡適則堅決反共，於是再以此「捧胡貶魯」。但這也不盡公平。 在當時的情況下，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真正清晰共產主義革命是怎麼回事。即使在歐美，文化人中也是推崇、支持者占大多數。胡適也不例外，1926年他去過一次蘇聯，回來就說蘇俄是「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甚至對社會主義歌頌到這種程度：「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直到1945年，胡適還給毛澤東拍電報，希望國共兩黨能像美國兩黨那樣輪流執政，跟馬歇爾一樣昏。 那個林語堂就更嚴重了，不僅當年歌頌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可以說為聯合戰線鋪好了道路……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的抗戰是準備不足的」；甚至認為，共產黨的崛起是中國民主的基石。而魯迅在西安事變之前就去世了！ 1953年胡適在台灣就以前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而公開認錯。林語堂後來也改變了想法。而從剛加入左聯就跟其領導人在思想上有很多衝突的魯迅，如果不早逝，如果了解到蘇俄暴政的真實，他也一定（！）會像胡適那樣認錯，因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絕不會知錯之後還「一條道走到黑」。連做過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和陳獨秀後來都真誠地反省了，更何況從一開始就不滿他們的魯迅。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魯迅絕對有認識共產歧途的能力。像陳獨秀，晚年追悔自己信奉共產主義的錯誤，又回到推崇英美個人主義的道路。魯迅題過「人生有一知己足矣」的摯友瞿秋白，如不被國民黨殺害，也會像陳獨秀那樣公開認錯；他那篇《多余的話》已透露清晰端倪。他們這些人，有錯誤、有時代背景而導致的認知局限，但他們的追求是非常嚴肅真誠的、不會因功利而壓倒理念的。所以，我一點都不懷疑，他們認識到錯誤一定是敢於承認和糾正的。 深知魯迅，也了解共產黨的胡適說得很明白，「魯迅若不死，也會（被）砍頭的。」所以做出這種判斷，胡適曾跟《五四運動史》作者周策縱說過：「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這個「我們」當然是自由主義陣營。我對胡適這句公正評價魯迅的話充滿感激和敬意！這也是對我自己認定他倆是一對思想孿生兄弟這個判斷的佐證！ 魯迅左傾，還與國民黨殺了許多左翼作家（尤其是他珍重的好友柔石、瞿秋白等）有直接關係。而且國民黨不僅禁過魯迅的作品，還幾度追捕他本人。當年在中國的時候，由於對共產黨痛恨萬分，我對國民黨曾有相當好感。但近年來隨著對國民黨在中國和台灣的白色恐怖的更多了解，越來越感到，他們其實曾是一個小希特勒政權，盡管曾經反共、反紅色政權，但從本質上講，同樣是踐踏生命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到台灣以後，蔣介石一路打著「反共、反攻大陸」的旗號，實施嚴酷的專制獨裁。由此我對魯迅當年的加入左聯也更多了一分諒解。當然，無論如何，加入左聯是魯迅對「紅色恐怖」缺乏了解的一個重大思想局限。 再一個導致魯迅左傾的原因，是他去了日本，完全沒有接觸過西方體制。雖然日本有過明治維新的變革，提出「脫亞入歐」，可惜日本當時「入」的是法國德國那種群體主義（國家強大第一）的思路，而不是英美的個體主義（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價值，這是導致二戰日本侵略的重要思想根源。而且魯迅還學了俄文，在俄國那個最瘋狂的年代，可想而知，魯迅從俄文能得到什麼。當時的俄國，剛經過一個思想界、文藝界「群星燦爛」的時代，但那些「星光」散發的全部都是左傾、均貧富、推崇農民、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反西方物質文明、反工業化的東西。俄國精神是什麼？就是東正教+斯拉夫主義+共產主義的群體主義至上精神。俄國思想對整體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損害是無可估量的！在這點上，魯迅只是沒能成為一個例外。 我認為，如果魯迅學的外文不是日文和俄文，而是和胡適一樣懂英文，並像胡適那樣有那麼長時間在美國，他對美國的發現和理解會遠超過胡適，不僅因為他的天資悟性超過胡適，也因為他比胡適更用功。 魯迅左傾的另一個原因，也是一個文學家同情弱者的常態的左傾。魯迅小說的字裡行間，隨時可見那種對殘酷現實的心的疼痛。那是一個真正作家的敏感——他有這種敏感，同時有表達這種敏感的能力。像狄更斯、托爾斯泰等都左傾得很，都有那種天性的敏感、自然的悲天憫人。但這類作家都絕對見不得殺人。共產黨式的殺人，會讓他們震怒的。正因為如此，我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魯迅絕對不會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他只是不了解共產黨的本性。 魯迅的《狂人日記》、《藥》和《阿Q正傳》都明顯地表現了對「吃人、殺人」的恐懼。他寫《紀念劉和珍君》時，對「政權竟然可以殺人」的巨大、難以言喻的憤怒，從他那切膚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一個寫出《紀念劉和珍君》的魯迅，絕不可能容忍共產主義，而只能是一個後來會被毛澤東滅掉的魯迅。 狄更斯用小說形式對資本主義的「殘酷」的控訴，無論對知識分子還是對大眾，其影響力大概都遠超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但喜歡狄更斯小說裡那些閃閃發光的人物的讀者，大概不會追究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悲慘」的誇張，因為狄更斯實在是無法想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又會是殘酷到何等地步。更何況，僅憑他的《雙城記》裡對法國大革命的（暴政和暴民）雙重厭惡，我毫不懷疑，狄更斯也絕不會容忍、接受共產主義。這也是我對魯迅的確信。對政府殺了47個人憤怒至極、連續寫了《紀念劉和珍君》等七篇文章的，除了魯迅，還有誰？！ 魯迅對殺人的恐懼和痛恨也跟（用今天的眼光看相當左傾的）托爾斯泰很相似。托氏在法國看過一次斷頭台斬首，看得渾身發抖，深惡痛絕。魯迅自己從沒見過斬首，但僅僅是看過一篇有關斬人頭的報道，他就對那種「斬」法忍無可忍，始終記恨。 魯迅有一篇很少被人提及的小說叫《兔和貓》，寫一只凶狠的大黑貓吃掉剛出生的小白兔的故事。一個大男人，低吟出一個小女孩般對弱小動物的憐愛，而且其觀察之細膩亦如女童。魯迅在這篇小說中幾度感嘆生命之脆弱：「誰知道曾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裡呢？」小說中他更感嘆面對生命損失時周圍人心之漠然。一個對生命感覺如此強烈的作家，對殺人最多的共產政權，怎麼可能有一絲一毫的容忍？ 對屠殺生命者，魯迅是要報復的，他不能容忍沒有是非的「修善」（今天的所謂「沒有敵人」的「大愛」）。正是出於對生命的愛，才不能容忍對生命的屠宰。《兔和貓》的最後一句是：「那黑貓是不能久在矮牆上高視闊步的了，我決定的想，於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書箱裡的一瓶青酸鉀５。」思想清晰、乾淨利索、令人過癮的結尾！由此可以想見，對今天這個比當年北洋軍閥政府殺了更多人的政權，魯迅會是什麼態度。 我堅決地相信，如果魯迅活在今天，他會是激勵中國人埋葬共產專制的最響亮、最有力、最一箭到位的聲音。寫到這裡，一股強烈的懷念魯迅之情驟然升起。先生在，該是多麼棒，他那匕首般的筆，會橫掃掉文壇和思想界的多少烏煙瘴氣！ ●革命還是改良 捧胡貶魯一派，還有一個觀點是說胡適主張改良，魯迅偏向革命。言「內」之意，是革命的訴求，導致了後來的共產革命，所以今天我們不能再要革命，而應倡導改良。這種觀點有兩大錯誤：其一是對「革命」的認知錯誤，其二是對胡適和魯迅兩個人都錯誤解讀。 魯迅欣賞和讚美的革命，是結束帝制的辛亥革命，是革舊制度的命，革辮子、革小腳、革包辦婚姻的命。不革命，怎麼趕走皇帝？清朝那些要保皇改良的，改成了嗎？有誰說胡適不贊成辛亥革命嗎？至於對民國政府，胡適期待改良，魯迅要推翻過嗎？在臨死前兩天的文字中，魯迅還提到「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擔心走回頭路，怕保不住民國，何等的情懷！ 魯迅讚美革命，卻和毛澤東的心態正相反！1921年共產黨成立那年，魯迅寫出《阿Q正傳》，對阿Q式的痞子、邊緣人的革命不僅非常擔心，而且完全反感。但1927年，毛澤東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則是高歌痞子暴民運動：「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從當年到今天（！），就痞子革命，恐怕再也找不出比這兩個人的想法更對立的了吧！ 所以，認為一個能寫出阿Q的魯迅，會是欣賞毛澤東式的痞子革命的人，壓根就沒讀懂魯迅，也理解不了魯迅這種人的思路。 在毛那篇《考察報告》發表之前三個月，魯迅對《阿Q正傳》是這樣解釋的，「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黨），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此後倘再有革命，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魯迅甚至預見到阿Q們喜歡的革命「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而這正是毛建立紅色政權的時刻。 魯迅這個預感，也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預感並恐懼即將發生的地痞流氓主導的革命（列寧斯大林的共產革命）。如果中國有俄國那種文學傳統，魯迅不是沒可能成為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狄更斯、雨果對法國大革命的認知很相似，陀氏也是既要推翻欺壓人民的舊沙皇制度，同時對群魔亂舞的痞子革命和殺人政權更完全沒法接受。魯迅跟他們實在太相像了！ 魯迅恨死了吃人的舊制度，他要革命，恰恰是要救生命，救靈魂。革殺人制度的命，才能救活更多的人。同樣是革命，美國的獨立革命、英國的光榮革命，就和法國大革命、俄國/中國的共產革命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革命並不錯，關鍵是在什麼思想指導下的革命。 那些一味「反革命」的人，和毛澤東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一樣淺薄，他們不懂/也不想懂，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不靠革命而得來的自由！還有一類「反革命」的人，他們是像李光耀之類的，認為秩序高於自由。 今天的捧胡貶魯派，在革命和改良問題上，硬是把魯迅和胡適對立起來，當然是要借他倆說今天的事兒，要借胡適的改良民國政府，給自己要「改良共產黨政權」找依據。但這些人其實是非常明顯地自相矛盾。他們中大概沒有誰是不支持辛亥革命的。既然連清王朝都改良不成，那面對目前中國這個遠比清王朝更殘酷的政權，談改良豈不是清清楚楚的水中撈月？ 如果「反革命派」能說真話：「當然只有革命才能改變，但因為目前的政府太殘忍，如果我們說要革它的命，那它就先來革我們的命了；所以我們是不得已，不敢說要革命。」這種真話，誰都能理解，沒人會挑剔。讓人受不了的是，給怯懦、愚昧和作秀戴上「改良比革命更高級、更有頭腦」的高帽。這種高帽形成輿論，在文化人和大眾中潛移默化，就成為鞏固專制的力量。 事實上，胡適又什麼時候說過對共產黨也是可以改良的呢？任何研究過胡適的人都清楚，胡適所以對蔣介石一再遷就，就是認為只有靠他才可能推翻共產黨。是推翻！所以，捧胡貶魯派更加矛盾的一點是，他們一邊抨擊魯迅左傾，推崇胡適的反共到底，一邊卻要借胡適給「改良共產黨政權」壯聲勢。真是一邊玩自己，一邊踐踏胡適，一邊阻礙（胡適所向往的）通向自由中國的道路，盡管這並非他們的主觀願望。歷史證明，主觀願望不是關鍵（喜專制拒自由的人極少），導致的結果才是值得追究的。 ●魯迅的最大價值在哪裡？ 中國傳統文人多是兩大類：竹林七賢式的逍遙派，學而優則仕的當官派。最缺乏的，就是西方那種既非常入世，又保持獨立的知識分子。魯迅就是中國人中罕見且頗有成就的一個。他早就認知到獨立的意義，誓言不跟當權者打交道，尤其是因支持學潮而失去教育部的公務員職務後，就一直獨立寫作，靠稿費謀生。中國文化人中，像魯迅那樣能忍住孤獨、不屑團伙、不依附權勢、真正獨立、認真地坐下來思考，寫出點內容、說出幾句真話的人，實在太罕見了。 再跟胡適相比，胡適更容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而魯迅的獨立精神價更高。我們看，當離開中國文人那個「造勢」、「構勢」的群體，到了美國之後，雖然既懂英文，還有被認可的地位，（雖不富裕卻也）不必為飯碗而耗費時間精力，但胡適卻一籌莫展，幾乎沒有任何新的建樹。胡適的文字比較平庸，既缺乏深刻清晰的思想，也無俏皮幽默；而魯迅則以這幾點見長，今天讀來仍有過癮的感覺。正因為魯迅的名聲全部都是靠自己的文字墊起來的，所以無論走到哪裡，他都可以靠那支筆站立。 魯迅後來跟胡適關係「生隙」，與他反感胡適跟當權者走得太近有關。當然，魯迅對胡適的批評是有偏頗的，或者說，他對胡適的思路不清楚。胡適並不是熱衷從政的，剛從美國留學回來時，他甚至說20年不談政治，欲致力思想文化啟蒙，認為政治革命的前提條件是思想革命。這點很正確、很重要！他後來也屢次拒絕政府延攬。當時的入閣朋友曾戲言，胡適是處女，我們是妓女。但後來胡適也當了官，出任民國政府駐美大使（為抗日而爭取美援）。研究胡適的（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有個解釋：胡適不再是「處女」，但沒變成「妓女」，而是「良家婦女」，始終是一股「清流」。 魯迅比較獨立，一直沒在政權勢力的「河邊」站，所以「不濕鞋」，很了不起。胡適則不僅常在河邊站，而且一直是弄潮兒，更一直試圖影響、扭轉「潮向」，卻也基本保持了「不濕鞋」。到底誰更難呢？ 認真思考一下，還是覺得從不去「河邊」更難。因為到「河邊」即使保持不濕鞋，卻仍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既得到來自權勢的影響力，還有經濟上的實惠。胡適因為常在「河邊」站，所以總有「水」的滋潤，從未嚐過魯迅那種生活上的艱辛。他還曾主掌過國家文化基金什麼的，即使在美國那段算比較艱難的歲月（五十年代初），他還是得到蔣介石親準的九筆匯款（四萬五千美元）的資助（這在當時應算是很大一筆錢）。而魯迅卻要自己爬格子，完全靠稿費生活，經濟保障狀況沒法和胡適相比。 周質平教授在比較胡適和林語堂時曾指出，林語堂早年涉及蔣介石的文字不僅「稍顯輕佻、諂媚」，後來還曾致信蔣夫人宋美齡「求委員長」給他題字「文章報國」，說「有了這四個字，我死而無憾。這也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無論我身在何處，這四個字都將高懸在我家裡。」胡適當然從無這種諂媚權力者的不自尊文字，「胡始終自居於與蔣平等的地位」。有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中國社會的特點則是「文人難過君王關」。而魯迅，連跟「君王」通信都不屑，從始至終保持了一個知識人最可貴的獨立性、批判性。 包括余英時先生在內的一些人認為，魯迅就是批判、破壞，卻沒有什麼建樹。但事實上，魯迅的價值恰恰在於他的不妥協的批判精神。我們看易卜生的《人民公敵》提出什麼了呢？那只不過是一場關於當地水源是否對身體有害的爭論。那個醫生的偉大，並不在於發現水有問題，而是面對所有人的反對、圍攻，他堅持不後退，哪怕成為「人民」的敵人。 人民就是群體，就是多數。這部劇高揚的，是「個體」敢於挑戰「群體」的精神，是「個人」敢於對抗「人民」的強大頭腦和心靈。這種精神是人類古往今來都極端缺乏的；由於缺乏，它就更珍貴，價更高。而且這種「敢於獨立」的精神價值超過提出一個普世價值。為什麼呢？ 首先，普世價值很多人提出，很容易被「普世」接受，也和個人的利害、安危往往沒有直接關係。其次，人人都在高喊普世價值，你說「愛」好，每個人都說要「愛」。你說要民主，毛澤東也高喊民主，希特勒也舉民主旗幟。胡適提出的「西化」、爭取「個體自由」也完全不是他的原創和獨創。介紹、引進當然很重要，但這不是太難做到，甚至原創出一個理論也不是高不可攀。 最難的是堅持做自己認為正確（而大多數反對）的事業。胡適的最值得推崇之處，恰恰和魯迅是一樣的，是堅持自己的理念。而且，胡適晚年越來越走向魯迅的方向，並且戰鬥精神更增強了，更不妥協他的「西化」理念，更跟那些反對西化的昏庸文人戰鬥，直到最後一口氣。明知蔣介石不喜歡，國民黨文化人也認為，是因為他弄西方自由主義、抨擊傳統文化，導致他們丟了大陸，但胡適的最後一次演講仍慷慨陳詞：「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但講這話幾分鐘之後，他就因情緒激動而心臟病發作去世了。清清楚楚是被氣死的嘛！完全不是寬恕後平靜地死，而是戰鬥至死，真真地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這明明是和魯迅的「一個都不寬恕」一模一樣！而魯迅卻是到死也沒走向（拒絕走向）給胡適留下一世英名的方向（所謂「寬容、妥協」）。從這點上來說，魯迅比胡適更真。 胡適要做一個「寬容」的姿態，但他沒意識到，個人的生氣與否，妥協與否，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不是一個層次、一個平面討論的問題。美國總統傑弗遜可以因被媒體痛罵而生氣，但卻絕不會動用他的政府去制裁那種罵，這才是最關鍵、最根本的分水嶺。 對政府來說，跟人民的妥協值得肯定。對個人來說，恰恰是毫不妥協的堅持才是真正的美德，真正難以高攀的品德境界。胡適自己是不妥協的楷模，卻留下了最易被曲解的遺產，這其實是他一生功名的最令人遺憾之處。 獨立的個人往往面對巨大的阻礙、壓力：一是來自國家政權，一是來自被洗腦的大眾，再就是來自知識分子。這三方的壓力哪一個都是可怕的，哪一個都可能把「個人」碾碎，哪一個都可能掀掉你的飯碗，頂住哪一個都很不易。在多數狀況下，這三種壓力是結合成一體的，它能把任何個人碾成粉末。所以，要能把這三方面的壓力全部頂住，堅持發出自己理念的聲音，是難乎其難的。「人民」遍地都是，「個人」在哪裡都罕見。 所以，魯迅（周樹人）作為「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建樹，就是弘揚個人主義精神價值的一部分，就是推動中國文明前進的一個動力。他是名副其實的「樹人」——樹一個individual（站立的個人）。魯迅這種「個人」在西方文藝作品中很多，現實中有，當然也不多。而在東方，在中國，就是罕見了。這麼一個罕見的「個人」在中國大地上冒出來，就像一顆綠草在石頭縫裡冒出來，這本身就是魯迅最了不起的原創，就是他最大的建樹。 如本文開篇所述，魯迅今天之所以遭誤解和非議，主要因他曾被毛澤東歌頌並推崇。毛要利用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端的批判，來推翻一切傳統價值，然後在價值觀的空白紙上塗抹他的共產篇章。魯迅對傳統的批判，是要打破封建社會對人性的剝奪和壓抑，追求個體自由的價值。毫無疑問，毛批傳統的方向和結果，是建立了列寧斯大林式的群體主義、國家主義至上的、徹底滅了個人的集權統治。這和魯迅所向往的正相反。所以說，毛對魯迅，只是拿來利用一下，他既不懂，也根本不在乎魯迅的追求。 胡適的遭遇同樣。他去世時，蔣介石送挽聯稱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貌似對胡適推崇備至。但這也是表像。和毛澤東一樣，蔣介石也不過是要利用胡適而已：一是因胡適在知識界的地位而拉攏文化人，二是利用胡適爭取美國援助。但蔣跟毛清楚魯迅一樣，深知胡適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終究是要威脅他的集權統治的。所以胡適「走了」，蔣如釋重負，在日記道出真實想法：「我終於去掉了反攻復國的心頭大患。」 所以，我們今天評價魯迅和胡適，不應受中國兩大獨裁者對他倆的利用因素而左右，最重要的是去看他們本人的作品。任何其它因素，都不如他們本人的文字最能展示他們的真實。 自魯迅、胡適們開創的白話文新世紀開始，至今已經近百年了；百年後的今天，中國是「闊了」，但中國更專制了，中國人更「阿Q了」，不知受了什麼詛咒。正因為如此，回頭來看，魯迅和胡適的正確、正派、正向、正氣更加倍地可貴。這對雙子塔的存在，提升了中國人的人格、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度。 近年來有中國文化人探討俄國知識分子，不少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比不過俄國知識分子。從一個角度來說，沒錯，俄國知識分子的確探討了整體人類的大事，他們在世界範圍的名聲、影響力遠超過中國知識分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那些大名鼎鼎、群星燦爛的俄國文化人中，沒有一個對俄國文化有過魯迅對中國文化那麼深刻、那麼強烈的批判，而俄國文化中的糟粕絕不亞於中國。同樣，雖然許多俄國文化人早年都曾向往過西方，但晚年統統回到民族主義，變成反西方文明的斯拉夫心態的老頑固；沒有一個名角像胡適那樣，至死強烈推崇西方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堅持追求西方體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過魯迅和胡適的中國文化界，是有超過俄國之處的！世界不了解沒關係，我們自己應該懂得、珍惜、並推崇他們的價值。 僅限於中國來說，只要有中國人存在，文化的劣質部分、劣根性就存在，魯迅的批判精神就需要。魯迅的精神，是自蘇格拉底以來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繼承，是一種永恆的價值。相比之下，中國有了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之後，胡適的影響力就會降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的經久價值超過胡適。無論多少人不買魯迅的賬，但就是批不倒魯迅。 魯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必定是群體主義的敵人，專制政權的掘墓人。不，他是活不到今天的——即使能逃過毛澤東的魔掌，大概也早被海峽兩岸那成堆的「幫閑文人們」給氣死了，跟胡適一樣。不過我相信，直到永遠，都會有我一樣的後輩，記得往先生的墳上插一朵小花，送一曲低聲的歌唱，讓先生那曾經嘹亮地吶喊過的聲音有不斷的回響…… （作者附記：海內外研究魯迅的書大概汗牛充棟，專家學者也多如牛毛。但我不是研究者，對那些「魯學」的書幾乎都沒看過。本文初稿去年4月已經完成，但為了不受先前對魯迅看法的影響，沒有急於發表，而是去重讀魯迅，重新思考。在美國生活四分之一世紀，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不要受先入之見的影響，不要迷信專家評論，一定要去讀原著。雖說魯迅可謂識字的中國人都讀過，但我在共產時代讀過的絕大多數當時認為「還不錯」的中文作品，後來重讀都對其「差」非常吃驚。所以這次為了把握準確，重讀了《魯迅全集》和本文談到的幾個作家。我妻子康尼也一直都很推崇魯迅，這次她也和我一樣重讀了一遍《魯迅全集》，感覺之好，超出以前讀魯迅的印像。隨後我們數次討論、研究、交換評論。我們對魯迅的看法評價幾乎完全一致！所以這篇長文是我跟妻子共同的創作，但她一如既往，不願在我們共同創作的文章上署名。有這樣思想非常共鳴、且「授人之美」的妻子，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幸運！） 2015年8月於美國 2015-09-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在911周年之際，回首這場大災難，更讓世人看清其「不可承受之重」。美國《Newsmax》雜誌曾刊出「恐怖襲擊的損失統計」，列出了具體數字： 911襲擊那天，有近三千人遇難；隨後的反恐戰爭，有六千多名美國軍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陣亡，受傷四萬五千多人。 除了無法估量的生命代價，美國的經濟損失也是巨大的： 四架被劫持而撞毀的飛機（兩架撞世貿，一架撞五角大樓，一架空中墜毀），價值4.18億美元； 紐約兩座世貿大廈總值：220億美元； 修復五角大樓：50億美元； 對遇難者家屬的照顧費用等：201億美元（這個額度跟兩座世貿大廈總值差不多，由此可見美國對遇難者家屬的實質性關照）； 因911而導致的保險金損失總額：196億美元； 911那天由於空中管制、飛機停飛及改向等，導致的整個美國的生產損失是：150億美元； 清理整個世貿遺址的費用：90億美元； 911當天，美國股市停盤。9月17日重新開盤，那一天道瓊指數暴跌684點，創了股市單日降幅的記錄。那個星期，美國股市損失了1.4兆美元（一兆等於一萬億美元）； 美國聯儲會在911股市開盤後三天內，向股市注入了3000億美元流動資金，以求穩定股市。 紐約市由於911襲擊而造成的生產損失：720億美元； 根據布朗大學的研究報告，911後美國進行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戰爭，總代價是：2.8兆美元； 根據各方的報告和研究，911事件造成的整體經濟損失，包括當天的損害，清理世貿遺址，強化安全，對遇難者補償，軍事反恐等，總額高達7.33兆美元！這接近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2014年17.4兆）的一半！ 美國付出這樣巨大的生命代價、經濟代價，換回的是什麼？起碼換回了兩個「無價」： 第一是過去這些年來美國本土一直安全。不是恐怖分子不想再襲擊美國，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場戰爭，重創了恐怖分子，全球反恐取得成效，使恐怖分子更難襲擊美國。美國的安全，是最大的成效和回報。 第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選舉，震撼、刺激了整個阿拉伯世界，從而導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的革命，以及敘利亞、葉門等國人民的民主呼聲！這個巨大的「回報」更是意義深遠！ 對這一點，1945年在黎巴嫩出生的中東問題專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阿賈米（Fouad Ajami）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從911到阿拉伯之春」做了深入闡述。 阿賈米對中東事務有深入研究，他是「中東和非洲研究」（ASMFA）創始人，《中東季刊》社論委員，目前是胡佛研究所「伊斯蘭主義和國際秩序」研究項目的共同主席。 在911事件發生後，阿賈米曾到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考察。他說有個阿拉伯語shamata（相當德語schadenfreude），可形容當時阿拉伯人的情緒。這個詞的意思接近中文的「幸災樂禍」。不僅普通的穆斯林，就是那些接受過美國教育的富有的阿拉伯商人，也對本拉登「崇拜有加」，認為他報復了美國。阿拉伯的知識精英，也幾乎眾口一詞，用「但是……」什麼的，來強調美國遭受重創是有原因的。 「陰謀論」更是阿拉伯媒體的熱衷，什麼世貿大廈是美國人自己炸的，911那天成千的猶太人沒去世貿上班等。反正整個中東的主導情緒，是對美國人遭受巨大災難幸災樂禍，感到高興！ 這位中東專家說，阿拉伯媒體不去強調中東地區、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困境——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貧窮，社會的巨大不公；而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把矛頭轉向美國，反西方。 他說，911之前，美國對中東事務基本是不直接涉入的。但911改變了這一切，美國打了兩場戰爭，終結了伊拉克的薩達姆和阿富汗的塔列班。當時布希總統明確提出，美國對外政策是「向全球推廣民主」，把它作為結束恐怖主義的根本手段和目標。 阿賈米是美國的中東裔學者中最支持打伊拉克戰爭的之一，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高貴的努力」（a noble effort）：剷除那裡的專制，向中東推廣民主，對阿拉伯世界將產生重大影響和作用。 今天的事實已證明，整個中東的變化，就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了選舉之後發生的。 阿賈米認為，突尼斯革命，埃及趕走獨裁者，利比亞人獲得自由，以及整體中東局勢的變化，都跟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有直接關係」，都是布希總統的「向世界推廣民主」的總體戰略的效果。 他說，中東和北非發生如此巨變，「不是因為美國的坦克，而是埃及人、突尼斯人、利比亞人，他們戰勝了自己的恐懼，他們走向街頭，不再懼怕，於是創造了令人驚奇的事情。」 對正在浴血奮戰、爭取自由的敘利亞人民，阿賈米說，「阿薩德政權的面具終於脫落了……」他對敘利亞的民主前景充滿信心。 911，美國付出了慘烈的代價。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重創」，美國就不會打這兩場戰爭。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任何重大軍事行動，必須有民意基礎。即使當年的二戰，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如此囂張，美國的民意，仍然是多數不同意參戰；直到珍珠港遭到襲擊，美國的民意才大翻轉，支持對日本宣戰。 今天，這場911襲擊，也使美國民意大翻轉，當時眾議院以420比1、參議院以98比0的絕對壓倒多數授權總統採取戰爭手段、使用任何武器打擊恐怖份子。當時蓋洛普民調，88％的美國人支持打伊拉克戰爭。 今天，這兩場戰爭的效果已擺在眼前：那裡的專制政權被結束，那裡的人民（五千萬）有了投票權，那個選舉的「信號」，傳向了整個中東，由此發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使整個中東甚至北非，都發生了變化！ 今天，這個中東北非的革命餘波，已震盪到中國，對13億中國人的巨大心理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正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時，人們還無法想像它對整個中東和北非的衝擊。今天，中東北非的變化，對中國等產生的深遠意義，也是人們現在沒法充分想像的。 但是無論中東人還是中國人，只要是人，內心渴望都是自由！所以，中東民主浪潮風起雲湧的今天，必定是中國的明天！ 2015-09-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