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G20）財金首長會議今、明兩天在中國上海舉行，除了全球成長疲弱、各國貨幣政策分歧和匯率貶值等共通議題外，由於這是中國首次主辦G20大型會議，中國經濟成長減緩、產能過剩、金融動盪及政策透明等問題，也備受與會各國關注。 從各種角度來看，中國經濟顯然碰到麻煩，且麻煩還不小，是全球經濟金融動盪極大的變數。中國遭遇的經濟挑戰，對內主要是以往的出口及投資導向成長模式已不靈光，轉型所需的調整改革說的比做的容易；對外則是它近年積極併購擴張的腳步過於高調，投資時機欠佳，加上政治考量壓倒經濟道理，以致挫折連連。 中國經濟成長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達最高峰之後，如今如能維持在六．五％左右，已是官方盡力「微調」數字所能勉強撐住的場面。成長減緩之外，它的人口結構「未富先老」，挹注經濟成長的「人口紅利」難再，加上長期追求快速成長對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都使它正在付出代價。 更麻煩的是，它在二○○九年因應全球金融危機所推出的四兆人民幣刺激經濟措施，當時雖維持不致衰退，如今卻反噬中國。換言之，四兆人民幣製造了經濟泡沫，從地方政府到國有企業，舉凡重工業、房地產及金融市場，到處充斥人為炒作的投機與過度擴張，加上資金流入的推波助瀾，光鮮亮麗的經濟成長外表，其實潛藏重重危機。 泡沫好看但難以長久，其終於爆破，代價勢必慘重。有如世人所見，中國不但先後出現（住宅蓋好卻無人居住的）「鬼城」、「殭屍企業」、短命的四天股市「熔斷機制」、地方沉重的債務；中國歐盟商會本週發表的報告，更指出泡沫所導致的產能過剩極其嚴重︰中國的鋼鐵產量，高於日本、印度、美國及俄羅斯其他四大產鋼國的總量。 為求去化過剩產能，中國以低價外銷，這一以鄰為壑的做法，損人不利己。對內，它以鋼鐵為主的重工業虧損連連；傾銷則壓垮國際行情，也帶來諸多反傾銷官司，國際貿易紛爭不斷，各國反感。美國總統歐巴馬本週一在白宮的一段談話，最有針對性︰中國是一隻八百磅大猩猩，…他們知道，不能把出口帶動的成長模式永遠持續下去，但改變需要時間，如今他們很想經由賣一大堆國家補貼的產品到美國市場，以解決短期問題。我們已明白告訴他們，將動用工具保證讓它行不通。 中國對外擴張所碰到的麻煩不僅於此。中國近年大舉對外併購企業，從政治經濟著眼，以石油、礦業、科技及金融領域為主，至今績效不佳，賠錢者眾。究其主因，它進場時機不對，國際油價及大宗物資跌價導致大幅虧損；跨國經營牽涉企業文化整合問題，中國在這方面尚屬後進。更受矚目的是，它在科技等重要產業積極兼併，引發國安爭議。有如本報日昨整理報導，美國負責審查外商投資的跨部會委員會Cfius，今年以來不到兩個月間，已三次有效阻擋有涉國家安全疑慮的中國企業併購案，美國明顯把對外資的國安審查聚焦於中國。 台灣政經展開新局之際，中國經濟面臨如此嚴峻挑戰，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幾項要務。首先，經濟不能再靠中國。馬政府八年傾中，傷害台灣經濟社會，已遭人民以選票否定；如今中國經濟麻煩不小，我國要保持距離，以免被其拖累。其次，台灣要以國際化取代中國化，不論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或多邊的ＴＰＰ，都應優先於與中國的服貿、貨貿；如果美國都要抵擋「八百磅大猩猩」傾銷，我們豈能門戶對中國大開？最重要的是，對中資的國家安全審查，應認真確實執行，有美國為範，新政府要理直氣壯。 中國對付台灣，從無政經分離這碼事。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魯曼教授曾以「有毒的（toxic）」形容中國輸出的產品及導致金融危機的美國金融資產。中國吃掉台灣的野心不變，它對台灣即使經濟「讓利」，也是不懷好意且有毒性，八年來並經實證檢驗確實不利台灣。新政府要與中國保持距離，猶如戒毒，在經濟變好之前，勢必經歷痛苦；這也是台灣不得不走的重生道路。

 圖片來源：flickr@ Fort Bragg ,CC BY 2.0   民進黨在這次立委選舉中大勝，113席中取得68席，然而在新立法院的委員會中，居然只有羅致政報名進入國防外交委員會，實在使人訝異。民進黨是台灣本土政黨，對台灣主權獨立有責，而與主權獨立最有關係的國防外交委員會卻缺人問津，將來又如何在這方面使力？   民進黨在提出不分區立委名單時，各方讚好，我在臉書就說缺少國防方面的人才，但是不想影響選舉，加上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只好現在放馬後砲。   民進黨立委中比較熟悉國防外交的是蔡煌瑯與蕭美琴。蔡煌瑯在區域立委選舉中失利；蕭美琴則長期投入花蓮的服務而被迫「改行」。蕭美琴的深耕基層令人佩服，她在花蓮的破冰，小英列為她自己勝選以外的第二件喜事，但是如果她因此放棄她的外交事務專業，對民進黨與台灣，都是一大損失，因此她應該回歸專業，再關心與花蓮在地有關的其他事務，這點只能再次難為她了。   由於國防、外交、國安等部門長期在執政的國民黨掌控之下，民進黨人才非常缺乏，卻又是國家非常要害的部門。尤其這次選舉已經使台灣的國際地位大大提升，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當前的國際緊張局勢，也大大提高台灣的國際戰略地位，因此台灣在國防、外交、國安方面的人才更是亟需，一點都不能拖延。   因為國民黨的潰敗，民進黨這次執政應該比較長期，因此要為長期執政綢繆，立委方面如果缺乏這方面的人才，應該選擇一些能力較強而有一定基礎的立委轉行，例如段宜康。一些新進的立委更應勇於承擔這方面的重責。而在政府方面，雖然執政過一次，但是當時還未能真正掌控全部部會，何況現在面臨新的發展局勢，需要更多的人才。這主要有兩個渠道：   一，使用原先國民黨政府在這方面的人才。但是必須有選擇性的，那就是認同台灣這塊土地，包括中華民國就是台灣，而不是夢幻中的「秋海棠」。然而即使這些人，因為被馬英九長期毒化而必須有一個重新教育的過程，例如要從「外交休兵」中醒覺，認清目前台灣的敵人在哪裡？國安不是監控台獨人士，而是親共人士，嚴防中國的第五縱隊，不許中國官員在台灣亂跑，而不是與他們把酒言歡。   二，培養自己的人才。從熱愛本土的相關學者中，進入上述體系成為執政官員。更鼓勵青年學生從進入大學開始就報讀相關系科專業。台灣有許多外語專業的畢業生因為缺乏外交空間而被浪費，這個情況應該會隨著台灣逐步擴大其國際影響而可以人盡其才。有朋友建議台灣應該開辦自己的軍校，這是很好的建議，要釐清為誰而戰，擺脫「黃埔軍魂」。而且台灣是海洋國家，也必須擺脫「大陸軍」的迷思。這些年來馬英九的親中政策衍生大量匪諜，民進黨也缺乏諜戰的實戰經驗，這方面如何補空補強，更是重要的課題。   台灣百廢待舉，保護國家安全，維護主權獨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請民進黨諸君多加思考，時代力量也應對此給予一定的重視。   （作者為資深媒體評論員）

  南京西路185巷巷口的前天馬茶房，有著二二八事件引爆地紀念碑，天馬茶房一直以來都被官方官史認為是228事件的發生地。一講到228發生，就會聯想到這個私煙取締。 但是天馬茶房發生的私菸取締衝突，明明就是2月27日。那應該叫做227事件才對，怎麼會是228事件。 真正的228事件是什麼？是2月28日，因為前天的事件，大批前來行政長官公署，和平請願的無武裝群眾，遭到國民黨衛兵的機槍掃射屠殺。 在公署的機槍鎮壓前，群眾只是罷工罷市，沒有「毆打」了誰。在這一槍開了之後，全島沸騰，才開始出現武裝起義、佔領電台和波及到外省人。 所以228事件，本來就是指行政長官公署的機槍屠殺事件，不是天馬茶房的私菸取締事件。228開的第一槍，是公署國民黨兵對群眾有殺意、有針對性射出的鎮壓子彈，而不是227取締員不小心、誤擊的子彈。長期以來，統治結構用227取代228，讓你討論「227的族群誤解」來迴避「228統治軍警對和平群眾的無差別屠殺」，一方面避重就輕，一方面把政權對公民的鎮壓引導成族群問題。 將227置換成228，這是長期以來最成功的潛移默化工程。就連很多文史研究者都中計其中渾然不覺。 所以請正名，228的發生地，是行政長官公署，現在的行政院。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軍隊無故開槍鎮壓和平請願的群眾。 2014年3月24日，同一地點，國民黨警察暴力鎮壓和平抗命的學運群眾。 行政院，國家暴力的代表，真正的罪惡之城。從228到324，都是歷史流血記憶的現場。 原文刊登於：228事件最大的長期洗腦工程 -- 用227代替了228 (ZM臉書) 延伸閱讀：二二八是過去，但它從未過去 (蔡喻安)

法院判決大埔案是違法徵收，而作為徵收機關的內政部，當初核准了徵收案，現在卻只會跳針，地也不還，協商了幾次也不知道，反正把責任推給苗栗縣政府就對了。國民黨官員的這種嘴臉，怎麼有點像黑道？ 立委初登板蔡培慧砲火猛烈 徐世榮大讚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608229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判字209號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新科立委就任之後，除了眾所矚目的「轉型正義」、「不當黨產處理」等議題之外，徐永明喊廢「紅十字法」、王定宇喊「取消向孫中山遺像行禮」、「鄭楠榕殉難日定為言論自由日」，諸多議題一一浮出檯面。 當整間房子堆滿垃圾的時候，打掃變得很難有章法；更何況每一個政治人物都希望累積自己的政治聲望，所以都想要喊響自己的議題、吸引鎂光燈照亮自己的舞台，於是變成各有各的目標，於是輿論反而難以聚焦。在這種時候，到底要主打怎樣的議題，需要策略性的思考。 圖片來源：風傳媒 「關注民生」與「改革民主」並行不悖 民生議題永遠都是迫切的主要議題，但是「關注民生」與「改革民主」從來都是並行不悖；「改革」當然就會有爭議、「民主改革」當然就會有政治爭議；「擱置政治爭議、民生法案優先」只是一種假命題，讓人誤以為「搞民生就沒有空搞民主」。進一步說，正是因為民主改革不能落實，所以財團更有機會操弄假民主、讓「民生議題」往不利於小市民的方向「前進」。 柯P一上台就說要打五大弊案，結果雷聲大雨點小；不管柯P到底是有心無力還是虛應故事，總之很容易就被看破手腳，接下來的人氣就容易潰散，想要主打什麼議題都會漸漸變得事倍功半。殷鑑不遠。因此，在「民主議題」這條軸線上，最重要的，是「要從簡單的先做」。那麼，怎樣的議題算是「簡單」？什麼議題算是「困難」？ 擋人財路～～尤其如果斷的是不義之財的輸送之路，像是不當黨產之類的～～當然特別困難； 罵人祖宗～～尤其如果是根深柢固的思想信仰，像是把孫中山遺照當祖先牌位之類的～～當然特別困難。這些都是相對困難、容易引起爭議的議題。 該做的事情不能因為害怕困難、避免爭議就不去做，但是我們可以「有策略」、「有順序」地做，讓議題的推展可以事半功倍。 客觀中立最「簡單」 小朋友感冒吃的藥水往往都是甜的。雖然大家都知道吃甜的並不好，但是兩害相權、只能投其所好，讓良藥爽口；台灣民眾長期迷信「藍綠一樣爛」，以「超越藍綠」、「客觀中立」為最高價值固然是一種思想上的沈疔，但是想要醫治台灣民主，開出來的藥方也不能不裹著「客觀中立」的糖衣。 舉例來說，如果現在主張「要拆中正紀念堂」，一堆超越藍綠的中立客官會說「讓民進黨上台不是要你搞意識形態、政治鬥爭」。那麼，我們就轉個彎，以鄭南榕殉道日為「言論自由日」，不放假，但是要紀念。不放假，所以工商團體不會抗議；要紀念，所以要有各種研討會、追思會，討論言論自由的重要、追思台灣民主的坎坷～～討論「民主」、「言論自由」這些話題，總算夠客觀、夠中立吧？ 最「簡單」的最有效 雖然目前台灣民眾對「言論自由日」這種議題重要性的理解並不普遍，但是正因為如此，所以更需要宣傳、深化這種思想改革。這種議題具備充分的正當性，只要民進黨與民間的論述力量結合，製造整個台灣社會的大思辨，就有機會讓台灣民眾的思想往人權、民主的價值靠近，進而讓台灣社會徹底揚棄「民主不能當飯吃」的錯誤思想、理解「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有多可怕，進而間接強化以台灣為主體的思想意識。 「言論自由紀念日」這種議題，雖說阻力相對較小，小歸小，但一定還是會有某些勢力、某些人出來反對；那更好。「民主」、「人權」這些價值不怕大家辯論、就怕大家不肯辯論。一辯論之下，誰擁抱進步價值、誰只是跳樑小丑，就昭然若揭了。 只要討論得夠廣、夠深，部分民眾就會發現自己羞於支持某些政治團體或政治人物，甚至發現自己的價值板塊慢慢飄移；於是站在「人權」、「民主」對立面的政客自然慢慢喪失影響力。 只要討論得夠廣、夠深，部分民眾就會逐漸認清蔣介石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對台灣民主有怎樣的「影響」。慢慢的，當覺醒的民眾夠多，在意識形態上「不去講即自去蔣」；屆時再拋出「拆除中正紀念堂」這個議題，就算不能水到渠成，至少不會被主流民意誤認為「搞政治鬥爭」。 要怎麼收獲，就得先怎麼栽；想要讓民主成長茁壯，最重要的是鬆動貧瘠僵硬的威權思想土壤。這麼重要的基本功，做再多都不嫌多，有心推動台灣民主進程的人如何能夠畏苦怕難？ 結論 轉型正義的實施、不當黨產的處理都極為重要，非推動不可。這些議題千頭萬緒、必須謀定後動，才不會因為存在明顯瑕疵而讓見縫插針的反對力量大作文章；另一方面，類似前述這種「簡單」、但是可以肥沃民主思想土壤、讓擁抱黨國價值人士化功於無形的「簡單」議題，更應該成為優先推動的議題。 當然，如果民進黨評估自己所提出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已經臻於完善，不會因為法案重大瑕疵而淪為《不當黨產『不處理』法案條例》，那麼，一邊推動「簡單」的議題、一邊運用立院多數席次通過「不當黨產處理條例」，齊頭並進自亦不妨。

前幾天和友人們一起用餐，席間聊到「女權之聲」、「謊言迷宮」…等等描繪歷史事件的電影，不知不覺話題就來到了228，惠華說，她一直到最近才第一次讀到228的來龍去脈，想像，如果身在當時，自己一定也會跟著群情激憤的，因為，政府實在太過分了，搞得通貨膨脹，民生凋蔽，然後那些官員還仗勢欺人，把人民踩在腳底。寶拉說：「但至少那是對自己人。」回應她說：「其實，二次大戰後來台灣的中國政府並不覺得台灣人是自己人喔！」中國人不都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她：「喔？怎麼說？」我：「當時的台灣，已經被日本統治了50年，大部分人的母語是日語和台語，北京話根本不通。想想，那些從中國來到台灣的政府官員和軍人，才在中國結束了跟日本的抗戰，來到台灣，他們應該覺得台灣人全身上下都充滿了日本味吧。」其他人聽到了，也頗為驚訝的，好像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角度。 228已經過去69年了，台灣社會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感覺還有好多好多的不完整。我也忍不住想，人之所以會犯下大屠殺的罪行，究竟是為了什麼？是或不是「自己人」，會影響我們的決定嗎？或者只要將對方貼上「暴民」標籤即可名正言順！ 四年前，剛開始接觸轉型正義相關議題時，在一場哲五座談中收看了以1980年的518光州事件為主題的韓國電影「華麗的假期」，事件背景是，1979年底，獨裁統治多年的朴正熙總統被暗殺，國家宣布戒嚴，一波波的民主運動、工人及學生的遊行示威，開始席捲全國，陸軍少將全斗煥趁亂發動雙十二政變，取得最高軍權，並擴大戒嚴令，然而，在以民主、思想開放進步人士的孕育地著稱的光州，大規模的示威行動仍然持續進行，全斗煥派軍隊以暴力鎮壓，造成數百人死亡，幾千人受傷。諷刺的是，當時鎮暴的軍事行動代號，就叫做「華麗的假期」，這也是電影片名的由來。 電影中最難忘的，是軍隊和人民在市政大廳前廣場對峙的那一幕，當時，人民已經聽到政府宣布說戒嚴令將取消，所以很開心地前去見證軍隊撤離，突然，國歌響起，群眾們自然而然地將掌心貼在胸前、大聲齊唱：「直到東海水枯，白頭山岩石朽爛，神保佑我疆土！願我大韓萬萬歲…」，大家的臉上露出了驕傲的神情，以身為這個國家的一份子為榮，然而，萬萬沒想到，「愛國歌」還未播完，軍隊就開始對著群眾開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平民、學生，在驚嚇之中倉皇奔逃… 看到那一幕時，我很難接受，為什麼軍隊可以對自己國家的人民做出這樣的事情？殺一儆百以免後患無窮！他們都失心瘋了嗎？他們都喝酒、嗑藥、麻痺了自己嗎？曾經是職業軍人的一三告訴我，在中華民國國軍的養成教育中，有所謂的三合一敵人，只要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國家除害，就沒有下不了手的。 看到這段歷史很感慨，因為，雖然當時下令震壓的全斗煥當上了總統，但16年後，全斗煥及盧泰愚等人被起訴、判刑，這段歷史，以及被公權力侵害的千萬個平民百姓的人權，獲得了正視與平反。對比台灣，當時派兵來鎮壓台灣的蔣介石，至今仍然在台灣各地被膜拜著。 記得那場座談會後，有位在台的韓國交換學生分享說，他們在韓國上課時就已經讀了不少關於台灣228的資料了，但沒想到一來台灣，機場是「中正」國際機場，換了錢幣，有蔣介石的肖像，到了台北，竟然還有「中正」路和「中正」紀念堂！而且，人民還繼續投票給國民黨！他不斷重覆說著：「難以置信」、「不可思議」！ 或許，從外人的角度，更容易看清楚事實。在台灣，這段記憶被屏蔽了整整三十多年，歷史的消逝，造成了見證的困難，許多史料尚待挖掘，我們還在拚湊全貌。 解嚴後，這段歷史雖然出現在教科書上，但卻被刻意淡化為228「事件」，彷彿這只是一個偶發而不幸的擦槍走火，但按照國際上一般的認定，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絕對可以被定義為大屠殺，雖然那些比較不同情當時台灣人處境的人，會以人數不夠多來反駁，但其實，歷史上很多被認定的大屠殺，死亡人數遠遠低於228，例如，美國獨立前的波士頓大屠殺Boston Massacre只有五死六傷。 解嚴後，官方的定義有稍微讓步，變成「官逼民反」的起義（riot），然而，此一定義假設了官民之間有統轄的關係，也就是假設了國民政府有統治台灣的合法性。但其實，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我們甚至還可以討論228是不是genocide種族屠殺。所謂種族屠殺，就是企圖將某個族裔文化、或種族、宗教的整個或部分群體進行消滅的行為，「基於意識形態或階級地位進行的集體迫害」應該也可以包括在內，不過，當時蘇聯一直阻擋這個部分進入國際法中，因為，若按照此定義，蘇共的很多行為都可以被認定為種族屠殺的國際罪行。 從事件（incident）、起義（riot）、大屠殺（massacre）到種族屠殺（genocide），我們選擇用什麼字眼來定義這段歷史，視角也就隨之改變。我喜歡共生音樂節的創辦人藍士博說的，這跟我們的想像有關，大屠殺究竟是一個畫面，或是一扇窗？畫面，是靜止的，窗戶，則會讓我們去思考，我們究竟想要透過這扇窗看見什麼樣的未來？並刺激我們在此刻有所行動，好去實現那樣的未來。 對於歷史的探究，從來就不僅止於對事實的理解，而是去理解這個歷史事實在人的生命中會產生什麼樣的作用，如英國歷史學者羅賓．克林烏（Robin Collingwood）所說的，所有歷史都是思想史。真正的讀歷史，就要進入對方的思想裏，進入對方的心情，要把對方的身口意看成自己的身口意，把對方的思想看成自己的思想，當「所有的歷史都是我家的歷史」，才會有真正的「接納」，不管過去有多少的不堪，多少的恥辱，我都願意去承擔，去學習，甚至去改過。 有本書叫做「為什麼不殺光？《政治大屠殺的祕思》」，試著以政治科學分析結構性因素、而不是從道德批判的角度，來理解政治性集體謀殺的動機，因為，犯下屠殺罪行的人，不見得是邪惡變態的人，只要客觀條件滿足，誰都有可能參與屠殺，所以，我們必須找到根源，才能夠防止這類悲劇再度發生。 書中提到，屠殺發生的先決條件是，有絕對優勢和絕對弱勢的群體存在。在這個前提之下，有幾個屠殺的原因： 一，考量現實利益。比如說，北美新移民驅趕印地安人，正是因為他們評估如果要跟原住民買土地，成本太高。又比如說，蒙古帝國對於遊牧民族會採用結盟的方式，對城市居民就有可能採用屠殺的方式，因為按照成本效益算一算，這樣處理比較方便，這是現實利益的考量。 二，威嚇報復，通常是弱勢族權挑戰到優勢族群（或掌權者）那一方的榮譽或面子。比如：「大明帝國」時，燕王本來要篡位，設法爭取讀書人的支持，當時，方孝儒不服，所以，他後來登基後，就滅了方的十族，這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屠殺。 三，恐懼這個地方的人會報復他橫加的傷害，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衝突勢力之間，屠殺的停止很困難，因為，只要有一方動手了，如果不做到底，會害怕對方報復，所以乾脆斬草除根的屠殺。 四，怕意識型態污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納粹把猶太人非人化，認為猶太人是動物，是病毒，同時，想像日耳曼民族是最完美的，當有一個強勢的民族對於自己的出身存在著相對的自我優越感、認為該民族本質上具有神聖性，就會擔心沒有神聖性的民族會污染它。 以上這些原因，可能存在族群對族群之間，但也可能在人與人之間，當我們把人當成方便自己生存的工具，當我們要靠著壓縮他人權益來膨脹自己，當我們的出發點不是愛而是恐懼，當我們有自貴他賤的優越感…一旦結合了權力財勢，我們都可能犯下傷害別人的罪行。

 記者林冠妙／專訪   出身深藍家庭的趙容，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和一群具共同背景的年輕人籌組了「世代對話：脫藍者讀者會」團體。（圖取自趙容臉書）   他們來自深藍家庭，他們關心台灣、關注二二八轉型正義！畢業於政大斯拉夫語系、「2016共生音樂節」記者會主持人趙容、北藝大劇場設計研究所學生、「人權辦桌工作小組」召集人林瑞姿（小球），從小生長在支持中國國民黨的家庭，父母一再叮嚀不要碰政治，「我叫你投誰就投誰」，他們也乖乖聽話，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投票，直到自己接觸台灣史、參與社會運動後，才看清中國國民黨的本質，了解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國家暴力，民進黨上台後，他們期待新政府能真正落實轉正義。 趙容，嘉義市人，她接受《民報》專訪時表示，家中長期訂閱聯合報，電視台也鎖定TVBS和中天，爸媽不僅是中國國民黨支持者，也會要求她投國民黨，她在上大學前，是和父母站在同一陣線，支持中國國民黨。 2014年九合一選舉時，趙容的父親叫她投給某里長候選人，她想先看選舉公報資料，爸爸卻生氣的說，「我叫你投誰，你就投給誰，市長人選你不聽我的，至少里長要投給我支持的對象」，因為她在台北工作，心想地方里長誰做的好，爸爸應該較了解，就照他的意思去投，選後才知道是中國國民黨籍的。 父視為敵方陣營 不給選舉通知單 今年總統大選時，趙容說，爸爸也不給她選舉通知單，只告訴她投票所地點，結果跑錯地方，她懷疑是爸爸知道她會投民進黨蔡英文，所以不想讓她去投票，她知道爸媽是國民黨支持者，平常不會刻意和他們聊政治，對父親而言，「我是敵方陣營的人」，他常說，「你們民進黨怎樣怎樣」（其實她這次政黨票並不是投民進黨），而她上大學後政治立場的轉變，爸爸認為是被民進黨洗腦、受別人影響才去參加街頭運動。 趙容指出，2009年八八風災時，她到高雄六龜參與救災，馬英九當時有去勘災，現場有許多的媒體，馬英九坐著直升機，降落時強風揚起大片塵土，弄髒了災民的大鍋菜，災民抱怨，總統這麼大陣仗，害災民不能好好吃頓飯，讓她印象深刻，開始懷疑救災速度龜速的中國國民黨政府，真的有在照顧災民嗎？ 趙容生長的嘉義市一直有二二八紀念活動，她小時候也常在二二八公園玩，但對二二八這個日子並沒有特別的感覺，一直到大學時，修了陳翠蓮教授的通識課程，才知道中國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鎮壓台灣精英，也開始參加二二八相關活動，認識了「共生音樂節」論述組的幾位朋友，共同參與今年共生音樂節的紀念活動。 籌組「脫藍」團體 投奔思想自由 趙容和一群有共同深藍家庭背景的年輕人籌組了「世代對話：脫藍者讀者會」團體，（「脫藍」一詞源於「脫北者」，意即要脫離中國國民黨、投奔思想上的自由），十幾位年輕人定期聚會，除了研讀台灣文學、歷史等本土書籍外，也仿效「團體治療」，希望在和父母因政治意見不同而衝突、受挫時，能彼此分享、交流、支持，並學習如何和父母溝通。 趙容說，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9週年，許多人會認為已紀念了幾十年，甚至變成攻擊中國國民黨的題材，但大部分人對二二八並不夠了解，事件的發生原因、經過也不清楚，這從教科書所占的比例就可看出，到現在還在談轉型正義，卻一直無法落實。 趙容表示，民進黨正副總統當選人蔡英文、陳建仁承諾要設真相調查委員會，當選後將落實《政黨法》及《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希望新政府不是只在選前針對特定族群喊話，而是在上台後能真正有所規劃，在相關當事人的歷史記憶還清楚時，儘快著手進行。

非常令人失望的，二月十八日，教育部公布的「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非但未保障私校教師的權益，還變相地鞏固私校的權力，讓長期以來淪為「二等教師」的私校教師繼續被霸凌。 根據立法院去年通過並施行的「教師待遇條例」第二十五條之規定，「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然而日前教育部公布的上開「細則」，卻選擇性地僅就細節性與技術性的問題予以規範，對私校教師權益的保障完全置之不理。 根據立法院去年五月二十二日通過的「教師待遇條例草案之附帶決議」，教育部必須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對私校教師權益的保障，但日前出爐的細則，十條中竟無一條提及，完全藐視立院的決議。此等嚴重之「刻意疏漏」不啻是授私校以權柄，更是將「魔鬼」藏在「細則」中，任由它繼續霸凌老師的尊嚴與權益。 此外，去年底甫上路的「教師待遇條例」第十八條也有嚴重的問題，有修法的必要，因為它對私校教師「獎金」的規定是：「由各校視教師教學工作及財務狀況自行辦理；其發給之對象、類別、條件、程序及金額，由各校定之。」 殊不知，「獎金綁考績」，而考績往往又是私校掌握老師「生殺大權」的「利器」，在「黑箱考核」的操作下，教師的「獎金」猶如俎上肉，任其宰割。今天如果再將此「尚方寶劍」授予各校、由「各校定之」的話，那無疑是確保了它「太上皇」的地位，尤甚者將爆發類似日前及人中小學董座掏空二．六億元的弊案，對教育之斲傷甚鉅。 其實，在「私校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三條中已清楚載明：「私立學校教職員之薪給、考核，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之規定辦理。」換言之，「教師待遇條例」第十八條必須增、修內容，要求私立學校「落實」私校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將私校教師的「薪給、獎金」與「考核」一併「準用」公立學校之規定辦理即可。 新國會、新氣象，日前「私立學校法」的修法已是朝野的共識，深盼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能著力於此，一掃前非，讓台灣的教育有新的展望。 （作者為高中教師， 台中市民）

報載一76歲退休勞工，工作60年後可月領49,196元，創勞保月退制度的新高，雖屬佳事，卻更襯托出勞工的悲哀與台灣退休制度的不合理。 一、這位勞工最佳退休年齡是65歲，勞保局竟無任何告知反而任他繼續投保，導致他至少損失400萬以上，此事絕不可能發生在公保軍保身上。略述於下： 他若65歲退休，可月領40,010，到76歲共可領528萬：43,900x0.0155x49x1.2=40,010；40,010x12x11=5,281,320；他76歲退休可月領49,196：43,900x0.0155x60x1.2=49,196，雖然每月多領9,186，但若65歲退休，到76歲時已領到528萬，以528萬除以9,186，需要575個月才可以把528萬補回，屆時已124歲！ 若假設領到90歲，約少領374萬；若領到100歲，約少領263萬。這都還沒計入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損失。 其實最佳方式是65歲先辦理退休後領月退勞保年金再開公司即可，此時只要投保健保不用再投保勞保，勞保局未事先告知，65歲後繼續收保費，嚴格而言可能有詐欺之嫌。 二、勞保目前60歲可領月退，若要提早一年需少領4%，最早可提前5年少領20%。民國55年次以後的延到65歲才可月退。相較之下，目前軍保公保均無相關規定，導致軍人42歲、老師公務員52歲退休變成常態，而且軍、公保退休金沒有任何早退少領的規定。 三、勞保有最高投保上限43,900，但健保費仍需按實際薪資繳納。反觀軍公保，不止沒有上限，且繳了40年後不用繳費即可繼續享受健保。 新政府即將推動退休年金改革，呼籲要本著公平公正公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則，並確認退休年金的目的是提供年長者基本的生活需求即可。 一、不論軍公教勞，計算基礎均以全部工作的平均月薪為準，而不是5年、10年或15年，而且不能計入任何職務加給或津貼。 二、軍公教也必需像勞保有「天花板」的限制，可訂為勞保的二倍。 三、退休年齡明訂65歲，欲提早退休者每一年少領4%。 四、已在領軍公教勞退休金者，總額3萬以下者不動，3萬以上者依照新的方法計算後，自新方案實施日施行。 小英團隊加油，渴望改革的台灣人民會是你們最堅強的後盾！ （作者現任美商趨網亞太區總經理）

  「遙遠的受災戶，只是一則媒體上的新聞，對受災戶而言，卻是生活的、居住的和求學的問題……」新科立委蔡培慧在第一次質詢時，從南台大震家破人亡的同理心，轉到苗栗大埔事件，重提政府怪手毀田、強拆民房的歷史傷痛，要求政府檢討土地徵收審議的程序和法令，真的有振聾發聵之功。 蔡培慧列舉吳敦義院長「畫地還農，原屋保留」的毀諾，更點出了法院去年一月判決政府徵收不當，撤銷徵地處分後，內政部不聞不問沒回應，就在內政部長陳威仁以道路用地做推託，把責任都推給苗栗縣府時，她立刻點出土地徵收審議「封閉資訊」的問題核心，直接問行政院長張善政說：「我的田，你的屋，如果被人這樣徵收，你能夠接受嗎？」逼得張善政和陳威仁不得不允諾在一個月內開始討論土地徵收的程序和法令。 大埔朱阿嬤和張藥房的死亡，並不能改變苗栗的政治生態，卻是國民黨政權跋扈濫權的血淋淋鐵證，只要張藥房的那面牆還在，就成了國民黨永難翻身的符咒。蔡培慧的貢獻在於不但要國民黨官員在下台前補好破網，更提醒全民：隨著時光流逝，我們是否忘了大埔四戶血淚？ 今年奧斯卡獎得獎呼聲極高的《驚爆焦點》，描寫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四人焦點調查小組，揭發當地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的醜聞，甚至順藤攀瓜，發展成全美國和全世界的醜聞，最重要的態度是這群媒體工作者坦承他們當初疏忽了這則新聞，漠視在暗夜中哭泣的苦難靈魂。 蔡培慧沒有忘記大埔，媒體呢？民眾呢？立法院官網上有著議事轉播ivod，隨時可以看見新科立委的問政實況，就讓我們緊盯著他們，讓社會大步往光明和正義的一方邁進吧！（藍祖蔚）

  台灣與中國最大的區別在哪裡？多數台灣人應該會同意就是民主。由於雙方對民主的定義以及民主的程度，有著顯著差異，因此超越了歷史、文化、地域、甚至血緣的複雜關聯，將彼此拉扯在不同的時空維度之中，既是阻礙，也是屏障。然而，什麼叫做民主？民主其實就是人民。在民主體制下，人民擁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權。換言之，不只行政部門，人民更在立法部門之上。 民主可稱為柔性國力，僅擁有剛性國力者，難以成為偉大的國家。中國當代的政治領導習近平，應是近期以來中國最強勢的權力者，正當中國的經濟、軍事等剛性國力達到有史以來的顛峰之際，可惜並未換來北京當局推展柔性國力更大的信心，「毛規習隨」的返古與倒退，讓中國的國家本質與形象，距離人類文明愈來愈遠。 中國這種自我隔離的自囚矛盾，最近在中共中宣部及廣電總局要求中國各大網站及行動裝置，停止直播或轉播台灣金馬獎與香港金像獎典禮，再次獲得明證。一個標榜Ｇ二、頻頻向美國叫板的泱泱大國，居然不准台港的電影獎項在未經過濾與審查下，直接呈現在中國人民眼前。如此心狹的憤怒，或膽小若此的懼怕，所為何來？香港電影界猜測可能與剛入圍的獨立電影《十年》，論及港獨與消滅粵語脫不了關係。同理，我們的金馬獎極可能也因為被認為不時出現台獨，而讓北京當局崩潰。 專制國家的鴕鳥手段，結果適得其反，《十年》據說愈罵愈夯，在香港票房好極了。因為，北京這些年來不僅推普廢粵，上月才通令香港中小學要能認讀簡體字，當地電視傳媒隨之接旨聽命，不斷激怒港地民情，為抗命有理添薪加火。至於台灣，更不遑多讓，之前有《賽德克巴萊》、《KANO》因緊扣社會脈搏而賣座；社會氣氛甚至可以帶動政治風潮，進而造成選舉的改變。可見任何作品必須反映人心，不在考慮政治的打壓。這，正是民主社會的市場法則。 中國的錯誤示範，警示著台灣必須在方方面面呵護民主的重要性。北京的箝制言論，就如印度聖雄甘地說的：「不寬容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實則凸顯了言論做為基本人權，必須給予最大包容的核心要義。現行憲法第十一條明言：「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這種自由固然不是絕對的，有其局限所在，如果為了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是可以進行適當的限制，包括民事與刑事的處罰；但是大法官釋字第五○九號也強調，「應就國民守法精神、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民事賠償制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同業紀律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綜合考量。」可見極其慎重。 這讓人聯想到最近一件有關電影創作是否涉及歧視的爭論。一部在春節上映的賀歲笑鬧片《大尾鱸鰻二》對於達悟族在街頭抗議核廢料的片段，引發原民立委要求修改內容並推動立法限制的反擊；這樣的發展，社會絕不樂見，並感到遺憾。當爭論的兩造各有立場相互論辯之際，需要有冷靜的聲音提醒：這部電影的文化水平或許不高，觀眾自有定論，但是它有沒有到達煽動仇恨的惡意？導演在受到強烈批評後，出面解釋「我們從來就不是敵人」，算不算是說明與致歉？ 成熟的民主國家在處理類似問題，其實早有明確的規範，台灣當然應該理性處理，不必情緒用事。有關言論的禁止，必須在面臨高度威脅的情況下，才容許為之。以本案為例，就要構成煽動種族或民族仇恨的要件。而其限制的方式，可以透過法律制裁與社會反對來進行，就算如此，仍然必須確保：即使在緊急情況下，公開表達意見不會被完全壓制。 立法者，毫無疑問是在人民之下，處理言論範疇的手段，務必掌握民主、人權，以及比例原則，此一基石，稍有受損，如何與專制獨裁者做區隔？

孫文（國民黨所謂的「國父」）最近又被吵熱了。我在拙著《台灣史101問》，即有一問「孫文與台灣關係如何？」，特重刊於此，藉供參考。 孫文一生來過台灣三次，時間都很短。 第一次來台灣是在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從日本來到台灣，為了籌措惠州起義的革命經費，試圖爭取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但沒有結果。於十一月中旬離開台灣，回到東京，停留台灣約一個半月。 第二次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初，當時民國已成立，袁世凱專政，引起「二次革命」。孫文偕同胡漢民離開上海赴廣東、福建，經台北到日本。 第三次也只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下旬，孫文在廣州軍政府中受桂系軍人排擠，因此離開廣東，經汕頭取道台灣、日本，到上海。 總計孫文三次來台灣，真正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而且他當年來台灣時，心中根本不可能把台灣看成中國的領土，因為當時的台灣早已被清國在《馬關條約》中永久割讓給日本。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假設孫文今天醒過來，看到這個當年他只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的人，竟然都稱他叫「國父」，他一定非常訝異。而且，也只有這個他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是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地方。 今天，習慣稱孫文為「國父」的人，可能不知道，孫文曾經在一九○○年的時候，想要聯絡李鴻章促成兩廣獨立。孫文既然曾經主張兩廣獨立，那麼他會不會反對台灣獨立呢？根據戴季陶的回憶，孫文曾於一九二四年說過他想向日本提出三項主張，其中之一是「台灣與朝鮮兩民族至少限度也應該實施自治，各自設立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孫文把台灣和朝鮮「兩民族」相提並論，他萬萬沒有想到，當年被他視同朝鮮的台灣，竟然成為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國家。 孫文去世後，被中國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種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史中，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即使沒有孫文，一九○○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出現有一百九十一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二十九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十九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一九一一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公平。 更何況，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並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後，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的台灣。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開國的台灣，反而成為今天唯一掛牌「中華民國」的區域。這裡的人民，在國民黨的教育與宣傳下，也成為唯一稱孫文為「國父」的人民。 孫文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但以他作為原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已不無可議之處，若再以他作為台灣這個亟待正名的現代國家的國父，則更完全失去台灣的主體性意義。我們應該讓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以他的原貌回到他在中國史上應享有的地位，也讓台灣從他被蔣政權神格化的影像籠罩下解脫出來。 【參考資料及推薦閱讀】 李筱峰，〈周陽山不識孫中山〉，《烏鴉不快樂》，台北：玉山社，二○一一。 李筱峰，〈夢見孫文來台灣〉，《李筱峰專欄續集》，台北：新自然主義，二○○六。 李筱峰，〈現代國家不需要「國父」〉，《台灣要衝決網羅》，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二。 《國父年譜》，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六五。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七七。

  最近有很多朋友在討論台獨與解殖的問題。基於某些人際關係和重要性，我其實不太想探究這個問題，但因為有學生問我相關問題，我就在這個老家，做一些基本的表態。   這些談解殖的運動者（以下稱解殖派）好像是以學人文的為主，但其實我一直看不太懂他們的訴求。在談他們的問題之前，我先說明一下思考他人意見時，我會先做出的區分：   「他今天是在進行政治宣傳，還是在宣講一種知識？」   如果解殖派的人是在進行政治宣傳，是要推動台獨政治理念，那我可能不太會處理他們的議題。反正他們要怎樣就怎樣，比起處理國民黨的急迫性，這種解殖派就算有害，也影響不大。有益的話就更不用管了。   不過如果他們自認是在宣講一種知識，甚至是學術知識呢？   這可能就要採用一些比較嚴苛的標準了。   我發現這些解殖派似乎是主張，他們建構了一個經得起學術考驗的解殖理論，然後要將其轉化為一種具體的政治觀點。因為有「知識之真」與「道德之善」，所以這個理念應該大力推廣。   但我看了他們的相關文章，卻發現他們的論述有點模糊。我說的模糊是以學術標準來講。我直接把我認為的缺漏點，在這邊指出來。我認為如果不能以簡明的方式回應這些問題，所謂解殖派，很可能沒有他們所宣稱的那種理論厚度。   這些問題如下：   第一，你們說的「殖民」指的是什麼？這種定義有出處嗎？這種定義為什麼是「可被接受的」，你們如何證明？   第二，這種殖民的道德錯謬性為何？是如何證明出來的？為何這種道德判斷會具有客觀性？這個道德價值的標準如果不具有普遍性，那為何在台灣的脈絡會為真？   第三，「解殖」的定義為何？我們為何應該現在進行解殖？為什麼你這樣的主張在實務上是可行的？支持證據是？基於Ought implies can，那我們有可能解殖嗎？   第四，你們認為政治行動的終極目的是什麼？解殖？或是台灣獨立？台灣獨立是一個適切的終極目的嗎？如果有其他的終極目的，那這和解殖的相關性為何？   在這些問題獲得穩定的解決之前，「解殖」這個詞因為定義不穩定，很難做為一個可被認真看待的概念。   我並不反對利用學術概念來進行政治宣傳，我也經常這樣做，但我不會把這些概念神格化到成為絕對正面的道德價值。因為這樣做，不是太過粗心而忽略了學術知識的基本要求與限制，就是抱持著惡意。   基於我個人的政治哲學或社會哲學主張，我對於歐陸系統的一些說法，抱持相當懷疑的態度。我認為一個良善的社群是會不斷吸納消化文化要素的有機體，所以沒有什麼「解」的問題，能幫助社群走向卓越的，就會留下來，成為社群往前推進的養份。   知識份子的責任不是告訴百姓什麼是卓越，而是協助維修這台追求卓越的機器，清除社群交換意見與重構價值體系時的阻礙。   就我個人的閱讀所得，我懷疑解殖派的核心價值，不是建立在道德批判成果上，而是個人的美感體驗：他們無法證明中國文化要素在台灣持續存在是道德錯誤，他們表達的只是對於中國文化要素的嫌惡感。這種美感體驗很難有普遍的說服力，這也是許多人接觸到他們想法時會產生懷疑的原因，特別是他們使用華人語言溝通，而這種語言必然內建華人的倫理與美學價值。這種矛盾難以解消。   寫得這麼複雜，有些讀者朋友會覺得怎麼難度拉這麼高，但其實這些東西也不過是普通哲學討論課的程度，是我們太少進行這種程度的討論了。   解殖派似乎相當在意台灣人對他們的意見不太認真以對，但似乎他們對自身理論的相關處理也做得不夠多。在展開對他人的批判之前，不妨先展開自我的意識形態批判。但有時展開對自我的批判，就會發現自己最害怕的事情。這真是兩難，但人總要選一條路走下去。

你們的時代是逃難，逃來台灣也是你們自己選的，我們的時代連逃難都沒辦法逃，只能等著莫名其妙被抓被殺。 你們還能夠「緬懷」自己的歷史，我們的歷史則被迫掩埋，連談論還會被抓被關，即便到了現在，談論自己的歷史還要被你們說是撕裂族群。 你們是人，可以高談闊論你的的歷史，沒有人會抓你們。我們被當人看，講一下我們的歷史你們就唧唧歪歪、告密、把我們抓起來。然後還不要臉的把你們的逃難史叫做「我們台灣人的共同記憶」？馬的不要欺人太甚！用「中華民國」壓迫台灣人已經很超過了，連「台灣」的詮釋權都要一併搶走？ 那是「你們中華民國的共同記憶」，不是「台灣人的」！ --- 誰的共同記憶？ https://goo.gl/AMFzwD

  綠營以壓倒性勝利贏得總統大選和立法院多數後，很多台海問題專家，包括北京方面，都擔憂民進黨重新執政後，兩岸關係可能回到陳水扁時代，甚至認為兩岸關係是台灣新總統面臨的最大難題。 事實上蔡英文執政後，她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兩岸」，不是「習近平」，而是台灣內部，尤其是經濟困境。 西方民主國家常見的政治現象是，在大選之前，政黨候選人往往競相表示其對外政策的強硬，以爭取本黨基本盤的力挺。而真的當選之後，有些囿於現實原因不得不把原來的「強硬」打折扣，有些則本來就是投機妥協派，就是騙選票。 蔡英文在競選時的對中國政策都不強硬，甚至都不明確，只是說要「維持現狀」。這跟西方國家候選人的慣例很不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在野黨，都是強烈提出要改變現狀（高喊Change）。美國的歐巴馬當年就是靠高喊這個口號上台的，目前在野的共和黨參選人（今年美國總統大選）更異口同聲，都強調必須改變歐巴馬的政策（對內實行社會主義；對外實行綏靖主義），扭轉美國的方向。 ● 蔡英文為什麼不敢說清楚？ 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到底是什麼含義，她自己從未做過清晰定義。所以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在選前最後一場造勢大會上還在質疑「蔡英文為什麼不敢說清楚？」 蔡英文當然不想說明白，因為她的「維持現狀」其實跟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沒什麼大區別，就是保持馬英九任內實行的兩岸「表面上」相安無事的現狀。而這個現狀得以保持，是以台灣人民，尤其是綠營主體（民進黨高層）放棄了追求和實踐台灣成為正常化國家這個目標為代價的。 對此，蔡英文當然不能明說，因為如果挑明了，會讓綠營民眾嚴重失望，甚至沮喪，當然會影響她的得票率——如果你不追求和實踐我的理念，我為什麼要投你這一票？ 既然在競選總統時蔡英文都要維持現狀，那她當選之後，其兩岸政策當然很可能跟馬英九大同小異，所以兩岸關係不會有大的風浪。蔡英文如果不追求（實踐）台灣的國家正常化，不改變帶著專制內容的國旗和國歌，甚至連國土界限也用「中華民國就是台灣」這種模糊化的說法，更別說改變那個名不副實、中國根本不承認的國號，那麼對岸北京政府還能說什麼？所以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起碼在她執政的前期階段，不會有什麼大改變，所以兩岸關係也就不會有什麼大波瀾。 ● 台灣快成「亞洲的希臘」了 蔡英文的真正難題是在國內，在經濟領域。馬英九執政的最大敗筆還不是兩岸關係，而是經濟政策。台灣經濟已走向希臘化：國營化、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濫用全民醫保導致的巨額浪費等等，導致台灣債台高築，貧富懸殊，經濟維艱，年輕人就業困難，幾乎就差被稱為「亞洲的希臘」了。 這樣一個經濟爛攤子，是蔡英文要立即面對的，是需要大刀闊斧改革的。即使用震蕩療法的大手筆、大動作變革，也需要相當一段時期才能見效；就像癌症，即使手術徹底切除，恢復期也需要時間，更何況「徹底」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不能認清「台灣病」（希臘症狀）的嚴重性，不敢立即採取行動做大手術，那麼這個「病灶」會轉移蔓延，台灣的經濟還會惡化。如果四年後台灣的經濟仍是「維持現狀」並惡化，那麼這次跟上屆馬英九選舉拿到同樣票數（689萬）的蔡英文，也不排除步馬英九後塵，殊途同歸，都是689的命運（先贏後輸）。 經濟專家都看到，台灣的產業幾乎被中國掏空這個事實。怎麼改變？太陽花學運的興起，阻止了國民黨想把兩岸經濟進一步連結、縱容兩岸不平等的「服貿協議」 ，等於暫時中斷了中國經濟勢力長驅直入台灣。但如何阻止台商，尤其高科技等拳頭企業離開台灣去中國，則是蔡英文們的難題。 制定法律限制，或行政阻止，都違背自由經濟的原則，在目前兩岸的三通八通的局面下，更是不可操作。唯一的辦法，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實行海耶克等自由經濟學家提出的減稅、廢除限制企業的規定、私營化、削減福利等真正的市場經濟政策。 水往低處流，商人往低稅率的地方走（投資），這是常識，也是經濟鐵律。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前曾經濟繁榮到常被國際機構評比為「經濟自由度」世界第一名，很大原因是香港實行單一稅率（flat rate），而且很低（14%），沒有商品稅。新加坡在李光耀父子統治下，雖是威權國家，但其經濟繁榮的主因，也在於走西方的市場經濟之路，也是單一稅率（16%）。即使新加坡政府擁有的淡馬錫公司（占新加坡47%的股票）也是採取私人企業模式，按市場經濟運作，而不是中國那種完全官有官辦的國營官僚化，也不像台灣的「電力公司」、「中油」（都是國營的）和「中華電信」（政府交通部是最大股東），都由政府操控（台灣的電價、油價、手機收費等居高不降，都跟國家壟斷有直接關係。）。 如果台灣能夠大幅減稅，簡化投資手續等，自然就會吸引全世界的商人和投資。只有稅率低，投資才有盈利可能，才會誘惑外商進入，才會把去了中國的台商吸引回來。關鍵是靠低稅率、更好的投資環境的吸引，而其它的強制手段，既違反市場經濟規律，也不會奏效。 ● 台灣兩大黨，檔次差不多 除了減稅贏來投資和經濟效益增長來開源，另一個就是要削減福利和官僚機構來節流。台灣公務員的平均退休年齡低到55歲，比希臘還低兩歲。更不要說還有全世界其它國家都沒有的退休軍公教人員可領十八趴高利率的特權福利制度。這些導致台灣的龐大債務已接近希臘水平，嚴重拖累台灣的經濟發展。 蔡英文能不能在這些領域大刀闊斧的改革，頗令人質疑。因為民進黨是左傾政黨，熱衷均貧富、強調平等，而不是注重自由競爭，強調人的權利。蔡英文畢業於全球左傾思想的大本營「倫敦政經學院」，她的博士論文主調是反經濟全球化的，是左派反對自由的市場經濟的邏輯。這次競選中蔡英文提出的經濟政策，基本都是大而空，更沒有明確堅定地提出大幅減稅、削減債務和福利，政府縮身的自由市場政策。 在這一點上，台灣兩黨檔次一樣，都是不懂自由經濟。而國民黨似更加可惡：台灣曾有翻譯了市場經濟學大師米塞斯主要著作的夏道平等自由經濟學家，更有海耶克當年在倫敦教學時的親傳弟子（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長）蔣碩傑等人才，但當年都不被兩蔣重用，更別說把他們的自由經濟思想變成政策。而國民黨的馬英九們則是左右不分，似連西方的左右派到底是怎麼回事都不清楚，更從不見他們的政治人物闡述、力主類似西方右翼的經濟理念。除了為權力而玩兩岸政治騙術，啥也不顧。而民進黨的蔡英文們是清楚的左傾。這才是真正令人對台灣經濟前途擔憂的。蔡英文和民進黨這次在政治選舉中獲得大勝，但在隨後的經濟領域還能取勝嗎？以台灣經濟困境的現狀，和民進黨蔡英文們的左傾歷史來看，很難給出肯定的答案。 2016年1月21日於美國 ——原載台灣《看》月刊2016年2月號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手段可以漸進，方向必須堅定確立。治國不必官冕堂皇的口號來加持，腳踏實地一步一步邁進，就是真功夫。（本報資料照，黃謙賢攝） 文題不敢引用古語「忠言逆耳」，因為只是一些閒聊，想到那裡，説到那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9日前往官媒中央電視台，央視的電子螢幕上顯示「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看在自由國家的人們眼裡，實在心寒。(中央社提供) 習近平獨裁政權對中國媒體掌控愈來愈緊。近日傳出中國官方正式禁止媒體轉播香港金像獎及台灣金馬獎，原因是「香港和台灣社會發生變化，為防止不符合國情的言論和影視作品帶來不良影響」。禁播香港金像獎很有可能是由於被指宣揚港獨的《十年》入圍最佳電影獎項。台灣方面由於周子瑜事件，令台灣本地意識比較強的演藝人員更有可能「脫序」演出，過去中國媒體遇到這種情況不是打馬賽克就是直接剪掉，現在乾脆就不再轉播。 港、台媒體中國化 日前關於新華社管制媒體用語的45項指引引發熱議，裡面甚至禁用台灣人常常看到的所謂「中華台北」，中共其實一直都用「中國台灣」。在殖民體制下「中華台北」是唯一能讓國際社會看見仍有台灣這個國際孤兒的方式，中共當然要禁，而為了凸顯中共單方面宣示對台灣的主權，中國製作或合拍電影及電視劇中關於台灣演員的介紹都比照「中國香港」的方式以「中國台灣」來展示，這稱呼固然是要對觀眾灌輸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之想法。 指引的部分要求港台媒體集團早已沿用。例如，指引規定「台灣」與「祖國大陸（或「大陸」）」為對應概念，「香港、澳門」與「內地」為對應概念，不得弄混。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有正式指引前，壹傳媒在香港正是稱中國為內地，而在台灣則稱大陸。香港媒體大多早已稱中國為內地，只有少數本土派媒體稱大陸，並沒有直呼其為中國的；台灣主流媒體中也大多稱之為大陸，只有自由時報直接稱其為中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儼如中共中央電視台分台的香港TVB更率先在播報新聞時用中共字（簡體字）作字幕，香港媒體中共化的速度比想像中要快。從過去的普通話教中文政策，到近日當局提出要求學生要學中共字，加上中共字正式登上電視螢幕，中共試圖在多方面進行加快香港中國化的工程。 習近平的一把抓 對中共來說，軍跟媒是維穩的關鍵，花在控制輿論的經費當然是不可知的天文數字。習近平正在完成軍區重組之際，日前在同一天到《人民日報》、新華社及中央電視三個主要媒體檢查。習總特別強調黨的新聞輿論媒體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當然媒體擁抱黨也就是擁護習近平本人。 央視的電子螢幕上更顯示「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看在自由國家的人們眼裡，實在心寒。對比於1998年朱鎔基視察央視時曾為「焦點訪談」欄目題寫「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16字，姑勿論近日的動作是否一種跟江澤民的權鬥劇碼，大家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新聞自由倒退數十年。

民進黨與時代力量立委紛紛主張應該廢止《紅十字會法》。   圖：中央社資料照片 新國會，新氣象。2016年2月22日上午，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召開「紅十字法何去何從？」記者會，批評戒嚴時代制定的《紅十字會法》，從1954年就用特別法，讓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享有不受監督的「帝王條款」勸募特權。但該組織既未獲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承認，也不是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成員，何以能有此特權？ 民進黨發言人、律師黃帝穎也補充，既然設置專法，理應有更強的監督機制，但事實卻相反，一般公益團體發起募款，尚且須依人民團體法與公益勸募條例向主管機關申請；但紅十字會卻僅要內部理事會通過，即可向國內外募捐。這種陳舊落伍的法律，與國民黨黨產一樣涉及轉型正義，應該盡速廢除以回歸常態。 其實在戒嚴時代長大的資深鄉民都知道，被戲謔是「分紅十字會」的最大惡行，就是強逼學生購買根本不能寄信的假郵票。年輕一點的鄉民或許不懂，憲法21條已明文規定接受國民教育為國民的權利與義務。160條甚至還規定6歲至12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可是四、五年級生當兵時一定都有遇過文盲的同袍。為什麼明明免學費，還是會有小朋友失學？當然就是學費以外還有一大堆無法應付的苛徵雜捐。 1957年1月21日《聯合報》2版「大家談」裡，就有來自台北署名「王琳」的家庭主婦投書抱怨：「國民學校學童常承導師吩咐，歸家迫要捐款，頗令學童家長愁眉苦臉。短短一個月之間，頭一次防癆郵票5角，第二次匈牙利捐2元，第三次紅羽毛捐1元，第四次春節勞軍2元。春節勞師即屆，又不知要多少。似此年屆歲暮，需錢孔急的日子，再加上捐獻，誠不勝唏噓！」 什麼是防癆郵票？就是1955年9月26日教師節前夕，省教育廳舉行台灣省教育人員結核病防治計劃研討會，決定勸告各級學校學生，每人購買防癆紀念票每人一元，作為教育人員之防癆基金。但這種不能寄信的郵票，根本就是不樂之捐，買不起的小朋友，在班上會被老師與同學霸凌；一家若是有好幾個小孩在學，每個都被強迫購買，也是不小的負擔。而且這些雜七雜八的東東，學生不只是拿了錢跟老師買而已，還要上街去向陌生人攔路叫賣。 1958年6月28日，第13次全省私立中等學校董事長及校長聯席會假板橋中山堂舉行，會中決議：為免荒廢學生課業及損害學生自尊心，請求教育廳禁止學生在街頭義賣紅十字、紅羽毛及防癆紀念票。學生勞神破財後，這些義賣的錢究竟去了哪裡？也是啟人疑竇。 1959年1月8日《聯合報》4版就有一則貪汙案例，台中縣沙鹿工職教員謝浩夫（41歲），自1957年8月至1958年7月兼體育衛生組長期間，先後侵占公務上所持有之防癆郵票款920元，被台中地院判處1年徒刑。但教員只是從中A了點小錢，紅十字會之所以被民間戲謔為分紅十字會，就是因為解嚴後媒體踢爆了此一機構「分紅」的真實案例。 1991年3月，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處準備將一年前紅十字會台北市分會所屬支會，被檢舉的挪用鉅額募款案函送檢察機關，不料因上級吃案，承辦調查員憤而辭職。原來台北市16個行政區都以區長為支會長或名譽會長，義賣所得只需上繳50%給台北市分會；20%以車馬費為名給個人抽佣；另外30%則由各支會以交際費、誤餐費等名目報銷。 依當時台北市捐募運動管理辦法第11條規定：「捐款不得以任何方式支付經募人員報酬，其必要支出之費用得依規定在捐款內核實開支。實募15萬元以內者，最高以3%為限；超過部分最高以2%為限。」也就是一般公益團體募款只有2-3%之間的手續費，紅十字會光是在區這一級的支會就抽佣提成50%，剩下的50%上繳到市級的分會，再上繳到中央級的總會，究竟還剩多少殘渣肉屑？ 當時的紅十字會總會祕書長陳長文面對這一醜聞，表示他對外傳台北市分會16個區支會的「集體挪用募款案」還不清楚。業務組瞭解後如果屬實，將對會務重新整頓，並查證下屬單位是否真有「陋規」存在。 3月5日《聯合晚報》則報導，調查局在全案簽結後的檢討報告中指出，台北分會的16個區支會，自1985年至1988年間義賣總金額為5408萬餘元，50％上繳台北分會，剩餘的50％留作支會經常費使用，計有2704萬餘元。這筆經費中共有2400餘萬元不當支用，等於實際用在和會務支出有關費用只有300萬元左右，只占募款額的10％左右，挪用情形嚴重。 據了解調查局在查辦時，發現台北市各區支會挪用募款20％用作經募人工作獎金，算是最「保守」的用途，有些區支會甚至抽35％作工作獎金。此外對於不參與募款人員，如部分區長、主任祕書等，也照領工作津貼。而有些區支會則只有兩年內的帳本，在此之前，一切收支根本無紀錄可查。 台北市人二（政風單位）指出，早在半年前即將區長兼任紅十字會支會長及募款抽成案，移交社會局請其檢討並作處分參考，只是至今並無回音。市府官員透露，1987年市議員楊炯明接獲里長檢舉，指有里幹事聯合里長義賣募款，里幹事卻抽兩成中飽私囊；楊炯明曾在議會提出質詢，當時立委劉興善亦在立法院跟進質詢。但質詢結果不了了之，只是使義賣暫停一年，不料隔年又捲土重來進行勸募抽成。 由於醜聞難遮，當時紅十字會還是兩岸溝通的管道，總會只好與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3個分會會商決定，暫停已有40年義賣歷史的紅十字紀念票。然而抽佣超高的紅十字會，被證實是名副其實的分紅十字會，也就正式寫入台灣史了。

難得政黨再次輪替，新國會上路，那麼就讓這些工作也跟著開始吧！ 立法院第九屆第一個會期開始，在社會的高度期待下，新任立委的問政表現毫無意外的也成為媒體的關注焦點。從總質詢時主題、政策方向的針砭，到個人的表達風格，與官員的言詞交鋒，一直到委員會的選擇，無一不是觀察的切面，每一個點都可以是新聞。 不過，委員們各自擅場的表現外，很多人或許不曾注意，但確可能是支撐立委們問政表現的關鍵角色，那就是國會議員們辦公室裡，有沒有著足夠專業，熟悉各領域政策、法案，並且總是充滿熱情的國會幕僚。 有了這樣的幕僚協助立委判斷政情、編寫法案，並且有效的與行政部門周旋，立委才能從容的在各種不同的委員會上言之有物，並且精確犀利的提出質詢。一個辦公室是不是有好的幕僚，立委們站上質詢台時一張開嘴巴，是拚天才的插科打諢，或時而雙語教學，還是拳拳到肉，讓官員們頻頻擦汗張望，高下一看便知。 上個禮拜五，學者出身的立委蔡培慧委員就有一場令人驚豔的總質詢，針對行政部門長期以來辦理土地徵收的各種弊病，細數法理到行政上的各種弊病，讓備詢台上的官員難以招架，並公開承諾改正。無論新科還是舊生，只要有好的幕僚後勤，立委的問政表現就有一定的水準。 只是，問題來了。自從立委單一選區實施以來，地方的設點經營較諸過去有更高的比重，立委在助理聘用的配比或工作的安排上，常有多服務而少法案的狀況，而薪資的行情也不容易留下資深法案幕僚，久而久之則可能形成人才斷層，國會問政品質不易提升，也影響政黨政治人才的養成甄補。國民黨這回就遇到這樣的問題。 好的國會需要好的立委，好立委的背後更得有強大的幕僚來支持，而這些都需要一個政黨、黨團乃至於政治人物自己有遠見並且有計劃的長期養成。難得政黨再次輪替，新國會上路，那麼就讓這些工作也跟著開始吧！

當這些謠言散播者得知自己散播的訊息是謠言時，大都選擇遺忘，甚至臉不紅氣不喘的繼續罵，然後摩拳擦掌，等待散播下一個謠言。 經過180個小時的救援，在南台灣地震中的災民，無論是生是死，都已全數被拯救出來帶離災區。 在這180個小時裡，我們看到救難人員不眠不休的進行搜救，全國各地湧進災區的善款物資，當地店家免費提供飲食及住處空間；我們也看到被救出來的災民與家屬相擁而泣，但也看到了天人永隔的悲傷場景。 但在這180個小時裡，卻也充斥著許多令人不齒的離譜謠言。 謠言呈現的方式有許多種，例如無敵的疑問句： 「據說賴清德市長除夕夜當天還回家吃年夜飯，是否為真？真的不希望實情是如此。」 「倒塌大樓外，在選舉期間有掛蔡英文的競選看板，屋主是否為蔡的金主？」 更有大喇喇的，直接以肯定句來抹黑。例如台中市都會救難協會前理事長王建民，接受中天「網路酸辣湯」的電話訪談時，說自己在救災現場，如果發現生還者，救難人員必須撤退，由台南市消防局接手，並且等待賴清德市長帶著記者到現場。 網路發達，這些謠言擴散速度之快，瘟疫猶不及；但也好險網路發達，這些謠言不消多久便被許多證據打臉。 近幾年來智慧型手機普及，又都有搭配網路，人與人之間吸收及散播資訊的速度非過去所能相比。另外，在台灣的人際關係中，政治傾向往往決定你我之間的親疏程度；更有甚者，只要與自己政治傾向不對盤的人，連朋友都當不成。 許多謠言，在LINE、臉書上傳遞。會有人跳出來糾正甚至指責轉傳者嗎？幾乎不會，因為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接收到訊息的人和發訊息的人幾乎都是同樣政治傾向，忙著轉傳、跟著咒罵都來不及了。而當這些謠言散播者得知自己散播的訊息是謠言時，大都選擇遺忘，甚至臉不紅氣不喘的繼續罵，然後摩拳擦掌，等待散播下一個謠言。 最後，不得不提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及邱毅。這兩位在台灣名聲以臭如糞便的政治人物，在救災期間，不管好自己的嘴就算了（以過往經驗，似乎有點難度），依然在臉書上散播謠言及發表諸多政治性語言，其行徑宛如政治禿鷹，盤旋在災區上空，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叼走腐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