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人就是矯情，這句台詞，根本應該是馬的專屬

08年政黨輪替，立即開放三通，開啟陸客之旅。一邊要業績，一邊要面子，聽話的孩子有糖吃，似乎前途一片大好！ 其實，當時就有不少人質疑，大批陸客來，台灣旅遊環境準備好了嗎？結果在政客與奸商的串聯下，反對者被掛上“逢中必反”的台獨旗幟，大家大賺黑心財，誰管你觀光景點被破壞？誰理你旅遊品質變惡化？八年來死了多少陸客，兩岸政府都只是打哈哈，甚至把陸客當籌碼，運用在選舉策略上以及政治陰謀上！ 筆者所居住地區周邊有多家旅店，時常居住不少陸客，四周的商家剛開始很興奮，以為有商機，結果是罵聲連連！早餐店從沒陸客消費，倒是在門口霸占座位等遊覽車到來；鹽酥雞店，陸客只點一份，要求立即處理，卻無視現場還有眾多消費者在等待，動輒指責店家動作太慢！加辣可以，問題是加花椒、加芝蘭，這些台灣是很少有的！陸客帶來的商機僅限少數得利者，所以馬政府八年親中結果是GDP越來越低，國民所得倒退擼將近20年！對大多數人而言，來的越多陸客，只有對大陸人反感度越增加！ 國共兩黨把大陸人當籌碼玩弄政治，老共無視自己人民在台灣的旅遊品質惡化與安全受到威脅，坐視廉價團的壯大；馬政府不知提高旅遊服務品質與安全，整天在玩弄陸客數字！小英政府上台後，國共聯手打擊台灣，用的又是陸客！部分親中媒體不斷報導陸客人數下滑，卻從沒有人提到台灣旅遊環境提升！ 太多改進的建議，已經有太多人提過，筆者不必獻醜！只是以前沒人聽進去，只能期待新政府能真正重視。不要再管來多少陸客，而是把重點放在提升台灣旅遊環境與設施上。做的好，不來是他們的損失，做不好，來的越多只會凸顯台灣無良之處越多，無辜喪命的人越多！ 沒有開放陸客之前，旅遊業難道就全死光？ 何必為了讓那些只顧賺鈔票，不管遊客死活的奸商，而犧牲整個台灣的形象？ 在台灣旅遊品質與安全沒有顯著改善與提升之前，請新政府停止所有陸客團！唯有如此，台灣旅遊業者才會真正重視品質的提升！

土耳其最近發生的軍事政變以失敗告終。土耳其是民選國家，又是北約成員，在民主國家發生軍事政變，一般都會遭到譴責。但土耳其的這場政變，卻在美國等西方輿論上得到相當的同情，甚至支持。美國福克斯電視網就有評論認為，這場政變的失敗，代表着“土耳其最後希望的破滅”，調子明顯是肯定政變、惋惜失敗的結局。 那麼應該怎樣看待軍事政變？從最近土耳其的政變，還有2013年的埃及軍事政變，更早的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Pinochet）將軍的政變等，以“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量，在三組軍事政變模式中，有兩組是應該支持的，一組是應該譴責的： 第一組模式是：在政教合一的政權和軍政府之間，寧可選擇軍政府； 第二組模式是：在共產政權和軍人執政之間，寧可選擇軍人掌權。 第三組模式是：在世俗民主選舉和軍政府之間，當然選擇世俗憲政民主。 目前在土耳其發生的軍事政變，之前埃及的軍事政變，都屬於第一組模式中的選擇，在政教合一和軍人政變之間，寧可選擇後者。 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是個伊斯蘭主義者，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做過兩屆總理，掌權十多年來，明顯要把土耳其帶向伊斯蘭主義。以往土耳其出現這種情況時，都是軍隊出面干預，甚至推翻伊斯蘭化的政府，使國家重回世俗化軌道。這是土耳其的建國原則。1923年凱末爾將軍創建土耳其共和國時，確立了三原則：西方化，世俗化，現代化；同時全面杜絕和防止伊斯蘭化。 在六十年代，土耳其青年女性的着裝等，已世俗化（現代化）到跟英美法德的女性差不多程度。但現在，不少土耳其女性，甚至國會女議員，開始倒退到戴黑頭巾，穿黑色長衣，甚至有的戴面罩的程度。埃爾多安總統明顯熱衷這種伊斯蘭化的倒退。 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土耳其軍方曾成功發動過三次軍事政變，推翻了伊斯蘭化的民選政府，支持世俗化領袖，舉行全國大選（軍隊並沒有自己掌權），第四次只是施壓，迫使伊斯蘭傾向的總理辭職下台。 但這次軍人的努力卻失敗了。從埃爾安多的秋後算帳、全面清洗鎮壓（世俗派和其它宗教勢力）來看，這場軍事政變也是必要的，只可惜沒有成功，令人對土國的前途甚為擔憂。 2013年埃及的軍事政變更是這種性質和背景，當時穆巴拉克政府被推翻後，埃及首次民選，伊斯蘭的“穆斯林兄弟會”首領穆爾西以微弱多數當選總統。結果穆爾西要把埃及帶向伊斯蘭主義，引起民眾大規模示威抗議，最後軍方出面，推翻了穆爾西政府。隨後全國大選，世俗派贏得總統府和國會多數。 上述土耳其和埃及的軍事政變，都是推翻民選政府，為什麼被國際社會允許甚至讚美？就是因為，軍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權，而是阻止國家走向政教合一。在穆斯林世界的毛拉統治和軍人執政之間，人們寧可選擇軍政府，也不要政教合一。因為政教合一遠比世俗軍人政府更可怕，後果更嚴重，更糟糕。 所以對土耳其結束伊斯蘭政府的軍事政變，以及埃及軍人推翻穆爾西總統，西方有識之士基本都是默許，甚至暗中叫好。 在第二組模式中，即使民選政府，如果要走向共產主義，那麼發生軍事政變，也有應該支持的理由。例如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發動的軍事政變，就是這種性質和背景。 當時智利總統阿連德雖是通過選票上台的，但因當時有三人競爭，阿連德只獲得三分之一強的選票（36.3%）。但這位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事先簽署了一定按憲法行事的保證書，承諾不違反憲法，但他上台後就要把國家帶向共產主義，公開跟紅色蘇聯結盟，推行社會主義和國有化，像當年中共“土改”和“工商改造”那樣，強行沒收私人土地，把企業全面國有化。 蘇聯見獵心喜，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支持阿連德。後來解密的蘇聯檔案顯示，早在競選總統期間，阿連德就得到克格勃40萬美金的競選經費和5萬美元的個人補貼。阿連德當選後去莫斯科訪問，獲得蘇聯“列寧和平獎”（之前叫“斯大林和平獎”，中共文人郭沫若曾得過）。古巴的共黨領袖卡斯特羅訪問智利後得出結論，“智利的社會主義之路最終會把智利引向古巴式的社會主義！” 阿連德要把智利變成“第二個古巴”，而且強力推行國有化和社會主義政策，導致經濟陷入災難，民怨沸騰，當時智利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譴責阿連德總統違憲濫權，呼籲智利軍隊介入，解決憲政危機。智利最高法院也通過決議，譴責阿連德政府拒絕執行司法裁決（當法院的判決與政府的政策相抵觸時，阿連德政府拒絕讓警察執行法院的判決）。所以，在國家處於危難、國會呼籲之下，智利陸軍司令皮諾切特將軍挺身而出，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阿連德政府。 皮諾切特將軍領導的政變，廣受西方左派的痛恨和譴責，因為他結束了左派們心儀嚮往的社會主義。但這位勇敢的將軍挽救了智利。在軍政府下，智利被阻止了走向社會主義，更拒絕了古巴化和蘇聯化。 皮諾切特執政後，在鎮壓共產分子的同時，大力推行市場經濟，邀請美國自由經濟學派領袖弗里德曼和他的弟子們（智利到芝加哥留學的青年經濟學者）指導經濟。當時哈耶克也撰文支持皮諾切特所走自由經濟之路。結果智利經濟不僅擺脫了阿連德時代的困境，而且出現騰飛——從80年代中期開始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智利經濟年增長率高達7.2%，成為拉美國家中的一枝獨秀！今天，智利經濟仍是拉美國家中最有活力的，主要就是靠皮諾切特奠定的自由經濟基礎。 後來皮諾切特還政於民，制定憲法，全國大選，實行憲政民主。所以即使晚年西方左派要起訴皮諾切特，英國前首相，被英國人民票選為二十世紀英國偉大領袖第一名的撒切爾夫人（第二名是丘吉爾）在倫敦拜會晚年的皮諾切特時說，“我知道我們欠你的有多少”，“我也很清楚是你給智利帶來民主，你確立了適合民主的憲法，你使之生效，進而組織了大選，根據選舉結果，你離開了權力。” 從土耳其、埃及到智利，都可看出，軍政府比“政教合一”以及“共產專制”更容易放棄權力，或者說更可能走向民主。在埃及，推翻伊斯蘭政府的塞西將軍，在全國大選中，以96.9的高票當選總統！目前還有緬甸的軍政府，最後也接受了民選制度和選舉結果，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季實際上已掌權。 再看以往的軍事強人政權，即使相當獨裁和腐敗的，像南韓的李承晚政權、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以及台灣的兩蔣政權，都已經轉型成為民主國家。 所以當今世界，最反動、最頑固的，一是政教合一；二是共產國家。其實兩者的本質都是政教合一。共產主義雖不信天上的神，卻把人間的暴君當神來拜，其宣傳洗腦的手段、做法跟宗教政權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在這兩種國家，軍事政變是能促進、推動世俗的憲政民主制度的。 在目前的軍政府中，最壞的是泰國軍人，這就是第三組軍政府模式。他們推翻民選政府之後，實行集權統治。當然泰國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軍政府的背後是泰國國王，其實是泰王為了保持皇權而支持軍方肆虐。可惜很多信奉王室的泰國民眾沒有看清這一點。但泰國軍政府也不會長久，畢竟那個國家有過民選，人民嘗過投票的滋味。 所以對軍事政變，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具體分析。 2016年7月24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FRA）

【1934年7月25日 亞洲第一次原子核撞擊實驗於臺灣完成】 1928年(昭和3)，物理學者荒勝文策來臺就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之後投入原子核實驗，並在臺北帝國大學理化學校舍內建造粒子加速器(今臺灣大學物理文物廳)。 1934年(昭和9)7月25日夜間，荒勝文策團隊成功完成亞洲第一次(世界第二次)人工撞擊原子核的實驗，團隊成員木村毅一在門上寫下實驗成功的日期，消息傳出震驚日本學界。實驗的設備與成果，也成為戰後臺大重建粒子加速器的基礎。 延伸閱讀： 荒勝文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92%E5%8B%9D%E6%96%87%E7%AD%96 臺灣大學物理文物廳 http://web.phys.ntu.edu.tw/gphyslab/physmu/nuclear.html 圖左 荒勝文策教授 圖右上 原臺北帝國大學理化學教室校舍 圖右下 臺北帝國大學之粒子加速器 歡迎加入Facebook台灣回憶探險團，一起來一場回憶探險吧！

  反對謝文定、林錦芳擔任司法院正、副院長，幾乎已經成為進步知識界的公民運動。提名謝、林的結果已經大幅折損小英在支持者中、尤其是在意見領袖中的威望與信任。 支持者對蔡總統為保衛台灣將來的選擇權，刻意對中國擺低姿態都能體諒，但是對內政的改革期望也特別的高，感受特別強烈。 蔡總統給支持者的第一個震撼是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的「老、藍、男」的安排。這時蔡總統威望仍高，支持者雖然有所疑惑，但是接受「蔡總統的人事安排一定有其道理」是心理上最舒服的選擇。可是兩個多月下來，「老、藍、男」果然是「老、藍、男」，看不出蔡總統的人事安排有足以「點亮台灣」的地方。 接著出現了謝、林的提名，讓人頗有「又來了」之慨。支持者在另一次震撼之外，產生至少大小五種不同解釋。第一、蔡總統思慮不周或標準作業程序（ＳＯＰ）有所疏漏以致造成錯誤。第二、這是「老、藍、男」的司法院版本，這本來就是蔡總統典型的用人、權力運作與施政的標準模式。後者還有四種解釋：（ａ） 蔡總統認為只有透過舊官僚改革才會成功，（ｂ）蔡總統比較喜歡聽話的工具人，（ｃ）蔡總統不習慣領導對體制有改革意見的人，（ｄ）蔡總統的改革本來就是喊假的。 筆者寧願相信蔡總統是犯了思慮不周或用人ＳＯＰ疏漏的錯誤。蔡總統當然知道舊官僚是沒有改革想像力的。舊官僚要作為改革的機器人，必須事事由蔡總統耳提面命、一直下指令。一個小部分的小改革可能就要下千百個指令，這是蔡總統體力負荷不了的。 況且，司法院正副院長兼大法官，法制上也不允許總統對大法官耳提面命。 選任官員的程序大抵不出三種ＳＯＰ。一是公家規定的ＳＯＰ，如大法官的提名。一是主管辦公室的、只有主管與幕僚才曉得的ＳＯＰ。第三種是在主管心中或筆記裏、只有主管自己才知道的ＳＯＰ。或許蔡總統應該檢討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是設計的問題還是執行的問題。 筆者相信蔡總統的改革承諾，支持者也很寄望蔡總統的威望與信用可以支撐整個改革。修正錯誤、改進決策，才是呵護、珍惜民選總統威望的良方。 （作者曾任外商台灣公司總經理、大學系主任）

  「前行政院長張善政卸下公職後，在台哥大力邀下，同意擔任台灣大哥大基金會董事長一職，這是他回歸民間第一個選擇的企業。」這是台哥大基金會昨天發布的新聞稿，並在今天以活動記者會方式，正式推出張善政。 台哥大非常禮遇張善政，原來是富邦集團老闆蔡明忠的位子讓給了他。張善政卸職才兩個月，說要在花蓮當農夫的他，一口氣接了六個工作，台哥大基金會董事長只是其中之一。 前行政院長，這個職稱真是神奇，把張善政變成無所不知的能人。他要協助東吳大學發展大數據研究與教學；他要協助交大發展資通訊在醫療方面的應用；他是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的會長；他又是智聯網聯盟的會長，協助建造物聯網在醫、農、機械等領域智慧應用的產業溝通平台等，真的很厲害！ 張善政的六個新工作，包括一個董事長，兩個會長，三個大學客座教授，最後他不忘跟媒體說，他依然會投入「非常非常多的時間」，照顧他在花蓮的農地，讓大自然更美麗！Oh！My God！ 張善政一口氣接了六個工作，還要努力做農夫，但是中國國民黨最在意的是，他還會再從政嗎？張善政的回答是「短期內不考慮」。短期內是多短，沒有記者追問，但這也表示，他可能重回政壇！ 二○一八年，張善政會如國民黨「希望」的，參選台北市長嗎？他接富邦集團台哥大基金會董事長一職，只是單純的當個財團門神，還是藉公益之名，加上富邦、國泰蔡家集團的全力護航，為二○一八台北市長選舉鋪路？ 當年馬以毛治國的最後四個月，國民黨即將沉船，毛跳船落跑，張撿到了行政院長這個職位，他把這個撿到的燙手山芋，轉化成個人的最大資源，下台才兩個多月，就已經名利雙收。張善政真的很聰明，一旦丟了黨產的國民黨絕不會放過他！ （鄧蔚偉）

  蔡英文政府為了落實「週休二日」政策，自上個月開始正式推動勞基法修法，「一例一休」的所謂折衷案提出後，勞資雙方、各種職業別、南北城鄉的差距、甚至不同的世代，對立加劇、爭吵不休，全無止息的亂象，居然蔓延到民進黨內部的分裂，發生執政黨找不到黨籍召委主持會議的荒謬情節，這種表現，這樣的傷害，全是自找的，主政者豈能不驚心惕厲？ 勞基法究竟該怎麼修，絕對是既吃力又不討好的執政能力大挑戰，尤其在經濟景氣不振、多數產業獲利退減的這個時刻，討論這個議題，無疑就像是在稻草房裡點菸，真是燃點太低。截至目前，多數的觀點是從資方成本的角度，進行正反立場的對辯攻防；較少從勞方的自主性與選擇權的關懷出發，去思考更為細緻與人性的改革方案，新政府的勞動部落到兩面不是人的地步，成為眾矢之的，實在是剛剛好而已。 從廣大勞工的權益著眼，只要勤走基層、重視調查，一定知道這是一個多元、難有一致共識的多選題，企圖要以強制性、一刀切的是非題去作答，形成另一種獨斷，必然就是現在的結果。多數黨當然可以自恃過半席次最後終能表決過關，但是這過程如果對勞工、產業、經濟造成不利的影響，必然會迴向到治理績效與政權穩定上。因此絕不可莽撞輕忽。 配合國家現代化的發展與需要，對過時的勞基法進行全面的檢視與翻新是必要的，要讓不同職業別、不同生活需求的勞工避免招致剝削，並且擁有最大的工作自由權，修法的方向就必須只訂定最基本的原則，保留適當的彈性，讓勞資雙方去合意協商，才可能促成勞資政府多贏的局面。可想而知，在週休二日的前提下，有些勞工希望一週二例，絕不加班；有些屬意一例一休，更有的期待保留必要時可以一週二休的選項，具有加班或彈性調假的自由；既然如此，台灣又不是實施人民公社、各色人等一律吃大鍋飯的制度，政府或個別勞工團體有什麼理由非要定於一尊、硬性規定全國勞工都必須一個模子過生活、做工作？ 勞工有選擇加班與彈性調假的自由，可能基於增加收入的需求，如果限縮其加班的可能，或是增加雇主給予加班的障礙，這類勞工為了彌補收入的短少，勢必要去多做第二份工作，來滿足生存或自我實現的需要；有些可能為了完成工作的責任與使命，例如醫護人員可以八小時一到停止開刀走人？新聞記者可以因六日必須休一天而無法出國進行較長程的採訪規劃？交通運輸業可能失去調度的空間，最近已經醞釀要在假日減班反彈。種種這些可以預見的問題，並非只有經營者增加成本的單一衝擊，而是攸關人民的生計、職業的特性、甚至對工作權的基本尊重，怎麼可以把大家全當作早年工廠生產線上的勞工、一法包辦呢？ 有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認為給予彈性，就是提供資方壓榨勞工的武器，這是法律制定者與執行者的怠惰，事實上，凡有重大勞資爭議爆發，不管是黑心商人、血汗工廠、無良企業，應以法治做為強有力的政策工具，使勞工免於抗爭困境；又如教育改革的偏差，導致學用失衡，多少對長期以來的低薪資現象造成雪上加霜，何嘗不也是亟待面對的結構性問題？這些才更是政府所責無旁貸。 台灣要在逆境中求生存，只有敬業的勞方與社會責任感的資方，同心協力提高競爭力，才有可能突破困境，共同創造高薪酬的年代。這種非常現實的供需條件，既要長期治本，也要短期治標，政府在這個中間能扮演的角色，是以更大的多元性，促成經營與就業者間更佳迴旋空間的平衡角色；因此，修訂新法律以保障勤奮、專業、弱勢的勞工，拉近勞資差距，達成雙方可以接受的妥協共識，是這次勞基法修正的唯一目的，如果不得法，反而勞資同感受害，這樣的決策將是極度危險的。

全國工業總會日前發表「二○一六工總白皮書」，副理事長林明儒致詞時指出，年金問題的癥結在於經濟沒有成長，不是公務員退休金過高。他抨擊認為公務員是「肥貓」的勞工代表，更說公務員退休領七、八萬「有過分嗎？」要讓公務人員有好的退休條件，他們有尊嚴才會為了國家貢獻心力、智慧。林更說，台灣的公務人員、軍公教的薪水根本不能跟新加坡相比，為何大家不談稅賦沒辦法增加？沒有辦法照顧勞工呢？ 林談話之後，就有社會工作師鄭凝淵投書媒體呼應，指出「提升勞工退休後所得替代率是消弭社會對立的方針。試想，當勞工所得替代率達百分之百，一樣享有與公務人員相同之福利制度。那麼，勞動團體會頻繁走上街頭抗爭嗎？」 這些談話與論述，為質疑年金改革者打了一針強心劑；但卻難禁得起邏輯與事實的檢驗。 退休月領七八萬之說，等同所得替代率接近百分之百，但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是這樣？韓國改革方案是從七十％降至二○二八年的四十％；德國則是從七十％降至二○三○年的六十四％。到目前為止，台灣是跑最慢，改最少。這些改革的國家，經濟成長率算差嗎？何來年金問題的癥結在於經濟？而狗尾續貂的「勞工也來替代率百分之百」，媒體還照收？一○○％相較於國外水準與國內勞工，說是肥貓或為情緒之言，但並不過份。 把公務人員有尊嚴、肯為國貢獻，與優厚的退休條件畫上等號，省省吧。就拿副理事長所舉新加坡為例，一般來講，新加坡公務員的待遇與民間相當，也「沒有」因為身分特殊而享有特別的退休待遇，他們不論哪一個行業，皆一視同仁，全部使用公積金；退休金一概來自員工每月薪資被政府強制扣繳一部分而存下的「公積金」。至於替代率，兩年前商業周刊「戳破神話！一個台灣人在新加坡當公務員的告白」撰文者梁展嘉指出，新加坡絕大多數人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就是接近三成，包括公務員。 人口結構改變，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平均餘命增加；加上少子化，年金支出不斷增加，收入卻不斷減少；制度若不改革，「必定破產」。企業家無視這樣簡單的道理，顧左右而言它，讓人不解。 （作者為上市公司專業經理人）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始終不得其解，於是決定讓事實來說話，特別是由最聰明的股市來說，因為它不會說謊。 馬英九上班的最後一天，台股大盤收8095.98點，距他八年前上任時的9068.89點，他還欠股民972.91點，跌幅是10.72%。五二○蔡英文就職，當天漲35.28點，收在8131.26點，兩個月過去了，台股七月二十五日收在8991.67點，總計漲了895.69點，漲幅為11%，在全球市場相對出色。有媒體統計說，小英執政以來，平均每位股民賺了二十七萬元。 這當然是比較籠統的說法，因為它是根據總市值增加數除以八百萬股民的所得數字，實際參與的股民是否有八百萬不無疑問，而且還要扣掉因除權除息蒸發的點數，真實數字不只如此。 還記得大選前，許多財經專家學者及專業媒體，眾口鑠金警告說，綠營執政兩岸關係必然倒退，台灣「錢途」黯淡，起碼要大跌兩千點，最離譜的喊到三字頭，市井小民普遍相信會看到七字頭。筆者身邊一些小額投資人就相信這種說法，紛紛減碼或出清持股「避難」，結果又上了一次當。 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中國每日一說「地動山搖」，外貿出口連十六黑，ＧＤＰ保一無望，南海風雲緊急，中客觀光緊縮…，每一個指標都令人絕望，奇怪的是，台股為什麼驚驚漲不停？ 有幾個指標可以參考：代表散戶參與的「融資餘額」，選前減了一百多億，五二○之後只微幅增加數十億，顯見散戶信心並未恢復。但是外資陸資持股今年來卻持續增加近百億美元，以「台積電」為例，外資持股已逼近八成，該公司上個月發放一五五五億股利，其中有一二○○億元落入外國人荷包。在負利率的時代，「台積電」接近四％的殖息率，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所以它除息六．五元後，三天便填息，創史上最快紀錄，總市值已攀上四．五兆元。 國民黨慣以恐嚇經濟選民為手段，政客追求「歷史定位」更可能欺世盜名；老百姓追求小確幸，不妨多聽數字說真話。 （作者為新北市業餘投資人）

兩個事件，凸顯蔡英文總統執政的危機。一個是林淑芬「逃避召委」，拒絕主持「一例一休」的法案審查；一個是司法院正副院長謝文定與林錦芳的人事任命案。林淑芬事件是執政的「內爆」，應單獨論列。本文只談司法院正副院長任命的現象，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人民對抗政府、進步對抗保守。 民間團體集結起來抗議司法院的人事任命，至少有三波。總統釋出善意，接見了兩批民間司改團體，但沒有平息爭議。司改團體的訴求，是從根本改造起，連「大法官提名評鑑」都主張打掉，重新擬定人選。 此一爭議涉及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可分而言之。 先說程序正義方面。「民間監督大法官人選聯盟」召集人瞿海源見了總統出來後說明，蔡總統表示謝林兩人是她自己提名，未經「大法官提名評鑑小組」作業程序。那麼，蔡總統任命司法院正副院長為何跳過「大法官評鑑小組」？ 評鑑小組只選拔五位任期將屆的大法官，為何沒把正副院長放在名單內？問題的癥結在院長副院長的定位：到底是大法官兼院長，還是院長兼大法官？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所以是大法官兼院長。但是問題來了。再按第二項：「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得連任。但院長副院長之大法官不受任期之保障。」又儼然院長副院長兼大法官了。蔡總統自為任命，即認定是院長副院長兼大法官，不然，謝、林無一具公法專業，也沒有公法著作，更缺憲法意識，如何承乏大法官？這是憲法文本的錯亂，也造成不符程序正義的主因。 重點是，蔡總統為什麼寧取「院長副院長兼大法官」而不問「大法官兼正副院長」？因為謝林配皆出身司法官僚，是「圈內人」，懂得司法界的種種「眉眉角角」，故而蔡總統表示「有利司改」。放在權力邏輯考量，司法官僚聽話，但有違實質正義。 其次，謝文定被指控有「刻意隱瞞威權履歷」之嫌。謝文定喊冤，只說在那些政治案件中，自己「只是協助」而已。老實說，親自操刀的「血手」固然罪大惡極，身上「沾血」的幫凶，就能置身事外？至於林錦芳，有沒有當馬統東廠，誅殺控扁案「自始無效」的洪英花？這是實質正義的核心課題。 蔡英文在強大民意壓力下，仍然拒絕撤回提名，不過態度已趨軟，從「有困難」退到「再想想」再退到「從嚴審查」。換句話說，蔡英文既不主動撤案，謝林厚顏不婉拒，燙手山芋丟給立法院。無論立院通過與否，蔡英文都受傷。通過或半通過，新政府與司改團體勢成水火，司改淪為春夢。不通過，不只權威重挫，還得重新提名。更何況，新人選要不要經「評鑑小組」？民間同不同意？且下一會期九月才開議，十月司改即起步，趕得上嗎？ 上上之策，就是收回成命！在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雙重考量下，提出合乎社會期望的黃金拍檔。 （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小學生鐵定不老，本來就萌，就算要亂，大概也不是收了錢來亂，對吧？（資料圖片） 教育部的課綱審查有小學生報名，雖然還未確定入列，但還是引起了一些爭議。就真有小學生入選，實際審起來是什麼狀況，還有得觀察，但我們已看到許多社會賢達對此不滿，拼命強調這種事要看「專業」。 其實小學生也未必不濟事，我看過一些大教授審案子，其程度和幼稚園生是差不多的。那種愚言愚行，總讓我省思這些掛著專家學者牌子的人，到底是誰找來的呢？專業到底是什麼呢？ 不妨就來簡單談談我對於「台灣專家式審議民主」二十年來目睹之怪現狀。 台灣現在許多的案子，都需要組成政府官員之外的審查委員來進行審查。絕大多數的委員，是來自大學之中，只要你有大學教授資格，就有機會光榮入列，掛上「學者牌」。 其他像是在這行混很久的，可以掛「專家牌」，長期投入這個領域的社會運動與文史工作者，可以掛「社會賢達牌」。多數的委員人選，都是「長官」敲定人選，當事人同意參加，當下就生效了。而這些委員要審什麼呢？ 通常都是民間案子的核可與預算補助，部份是審政策方向細節。政府官員不敢擔、沒法擔的大條事，就找這些審查委員一起來「擔」，分散責任。但審查重要事務的人，在審查其個人資格的部份卻又相當「唯心主義」，不免讓人捏把冷汗。 這些審查委員領錢之餘，真的有好好審嗎？有拿出良知來審嗎？我不否認這種會議中，總會有一兩位「正義哥」、「白目兄」，總是在「護航艦隊」全力護航特定案件時，英勇吐槽，力挽狂瀾。但這些正義哥的努力，經常在「叫賣哥」的影響之下，前功盡棄。 什麼樣的委員是叫賣哥呢？這種人，就是在審查委員會上講一大堆話，賣一堆東西的傢伙。 像是「賣老」。這些委員總愛比資歷，比出道年份，比你的師父還老。雖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但有時這些人根本只是來耍寶。像多年前，某審查委員就曾提案，為了對抗Super Junior等韓流來襲，應該請出鳳飛飛（當時還健在）等老將來應戰。會議氣氛當場急凍。 第二種是「賣萌」。「這個地方可能有小青蛙呀！不能開發哦！」「我開五股到機場，都沒碰到塞車嘛！所以我反對蓋五揚高。」這不是路人之見，是在審查會議中大剌剌講出來的專家之見。 「可能有哦！」「我感覺哦！」是賣萌派的最大武器，當他們講不過科學數據，就會立刻放下學者專家身份，以Coser之姿全力賣萌，企圖帝國大反擊。 除了前兩種，第三種才是主流，這就是所謂的「賣亂」派。這種人在審查會上硬指「已在學術期刊上登出的論文」不如「才剛送審的論文」，因為他用人格保證後者比較好。又像是在1998年打包票指台北101旁的車流到了2013年會成長20倍。現在都2016了，有20倍嗎？ 賣老和賣萌的，還不太敢作賤自己的本職學能，但這第三種人，總是直接把自己的專業拿去賣。你雖很想叫他「賣亂啦！」但人家就是堅持亂，不惜放下一切來亂。為什麼可以作賤自己、作賤專業到這種程度？大家心知肚明。 那審查委員亂象叢生，為何不管？ 因為不透明。為了確保審查不會被外力影響，委員生命不受到威脅，所以多數審查會議都有一定程度的「加密」，不公開。外人無從得知審查過程，或是不知審查委員是誰。這雖然保障了審查的獨立性，但也保障了審查的「擺爛性」。 要解決這種問題，我認為應該將各級審查委員會做全面公開，一時不宜公開的，也完整進行影像記錄，不得剪輯，讓司法等有關單位要調閱時，有更多的參考基礎。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蠢事有可能會攤在陽光之下，相信多少會有點警示效果。 不然，讓這些賣老、賣萌、賣亂的繼續鬧下去，還不如真找小學生來審算了。小學生鐵定不老，本來就萌，就算要亂，大概也不是收了錢來亂，對吧？

  根據2016年2月中正大學一項民調，民眾對法官不信任度為84.6％，對檢察官認為不公正度為76.5％。天啊！這項民調如果真的準確，那台灣的司法已經崩壞得無以復加。難怪蔡英文在總統大選和當選後，念茲在茲的就是「司法改革」。本文無意做學術廣泛和深入性的探討，只舉近月所發生的一項偽造洋酒標籤案的一審判決和另件吸血鬼高利貸案的無罪判決，並佐以趙藤雄送賄緩刑定讞案，具體引述及稍加剖析，或許諸君才會相信「84.6％」不是憑空揑造，而是「其來有自」，有相當可信度。 先說洋酒「洗標籤」廉價酒冒充法國紅酒販售案，涉案的廠商是紅酒進口大廠「瓏舌蘭」公司。該公司從2008年起，自西班牙進口廉價桶裝紅酒，再以「洗標籤」方式冒貼法國高價紅酒販售，包括偽造夢酒坊丶夏丹爾城堡丶喜慶丶鑽石丶閃亮之星丶大羅梭及牧酒人等標籤，製造商及產地則標示法國，共71萬餘瓶，不法金額至少6,700多萬。由於負責人林泰發丶張晶真夫婦「認罪」，新北地院在7月上旬依偽造文書罪，分別判林姓夫婦6月及4月徒刑，均緩刑2年，並支付國庫共200萬元。 另一共犯也是紅酒經銷商「亞法國際」公司負責人李武龍，涉嫌自林泰發夫婦處，進貨冒貼法國Sarl酒廠生產紅酒，至2012年共售出13萬餘瓶；2011至2015年止，則自行偽貼亞法公司代理的法國酒廠標韱Vicomet、Sas Maison Bouey 22萬餘瓶販售，共偽籤35萬餘瓶，不法利益3,860萬元，卻只被判刑3月，緩刑2年，支付國庫40萬元。全案仍可上訴。 以上事件牽涉到106萬多瓶偽貼法國紅酒標籤案，不要説在台灣，在國際都屬於驚人鉅量的犯罪行為。新北地方法院卻是以「偽造文書」審判，且非一罪一罰，所以才有判刑6月丶4月丶3月極輕之刑，且均宣告緩刑兩年；理由是嫌犯們「認罪又無前科」，而且不採7月1日生效的「不法利益沒收」新制，沒入其不法利益各數千萬元。 好吧，本案法官真的是「佛心來著」，但這樣判，連三歲小孩都難信服。理由居然是「認罪又無前科」，這個理由不寫還好，寫了變「狗尾續貂」。就像近年許多法官把重大命案人犯判生不判死的千奇百怪理由：例如「以前讀書操行良好」丶「抄佛經」丶「仍可教化」等等，笑掉民眾的大牙。像本紅酒偽籤案，法官可以緘默不交代理由，或乾脆強調「獨立審判」或「自由心證」即已足夠，也可直白地説：「我就是要這樣判，誰奈我何？」 另外，尚有一件年利率高達一千多趴的加重重利罪，初判無罪，因為法官認為被告並無「乘他人急迫丶輕率丶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處境」，貸以金錢而獲重利，故判無罪。易言之，本重利罪的被害人，在法官的心證中，顯然是心甘情願丶經深思熟慮丶且經驗老到的重利貸款者，「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法院「主持公道」下，當然判無罪，以昭公理，不是嗎？ 再來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遠雄大老闆趙藤雄數次行賄高官葉世文數千萬元。由於他自偵查庭至審判庭，堅決不認罪，被一審判4年6月，在二審也同樣堅持不認罪；至辯論終結，仍始終如一；但在辯論終結後、宣判前，突然要求加開辯論庭，全部翻供「認罪」，連已經無罪確定的新竹眷改案，也「追加」認罪。故二審就將一審4年6月徒刑撤銷，以「坦白認罪」為由，改判2年。2年是可以宣告緩刑的上限，二審於是又宣告趙藤雄緩刑5年，併科2億元，只要繳錢就可免坐牢！古代稱「刑不上士大夫」，現代則是「刑不上有錢人」！過程和結果夠神奇了吧？ 吾人不敢講有錢能使鬼推磨，但這樣的審判看在全國2,300萬人眼中，是哪門子的司法？還是在玩家家酒？是在「84.6％」的範圍內或外？諸君自判斷之。 荀子勸學篇：「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蘇軾范增論：「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雖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但台灣的司法判決令人拍案叫絕者，無時無刻不在發生。這種集體現象，實在很難讓人不想到「腐敗」兩個字。吾人無意一竿子打翻一條船，但須知「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何況是一大把一大把的老鼠屎！當司法已經不能得到人民60分以上信任時，法院不是要關門，就是法官要交出「獨立審判權」的特權，透過參審制或陪審制，將審判特權交還給人民，法官退駕聽訟即可，誰曰不宜？

  香港的本土派與泛民的爭議已經持續許多年。圖／取材自 pixabay（CC0 Public Domain），民報合成   香港區域法庭正在審理去年區議會選舉中發生的一宗賄選案。但這不是一般的賄選案，因為一般賄選案是為自己當選而賄選，而這是為了讓別人不當選而賄選。而要別人不當選的別人，是香港非建制派中人，而賄選者的後台則是中資。因此這不是一般為利益進行的賄選，而是政治性很強的賄選。 被指賄選的鄭永健，公開身份是網台主持。去年區議會選舉前向多名雨傘運動後成立的政治團體人士接觸，願意提供資金（15到20萬港元）鼓勵他們參選，條件是須與民主黨、公民黨保持距離，「必要時要狙擊他們」。又指背後財團不介意參選者宣傳本土和城邦理論。 這一個遭廉政公署控告八項選舉舞弊罪、一項共謀舞弊罪，剛剛開始聆聽第一個證人黃學禮的呈述。黃年僅22歲、去年首次參選區議會便以363票之差擊敗建制對手，成為沙田區的區議員。根據媒體報導，黃沒有表示拒絕，也與鄭永健一直保持聯絡，似乎套出不少話，但就是沒有接受資助。而廉署也掌握了鄭與黃的對話錄音。 鄭指定黃在三個選區去競選區議員，可見鄭的背後，有一個指揮選戰的司令部，根據他們可能收買的非建制與建制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也就是本土派，在不同選區去阻擊泛民。 這個問題被揭開的重要性在哪裡？本土派與泛民的爭議已經有許多年了。傳統泛民的大中華意識確是落伍，但是他們還主張民主，把他們說成「賣港」而進行阻擊是不對的；而因為如此阻擊，那些老泛民也藉口這些本土派一定是共產黨派來打他們的，因而也不去反省自己的問題。最後，在每次選舉中，本土派與泛民永遠無法協調，相互搶票而讓建制派得利。例如去年區議會選舉中，民主黨前任主席何俊仁、民協主席馮檢基，就因為幾百票的落差而輸給對手。這不是說出來分票的第三者一定是拿了共產黨的錢，但是客觀上是有利於第三者。 我一向主張，本土派與泛民如果互不相讓，在選舉中也不應該相互攻擊，自己端出「牛肉」進行正面論述即可，讓非建制派的支持者自己選擇。如果相互攻擊，一定兩敗俱傷，因為兩者的形象都受到損害，讓選民去投建制派，或者意興闌珊而不去投票。 在平時的爭議中，尤其在選戰時，如果非建制派中的參選人不是把主力放在攻擊建制派的對手，而是忙於內戰時，他們不是糊塗蟲、不顧大局者，就是被共產黨收買了。至於是哪一種人，選民自己去辨識，一次辨識不清，兩次、三次，最後一定會看清楚。 香港本土派與獨派，是香港未來的希望；但是必須謹防中共的臥底冒充他們來分化與削弱非建制派的力量。真正的本土派要有這樣的警覺，讓中共的分化難以得逞。這次好幾個本土派人士拒絕利誘，並且報警，把這種骯髒行為攤在陽光下，讓我對他們更具信心。 台灣在選舉中也出現過這種情況，如當年傳說的林義雄名言：「ＸＸ兄，ＹＹ的錢可不能拿啊。」那就是因為ＹＹ要ＸＸ參選來搶民進黨的票。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蔡英文參選總統，都有過氣人物來搶票，只是後來看到毫無希望而退選。當然，除了選舉，平時通過收買來破壞的，也會有。 現在擔心的是，香港廉政公署最近出現人事大地震（是否與此案有關不得而知），北京與梁振英的黑手對廉署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這個由中國在背後主導的賄選案能否真的水落石出，我是有很大懷疑的，最多是那位姓鄭的成為犧牲品，只要中方給予犒賞讓他閉嘴就可以了；當然也不排斥會滅口。

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期，就在國民黨為了擋下《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採取的荒謬杯葛中落幕了。「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絕對是本會期朝野攻防重點，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接連召開五場公聽會，邀請各方專家學者就轉型正義提出看法。 反對轉型正義的學者提出的意見五花八門，像是文化大學劉性仁教授就說：「轉型正義不能不管中國看法。」東吳大學陳清秀教授表示：「如果把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拆掉，觀光客未來要去哪裡？」嘉義大學陳淳斌教授則指控轉型正義會「撕裂族群」；國政基金會研究員李鎨澂則認為：「德國講轉型正義只是往自己臉上貼金。」 立法院7月15日進行會期最後一次院會，為反制民進黨力推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國民黨立委提案近三百案變更議程來杯葛院會。晚間朝野立委挑燈進行表決大戰後院會落幕，藍綠兩黨立委各持標語，在議場中高呼口號表達立場。（資料照，記者廖振輝攝）   綜觀上述反對的「專家學者」看法，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為反對而反對。這些反對的理由似是而非，就連在歐美早已成熟的轉型正義相關研究，這些學者也是一知半解，連 只要在網路上Google就能獲得的研究資料也懶得查詢閱讀，可見藍營對轉型正義從來沒有打算深入研究，只要反對就是了。 是什麼原因，讓這群幾乎都有博士學歷的專家們寧可秀下限，也要反對到底？這些人在公聽會上都能秀下限了，在課堂上，面對懵懂的青年學子們，傳遞似是而非、邏輯錯誤的觀點，也不會令人意外，教育品質著實令人堪憂。 這些學者的言論充分反映出，台灣的威權幽靈從未散去。 「面對過去是為了走向未來」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使命。逃避過去就無法走向未來，這也是台灣在民主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過去從未獲得處理，威權時期權傾一時、手握大權者，在台灣走向民主化後，仍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並未因過去的所作所為受到任何影響。這些威權遺毒在民主台灣，有如鬼魅般糾纏，久久飄散不去，甚至進入校園裡，毒害年輕學子的思想。 台灣轉型正義最需要的，其實是一部完整的「除垢法」（Lustration Law）。 除垢（lustration）這個詞來自於拉丁文lustratio，意思是光線，用光線照亮黑暗的角落，讓一切藏汙納垢的行為全都無所遁形。柏林圍牆倒塌後，1991年統一後的德國推出「前東德安全部檔案法」，也就是德國的除垢法。同樣在1991年，捷克也通過了除垢法。1997年波蘭議會頒布除垢法，並且在2006年推出修訂版，進行徹底的調查與清算。 中、東歐國家陸續推出除垢法，無論是在民主化後馬上啟動，或是像波蘭這樣拖了近十年，才推出第一部不痛不癢的除垢法。 轉型正義實踐的經驗發現，新興民主政體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徹底清查過去在威權時期迫害人權的加害者，並予以審判或懲罰。這些人繼續留在社會中擔任要職，甚至活躍在政治舞台上，很有可能成為民主的絆腳石。或許是基於意識型態的差異，也可能是擔心民主化之後，對其原本的利益造成衝突，這些舊時代的既得利益者，靠著手中仍握有的資源，總是有意無意地杯葛新興民主政權所推動的政策，限制媒體透明度，造成改革遲滯緩慢，導致國家社會的混亂。 這些國家的除垢法中，必定會就威權獨裁政體中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迫害人權的加害者及共犯，像是政府官員、祕密警察及線民，限制這些人在民主政權中的工作權及公民權。不得從事公職、不得擔任大學教授、不得位居媒體高層、不得在司法機構任職。如德國在2006年推出的電影《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中，在東德時期監控異見者的「史塔西」衛斯勒上尉（Stasi，東德祕密警察名稱），在統一後只能從事底層的工作，才算充分反應出了除垢法對過去的「清償」與「懲罰」。 （新聞工作者）

  南海仲裁案否決中國依歷史主權聲索的九段線主張，重擊中國擴張區域霸權的意圖，但太平島除了改島為礁，於台灣擁有的現狀並無變化。然而，國內特定意識形態的團體仍不斷強化太平島受威脅的假象，企圖鼓動風潮，將一中的緊箍套在台灣頭上，並造成台灣與美、日、東協，甚至西方世界的對抗，破壞新南向。而台灣走向南方，正是擺脫經貿依賴中國的重要出路。 此次南海仲裁案固然對台灣有所衝擊，但小英政府宣示堅守中華民國主權的回應，可謂進退得宜，而且台灣即便軍力大於東協諸國，但太平島畢竟遠懸南海，無險可守，若引發衝突，必定鞭長莫及，遠水救不了近火，將虛擲龐大資源，重創台灣經濟。結果可能不是棄守，就是向中國求援。如此一來，又塑造台灣跟中國站在一起的誤覺，弱化台灣與美日的合作關係，引起南海諸國的疑慮。而一中原則、向中傾斜，是馬政府執政八年最大的失政，小英的撥亂反正，就是要以新南向的解藥來治療中國癮。台灣若在太平島議題上虛張聲勢，恐將損人又不利己，徒然為中國幫腔助勢。 東南亞與南亞的發展，目前正歷經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在中國成長疲軟，無法再當全球經濟的強力引擎後，東協十國與印度將取而代之，成為最具潛力的區域經濟體。東協十國成立的東協經濟共同體ＧＤＰ約七十七兆台幣，佔全球ＧＤＰ三．三％，貿易額約四十兆台幣，約佔全球六．七五％；而印度這個人口也超過十二億的大國，享有比中國更高的人口紅利，今年的ＧＤＰ成長幅度將超越中國。在金磚四國之中，中國疲態畢露，經濟下滑，俄羅斯與巴西深受原物料、油價下跌之苦，民生凋敝，唯有印度仍展現新生經濟的活力，以高速成長吸引全球投資者的目光。近來不僅歐美日先進經濟體強化對東協與印度的投資，中國的一帶一路、亞投行亦以之為主要舞台，使得此一區域成為美中爭鋒的熱區。 而台灣提出新南向，自然不是為了在霸權之爭選邊站，而是找尋經濟新出路；因此在南海主權爭端上，我方適當表達立場，並強化太平島防務即可，實不宜受到有心人士煽惑，無端生事。事實上，我與多數東協國家存在長期密切的經貿關係，雖然在地緣政治上仍難以擺脫被隔離的狀態，卻可以在地緣經濟上找到突破點。尤其，東協、印度與中國之間既合作又矛盾。在政治上，彼等對中國的霸權擴張曾有慘痛教訓，過去曾多次發生戰爭，武力衝突的可能性一直無法避免。如今中國三大艦隊在南海演習之舉，就難免喚起南海諸國的悲慘回憶。在經濟上，多數東協國家與印度是後發之國，目前正進入平順而快速的成長軌道，而它們要成為全球重要生產基地的最大競爭對手是中國；相對地，它們也是中國絕不能輕忽的競爭者。因此雙方表面合作，實際則暗潮洶湧，競爭早已白熱化。 由此看來，我國的新南向充滿成功的機會，首先台商長期耕耘的基礎，可成為台灣政治力未逮之處的後盾，使未來的投資貿易更加順暢；再者，東協十國與印度與中國貌合神離，台灣卻不具有威脅性，因此雙方儘管沒有邦交形式，卻可將熱絡的經貿交流營造成堅實的實質關係。誠然，新南向也存在越南台塑河靜鋼廠被處罰五億美元之類的風險。不過，若就此種個別企業風險與投資中國的國家風險相比，新南向顯然可以取代一味西進，譜成一首台灣「經濟下南洋」的史詩；如此重大的國家走向，豈可被少數激進團體族群所破壞？

國民黨黨產歹戲拖棚，繼立法院黨團提出二九七項變更議程提案，以拖延議事，又在二十二日的臨時會提出長達六十五萬字黨產草案修正動議杯葛（其中還有抄襲朱立熙者，當事人都提出抗議），已使得立院許多法案議事停擺，還要再延長臨時會一週，簡直不知今夕何夕，顯然與國人痛恨不當黨產的民意相去甚遠！ 例如二○一五年底的新台灣國策智庫委託趨勢民調，六十一％贊成在新國會完成政黨法及不當黨產處置條例前，國民黨不得做任何處分；六十五．三％同意應立法限制黨產使用；《今周刊》在今年元月委託台灣指標調查，贊成讓新國會立法，由新政府收回這些資產者，高達六十七．四％；到二月下旬，台灣民心動態民調又顯示五十四．八％認為黨產有歷史背景，應透過法律解決；《財訊》在五二○前夕發表民調，有高達七十五％的受訪者贊成立法追討國民黨不當黨產，甚至泛藍陣營也有過半數的五成六支持。 連在二○○七年擔任國民黨黨產小組召集人的陳長文律師，最近亦提到：「在第一次黨產監督委員會召集會議時，即提出『黨產歸零』的建議。然而，國民黨並未正面回應，只有請辭召集人」云云。陳長文還說，在理的面向上，國民黨可以說服人民嗎？在情的面向上，國民黨可以平衡社會觀感嗎？如果九年前國民黨即接受黨產歸零的建議，斷然處理黨產，何需淪落至此！信哉斯言。亦可足見社會並非沒給國民黨時間，而是歷任黨主席、祕書長及行管會主委置若罔聞（或暗槓），最後全民才在二○一四、二○一六狠狠教訓國民黨！ 簡言之，國人給了十多年的時間讓國民黨自己處理黨產，黨卻不積極處理，公信力盡失，反有「五鬼搬運」的弊病傳聞不斷，甚至遭爆料在中國、港澳、加拿大、英美等地都有「黨產」，無怪黨產會從數千億突然「消風」而降至百億，現在竟說七折八扣下來已所剩無幾，能不令國人、黨員群起攻之？如今還在「假公益、真護產」、「假清理、真脫產」中玩文字遊戲，更使國民黨在國會杯葛「師出無名」，如何能回應社會的高度期待，遑言谷底翻身矣！ （作者曾任國民黨特種黨部委員）

本屆縣市長選舉後的民進黨氣勢如虹，卻在選後的接連十四場補選中，不是缺席、就是慘敗。地方補選雖是小型選舉，尚不足影響大局；但見微知著，勝選後的民進黨真的問題不小，有待深入探討。 二○一四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勝；接著，在二○一六二合一選舉，不但當選總統，立委更大獲全勝（席次過半）。蔡英文領導下的民進黨，黨內幾乎只剩「英派」，可說是神采飛揚、英姿煥發。 但自二○一四選後，已舉辦過十四個選區的補選。從中央到地方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卻僅在五個選區的補選中提名，其餘的放牛吃草（棄械投降）。而提名或重點支持的選區，有的慘敗，有的提名或支持人選讓選民看不下去也投不下去。 選票很難看的選區：彰化縣線西鄉長、柯耀庭（得票率24.80%），彰化縣永靖鄉長、賴玟諺（得票率23.77%），彰化縣田尾鄉長、陳孟杰（得票率18.36%）。 支持人選很難看的選區：桃園市議員，是因為黨籍郭榮宗議員涉賄遭解職，補選時卻提名他的兒子郭裕信參選；屏東縣鹽埔鄉長補選，是因為黨籍鄉長呂清輝涉賄提前辭職而辦理，黨不提名但重點支持其女兒呂家萱參選。前項補選讓泛藍吳宗憲、後項補選讓泛藍葉明博，因提名與支持不當而僥倖勝出。 日前彰化縣田尾鄉長補選成績更是離譜。因為國民黨籍鄉長林文華涉賄當選無效而補選，泛藍分裂候選人有六名、綠營只一位，所以民進黨躺著也能勝出，但黨提名的陳孟杰得票率卻低到只有18.36%，比對二○一四鄉長選舉時民進黨籍候選人江昭儀的31.37%，成績實在難看又離譜。 五二○總統就職後的民進黨，地方山頭與派系諸侯，都在痴痴等待蔡英文關愛的眼神，只想封侯賜爵而不顧江山，以致補選的成績才會如此。 全面執政後的民進黨，府院黨磨合不順，加上天災人禍不斷，如果黨內同志認為國民黨已經被打趴，整天只想裂土封侯，而不顧民意也無意團結護盤，再加上「德不配位」之說如遭泛藍在民間操作蔓延，下次大選恐怕不妙！ （作者為反賄選研究室負責人，臺中市常任選舉監察小組委員）

  記者邱燕玲／特稿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要完成三讀只剩最後一哩路，國民黨依舊選擇頑強抵抗，六十五萬字的修正動議（含案由）讓各界清楚看到、感受到國民黨「護黨產」的決心，國民黨的垂死掙扎，卻與社會多數民意脫節、對立，最終也博取不到同情與選票支持。 馬政府執政時期雖喊出「黨產歸零」，但卻拿不出（或是不拿出）取得民意認同的具體作為，甚至選舉時黨部挹注給黨籍候選人的選舉經費也依舊可觀，高居各政黨之冠，導致社會對此忍無可忍；在民進黨首度取得國會過半席次後，基層民意因此逼使民進黨立委必須立即結束這個拖棚已久的「歹戲」。 面對綠營的進逼，甚至親民黨也支持處理不當黨產，國民黨團從原本的消極逃避，到現在被迫坐上談判桌，終於交出其版本主張，但其內容卻被綠營視為「不處理黨產條例草案」，兩方也難有交集，表決已是雙方的最大共識。 黨產是包袱，連國民黨多數立委都認同，若當初國民黨願「自宮」，訂下比民進黨版更嚴格的黨產處理條例內容，迎接這個黨的會是掌聲而非噓聲；處理黨產絕對不是國民黨政治生命的結束，但其不願面對、堅持抵抗、與民意作對的態度，才是終結自己政黨生命的關鍵。 如何面對、處理黨產，讓人看到國民黨這個黨的侷限性，人民對其不耐的程度，已經連噓都不想噓了。

      作者：詹明勇（大學教師） 我的朋友從公家機關退休了，記得剛畢業的時候他有機會到學校擔任助教。隨著時間的洗鍊，透過公費補助到臨近國家拿了博士學位，接著就轉到公部門任職。他的生活很單純，因為專長領域別的關係，他也曾經擔任水利會的官方代表，更因為擔任代表而買了一些土地。就是因為這些土地，我的朋友每天很早要去澆水、翻土，然後八點左右到辦公室審閱輿情，開會交辦事情。中午過後，一定要練半小時的毛筆，他說這可以養性。五點半以前要回到家裡去照顧那些嬌嫩的蔬菜。晚上，到社區學太極拳。我在台北和朋友碰面，他只告訴我一句話：「難怪你們台北人要生病。」 不管怎麼過日子，朋友終於退休了。根據人事單位給他的訊息，每月的退休金大約九萬左右。我怎麼會知道呢？因為朋友要我幫忙找個營造廠商，想擔任營造業的專任工程人員，因而得知他的月退俸。在我的行業別裡面，技師受聘的年薪大約在40萬到80萬之間。若以最低的價碼介聘，我的同學一個月平白多三萬的薪水出來，合計一個月要領十二萬新台幣的薪水，其中九萬的月退俸還是免稅的收入。 我的朋友55歲，從公部門退休，年薪超過百萬，身體健朗，還養了農地待價而沽。 我的另一位朋友也從職場退下來了。大學畢業後他就待在這家機械工廠，大陸正夯熱的時候也曾經幫他的老闆到中國設廠。只是好景不常，中國市場競爭利害，又回到台灣以穩定的步調接單生活。三十年過去了，去年初在海外展銷提重物閃了腰部，就一直不舒服。回國後，老闆交辦的事情漸漸應付不來。我的朋友知道私人公司的特質，想想年資也到了，就提出辭呈。老闆當然有所慰留，但急流勇退才是智慧。朋友堅持走人，不想耽擱公司的業務，也可以活絡年輕同仁的升遷。人事部門結算後告訴他可以領月退大約三萬出頭，換成一次領回退休金大概比較不划算。過去的風光，煙消雲散，沒有還清的房貸大概勉強可以解決，夠了！這位在傳統產業工作的老朋友一身疲憊的和我吃飯，分享經驗。直說：「錢沒關係，趁身體還健康的時候，早點退休。」 我的朋友60歲，從傳統產業退休，月領三萬餘，扣除房貸利息，尚可勉強存活。 一樣台灣人民，兩個退休世界。公部門退休的資深公民，也許真的一輩子的忍辱負重，但退休後的生活無虞，甚且比多數受薪階級的民眾都還有餘裕。九成以上的國民，從非公部門退休，他們領的月退俸都很勉強的支撐生活的基本開銷，有些人的月退俸甚至低於最低工資的水準。沒有人想製造對立，但公部門的退休制度卻把台灣分成兩個世界。九成受薪族群支撐了公部門員工的尊嚴，可惜這些受供養的公務員卻忘記了他們的優雅是來自於很多人的容忍。 奮鬥一輩子，工作半甲子，卻有不同的老年。我們國民平均壽命80歲，這些退休的資深公民，未來20年因為生活的方式不同，不容易有對話的機會，我們的社會能夠祥和嗎？領太多，可以少爭取一點；領太少，可以多補助一些。台灣就會更好！  

  在這樣一個變動的時代中，我如何可能偽裝來娛樂你？ ──六○年代民謠天后瓊拜雅（Joan Baez） 戴立忍在中國「被下架」的新聞傳來時，我正在重讀張鐵志先生的書《時代的噪音》。兩種聲音疊放在一起，頓覺恍如隔世。 瓊拜雅的話宛如她的歌聲，溫柔又有力地在風中迴盪：歌曲不是用來娛樂的；而是能讓人歡笑、哭泣和憤怒；能讓人認識這個世界的真實殘酷；讓人願意起身奮鬥。 奮鬥是為了什麼？為了理想和信念？為了被壓迫而反抗？還是為了求生存？ 戴立忍導演多年來關心公共議題、參與許多社會運動，他用行動實踐理念、用藝術表達信念。這樣一個有理想、有信念的導演，為什麼在中國被撤換的隔天，自動發出三千字的「悔過書」，全面檢視自己的過去向中共交心？這是「被認錯」還是「主動認錯」？無論被動或主動，都讓人不勝欷歔。 台灣影視圈為了在中國謀生，一個接一個向中國「下跪磕頭」。這種事件接連發生，對台灣而言絕對是重大警訊。警訊背後透露兩個深層的隱憂：一則是，台灣藝人嚴重欠缺「捍衛尊嚴和信念的反抗精神」；一則是，台灣影視環境的萎縮惡化，讓相關從業者為了生存或發展而赴中，甚至必要時也會「賣國求榮」。 相較台灣藝人的薄弱反抗意志，我必須談談西方搖滾先驅的反抗精神。 西方搖滾反抗精神 搖滾巨星天團U2主唱波諾說：「如果搖滾樂不敢質問大的問題，那還是搖滾樂嗎？…做為一個搖滾樂團，你必須抓住時代精神，並且必須介入。」 三十多年來，U2和波諾始終熱心參與世界各國的戰爭與和平、人權、環境和貧窮議題。一九八八年，他們到智利開演唱會，以歌曲〈消失者的母親〉聲援在皮諾契獨裁時代被綁架、被逮捕和被殺害者的母親們。他們也到波蘭為團結工聯推動的民主革命助陣；到非洲關心愛滋病和貧窮；到尼加拉瓜和薩爾多瓦關切內戰受害人民；為「國際特赦組織」舉辦巡迴演唱會，幫其招募數萬會員，也透過群眾力量拯救不少政治犯。 西方搖滾巨星天團從喬希爾（Joe Hill）、狄倫（Bob Dylan）、瓊拜雅（Joan Baez）、約翰藍儂（John Lennon）到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和U2等，都有一個共同特色：濃厚的人道主義、堅持社會正義和價值信念，而且他們想用音樂的力量參與社會改革，讓世界更美好。 這就是介入社會、介入政治、關懷弱勢的真正的搖滾反抗精神。香港歌手何韻詩說：「歌手頂多只是職業，我真正珍惜的是，做一個香港人的身分。」這種肯定自我價值的認同信念，恐怕才是台灣藝人該深切反思的。 不過，丟給影視圈去處理反抗極權或委屈求生，似乎也呈現我們社會的另一種無情。加害者極權中國不該被嚴厲譴責嗎？眼睜睜看著影視環境的惡化，讓藝人為謀生而紛紛向中國磕頭，我們只能袖手旁觀，然後痛罵而已嗎？難道政府不能積極有所作為？ 南韓的他山之石 看看南韓怎麼做吧。林子強教授的研究指出，金大中當選總統後，隨即於一九九八年提出「文化立國」方針，以文化產業、數位內容及影音多媒體產業為主軸，政府整合文化觀光部、產業資源部、資訊通訊部等跨部會力量，為振興文化產業展開佈局。二○○一年成立「文化產業振興院」，從資金、平台與海外拓銷三方面著手進行。 在影視產業方面，成立「電影振興委員會」主導政策、培育人才和國內外行銷等；並以稅制獎勵遊說大企業如三星、大宇等投資影視工業，讓龐大資金到位，增強製作實力，強化影視產業的品質和競爭力。南韓電視連續劇《冬季戀歌》和《大長今》，更在日本、台灣和美國屢創收視佳績。 南韓把影視產業當作一種文化戰略，在世界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韓流」，不僅成功帶動本土影視的興盛，也帶動文化觀光的加值（《大長今》讓濟州島風華再現、《冬季戀歌》讓南怡島成為戀人度假勝地），以及國家品牌的另類光輝。 相較於南韓，我國政府長久以來輕忽本土影視產業，任其自生自滅，甚至只以「親國民黨」做為保護對象或資源給配的審核標準。加上馬英九執政時傾中姿態毫不掩飾，藝人一個個前往中國磕頭就不足為奇了。 在地全球化的文化戰略 因此，蔡英文政府必須有新作為，除了政經改革，文化戰略的擘畫更是刻不容緩。從南韓經驗清楚看到，全球化必須從在地化做起，「在地全球化」才是重新壯大台灣的根本之道，從文化經略到產業振興都是。我們必須讓在地文化風華再現，全力振興文化影視產業，讓台灣藝人和民眾重新找回信心，看見自己土地和文化的光榮；重新創造自己的傳奇故事，認同自己的身分和存在價值。 一個強壯而文明的國家，必須從文化奠基開始。找到自我存在的尊嚴和價值，才能找到明確堅定的國家認同。 樂評家張鐵志說得好：「自我放棄覺醒的權利，才是一切集權主義的溫床。」戴立忍的悲歌，忍者的悲歌，不僅是反抗或求生，更是失根的文化哀鳴啊！（作者王美琇，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