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選址工作，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不少地方政府亦站在自身地方的角度努力爭取，希望國家重大建設能夠落在自己的地盤；然不論選址委員最後的專業評估是如何，我相信最後仍然必須要以政治手段決定它；而既它是高度政治下的產物，就應用足夠的政治高度與宏觀處理它。 八月一日，蔡總統以國家元首向原住民道歉，然國人究竟有多少人（含原住民本身）真正的知道，為什麼台灣國家的領導人，必須要向原住民道歉？這個國家的治理者，過去到底是做錯了甚麼？近400年來，這塊土地上陸續進入的政權以不同方式統領或殖民台灣，如荷蘭、西班牙、鄭氏王朝（東寧王國）、清國、日本、中華民國等，都曾經在不同時期，利用其相對優勢的占領能力，侵入並改變了原來就居住在這片土地上原住民的命運。同時，更運用原住民所沒有的文字書寫能力，主觀性且有選擇性的用具體可見的文字記錄並詮釋這片土地曾發生過的事，不難想見其論述上可能的偏頗。在連橫所著的《台灣通史》書中，開頭就寫著「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一句「固無史」，便將千百年來已在這片土地活躍的原住民歷史文化完全塗抹掉。原住民本身經過數百年來，陸續被異族宰制之後，似乎也慢慢的忘記了自己曾被剝奪過的記憶與主權，而入侵者更不會記錄自己不堪的過往。 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掌握了詮釋及書寫歷史，300多年前來的「漢人」，日據時期被稱為「本島人」，目前自稱「台灣人」，而慢了300年來的一群人就叫外省人，那千百年來原本就住在這塊土地的人，又該如何稱呼？一群先來後到者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感，便一直存有著嚴重的落差與矛盾，此刻，似乎應該要尋找一個中立真實的論述場域，向國內及國際人士述說台灣這島嶼的歷史文化的脈絡。而筆者粗淺的看法，就是直接在國家門面（台北市）設置夠有規模的「台灣國家博物館」，真正的以台灣主體性思維觀點誠實論述千百年來，這片土地發生過的故事，同時也能觀照不同群體對這片土地的認知與情感，我相信這將會是最簡單而有效的歷史轉型正義作法。 十多年前，有人曾提議廢掉中正紀念堂，改建成夠格局的「原住民族博物館」；但如果覺得在此敏感土地上只處理原住民議題太偏狹太衝突，那就直接以更高且跨族群的寬廣格局，設置「台灣國家博物館」，以台灣為主體做誠實論述，它將有別於中國的「故宮博物院」與「國立歷史博物館」，也別於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台灣博物館」。當國際貴賓進了總統府或外交部後，接著我們就可以到附近國家博物館，好好認識台灣歷史縱深及文化多元；相信台灣原住民必然被更多人看見。 凡是文明進步的國家，沒有不重視自己的歷史。當下，總統積極推動轉型正義之際，而對岸又積極想將台灣原住民視為其少數民族之際，設置以台灣主題論述之「台灣國家博物館」的時刻已到。（作者為公務員，科大兼任講師）

  金馬獎的存在以及它中國化的程度，是台灣電影界、文化界及相關政府機構的一個可恥印記。 上週六金馬獎頒獎典禮，無論是頒獎人、得獎人，台灣影人只占了一小部分，我們聽到的是滿口京片子和濃濃口音的香港普通話，號稱全球最有歷史的「華語」影展，主辦國台灣政府每年出資近一億，最後是為中國影人作嫁，至於「台灣意識」更是消失得無影無蹤。 從政治與文化的光譜來看，「金馬獎」一路走來更像國民黨，它的命名由來「旨在鼓勵中華民國電影業界，能效法金門、馬祖前線官兵們堅強奮發的精神。」原來金馬獎是用來鼓舞「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政治宣傳。 解嚴之後，金馬獎一點一點地向愈來愈有錢的中國靠攏，尤其馬英九在任的八年，金馬獎評審已經抵擋不住中國勢力的壓境，只有曾經出任評審團主席的李安導演，尚可以對中國電影不假辭色。 今年的香港電影獎把最佳影片頒給香港人民反思的電影「十年」，讓中國勢力恨得牙癢癢，似乎這股氣就發洩到今年的金馬獎之上，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一口氣全頒給了中國電影。而這些電影每一部都經過中共的政治與思想審核才准上映。 這次金馬獎的複審和決審屬同一批人，其中台灣評審九人、香港四人、中國三人、馬來西亞一人，這種組合要操縱出這種結果可說輕而易舉。香港的許鞍華是評審團主席，加上中國的馬英力都可以為中國電影說上話，能為台灣電影喉舌的發聲在哪裡？ 在中國勢力的籠罩下，金馬獎和台灣社會脫節嚴重，因為掌控它的電影發展基金會和金馬執委會，是台灣電影界各個山頭的萬年組合，他們不會隨著台灣民意的改變而改變！難道也沒辦法讓金馬獎隨著政黨輪替而輪替？ 千萬不要小看「金馬獎」用這種方式羞辱台灣人，前陣子喧囂一時的中華文化總會「賴著不走」事件，也是在羞辱小英總統，在在顯示台灣人還有很多戰爭要打，自由與獨立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鄧蔚偉）

天下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川普的意外出線，令世人驚奇！同樣的，若此次美國的三州重新驗票，結果是希拉蕊當選，更將是世紀大驚奇！但是否真的如此？全球都在看！ 按照兩百數十年的美國民主制度，總統大選結果向來是「願賭服輸」，落選者即便是輸了些微「選舉人票」，一樣向勝選者道賀；即便是在2000年的小布希和高爾選舉，後者比小布希普選總票數多了廿多萬票，但高爾為國家團結，支持民主制度，決定尊重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以7票對2票決定重新點算佛州選票的過程違憲），由小布希贏得佛羅里達州的25張選舉人票獲得當選，留下民主典範。 希拉蕊因為總得票數勝過川普，在關鍵三州中又僅以些微差距落敗，目前已表態參與驗票。（路透） 然則，今年的美國大選，與往昔不同，極右派（如「茶黨」當道）異軍突起，而川普的快人快語，又得罪不少族群，和主流媒體，亦被塑造成負面形象，使得選情激烈又緊繃，直至川普勝出（選舉人票過半），美國選民仍抗議聲浪不斷，遊行遍及全美都市，被國際媒體形容是「分裂的美國」。 儘管希拉蕊顧全大局向川普道賀，但在本月23日的「庫克政治報告」卻指出，目前已開出的普選票中，希拉蕊拿下逾6441萬票，川普則約6231萬票，近210萬票差距（為歷年總統普選票數與「選舉人票」差距最大者。因經換算後，僅能拿到232張選舉人票，不如川普的290張，反而象徵希拉蕊民意基礎高於川普，使後者代表性受到質疑。 特別是密西根州、賓州和威斯康辛州的三個關鍵搖擺州，川普在賓州僅拿下1.2％和威州的0.8％微幅差距；而仍在計票的密州雖也暫時領先，但亦僅贏0.2％。再者，這三州兼採電子投票，以威州為例，當地不少郡使用的機器，乃加州等地禁用，川普在這些地方得票率又和採用紙本選票的區域有明顯差異。使得不少資訊科學家發出不平之鳴，認為希拉蕊比預期少拿7％選票，質疑之前三番兩次侵駭民主黨的俄羅斯駭客竄改票數（這點僅澄清部分），集體呼籲希拉蕊陣營提請驗票，起初並未獲得回應，直到美國綠黨總統候選人史坦（Jill Stein）率先發起要求驗票，也募款成功，且先推動威州啟動驗票，希拉蕊陣營才表態參與。 此舉自然引起川普相當不滿，他的首席幕僚康威（Kellyanne Conway）近日在接受CNN專訪時說，川普在競選時曾痛批，希拉蕊在國務卿任內使用私人電郵伺服器一案應被起訴。但如今大選過後，川普對希拉蕊展現寬宏大量而不再追究，但沒想到現在希拉蕊陣營卻要加入驗票，她認為這實在很諷刺，因為在選舉時川普一直被追問是否接受大選結果，但如今卻是民主黨陣營不想接受。 由於驗票恐將重新挑起川普勝選合法性的唇槍舌劍，因川普在選舉人票獲勝，然希拉蕊卻多出210萬餘普選票。根據規定，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都有權申請重驗票，希拉蕊陣營先前卻表示不願涉入此事。但申請驗票的史坦則表示，此次行動不是為了助希拉蕊奪回白宮寶座，而是為凸顯「選舉人團」制的不公平：「我們的目標是要創立一個值得信任的選舉制度。」 近日希拉蕊陣營法律顧問艾利亞斯（Marc Elias）才在網路出版平台Medium發文表示，該團隊之所以沒有申請重新計票，在於並未發現任何改變投票科技之駭客行為或外來企圖的「可採取行動證據」，如今威州既已啟動重新計票，「我們基於確保（選舉投票過程）對各造都公平，也要參與其中」。 簡言之，綠黨的史坦固是對川普個人和他的經濟政策不滿，但因此次選舉人票與普選票差距太大，亦是想探討制度的缺失，作為未來的檢討改進。而希拉蕊則是「打蛇隨棍上」，既然外界質疑如此之大，有人發動驗票，何樂不為，還能藉此了解選票真相，實也無可厚非。況且美國「總統選舉人票團」制度，實施已久，問題多多，已到了重新檢討得失的時候。況且選舉團制度是18世紀施行，當時美國只有十三個州，亦只是為了平衡南北各州利益，實已不符21世紀的需求。 一般而言，支持選舉團制度的觀點包括：可以照顧小州和偏遠地區的利益，鞏固聯邦；方便計票，可以早出選舉結果；有利候選人選票接近時便於對爭議地區複查；選舉團選舉並非不民主，只是以各州為計票單位後全國相加，不能簡單謂其不民主。也就是說，一方面具有民主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能照顧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更體現了對小州人民的尊重和關心；而選舉人團係以州為計算單位，可保障小州權益，避免大州長期取得較多普選票，以控制全國政局。 至於反對者的觀點則認為：違背選舉「多數決」原則，因普選票較多未必能當選總統。歷史上曾多次發生這種情況，例如1824年的約翰·昆西·亞當斯、1876年的拉瑟福德·B·海斯、1888年的本傑明·哈里森、2000年的喬治·W·布希、2016年的唐納德·川普等當選人，其普選票都少於對手（皆為共和黨贏得選舉）；此無異違反「票票等值」的原則，大小州選民的票值不等。例如，在阿拉斯加州，每張選舉人票平均代表着12萬2千人，而在紐約州是40萬千人（依據1990年的數據），使得候選人只須集中在搖擺州拉票，不用顧及所有州，讓部分州的權益受損。依照美國國會研究人員的統計，截至2000年12月共有1028份建議修改選舉團制度的國會議案，幾乎占了修憲案的十分之一。 據近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數據顯示，佛羅里達州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曾重新計票，當時共和黨小布希與民主黨高爾在佛州的票數差距不到六百票（致輸掉25張選舉人票），使高爾無法翻盤；如今希拉蕊在這三州共輸十萬多票（威州兩萬七、賓州六萬八、密州一萬三），翻盤難度更高，致希拉蕊逆轉勝的唯一機會是三州全部翻盤（即威州選舉人10票、賓州20票、密州16票，合計46票，加上已獲232票，方達278票，過270票門檻），屆時，目前川普領先的290張，才會相對減少（尚不包括大選結果尚未正式公布的密州16張選舉人票）。 不過，類此誰才算真正當選，恐要等到三個州完全驗完，才能得到確實答案！（除非意外停止驗票），所以目前的猜測紛云和紛紛擾擾，和當初的大選預測很像，也容易跌破眼鏡。 是以，誰才是美國新任總統，看來恐要到12月19日的總統選舉人團投票，才能真正揭曉！

  近年陸續或同時發生的兆豐案、TRF 案、樂陞案、多項內線交易案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圖／中央社資料照   行政院「兆豐銀行遭美裁罰案督導小組」十月三日決定追究財金首長對兆豐案的督管責任，並將六位前後任財金首長移送監院調查；其中包括2010年以後接任的金管會主委陳裕璋、曾銘宗、王儷玲、丁克華等四位。 這以2010年為界的處分方式，各界解讀容有不同，但是並非沒有其歷史脈絡。 從歷史看2010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就在那一年七月陳裕璋到任，馬政府也開始規劃「翻修」或破壞成立只有六年的金管會組織。馬版的金管會組織法在2011年六月修正並公布、七月施行。 要知道馬英九如何「翻修」金管會，必須熟悉一段簡單的歷史。 台灣的金融監督與管理在2004年之前一向是多頭馬車，多個機關之間搶權、避責。統一事權的呼聲在李登輝執政末期就有，也有所研究。最後在阿扁時代確定成立獨立的金管會，把財政部所有的、與中央銀行的大部分的金融監理權責交給金管會；具有監督銀行必要性的存款保險公司也一併劃歸金管會管轄。中央銀行繼續保留的是貨幣、信用、外匯等專案金檢的權力。農漁會信用部則由農委會監管。 扁版的金管會組織法於2003年立法完成，2004年七月金管會掛牌上路。扁版組織法今天看起來雖不是完美無缺，但是基本上仍是參考國際進步體制如英國的金融服務監理總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 立法完成的。 扁版金管會有三大特點 1、首長制與專職委員混合制：所有委員均為專職。主委綜理會務，但法定事項與裁罰審核須依委員三分之二出席，過半數通過處理。主任委員專擅不易。 2、委員獨立與政黨分散的防腐機制：委員九人，除事務官性質的一名副主委無任期保障或限制以外，所有委員、包括主任委員在內、任期均為四年，任滿得連任一次。委員任期安排每二年部分輪替，不會因政黨輪替而同時遭汰換；委員屬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3、必須經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在組織法內明訂，且每週開會；個別委員亦可提案經多數決成為委員會決議。 這個制度雖然不能完全防弊，但是因為決議不是主委一個人可以獨斷，所以貪污腐敗較不容易，與金融機構交換利益、被廠商收買 (capture)、期約職務也較困難；委員來源多元、系統性舞弊或掩護越形困難。如有貪贓枉法，因為資訊沒被完全壟斷，也較容易為外界偵知。 以兆豐案及民間懷疑兆豐為政黨與政客藏錢、洗錢為例。假如扁版金管會猶在、沒被解體，則兆豐案是否會發生可能還是一個問號。如果還是避免不了發生，至少因為委員來源多元，比較紙包不住火、容易釐清新政府的責任，不用背負幫國民黨掩護的黑鍋。 圖／本報資料照，張良一攝 馬英九為何「翻修」金管會，難人尋味、「匪夷所思」 2011年馬英九政府把扁版金管會的三個特點完全破壞。它把金管會變成沒有委員，沒有任期制，沒有黨派限制，只有主委、副主委的委員會。為了符合「委員會」之名把三名部長列為沒有權責、幾乎完全不開會的兼任委員。 2011年以前行政院之下具有類似扁版金管會組織架構的，還有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馬政府為何「獨厚」金管會，在組織改造中把委員與委員會「精簡」掉，難人尋味、「匪夷所思」。 要了解這個變化有多大，請看看扁版的金管會委員會議集思廣益、集體決策的力量有多大；它可以議決下列所有事項： 一、金融制度及監理政策之擬訂及審議。 二、金融法規制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 三、金融機構之設立、撤銷、廢止、變更、合併、停業及解散之審核。 四、違反金融相關法令重大處分及處理之審核。 五、委員提案之審議。 六、其他金融重要措施之審議。 七、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但在馬版金管會組織法下，以上的權力由主委一人獨享，而且明白規定：「本會金融監理業務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這等於是依法主委可以獨裁。以裁罰金融機構為例，主委要罰多少錢、就罰多少錢；主委說不罰就不用罰。這樣，是否裁罰，罰多、罰少來回權宜之間，權力有多大、錢力有多大，對廠商「恩情」的空間有多大，期約交換民間職務的旋轉門空間有多大，可想而知。 金融機構需要金管會「核准」所牽涉的利益更大。金管會主委有這種誘惑，金管會各級官僚作為是否核准與裁罰決策的啟動人，當然也有類似的誘惑。 但是請注意，在馬版之下主委已經沒有任期保護，所以實質上必須回應行政院長與總統的指示與壓力。這種壓力存在的事實，就很難讓人不把大型的金融弊案和總統、行政院長連在一起。馬總統和他的國民黨遭受質疑不是沒有道理。 政黨輪替後，在馬版金管會之下，因為主委、行政院長、總統大權在握，也難怪人民把清理不力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主委，甚至上推至行政院長、總統身上。 圖／中央社資料照 金融監理制度翻修的重要與方向 在馬版的金管會體制之下，近年陸續或同時發生的兆豐案、TRF 案、樂陞案、多項內線交易案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馬版獨裁又鬆懈的金融監理制度需要翻修顯而易見。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2010年通過 Dodd-Frank 金融改革法案，加強規範金融機構利益衝突的、高風險的行為與商品，成立新機關以補救監理漏洞並保護消費者權益。英國甚至將原來的金融服務監理總局 (FSA) 一分為二：一為延續原 FSA 的獨立的、規範金融機構對外行為、保護消費者、促進競爭的機關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簡稱 FCA：一為成立隸屬於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監督金融機構健康與安全的機關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簡稱 PRA，使政策思辨相互影響的貨幣政策與金融市場穩定均由中央銀行負責。 民進黨政府的金融監理改革，除了可以參考英美制度的優點之外，最基本的應該是： 一、恢復扁版的委員會決議制、任期制、黨派分散制，以得集思廣益、避免獨裁、預防貪腐之效。 二、建立適切的金管官員旋轉門制度：職務越基層、專業金融技術性越高、旋轉門條款越寬；權力、階級越高、人脈成分越密集、越沒專業、旋轉門條款越嚴。

  圖／取自川普臉書（Facebook @Donald J. Trump）及總統府提供，民報合成   我常講，人很複雜，沒有兩個人是一樣的。歷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更複雜、難懂。人看人，即使是公正的歷史學家，也都必然有其個人的性格、學養、經驗、價值、歷史觀的偏見。看對人、看錯人，是貶、是褒，見仁見智，充塞每一本的史冊。 至於心理分析來看人，說明、評論人的性格、行為，連心理學家都無法科學驗證，看得清楚，只能各看各人，各說各話，莫衷一是。 我們寫文章，尤其是寫政論文章的「蛋頭」學者、名嘴、評論家，更是一天到晚胡謅亂道，謬論連篇。 雷根、尼克森和川普 這些日子，我被問到、說很多、寫很多的政治議題，台灣是小英（蔡英文）、美國是川普。我看很多，說很多，寫很多，但越看、越說、越寫，越發覺我在胡說八道。這兩位政治領導人都非常複雜、難懂，她／他們的政治生涯、成敗功過，歷史路程，才開始走，我們就要指手劃腳，評頭品足，作歷史論斷，豈只太早，簡直是莫名其妙，荒謬絕倫。 回想過去，40多年前，我拿到加大博士，學位證書上第一位簽名的是加大總校長、加州州長雷根。我認為他是三流演員、三流州長，以他為校長為恥，不敢把證書掛起來見人。後來他竟選上美國總統，我更不看好。結果，是我看錯人，歷史角度來看，他被蓋棺論定，說是可以比美林肯的美國最好的總統。他在柏林Brandenburg Gate 大聲吶喊，「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戈巴契夫先生，拆掉這道牆！），像海嘯，沖毀了東歐共產主義，讓他留名青史。 再看尼克森，本來是大力支持台灣的反共急先鋒，結果出賣台灣和老毛的專制中國戰略聯盟，後來還爆發水門事件，惡名昭彰。我看他，認為他是美國最壞的總統。 下週，我要演講分析川普，是好人？壞人？是英雄？狗雄？是雷根？尼克森？我根本霧裏看花、霧煞煞，我的瞎子摸象的說法是，他不會像他競選時口不擇言、口出狂言、給人的印象那麼壞，但也不會選後馬上改邪歸正、變成正人君子，真像君臨天下、雄才大略、領導世界和民主美國的超強總統。他重用種族歧視的Steve Bannon當白宮的首席戰略顧問，很糟糕，請本來大力反對他、印度後裔的South Carolina州長Nikki Haley出任UN大使，卻很好。中國認為（希望）川普會搞「門羅主義」撤離亞洲，放棄日本、南韓和台灣，讓中國橫行霸道，權勢獨領亞洲風騷。那是痴人作夢，異想天開。 由左至右分別為雷根、尼克森和川普。圖／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川普圖片由Gage Skidmore via CC BY-SA 3.0） 小英到底怎麼了？ 回看台灣，半年來，很多人都在問，小英到底怎麼了？ 藍營罵得臭頭，什麼都罵，那是台灣政治生態，不罵才怪。綠營也有人大罵，罵她不綠，綠營幫她選勝，她卻維持現狀，讓藍營（老藍男）執政。深綠的金恆煒、施正鋒大罵特罵，有人說罵得有道理，有人說罵得沒道理。看你怎麼看，可能橫看成嶺側成峰。 連前總統阿輝伯（李登輝）都說重話，要小英有「勇氣和決斷力」。什麼是「勇氣和決斷力」？怎麼展現「勇氣和決斷力」？阿輝伯最懂日本。戰國時代，織田信長和德川家康兩位梟雄人物的「勇氣和決斷力」，很不同。 政論家老包說她是「被寵壞的小英」，指出：「最近碰到台派綠營的人，大家都在問相同的問題；包括綠營的政治菁英，臉上也多掛著這個問號。台派有史以來，最具有看頭的完全執政，卻沒有人感受到應有的『民主的喜悅』。每天醒來，大家都有一種揮棒落空的懊惱。」 他說：「柯P獨創公開遴選的用人法，找來一堆平庸之輩；至於小英，則是誰也不信任，單打獨撐，用文青模式來自我陶醉。」 他建議小英「超越自己的自卑心理障礙吧！別在鏡子裡找人，尋求最佳互補人才吧！別忘了妳是民主時代，擁有最大執政能量的總統！」 我認識的長期在小英身邊工作的朋友（沒得到他們同意，不點出姓名）看法完全相反。他們認為，小英心胸開闊、視野寬廣，台灣認同堅強，意志堅定，做事深思熟慮，但大開大闔，大事抓很緊但小事看很開，讓下屬放手去做，用人大方、不疑，絕不鏡子裡找人。 他們認為，小英沒有自卑感，沒用大老（老綠男／女），如呂秀蓮、蘇貞昌、游錫堃等，是有代溝障礙，但問題兩邊都有，「大老能／願被她用嗎？」有人問，「她不是用謝長廷、陳唐山、邱義仁用得很好？」。 他們指出，小英努力在做艱苦的轉型正義工作，大力追討國民黨的不義黨產，追得轟轟烈烈，那不是顧立雄厲害，是小英用他，大力支持他，讓他放手為之。18趴的年金改革，阿扁（陳水扁）、馬英九都不敢碰，她碰。中國硬要她接受「九二共識」，她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她的現狀是台灣民主主權獨立的現狀。 圖／總統府資料照 我們都話說太快 上面正反兩面看法，金恆煒、阿輝伯到小英身邊的朋友，我都尊重，認為有對也有錯，是峰？是嶺？各有看法，有道理，也有歪理。我傾向於正面的看法，卻也多少瞭解金恆煒、施正鋒、老包的反面說詞，但認為他們看錯小英。我更認為，我們都話說得太快，正反論斷都言之過早。 小英領導的台灣，國不國，內憂外患，內有國民黨外有共產黨。專制中國虎視眈眈，隨時要一口吞滅台灣。馬英九8年留下的爛攤子，4年、8年都很難清理乾淨，要180度轉彎，從馬英九的中國路轉到小英、阿輝伯的台灣路，路障一大堆，哪有那麼容易？ 當然，我希望明早起床，看到台灣升起的是綠色的國旗，聽到的國歌是《台灣翠青》。但今天那是夢，明天能否圓夢，要看小英，更要看我們2300萬台灣人民。 月前在台灣一群深綠朋友的餐敘上，有前副總統呂秀蓮的死忠在座，我替小英說話，說她是目前台灣最適當的國家領導人，被罵得臭頭。我反問，那麼你們認為誰最適合？誰能領導今日台灣？呂秀蓮？蘇貞昌？我得到一片沉默，沒人回答。 前總統阿扁最近說話被電台播出，他說，現在蔡總統所面對的國內外困境，險峻程度遠遠超過他那8年，「總統很難做，台灣的總統更加難做，現在的蔡總統更加難做。」 我同意這個看法，認為小英不是「被寵壞的小英」。她非常瞭解自己的處境困難、挑戰嚴峻。在這期的《經濟學人》週刊，她寫了一篇短文說，「I now find myself Taiwan’s leader at a time of va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llenges. Slow growth, rising inequality and new security threats are test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我現在發覺我是面臨很大經濟和政治挑戰的台灣領導人。成長遲緩、不平等惡化和新的安全威脅考驗著全球的經政制度）。「In 2016 the people of Taiwan entrusted my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with the twin tasks of reform and renewal. We want to make Taiwan an Asian tiger once again」（2016台灣人民把改革和復興的雙重任務交付給我的民進黨。我們要讓台灣再成為亞洲之虎）。 4年後人民說話才算數 小英高票當選，台灣人民說了話（People have spoken），當然是台灣最適合的國家領導人。川普低票當選，一樣美國人民說了話，是美國最適合的國家領導人。他／她有4年來推動政策，「證明他／她們自己」（Prove themselves）。小英的任務比川普要艱辛百倍、萬倍。 我們當然有權、應該說話，評論、批判他／她們治國的言行、方針和方法。不過，我們應該盡量公平公正。問題是，我們是凡人，不是神仙，不能同時橫看也側看、看人面也看人心，很難公平公正。到頭來，民主地看，最公平公正的論斷，還是4年後人民說的話、投的票，才算數，這叫民主。

新加坡一批完成星光演習的AV-81裝甲車，透過商船由高雄運回新加坡期間，被香港方面找藉口扣押，釀成外交風波。 雖然這批裝甲車參與過星光演習，但中國明顯為了逼迫新加坡放棄星光演習，而不顧國際規矩強行扣押裝甲車，台灣為免越幫越忙，未有公開發言表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新加坡裝甲車被扣押這件事，可以看到中國這個國家是何等的忘恩負義。 近年新加坡在台中關係問題上，本來都有向中國那邊為主的傾向，去年馬英九與習近平的會面，場地正設於新加坡。若非新加坡政府當中間人，並提供舞台，很難有馬習會的出現。由幫中國統戰的角度，新加坡是幫了中國大忙，中國應該在某些方面，給予新加坡回報才是。 但新加坡不單未有因馬習會得到回報，相反，由於南海主權爭議上，新加坡明顯站在東盟各成員國及美國這一邊，中國老羞成怒，由專當中國對外打手，扮演黑臉角色的《環球時報》在今年，屢次與新加坡外交部交手，但未得到任何便宜，新加坡在南海主權問題上親美立場堅定。中國一向文攻不成，就來武嚇，新加坡離中國太遠，用導彈嚇不了他們，因此借星光計畫的裝甲車取道香港之機，指令香港海關強行扣押這批武器，逼迫新加坡改變立場。 新加坡這樣幫中國大忙，中國都可以如此恩將仇報，請問台灣人有什麼理由要對中國好。無論台灣人對中國採取什麼態度，都不會換取和平。 反之，若採取強硬的態度，反而有機會換來好處。像菲律賓，將南海主權問題拿到國際法院仲裁，雖然菲律賓新總統對華立場，沒有本身就是華裔的阿基諾三世那麼強硬，但中國知道菲律賓這小國不畏懼中國，會敢來硬的。在新總統就任後，對菲律賓多加討好，菲律賓當中得到不少好處。可見中國的本質就是恩將仇報，以及吃硬不吃軟。只有一些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人，才會以為善待中國會得到豐厚回報。新加坡血淋淋的教訓，正好提醒台灣人，不要再聽親國民黨陣營那些傢伙胡說八道。 （作者為居港英籍時事評論員）

金馬獎中國片拿下重要獎項，馬思純（左）和周冬雨同獲影后。娛樂中心攝 你聽過台語片影展的頒獎典禮嗎？ 不要懷疑，西元1957年台灣就舉辦過第1屆台語片電影展覽會，俗稱台語片影展，由徵信新聞社（中國時報前身）仿效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模式辦理，當時有32部電影參與角逐，只可惜只舉辦一屆就停辦。 台灣在日治時期電影事業就已經非常發達，1930 年引進上海黑白默片《桃花泣血記》，並搭配台語辯士演說及台語同名主題曲，使此片紅遍大街小巷。 1956年1月，第一部35毫米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在台北的中央和大觀戲院聯映，大為轟動，一舉帶起了台語電影風潮。隔年就有上述台語影片頒獎典禮，當時台語電影可謂盛況空前。 這看在國民黨當局眼裡，很不是滋味，絕不允許深具台灣意識的台語影片蓬勃發展，於是在1962 年成立金馬獎，其目的在於獎勵國語片，打壓台語片，以實踐「推展國語運動」的「再中國化」官方政策，同時凸顯國語電影的正統性，更透過各種政策打壓台語電影發展。同時以國家的力量挹注大量資金拍攝國語片， 60 年代推出的彩色電影《蚵女》、《養鴨人家》等片，成功地壓縮台語影片，並瓜分電影市場。 1969 年，國語片產量首度超越台語片。受於政府的打壓及資金不足，台語電影始終無法從黑白片升級成彩色片，70 年代，彩色電影普及後更加慘澹經營；1981年，台灣上映最後一部台語電影是由楊麗花主演的歌仔戲電影《陳三五娘》，卻叫好不叫座，票房慘澹，自此台語電影從台灣這塊土地消失。 今年8月由國家電影中心規畫「台語片60週年」，表明台語電影曾從社會寫實、羅曼史、家庭、諜報、喜劇及音樂等方面進行創作，當年製片者在預算有限的狀況下，發揮無限想像力，為影片注入各種活力，製作出許多經典影片。 上述紀念活動邀請前輩影人眾星雲集，重現當年盛況空前的台語片風華：名製作人周遊率領「台灣影人協會合唱團」獻聲演出，明星合唱團的演出有如當年隨片登台，氣勢萬千。周遊也呼籲政府支持前輩影人，讓大家經常有演出的舞台，再現耀眼風華。然而，這些都僅止於懷舊而已，許多台語片的電影人才，早已快凋零光了，想要恢復當年台語片的風光年代，恐怕還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行。 金馬獎是華語電影界三大獎之一，另外兩項為中國電影金雞獎和香港電影金像獎。今年第53屆金馬獎，中國藝人和電影囊括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導演四個主要獎項；香港亦有四個獎項，反而獲得最多提名的台灣電影，則成績平平。 面對崛起的中國，爆量電影製作人口，參與金馬獎的角逐，早已是一場不公平的競爭，我們實在沒必要把力氣在花上華語電影上面，反而是應該獎勵本土的台語電影。 舊唐書/卷194上，西元七至八世紀突厥時代名臣墩欲谷（古突厥語：Tonyukuk），在重建突厥汗庭及突厥中興立下大功，他曾諫正過毗伽可汗。 『小殺（即毗伽可汗）既得降戶，……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墩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又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並。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策。』 他的論點主要是，遊牧民族雖然驍勇善戰，佔有軍事優勢，但在與農業民族的對峙中，卻居經濟劣勢，由於經濟力的關係，遊牧民族在公開上或暗地裡，受到農業民族的擺佈，面對這樣的人口與經濟的壓力，遊牧民族還可以保存他們自存之途，唯有文化上保持距離是賴。 在遊牧民族的歷史中，對於農業民族經濟與文化的接受，保持懷疑、審慎或拒絕的態度，自匈奴而突厥，以至近世，都是一脈相承。 台灣要汲取幾千年來遊牧民族的生存智慧，要與中國在文化上保持距離，就從休掉金馬獎開始吧。

  莊委桐說：民進黨的朋友們，你們希望十年、廿年後大家回顧婚姻平權運動這段歷史時，對你們有什麼樣的評價？圖／張良一   最近有關婚姻平權沸沸揚揚的爭議，讓我想講兩個看似迥異，但本質相通的故事。 1986年民進黨組黨，同一年，我在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服預官役。民進黨組黨的消息，我是在服役單位每週例行的莒光日節目中的新聞得知的。民進黨組黨後很長一段時期，軍中刊物總是以「X進黨」來稱呼民進黨。莒光日時段總免不了有政令宣導，所有軍官都要發表感想。長官們很喜歡第一個字沒捲舌的「X進黨」和捲舌的「差勁黨」交互使用。因為大學唸的是理工科，學校又在新竹，所以我對政治幾乎可說是門外漢。根據那時候的法律，組黨是違法的，所以我打心裡不認同民進黨組黨的行為。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拿黨名開這種玩笑有失厚道。在狐疑間，我私下蒐集相關訊息，對民進黨這個「非法組織」，從一開始的反對、同情、轉而支持。也因為這樣，我自己在發表莒光日感想時，總是努力避免去罵「X進黨」，但同時又要想方設法不讓長官們發現我非但不肯入黨，而且還是同情民進黨的異類。這件往事我一直沒忘記，因為上述那段不能暢所欲言的時期，讓一向自認口才還不差的我，口吃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我相信，民進黨當年組黨前，如果要訴諸民意，應該多數是反對的吧！當時，在軍政媒及「多數民意」反對下，夷然無懼而發起組黨的前輩們，你們當時秉持的信念是什麼呢？這次面對婚姻平權的爭議，你們心中所依循的準則又是什麼？ 第二個其實不是故事，而是台灣的現狀。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多數都認為我們有權決定國家的走向、決定自己的未來。無奈在中國共產黨的威逼之下，不要說各國官方政權少有支持，連台灣內部也有疑懼，深怕中國共產黨突然暴走，引發區域動亂戰禍，台灣立即大禍臨頭。台灣人民在出國時，簽證上國籍被改為中國風波，時有所聞；連我們要參訪聯合國，都會被嗆：「拿中國護照再來！」 這是目前台灣在國際上的現狀，因為深怕觸怒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教義派、為了維持國際社會的和諧，「多數民意」拒絕給予台灣合理的待遇，即便自由民主是國際上多數國家，包括我們台灣，所信仰的普世原則。 我一直相信，婚姻平權，終究會像黑人平權、女性平權等議題一樣，成為像我們生活中空氣和水般自然的一部份；即便這次無法成功修改民法，但十年、廿年後終究會成功。 只是，民進黨的朋友們，你們當初那份不懼威權、堅持引領民意、扮演民主道路前鋒的信念還在嗎？你們希望十年、廿年後大家回顧婚姻平權運動這段歷史時，對你們有什麼樣的評價？ 對台灣在國際間遭到不平等待遇而憤憤不平的朋友們，將心比心，同志們爭取婚姻平權，和台灣爭取在國際間的平等權利，是不是有幾分相像？如果對於同樣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少數同胞，都吝於以同理心來想像他們在社會上所遭受的屈辱和不公，我們又有何立場去要求國際間對我們的訴求公平對待？

《橙新聞》登出「『他們臉真的很臭！』台灣空姐的奇葩港客事件簿」，訪問兩位住在香港的台灣空服，述及我們香港人的令人討厭之處，內容包含：男士沒有風度（例如不幫女生開門）、服務業態度不好、計程車司機不願下車幫忙抬行李、對說普通話的人不禮貌、坐飛機難服侍（例如認為理所當然要懂廣東話）。作為香港人，我想解釋一下。 請你們回憶一下零三年香港發生什麼事？是死了幾百人的沙士（SARS）。以後，美國有豬流感，非洲有伊波拉，南韓近年曾爆發新沙士，南美有寨卡，泰國有登革熱（台南、台北也有）。不能怪我們人人聞傳染病色變。近兩年到過我城，皆知道電梯按鍵都加上膠貼，並印有「每小時消毒一次」。香港人不敢開門按鍵，可以說是神經過敏的創傷後遺。 對於服務業和當客人時的不禮貌，你們沒有以偏概全，而且有客觀研究數據支持。我城真的是臭臉之都，而且是「世界第一」，但這是環境逼成的。根據國際機構評估，我城的工時全球最高，房價亦是全球最貴。 不喜歡人說普通話，原因很簡單，就是對大陸人的仇恨。沒錯，你們台灣人可以一聽便分辨出（中國的）普通話和（台灣的）國語，但香港不少人是不能。而且，大陸人的不文明行為，相信台灣人也見識過。再上YouTube查看來港陸客訪問，不時有「沒有我們，你們完了」「我們來促進你們經濟」等惹惱人說話。在此，我向你們致歉。從數據著眼，台灣即使最高峰時，全島也只是每年數百萬陸客，你們已吃不消，但我們香港近幾年是有幾千萬的陸客！ 我城號稱國際都會，但我們的寶寶連奶粉也缺，因為大陸人搶光了！我們的高中生，寒窗苦讀，父母每年隨時用數萬港元補習，取得上大學分數，但竟然不能進入，因為大陸人把他們的學位搶走了！我們的怨恨，可想而知。 至於坐飛機要求空服說廣東話，我要再次道歉，因為我犯過一次錯。第一次往台灣時，第一個空服用純正廣東話問好，我以為她們都是香港人。到第二個跟我說國語，我便憤怒回一句：「香港人不要說普通話，我那裡像中國人？」真的非常對不起。事實上，我在台灣註冊的香港學術機構打工與求學兩年，至今也分不清國語和普通話。 公共交通方面出現剪指甲「怪人」是常事。之前提過，我們工時全球最高，上班加上交通、梳洗各樣，以平均工時十小時計，加上前述，睡覺時間，少之又少。人正常應該日睡八小時，但我們只有6.5。我便經常在公交睡到呼呼。這也可以解釋到為何香港人甚麼都急促。曾有朋友笑言，香港人最強的武功是「唔好阻我返工」（即不要阻我上班）。而且，香港不少公司有「勤工獎」制度，「獎勵」可以佔薪金三分一，每月遲到超過二十分鐘，便把它砍掉。 計程車司機態度惡劣也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縱容出來的，見他們差勁仍光顧，因為長輩不懂用智能手機叫Uber，做成他們差勁而不愁沒客戶。而政府又對Uber進行檢控，變相加劇惡劣服務。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世界最臭的臉在香港，最美風景成長的人生活在臭臉之都，不滿意是正常事。再說一次對不起，我們城市是有病的，而且是重病。 （作者為香港獨立媒體評論員）

  「黨產歸零」信誓旦旦十一年了，竟然仍有兩隻肥滋滋的金雞母，帳面就是一百五十六億元，實際價值應遠高於此，真的好肥喔！ 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決議，國民黨持有的兩隻金雞母中投、欣裕台，應移交政府，還財於民。眼看金雞母不保，國民黨跳腳怒罵黨產會，土匪、流氓、共產黨等不堪言詞出口，又要打官司，又揚言上街頭激烈抗爭。 為金雞母上街頭抗爭示威，這場保黨產金雞母大戲，預期將是金光閃閃的「金光戲」，保證絕無冷場，希望國民黨一定要演出，而且要加料搏命演出，最好天天演沒完沒了的連續劇，讓看戲的人看個夠。 這場保黨產金雞母抗爭大戲，或可叫做「金雞母保衛戰」，應由柱柱姐擔綱掛頭牌，馬老九當然是最佳男主角，胡文琦、邱大展、蔡正元等重要配角，敲鑼打鼓都應粉墨登場。三十七個到北京聆聽習近平訓話、聞中國國歌肅立致敬的退將，也應排幾場武場給他們，讓他們熱場示眾，誰曰不宜？ 不過，話說回來，「黨產歸零」，二○○五年八月十九日，馬英九接任國民黨主席時，就曾向全民做了承諾；二○○九年十月，馬當總統回頭兼黨主席，再次承諾提出最終方案。 歸零就是沒有，怎麼歸零卻歸出現在那兩隻大金雞母？這不是馬英九當年的歸零承諾根本謊言欺世，就是他也許有心歸零，卻遇阻力而髮夾彎彎到撞山，承諾及誠信都墜毀！ 何況，馬在黨魁任內賣掉的黨產，如中影、中廣、中視等三中傳奇，國發院，原黨中央大樓等等，價值至少等於十隻更肥的金雞母，國民黨發言人胡文琦稱「不容青史盡成灰」，這些帳才是「不容金雞母盡成灰」，黨產會一定要追究到底！（胡文輝）

二十年來，筆者與多位有識之士撰文呼籲「教官退出校園」，好不容易獲得社會多數人共識，教育部終於決定二○二一年實施，我們深覺無奈，畢竟緩衝時間實在過長，平添變數！ 果不其然，國民黨北市議員以「北市九成高中職校長反對」，抗拒教官退出校園；民進黨北市議員王世堅與許淑華同批教育部太草率。真不知道這兩位反對的綠營議員，你們是天真，不知道國民黨反動改革呢？還是你們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呢？ 教官的工作，包括校園安全、學生輔導、生活管理等，如果教官退出校園，一方面留下的職缺剛好可由輔導系、社會系等畢業生充任，減低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另一方面距離二○二一年還有五年時間，從現在開始培育，綽綽有餘！ 最後，我要呼籲教育部，千萬不要被反動的國民黨所恫嚇，對的事就去做，請落實「教官退出校園」政策吧！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

  台灣已經有三位前總統，三個人的政黨屬性不同，三個人都在執政末期要「改變現狀」，重新定位台灣與中國關係，三個人都對蔡英文政府的表現有不同意見。 李登輝藉反嗆柯林頓的「三不」，搬出「兩國論」，讓美國跳腳；陳水扁喊一邊一國，及以台灣之名參加聯合國，也惹來美國干預，再加上被指控腐敗，民進黨失去政權。馬英九去擁抱習近平與「九二共識」，遭選民反彈，國民黨潰敗。 蔡英文以「維持現狀」領導民進黨贏回政權，扭轉國民黨降中的逆流，對台灣命運是重大轉折，接下來的內政改革工程，除國民黨在酸葡萄外，沒有人說改革政策不對，只是嫌未立即見成效。 馬英九與台灣不同國，且不說他；兩位本土派前總統對蔡英文政府評價也有不同，卻非關政策：李登輝重在指點領導人要有決斷力與勇氣；陳水扁則重在理解內外情勢的困難，要多給小英支持與鼓勵。 持平而言，阿輝伯說政府很多事情「都無法解決」，實言之過早，也太武斷，但他說「交通、金融、財政都是以前國民黨時代一群人在操作」，倒是真話。問題就在能不能剷除或改變這一群人。 李登輝在位時是國民黨，他並沒有掃除「那一群人」，最後還被那群人掃地出門；陳水扁對軍隊國家化略有進展，但對受保障的黨國文官體系也無可奈何。半個多世紀黨國體制，一直是同樣心態與利益的「那一群人」在那裡玩。 美國政黨輪替，新總統有權任命近四千個官員，他們居決策及監督文官執行政策的地位；台灣政黨輪替只換部會正副首長，實際還是「那一群人」在把持，政黨輪替的意義便很蒼白。（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1959年革命成功後的卡斯楚擔任總理職位。圖片取自/Wikimedia Commons/美國國會圖書館. 在遼闊的歷史長河，人的生命終究是短暫的；然而就生命熱力的綻放而言，做為1名狂熱的革命者，享年90歲的古巴最高領導人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1926-2016），從其淋漓盡致發揮「生命力」角度，就足以讓他在歷史上留下一抹光輝。11月26日《BBC》一篇名為「卡斯楚墓誌銘」（Obituary:Fidel Castro）專文，形容卡斯楚是古巴的「戰士政治人物」，將他大半的年輕歲月，奉獻給狂熱革命運動。 狂熱革命者 先是1940年代，學生時代就讀法學院的卡斯楚，就發動推翻當時古巴總統，醫生出身的拉蒙·格勞（Ramón Grau），格勞當時深陷於腐敗的風暴當中。 當1940-1950代，多米尼加共和國獨裁者拉斐爾·特魯希略（Rafael Trujillo）統治期間；卡斯楚發起推翻行動，結果結遭到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中途破解。 1952年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在古巴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古巴總統卡洛斯.皮律歐（Carlos Prío），政變成功。後來巴蒂斯塔政權，於1959年遭卡斯楚所領導的游擊運動驅逐出境，史稱「古巴革命」。 1956年，卡斯楚與另一位革命英雄格瓦拉（Che Guevara）所領導的游擊部隊民兵，在豬灣（Bay of Pigs）擊退美國CIA所主導的入侵事件；古巴游擊隊大獲全勝，殲滅頗眾，並擄獲上千名入侵者，該戰役等於在美國超強的鼻樑上，揮拳重擊。革命成功後的古巴，於1960年將島上的美國企業收歸國有，引發美國對古巴展開為期50多年的經濟制裁禁運（直到2015年美國總統歐巴馬任內才解除。） 意識型態 卡斯楚做為社會主義「鬥士」，奉行「革命正義」信條。他認為革命的正當性，並非源自法律授權的準則，而是源自於道德感的堅定信念；他認為革命的第一要務，在於還權於平民，為窮人的生存權益而戰。 卡斯楚這位引發兩極觀感的爭議性人物，在1959年取得政權之後，開始奉行「一黨專制」，上千名政治異議人士，被送進勞改營以及監獄；另外，有上萬人（多數為中產階級），因其殘暴鎮壓而流亡美國。 反對個人崇拜 卡斯楚任內的古巴，的確獲致一些令人深刻的成就，其中為人矚目者，是完全免費的「全民健保」；另外，古巴嬰兒的低死亡率，與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比起來，毫不遜色。 2006年7月31日，在卡斯楚80歲生日之前，他因緊急腸道手術，而將其總統及總指揮官職位，交由其弟弟勞爾（Raul Castro）暫時接管。同年，他於官媒發表文章寫道：佔據總統職位，卻毫無體力全然獻身，有違個人職責良知。隨後2008年年初，他將國家最高領導人職位交給勞爾。 卡斯楚相較於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其另一項不同反響之處在於，他反對個人崇拜。他完全不希望在古巴境內看到他的銅像、雕像，或把他的肖像放到郵票、貨幣、服飾或其它紀念品上面，他覺得那是錯謬、違反革命家的道德情操。因此，在古巴公眾場合，很少會看到有關他的宣傳品。 美國巨人喉嚨的古巴梗刺 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後，當時卡斯楚這位33歲的年輕律師迅速成為拉美國家，以及世界左翼運動偶像。然而批評人士則指責他在執政期間，系統性壓制反對派，卡斯楚也從未透過民主選舉方式，合法取得政權。 卡斯楚1959年領導革命成功後，隨即將冷戰的戰火，引進西半球這個「熱帶國家」。1961年4月，美國中情局透過招募古巴流亡人士，發動推翻卡斯楚的軍事行動，結果以失敗收場。1962年，卡斯楚同意讓蘇聯在古巴佈署核子導彈，一度把世界推向核子戰爭邊緣。 作為古巴最高領導人，他在近50年的統治任期與美國糾纏作對，困擾了11位美國總統。對一部份古巴人而言，他無疑是位讓人嫌憎恨惡者；另一個極端則是，許多人熱愛他，認為他是聖經人物牧童大衛的化身，用古巴人的勇氣，對抗美國巨人哥利亞（Goliath），擁戴他的人也認為，卡斯楚就是古巴，古巴等於卡斯楚。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妻子彭麗媛的舅舅李新凱病逝，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前往致祭，並擔任主持點主儀式。圖／中央社資料照   最近台灣發生了一件並沒有引起太多社會關注的事件，可謂民進黨版的「陳雲林事件」。一位連芝麻官陳雲林都不如的台灣退休小學老師李新凱，因為是中國獨裁者習近平及夫人的遠房親戚，就被台灣政要們尤其是民進黨黨魁們當作皇親國戚，極盡獻媚奉承之能事，此事已引起中國老百姓的萬分驚詫和極度厭惡。 深受專制荼毒的中國民眾把獨裁者習近平戲稱為「習包子」，因為他曾以吃包子樹立清廉的形象。習包子治下中國公民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各項人權喪失殆盡，成千上萬的律師、宗教人士、訪民、維權人士被逮捕嚴判，他又在南海填海造島，公然與國際社會叫板；並多次恐嚇台灣要「地動山搖」、「不處理台獨我們就會被推翻」云云。習包子不學無術，今年在杭州舉行的 G20 會議上居然把「通商寬農」念成了「通商寬衣」，包子寬衣解帶，一時成為中國百姓的笑料。在剛結束的秘魯 APEC 會議上，習包子在大庭廣眾之下又把秘魯 (Bi lu) 錯念成 Mi lu。就這麼一個千夫所指、獨裁專橫又無知無畏的習特勒，居然成為台灣政要們爭相拍馬屁、舔菊的對象，不僅國民黨黨魁馬英九、洪秀柱，而且民進黨黨魁現任台灣總統蔡英文也刻意討好，國格黨格、失色不少。 根據台灣多家媒體報導，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妻子彭麗媛的舅舅李新凱11月11日在台灣嘉義過世，11月23日在台灣嘉義市立殯儀館舉行了告別式。彭麗媛的舅舅李新凱是退休國小教師，地位和經歷只算是普通百姓，只是平凡老兵的他，妹妹正是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之母，於是在台灣社會儼然成為了「皇親國戚」。討好了李新凱就討好了彭麗媛；討好了彭麗媛，就討好了習包子。憑著這麼一個中國官場文化邏輯，李新凱之去世，招來了台灣各黨派政要們爭先恐後的殷勤關懷、隆重捧場。 據台灣多家媒體報導，因身份特殊，李新凱告別式非常隆重，島內各政黨領袖、代表，包括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親民黨秘書長秦金生及劉文雄都出席致意。地方人士不分藍綠包括前嘉義市長黃敏惠、市議長蕭淑麗、縣議長張明達等人也都到場祭拜，連小英之友會都派出數10名代表到場致意，並由洪秀柱擔任主持點主儀式。總統蔡英文以民進黨主席名義致贈花籃、前總統馬英九也贈送花籃致意。 民進黨秘書長洪耀福（中）及嘉義市小英之友會成員前往致祭。圖／中央社資料照 像李新凱這樣的身份，如果在中國去世也頂多是當地政協負責人（市級或縣級）在喪禮上出面即可（中國國內自毛澤東以來幾乎無國家領導遠房親屬被如此高規格舉辦喪禮的），哪像台灣都是國家級的黨魁們紛紛露面送禮，實在讓人匪夷所思。李新凱告別式，不僅中國國家級領導無一人前來，而且國台辦也無一人來，只是彭麗媛弟弟彭磊等中國親友當天趕到匆匆祭拜後離開，全程低調。一件中國方面毫不重視、根本沒有當回事的喪禮，卻被誠惶誠恐的台灣政要們高調舉辦、大獻殷勤，其恐共媚共討好習包子的醜態，的確讓世人莫名驚詫、百思不得其解。 如同拍馬當年的芝麻官陳雲林一樣，國民黨和親民黨舔菊、拍習包子馬屁是情理之中、毫無意外的，因為共產黨是他們的真正主子，習大大就是他們的皇帝，彭媽媽就是他們的皇后。然而讓世人大感驚訝的是，民進黨主席兼台灣總統蔡英文也送來花籃，洪耀福和10名小英之友會代表還煞有其事地到場助力，這是在舉辦反抗過白色恐怖的民進黨先輩的葬禮嗎？否！這是在舉辦反抗過中共暴政的在台中國流亡人士的葬禮嗎？否！這只是一個與習近平並不很近的台灣親戚的葬禮而已。 民進黨主席兼台灣總統蔡英文也送來花籃。圖／中央社資料照 有人說，死者為大，蔡政府尊重他，但是台灣一週去世那麼多平民老百姓，台灣總統為什麼不都送花籃呢？中國政府近來在各地迫害死眾多維權人士、最近一週一個反抗強拆的青年農民英雄賈敬龍被習近平政權槍斃，萬眾哀悼，台灣總統為什麼不送個花籃過去呢？其實按照李新凱的身份，頂多台灣陸委會派官員送個花籃就已經足夠，蔡英文及民進黨如此謙卑莊重地孝敬習包子太太的舅舅，是否太過殷勤了呢？如此的對威脅台灣、鎮壓中國人民的專制者奴顏婢膝，讓仍在中國忍受習政權壓迫和禁錮的中國老百姓情何以堪？！ 當我把此事在我的臉書上披露後，中國海內外人士皆感震驚，有人說：「台灣整體在習近平前下跪了！」，有人說：「攀附權貴讓台灣人蒙羞。其實也得不到半點好處。只是這幫貪婪的傢伙心裡預期」，有人說：「整天說要深綠陣營給時間蔡總統，要什麼時間，給時間她調情勾搭核心哥嗎？」，著名出版人、香港開放出版社主編金鐘在我的臉書上回應道：「這件事真是令人震驚！台灣已經民主化到如此程度，還怕一個獨裁鴨霸政權到如此奴顏的地步，真不可思議。蔡英文要檢討」。他還說：「中國官場文化沁透了封建遺毒，革命一百多年，仍然是根深蒂固！奈何！」 其實蔡英文及民進黨的此舉完全與派主張「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宋楚瑜參加 APEC 一樣，是對中共專制政權的討好、示弱、獻媚、調情和臣服。2008年中共芝麻官陳雲林來台後由於國民黨及馬英九的爭相拍馬獻媚，當時的民進黨政要們，多次撻伐馬英九及國民黨奴顏婢膝、不顧國格，面對對岸時就去主權化及自我矮化，連台灣民選總統的尊嚴也不見了。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民進黨當年撻伐國民黨的這些語言，用在當下李新凱事件的自己身上，不也是非常合適嗎？！

  陸軍官校校歌。圖／取材自陸軍官校官網 近日台北有立委建議修改陸官校歌詞句，北京有孫文150歲冥誕紀念會。兩者本來並無關聯，國內部份退役將領涉及兩事件的言行表現，卻大有耐人深思之處。 立委所提議，僅只是更易一字，把「黨旗飛舞」改成「國旗飛舞」，以去除校歌過於明顯黨味。不意退將卻高度情緒化反彈，即連「一命償一命」狠話都丟出來。後一案例，是中國官方所舉辦紀念大會，台方退將不獨結夥參加，正坐聆聽習總書記致詞，宣稱共產黨才是孫文最正統繼承者，會場演奏中國現行國歌時也隨眾起立，真似自家也已是人民共和國公民，正在參加中央政府盛典。 各退將在兩起事件的表現，雖皆招致國人非議聲討，所反映象徵意義則各有不同。校歌事件所顯示，是嗆聲退將頭腦僵化，和主流社會處於對立的內心世界；後一案例，則是顯現出與會退將軍人氣節蕩然不說，甚至也不知，或故作不知自己正在被人當作猴子耍。本文即就此二事例做一檢視。 因有人建議，「微調」歌詞發飆退將，分明不清楚陸官校歌不是某一部份人私產，別人摸不得、碰不得，而是國家體制的一環，要存、要改、要廢，國人皆有資格發言。退將縱聽來不能認同，也大可平心靜氣舉出理由反對。其所以一觸即跳應是黨性過於堅強，「敵我意識」強烈，太容易把不順耳聲音一律劃歸敵我矛盾對待。 很有趣的一項疑問是，假定今天仍是馬先生在位當政，建議修改校歌之人是國民黨籍立委，則退將是否也會現出同等激烈反感、反彈？ 退將似也未體會到，所謂去威權化、去黨國化，已是社會主流民意所向，並非某一政黨的政綱政策。退將情緒性反對修改校歌，顯現的心態是自外於主流社會，彷彿和廣大國人生活在互不相屬平行世界，而形同一理念的國中之國。 國人真不能不希望，抱有上述這種心態軍職人員，無論在現役或退役將校都是絕對少數。任何國家其軍中存有另一國中之國，都絕非國家之福，萬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諱疾忌醫視而不見。 至於退將結夥參加中國官方紀念孫文冥誕，其不妥之處應是屬於道德層次而非法律層次。所以林全貿然指稱違背國家忠誠，其說未必很站得住腳。反之泛統派陣營立稱退將並未違法，則反而不無道理，因為卻難指證其行為是違反了哪條國法。 北京的孫文150歲冥誕紀念會。圖／中央社資料照 要知台灣和中國現下雖互不承認，兩國也並未處於開戰狀態，所以中國也只能算是敵意國家或潛在國家，不能逕稱是敵國。人民不論其身份為何，在未被政府禁止時出訪潛在敵國，也很難稱為違背忠誠。退將退役後其身份也即與一般人民無異。政府既早已開放人民前往對岸，如此則真不知退將參訪中國，乃至參加對方官式活動，是犯下何種現行法令，將來若再有類似行為，又何以必須加以懲處？ 退將參加對方孫文紀念會，雖是給習近平捧了場，終無實際叛國賣國舉動。林全所指示停止退休俸追回勳章，於法於理都欠妥。何況，將來即使訂出懲處條例，現政府又有無膽量對重量級退將，如號稱某黨精神領袖某將軍開刀？如不敢則豈不又是畫虎不成，徒招國人訕笑？ 以上所論，是純就法律角度考量。若從另一角度，即所謂氣節觀點評論，退將行徑就是自我作賤有損軍譽，若能有法令褫奪軍籍，都不能算過份。 何謂氣節？恐需有學問人士才能下一精準定義。然而就一般芸芸大眾如我本人所理解，氣節的表現，即是不論形勢如何演變，依然始終如一，忠於所屬陣營，守住一貫立場，如古語所謂「不以盛衰易節」，不能看到人家「崛起」即換上一副面孔。若再進而言之，則即令是象徵性的歸順納降，都該屬有損氣節。國人論斷退將出席該紀念會，似應就此層次考量。 歐美狩獵高手常將獵得動物頭顱製成標本，懸置於壁以驕其親友。如今眾退將列席紀念會捧場，習總書記也可此向人民誇示，「你們看看，蔣某人的徒子徒孫，都在台下乖乖聽我演講」。退將甘願扮演活標本角色，不是自我作賤而何？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談話。 圖／中央社資料照 老蔣總統生前常把氣節二字掛在嘴上。退將不恥於淪為活標本，也可謂是在丟老校長的臉。真正有氣節有骨氣黃埔子弟，不知是對此有何觀感？ 該等退將覥顏出席對岸舉辦紀念會，乃至和對方退將球敘聯歡，儼然你兄我弟，從不敢為當年被俘黃埔學長所受公道待遇，說上半句話申冤，似也顯示出其道德之麻痺。 國人應猶記得，當年共產黨席捲中國成立政權，將被俘大批國軍將領冠以戰犯罪名，長期監禁洗腦改造，刑期且有長達30年左右者。而該等被俘將領，多數皆是黃埔早期畢業生，亦即是應被今天黃埔子弟自居退將的前輩學長。 然而要知所謂戰犯，依據戰後盟國審判德日戰犯定義，軍方之稱戰犯，應是記下策畫，進行侵略戰爭，以及殘害佔領區人民，凌虐殺害戰俘等罪行者，始得依此罪名起訴判刑。 但當年被俘黃埔系將領，皆都是單純軍官，並未犯下上列諸罪行，國共和戰也不是其所能置喙。新政權對他們冠以「戰犯」惡名而長期囚禁凌辱，純然是戰勝者的恣意報復；而名之為戰犯，則更是企圖將之和德日確實犯有罪行軍人畫上等號，以影射國民黨和該兩國是同等貨色，同是一丘之貉。 如今悠悠將近70年逝去，當年被俘黃埔將領，俟後雖也獲致所謂特赦，先後出獄也得到安置，戰犯這項帽子則從未見摘除。近年以來，以黃埔子弟自居退將絡繹前赴對岸攀交情聯誼，應很有機會見到對方有頭有臉人物，未見此輩退將曾為逐漸凋零黃埔學長抱不平討公道，此非道德麻痺而何？ 退將似此涼薄，或至少也是似此怕事表現，恐是至少也為對岸同行竊笑？ 黃埔軍校。圖／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本文結尾，茲再舉述一則悲涼往事，不知來日退將再赴對岸，可有志氣，可有膽量能為橫遭凌虐國軍袍澤一鳴不平否。 事緣昔年大陳左近離島一江山被共軍攻陷，有陸軍上士陳小斌被俘後，居然被判勞改23年，乃至本世紀2011年才得以78高齡返回台灣，似可謂一生均已毀去。(事見2014年1月23日，署名「喻華德」者投書《自由時報》) 要知當年所謂「四人幫」人物之一姚文元，事敗後判刑不過18年，所謂林彪黨羽判刑也自18年至16年不等。陳小斌不過一介士官，即連稱戰犯猶不夠格。不知他犯下何等滔天大罪，須得勞改23年？ 可否有勞眾退將代為一問，以去國人心中之惑？

國民黨中央黨部。資料照片   黨産會決議將國民黨的中央投資和新裕台兩大控股公司收歸國有後，大小黨官一如所料，跳高的跳高，咀咒的咀咒，擧黨上下，呼天搶地，哀號黨之將亡。國民黨有多少財產，眾說紛紜，他們自估一百五六十億元，當然沒有人相信。況且這個黨素行不良，他們會偷會搶，當然也會藏。特別是這幾年，衰字當頭，黨的氣勢走弱，為防黨産被查被抄，早就千方百計的變賣、隱匿，中央、新裕台這兩家公司因白紙黒字，登記在案，一時不及變賣，才被逮個正著。      沒了這兩個金鷄母，國民黨還是肥得油滋滋，只差往後不能再用明帳掩䕶其他不法財源，也就是說，必須大費周章，另找名目，不能再以黨營事業盈餘上繳黨中央為名，大量捐輸國民黨龎大的選舉花費，在這一點上，黨產會算是重重的踩到國民黨的痛脚。      洪秀柱三天兩回恫嚇國人，「黨產被抄，國民黨會亡，國民黨若亡，中華民國將成灰燼」。別説他們處理三中、國發院的土地，藏著許多暗盤，投資中國，全借用私人名義，這幾天動不動數千萬數億元的搬來搬去，哪像鬧窮？所以，國民黨將來只會笨死壞死，絶對不會窮死餓死，哭窮這檔子戱，實在演得既假又爛，誏人不忍卒賭。 果有那麼一天，洪秀柱一語成讖，國民黨真的散了、倒了，那是因為它不得民心，氣數該盡。一個不得民心的政黨淪亡消逝，事之必至，理之必然，人們不會惋惜。而且民主台灣去此「惡患」，政治會更清明，社會會更祥和，民生會更安樂，人們照樣夙興夜寐。

反同民眾17日在立法院外抗議，與警方爆發衝突。資料照片 同性婚姻立法爭議衝突正烈，在公開場合或網路上，反同陣營常以相對激情的態勢來表達其立場，不但多數缺乏溝通誠意，要社會各界接受其宗教式的主張，此外也謊言連篇，造成廣大百姓的無由恐懼。反同陣營將同性婚姻視為台灣社會發展的障礙，但相對來說，部份反同婚人士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阻撓修法，已嚴重破壞了台灣的公共論域，在學理上，或可將之視為「開放社會的敵人」。 在當前的立法過程中，有許多不正確的資訊，甚至是被刻意偽造出來的，像是同婚通過之後「一夫一妻會被罰錢」「可以和女童性交」等等，又或是故意的邏輯錯亂，像「同性婚姻造成少子化」「會讓墮胎率上升」「讓愛滋病比例提高」。 這多數的謊言都來自特定宗教信仰者，他們製造大量的假訊息，同時不斷以人格擔保此說為真。在許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們遮去自己的信仰特徵，以更普遍性的父母、子女、熱切的愛國者角色，陳述著他們的理念。 另一批沒信仰的恐同、反同者，則藉著這批宗教議論與謊言，強調自身對於台灣「明天過後」的擔憂。若追問這些說法的合理性，他們則會退入「你們的論點都無法說服我」、「我就是覺得不妥」與「我絕對沒有歧視」的來回防禦中，同樣拒絕溝通。 但民主社會需要溝通，如果所有法案都直接在立院拼人數決定，那將帶來長期的空轉和虛耗，因為杯葛法案的合法方式太多了。理想的狀況，是透過公開、合理的公共論述方式，先拉近社會各界的看法差距。但這也要主要與談方有溝通的誠意才行，同婚立法爭議白熱化已經三年多，有一造顯然長期缺乏足夠的誠意。 如果不能理性討論事情，或是堅持只有自己的理性才是理性，整個社會必須朝自己設想的方向走，這是什麼呢？這就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開放社會的敵人，其原始定義當然不是指反同性戀者的特定群體，而是種歷史主義的態度，認為將來發展是在特定的線性軌道上，整個社會一定會朝「智者」「領袖」的設定或預想那樣前進。各獨裁政權都可以察見這種態度，近年許多學者則認為，當代開放社會的敵人，已轉變成為具有威脅性的宗教態度。 「開放社會」並非一味的開放、解放，而是承認自身「是」多元，也「應該」多元的社會，成員們願意依循理性基礎，對於各種議題進行溝通，並尋求共同目標，讓社群整體能達致卓越。你可以持有和多數不同的意見，但應認知自己有和他者溝通的責任，並且願意接受更合理的觀點。 於此可以轉頭看看台灣的反同群體。代表宗教價值的人，他們表面上說想溝通，但實質上是來傳教的，沒有退讓空間，只能依照他們的價值原則來立法。另一批沒有宗教信仰，只是單純利用這些論證的人，則反覆強調所有理性的論證都無法說服他，但他們也拿不出更中間性的解決方案。 像反對直接修《民法》，要立專法，但專法版本何在？專法和修《民法》差別何在？如果沒有專法版本，何以立專法比修《民法》好？這些人也說不出來，只說他「感覺」應該立專法。 這根本無法推進討論，也無法讓社群產生共識，只是單純叫罵和拖延而已。擁有共通理性的正常人不可能被膚淺的謊言所說服，所以這些拿著謊言說自己很擔心的人，大概又是「裝睡的人叫不醒」之一例，是基於恐懼或歧視而反對同性婚姻，又找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於是拿著他人的謬論當擋箭牌。 簡單來講，就是利用謊言來掩飾自身充滿歧視的價值觀罷了。 一個內在共通理性基礎穩固的社會，知識份子會透過大量的議題討論，將各種道德與美學目標推往高點；在這過程中，一般百姓當然可能會對價值發展的快節奏感到憂心，同性婚姻的立法過程就是一例。 就算每個人擁有的價值觀不同，但只要依該社會的共通理性參與討論，絕大多數人都能掌握新的議題情境，就算不同意多數意見，也能理解並掌握社會發展的方向。 「那是否有人會無法融入這種討論呢？」 的確有可能，當他並未依共通理性來和他人溝通，而且無意改善這種態度時。這時該責怪社群大眾，還是責怪這種人？ 裝睡的人叫不醒，而我們的社會有太多人裝成他們沒有歧視，他們的行為也違背了做為社會成員應理性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責任。在要求社會以開放態度面對他們的訴求時，他們又何曾以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他人訴求？ 同性婚姻是單一社會議題，依世界大勢，遲早會通過，台灣社會最終也會放下相關爭議。但透過這個議題，我們也看到特定人士對於破壞公共討論領域的正常模式，可謂「不遺餘力」。 這才是本案對台灣社會的真正傷害，因為這將阻礙我們走向卓越。

  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決議將國民黨中投、欣裕台股權移轉國有，但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卻痛批蔡英文總統已轉型成為「土匪政權」，蔡英文將可指派民進黨的徒子徒孫進入中投公司當官、大撈特撈。 蔡正元批評蔡英文與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理由，正是全民對國民黨黨產的憤怒。甚至一九五四年二月前台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曾向國民大會，痛陳政府六大缺失，第一條是：「一黨專政。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極權國家外，實為今古所無。」吳所指的正是國民黨的土匪行徑，延續至今國民黨盡情揮霍不當黨產，無視全民的憤怒，難道這不應還諸全民嗎？ 黨的經費，應是黨員捐助。但這些年來，國民黨利用不當黨產投入黨營事業或政黨競爭，揮霍黨產，宛如國民黨、政客的獨享餐，今日國人期待民進黨政府將國民黨不當黨產歸還全民，讓原屬國民黨獨享的利益回饋全民，這才是全民所期盼的。 （作者為稻江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台南市新興國中最近成新聞焦點。由於校長和家長通力合作，它創造了「台灣最整齊的放學景象」。有別於一般國中小學放學的亂象，這所面對大馬路的學校，家長等待接載孩子時機車在校門口人行道旁排列成一線，且車頭一律向著馬路，車尾對準校區，整齊畫一有如待發的賽車線。這一放學校門景象，既便於學子找到家長，行車動線流暢安全，也有效利用空間，備受各方讚賞，咸認家長以身作則，守秩序且知禮讓，是孩子生活教育最佳示範，已有學校打算見賢思齊。 機車是台灣最普及的交通工具之一，全台灣有一千三百六十八萬輛機車，即每一百人有六十輛，普及率甚高。機車大行其道，因其便捷、靈活、對個人而言經濟又省時，在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過程中，機車取代腳踏車，成為最普羅的通勤及日常生活交通工具。特別是台北市以外的地方，捷運及公車未能蔚成網絡有效運作，北中南五個都會區皆然，昔日肩負鄉間大眾運輸的客運、小火車尤成絕響，機車乃成最普遍的代步工具。即使台北市，仍有至少九十五萬輛機車穿梭街頭，既凸顯機車廣受人們倚重，也襯托台北尚待蛻變為先進國家的首善之都；連越南河內都打算十年內市中心全面禁行機車。 機車廣受歡迎之際，社會也付出相當的成本。台北市長柯文哲為機車族提供另一通勤選擇，打算推出捷運月票，以「兩千五百元吃到飽」為招徠，但被嫌「太貴」。誠然，兩千五是否合宜，既是試辦，未來自有調整空間。 不過，嫌「太貴」的立論，似僅從個別成本著眼，亦即只試算油費、保養、折舊、稅費等個人支出，但對空氣污染、交通壅塞等社會成本並未列入考慮；尤其機車的空污更甚於汽車，行動排放細懸浮微粒（PM2.5）等污染物於大街小巷，是主要污染源。負面反應者也未列入捷運的安全、舒適及非上班日搭乘形同免費等效益。事實上，機車是舉世公認最危險的交通工具，台灣近年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中，機車族占了六成，年輕族群尤為主要受害者，每年奪去不少年輕的生命。 機車如此普及，自然反映了社會文化和國民性。街頭上，台灣人重個人甚於群體、無視他人的特性展現無遺：為了搶快，蛇行、鑽車縫、爭先恐後、違規左轉樣樣來；靠邊起步很隨意，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對斑馬線或行人穿越道視若無睹；機車不但常上人行道，還逆向鳴笛趕路人；停車更隨興，路邊、轉角、商店口、公車站…，處處可泊車。在傳統市場或路邊夜市，常見機車一路徐行，騎士邊騎邊看，危險且有礙人群，也搞得烏煙瘴氣，路人掩鼻戴口罩。如此這般，違規如家常便飯，禮讓絕無僅有，有人歸咎台灣道路設計對機車不友善，癥結仍在騎士自我中心，行車習性不夠文明。 在不甚理想的機車文化中，新興國中家長的表現因此值得大書特書。校門口接載區可自由行動，他們自我約束，成就眾人的自由，方便安全接載學子，利人也利己。他們妥善處理群己關係，在群體互動中不自我中心，自制自愛，不為所欲為，為他人著想，既方便他人，也方便了自己。簡單說，他們經由個人自律，表現文明社會應有的公德心。 機車文化其實只是台灣有待提升的社會文明具體一環。在我們周遭，類似現象普遍存在：搭車高談闊論講手機、亂丟垃圾吐痰製造髒亂、公寓燒香焚紙污染空氣、餐廳一家烹煮「萬家香」…；乃至於台南奇美博物館內有檳榔汁，館前草坪被踐踏，台中新社花海屢傳遊客踩花草，台鐵太魯閣彩繪列車Hello Kitty座位枕巾大量遭順手牽羊。 社會公德匱乏，是台灣戰後一直存在的問題。一九六三年，美國學生柏大恩（Don Baron）以「狄仁華」為名，在報章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文章，指台灣人情味濃厚，但欠缺公德心，激起漣漪。五十多年來，台灣社會雖非毫無長進，但公德是文化問題，戰後一直籠罩台灣的中國文化鮮少公德成分，公德要成台灣公民普遍氣質，仍待努力。 事實上，台灣曾存在公德的觀念與實踐。日本時代生長的一輩，或「多桑世代」，從國小階段起就接受「修身」教育。「修身」教導並要求學生，養成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習慣，並實踐守時、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守法等德行。這是生活教育，日常生活自我要求，也為他人著想，因為人不只活在個人世界，也與社會互動；要成就文明社會，須從個人自律與公德做起。 人際互動頻密且重群己關係的日本，明治維新透過教育，落實公德於國民日常生活，台灣在日本時代受其影響，形成了「多桑世代」的個人及集體特質。然而，戰後中國文化罩頂，多桑世代的「修身」見棄，國民修養下降，且隨著未受生活教育的世代為人父母或師表，更難扭轉，以致公眾行為水準，至今遠不如歐美日先進社會，只比中國文明一些。這一現象凸顯戰後文化的「脫日入華」，與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是台灣的不幸。評論家曹長青因此呼籲，要振興台灣文化，其實不假外求，請從重現台灣「多桑世代」的公民氣質做起。新興國中放學景象，正是這方面良善而可喜的進展。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本文題目原擬為〈傲慢者的「謙卑」〉，後來想想還是用〈「謙卑」者的傲慢〉較適宜，因為我要講的是她的傲慢，不是她的「謙卑」。她是誰？就是當選總統之初，宣示要「謙卑，謙卑，再謙卑」的蔡英文總統。綠營贏得大選時，我雖然雀躍，但不敢狂歡，只和好友私下對飲「千杯，千杯，再千杯」。因為對於小英標榜的「謙卑」相當存疑。我心想，我心目中這位孤傲的年輕總統，果真會謙卑嗎？如今，小英主政逾半年，而民調大落，原來她的「謙卑」只用在對藍營人物的重用，與對舊政治勢力的姑息與妥協；但是對綠營前輩及其長期的心願，卻至為傲慢。 容我從二○一二年的總統選前說起，當時曾任僑委會主委的張富美，有感於小英與陳師孟（扁時代的總統府秘書長）之間曾有芥蒂（因為二○○八年五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時，陳支持辜寬敏，不支持小英），富美姊想化解尷尬，促成雙方合作，於是富美姊擬邀請師孟兄與小英餐敘，由富美姊作東，同時請幾位朋友作陪（我也受邀，始知此事），師孟兄表示非常樂意，我們幾位受邀作陪的朋友也認為此舉有助於綠營團結，樂見其成。沒想到富美姊這番美意，卻被小英斷然拒絕！ 論學歷、論參與民主運動的貢獻（別忘了「一○○行動聯盟」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性，陳師孟是要角），陳師孟絕對是小英的前輩，小英拒絕與陳師孟餐敘，拒絕張富美好意，只是其傲慢人格特質的一個取樣。 小英切割的，不只陳師孟，還有諸多綠營前輩。她主政後就明言，她的施政將有別於以往的民進黨。果然，她找具有新黨背景的林全組閣，內閣多為藍士舊人，民進黨內除了新潮流派系隨侍在側之外，其他重要的綠營前輩幾乎完全不在其一瞬之內。即使像選過總統的獨派大老彭明敏教授在她就職前曾寫信給她，她卻連起碼禮貌的回信都不屑。在「中華民國」舊體制下，她極力迴避獨派人士及團體，她只敢接觸死去的台獨（出席黃昭堂、鄭南榕的紀念活動） ，卻不敢接觸活著的台獨。直到民調大落，才忽然想到要聘一批獨派前輩出來擔任資政，擺個門面。 從上次提名曾經壓制民運的謝文定要當司法院長引起輿論譁然，到這次司改會委員名單依然出現許多舊勢力名單，而排除長期為司改奮鬥的人士，其依然故我的傲慢，可知一斑。 稍有歷史意識的人都知，小英能在二○一六當上總統，不只因為小英的個人條件，更是長期的民主運動犧牲多少生命、青春、財產、幸福，多少辛酸血淚的歷史累積而成。不僅三一八的公民覺醒有以致之，用年鑑學派的眼光看，早在一九二○年代蔣渭水前輩們的公民覺醒，就為台灣的民主埋下伏筆。我們要謙卑面對歷史，勇敢策勵未來！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