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這個共產黨壟斷一切、領導一切的國度裡，國家可以隨意脅迫任何經貿實體，為共產黨官僚機構及其指揮下的世界上最大的武裝部隊服務。（路透檔案照）   冷戰結束時，不少西方領導人抱有這樣的希望：經濟實力增強後的中國，將逐漸但不可阻擋地接受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福音。三十多年後，這種希望被證明只是一種幻想，因為北京利用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經濟系統發了大財，反而對自由資本主義發號施令，實施監管。大多數西方領導人越來越意識到，世界經濟是否健康，現在取決於對中國在其中的角色的徹底反思。 北京政權 欲建構全球新秩序 引發這種猛然覺醒的契機，是中國領導人自己的行動。北京嚴厲的新冠清零封鎖、對俄羅斯侵略行為的支持，以及對其印太鄰國的霸凌和侵略威脅，進一步暴露了北京政權的本性。許多曾經努力協助中國加入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的人，現在將其視為一個經濟強大、技術先進、軍力增強的野心勃勃的共產主義國家，其戰略目標是破壞現存國際體系，代之以北京為中心的新的全球秩序。 為了應對這一明顯而現實的危險，華盛頓和布魯塞爾這兩個北約的決策中心，重新調整了國家安全議程。華盛頓現在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其首要安全威脅，布魯塞爾則將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定義為「系統性的對抗」。此外，北京的鄰國正在加緊加強針對中國威脅的經濟、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重新組合和戰略安排，包括日益成熟的四方安全對話、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AUKUS），以及許多其他共同防禦安排。以前本質上是交易性的關係，現在明顯具有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 中國政經制度 三個不可改變 儘管如此，目前仍然有一些執迷不悟的人認為，中國無需遵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原則，也能在當今的全球經濟秩序中發揮建設性作用。這種幻想理應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為了確保正確的認知，西方政策制定者必須認識到，中國經濟政治制度的三個不可改變的特徵。 首先，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國家（NME）。不承認這一點就是故意無視現實。因此，為了商業機會平等和互惠，所有針對中國進口產品的反傾銷措施和關稅，都應在考慮之列。幾十年來，北京一直試圖操縱定價、貨幣價值，以及進入世界市場的機會。幾十年來，北京一直在世貿組織和其他西方論壇，遊說爭取不公平的貿易特權和關稅優勢。西方國家必須充分意識到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堅持要求其遵守既定的國際貿易法規，如果北京拒絕這樣做，就從中國撤資。 其次，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在中國，國家政權在所有經濟運作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憲法保障的財產權並不存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巨大經濟增長，幾乎完全來自非國有部門，這些部門受國家支配而參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但這些非國有部門儘管可能很富有，卻缺乏制度性的法律保護。在中國這個共產黨壟斷一切、領導一切的國度裡，國家可以隨意脅迫任何經貿實體，為共產黨官僚機構及其指揮下的世界上最大的武裝部隊服務。此外，北京對所有的在華企業進行廣泛的間諜和監視活動，危及中國境內的所有外國投資。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領導人應該重新考慮與中國的接觸，直到它不再脅迫公司企業遵守普遍存在的間諜和鎮壓制度。 西方領袖切記 中共只為自己服務 第三，中國希望建立一個聽從北京指揮的新的全球經濟體系。每一個西方領導人不應沉迷於自私的幻想，認為他們可以改變中國政府的根本性質。屈服於北京的非市場做法和無限期讓步的強硬要求，是一種自殺性的政策選項，只會阻礙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的進步。 幾十年來，西方領導人一直希望能夠利用中國的經濟潛力，來服務自己的利益。他們最好記住，北京的共產黨人只為他們自己服務。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立足台灣的中華民國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在建國七十多年以來，中共始終強調一定要解放台灣、消滅中華民國，因為這是中共將共產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個必要使命。冷戰結束之後，再赤裸裸地聲稱解放台灣以將共產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成了不合時宜的手段，所以中共打出民族統一的旗號，把以前解放台灣的口號變成了祖國統一的統戰宣傳。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建立了華語文化區域裡面第一個徹底的現代民主社會，擁抱自由、多元和人權。 但是，在全球戰略格局中，台海局勢最具革命性的變化，發生在最近的六、七年間。這種變化的實質是台灣的防務已經遠遠超出北京和台北之間的主權歸屬之爭，其意義也遠遠超出台灣海峽狹窄的地域範圍，甚至也跳出了印度太平洋地區，已經確確實實地成了全球秩序與世界安全關鍵話題。 保衛台灣和保衛當年西柏林同等重要 展示這種革命性變化的例子著實不少。當然，對於老牌世界超級大國美國來講，台灣從來就是全球反共戰略中的關鍵之一，保衛台灣和保衛當年的西柏林有同等重要之處。因此美國一如既往堅決反對中共武力侵犯台灣。即使是一九八○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之後，美國也以不同方式承諾保證台灣的防務。以台灣關係法與一系列總統的行政命令和重要的政策表述為基礎，美國政府和美國總統從未放棄以軍事介入來阻止中共對台灣武力侵犯的承諾。自卡特總統以來的所有美國領袖，對美國軍事保護台灣有一貫的戰略清晰，從來就沒有莫須有的「戰略模糊」。台海七十多年來的和平與穩定，得益於美國一貫的戰略清晰，而並非子虛烏有的戰略模糊。我對此在這個專欄裡已有進一步詳細的論述。 最近幾年來，中共大力加強侵犯台灣的政策表述和軍事準備。現任美國總統拜登毫不含糊地多次表示，美國將毫無疑問地對中共侵犯台灣之舉加以軍事干涉。美國白宮和國務院的發言人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修正總統言論的聲明。相反，美國白宮和國務院所有的公共聲明，都進一步確認了總統以美國軍事干涉保衛台灣的決心和戰略意圖，因為美中在一九七○年代達成的雙邊協議中確認的美中台關係架構明確規定，台海雙邊任何一方不得用武力解決爭端，並確保任何解決方案必須得由兩岸人民同意。這個立場，美國總統、白宮和國務院發言人沒有任何歧義，有高度的統一。 中國對台灣的威脅也毫無疑問影響到狹窄的台海地區以外的整個亞太地區。日本和澳洲的政治領袖清晰地表明，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澳洲有事；與中國在南海有領土領海爭論的菲律賓政府，也非常擔憂中共的對台野心，決心與盟友美國站在一起，在鄰近台灣的菲律賓戰略島嶼為美軍提供駐兵和軍備權，以應付台海的軍事危機；韓國總統尹錫悅上個月精準地說了大實話，稱台灣的問題絕不是一個地區性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幾千英里之外的歐洲，對台灣的防務同樣深切關注。以歐洲安全為首要任務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應付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挑釁的同時，也非常清楚地表明，台灣的防務也應該是北約的防務義務之一。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多次表示，台灣海峽的和平也是北約之事。在中共對台軍事侵犯的鼓譟緊鑼密鼓之際，這位北約秘書長還和日本首相岸田多次會晤，商討台灣的共同防務問題。歐盟組織的外交事務主管波瑞爾（Josep Borrell）四月底還在法國發表專文，莊嚴提出歐盟國家的海軍有必要派軍艦到台灣海峽進行戰略巡邏，展示歐盟保衛台灣的決心。正因為如此，最近幾年以來，針對中共對台威脅的提升，歐盟一些重要國家的立法委員和政要，包括法國、德國、立陶宛、捷克、波蘭等，紛紛造訪台灣，提供政治聲援。即使像法國總統馬克宏一些綏靖主義的言辭，也在歐洲的公共論壇上被毫不留情地批判和反駁。 中俄一心一意想恢復舊日帝國疆土 台灣的防務之所以國際化，不僅僅是一個道義上的問題，更主要的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向全世界的自由民主國家提出一個重要的警示，那就是，俄羅斯侵犯烏克蘭與中共的對台威脅是基於一模一樣的侵略邏輯，事關世界和平。像俄羅斯和中國這樣曾經的大帝國，現在是一心一意要恢復舊日帝國的疆土，實現昔日大一統民族的偉大復興。這種侵略邏輯完全無視自由自治而同時具有共享的語言文化傳統的周邊國家主權和獨立。烏克蘭、芬蘭、台灣，以及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都是曾經的帝國屬土。如果俄羅斯和中國的這種共同侵略邏輯不加以徹底擊敗，世界和平根本無從保障。從這一點來看，保衛台灣的民主，捍衛台灣獨立自治的現狀，毫無疑問具有普世意義。 其實中共對這一點也非常清楚。拿下台灣根本不是中共的最終目標，對台戰爭只不過是中共統治全球的第一場戰爭而已。沒有任何人相信，中共最近幾十年來的全方位、不惜血本的擴軍備戰，只是用來對付台灣。中國現在高科技高能量的軍事力量，是為全球戰爭做準備的，它的遠洋海軍、全球戰略打擊和威懾力量、太空指揮控制能力、全球戰略據點和港口的大量收購與控制，根本就不是衝著台灣來的，這反映的是中共新的全球安全戰略。正因為如此，全世界也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共全球軍事戰略的野心和目的，而保衛台灣是挫敗中共全球軍事戰略的首戰。這就是為什麼北約、美國等軍事聯盟力量和武裝力量，對台灣的防衛如此關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中共自己把台灣的防務國際化了。 保衛台灣，也是保障全球經濟貿易穩定發展的必要步驟。台灣位居戰略關鍵通道，是緊靠第一和第二島鏈的全球關鍵貿易通道的必經之處，而中共對全球最重要的貿易通道都有極強的控制慾望。如果中共拿下了台灣，就會對南海、東海，甚至麻六甲海峽等關鍵國際貿易通道造成致命的威脅。這是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經濟大國，如美日韓澳和歐盟都不願意看到的。 但是，防止中共侵犯台灣最重要的戰略意義，在於對普世價值和全球民主化的關鍵保障。在亞洲地區，過去三、四十年來最具有震撼意義的事件，是不可阻擋的民主化潮流。冷戰時期的專制獨裁政權，都在覺醒的人民抗議浪潮中，一個一個地垮台，也一個一個地走向了自由民主的光明之路。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這個潮流起始於一九八六年的菲律賓人民力量運動，它推翻了馬可仕的專制政權。之後，台灣人民也掀起了抗爭的潮流，逼迫獨裁的政府接受民主自由的理念，使台灣成為整個區域最具生命力的民主火炬，散發自由的光芒。長期個人獨裁統治下的韓國，也經過人民的流血鬥爭，最終成為一個強大而自豪的現代民主國家。在整個亞太地區，這個不可阻擋的民主浪潮，對剩下的幾個孤立的共產黨政權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尤其是台灣人民的民主實踐對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十四億大陸人民，有巨大的感召和震撼力。 前幾天，台灣一個關於台灣民主選舉內幕的電視劇，引起了千千萬萬大陸人民的巨大關懷。他們都在問一個問題，既然台灣人民可以自由選舉自己的領袖，為什麼大陸的人民不可以？這就是台灣對中共專制獨裁政權的最大威脅。因此，中共的對台武力侵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掐滅台灣民主這個十分具有挑釁性和威懾力的火炬。因為中共知道，一個失去了榜樣鼓勵的大陸人民，對中共的抗拒就更容易喪失信心。從這點看，保衛台灣也是保衛民主、保衛普世價值，值得世界每一個愛好民主自由人士的全力支持。 一場半導體和國際供應鏈保衛戰 當然，台灣對於全球經濟和技術來講，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台灣掌控了全球供應鏈的很多關鍵部門。在半導體和生物醫學等方面，台灣佔有與其領土面積和人口總量極不相稱、甚至是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保衛台灣也是保衛全球高技術和國際供應鏈的世界保衛戰。三個星期前，歐盟首席外交官波瑞爾在歐洲議會對這一點說得毫不含糊，「很顯然，台灣是我們保障和平的地緣戰略中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挫敗針對台灣的（軍事）行動，這不僅僅是出於道義的原因，也是因為從經濟角度來看，這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在生產最先進的半導體方面，台灣起的作用是具有戰略性的。」 總而言之，台灣有事，就是世界有事。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中共內外交困之際，或不願談論任何不想談論的話題時，台灣總是北京在世界論壇上的最愛話題，大談特談，以此來轉移視線、避實就虛。（歐新社檔案照）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全面掌控大陸以來，對中國的經濟、社會、思想、生態、地理、人文等各項生存指標，以馬列基本教義為指導思想，輔以毛鄧江胡習根據各自理論水準對基本教義的說文解字，進行了天翻地覆、沒完沒了的大折騰。除了在極少數幾個地方歪打正著之外，在有關國計民生和民族存亡絕大部分方面，基本上是空前的敗筆和災難。罪惡累累、屍積如山的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革等等，自然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大劫難，但四個堅持下的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共統治，依然是專制獨裁、不擇手段，毫無改邪歸正之心。在所謂「改革開放」時期，中共反而變本加厲，把全中國建成了全世界最先進、最有效、最高科技的大監獄，對全體十四億中國人民進行全天候的輿論和行動管制。在這期間，中共還以無以言喻之殘忍的強制政策，逼迫中國婦女在四十年內墮殺三億三千萬新生命，理直氣壯地用坦克機槍在天安門屠殺爭取自由的中國人，把西藏和新疆變成種族滅絕的新納粹集中營，對各類異議人士、宗教團體和公民社會實施舉世罕見的鎮壓，並以大躍進式的共產主義豪放氣概，全國上下一窩蜂收集研究烈性病毒而嚴重忽視生物安全，造成全球大災難，而中共最高領袖更是認為有可以「消滅一切害人蟲」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傾全國之財力物力，搞勞民傷財、匪夷所思的「動態清零」，結果搞垮了中國的經濟，搞砸了中國的民心，搞笑了中共的治國本領，結果是，「改開盛世」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裡，萬眾躺平，人心思潤，一個大國被一個自詡「偉光正」的共產黨折騰成這個樣子，實在令人唏噓。 中共「以台制夷」 阻擋國際施壓 那麼講這些中共治國歷史與現狀的敗筆和災難，與台灣有什麼關係呢？ 道理很簡單，正是因為這些中共政權制度性的政策缺陷和反人類的意識形態，以及無法和國際自由社會共處共存的現實，使中共政權在與國際社會交往中，總是處於一種被譴責、被勸導改邪歸正、棄暗投明的不利處境，這讓死不悔改地篤信馬列的中共長期以來十分頭疼，而台灣問題則成了中共一貫用來保障我行我素的統治模式、阻擋國際社會對中共施壓的擋箭牌。我把這個策略叫做「以台制夷」。 在中共與世界交往的所有大小事務中，最讓中共來勁的話題就是台灣。對此，跟中共打過交道的所有外國領袖，都深有感受。根據我自己在美國政府裡的親身經歷和對外交界的長期觀察，凡是中共內外交困之際，或不願談論任何不想談論的話題時，不管任何場合和規定日程有沒有安排，台灣總是北京在世界論壇上的最愛話題，大談特談，以此來轉移視線、避實就虛。等談到大家都煩了，沒有多少注意力了，約定的時間也就到了，再也沒有時間與機會來解決真正和具體的問題。而中共往往在重大問題上被國際追剿時，就沒事找事，總是製造一點台海危機─如一九五四、一九五八、一九九五至九六，和二○二二的四次台海危機─讓大家又來聽幾個回合的「自古以來」和「不可分割」，因為一旦台海有了危機，任何其他問題，如貿易、人權、地區安全、合作對付北韓和伊朗核武、跨國販毒洗錢、香港新疆、法輪功和地下教會、新冠病毒溯源，等等等等，統統不能談了，以此來達到「以台制夷」的戰略目標，為處於被動的中共解圍。 對台痴迷詞調 從來沒有說服力 其實，中共這種台灣痴迷的詞調和說法，從來就沒有說服力。原因有三︰ 第一，祖國統一論沒有歷史根據，就像我曾經在這個專欄論述的那樣，中共是從來不把國家的領土完整當回事。建國七十多年來，中共主動出讓給意識形態盟友如蘇聯和蒙古，及友好的鄰邦如緬甸的土地面積，比區區台灣島要大幾十倍，對比一下一九四九年和今天出版的中國地圖就一目了然了。即使中共對像印度和越南這樣的鄰國發動侵略戰爭，奪取了大片自稱是自己領土後，也往往主動撤回原邊界線。就像對台灣的威脅一樣，中共對其他鄰國的威脅跟「維護神聖的祖國領土」毫無關係。醉翁之意根本不在酒。 第二，中共向全世界撒謊，指稱台灣政府和領導人一意孤行謀求「台獨」。中共這種指控根本無視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和歷屆台灣政府領袖無數次嚴正申明「維持現狀」的意願─包括蔡英文總統一週前在紐約接受哈德遜研究所「傑出領袖獎」時的致詞─無意也無必要另謀「獨立」的舉動，因為台灣早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而「維持現狀」是美國和中國在一九七二年達成的有關台灣問題的基本共同認識，也是美國對華對台政策的核心，它包括三個不可分割的、中美雙方共同認可的部分︰（一）美國承認有「一個中國」這樣的說法；（二）台海問題不能使用武力來解決；（三）任何解決方案必須經由雙方人民的認可。 台灣人民要維持現狀，台灣領導人和政府也說要維持現狀，不獨不統；美國政府和國際社會也致力於維持現狀。只有中共在那裡鼓吹「台獨」的存在，豈不怪哉？ 台海問題 民主與獨裁的長期搏鬥 第三，烏克蘭戰爭對什麼是「國家主權」做出了重大提醒，對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都有醍醐灌頂之效。台灣和烏克蘭一樣，都和一個隔壁的大國有較深的歷史、文化、語言與族源聯繫，但是共同的歷史和文化聯繫，與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完全沒有必然的聯繫。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徹底忽視了烏克蘭幾十年來的國家獨立所孕育的純正的烏克蘭民族意識和主權意識。中共對台灣的統一威脅，與俄羅斯的侵烏理由，同樣荒唐無理，也同樣完全忽視了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的國家獨立所孕育的純正的台灣民族意識和主權意識─即使是主張統一的國民黨人士，也必須承認目前的台灣和大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社會與兩種生活方式。正因為如此，國際社會已經達成一種普遍共識︰台海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領土主權之爭，而實質上是自由民主和專制獨裁之間長期搏鬥的繼續與深化。幾百年來歷史表明，自由的力量是不可阻擋而握有勝算的，從這一點來看，中共的「以台制夷」之計也並非能夠獲得成功。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目前中共對台認知戰如火如荼，甚囂塵上。台灣的自由輿論環境也讓不少人有意或無意地陷入中共設置的輿論圈套，結果是以訛傳訛、裡應外合、自己嚇自己、自己矇自己，對台灣的民主自由制度以及台灣人民的未來處境，造成不利的影響。綜合起來有如下三大認知誤區，我想有必要談談我的看法。 第一，疑美論，即懷疑美國保衛台灣的決心和能力。隨著中共以攻台恐嚇來影響台灣選舉之深化和加強，台灣內部的「疑美論」也鋪天蓋地而來。以往是論述美國不會防衛台灣，去年是指美國會掏空台灣，部分論者並扭曲台積電赴美設廠是另類棄台。現又指美國縱然軍事支持台灣，也會像烏克蘭，把台灣當成美中戰場，牽制與消耗中共國力，由此延伸台灣不當棋子。另方面，美國現役將領陸續釋放台海戰爭的可能時程，也讓這類說法能再借力使力。其實這種疑美論從客觀上來講，是破壞美台關係的認知作戰手法，是與北京謀和以避戰的投降主義說法，正中北京下懷。 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余茂春表示對台海局勢，有些人抱持三大錯誤認知。圖為東引軍人跑步訓練體能。（路透檔案照） 疑美論 投降主義正中北京下懷 首先，就像以前我曾在本專欄指出的那樣，美國軍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行動的戰略清晰從來就存在，根本就沒有什麼莫須有的「戰略模糊」。自一九八○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止以來，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對此有任何模糊，而且每當中共製造武力攻台危機之時，在位美國總統毫無例外地公開申明或展示美國武力干涉、直接介入的決心和意志。 目前中共虎視眈眈瞄準台灣，有劍拔弩張之勢，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也一如既往，毫不猶豫地已經公開在四個場合，以及在與中共領袖多次會談時，申明美國將毫不猶豫軍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之舉的底牌。有人說美國國務院在總統如此申明之後屢次更正總統的聲明，這也完全是無稽之談。每每在美國總統表示美國武力護台的決心之時，美國國務院總是正確回應媒體詢問，聲明美國總統所說與美國對中對台政策完全一致，沒有任何衝突。 那麼美國對中對台政策究竟是什麼呢？它包括三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第一，美國承認已意識到有台灣是中國的一個部分的說法； 第二，美國反對任何使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第三，任何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都必須要由台海雙方的人民同意。而且這三點都是中美雙方在尼克森時代以來互相知會的，但中共斷章取義，對這種知會做片面解釋。由此而論，美國總統宣布以武力阻止中共用軍事手段改變台海現狀，與這種三體合一的美國國家政策，沒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相反，美國國務院的每次聲明，都進一步確認美國總統軍事干涉的決心和底線。還有一點，鼓吹疑美論的人還完全忽視一個根本的事實，那就是沒有任何一位中共領袖，對美國軍事干預中共武力犯台的決心和底線有任何懷疑。另外，鼓吹疑美論的人不了解為什麼民主自由的台灣，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多麼重要。台灣是中共在亞太地區侵略鏈的首個環節，如果美國對中共武力攻台坐視不管，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眾多盟友，將對美國的戰略承諾和信譽威望，產生不可估量的懷疑和失信。 美國也深知，所有在印太地區受到中共文攻武嚇的國家，如日本、越南、韓國、印度、菲律賓等等，都指望美國領導對中共的武力犯台採取毅然決然的反擊，因為台灣有事，這些國家也有事。 第二，台獨論，即如果中共不武力侵犯台灣，台灣就會宣布獨立。這也是一個嚴重的認知錯誤，是中共長期以來的宣傳藉口。台灣壓倒性的民意從來就是維持現狀，不獨不統。現狀是什麼呢？現狀就是從來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之下的一個事實上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台灣人民選舉出來的政治領袖，不管是國民黨的還是民進黨的，都是堂堂正正的、獨立自主的、獲得台灣人民通過民主程序認可的中華民國總統。儘管表述方式不同，台灣主要政黨都認同這樣一個理念，也就是台灣根本沒有必要宣布獨立，因為台灣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不管中華民國後面有沒有帶有括弧的台灣兩個字，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台獨論 一步步掉入認知戰陷阱 以我在美國政府工作的所有的經歷，以及我所有打過交道的美國政治外交領袖，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任何一個台灣的政治領袖來華盛頓遊說鼓吹所謂的台灣獨立，因為我們有我上面提到的對台海問題解決方案的三個有機組成體。中共一貫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沒事兒找事兒。北京端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一直前後矛盾，邏輯混亂，一方面咬定台獨只是一小撮人，但又認為絕大多數台灣人事實上都有資格當上中共定義下的台獨，包括許多反台獨的台灣人，以及維持台海現狀派、主張中華民國獨立派、不願兩岸統一者，等等等等，全都打成台獨論者。可惜台灣國內也有不少人無所遮攔地附和與配合擴大台獨的定義，無視絕大部分台灣人民對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的認可。這正是一步步掉入認知戰陷阱：接受被中共統一才算是真正的放棄台獨。然而，一旦接受這樣的講法，台灣人民也等於將原本早已具有的主權獨立地位和自由民主，斷送予中共。 砲灰論 因小國寡民而自暴自棄 第三，砲灰論，即美國利用台灣來制衡中國，拿台灣人當砲灰。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美國對台灣防務的承諾，是為了保護台灣人民用不懈的奮鬥而取得的自由民主制度，而美國以及美國在全世界的所有民主的同盟國，都十分讚佩台灣人民幾十年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家也充分認識到中國之所以對台的野心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台灣正在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種巨大恐慌。 持上述「砲灰論」的台灣人實際上是自暴自棄，沒有認識到台灣自由民主制度對中共專制獨裁的共產主義制度的巨大威脅，以及對沒有民主自由的大陸人民的巨大感召力。 美國對台的防務承諾，除了是反對中共在亞太地區的侵略擴張之外，更大意義上是受到保護普世價值和民主自由制度的驅使。台灣人民沒有必要總覺得自己是小國寡民，是大國政治中任人擺弄的一個棋子，世界上許多小國完全能夠深刻影響世界大格局。人口不到台灣的四十％、只有台灣領土三分之一大小的以色列，也同樣長期遭受外交圍剿、政治封鎖和認知戰攻擊，但區區小國以色列不畏強暴、自強不息，與世界民主國家合作共進，成為中東地區民主自由的燈塔和指路明燈。 就像以色列那樣，實際上台灣以及台灣的民主對世界體系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台灣人民應該挺起腰桿做人，不應該總覺得世界的民主國家對台灣自由民主主權的支持和承諾，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和算計。台灣人民應該有以色列和烏克蘭人民所展示的那種為自己的國家獻身的勇氣和智慧，並相信這種勇氣和決心絕對會獲得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聯盟的支持。 因為在台灣問題上，實際上絕大部分民主國家以及像北約和歐盟這樣的民主聯盟，都更加強調台灣問題的核心並不僅僅是主權問題，更重要的是專制獨裁與民主自由的根本衝突的問題，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誰輸誰贏，事關重大，其意義完全超出狹隘的台灣海峽。進一步說，今日的台灣已不是往日的台灣，台灣目前在世界自由貿易體制裡是一個舉足輕重、非同尋常的重要國家。 台灣有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國民之一，有第一流的商業、工業、貿易管理人才，在攸關全球經濟技術關鍵命脈的許多領域佔有龍頭地位。在全世界的兩百多個國家裡，誠然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但比中國面積小二六七倍、人口小將近七十倍、人均GDP遠超中國居東亞第一的台灣，則是美國的第八大貿易夥伴，而且這種貿易關係也在不斷加強。總而言之，台灣根本沒有必要總覺得別人要把自己當砲灰，台灣也有自己相當多的經濟、技術、制度、政治、理念，甚至軍事的優勢和長處，而中共當然有優勢，但和所有的專制獨裁政權一樣，中共所面臨的經濟困境、社會矛盾、制度劣勢和其他國際國內的致命性的挑戰，也是相當嚴峻的。砲灰論實則可以休矣。 台灣海峽的對抗和緊張局勢，完全由共產黨中國造成。如果中共放棄征服民主自由獨立的中華民國的野心，兩岸都會雙贏；如果台灣屈服於中共的淫威和認知操縱，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和主權將不復存在，民主世界與和平安全也將受到重挫。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拜登總統先後在四個不同場合直率且明確地表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台灣，美國將進行軍事干預。圖為二○二二年九月十八日，拜登在新聞節目「六十分鐘」專訪中表示，「如果台灣遭到前所未見的攻擊，美國將會出兵防衛台灣」。（翻攝自CBS頻道）   ◎余茂春（Miles Yu） 美國對台政策的相關對話，經常提及所謂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可是，鼓吹這種概念實在是一廂情願、無事生非，且頗具危險。戰略模糊從來不是美國的官方立場。過去七十年來，維繫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憑藉，並非戰略模糊，而是正好相反。在動用武力保衛台灣的問題上，美國的立場是一貫且明確的：就是戰略清晰。 戰略模糊 對中政策怠惰藉口 「戰略模糊」的概念指的是美國所謂的預設立場，即不明確表明一旦中國入侵台灣時，美國是否會動用武力保衛這個民主國家。據稱這項政策的目的是遏止這種中共對台的侵略行動，並且阻絕中國發動侵略的任何藉口，亦即台灣片面宣布獨立。 早在一九九○年代中期，這個近乎迷思的「戰略模糊」的說法，就已經像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影響了政策制定者的思維。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戰略模糊可以作為安撫中國的一種手段，也是華盛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的一種方式，不會激怒北京進而破壞「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可是，戰略模糊往往成為美國對中政策怠惰的便宜藉口。 戰略模糊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它混淆了戰略意圖和戰術行動之間的關鍵區別。在戰略意圖上，美國始終維持戰略清晰的政策和作為。自杜魯門（Harry Truman）以來，歷任美國總統一貫含蓄或明確地宣示在中國侵略台灣時加以干預的意圖。就像所有的軍事計畫一樣，唯一而且應該曖昧不明的是戰術和具體行動計畫，也就是如何軍事捲入的問題，而不是要不要軍事捲入的問題。 戰略模糊也是一廂情願的，因為北京從來不相信美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台灣時會坐視不管，聽之任之。僅憑中國的如此認定便足以清楚表明，在華盛頓或其他地方談論戰略模糊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自我斟酌。 實際上，很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中找得到有影響力的人士相信美國有所謂的戰略模糊。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所有中共領袖都堅信，美國會在人民解放軍侵略台灣時出兵干預，他們都抱持中共所謂「杜勒斯主義」（John Foster Dulles Doctrine）的堅定信念，即美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需要台灣成為美國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美國永遠不會讓中國這種共產主義國家奪佔台灣，如果解放軍試圖入侵台灣，美國將毫不含糊地動用武力進行干預。 擊敗美軍 中共視為奪台要件 正是在認定美國有戰略清晰的信念引導下，中共展開大規模的擴軍計畫，在入侵台灣的所有戰情想定中，鎖定美軍是侵台軍事行動的最大威脅。人民解放軍的致勝理論，做為其行動和戰術的依據，將擊敗美軍做為奪取台灣的先決條件。在這一點上，中共也是毫不含糊的。 雖然戰略模糊並未編入美國的戰略原則，然而它經常被華府地區的政策制定者和權威人士津津樂道，談得煞有介事。迄今為止，戰略模糊在民主國家裡被反覆重提，以至於某些政府領袖竟然相信，在如何抵禦解放軍入侵台灣的問題上，美國可能確實優柔寡斷、猶豫不決，甚至模棱兩可。 然而，不真實的東西說得再多也不會變成真的。美國對於保衛台灣的戰略清晰，已經延續了七十年之久。 美國的對台戰略清晰始於一九五○年六月廿五日，共產中國支持的北韓人民軍在當天發動韓戰。就在同一天，杜魯門總統派遣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保護這個島國免於中國可能的入侵，並將該地區中立化。一九五五年，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民國（台灣）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美國對台防務戰略清晰的成文化持續了近卅年之久。 然後，在一九八○年一月一日，卡特（Jimmy Carter）總統片面終止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過，即使發生這種變化，美國也沒有揚棄保衛台灣的戰略意圖。美國官方的戰略模糊政策並未因此而誕生。 自一九八○年以來，從卡特—雷根（Carter-Reagan）時代開始，隨之而來的是一段可以被稱為「戰略準透明」（strategic translucency）的短暫的逐步演變時期，在此期間，舊的戰略清晰政策找到了新的形式。 這些新的形式始於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九七九年《台灣關係法》，和雷根總統的「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接著，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為美國長期以來的對台戰略清晰賦予了新生命，批准向台北出售數量空前的精銳F-16戰鬥機。 美國的戰略清晰貫穿每一次中國針對台灣發動的危機和挑釁。最為人所知的是，在一九九五年和九六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機期間，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派遣兩支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進駐台灣海峽附近水域，應對解放軍在那裡發射飛彈恫嚇台灣選民的挑釁行為。 過去六年 華府強化戰略清晰 歷任美國總統不斷透過聲明和其他行動，重申對台戰略清晰政策。二○○一年，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明確宣示，他將「不惜一切保衛台灣」（do whatever it takes to defend Taiwan）。 後來，在川普政府時期，美國在美中關係的框架之外，與台灣發展出極為強健的關係。這種更密切的關係，包括大幅增加對台出售關鍵性武器，更頻繁地派遣高層級官員訪問這個民主島國。 今天，我們置身於美國強化對台戰略清晰的時期。在過去的六年裡，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主政，美國一直不斷強化對台戰略清晰。 我們看到，美國戰艦一再無視中國所謂的「紅線」（red line），在台灣海峽展開航行自由行動。這些行動的頻率大幅增加十倍以上，使這條對台灣防禦至關重要的水道實質國際化。 美國國會還就保衛台灣的重要性，達成歷史性的跨黨派共識。我們已經在好幾項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法案中看到這一點，這些法案獲得一致或近乎一致的支持，進一步將美國保衛台灣的戰略清晰成文化。 美國的軍事領袖也重申美國對台戰略清晰的立場。海軍上將帕帕羅（Samuel J Paparo）是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負責在中國一旦攻擊台灣時執行美國的軍事任務。二○二二年十月十九日，帕帕羅上將表明，美國將「阻止任何對台灣的入侵，以及任何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嘗試，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模糊空間。」 白宮的態度也同樣明確。自二○二一年十月以來，拜登（Joe Biden）總統先後在四個不同場合直率且明確地表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台灣，美國將進行軍事干預。 儘管如此，華盛頓仍然有人拒絕放棄對戰略模糊的癡情。他們援引白宮對總統軍事干預共軍侵台聲明的澄清，稱其為「後推」（pushback）或「收回」（backtracking）。然而，白宮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變，與美國總統在保衛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清晰並不矛盾。 正好相反，這些聲明進一步肯定了戰略清晰。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鞏固了美國的戰略清晰立場，因為「一個中國政策」的基本要件之一，就是美國長久以來一貫反對台海兩岸任何一方使用武力解決台灣議題的立場。正如自尼克森時代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多次聲明，這個立場一點也不模糊。 中共霸權擴張 台灣首當其衝 在保衛台灣問題上維持戰略清晰，應有助於對中國的全球性挑戰提供戰略清晰。中共是一個修正主義政權，與為數眾多的周邊國家有劇烈的領土領海衝突，準備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發動一連串侵略，而台灣是這一連串侵略行動的第一個環節。我們對這種侵略並不陌生，納粹德國的侵略系列行動起始於併吞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日本帝國曠日持久的擴張始於侵佔滿洲（九一八事變），歷史的殷鑑其實並不遙遠。 台灣就是中國的蘇台德區。中共對此毫不含糊。而我們也不應該首鼠兩端。讓我們避免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式那種危險而災難性的「戰略模糊」得以重演。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對台灣人民和政府發動某種聖戰（holy war）。然而，中共的聖戰也是一場假戰（phony war）， 因為中共是以虛幻的名義對付一個假想的對手，就像唐吉訶德（Don Quixote）攻擊風車一樣。 這場假戰有幾個虛假的前提。與中共的主張相反，台灣從來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今天台灣沒有一寸領土處於中共政權的行政管轄或主權控制之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海峽不斷挑釁的大戰略，是為了推動中共的史詩級全球鬥爭，對抗世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美國。圖為共機繞台演習，我戰機升空監控。（國防部資料照） 中共炮製台灣獨立運動 轉移焦點 中共聲稱，有一小撮企圖將台灣從大陸分裂出去的「分離主義叛徒」（splittist traitors），炮製出所謂的台灣獨立運動。不過，這種說法是在轉移焦點。 因為台灣目前並沒有主流政治人物主張台灣獨立。今天台灣所有的政治領袖，不論是來自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這兩個主要政黨，都一直在努力維持現狀。現狀就是台灣的事實獨立。這種現狀可以回溯到一九四九年。 如果台灣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就處於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台灣今天就沒有必要宣布獨立。它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的正式名稱是中華民國（台灣）。它的領導人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它的公民享有充分的自治權利。它的國防部隊枕戈待旦保護它的主權。而且，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和人民，是照亮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自由和民主的燈塔。 在北京的這場假戰中，中共的前提是站不住腳的，關鍵在於中國政府聲稱，台灣與古代中華帝國王朝有著歷史上的聯繫，藉此為中共透過「統一」的名義，將「解放」叛離的台灣這項偽善的使命正當化。 在歷史上，台灣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曾經先後被多個大國統治過。中國的幾個朝代曾經斷斷續續地統治過台灣島。台灣也曾經間歇性地被其他國家佔領、兼併和治理，包括西班牙、荷蘭和日本。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身上。中國也曾經被外國列強侵略和佔領，包括蒙古、滿洲和其他的遊牧民族強權。 但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台灣人民都是自治的。它們不屬於任何人。基於這些事實，今天任何對於領土主權的聲索，都應該主要以國際法和人民的意願為基礎，而不是以過去曾經佔領或共同的民族語言遺產為依歸。 無視國際法與人民意願 聲索領土 俄羅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最常堅持危險的歷史修正主義的兩個政府，它們都被國際社會所排斥。它們都利用關於共同的歷史和民族語言遺產的錯誤論斷，為它們的侵略行徑辯護。它們既無視國際法，也罔顧不接受敵國佔領的主權人民的意願。俄羅斯已經入侵並且兼併烏克蘭的大片領土。中國則瞄準台灣。 國際法也沒有站在中國這一邊。就在不久前的二○一六年，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的一項歷史性裁決清楚地表明，北京基於歷史權利，將領土或海洋主權劃設到其從未控制過的地區的擴張性聲索，「沒有法律依據」。這項裁決的影響範圍遠遠超過南海。 由於中共的表裡不一和投機取巧，中國對台灣的假戰甚至更具欺騙性。北京宣稱重視中國的領土完整，並將台灣的「統一」定位為將失去的領土歸還給其合法所有人的神聖使命。 其實，中共政權對中國的實際領土往往輕忽大意、投機取巧。只要將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時出版的中國地圖，與當前的地圖加以簡單對比，即可闡明這一點。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北京的共產黨政府心甘情願地將中國領土割讓給主要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友好國家，例如蘇聯（俄羅斯）、蒙古和緬甸。這些領土加起來比台灣這個小島還要大好幾十倍。如果中國的領土完整是中共最關心的問題，它就絕對不會這麼做。 中國外交沒原則 是機會主義導向 中共將其奪佔台灣的決心，佯稱為對絕對原則的堅持。這也是假的，因為中國的外交往往沒有原則可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與台灣的假戰中採取的原則，與在其他情況下不同。中國反對以「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做為解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截然不同、但擁有共同文化和歷史遺產的主權國家之間爭端的方案。可是，北京在一九九二年採取在外交上承認南韓的「一個平壤，一個首爾」政策，輕易地背叛了北韓這個「唇齒相依」的親密盟友。同樣地，中共在外交上承認西德的同時，也與共黨統治下的東德維持官方往來。中共在自己的外交事務上始終是機會主義導向，而不是原則掛帥。 中國對台灣的戰爭是假的。那麼，中國在台灣海峽興風作浪的原因是什麼？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真正目標是美國。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信徒。它有著千禧年的狂熱，企圖在一場自稱為「史詩級的鬥爭」（epic struggle）中取勝，推翻全球資本主義。所有的中共領導人，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都毫不掩飾地致力實現這種願景，而且鉅細靡遺地公開闡述中共在這種信念指導下的戰略意圖。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曾經簡明扼要地總結這項使命：「我們共產黨人堅信馬克思主義一定會取得最後勝利，資本主義制度最終要被社會主義制度取代。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因此，我們對社會主義前途充滿信心。」（江澤民文選，第一卷，第三五○頁） 美國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全球領導者。光憑這一點，美國就會被視為中共的頭號勁敵。但從北京的角度來看，更糟糕的是美國將台灣視為盟友和夥伴。而且，自從這個自治的島嶼最近幾十年已經蛻變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以來，美國也大幅提升了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 在台海興風作浪 真正目標是美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海峽不斷挑釁的大戰略，是為了推動中共的史詩級全球鬥爭，對抗世界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美國。台灣海峽的所有重大危機，都是中共為了促進這項對抗美國的大戰略而挑起的。 為了抗議美國陸戰隊登陸黎巴嫩，並抵制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對美帝及其中東行動的「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和「反革命投降主義」，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對台灣佔領的離島金門和馬祖發動猛烈砲擊。整個世界都因為台灣海峽的這場危機瀕臨核戰末日。 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後來觀察到，「這是毛對赫魯雪夫試圖緩和蘇聯和美國之間緊張關係的挑戰…對毛來說，砲擊金門和馬祖只是一場表演，是一場使赫魯雪夫和艾森豪明白他們無法束縛中國，並且破壞赫魯雪夫尋求新和平的遊戲。這場遊戲是一場可怕的賭博，全球面臨原子彈大戰的威脅，可能賠上數百萬中國百姓的無辜生靈。」 在一九九五年和九六年，中共又在台灣附近發射飛彈，製造另一場台海危機。這是為了恐嚇台灣選民，但更重要的是威脅華盛頓。事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吹噓道，「在台灣問題上…我們在台灣海峽的兩場軍事演習震懾了美國政府內外。」 這種馬基維利式的詭計一直延續到今天。中共認為，美國所謂反中共陰謀的關鍵，是一套「既交往又圍堵」（engagement plus containment）戰略。中共也相信，北京的反制之道應該是「以對抗促合作」（to use confrontation to promote cooperation）。 這種算計引發了當前的台海危機。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升高台灣海峽的緊張情勢，脅迫被認定為軟弱和優柔寡斷的美國現領導階層按照中共的條件與北京合作。它企圖迫使美國放棄支持熱愛自由、主權和民主的台灣的決心，藉此折損美國的全球威望和領導地位。 這或許是一場假戰。但它有一個真正的敵人。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最近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北約高峰會上，南韓總統、澳洲總理、日本首相和紐西蘭總理也受邀出席，這是北約成立以來的創舉。（法新社） 由於當前全球自由和民主面臨空前威脅，一個新的國際聯盟正在成形。這種威脅來自中國領導的北京—莫斯科專制和侵略軸心。而對抗這個軸心的新聯盟，可以被稱為「北大西洋—印度—太平洋公約組織」（NAIPTO）。它將是一個歐亞跨洋多邊集體防禦聯盟。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多邊集體防禦公約，而NAIPTO將延續北約的成功經驗，與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強大防禦聯盟融為一體。 這種多邊而非雙邊的聯盟，規模將極為龐大，涵蓋歐亞大陸，以及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這種規模是必要的，因為北約成員國和印太地區的主要國家，正面臨共同的威脅。共同的威脅是共同防禦的基礎。 歐亞跨洋防禦聯盟 對抗中俄 最近幾個月來，成立這個聯盟的必要性變得更為刻不容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讓世界上僅存的兩個文明體國家—中國和俄羅斯—成為侵略擴張行動的共同根源，威脅世界和平與安全。 中俄兩國對他國領土的主權聲索，都不是以民族國家主權或國際法為依據。它們訴諸文明因素—尤其強調民族語言遺產和歷史虛無主義—使其主權主張正當化。中國和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組成一個修正主義聯盟。我們必須以一個歐亞跨洋聯盟來對抗這個北京—莫斯科軸心。 中國和俄羅斯有許多共同點。它們都是地緣政治修正主義者（geopolitical revisionists），一心想要摧毀美國主導促進和保護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場制度的國際法律和政治體系。中俄承諾「關係上不封頂」（uncapped fraternity），對於烏克蘭和台灣等議題，在口頭和實際上彼此支持。他們與歐洲和亞洲的民主聯盟體系為敵。在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最近訪問東京，參加四方安全對話（Quad）高峰會的最後一天，俄羅斯和中國的轟炸機在日本海上空編隊巡航為他送行，充分表明中俄兩國的共同敵意。 這次武力展示乃蓄意為之。中國知名的官方傳聲筒、表裡不一的行家胡錫進如此描述：「中俄這次聯合戰略巡航是針對在東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別惹中國和俄羅斯，尤其是別同時惹這兩個大國。」 民主國家應該認真看待中俄集團的狂言。俄羅斯威脅歐洲的自由和民主。中國威脅印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它們共同組成一個全球軸心。NAIPTO將是一個強大的、全球性的、民主的回應，將會恢復人們對自由的力量和持久性的信心。 NAIPTO將會破除美國在印太地區主導聯盟最嚴重的侷限性，即美國在該地區聯盟只是雙邊而不是多邊的不足。美國與日本、南韓、菲律賓和泰國等亞洲主要盟國，都締結了強固的防禦協定。但這些國家之間並沒有多邊的共同防禦計畫。北約的多邊聯盟性質，可以彌補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聯盟體系的不足，使其變成北約似的多邊共同防務聯盟。 美國印太聯盟的雙邊性這種缺陷帶來挑戰。例如，一旦中國攻擊日本，華盛頓基於條約義務將與東京並肩作戰。但包括南韓和菲律賓在內的美國盟友，卻沒有這樣的義務。這大大減低了戰略威懾，也為中國的操弄創造了可趁之機，讓北京可以挑撥美國的盟友彼此猜忌。舉例來說，北京一直利用首爾和東京之間長期以來的齟齬，試圖破壞華盛頓、東京和首爾三方合作的可能性。 隨著美國將其戰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印太地區，NAIPTO的動能將會增強。美國目前承擔北約大約四分之三的軍事開支。這導致北約在歐洲安全議題上過度依賴美國，而美國已將中國和印太定位為攸關其國家安全的首要議題。當然，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野蠻戰爭，讓歐洲重新成為關注焦點，但盟國不能再將俄羅斯，而不是中國，當成它們的首要競爭對手。 容許俄羅斯在歐洲的地區性策略來分散對中國構成更嚴重的全球挑戰的注意力，將是一個不堪設想的錯誤。中國的經濟規模是俄羅斯的十倍多。中國的軍事能力，包括在網路、太空和人工智慧等常規和高科技領域，都要比俄羅斯先進。中國的野心不僅是要像俄羅斯一樣，透過威脅鄰國重溫帝國舊夢，甚至還要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重塑為以北京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體系。俄羅斯尋求的是全球注意力。中國則是企圖稱霸全球。 NAIPTO的批評者會說，類似的構想在過去已經失敗了。一九五○年代曾經有過建立亞洲版北約（Asian NATO）的嘗試，後來變成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那次嘗試沒有成功。 不過，SEATO失敗的原因早已不復存在，這為該地區建立新的多邊共同防禦聯盟創造了條件。在一九五○年代，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剛剛擺脫歐洲殖民主義。在中國、北韓和北越等地，共產主義構成重大威脅，但它們對歐洲列強的敵意和對共產主義的厭惡一樣強烈。因此，當東南亞公約組織成立時，並沒有一個共同威脅的意識，只有菲律賓和泰國兩個東南亞國家加入。其他SEATO的創始成員國是美國、法國、英國、紐西蘭、澳洲和巴基斯坦。 中國威脅 已成迫切的危機 今天，來自中國的威脅已經從遙不可及變成迫切的危機，從地區性擴大到更廣泛的全球範圍，印太地區幾乎每個主要國家都面臨相同的威脅，包括日本、印度、南韓、台灣、澳洲、紐西蘭和東南亞國協（ASEAN）十國。這些國家有一半以上與中國共產黨有著海洋和領土爭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今天的中國一樣，對印太地區的自由和主權國家帶來如此明確且普遍的共同威脅。 SEATO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當時的亞洲國家和北約國家不同，沒有強健和共同的價值觀與民主傳統。當時許多國家—甚至是台灣、南韓和菲律賓等美國的盟友和夥伴—都被獨裁者統治。美國領導同盟體系的首要目標，是美國的安全和捍衛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價值觀。在一九五○年代，由於亞洲國家缺乏這種共同的價值觀和民主傳統，迫使美國以雙邊主義取代多邊主義，因此SEATO做為多邊架構的亞洲版北約，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失敗。 然而，自從上一場冷戰即將落幕以來，這個世界已經大為不同。從一九八六年菲律賓爆發「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運動開始，一波民主化浪潮席捲了整個印太地區。民主早已成為一種生活常態，而非反常現象。台灣、南韓、印尼、馬來西亞和許多其他國家的人民，都加入了日本、印度、澳洲和紐西蘭組成的民主陣營。儘管分歧依然存在，但這些國家現在志同道合，早已形成一個印太民主主軸，為NAIPTO的出現奠定了共同捍衛主權，價值觀和基本自由的堅實基礎。 做為一個志同道合的聯盟，NAIPTO的多邊結構將進一步深化彼此的關係，使成員國超越小我的歷史爭端，將共同防禦的重要性置於狹隘的自身利益之上。數十年來，北約消弭了歐洲長期以來的自相殘殺和內部動亂。如今，NAIPTO也有潛力在印太地區為南韓和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紛擾發揮相同的作用。 雖然NAIPTO聯盟的雄心壯志可能會讓一些人裹足不前，但一個歐亞民主聯盟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水到渠成的。美國是最早意識到中國挑戰的國家之一，許多歐洲國家現在也認同美國的戰略轉折。歐洲聯盟便已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systemic rival）。 同樣地，北約領袖也持續發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聲明，強調需要擴大聯盟以承擔促進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新使命。最近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北約高峰會上，南韓總統、澳洲總理、日本首相和紐西蘭總理也受邀出席，這是北約成立以來的創舉。在這次會議上產生的「北約二○二二年戰略概念」（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不僅具有革命性，同時具有實質意義，宣告北約成員國必須「做為盟國負責任地攜手合作，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歐洲—大西洋安全構成的體制性挑戰，」明確標明中國是「系統性的挑戰」（systemic challenge）。該峰會進一步確認中俄「沆瀣一氣，與北約的價值觀和利益對抗，共同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現在，該是賦予舊聯盟新的力量和目標，並且建立新聯盟以迎接當前挑戰的時候了。如果我們珍視北約在廿世紀取得的成功經驗，則確保這項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廿一世紀堅持並擴大對NAIPTO的承諾，因為無論地理疆界為何，對一個民主國家的攻擊，就是對所有民主國家的攻擊。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不少分析家也錯誤地認為習近平與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領袖相比，是出奇的專制獨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沒有了習近平中國就沒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實這是非常不對的看法。（路透）   ◎余茂春（Miles Yu） 中共歷屆領袖，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毫無例外地堅信兩個東西：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由於這兩個論題有巨大的邏輯矛盾和缺乏實證，中共幾十年來熱衷於發動各種各樣的大規模運動，把原本是經濟的問題、公共衛生的問題、救災救難的問題、文化娛樂的問題、讀書學習的問題、運動比賽的問題、病毒疫情的問題，等等等等，一律變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利用對全中國資源的壟斷，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論證共產黨的了不起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結果反而是禍國殃民，集中力量辦壞事和蠢事。從土改、鎮反、大躍進，到文革、清污、天安門大屠殺，再到全民特務監控專政、高科技境內境外封殺異己、種族滅絕、集中營制度、全球大撒幣、全民大清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讓中共的政治制度的劣勢暴露無遺。 沒有習近平就沒事 這是錯誤看法 目前，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內外交困、民怨沸騰，不少人認為這是因為習近平這位領導人剛愎自用、志大才疏，事無巨細都要親自瞎指揮。不少分析家也錯誤地認為習近平與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領袖相比，是出奇的專制獨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沒有了習近平中國就沒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實這是非常不對的看法，因為習近平固然治國無方，但他不是問題的癥結。當代中國的主要問題，都是因為製造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種政治領袖的共產主義獨裁專制制度。 在這種獨裁專制的共產主義制度下，所有的中共領袖都具有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針的高度的連貫性和一致性。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這些前領袖比起習近平來，同樣是走火入魔的馬列信徒和殺人不眨眼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當然是殺人如麻的超級歷史罪人，搞了幾十年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工程，幾千萬中國人死於一個理想、一個領袖、一個思想。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屠夫超過了毛澤東的邪惡程度，連希特勒和史達林也望塵莫及。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馬列信徒，但鄧小平不是一位有浪漫詩人氣質的共產主義信徒，而是一位幹部型的共產主義領袖，能夠更加有理性地貫徹共產主義的藍圖，理清了共產主義統治手段的輕重緩急，把四個堅持做為治國綱領，不但拯救了中國的經濟，還使得共產黨的專政更加有效。但這位改革大師也同樣是一位殺人魔王。毛澤東主要是以搞政治運動挑起群眾鬥群眾來坑害中國人，而鄧小平是直接用共產黨的坦克、機槍、大砲對準中國人民直接掃射和屠殺，而且理直氣壯，口口聲聲宣布要靠鎮壓和嚴打來維持共產黨政權的安定團結。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獨裁統治當然為世人不齒，但是鄧小平還有點自知之明，搞韜光養晦，對自由民主世界搞臥薪嘗膽，等待未來時機來實現中國共產黨主宰的英特納雄耐爾（法文L’Internationale音譯，意指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理想）。 權力絕對壟斷 造成傲慢腐敗愚蠢 習近平不如他的前任聰明，不怎麼識時務，誤以為韜光養晦和悶聲幹壞事的時代已經結束，東升西降了，民主制度已經過時了，中國式的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要領導全世界了。所以習近平當政的十年，基本上沒有了中國這種共產主義獨裁政治體制的遮羞布，在他身上反映出來的中國的內政外交，基本上更加清晰地展現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徵。這種政治制度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的增加，教育了全世界，震醒了長期以來被中共灌輸了迷魂湯和蒙汗藥的美國政治菁英，是扭轉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基本因素。 那麼在習近平身上展現出來的這種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徵是什麼呢？當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共產黨對權力的絕對壟斷。這種權力的絕對壟斷所造成的制度劣勢，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也就是權力的傲慢、權力的腐敗，和權力的愚蠢。 權力的傲慢是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徵。由於共產黨壟斷的權力不能受到任何力量的制衡，中共的國內國際政策非常的霸道，為所欲為。以這次疫情為例，原本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大危機，必須用科學和醫學手段來對付。但是自二○一九年年底武漢爆發疫情的第一天開始，中共政權從來就沒有以科學的態度手段來對付疫情，而是以政治手段不顧人民生命死活對疫情全面封鎖和掩蓋，對知情人士進行鎮壓和封嘴。中共對疫情處理的每一個措施，都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形象，證明共產黨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所謂制度優勢。正是因為共產黨的權力是傲慢和無敵的，所以全國各地一定不能有疫情的蔓延，不管病毒的傳播力量多麼的無情和恐怖，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一定不能有病，否則就是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抹黑和褻瀆。為了顯示共產黨無所不能，為了證明社會主義集權制度的絕對有效性，習近平一聲令下，全體清零，兩千六百萬的上海人民就一夜之間墮入水深火熱之中，把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頃刻間變成一座由流氓打手管控的巨大集中營，手段之殘酷，苦難之慘烈，充分體現了中共集中力量辦壞事蠢事的制度缺陷。這是中共大躍進式政治狂熱病的再發作。 中共體制下的權力的傲慢還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中共在自己覺得國力不夠的時候，往往在國際上宣揚所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每當自我感覺良好一些，覺得自己翅膀硬了，中共在國際上就奉行所謂的「大國外交」，在國內政策上的那種自大狂，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世界上沒有比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更加令人瞠目地狂妄自大和傲慢無禮。難怪中國在世界上基本上沒有一個真心的朋友，所有跟中國接壤的國家，不是飽受中共的欺辱和挑釁，就是心懷戒心，即使是北韓和巴基斯坦這樣唇齒相依和全天候的朋友，也若即若離，不能完全靠得住。 權力的腐敗是中共體質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得不到制衡的權力，必然是腐敗的權力。這種體制的腐敗是制度性的、坍方性的，是侵蝕到靈魂的腐敗。《紐約時報》曾經經過多年的調查，發現中共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家家都是億萬富翁，在香港等處秘密擁有鉅額財產。全中國有兩千多名省部級高級幹部，中共十八大以來，就有兩百三十多名以貪污罪和其他罪行被逮捕。這個犯罪率是全中國老百姓犯罪率的十幾倍以上。中國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更是令人髮指。在上海的法西斯式的封城期間，被囚禁的居民們憤怒地發現，不少居委會的芝麻官也囤積居奇，截獲救援物資為己有，置待斃的饑民於不顧。有人說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隊伍就是一個巨大的犯罪集團，這個說法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可以想見，如果中共領袖再向上海市民宣揚中國處理疫情的所謂「制度優越」，會顯得是如何地荒唐和不合時宜，兩千六百多萬上海人民真正能夠相信這種謊言的肯定不在多數。 中共高官愚昧無知 國際政壇笑話 中國的制度之所以展現不出優越性，還在於壟斷權力的愚昧之處。一個傲慢和腐敗的政權，不可能真正奉行科學治國，也不可能獲取正確和精明的政策建議和諮詢，因為在這種制度下，最高領袖往往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天才，是戰略家，其最高指示絕對不能妄議，稍有異議，一定是重刑或人間蒸發。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這種制度性地製造和延續愚昧和無知的機制毫無改變，最近幾年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因此，明明是十分荒唐愚昧的政策措施，往往被吹捧為精明之作、國之瑰寶。中共高級官員的愚昧和無知，在國際政壇上常常是茶餘飯後的取樂談資，令人唏噓哀嘆。 中共宣傳機器常常提到，中國的制度性的優越造就了目前中國的盛世。毫無疑問，中國在最近十幾年內國力大增，經濟軍事都有快速發展。但是這種所謂的盛世，和中國傲慢腐敗和愚昧的共產主義制度沒有必然的聯繫。首先，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中國人民擺脫共產黨的公有經濟，以及國際自由經濟體系提供了機遇而造就的巨大的財富的增長。這個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巨大的財富，被壟斷的國家權力武斷地佔有和盤剝，充實了共產黨的腰包，發展了中共的軍力。 而最主要的是這種暴發戶似的經濟成功，根本沒有制度性的邏輯保障，主要是靠非正常的臨時性的國際環境。而這種國際環境正在飛速改變，對中共這種掠奪式的經濟成功構成致命的威脅。 中共宣傳機器津津樂道的所謂盛世，是一個國富民窮的虛假的盛世，是一個精心編製的神話，是過去三百年來第三個虛假的盛世。 第一個是所謂的乾隆盛世，其傲慢腐敗和無知的制度性缺陷，很快就被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暴露無遺。第二個虛假的盛世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同治中興，雖然也鎮壓了叛亂和造反，也有了虛張聲勢、外強中乾的洋務運動，但同治中興的傲慢腐敗和無知，也很快暴露這個虛假的盛世的制度性的缺陷和弱點，同治盛世也很快灰飛煙滅了。 習虛假盛世 處於被顛覆驚恐狀態 目前習近平治下的第三個虛假的盛世，根本經不起民主自由制度的挑戰。和乾隆盛世和同治中興一樣，目前中國的所謂盛世也是弱不禁風的，它時刻處於一種隨時被自己人民顛覆的驚恐狀態之下。因為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政權最恐懼的是中國的人民，在國際事務上中共最害怕被告知中國共產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以及中國和中共是兩個不同概念這個最明顯的事實。 這個盛世的制度性的虛弱，還反映在其對國際輿論的極度敏感，一直處於被國際民主勢力和平演變的絕對恐懼之中，只能不斷給自己打「勿忘初心」、「四個自信」和戰狼外交之類的強心劑。一個遠在重洋的美國人在推特上發帖聲援香港示威，就會造成盛世大國的政治痙攣；一個漫畫動物會造成盛世大國動用全國的資訊力量全面絞殺審查。有人說中共是一個巨嬰，有一個貌似強大的軀體，但還是一個沒有發達的理智和擺脫本能衝動的嬰兒。其實黑格爾在二○○多年以前也說，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專制社會，實際上還長期停留在文明的幼稚時期，還沒有成熟。但是黑格爾沒有想到的是，一個處在文明幼稚時期的巨嬰，卻擁有改變甚至統治世界的雄心。這樣的英特納雄耐爾，一定不能讓它實現。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起全球震盪。但歐洲之外最為關注此次戰爭的地方非台灣莫屬。箇中因緣，不言自明。但烏克蘭事變教訓深刻，世界人民，尤其是台灣人民，必當認真考量和參照。不揣冒昧，略述如下。 國際地緣戰略 絕不能寄希望於中共 首先，烏克蘭事變告訴我們，在國際地緣戰略中絕對不能走中間道路，不能立場不堅定，更不能寄希望於中共，因為中國共產黨對國際條約和國際義務完全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絕對不可靠。烏克蘭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是造成目前烏克蘭大難當頭的一個重要因緣。 自從蘇聯解體以來，不少烏克蘭的政治精英總是在歐盟和俄羅斯之間猶豫不決，立場不堅定，不能定奪之際，就寄希望於一種所謂的第三條道路，也就是擺脫與布魯塞爾和莫斯科的糾纏，和中共發展一種戰略夥伴關係，希望以此來脫離烏克蘭的戰略困境。這種思維正中中共下懷，因為中共一直寄希望於將烏克蘭納入自己的戰略軌道中間來，以便孤立與自己爭奪全球戰略資源或地緣影響的俄羅斯。於是中共順水推舟，慷慨大方地與烏克蘭簽署了一系列信誓旦旦的友好條約，包括二○一一年與烏克蘭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條約，和二○一三年底中烏有關「中國承諾向烏克蘭提供核安全保證」的保證書。這是中國直接向俄羅斯挑戰，向烏克蘭保證，在其受到第三國核威脅的時候，中共向烏克蘭提供核保護傘。除了俄國之外，沒有任何國家對烏克蘭有核威脅的可能。由此種種，導致烏克蘭的相當一部分政治精英，受到這種中共戰略保證的誤導。 中共也因此獲利甚豐。烏克蘭長期以來向中共廉價甚至非法提供俄羅斯設計的各種尖端武器，從航空母艦，到重型轟炸機引擎，再到兩棲作戰氣墊登陸艇，以及各種各樣的飛彈技術等等，無一不有。多年來，甚至還有好幾千名原來蘇聯訓練的烏克蘭武器專家受僱於中共的國防工廠和研究機構，為中共的武器現代化服務。不少烏克蘭的領袖人物誤以為有了中共這個第三條路線的安全保證，有GDP大於俄羅斯近十倍的中國這個戰略夥伴，俄羅斯就不敢輕舉妄動，中烏友誼合作萬古長青。云云。 但是烏克蘭現在痛苦地認識到，中共在權衡其與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時，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信誓旦旦要支持保護的烏克蘭，反而與侵略者沆瀣一氣，毫無道德和信義。在烏克蘭遭到俄羅斯明目張膽入侵的時候，中共這個戰略夥伴總是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僅如此，中共還公開助長俄羅斯的侵略野心，完全聽命於莫斯科。在二○一四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的時候，中共就拋棄烏克蘭，唯命是從於俄羅斯，拒絕向為其製造尖端武器的烏克蘭政府付款，而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乖乖地把欠烏克蘭的武器鉅款付給了被俄羅斯吞併的克里米亞軍工廠。這一次俄羅斯全面進攻烏克蘭，中共更是毫不猶豫拋棄烏克蘭這個戰略夥伴，與俄羅斯狼狽為奸，還為其鼓吹打氣。台灣人民應該吸取烏克蘭這個深刻的教訓，不要再相信什麼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之類花裡胡哨的統戰宣傳。這只能是自欺欺人。 國防自我獨立 絕不能全部仰賴友邦 烏克蘭向我們提供的另一個非常深刻的教訓就是，一個國家的防務一定要立足於自身而絕對不能百分之百地仰賴於友邦。要向以色列學習，在爭取友邦支援的同時，立足於國防獨立，推動全民國防動員，為自己的國家獨立做出貢獻。烏克蘭在這次戰爭中沒有得到美國和北約直接的軍事參與，美國總統拜登從戰爭一開始就明確地表明美軍不會捲入。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烏克蘭人民全民覺醒，全民抗戰，進行了英勇不屈的反抗。雖然代價慘重，但是這種自我防務，免於亡國的經驗和國民意識受到舉世矚目。我想這次戰爭之後，烏克蘭一定會更加立足於國防的自我獨立。 實際上只有在一個國家能夠同仇敵愾，獻身於自我防務之時，國際軍事支援才有意義，才有源源不斷地到來。不管這個國家是大還是小，它最終都會獲取無窮的國民力量，也會因此而得到國際友邦的支持。如果自己都對自己的防務缺乏全面的自主投入和全民動員，那麼國際社會就難於提供實質性的援助。如果烏克蘭這一次沒有展現出如此堅強的全民抵抗決心，美國和北約也不會在防禦條約範疇之外提供如此實質性的協助，來挫敗俄羅斯的軍事侵略計畫。對於俄羅斯來講，也不至於在烏克蘭的戰事如此地停滯不前，陷入戰略膠著。 失敗主義、投降主義 絕對沒有前途 烏克蘭事變也深刻地啟示我們，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絕對沒有前途。烏克蘭之所以成為世界抵禦侵略的模範和榜樣，而振奮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與民眾，是因為面對有絕對軍事政治和經濟優勢的侵略者，沒有表示絲毫投降主義和失敗主義的情緒。因為他們認識到國際國內道義和勇氣的力量，也認識到侵略者內部的巨大矛盾和弱點。 大國有大國的優勢，大國也有大國的矛盾和困境。而大國的矛盾與困境，往往比受侵略小國的矛盾和困境成比例地龐大。歷史上發動侵略戰爭的強國大國，像沙皇帝國，像納粹德國，往往都是因為自己在尖銳的內部矛盾下發動戰爭而垮台。所以有強大武器的侵略國家一旦發動戰爭，往往會導致侵略者內部問題激化和國際反侵略力量的迅速集聚。對於像中共這樣萬分恐懼其人民造反，防民之口之行勝於國防和國際觀瞻，滿處是飽藏戒心和飽受凌辱的鄰國與多個伸張正義的世界強國，且無為之肝膽相照，出兵出力配合侵略的狼狽之輩，完全沒有道理無端散佈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烏克蘭人告訴世界，戰前言敗言和，必敗無疑。 侵略者理論偏激危害 必須堅決抵制 最後，烏克蘭事變也揭示侵略者理論認知的偏激和危害，必須堅決抵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僅其打法殘酷，更重要的是其推動這種侵略行為的理論非常荒唐和無理。按照中共話語來講，就是普廷搞的是歷史虛無主義，也就是對歷史公然的竄改和捏造。普廷總統一直認為在原蘇聯統治下的加盟共和國統統沒有所謂獨立的民族性和國家意識，也就是Nationhood。他不僅認為烏克蘭這個國家獨立的民族意識是莫須有的，是蘇聯帝國統治時造成一種幻覺，在兩、三年以前他也對哈薩克說過同樣的話，認為在蘇聯垮台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哈薩克獨立的民族性。這是他入侵烏克蘭一個最大的理論基礎，和中共徹底否定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獨立發展起來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我想中共侵犯台灣一個最大的理論基礎，就是完全否認台灣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早已是獨立於中國大陸專制獨裁生活方式的這個基本事實。這是非常危險的一種想法，這種想法不去掉，世界上的未來戰爭是會連綿不斷的。 （作者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烏克蘭之所以成為世界抵禦侵略的模範和榜樣，而振奮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與民眾，是因為面對有絕對軍事政治和經濟優勢的侵略者，沒有表示絲毫投降主義和失敗主義的情緒。（美聯社）

蔡英文總統體認到台灣的內在力量，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雄辯地強調：「當一個台灣人可以很光榮，可以抬頭挺胸、昂首闊步。」只要中國人民可以無所畏懼地表達意見，他們無疑都會認同這種說法。（取自總統府官網）   這個世界在過去年五年裡經歷一場劇變。陳腐的共識被質疑摒棄。國際安全議題的全球對話更加迫切。民主國家已經意識到挑戰迫在眉睫。而最深刻的變革，則是與自由社會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構成的威脅有關。 美國對中共看法的轉變始於川普政府。時任國務卿龐皮歐形容，中共的威脅不再侷限於地區，而是全球性的，其對人類自由的迫害更甚於前蘇聯。這股威脅的根源，是受意識形態驅使、以建立全球霸業為目標的共產主義暴政。在夸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願景的同時，中共也利用種族滅絕、歐威爾式（Orwellian）監控、鎮壓、審查、秘密警察和意識形態洗腦等手段，殘害本國人民。儘管令人難以接受，這些卻是不爭的事實。 如今，美國不同政治光譜的領袖對這些事實看法一致，拜登政府也是如此。美國與志同道合的夥伴開始團結建立抗中聯盟，而台灣人民最能體會此舉的重要性。 這對台灣來說，意味著在自由世界享有應得的地位。做為一個事實上自治的島國，台灣展現了享有自由和民主、使用華語的人民所能開創的國家面貌。台灣七十年來一直是美中關係的衝突點，如今在自由和獨裁的全球競賽中更是舉足輕重。 防衛台灣是世界的責任 台灣並不孤單。台灣的和平與穩定不僅對區域和美國十分重要，更攸關整個自由世界。愈來愈多國家意識到，台灣只是中共侵略全球的開端。正如納粹德國並未止步於併吞奧地利，日本帝國並未在進佔滿洲後罷手，中共也不會只滿足於征服台灣。 北京的野心受到修正主義歷史觀，以及對於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敵意所驅動。這使得中共在二十多起領土和海洋紛爭中成為侵略者，還不包括南海等全球性公共資源。中國的陸地和海洋鄰國之多，為世界之最，儘管台灣是中共的主要目標，實際上沒有任何國家能倖免。 印度─太平洋地區以外的國家受益於該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其中也包括台灣。歐洲國家對廿世紀綏靖侵略者所造成的切膚之痛，迄今仍記憶猶新。中共的侵略使歐洲國家警醒，進而展現力挺台灣的明確立場。 二○一九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秘書長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發表歷史性聲明，點名中共對歐洲構成安全威脅，北約關切台海情勢，並相繼獲得眾多北約官員背書。法國和英國已派遣軍艦和代表團訪問印太，連人口僅約台灣十分之一的小國立陶宛，也與台灣並肩對抗北京，包括退出簡稱「十七加一」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並同意台灣開設代表處。 非北約國家也不落人後，尤其是日本和澳洲皆已表明，一旦中共侵犯台灣，他們將在美國領導下與台灣並肩作戰。中國確實兵強馬壯，但在團結的自由世界面前實則微不足道。這一切都表明台灣不再孤單，已成為全球抗中聯盟的隱性成員，因為在全球民主共同體中，對某一國家的威脅就是對全體的威脅。 歷史、國際法與台灣主權 除了共同價值觀和利益，催生以台灣為中心的抗中聯盟的推力，還包括一樣東西：真實。而不爭的事實是，台灣不隸屬於北京。從歷史、國際法和既定事實來看，這一點都無可爭議。 中共曲解歷史，對其他國家提出過份的領土和海洋要求，但多半與事實相悖。 二○二○年十一月，時任國務卿龐皮歐公開闡明「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重申美國從一九八二年雷根政府確立對台「六項保證」後，美國長久以來對台灣主權的立場。曲解歷史不能當成錯誤主權聲索的依據。 更重要的是，只要與現行國際法的表述不符，單憑歷史存在並無法構成主權聲索的憑據。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CA）二○一六年針對南海主權爭議做出指標性判決，駁回北京對南海大部分水域的主權聲索，即是例證。二○二○年七月，時任國務卿龐皮歐也就南海問題發表歷史性聲明，首度正式宣告：中國對南海資源的主張，「如同其霸凌鄰國以控制南海資源的行徑，實為完全非法。」 北京的主張不僅違背法律和歷史，也與事實背道而馳，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對台灣行使任何主權管轄。台灣是否應該或將要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端視台灣人民是否同意。 這是台灣的共識，國民黨和民進黨政府均明確或間接地維護這項原則。二○○九年五月，時任國民黨籍台灣總統馬英九表明，「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人民決定。」繼任的民進黨籍現任總統蔡英文及副總統賴清德也不斷重申，台灣沒必要宣布獨立，因為台灣已經是獨立國家，名叫「中華民國（台灣）」。民調更顯示，台灣人民堅決反對北京侵略和所謂的「統一」企圖。 萬眾矚目台灣 現代社會中，主權來自於人民的認可。台灣的主權不僅奠基於歷史、法律、現實和台灣人民的意願，也奠基於將台灣的志業與其他自由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共同原則。 正如美國的《獨立宣言》所闡明的，各州和聯邦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治者的同意」。開國元勛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精闢地指出：「在自由政府中，統治者是僕人，人民是他們的上級和主權授予者。」正是因為這些普世的理想，全世界的目光才聚焦於自由民主的台灣。 兩岸關係的重要性不只是中共爭奪「中國」的合法性，強迫台灣成為北京管轄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場自由和暴政的史詩級鬥爭。 北京誇誇其談與台灣「統一」，但這個問題沒有折衷之道，而是兩種極端對立治理模式的衝突。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中共卻是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獨裁政權。 在冷戰時期，自由國家聚焦於西柏林，現在則是台灣。這是一場超越時空的競賽。 台灣很強大 並將扮演決定性角色 台灣雖是小國，卻擁有堅強實力，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唯有台灣人做出選擇，才能決定台灣的方向。 台灣人可以從歷史殷鑑中得到慰藉。民主小國希臘成功擊敗兵多將廣的波斯帝國。十九世紀的小王國薩丁尼亞（Piedmont-Sardinia），在列強環伺下最終統一義大利。在二十世紀，國土面積僅約台灣三分之二的以色列，在四十年內三度戰勝規模遠大於己的對手。以色列和台灣一樣，有強大的美國為後盾，中國卻沒有能與之並肩作戰的盟友。 質疑台灣自衛能力的人，經常引用舊約聖經故事「大衛與歌利亞」來暗指某種宿命論。然而，這個故事的結局是大衛打敗了歌利亞。如今唱反調的人就像當時的失敗主義者，都以為歌利亞龐大到不可能倒下，事實上正是因為歌利亞太龐大，無法逃脫敗亡的命運。 台灣擁有北京無法企及的優勢。台灣人可以出於自由意志捍衛自己，而非為了迎合獨裁者的願景。中共欠缺任何政治合法性，所以深深忌憚人民。中共愈發孤立，旋踵成為國際社會的過街老鼠。如同龐皮歐二○二○年在加州尼克森總統紀念圖書館暨博物館發表的演說，「共產黨人幾乎總是在撒謊。他們最大的謊言就是以為自己可以代表被監視、壓迫、懼於表達意見的十四億人民發言。」 蔡英文總統體認到台灣的內在力量，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雄辯地強調：「當一個台灣人可以很光榮，可以抬頭挺胸、昂首闊步。」只要中國人民可以無所畏懼地表達意見，他們無疑都會認同這種說法。 台灣人可以自豪的地方不光是自由民主。台灣崇尚自由市場及私營企業，放眼全球的經濟和貿易產出，更超越許多規模更大的競爭對手。台灣也是美國第九大貿易夥伴。 正如我們在這場始於武漢的瘟疫中所看到的，台灣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傲視全球。台灣更是全世界最長壽、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在電影、音樂和中華傳統藝術方面也風靡全球，媒體自由更是亞洲第一。 台灣是全球經濟和科技供應鏈的關鍵領導者，是半導體設計和製造業的重鎮。如果沒有台積電，這個世界就會停擺。 最重要的是，台灣擁有全世界最成熟、最高水準的選民，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台灣人民一貫透過往往爭執不休、但也活力十足的民主程序選出領導者，不論其社會經濟地位或性別，所有族群均可發聲並發揮自己的潛能。 蔡英文總統正是典範之一。除了以色列前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蔡總統是亞洲唯一憑藉自身能力和傑出表現成為國家元首的女性，她和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其他國家的女性元首不同，沒有訴諸男性強人光環的家族背景庇蔭。 世界談論台灣時，通常僅提及軟、硬體設施，但人民才是台灣真正力量的根源。 誠如蔡總統所言，「台灣，已經被國際定位為民主成功故事、可信賴夥伴、世界良善力量，這是台灣人民共同的驕傲。」 世界需要台灣 正如台灣需要世界 台灣需要世界各國力挺，世界也需要台灣。這點在未來數年內尤其顯著，因為有志一同的國家將持續合作反制中共威脅。 台灣掌握與中共交手數十年的寶貴經驗，過去兩年的情況更為此增添重要性。在致命冠狀病毒從武漢擴散初期，若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全球領袖儘快注意到台灣方面的示警，無數人命和財富就可倖免於難。台灣早知須對中共保持高度懷疑。龐皮歐也直言，對於北京，「不信任，且要查證」（distrust and verify）。 當這場疫情爆發後，「#TaiwanCanHelp」（#台灣能幫忙）的主題標籤迅速爆紅。無論是保護人民健康、守住國家防線、確保經濟和供應鏈運作或維護人民基本自由，台灣確實幫得上忙，也正在幫忙。這個事實將為自由國家帶來希望，並向北京表明，國家大小並非誰能贏得未來的決定因素。   （余茂春為美國海軍官校東亞和軍事史教授，曾在川普政府擔任美國國務卿龐皮歐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現為哈德遜研究所及2049計畫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