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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關文章 - (余杰)
余杰相關文章
用國家力量來監控人民很道德嗎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評論華為事件時表示,在沒有任何證據下,「動用國家力量來抹黑和打擊特定的企業,這種作法既不公正,也不道德」。然而論者認為「沒有證據」只是王毅自說自話。中新社 余杰/旅美華裔作家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評論華為事件時指出,在沒有任何證據下,「動用國家力量來抹黑和打擊特定的企業,這種作法既不公正,也不道德」。 沒有證據,只是王毅自說自話,美國司法部關於華為犯法的證據,早已堆積如山,即將成為呈堂證供。如果沒有證據,美國不會無緣無故讓加拿大履行條約義務抓人。 王毅對「國家力量」的限定,更是耐人尋味。在民主國家,「國家力量」確實不能為所欲為,既要受到本國《憲法》和國際法的制約,也要受到本國公民和國際輿論的監督。反之,隨意動用國家力量實施侵犯人權和反人道罪行的,恰恰就是王毅所服務、所代表的「國家力量」——中共政權將200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強制洗腦、強制勞動,是公正和道德的作法嗎?中共政權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獄中虐待致死並挫骨揚灰,是公正和道德的作法嗎?中共政權縱容某些「特定企業」用毒疫苗、毒奶粉害死成千上萬嬰幼兒,是公正和道德的作法嗎? 王毅只說了半句真話,那就是華為確實是「特定企業」,是中共監控全民、打造動物農莊的得力助手,是中共一帶一路、稱霸全球的先鋒隊,而不是任正非謙卑地描述的那種「只要員工有飯吃就滿足」的普通企業。 任正非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有記者提問,如果中共當局要求華為提供外國客戶或他們網絡設備的機密信息,華為將如何回應,任正非理直氣壯地說,「對這樣的要求,我們肯定會拒絕」,「中國沒有一條法律要求任何公司必須要安裝後門」。任正非真是一名法盲,需要華為的法律顧問為他補上一節法律課:中國於2017年通過《國家情報法》,要求中國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支持並協助國家情報部門的調查,同時保留與此類調查相關的信息。任正非的言論已觸犯《國家情報法》,應立即被中國司法機關治罪。 中國的「特定企業」不止華為一家。中國有一名姓史的網友,公開發表支持台灣獨立與蔡英文的言論,被捕入獄,成為極少數中國人為台獨而入獄者。在獄中免不了逼供,獲釋後他揭露說:「我在審訊室時,警察為了逼我說出更多,讓我看了網絡安全室。他們把我的微信界面投影放大,聊天框中,我的女友正在焦急的找我。她的手機號碼、她在台北的位置和周圍的建築物都看得見。他們還給我看了一個陌生人的,以確保我相信我在微信上一切的言論他們都已掌握。只要你用了這個軟體,你的個人資料都會在中國網絡警察的硬盤中。」 這位史姓網友希望藉由他親身的慘痛經歷,傳達給台灣人乃至所有人一個明確的訊息:中國是一個認為用「國家力量」來監控國民乃至整個人類,是很道德的行為的國家。那些排隊購買華為手機的台灣人如同自取滅亡。所以,任何人購買華為、OPPO、Vivo和小米手機都要三思而後行,任何人使用微信、支付寶等所有中國通訊軟體也都要三思而後行。
余杰
2019-01-30
為什麼中共打不贏對美貿易戰
慣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中國,其外交政策的基點從清末到現在沒有任何進步。鴉片戰爭期間,欽差大臣琦善向英國全權特使和英軍指揮官送去美佳味餚、滿漢全席,認為討好了對方的口腹之慾,就能讓對方乖乖退兵。結果,英國人吃完了魚翅海參,照打不誤。
余杰
2018-08-29
順豐速運是共產黨的隨附組織
資料照。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投書媒體,講述他在台灣誠品書店購買一批書籍,委託旅館幫忙運送到香港。旅館找來順豐速運,結果順豐方面認為《滾出中國》、《大辯論》、《思想史》三本書內容敏感,拒絕寄送。 梁文道追問說:順豐有專人在檢查書籍嗎?他們手上有一份不准運送的書籍清單?這些人都是台灣人對吧?他們是已經經過專門訓練,猶如中國的審查員那樣,個個慧眼獨具?他感嘆說:「經過這次遭遇,連我都懷疑,其實『一國兩制』老早就推行到台灣去了。」 無獨有偶,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一個月前自台灣透過順豐運送一些書回港,快遞員竟仔細檢查書本,並指出政治書不寄。經再三堅持,表示書只是寄到香港(不是中國),快遞員致電上司後,最後說OK了。邢福增指出:「當時以為只是這位快遞員不熟悉運作搞錯,現在讀到梁文道的文章,才發現問題殊不簡單。順豐(台灣?香港?)有責任交代,現在是否針對寄到香港的書籍進行政治審查,這是十分嚴重的問題。」 而旅居香港的評論人蘇賡哲也在臉書上揭露說,他委託順豐寄拍賣目錄去中國,順豐經過政治審查後不肯寄,原因是有一本清朝蘇州話聖經。他說,只是聖經封面照,沒有內容。順豐答曰:總之有聖經兩字,或新約、舊約兩字都不行。後來還說,任何書都不行了。 香港《蘋果日報》特約記者特意做了一次測試:在新竹的多間連鎖書店,如誠品、墊腳石、金石堂等,購買了《大國沉淪》、《中國崩潰》等多本圖書寄回香港。台灣順豐上門收件,快遞員在路上來電詢問:「你要寄什麼?」當記者說要寄圖書時,快遞員有點驚訝,說:「現在不能寄書,甚麼書都不能寄!」之後追問記者到底是什麼書,當記者說當中包括旅美作家余杰的《我是右派,我是獨派》時,快遞員的反應更大,直說:「這些書更加不可以寄!」連聲抱歉後便掛斷電話——原來,我的書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讓順豐魂飛魄散,有錢也不賺。 從一系列個案可以看出,順豐速運就是共產黨的附隨組織,就是改頭換面的納粹蓋世太保,一個快遞公司,居然有權審查書籍的內容,視書籍為比毒品和炸藥還要危險的物品。當讀者的閱讀自由逐漸被一家龐然大物、富可敵國的快遞公司牢牢控制時,一個社會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統統都將蕩然無存。香港已被順豐卡住脖子,艱於呼吸視聽,台灣的自由還能堅持多久呢? 順豐以假扮的「港資」身分進入台灣,攻城掠地,侵門踏戶,已嚴重威脅台灣的國家安全。早在二○一四年,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即召集會議,民進黨立委邱議瑩質疑中資早已透過轉投資變身為港資,再來台投資,舉例掌握七成兩岸間快遞業務的「順豐速運」,有可能獨占台灣貨運業,未來有可能承攬國防部軍需武器運輸,將會造成國安問題。經濟部次長卓士昭在答詢時說,該公司是「港資」,並不是陸資。邱議瑩質疑,「台灣順豐速運」的負責人王衛已將國籍從香港籍轉為中國深圳市民,且有若干中國國企入股。 其實,討論順豐究竟是港資還是中資,意義不大,因為香港的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已完全在中國的控制下,就連美國政府都已開始考慮是否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台灣若繼續以為只要是港資就比較安全,無異於引狼入室、自取滅亡。 蔡英文政府要取信於民,夯實國家安全,就應當立即啟動相關法律,調查並取締順豐等共產黨的附隨組織在台灣的營運資格。
余杰
2019-01-21
金馬獎應當改為台灣獎或亞洲獎
中國人在台灣享有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言論自由,台灣人在台灣卻不能享有說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言論自由,這難道是鄭南榕追求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嗎?
余杰
2018-11-26
一帶一路上絕路
習近平宣稱「一帶一路」沒有地緣政治目的,也不是所謂的「陷阱」,周邊國家很樂意參加,沒有人表示反對。圖/民報合成圖 在亞太經合首腦會議上,習近平在發言中吃力地為自己辯護,他的這個雄心萬丈的計劃如今正在步入絕境。習近平宣稱「一帶一路」沒有地緣政治目的,也不是所謂的「陷阱」,周邊國家很樂意參加,沒有人表示反對。 習近平話音剛落,美國副總統彭斯登台發言,猛烈抨擊「一帶一路」禍害世界。習近平匆匆離席,不敢正面交鋒。彭斯警告小國不要被中國誘惑,稱中國不透明的開發貸款帶來驚人債務,將這個計劃稱作「壓縮帶」和「單行路」。彭斯呼籲參與「一帶一路」國家轉而與美國站在一起,稱美國不會「強迫、腐蝕或損壞」這些國家的獨立。 相信彭斯的人遠遠比相信習近平的人多。差不多與此同時,馬爾代夫新任總統薩利赫(Ibrahim Mohamed Solih)在宣誓就職典禮的演講中直截了當地指出,馬爾代夫的國庫因中國「一帶一路」的巨額投資如同「遭到洗劫」,國家陷入債務困境。前一任親華總統亞明(Abdulla Yameen)執政期間,馬爾代夫向中國舉債發展基建,令國家負債至少15億美元,給國家造成巨大的財務損失,且政府各階層都出現侵吞國庫及貪腐問題。民眾的憤怒洶湧澎湃,讓薩利赫爆冷勝出總統大選,以接近17個百分點擊敗親華的前任總統。薩利赫宣佈,新政府將中止與中國的貿易協議,轉而向美國和歐洲國家尋求幫助。 打臉習近平的遠不止馬爾代夫一個國家。此前,斯里蘭卡因無力償還對中國的債務,不得不將其具有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港控制權移交給中國。反對派發動民眾上街抗議,國會與總統勢同水火,進而引發憲政危機,國家陷入內戰邊緣。被視為全世界最親近中國的國家的巴基斯坦,自新總理伊姆蘭·汗(Imran Khan)上任後,帶領新政府採取多項措施,削減前政府與中共簽署的多個基礎設施專案的貸款規模。伊姆蘭·汗挑出其中的一個項目批評說,它「不是創造財富,而是創造赤字」。而一直對中國言聽計從的柬埔寨首相洪森也表示,柬埔寨憲法禁止外國軍隊駐留,因此不可能會允許中國將解放軍部署在該國西南部。中國從2017年開始,便積極詢問柬埔寨是否願意讓中國興建解放軍可以使用的港口,如今總算是死心了。 一帶一路是陰險毒辣的釣魚術,一旦魚兒不慎吞下誘餌,就會被鐵鉤穿透,從此再也沒有自由;一帶一路如同毒販慣有的伎倆,先免費贈送少量毒品,等對方上癮,再高價出售毒品,將其吸骨吮髓、榨乾為止。 中國的新殖民主義從不輸出文明和秩序,只輸出暴力和謊言。習近平還是儲君的時候,在墨西哥使館所説的「中國不輸出革命」,根本就是睜著眼睛説瞎話,中國幫助伊朗獨裁政府加強網絡控制,建立密不透風的防火墻,抓捕發表異見的公民;中國幫助委內瑞拉建立「祖國卡身份證監控」系統,這種「祖國卡」與國民依賴的食品補貼、健康和其他社會計劃綑綁一起,中興集團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 習近平的中國是世界的潰瘍,文明國家必須對其實施外科手術,否則世界永無寧日。
余杰
2018-11-22
中華文化是吃人文化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記者林正堃攝) 余杰/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國民黨市議員厲耿桂芳在台北市議會追問柯文哲:「敢不敢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柯回:「沒有標準答案,我認為我是中華文化圈的一員。」也在現場備詢的教育局長曾燦金則說:「我是中華地區的人。」文化局長鍾永豐則說:「我是台灣人,我受中華文化的影響。」 看來,此三人都是國民黨教育出來的「乖乖孩」,蔣介石當年聲嘶力竭掀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算是沒有白搞。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發現三民主義對人民已毫無吸引力,就打起了「中華文化」這張最後的底牌:既然彼岸的共產黨是「黃俄」,是中華文化的戕害者;那麼,只有國民黨才是正統的中華文化傳承人,雖然國民黨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被共產黨打敗了,但國民黨在吟詩作賦的文化戰場上卻可以打敗中共,為中國人保有一方「文化樂土」和「世外桃源」。於是,台灣到處是「四維八德」、「仁愛信義」的街道名,台灣的居民個個被規訓得彬彬有禮、道貌岸然。多年以後,有經歷過血雨腥風的文革的中國遊客到台灣,這才驚呼:「中華文化原來在台灣。」 然而,這種「中華文化最高級」的、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實是如同五彩斑斕的肥皂泡一般的幻覺。中華文化從來不是儒家《四書五經》中記載的冠冕堂皇、義正詞嚴的內容,中華文化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吃人」,用柏楊的話來說就是「醬缸」,用劉曉波的話來說就是「蒙汗藥」。 很多中國人(也包括很多台灣人)都有兩種似是而非的錯誤觀念。第一,中共與中國是可以分開來看的:中共固然是壞的,但中國是好的,只要去掉中共,中國就正本清源、容光煥發了。實際上,這是一種極其虛妄的想法。沒有中國,就沒有中共,中國是中共的溫床。同樣是共產黨,中共比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都要邪惡得多,也長命得多(它有可能成為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黨)。第二,中共與中國文化是可分開來看的:中共固然是壞的,但中國文化是好的,一旦外來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被清除,中國文化就能發揚光大乃至拯救世界。這也是一種極其虛妄的想法。中共就是一朵在中華文化的土壤上開出的「惡之花」,毛澤東讀的中國古書遠遠多於馬列著作,毛澤東瘋狂而變態的想法大都從中國古書中汲取而來。毛澤東雖然批判孔子,卻癡迷法家,對秦始皇、朱元璋等暴君更是讚不絕口、亦步亦趨。 什麼是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不是什麼好東西,它就是謊言、是暴力和偶像崇拜。正是中華文化對台灣社會的侵蝕,才出現「柯文哲現象」這一怪胎;正是中華文化對中國社會的侵蝕,才出現「習近平崇拜」這一怪胎。中華文化將中國、香港和台灣以及凡是有華人聚集的地方,都變成了大染坊、鱷魚潭、「動物農莊」和「悲慘世界」。
余杰
2018-09-17
到了中國就能認識中國嗎?
到了中國,臉書、推特、google、維基百科全都被封鎖,外來者又能看到多少真相呢?(圖/創用CC授權、民報合成)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下臺之後一直不甘寂寞,其屬下的基金會被美國國會報告直指為中共之統戰組織。 當初,董建華下臺時的托詞「身患足疾」,跟當年被滿清攝政王載灃罷官的袁世凱一模一樣。既然人家老袁都等來了東山再起、甚至南面稱孤的那一天,那麼,老董又怎能滿足於全國政協副主席這個虛銜?所以,董老伯幾乎比現任特首還要忙碌,如果不積極表現,他又怎能充當西環與中環之間的「話事人」? 董大大在一個座談會上致詞時表示,香港受惠為一國兩制,只要中國發展一片光明,香港的前景同樣光明,相信香港能受惠於內地一帶一路國策和設立亞投行所帶來的機遇。因此,本港青年應更認識中國,到內地進修和實習,有助裝備自己迎接機遇。 可惜,董大大的「中國發展一片光明」的前面加了「只要」二字,頓時變成了畫餅充饑、望梅止渴。 如今的中國,霧霾蔽日、暗無天日,如何能給香港帶來光明?據南韓《朝鮮日報》報導,韓國駐北京大使館人手緊張,因為不少年輕外交官都拒絕赴京,理由是北京霧霾問題嚴重,擔心帶著妻兒在當地生活會影響健康。「在北京工作三年會生癌」的傳言,在北京的外交官圈子內公開傳播。 作為「看門狗」的《環球時報》向來護主心切,馬上批評南韓妖魔化中國的霧霾問題,又指《朝鮮日報》的報導有些誇張,反駁這是南韓的外交官想博取更多津貼,而非真正擔心霧霾。這樣的反駁顯得何其蒼白無力:人家又不是中國人,當然不會真正關心你的霧霾,他們只是關心自己的健康,這有甚麼錯?若霧霾不會損害人的健康,他們又怎麼可能獲得更多的津貼? 而對於香港青年來說,不必親自到北京就可以瞭解中國的霧霾有多麼厲害。在暫時還沒有染紅的香港媒體上,在各種網路社交媒體上,關於霧霾的真相多如牛毛。香港青年又何必要冒著生命危險北上呢?近期,有一位香港女孩到中國旅遊,搭乘通過滴滴平臺找到的車輛,卻遭到綁架及恐嚇,之後發出從此不再到中國的誓言。中國之外的華人,漸漸明白不能羊入虎口的簡單道理了。 更何況,到了中國,臉書、推特、google、維基百科全都被封鎖,外來者又能看到多少真相呢?中國在浙江烏鎮召開所謂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主動向各專制國家傳授網路控制的經驗,這也是中國軟實力的輸出方式。習近平在會上高呼「共同構建和平開放的網路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而與會人員全都必須翻牆才能與外界溝通。 網上網下被包圍得如同鐵桶一般的烏鎮,就是中國的縮影。有中國網民創作了《烏鎮新解》的詞條,可以收入喬治·歐威爾的《新語詞典》之中:「『烏』即為『黑』,代表駭客攻擊,『鎮』即為『壓』,代表GFW(『國家防火牆』)。互聯網大會選的永久會址是有考慮的。」 所以,香港青年何須北上當奴才,留守我城,捍衛民主自由價值才是上策。
余杰
2018-09-04
如果侯友宜在德國,不是參選市長,而是進監獄
台灣社會在轉型正義上遠遠落後於德國,一個本該進監獄的加害者,居然堂而皇之地出馬競選人口第一的中央直轄市市長。另一方面,侯友宜的道德感,也遠遠比不上格勒寧,格勒寧至少承認自己在道德上有罪,侯友宜卻洋洋自得地炫燿自己「過五關、斬六將」的「輝煌歷史」。
余杰
2018-08-13
哪一天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南京中華民國總統府門口的碑石上清晰地注明了中華民國的生卒年月「一九一二─一九四九」。蔣介石逃到台灣之後自己也承認,「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這算不算是中華民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呢?
余杰
2018-08-13
「打賞」改變不了中國
假疫苗事件震驚中國,但也只是震驚而已,過一段時間,它必定風平浪靜、波瀾不驚。老大帝國向來如此,這個國家的國民是如此健忘,直到另外一起更大的災難降臨,他們才會再次拍案而起。 在假疫苗事件中,惟一的「亮色」似乎是張凱律師發佈的僅僅三千字的短文《在同一條船上》一文(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728-mainland-vaccine-zhangkai-1/),得到了上千萬的點擊率,以及高達一百四十萬人民幣的「打賞」——雖然這不一定是有史以來最高的稿費,但對於曾經參與八年前的假疫苗案件及溫州拆除教堂案件而被警方拘捕、酷刑之下被迫上電視認罪、繼而被取消律師資格的張凱而言,是莫大的安慰。相比之下,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美國卡內基基金會的演講,也是用同樣的題目,中美「同在一條船上」,卻無人關注——因為美國很遠,疫苗很近。 但這也只是對張凱個人有稍許的安慰而已。十七個小時之後,他的微信賬號被封鎖,他所獲得的、計劃用來做公益基金的「打賞」暫時無法取出來。更多關於假疫苗的帖子被刪除,刪除帖子的人,他們的孩子未必能免於假疫苗的傷害。 有人説,看到那麼多人向張凱「打賞」,就知道「民氣」可用、人心不死。這就跟當年慈禧太后在紫禁城觀看義和團大師兄大師姐們刀槍不入的表演之後,也感嘆「民氣可用」一樣——但是,在八國聯軍的真槍實彈面前,「民氣」蓬勃的拳民們很快就丟盔卸甲、屁滾尿流了。 十多年前,南方報系的社論號稱「圍觀可以改變中國」,可是,「圍觀」甚至都不能拯救陷入滅頂之災的南方報系自己。篡改其新年獻詞的廣東省宣傳部官員,高升到了北京的中央宣傳部;而那些敢言的記者,早已星落雲散。 很多人包括知識份子,依舊沉浸在柴靜式的「從個體做起,改變中國」的美夢裡,正如評論人王五四所說:「直到今日,依然有很多人迷戀群體作用,我之前說過,物以稀為貴,人太多則賤,一個個體沒有話語權,一百萬個個體依然是沒有話語權,更何況這百萬個體只是在網路上洶湧澎湃,簡言之就是,民意算個屁。」共產黨從來不怕「吃瓜」的群眾。中國從來沒有選舉,也沒有民調,中國領導人從不擔心民調跌落的問題。所以,習近平繼續他在非洲大陸大撒幣的行程,當他幾天後回國的時候,國人早已「歲月靜好」了,潑墨的女孩被送進精神病院,誰敢起來仿效呢?今天的中國,既沒有梁啟超,也沒有蔡鍔,所以比袁世凱愚蠢一百倍的人也敢稱帝。 那些「打賞」給張凱的人們,即便有成千上萬,也無法改變中國。中國的改變,不能靠「打賞」的行為。「打賞」僅僅是安全地表達憤怒(對假疫苗的生產者,以及失能的政府的憤怒)或善意(對張凱這樣極少數的敢言者的善意)而已。中國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暴虐的共產黨與卑賤的民眾互為因果關係,必須拆掉鐵屋子,才能看到陽光。 (作者為旅美華裔人權作家)
余杰
2018-07-30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回頭
這棟建築見證了八十年來,高雄城市的發展進程。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這裡繼續作為市政府所在地,直到一九九二年市政府遷走。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該處為屠殺的現場之一,門前的廣場上,有大量人員傷亡。血泊可以洗去,逝去的生命永遠不能復活。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正面。圖/維基百科,作者:高偉格(othree)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我到高雄參觀的第一座博物館,是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這座博物館是愛河人文主義的地標之一,是台灣第一座由地方政府經營的城市歷史博物館,亦是古蹟再利用為文化館舍的典範。 每到一個地方,我都會尋訪那些有古早味道的老建築。我在北京居住了十九年,眼看著這座古都的老建築像森林一樣成批地倒下,一聲吶喊也沒有地死於喜新厭舊的官僚,和竭澤而漁的房地產商之手。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巨無霸式的新建築拔地而起,鋼筋水泥再加上玻璃外牆,面目猙獰,張牙舞爪,中國是標新立異的西方那個建築師的試驗場。一介書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古老的北京被拆毀。 一個尊重歷史、尊重文化、尊重老建築的城市,才是有魅力、有故事、有溫度的城市。我沒有想到,被視為工業城市、文化氛圍,遠不如台北濃鬱的高雄,政府和居民卻早已具備了保護老建築的素質,史博館這棟老建築沒有被怪手摧毀,反而如鳳凰涅槃,重現生機,是何其地幸運。 史博館這棟建築物,極富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該建築完工於一九三九年,為日治時代的市役所。在建築形式上,屬日本帝冠式樣式,與歐式宮殿風格融為一體。此時,日本已發動窮兵黷武的大東亞戰爭,戰時嚴肅冷漠的建築風格,與大正時代溫暖歡快的紅磚建築,風格截然不同。為因應戰時敵機轟炸的危險,外觀以淺綠的國防色為基調,外露式陶燒排水管是少見建築景觀。 大廳內堂皇雄偉的挑高天井、刻有中西混合紋飾的圓柱,及希臘哥林斯式柱頭等,除顯示當時日本統治當局,意圖展現之威嚴與力量之外,亦彰顯出東西方建築風格巧妙結合的嘗試,堪稱日治時期最典型的建築體。經過大半個世紀時間的淘洗遞變,建築本身即是高博館最重要的館藏品,是一件深具歷史厚度與人文底蘊的經典之作。 這棟建築見證了八十年來,高雄城市的發展進程。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這裡繼續作為市政府所在地,直到一九九二年市政府遷走。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該處為屠殺的現場之一,門前的廣場上,有大量人員傷亡。血泊可以洗去,逝去的生命永遠不能復活。 當這棟老建築卸下市政府的功能後,功成身退,何去何從?因其歷史地位意義重大,高雄市特將其規劃為市立歷史博物館,經過整修之後,於一九九八年正式開館。史博館承載著高雄市民的生活映像與歷史軌跡,是高雄城市發展與歷史文化變遷的最佳見證者。 為土地付出了十個天空的代價 在史博館一樓,為非常設展,多以人權、歷史和在地文化為主;二樓則為「二二八事件的常設展」。 我來的時候,一樓是以「風中的名字」為主題的特展,展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政府密件、判決書、軍事往來公文等珍貴資料,還原了諸多歷史真相。在有關資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蔣介石親筆批示的「判刑十二年以上的政治犯,全部槍決」等字樣,赤裸裸地暴露出獨裁者罔顧法治的帝王心態。二二八受難畫家陳武鎮的「判決書」、「誰需要判決書」、「風中的名字」、「虛擬巨惡」等系列作品,更是讓人回到道路以目的白色恐怖時代。 在高雄眾多二二八受難者的故事中,留日牙醫生黃溫恭的家書最為感人。黃醫師在被槍決前夕,寫下五封遺書給妻兒、妹妹。其中一封寫給還在媽媽肚內、未曾見過面的小女兒黃春蘭。這封遺書,一直鎖在國家檔案局中。直到三年前,檔案解密,經過遺屬的再三要求,這封信才得以發還遺屬,黃春蘭這才看到遲到五十六年的父親的親筆信。現任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教授的黃春蘭激動地說,蔣介石一紙公文,奪走她未曾謀面的父親,留給家族多少遺憾與悲痛,如今家人想要回父親寫給自己的遺書原稿書信,還要經過層層關卡程序,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如同在難屬傷口上撒鹽。 在二樓而二二八常設展入口處,是一面巨幅的和平鴿展板,白色的和平鴿似乎要展翅飛翔。我看了太多死難者們悲慘的故事,在我的眼中,這隻和平鴿不再是白色,而成了紅色——被鮮血染紅了。那麼,紅色的鴿子,還能飛起來嗎? 在展室內,最吸引我的一件展品,是放置於玻璃框內的史博館微縮模型,展示國民黨軍隊在大樓前槍殺民眾的場景。建築的外形跟今天的史博館差異不大,在外面廣場的散佈著指頭大小的人物,男女老少,栩栩如生。或奔走逃避,或驚恐呼叫,或手捂傷口,或倒地身亡。這些小小人物,跟我在美國過聖誕節時百貨公司櫥窗中展示的聖誕小人一樣,情態逼真。不過,聖誕小人,個個喜氣洋洋、笑逐顏開;此處的小人,掙扎在生與死的邊緣,我不禁想化身為他們中的一員,當屠夫還未抵達時,提前去告訴他們、警告他們:快點離開啊,他們就要來殺人了! 然而,我無能為力,我被阻隔在時間和空間之外。作為後來者和外來者,我只能默默閱讀已經發生的歷史記載:當時,高雄市長黃仲圖及市民代表,一起到高雄要塞與守將彭孟緝談判,在市政府主持暫時代理市政的處理委員會成員,及市民緊張地等候談判結果。萬萬沒有想到,國軍比日軍更奸詐狡猾,彭孟緝下令扣留談判代表,派遣要塞司令守備大隊陳國儒部三百多名官兵,乘坐軍車風馳電掣般趕到市政府,不由分說,向人群掃射及丟擲手榴彈,當場即有數十名民眾喪命(包括王石定等參議員四人)、上百人受傷。 很多死難者並非「叛匪」或「暴徒」。比如,當時擔任《國聲報》駐高雄記者的鍾天福,三月六日原本跟《台灣新生報》記者謝有用等人約好,要一起前往高雄市政府採訪。臨行前,他受託去搭救一家不認識的外省汕頭人,延誤了採訪。當他趕到高雄市政府時,正好遇到大屠殺,子彈不長眼睛,他當場命喪市府大樓前。 很快,民眾作鳥獸散,軍隊控制住了大局,至少在市政府這一區域內,很少有民眾繼續反抗。然而,軍方早已有斬盡殺絕的計劃,國民黨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見人就開槍濫射,馬路上橫屍遍野,哀號呼救之聲不絕。從當天晚上到隔天早上,士兵持續攻擊躲在愛河及地下室的民眾,讓待在市府的民眾死傷慘重。官兵見到愛河水面上有氣泡,起初以為是魚,仔細一看知道有人躲在河下,又開槍掃射,愛河的河水都被染紅了。 記住每一個名字,而不是數字 我心情沉重地走出史博館,來到對面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這裡設置有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死難者名錄及相關紀念雕塑。史料顯示,紀念碑所在之地為一九四七年受難者被槍決的行刑地點之一。 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入口處,有兩件由藝術家黃清遠以台灣出產的白大理石製作的藝術作品,左側為『洄』、右側為『浪』,分別代表著破浪、迴轉的意象,呈現出二二八事件的起伏、圓融而漸歸平靜,洗盡歷史塵埃,迎向永久和平之意。 園區內的「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碑文」,為黑色大理石所製,半人高,斜放,便於參觀者閱讀碑文。前面是數米見方的圓形黑色大理石平面,供憑弔者放上花束致哀。 另有一塊直立的紀念碑,為當時高雄代理市長葉菊蘭撰寫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興建過程記略」,全文如下: 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原設在壽山公園,因為基地狹小且碑文記述未詳,在近年相關資料相繼出現詳實後,二二八家屬屢次建議政府另立新石碑平撫心靈傷痛並警惕世人。二零零六年終於在中正四路愛河西畔的二二八和平公園內,以現代化地景式設建建立新紀念碑,碑體以適合人體工學的角度和高度,具體刻載事件的始末,一百六十八名可考的受難者姓名紀念牆,以青翠矮樹襯托,引導人們進入紀念活動廣場,整體高雅莊嚴、深具人文及歷史意涵。 二二八和平公園,過去名為仁愛公園,曾經是體育場、也是高雄最熱鬧的地下街商場舊址。在一九八九年一場大火後,整修為目前的新面貌。和平公園內樹木草坪遍佈,綠意盎然,是市民休閒活動的最佳去處。這座背負歷史回憶的和平公園,位於愛河旁並鄰近二二八事件地點,悠悠河水洗盡歷史塵埃,提醒世人對歷史悲劇選擇原諒,但不容忽視,後人必需尊重生命與和平的可貴,方能使台灣的族群和諧、民主自由更加進步。 最讓我震撼的是鐫刻著一百六十八名受難者姓名的紀念牆。紀念牆為白色大理石所製,一共三面,錯落有致,漸次排列。後人應當記住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每個名字的背後,都是活生生的生命,生命不能用數字來簡化。 在台灣各縣市中,高雄市的二二八屠殺最為慘烈,究竟有多少人死難,已很難統計,但有名有姓、確鑿無誤的,至少是紀念墻上的一百六十八個名字。 在這批死難者中,嬰幼兒的比例為全台灣最高。彭孟緝的變態手下,特別喜歡射殺小孩,據最新公布二二八受難者賠償金資料顯示,最年輕的遇害者為一歲嬰孩吳亮。吳亮之父母從事寄藥工作,當時欲從高雄搭車返回故鄉台南縣。吳亮與其母在高雄火車站附近,無故遭士兵以刺刀殺害,其母當場死亡,一歲兒童吳亮在十多天日後傷重死亡。連不具危害性的母子都不放過,這是何其惡毒的屠夫? 其他被殺害的孩童還有:四歲的陳長生,在前金區自宅前無故遭槍殺,四歲的蔡金鳳在鼓山區自宅無故遭槍殺,四歲的蔡壽在旗津鎮自宅,無故遭槍殺,五歲的劉麗香在自宅遭流彈擊中死亡。這是戰爭期間,也違背《日內瓦國際公約》的「無差別」射殺。兇手應當被送上國際法庭,繩之以法。 高雄屠夫彭孟緝與屠夫辯護士朱浤源 在「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碑文」中,關於高雄二二八事件的段落如此寫道: 本市自三月二日起已呈不穩之勢,軍民間的衝突一觸即發。三月六日上午,本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推派代表,由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苓雅區長林界、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群眾代表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七人,依約上壽山和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以便收拾局面。不料彭孟緝卻藉機扣留一行人(並於八日處決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在中午兵分三路往攻市政府,而後揮軍火車站、高雄中學,一直到七日中午,才停止軍事行動,造成不少傷亡。在鎮壓過程中亦有軍人闖入民宅搶劫、開槍,造成無辜市民死傷之事。但事件後彭孟緝卻因「功」而被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擢升為台灣全省警備司令。 國民黨軍隊外戰外行,內戰也不內行,否則不會被人數和裝備處於劣勢的共產黨軍隊打敗。但這支軍隊屠殺人民卻綽綽有餘。許多國民黨的將軍,對日軍和共軍作戰時候是草包,屠殺人民時卻心狠手辣。彭孟緝其人,為砲兵出身,在剿共和抗日諸多戰役中屢戰屢敗。一九三七年,蔣介石發動淞滬戰役,出動六十大軍入侵上海公共租界日本區,彭孟緝屬炮兵第十團,帶領堪稱國軍「雷神之錘」的德製榴彈砲準備攻擊日軍,反倒被增援的日軍打得丟盔棄甲。彭孟緝在撤退時,將國府以重金買來的德製榴彈砲推入河中,狼狽不堪地空手逃走,蔣介石卻不加懲罰,繼續重用之。 一九四六年,彭孟緝來台灣擔任高雄要塞中將司令。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彭孟緝發現這是升官發財的好機會,只要有膽殺人,就能戴上紅頂子。彭孟緝心中,一開始就認定此次事件是有心人士之叛變,非武力不得解決。於是,他在尚未得到上層命令的時候,就自作主張展開軍事行動。這場高雄屠殺不分晝夜,槍聲不絕,直到三月八日,市中心的屠殺才告一段落。三月八日下午,才有三三五五的老嫗少婦冒著危險四處尋覓親人的屍體。不省人事的負傷者,被送往市立和省立醫院時,血還不斷地淌著,使病院宛如屠場。 而郊區的殺戮仍然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三月十日,岡山教會收容無法回家的學生與人群,解決他們吃、住的問題。蕭朝金牧師被彭孟緝懷疑是聚眾滋事、收容暴徒的危險分子,派遣二十一師何軍章的部隊前往清剿。中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形成了一種不言自明的傳統:戰時教堂是和平、中立的地區,教堂可以庇護百姓,交戰雙方的軍隊都不會侵入教堂殺人。但是,彭孟緝的部下哪裡遵循這些文明準則,氣勢洶洶地衝入教堂抓人。蕭朝金牧師等人勸阻無效,被士兵五花大綁地綁抓走。 包括蕭朝金牧師在內的多名被擄掠人士,被何軍章的士兵,用卡車帶到岡山教會與岡農之間的一個交叉路口。士兵們以濃厚的四川話大聲吆喝眾人下車,眾人剛剛下車,士兵們突然舉起槍枝,連發射擊,槍決行刑,蕭朝金牧師等人如待宰的羔羊一般,以坐姿被槍殺。 在此後的「綏靖行動」中,彭孟緝甚至脅迫受難家屬,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的場景。由此,彭孟緝贏得「高雄屠夫」之「美譽」。 果然,在這場「比酷」的競賽中,彭孟緝在國民黨駐台高級將領中勝出。當國民黨當局成立台灣警備司令部、以進一步控制台灣時,對司令人選,各方暗鬥甚烈。屠殺全島民眾的劉雨卿竟然輸給只是屠殺高雄民眾的彭孟緝,可見彭氏在蔣介石心中地位突出。一九四七年秋,國民黨當局發表彭孟緝為台灣警備司令的人事命令,並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 此後,彭孟緝步步高升:一九五四年,擢升為副參謀總長,在參謀總長桂永清去世之後,又接任參謀總長。一九五七年,調任陸軍總司令並兼台灣防衛總司令。一九五九年,晉升陸軍一級上將,再任參謀總長。一九六五年,擔任總統府參軍長。一九七二年,擔任戰略顧問。以軍人而論,這個在戰場上毫無戰功的將軍,偏偏攀升到了最高職位。 不過,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彭孟緝作為地位顯赫的陸軍上將,死後其家人卻不敢將其送入忠烈祠。多年以後,二二八事件獲得正名,受難者以及民間團體向政府提出抗議,認為彭孟緝死後入祀於忠烈祠,是對他們的傷害,應將彭氏移出忠烈祠。時任國防部發言人虞思祖少將表示,經過核查,彭孟緝的家屬,至今未向國防部申請入祀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台北、台中、高雄等地的忠烈祠,也沒有彭孟緝入祀的紀錄。 彭孟緝的家人並非有自知之明,他們在搞別的小動作。彭孟緝之子彭蔭剛,託連戰的門生朱浤源等人積極為彭孟緝平反。朱浤源與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及業餘史家武之璋發表《二二八研究增補報告》,提出所謂的「新觀點」:日本人蓄意放棄對糧食配給管制,造成光復後台灣糧食大災難,是二二八事件的原兇;美國人則為自身利益,企圖掌控、佔據台灣,屬於幫兇。二二八事件中,「基督教長老會與大流氓結合,會同台籍日本兵、中共地下黨等人一齊暴動」,所以該事件是「民逼官反」,「彭孟緝在處理高雄事件,是沒有犯什麼錯誤的」。屠夫變菩薩,需要何等的生花妙筆。 不過,跳樑小丑豈能遮蓋、扭曲歷史真相。二二八事件基金會隨即發表《有關朱浤源等人所撰「二二八事件真相還原」一文之澄清》,文章指出,就二二八死難者數字而言,學者的「推估數」為一萬八千人至兩萬八千人,而基金會受理通過兩千兩百五十三件受難案件,其中「死亡」類別有六百八十一件。任何稍具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兩個數據截然不同,更無從類比。不能以後者來否定前者。更為重要的是:「二二八事件為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受難案件,有識之士所重視的是主政者公權力的濫用及其對人權的踐踏,而不在於屠殺人數的多寡,這是當代文明人所應具備的基本人權理念。」 多年前,我為了研究孫立人,在台灣民主基金會安排的訪問計劃中,特意去拜訪據說是孫立人研究專家的朱浤源。結果,三言兩語之後,彼此便話不投機。孫立人冤案,兩蔣難辭其咎;朱氏卻百般為兩蔣開脫。我沒有想到,身為中研院研究員的朱氏,居然是獨裁暴政之辯護士,真是枉讀詩書、有辱斯文。我相信,若是共產黨給他足夠的好處,讓他撰寫六四屠殺沒有發生過的「學術著作」,他也會頭懸樑、錐刺股地完成。屠夫彭孟緝可恨,一定要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為屠夫辯護的無恥文人朱浤源丶武之璋亦可恨,一定要讓他「陪榜」彭孟緝,在去往地獄的道路上互為伴侶。
余杰
2018-07-23
「你的國」原來不厲害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宣布禁止拍攝票房最佳的國產電影《厲害了,我的國》的續集,而中國《科技日報》總編輯劉亞東更進一步點出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擴大趨勢。法新社 余杰/旅美華裔作家 在美國重拳出擊中興國際以及美中關稅戰全面開打之際,中國悄悄捲起了「厲害了,我的國」的紅旗。習近平親自下令,禁止拍攝票房最佳的國產電影《厲害了,我的國》的續集。 中國《科技日報》總編輯劉亞東日前一篇演說更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這位總編輯表示,「中國的科學技術與美國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這本來是常識,不是問題。可是,國內偏偏有一些人,一會兒說『新四大發明』,一會兒說『全面趕超』、『主體超越』,『中國現在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都分別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還算得有整有零,說得有鼻子有眼兒。明明是在別人的地基上蓋了房子,非說自己有完全、永久產權。」 劉亞東指出,應該看到中國的差距和不足:「我們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飛機,人家半個多世紀前就有了。我們今天一些正在苦苦攻關的重大項目,比如載人登月,美國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差距。」 對於近年來流行的「彎道超車」理論,劉亞東認為是一個「偽命題」,是投機取巧的代名詞。「彎道超車走直線,就意謂著別人走曲線,別人都比你傻,這可能嗎?很多實踐已經證明,彎道超車行不通。」 他更批評浮躁和浮誇是中國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至少持續了20年。「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總想走捷徑,彎道超車。」更堪憂的是,「目前在某些關鍵技術領域,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呈現出擴大的趨勢」。 這番言論恐怕是習近平最不願意聽到的逆耳之言。中國的現狀,與安徒生的童話《皇帝的新衣》如出一轍:只有皇帝一個人認為自己穿上了美不勝收的新衣,舞台下人人都知道他「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可是大家都沉默不語。好不容易出現一個敢於說幾句真話的人,恐怕過不了幾天就會「被閉嘴」。 「你的國」究竟有多厲害呢?如同那些披戴著五星紅旗在莫斯科街頭大呼小叫、鬼哭狼嚎的中國球迷一樣,中國的國家足球隊明明在北京的家中「洗洗睡了」,這群失心瘋的球迷卻高喊「中國加油」,真是丟人現眼、貽笑大方。中國生產的大飛機不敢飛上天,中國生產的航母不敢開出海,中國生產的「擁有獨立知識產權」的芯片「漢芯」原來是造假,「你的國」就是一個越吹越大的肥皂泡。 造假的,豈止是科技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中央黨校發行的《學習時報》上撰文,讚揚總書記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作用,稱它「是對過去300多年來西方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和超越,構成黨中央治國理念和執政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導新形勢下中國外交的行動指南」。上行下效,舉國謊言,動物莊園,群魔亂舞。
余杰
2018-06-26
馬影帝與龍影后
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在臉書PO照,馬英九低調下鄉到屏東拜訪「失業部長」。 龍大作家果然文筆優美,拍馬屁不留痕跡,她並沒有寫出馬英九的名字,只寫道「這個人」知道她剛剛完成書稿,說要下鄉「看一下失業部長的生活」,龍應台便帶他感受一下「她的普羅旺斯」,一大早走到菜市場。(民報資料照) 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在臉書PO照,馬英九低調下鄉到屏東拜訪「失業部長」。 龍大作家果然文筆優美,拍馬屁不留痕跡,她並沒有寫出馬英九的名字,只寫道「這個人」知道她剛剛完成書稿,說要下鄉「看一下失業部長的生活」,龍應台便帶他感受一下「她的普羅旺斯」,一大早走到菜市場。清晨七時先到菜市場吃一碗大腸麵線,之後又加了一碗肉羹,看到隔壁水果攤水果特別漂亮,想不到他當場叫賣了起來。一位頭帶斗笠的鄉親用力抓住馬英九的手,極其認真地說,「太辛苦,太辛苦了。」然後,他們又到悠瑪部落的小學去看木棉樹,幾位正在上體育課的小學生興奮的跑過來,「不知道他說了什麼,孩子們笑得前仰後合。」 我曾經寫過《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揭露慣於作偽的中共總理溫家寶,笑裡藏刀的真面目,剛開始還有人不解,認為中共體系內好不容易出現了一個「好總理」,我卻要「罵殺」之,是不是太苛刻了?等到《紐約時報》報導溫家寶家族擁有27億美金的非法所得,人們才發現我有先見之明。 如果説中國的影帝是溫家寶,溫家寶的演技,足以獲得中國的金雞獎和百花獎;那麽,台灣的影帝就是馬英九,馬英九的演技足以獲得台灣的金馬獎——當然,有了影帝不能沒有影后,龍「失業部長」不必利用職權,也能贏得影后之桂冠。 讀到龍應台的這段文字,我不禁感嘆,一名曾經的「知識人」,要墮落到怎樣的地步,才能寫得出這樣肉麻的文字來。這種文字,是敗壞的文字,是有毒的文字,奴性入骨,媚態橫生,不是「龍太后」,一般人還真寫不出來。 民主國家從來就沒有「終身總統」和「終身部長」(惟有對岸的習近平成了「終身主席」),既然你入閣當部長,是暫時的「出軌」,那麽回歸作家的本職,就是理所當然的歸宿,為什麼要耿耿於懷地使用「失業部長」這種酸氣撲鼻的稱呼呢?這究竟是「馬式冷幽默」,還是「龍式熱玩笑」? 更何況,龍應台在文化部長任上,毫無作為,除了佔據兩處行宮,窮奢極欲之外,無足稱道。繼任其文化部長的鄭麗君,一上臺就推動文化領域的轉型正義,對比之下,龍前部長的「失業」對台灣民眾來說,真是一件好事。 馬英九最大的本事就是笑罵由人、我自逍遙。罵他的人早已口乾舌燥,他卻如老僧入定、若無其事。他若為龍應台未任滿而自動辭職下台,感到遺憾,為什麼偏偏對自己弄丟國民黨的江山,卻毫無愧疚之感? 若稍有自知之明,馬英九就當在家中閉門思過,寫一本比《大江大海》更加精彩的《懺悔錄》(龍大作家也可以幫助主人潤色書稿)。然而,不甘寂寞的馬前總統,宛如超級巨星般全台趴趴走,彷彿還要凝聚人氣,像俄國強人普亭那樣再度出馬選總統。那樣,龍前部長也就能順勢回鍋了。 這場「馬龍會」簡直比昔日的「馬習會」還要讓人驚艷。馬英九從來就是將肉麻當有趣,臉不紅、心不跳地演出了這處幫助農民賣水果的大戲還不夠,繼續跑到學校裡去干擾學生上體育課。而龍應台親自充當隨行記者,記錄下馬英九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行,在其眼中,如此親民的「這個人」簡直可以跟蔣經國相媲美。 多年以前,我在中國的南方周末上,讀到一篇龍應台,寫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三顧茅廬」邀請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文章。在龍應台筆下,「那個人」宛如文武雙全、經天緯地的劉備,而她自己彷彿成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我輕輕放下報紙,從此不再讀龍應台的書。
余杰
2018-03-12
徐永明的無知者無畏
時代力量黨團總召徐永明。(資料照)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時代力量黨團總召徐永明接受《蘋果》直播節目《八方聊天室》專訪,被問到跟黨主席黃國昌的關係,徐永明打個比方說:「如果黃國昌是毛澤東的話,我扮演周恩來的角色。」這是糟得不能再糟的比喻了,以殺人魔王及其助手比喻時代力量第一號和第二號人物,難道時代力量的夢想是成為獨裁專制的共產黨嗎? 維基百科上有關徐永明的介紹是,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興趣包括政治行為、政黨與選舉、族群與地域政治、投票行為及比較政治等。如此看來,他算是史學大師余英時所說的「知識人」。然而,為什麼一名政治學博士和政治學教授會說出如此駭人聽聞的話呢?他難道不知道毛在周的配合之下,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殺人之多超過希特勒和史達林而名列全球第一嗎? 若是在西方政壇,如此失言,恐怕只能鞠躬下台——一名歐洲政客,若說「黨魁是希特勒,我是戈林」;或者說「黨魁是史達林,我是莫洛托夫」;試想其結果會怎樣呢?必然輿論大譁、千夫所指。但在台灣,用了類似的比喻,大家卻視若無睹,若無其事。這個比喻真的比「黃國昌是蔣介石,我是陳誠」更糟糕,因為毛澤東比蔣介石壞一百倍,周恩來也比陳誠壞一百倍。 既然博士和教授不讀書,我只好向想當宰相的徐博士、徐教授、徐立委推薦兩篇文章:余英時寫的關於毛澤東的文章《打天下的光棍》和關於周恩來的文章《霸才無主始憐君》。後者中有一段內容發人深省:一九七八年,余英時在北京參觀「歷史博物館」,其中有一個展覽是說明周對毛怎樣無限忠誠和愛戴。展覽的文字說:毛在西柏坡時,有一次決定第二天到某一地方乘船,周則在當天晚上先到那隻船上,親自坐一坐毛明天要坐的椅子,看看有否舒適,是否安全。余英時感嘆說:「這正是孟子所謂『以妾婦之道事君』,哪裡有半點『宰相』的體統?」余英時遂賦詩闡明毛周之間的畸形關係:「化骨揚灰散作塵,一生伴虎有餘辛。……始信秀才能造反,更無宰相解安民。」 毛周之關係,比希特勒和戈林、史達林與莫洛托夫、蔣介石與陳誠之間遠為惡劣。毛對周不斷敲敲打打,不批准周動癌症手術,是對周致命的殺手。周則如履薄冰,在進手術室之前還高呼:「我是忠於毛主席的,我不是叛徒。」而毛沒有將周像劉少奇和林彪等「接班人」那樣批倒、批臭、批死,不是因為他憐惜周,而是因為周的行政幹才可為之所用。徐黃之關係,難道像毛周這樣變態嗎?即便徐永明願意做周恩來,「以妾婦之道事君」,黃國昌亦未必敢當毛澤東。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受儒家倫理主導,迷信博士和教授,每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博士和教授,成為「學而優則仕」的「人上人」。然而,很多博士和教授偏偏缺乏常識、視野有限、過度自信、剛愎自用,一旦掌握權力,立即將國家往錯誤的方向引導。這是台灣社會最大的問題之一。
余杰
2018-02-26
台灣價值蘊藏在這裡
輔大學生去年自主發起鄭南榕追思活動,在鄭南榕曾就讀的文學院附近大樹下懸掛鄭的照片及黃絲帶,吸引路過同學上前拍照。(資料照,記者葉冠妤攝)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當了好幾年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居然不知道什麼是台灣價值,我不知道這樣的天方夜譚會不會在美國發生——華盛頓市長敢於公開宣稱「我不知道什麼是美國價值」嗎? 自稱去過兩次鄭南榕紀念館的柯文哲,居然不知道真正的「台灣價值」就蘊藏在鄭南榕自焚的現場。那麼,他到紀念館神情肅穆地參觀的是什麼呢?紀念館內,不會有他倒背如流的毛主席語錄,不會有他到延安去學習的中共的戰略戰術,也不會有他崇拜的蔣經國的「開明專制」統治術,而只有一面煙熏火燎的「台灣魂」的橫幅。 鄭南榕這位以身殉道的「台灣魂」,究竟為什麼價值不惜獻出生命?日理萬機的柯市長,不必仔細閱讀鄭南榕的每一篇文章,只用記住鄭南榕慷慨激昂地講的兩句話:「我是鄭南榕,我支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我支持台灣獨立!」以後柯市長不必繼續嘮叨自欺欺人的「兩岸一家親」了,只用重複鄭南榕的這兩句話就足以贏得人們的尊敬。 我在觀看紀念館內播放的鄭南榕的這段講話視頻時,不禁想起由梅爾.吉伯森執導、製片並主演的史詩片《勇敢的心》中震撼人心的那一幕:在被處決前,蘇格蘭獨立運動英雄華萊士利用僅剩的最後一口氣大喊:「Freedom(自由)!」在真實的歷史中,華萊士被叛徒出賣並被交到英王愛德華一世手上後,以叛國罪之名處以絞刑、剖腹取臟、車裂之刑。華萊士還有一句名言時常被後人提及,即「Everybody dies, not everybody lives.(每個人都會死,但不是每個人都曾活過。)」這句話值得柯市長好好咀嚼和深思。 做為政論家和雜誌編輯,鄭南榕最看重言論自由,而且是不打折扣的言論自由。當然,言論自由不可能如孤島般獨立存在,它必然與其他自由和權利緊緊聯繫在一起——人身自由、財產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結社、組黨和集會自由等等。這些自由已成為人類的普世價值,也應當成為台灣價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鄭南榕的下半句話「我支持台灣獨立」,同樣不可忽略。如果不能公開言說「台灣獨立」,那就談不上言論自由。在台灣尚且「妾身不明」的今天,台灣獨立就是台灣人奮力爭取和捍衛的台灣價值的核心部分。對外而言,台灣未能贏得全球大部分國家的認可並與之建立正常、正式的外交關係;對內而言,台灣的正名、制憲以及新國家認同,在太陽花運動及民進黨執政之後,仍然需要步步為營、穩紮穩打。 如果柯文哲真心尊重、認同鄭南榕及其精神,其公開言行和政策制定,就應當從「自由」和「獨立」這兩大鄭南榕用生命來書寫的台灣價值出發。否則,肆意消費鄭南榕的可恥行徑,必然遭到民眾之唾棄。
余杰
2018-01-29
北大教授與小學教師
從1977年開始,教28年,劉念友每年都在資助班上的貧困學生,他的班上從來都沒有因為錢而輟學的學生。以他那一點微薄的工資,根本不可能承擔這一筆又一筆的費用。那麼,劉老師的錢,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圖/創用CC授權) 這年頭,很多人都在哭窮。北大新聞學院兼職副教授周憶平(即著名的電視談話節目主持人阿憶),在博客上公佈了在北大的工資單,他的月工資為4,786元。阿憶抱怨說,這點工資少得可憐。 其實,這份收入遠遠高於其他大學中同級別的教師收入。北大畢竟是政府重點扶植的「最高學府」,是中國高等教育的門面,北大有充裕的教育經費。而剛剛成立不久的新聞學院,教師待遇更是高出平均水準。阿憶也承認,有些「開源」能力比較弱的系科的正教授,也拿不到此數目的工資。 阿憶在北大僅僅是兼職,每週也就兩個課時而已。他每天都在天上飛來飛去,穿梭於各地電視臺的演播室裡。阿憶究竟花多少的時間在北大的教學工作上,只有他的學生知道。這年頭,即便是大學裡那些全職的教師,也沒有多少人真正掏心掏肝地對待學生,更何況只是兼職的阿憶呢?這年頭,也沒有多少學生對他們的教授肅然起敬,教授們爭先恐後地往錢眼裡鑽,或爭博士點、或拿專案、或到校外兼課,「傳道、授業、解惑」的天職早被拋到了九霄雲外。 照我看來,阿憶在北大的工資並不低。但阿憶卻對工資深表不滿,因為他有一個迥然不同的參照系。在素有「黃金行業」之稱的電視界,過慣了紙醉金迷的生活,他對這點收入根本不屑一顧。據阿憶說,他在電視台任職,月收入至少可以達到8萬元以上,他在北京購買的豪宅亦價值數百萬,開的是豪華的別克轎車。北大的這點工資,連養車都不夠,哪裡能讓他維持如此高標準的生活方式呢? 阿憶的哭窮,迅速得到若干北大著名教授的共鳴。某些北大教授正在蛻變成這個時代最無恥的人。在這些名動天下的教授當中,有歌頌皇權鄙視民主的海歸博士,有受寵若驚出席北韓使館招待會的金家王朝粉絲,有宣稱官僚越腐敗,則經濟越有活力的經濟學家,有論證鄉規民約比現代法治更好的法學家。北大已經由「常為新的、與黑暗勢力作戰」的「中國的良心」,淪為官與商的幫兇、幫忙與幫閒。北大像吸血蟲一樣,貪得無厭地耗費著巨額的民脂民膏,卻不曾想過應當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為深陷于苦難中的同胞做點什麼、說點什麼。昔日,我曾經為北大人的身份而感到驕傲;今天,我卻為此而感到深深的恥辱。 就在「北大教授哭窮」成為網民和媒體爭議話題的時候,我卻看到另外一則關於一位小學教師的新聞。 劉念友,重慶市開縣北斗村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學教師。開縣是全國聞名的貧困縣,北斗村是開縣郭家鎮北斗地區最偏遠、最貧窮的山區,北斗村小學距北斗中心校,步行需兩個多小時。在當地老師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背了時都莫到北斗去。」劉念友卻主動申請到這個「鳥都不屙屎的地方」去任教。整個學校就他一名教職工,要教一個三年級的所有學科,17名山裡娃。 這份工作未必比阿憶在北大的工作簡單。開學第一天,劉念友的心就被孩子們深深震撼了。「本以為開學這天,娃兒再窮也要穿得光光鮮鮮的,可他們一個個都像叫花兒。幾乎所有孩子都穿著極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是用其他布料接成幾截,有的能明顯看出是大人的。大多數沒有文具盒、文具,有的只帶20塊錢來交學費。」劉念友當即從口袋裡摸出僅有的200多元,幫幾個學生交清學費。當天放學後,他又匆匆趕回家,從家裡僅存的300多元中拿出150元,為幾個貧困生買文具、買衣服。「總不能眼看自己的學生因為沒錢而輟學吧!」 劉念友在北斗村小學全職工作的年收入,還比不上阿憶先生在北大兼職工作的月收入。誰更窮呢?阿憶教授在網路上高調哭窮,劉念友卻如春雨潤物默默無聲。有人說,北大教授與小學教師之間,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學識不同,精英與大眾,也許就應該有這樣大的差異。北大著名經濟學家厲以甯不就說過——如果北大教授個個都有了別墅和豪華轎車,中國就實現了現代化嗎?至於劉念友們的命運,那些高傲的教授們,是根本不會放在心上的。 在一對兒女的眼中,劉念友是一個狠心的爸爸。兩個孩子先後考上大學,父親並未給他們準備充足的學費。兩個孩子在學校裡連吃飽飯的錢都沒有,只好在學校的食堂裡打工,才換取到可以果腹的食物。 但是,在劉念友教書的班上,在他的學生們眼中,劉老師卻是一位「很有錢」的老師。劉老師經常幫助那些家中十分貧窮、繳納不起學費的孩子,甚至連很多孩子的生活費以及生病了買藥的錢,都是由劉老師支付的。從1977年開始,教28年,劉念友每年都在資助班上的貧困學生,他的班上從來都沒有因為錢而輟學的學生。以他那一點微薄的工資,根本不可能承擔這一筆又一筆的費用。那麼,劉老師的錢,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久而久之,學校裡的同事和家人們發現,劉念友在週末和寒暑假經常「人間蒸發」,沒有人知道他究竟上哪裡去了。一次偶然的機會,北斗村中心校校長發現,劉念友的耳朵背後全是黑色的煤汙。經過一番盤問,他這下才知道了真相:每逢假期,劉念友便到附近的煤礦下井挖煤,靠挖煤換來的錢資助班上的學生。 後來,一位記者跟隨劉念友下井,他這樣描寫劉念友一天的挖煤生涯:「清晨7時,開縣郭家鎮麒龍煤礦主井。天還沒亮,48歲的劉念友便和工友一道背著電瓶、頂著礦燈,行進在狹長的主井甬道中。頭頂不斷淌下的水滴很快將衣服淋濕,空氣也越來越差,鼓風機巨大的轟鳴聲在井下迴響。20多分鐘後,他們來到距洞口1,500米處的東大巷掘井口。掘井口空間矮,要彎著身子才能活動,地上堆滿先前鑿下的原煤,被水泡得黝亮,潮濕悶熱的空氣中彌漫著濃重的原煤氣味和汗味。在昏暗的礦燈照射下,劉念友迅速地躺在地上,嫻熟地用鑿子,鑿著頭頂上方的煤層。煤塊鬆動,煤渣掉在淨是汗水的臉上,他用手抹了一把,再鑿。20分鐘左右,他就地休息兩分鐘,繼續。」 一次偶然的機會,北斗村中心校校長發現,劉念友的耳朵背後全是黑色的煤汙。經過一番盤問,他這下才知道了真相:每逢假期,劉念友便到附近的煤礦下井挖煤,靠挖煤換來的錢資助班上的學生。(圖/創用CC授權) 這樣的高強度勞動,不是一般的讀書人能夠承受的。我建議阿憶教授去親身體驗體驗,他就知道僅僅靠嘴皮子吃飯,實在是太容易了。劉念友卻這樣幹了一年又一年。與劉念友一起下井挖煤的農民工,都很佩服劉老師的吃苦精神,同時他們也感到十分困惑:「既然他是個老師,是個文化人,有固定的收入,為什麼還要來井下受這份罪,掙這點錢用命來換的錢呢?」然而,正是靠著這筆用生命換來的錢,劉老師才讓所有的學生都完成了所謂的「義務教育」。 劉念友從來沒有哭窮,即便他大聲哭窮,也不會像名人阿憶教授那樣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劉念友一邊在暗無天日、危險重重的井下挖煤,一邊在課堂上告訴學生說,知識能夠改變命運;阿憶教授卻在心安理得地哭窮,因為他傲慢地認為自己是精英分子,精英分子不該只有這麼少的工資,儘管北大副教授的職務,只是他的一份兼職,他在電視台的那些肥缺並沒有統統辭去。 富人總是感到不足和不滿,窮人卻自己動手改變現狀。劉念友便是魯迅所稱讚的「埋頭苦幹的人」和「拼命硬幹的人」。我不知道阿憶在面對劉念友的時候會怎樣。想來,這位有巧舌如簧的電視人,在公眾面前會虛情假意地讚賞劉念友一番,然後又在背後說,這個時代怎麼會有這麼傻的人! 阿憶說出了許多北大教授的心聲,他們只是希望能夠分配到更多的利益。北大人已經不再為弱勢群體而呐喊,他們只為私利而呼籲。北大不幸地變成了自私自利者的天堂。一群自私的老師,將一群全國最聰明的學生,教育成了新一代最自私的「精英」。這些年來,北大不斷伸手向社會「要」,卻從來沒有想過如何以文化和科學的創造,以及對公平和正義的捍衛來回饋社會。 北大教授阿憶和小學教師劉念友,一個人高居金字塔的頂端,一個人匍匐在金字塔的底部。然而,在我看來,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不是像周憶平這樣學識淵博、口吐蓮花、食有魚出有車的高級知識份子;而是像劉念友這樣默默無聞、春蠶吐絲、擔起黑暗閘門的普通公民。
余杰
2018-01-11
為什麼美國孩子比中國孩子幸福和快樂?
快樂和幸福,說起來容易,但中國本土的教育制度和方式,根本不可能讓孩子感到快樂和幸福。中國的基礎教育以父母和老師為中心,美國的基礎教育則以孩子為中心。圖/pexels 如今,在中國人心目中,「美國」乃是一個愛恨交加的、語意過於複雜的名詞。一提起美國來,多少人立即便會兩眼發直、雙手哆嗦甚至血壓升高。或貶之為地獄,或褒之曰天堂,可謂冰火兩重天。美國之於中國,如同童話故事《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中的白雪公主之於王后:每當王后拿起鏡子來「臭美」的時候,便會明知故問道:「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呢?」而鏡子卻每次都不惜觸犯龍顏,實話實說地回答說:「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於是,被嫉妒所控制的王后便歇斯底里地哭喊起來。 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蘊涵了太多的悲情與血淚。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兩種矛盾心態的深切紐結,讓國人的自信心一直付諸闕如。某些自稱愛國愛到骨髓里的大學生,昨天還在慷慨激昂地朝著美國大使館扔磚頭,明天又低眉順首地去同一個地方排隊辦簽證。而某些已經在星條旗下信誓旦旦地宣誓效忠的華裔美國人,一旦聽到別人批評中共的醜行,便立刻像尾巴被踩了一樣暴跳如雷。 在此情形之下,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海外,無論是過客式的留學生,還是已經歸化的美籍華人,「心平氣和論美國」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範學德的《活在美國》一書乃是其中的異數。範學德將最近兩年來在深受歡迎的中文論壇「貓眼看人」上所發表的兩百多篇帖子整理出來,結集成為《活在美國》一書出版。 在這本書中,作者認為:「美國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人間本來就沒有天堂,也建設不起天堂。人心的幽暗,社會的邪惡,在美國隨處可見。只是,美國有一部憲法,建立了一套制度,從而令社會結構性的邪惡,不至於無法無天。」這是難得的中肯之論。 無疑,美國是一個讓中國越來越難以繞開的國度。這個人口僅僅佔全世界百分之五的國家,卻擁有世界將近三分之一的經濟實力、科學發明和軍事力量。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一直雄踞全球惟一的超級大國的寶座,對世界發揮著獨一無二的影響力——看得見的是,有井水處必有互聯網、麥當勞、可口可樂和好萊塢。 隨著中國越來越深刻地捲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美國對中國的影響也日益擴張。美國不僅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中國人權問題最有力的批評者。那麼,美國是否可以成為中國民主化道路上的好榜樣呢?童話故事里的王后殺不死白雪公主,現實世界里的中國也無法否認美國的存在。在此意義上,「瞭解美國」乃是「關愛中國」的前提。 顯然,美國的崛起,絕非「歷史的偶然」,更不是「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財」便可以解釋的。在美國那些看得見的物質財富和國家權力的背後,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卻更為重要的宗教信仰、道德倫理和文化教育等「軟性」因素。近年來,深入剖析「美國之所以為美國」的著作,當然首推林達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這套以《歷史深處的憂慮》為首的作品,以書信體的方式,從美國短暫而不失跌宕起伏的歷史、嚴謹而不乏彈性伸縮的憲政等角度入手,深入淺出地為中文世界的讀者,勾勒出一幅「真美國」的圖畫,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如果說林達的作品是史家黃仁宇所說的「大歷史」,那麼範學德的這本《活在美國》則是連報章的角落都不會涉及的「小歷史」,也正如某網友所評論的是「細節的啓蒙」。作者筆鋒所及,根本沒有白宮風雲、世貿慘劇、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爭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硝煙等中國的「美國問題專家」津津樂道的話題,而全都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細節。 比如,怎樣考取駕照、到醫院看病如何付錢、在超市購物的帳單、社區圖書館的藏書情況、在鄰居家參加派對的經歷等等。然而,恰恰就是在這些細節之中,中美之間的經濟、文化和制度的差異,便立刻彰顯出來。就民族性格、精神傳統和制度淵源而言,中國離法國最近而離美國最遠。比如,慣於忍耐的中國人寧願像法國人那樣突然鬧起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來,也不願像美國人那樣安靜地坐下來、經過曠日持久的討論、制定出一套看似繁瑣、實則一勞永逸的法律條文。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向來盼望「明君賢相」式的完美搭配,因此順理成章地接受羅伯斯庇爾式的道德激情,卻無法理解美國人為什麼會認為「總統是靠不住」的。 細節決定生活的質量,細節決定文明的程度。「活在美國」,顧名思義,講述的是作者十多年來在美國「身在異鄉為異客」的生涯,尤其是兩個孩子,在美國幸福和快樂地成長的過程。在《活在美國》一書中,我認為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是:範學德從在美國出生並成長的兒子和女兒身上,從孩子的一舉一動當中,從老師的一言一行當中,觀察和思考美國教育的特色。範學德夫婦是到美國尋夢的第一代移民,他們的孩子則是真正在美國長大、接受美國教育、按照美國人的思維方式來生活的「小美國人」。 我在美國所接觸到許多華裔人士,由於語言和文化方面的衝突,他們本人可能並沒有那麼喜歡美國,但他們仍然執意留在美國,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他們希望孩子快快樂樂地生活在美國的土地上——包括「江姐」的兒子與孫子都選擇居住在美國:江姐的兒子在文革後公派赴美,再後來應邀赴美出版學術專著並移居美國,現在任美國馬里蘭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他的兒子,也就是江姐的孫子,在中國國內讀完高中後,到美國最頂尖的哈佛和普林斯頓接受教育。歷史就是如此吊詭。 是的,哪一個中國人不「望子成龍」呢?但什麼是「成功」呢?美國人所理解的「成功」,是快樂、幸福地生活。作為一名父親,範學德無比羨慕孩子們在美國幸福而快樂的生活。美國的教育制度最大程度地保護了孩子們的童年,最大限度地讓孩子們感受到幸福和快樂。同時,也用一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將責任、義務、貢獻、同情、合作、環保、公民意識等價值滲透到孩子們心靈之中。範學德描述了學校里孩子們的才藝表演,孩子們的表演雖然不盡「專業」,但個個都像是燦爛的明星,晚會的高潮是全部表演者都上台謝幕,「有的跑進來,有的晃進來,有的翻跟頭進來。有的鞠躬,有的揮手,有的兩人三人做出各種造型,有的乾脆在地板上魚躍。一個花樣,引起一陣尖叫聲,一陣高過一陣,沒有一個花樣,與另一個花樣重復。 他還描寫了女兒和同學們如何帶著餅乾到超市門口去,為「女孩童子軍」義賣,所得的善款作為女孩童子軍的活動經費,和慈善活動經費。拿著廣告牌的女孩們,在超市門口很受歡迎。「有好幾個婦女說,面對你們這樣漂亮的女孩,我怎麼能夠說不。」那樣的場景確實溫馨感人。 快樂和幸福,說起來容易,但中國本土的教育制度和方式,根本不可能讓孩子感到快樂和幸福。在中國的媒體上,充斥著對湖北黃岡中學之類的「魔鬼學校」的禮贊,這些學校採取的是他們臆想的「西點軍校」式的教育管理模式,將學校當作監獄,將學生當作囚徒,最終創造了驚人的升學率。在高企的升學率背後,孩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受到侵犯和傷害,則無人關心。中國的基礎教育以父母和老師為中心,美國的基礎教育則以孩子為中心。中國的中小學里,以分數和名詞劃分「好學生」和「壞學生」兩個群體,老師對這兩種學生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而在美國的中小學里,老師更願意從每一個孩子身上發現其獨特的優點,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是上帝給這個世界的禮物,所以沒有一個孩子是不可教育的「壞孩子」。 作為一名「超級奶爸」,範學德每天接送孩子,有很多時間與孩子在一起,他驚訝地發現:美國的孩子們不必做多如牛毛的家庭作業,他們有一個快樂和幸福的童年。在家長會上,老師告誡家長們說,家長不必幫助孩子完成家庭作業。孩子不會做,證明他還沒有掌握問題,他只要把不懂的地方寫下來,第二天告訴老師就可以了。幫助孩子們學習,這是老師的責任。老師還說,不希望孩子們花太多的時間在學習上,孩子們要有家庭時間。學習是有樂趣的,孩子們知道如何學習,而不是記憶、背書。孩子的解放,也是家長的解放。 在中國,家長和孩子一起在家庭作業的重壓下呻吟,倘若老師也能說出如此通情達理的話來,那該是多大的福音啊。可惜的是,中國的老師們也是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他們頭上懸著升學率的寶劍,哪裡能像美國的老師那樣從容自如呢? 範學德的女兒是學校合唱隊的成員,他因此受邀到學校禮堂參加合唱隊的音樂晚會。孩子們唱的一首歌深深打動了這位父親,歌詞是這樣的:「我是這個世上的孩子,我的聲音並非無關緊要。我是這個世上的孩子,當我歌唱時,世人就聽到我的聲音。你能想象嗎?如果在這個世上的每一個人,同聲歌唱,同聲歌唱,那將多麼美好。你能想象嗎?當我們歌唱時,我們會忘記仇恨,忘記戰爭,那將多麼美好。」 聽了如此美好的歌曲,在文革的血雨腥風中度過童年時代的父親,不禁寫道:「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想起了今年春節晚會,那些表演高難度舞蹈動作的孩子們。為什麼在那樣的時候,聽不到孩子的聲音。他們是世上的孩子,孩子的聲音並非無關緊要。」對此,我要補充的是,與此同時,中國孩子卻必須唱那些宣揚仇恨與鬥爭的「革命歌曲」。大部分中國孩子不會唱歌,只會「表演」——奧運會開幕式上的那場「雙重假唱」,無疑是關於「中國特色」的最精闢的寫真。在此意義上,張藝謀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導演。他用這樣一個節目揭示了中國作為「謊言帝國」的本質。 中國的孩子自從上幼兒園起,便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洗腦教育的犧牲品,「愛國是沒有商量的」,但愛國的內涵卻語焉不詳。進入小學和中學之後,大部分孩子都必須加入少先隊和共青團,不願加入者立即被打入另冊。於是,「愛國」被悄悄置換成「愛黨」,「國家」成了一個不容許批評的龐然大物。 而在美國,孩子們是通過學習國家的歷史、地理和文化,而產生作為美國人的自豪感的。在台上執政的,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不敢到學校里來插一手,向學生灌輸「愛共和黨」或「愛民主黨」的思想。《活在美國》一書中有這樣一段精彩的對話:父親問舉手投足都活脫脫是「美國鬼子」的兒子:「你們學校的老師教育你們要愛國嗎?」年方十二歲、正在上初二的兒子回答說:「老爸,你以為這是在中國啊,天天唱中國我愛你,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爸,這是美國。我們老師從來不教導我們愛美國。」父親又問:「那麼你們愛不愛國?」兒子回答說:「我們許多小孩子都愛美國,但老師從來不教我們必須愛美國。」父親接著問:「那老師教導你們要愛什麼?」兒子鄭重地、一個詞一個詞地回答:「老師說,要尊重(respect)這塊土地,要愛解放(liberty)、自由(freedom)、和公義(justice)。」當問及對美國總統的看法時,孩子居然「大不敬」地否定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和共和黨總統布希。 這段父子之間有趣的對話,真應該收入到未來中國的中小學生公民課本中。是的,只有中國的教師,才會向孩子們灌輸無條件地去愛專制獨裁的「黨」和空洞無物的「人民」,以及躲在「黨」和「人民」背後、操縱著傀儡線的「偉大領袖」。當一個國家強迫其國民去愛它的時候,它已然毫無可愛之處了;當一個未經選舉的政府,自以為是地「代表」全體民眾的時候,其統治的合法性早已煙消雲散了。 美國的崛起,從某種意義而言,乃是教育的崛起。美國的教育制度固然並不完美,但無疑是現今世界最成功的教育模式。美國教育的核心是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和天賦,為其獨立成長創造自由和寬松的外部環境,正如一名網友在回應範學德的文字中所說,成功的教育就是「讓每個人成為他自己」。我想,也許這就是美國孩子,比中國孩子幸福和快樂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余杰
2018-01-05
只反酷吏不反皇帝
北京發起驅逐低端人口、拆除街面招牌以及「煤改氣」行動(路透)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北京發起驅逐低端人口、拆除街面招牌以及「煤改氣」行動,影響數百萬人之生計,民眾怨聲載道、苦不堪言,當局卻無動於衷、我行我素。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的校友,發表了一封連署的公開信,敦促新上任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認清形勢,領悟民意,放棄僥倖,儘快去職。 敦促書指蔡奇上任三把火,為北京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暴政,蔡奇是北京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酷吏。 這封公開信看似義正詞嚴,其實卻是色厲內荏。 它只反酷吏,不反皇帝,將禍國殃民的政策全都算到蔡奇一人身上。 換言之,只要驅逐蔡奇,帝都就能恢復昔日「坐穩了奴隸」的好時代,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派和諧,幸福美滿。公開信設置了「安全閥」,不會像為劉曉波引來殺身之禍的「零八憲章」那麼危險。自我保護的本能當然可以理解,願意當殉道士的人畢竟是少數。然而,打腫臉充胖子,確實就是欺騙行為。策略如果壓倒了真理,最終必然走向南轅北轍、緣木求魚。 這封公開信的起草者,像將腦袋藏進沙堆中的鴕鳥,對如此顯而易見的事實視而不見:蔡奇是誰提拔起來的呢?此前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蔡奇,如何能完成「三級跳」成為政治局委員?當然是其主子習近平慧眼識英才。當初,習近平自己不也是跳過政治局委員的層級,直接升任政治局常委,成為名副其實的接班人? 從其履歷上看,蔡奇與習近平具有驚人的同質性:他們都在毛時代「上山下鄉」,當過多年的「知青」,都因為文革錯過正規教育,卻擁有「如真包換」的博士學位。他們都深味中國官場的厚黑學,若是臉皮不夠厚、心不夠黑,豈能升到黨國領導人的高位? 蔡奇在檯面上幹的每一件壞事,當然得到習近平的首肯。若反蔡而不反習,就不是捍衛人權和公義,而是自覺不自覺地幫助當局「變相維穩」。就如同郭文貴的海外爆料行動,在「郭七條」的框架之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不反習,甚至稱頌習是千年一遇的「明君」),不是造反,乃是「為主分憂」,不僅不會動搖共產黨的統治,反倒幫助共產黨收編海外原本就三心二意的反對派。 蘇聯獨裁者史達林生前換過好幾個特務頭子,每一個特務頭子都像他的襪子一樣,穿臭了就被扔掉。而司馬遷在《史記》之《酷吏列傳》中,早就道出宮廷政治最大的秘密:十多個權傾一時的酷吏,如走馬燈式地「你方唱罷我登場」,巋然不動、穩如磐石的唯有「今上」一人。 有人譴責一度受漢武帝寵愛的酷吏杜周說:「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 獄者固如是乎?」杜周回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可見,杜周深知,他侍奉的不是抽象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喜怒無常的皇帝;法律是靠不住的,皇帝的心思意念遠高於法律。 所以,每一個酷吏背後,都站著更殘酷的皇帝。皇帝一般等到酷吏幹完所有髒活兒,成了千夫所指的、箭靶式的人物,才將酷吏拋出來加以清算,以平民憤,並顯示自己的明察秋毫。 此時,受盡苦難的老百姓當然會三跪九叩,高呼「皇帝聖明」。 所以,即便蔡奇垮臺,也不意味著「北京之春」就到來了。
余杰
2017-12-18
台灣不是1949年的北平
今天的台灣,是戰後存在70多年的獨立國家,實現民主化已30年,政府是公民用選票選出來的,有強大的民意基礎,2300萬民眾中的大部分人有意志捍衛國家安全。
余杰
2017-12-14
習近平是龍的傳人 還是馬列傳人?
美國總統川普(左二)與夫人梅蘭尼亞(左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二)與夫人彭麗媛,八日參觀北京紫禁城時在太和殿廣場合影。(美聯社) 余杰/中國流亡作家 習近平在紫禁城以最高規格款待來訪的美國總統川普,並以「龍的傳人」向客人自我介紹,荒腔走板,貽笑大方。 「龍的傳人」一說,來自於一首上世紀八十年代從港台傳入中國的流行歌曲,並不見於任何官方正典的記載。在帝制時代,惟有皇帝才能以「龍的傳人」自居,龍椅、龍袍只能由皇帝獨享,普通人等若使用龍的圖案,就是危險的僭越行為,立即被抓去砍頭,甚至誅九族。即便是一代權臣李鴻章,也曾因為未經皇家允許,跑到「龍陵」遊覽一番,而被彈劾丟官。 在美國魔幻小說《冰與火之歌》中,倒是有一位號稱「龍之母」的金髮小龍女,孵出三條噴火巨龍,為之南征北戰,好不威風。而習近平並非皇族,也沒有張牙舞爪的飛龍可供驅使,卻也敢以「龍的傳人」自詡,真是無知者無畏。 習近平款待川普觀賞的京劇中,有一折是美猴王的故事。川普大概看不懂充滿東方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猴王造反」,不知道孫悟空的名言乃是「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當年,毛澤東驕傲地以「潑猴」自居,而身為「毛的傳人」的習近平,也是猴氣十足,與其說他是「龍的傳人」,不如說他是未能「進化」成人的猴子,在全世界面前表演「猴子的新裝」的好戲。 習近平喜笑顏開地迎接「萬惡的美帝國主義」的魁首的那一天,正是蘇俄十月革命百年之際。俄國總統普亭雖是威權強人,卻也在紀念集會中曆數十月革命給俄國帶來的巨大災難,聲稱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此悲劇重演。中國官方則未曾舉辦關於十月革命的慶祝活動,注意力全都放在川普訪華這一「重中之重」的大事上,馬克思和列寧這兩位老祖宗會不會傷心欲絕呢? 習近平以「龍的傳人」的民族主義話語掩飾他自己和中共作為「馬列傳人」的共產原教旨主義本質。中共在十九大上通過的新黨章中,雖然加入了「習近平思想」,卻不曾刪去「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根基。習近平在「龍的傳人」和「馬列傳人」之間左支右絀、彷徨無地,他能調製出一杯怎樣的雞尾酒來呢? 即便由王滬寧這樣的御用學者為之打造新理論,習近平也無法完成一套前後不矛盾的、重塑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學說。香港政治評論人金鐘評論說:「看清十月革命一百年由狂暴而煙消雲散的主流命脈,回望其氾濫於中國的支流。十分清楚,中共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前三十年毛澤東獨裁,完全是集十月革命暴戾血腥,加上東方農民造反的愚昧野蠻之大成,殺人如麻,文明盡毀,暗無天日,其罪孽何止於蘇共數倍計!……後三十年仍以財大氣粗之勢,竊據國家權力,踐踏憲政,打壓異己,封鎖資訊。獨夫之心,日益驕固,越三世而圖萬世為君。對人民實行新的奴役。這是十九大的主旋律。」在這個意義上,前後兩個三十年確實不矛盾,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都是竊國大盜。
余杰
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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