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馬英九涉嫌洩密被起訴。（記者羅沛德攝）   北檢昨日偵結馬英九被控教唆洩密案，依違反「刑法」洩密罪、「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個資法」提起公訴。先前，馬英九、黃世銘被控洩密與教唆洩密等案，黃世銘前年已被判刑，馬英九則卸任後檢方才啟動偵查。為了整肅政敵，不惜毀憲亂政、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不啻是馬英九「溫良恭儉讓」包裝的莫大諷刺。 馬英九利用特偵組非法監聽所獲情資，指揮國民黨考紀會開除王金平黨籍，企圖令其喪失不分區立委資格、失去國會議長寶座，不僅是二○一三的政壇大事，也對後來的太陽花學運與二○一六大選產生激盪作用。當時特偵組的違法監聽，連立法院總機也在內，引起朝野、輿論譁然。二○一五年二月，高院合議庭認定黃世銘向總統及行政院長洩漏偵查中的偵辦內容與通聯紀錄等機密事項，依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及「刑法」洩密罪判黃世銘一年三個月徒刑，得易科罰金，全案定讞。黃世銘的判決結果，預卜了馬英九卸任後的命運。而黃世銘退休金、監察院彈劾「全身而退」，有無甚麼秘辛尚待歷史解密。 事後回顧，所謂的「馬王政爭」，堪稱壓垮馬英九政權的最後一根稻稈。二○○八，馬英九完全執政，權力一把抓，連國民黨中常會都成了一言堂。抽象的意識形態，現實的權力衝突，導致馬英九難容王金平；二○○五黨主席之爭，馬英九將掃除黑金的箭頭對準王金平，似乎已經埋下了二○一三的伏筆。馬英九所圖，似乎是杜絕國民黨質變，不容本土人士僭越主導權。「馬王政爭」，不難看出馬英九為了拔除異己不擇手段。可笑的是，馬英九總統兼黨主席，竟在政爭落敗，埋下傾中總路線崩潰的種子。太陽花學運，如果沒有「馬王政爭」的背景，發展可能會是另一種劇情。 去年九月，卸任後的馬英九在公開演講洩漏「馬習會」的會前協商內容，而此磋商程序及協商內容過去被馬政府列為國家機密，拒絕立法院事前監督。這就是典型的馬英九風格，只要他想揮灑權力，心中是沒有民主法治的。台灣這個民主國家，被這個人拿來一人獨裁一意孤行，此所以，他只政策照顧有利於終極統一的對中全方位開放，罔顧台灣平民百姓的生活福祉與選擇自由。結果，從二○一四太陽花學運到二○一六大選，跨越藍綠選民的憤怒一舉讓國民黨完全在野。「聯共制台」頓失台灣內應，一中框架的兩岸互動模式遂告動搖。 洩密、教唆洩密等官司的源頭「馬王政爭」，連戰連敗的國民黨至今仍走不出療癒之路。刻正進行的黨主席選舉，與主流社會脫節的黃復興們成了關鍵，決戰在於爭取極少量同志而非社會大多數，稍有本土傾向便成為原罪。表面上，這是洪秀柱意識形態漣漪作用；更深層來看，倒像是「馬王政爭」在國民黨內的續集，連批馬的「洪衛兵」也難逃其意識形態魔咒。國民黨宛如敗得還不夠徹底，整體走向還是朝證明失敗的總路線滑行，對轉型正義、黨產歸零、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等，依舊選擇敵視主流民意的牆角；抵制維護國家安全的認同、保防、防禦等，只想集結反改革者「拖垮這個政府」，而其潛台詞該不會是「拖垮這個國家」吧？ 馬英九正在接受正義的檢驗，當年他被刻意美化而站上最高權位的環境早已改觀，這是台灣民主的長足進步。被起訴後，馬英九出面強調：「我的清白我有信心，未來將到法院說明」。其實，社會大眾更希望，「司法改革」高唱入雲之際，法院審理相關案件毋枉毋縱，但願不會再出現「首長特別費」與「國務機要費」的雙重標準。如今，司法是馬英九的陰影，而馬英九是國民黨的陰影。對於國民黨，已經卸任的馬英九既已「個人造業個人擔」，作為台灣最大在野黨更應儘早揮別「馬英九陰影」，迎向主流社會的改革願景，尋求自我改造重新再起的動能；自鎖於一中囚虜困境，背對台灣主流民意，天上不會再一次掉下來二○○八的禮物了。

蔡總統曾經宣示今年的首要任務是拚經濟，行政院因此將在這個月提出規模約八千億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希望擴大內需，帶動經濟動能。這項政策已經引起各縣市高度興趣，無不積極呈報地方建設方案，以搶食預算大餅。在府院核定基建項目前，如果主事者好好地以「用腳治國」取代「用筆治國」，絕對能提高此一計畫被期待發揮的乘數效應。 如果主事者好好地以「用腳治國」取代「用筆治國」，絕對能提高此一計畫被期待發揮的乘數效應。。（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所謂的「用筆治國」，就是坐辦公室，閱讀書面，冥想擇案，社會謔稱的閉門造車、文青治國，即屬於此一類型的顯著表現。什麼又叫做「用腳治國」？就是政府在施政前，實地去調查研究，據以作為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據。「用腳治國」看似理所當然，治國怎麼可能脫離土地的真實狀況？但是台灣近年來幾任政府治理能力出了很大的問題，相當的原因卻源於此，甚至已經形成結構性沉痾。顯然，腳踏實地的施政，如果在新政府仍是知易行難，則拚經濟終將成為鏡花水月，無法切中要害，真正解決台灣的問題。 用腳治國，一個曾經發生在台灣的切身例子是日本的治理。台灣幾個階段的殖民統治相較，日本的建設普遍被認為是相當細緻且具規模的，這與首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起用後藤新平為民政局長有很大的關係。留德醫學博士背景的後藤，一八九八年派駐台灣時，著手檢討之前的日本統治政策何以在台灣時遭扞格、抵抗？他發現可能是文明落差所致，因為一八九五年之前，雖為清領，實是「化外之地」，台灣本身的自治非常發達，他認為這種長年沿革而來的「舊慣」，可以說是台灣人行為遵行的不成文法，因此任何行政計畫要能有效且落實，必須要先實地了解在地的情況，無法把日本人按照成文法的製度照樣搬來，就獲致相同的推行效果。 基於這樣的認識，「台灣舊習慣調查會」於是在一九○一年成立，開始在台進行社會、文化、風俗的調查；而後藤新平在台八年任期間所進行全面性、大規模的土地調查、人口普查等等徹底的研究，也成為台灣有史以來最早、最完整的資料，提供當時日本在台土地改革、交通建設重要的基礎。 鄰近的中國也有類似的經驗，最淺顯的例子就是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眾所皆知，八九年天安門事變後，中國究竟將走向市場經濟或維持計畫經濟，面臨了極大的抉擇壓力，五○年代歷經反右、文革的政治菁英多所保留，鄧小平為了驗證自己的判斷，因此親自到南方去跑了一趟，才確認改革開放路線。繼而在九二年秋的中共十四全大會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進而在九三年三中全會提出五十條「決定」，九四年正式實施人民幣貶值與分稅制，讓市場經濟的改革動起來。鄧小平並沒有經濟學位，也沒像台灣的經濟學者寫過一堆的SSCI期刊論文，他在中國帶動的關鍵性經濟轉型，不也是用腳決策的結果。 在台灣，過去八年的馬英九政府，不論是消費券、ECFA、服貿協議、自由經濟貿易區，不論是智庫研究或是政府評估，全都是用筆治國的「典範」；當時中經院提出的服貿協議影響評估報告GTAP模型，今天回顧，應該格外具有警世作用才對。職是之故，國人當然必須關心，有關分年以特別預算執行的八千億前瞻基礎建設，到底是用腳治國後的務實產出？或是地方搶錢綁樁、中央用筆治國的可怕輪迴？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判準是，行政院的願景是什麼？唯有先有了執政藍圖，再實際用「腳」去確認，接續才會知道全國的基礎建設該如何配合擘劃，這個啟動點是中央，不該是地方。 國人對於新政府這次的重大政策，懷抱不能失敗的高度期待，行政院務必要拿出「用腳治國」的具體政策內涵出來。

  二二八，歷史的歸歷史；蔣介石功過，歷史的歸歷史；追究歷史便是意識形態作祟。反對轉型正義者的論述，乍聽之下似乎不無道理，現在的人沒必要淪為歷史的囚虜，應該記取歷史教訓，正視現實問題。然而，行銷這種論述的人更應該想想，為什麼「歷史的歸歷史」如此動聽，二二八、蔣介石等依舊無法塵埃落定進入歷史？答案其實不難，那就是，歷史尚未完成，威權時代活化石所在多有，不堪回首的歷史也就無法劇終落幕。納粹的徒眾如果還在活躍，歷史的歸歷史可能嗎？這一點，也正好足以為反對轉型正義論述的盲點「解盲」。 最近，世界棒球經典賽，我國代表隊成績欠佳，有立委直言不諱批評：中華棒協與中華職棒聯盟都是國民黨在把持，棒協的理事長是國民黨前立委廖正井，中華職棒聯盟會長是國民黨現任立委吳志揚，兩個組織為了利益互鬧不配合，最後的結果就是犧牲了我們台灣的國球。除了體壇，之前的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人事紛爭，以及各地農會選舉結果還是藍藍的天。此一現狀說明，黨國長期以來政治操作人民團體，即使經過兩次在野仍然不動如山，與台灣的民主節奏完全違和，終止黨國把持人民團體，還給人民團體專業自主，也是轉型正義的重要課題。 不僅如此，新聞媒體、司法體系、情治軍警、教育行政甚至演藝事業等，都可以輕易發現黨國幽靈。「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司法仍在當國民黨打手」，皆非空穴來風。回顧歷史，國民黨來台之後的統編工程，利用黨國改造後的高壓力量，將政治的全面掌控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操弄地方派系，把持人民團體，政商利益共生，乃至中央對在地侍從的擺布酬庸等，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遂在倉皇逃亡台灣不久，完成了對台灣的嚴密盤據，中華黨國取代日本軍國，反攻神話只是為了鞏固最高權力封閉系統。 今天，完全執政者推動轉型正義，本屬國人託付改革之實踐。但九個月來，反改革暗潮洶湧，既得利益者負隅頑抗。違背主流民意的聲嘶吶喊，結合著國家認同的曖昧游離，那些激情抗爭的團體與主導者，不啻是國民黨附隨組織、附隨人員的初步清單。而最為刺激他們神經的，不是追討國民黨黨產、追究二二八元凶蔣介石責任，而是自己附隨角色所換取的待遇與權勢，此所以年金改革遭到國民黨「八旗子弟」呼群保利。這種劇情生動說明著，早該謝幕的歷史還在上演中，很多「平庸的邪惡」還在「永懷」威權統治者的幽靈。 婦聯會理事長辜嚴倬雲批評：政府要推動轉型正義，必須拋去私心，因為正義是屬於大家的，不能獨佔；如果打擊的對象只是與你競爭的政黨，或者是曾經支持過這些政黨的團體，那麼正義就會變成不正義了。她相當典型地流露出附隨者的認識盲點：國民黨至今仍是「反民主秩序」的不正常組織，對內對外、從古到今都目無正義。附隨組織與個人，不願放下附隨角色，透過轉型正義自我救贖，硬要扛著舊時代的包袱。個人無法走出悲劇，台灣向前走無法停步，於是，只能以民主的力量與手段，打消附隨者的附隨殘念，加入正常公民的行列，從而確保我們的國家與所有的政黨都有了不可逆轉的民主秩序。 話說回來，國家正義轉型，固然是民之所欲，推動者仍當行穩致遠。從年金改革、追討黨產到司法改革，每個戰場都激出改革反作用力，附隨組織與附隨人員逐漸兜攏集結。在民主台灣，轉型正義的決戰點，一是立法院，二是選舉。前者，目前改革陣營完全執政，應該不成問題；後者，則牽涉到改革以外的日常施政，是否獲得多數選民肯定。如果因為後者而拖累改革，無疑會頓挫社會的改革氣氛。此所以，執政團隊要有積累改革能量的作為，以有感政績深化轉型正義的進程。黨國幽靈還在台灣徘徊，改革攻堅需要時間換取空間，奠基八年以外的改革續航力，當今的執政者應當視為己任。

  中國人大及政協的每年例會正在北京舉行，「兩會」以橡皮圖章著稱，只能例行公事地批准黨國當局的重要決定。不過，從各式各樣的報告及講話中，外界仍可窺知這個一黨專政國家的若干樣貌。對飽受中國併吞威脅的台灣來說，中國逐年躍增的國防預算今年突破人民幣一兆元，約我國的十四．三五倍，是值得關切的焦點之一。 中國繼續耀武揚威之際，最近東亞情勢的發展，增添我國的戒心。本週一，北韓向日本海發射四枚中程彈道飛彈，宣稱以駐日美軍基地為目標，顯示它正朝射程涵蓋美國的洲際彈道飛彈和核武發展道路邁進。本週二，美國開始在南韓部署戰區高空防禦系統（THAAD）或通稱薩德，四月服役。 在此之前，中國對南韓部署薩德反應強烈，並採取報復行動。中國把矛頭指向提供土地建構薩德的南韓樂天集團，它在中國零售商場有二十多家遭勒令停業。同時，中國還祭出「限韓令」，下令旅遊業者停止赴韓旅遊，拒絕韓方包機航班申請，取消韓國演藝活動，民間也出現抵制韓貨及砸店等行動。所有這些，中國外長王毅宣稱，因為「薩德的監視和早期預警半徑遠遠超出朝鮮半島範圍，危及中國的戰略安全」。他提議「雙暫停」︰以美韓停止進行中的聯合軍演，換取北韓中止飛彈發射及核武發展；但旋遭美韓拒絕。 國際輿論對「限韓令」或「雙暫停」大都不以為然。從常識看，北韓的飛彈核武危及南韓與美日，中國並未面臨同一威脅，南韓部署防禦系統的薩德，純屬自衛。另一方面，做為北韓唯一重要經濟和安全夥伴，中國有節制北韓的絕對實力；有如北韓前駐英國公使太永浩所強調，只要封鎖邊境，停止貿易，「中國三年就能讓金正恩垮台」。 中國不此之圖，以經濟手段壓迫南韓，並非只搞錯對象，而是別有所圖，亦即繼續以北韓為籌碼，取得向美國討價還價的利益。一如世人所見，中國從二○○三年起曾主辦六方會談，邀兩韓及美日俄等國協商北韓核武問題，但六年後因北韓退出而以失敗收場。不過，美國期待透過中國節制北韓的幻想未醒，軟弱的歐巴馬更以「戰略性忍耐」（strategic patience）自我感覺良好，以致北韓趁機坐大，中國也利用歐巴馬「寄希望於中國」的幻想及軟弱而在南海擴張等爭議得寸進尺，川普政府不能再犯這一重大錯誤。 旁觀「薩德事件」，令人不能不心生警惕。首先，薩德是攔截中短程戰術飛彈的末端防禦系統，屬自衛而非攻擊性軍備，且旨在防禦北韓或有的攻擊，並非針對中國；中國反應幾近歇斯底里，只能有自己的戰略安全考量，不容南韓有正當防衛舉措，霸凌南韓的霸權心態昭然若揭。其次，南韓與中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朴槿惠一年半前還以總統身分參加中國九三閱兵，如今中國對待南韓翻臉如翻書，難怪周邊國家對中國武力崛起，惶惑不安。 然而，南韓朝野面對中國無理取鬧，表現可圈可點。在政界，儘管內有閨密門政治亂局，各政黨齊力對外，同聲譴責中國打壓；自由韓國黨黨魁鄭宇澤的話最經典︰中國是G20成員國，做法卻「低級且傲慢」。主要大報或主張減低經濟依賴以阻止中國蠻橫，屈服只會讓南韓自取其辱，要中國適可而止。南韓政界及媒體在面對中國霸凌的齊心一志，是正常國家社會通例，也是台灣所欠缺。 「薩德事件」也引發我國是否部署這一防禦系統的討論。國防部長馮世寬不支持，以免涉入他國紛爭；國安局長彭勝竹強調，只要維護國家安全措施，他都支持。就此假設性問題而言，國安局長顯然較國防部長回應得體。至於中國有退將揚言，「如果美國在台灣部署薩德系統，就是解放台灣之時」；達賴喇嘛接受美國HBO訪問，對是否擔心中國指定其繼承人的回話，最宜借用於此。達賴說︰「這是愚蠢的行為之一；短視，沒有正確使用大腦，是有害的」；「我們的大腦有認知常識的能力，但中國的強硬派缺少這一部分大腦」；「他們想要什麼，想說什麼，那是他們的觀點…我只覺得好笑」。

  馬英九這次選擇的訪美時間點，不得不令人懷疑其政治盤算。時值中國召開人大政協，免不了要高喊反獨促統老調，而馬英九在美國唱和，堪稱「馬習會」的續攤，對習近平自屬立功表現。然而，馬英九的「台獨不會成功，統一可以是選項」，外銷轉內銷回台灣，主流社會與國民黨內都有質疑。而他的所言所行也證明，所謂「不統、不獨、不武」的實踐，說穿了就是要以傾中總路線，框限「台獨不會成功」、「弱化防禦軍力」、「不排除統一」。至於他在美國的演出，不是為台灣也不是為國民黨，細加推敲倒有點像為自己買「政治保險」。 今年中國兩會，正好是多事之秋，從東北亞到南海，都出現與北京期待不一樣的劇情發展。北韓金正恩試射飛彈，金正男在馬來西亞遭刺，而南韓同意部署薩德系統且裝備已運達，北京對金正恩似乎無可奈何，卻對南韓的樂天集團、藝人大肆修理。由於台灣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又有「川蔡通話」、川普對美國一中政策之再平衡解釋，除了先前的緊縮中客、戰機航母繞台、修理海霸王等，兩會期間也不斷撂狠話，俞正聲「堅持九二共識，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李克強「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任何名義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張志軍「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與馬英九所言異曲同工。 這些人所代表的傲慢與偏見，只是中國面對國際事務的天朝心態縮影，很容易讓大家聯想到慈禧太后，她當年的狂妄自大招致八國聯軍，為大清帝國自掘墳墓。現在，中國不敢與國際變局的源頭對幹，只敢狂打日韓台發洩情緒，如此柿子挑軟的吃也未免太自曝其短了。而身為政協委員的中國藝人張國立，讚賞中國網民檢舉台獨份子，他鼓勵中國文藝界效法網民，有關部門更不能讓提倡台獨的台灣藝人，邊在中國掙錢邊罵中國。這種毫不尊重表演專業、市場供需的義和團謬論，可讓進軍中國市場的台灣藝人乃至台商引以為戒。連南韓樂天集團都遭北京修理，勢孤力弱的台灣藝人、台商，不幸被政治獵巫如海霸王又何奈？ 有關退將赴中損害國家尊嚴，行政院長林全終於拍板「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草案，增定罰則，最重可剝奪退休俸。林全說，先檢討兩岸條例，再來檢討其他法令，而且這不只是針對退將，還包含所有指標性政治人物，包含他本人。諷刺的是，馬英九上回到馬來西亞遭中國矮化、國格受辱，最後只能唾面自乾。不知是否與此有關，馬英九這次到美國，毫不避諱「卸任總統」身分，趁中國兩會推銷統一。如此不顧國家利益，這個人的退職禮遇、出國審批，尤其是考慮到他官司纏身，是不是也該好好檢討一番，以對憤憤不平的軍公教有所交代？如果馬英九的行徑，愈來愈像「媚中藝人」，大家也樂見對他多加管束吧。 執政完全失敗，國民黨內批他如「孝子」，司法追究也才剛開始，馬英九確實亟需「政治保險」，問題在於誰是「靠山」？從退將到卸任總統，從邦交國動搖到國際活動排擠，從大學一中承諾書到觀光一條龍，從農漁產品契作到統戰三中一青，從台商到藝人的政治獵巫，這些不一而足的縮小包圍圈，便是中國對台灣反獨促統的分進合擊。「卸任總統」牽制「現任總統」，不無國際反宣傳效果，等於又增加一個攻擊面。裡應外合，來者不善，完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一味以維持現狀避免製造麻煩，台灣恐將難逃「武力確保和平統一」的鳥籠。維持現狀只能保留統一選項，馬英九其實點出了現狀的一中纏結。完全執政團隊必須認清，維持現狀加上改革進步也不等於正常國家；不掙脫一中纏結，台灣終究是一隻籠中鳥。

  最近台灣高等教育爆發了兩岸學術交流所衍生的嚴重問題，自二○一○年以來，包括台大在內的國內公私立大學為了順利招募中國研修生，居然以各種方式與對岸簽下了「課程不涉政治」的承諾書或聲明書。這個「一中原則」具體化的暗度陳倉，在馬英九任內違法私通了多年，真是繼「九二共識」之後，國共猥瑣交往的又一實踐。 稱其猥瑣，係因一個由台灣全體公民投票產生的民主政府，卻瞞著自己的學生、家長、社會，甚至連國立大學都放行出具保證：在中國學生面前，一定會鎖喉閹割、自戕承歡。如此的交流樣態，還有什麼更貼切的形容詞？ 所謂的中生承諾書，是台灣的大學校院若要引進中生就讀，必須在諸如「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等活動，不得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方面活動」、「學習內容不會刻意引導學生涉及兩岸等爭議性政治議題」等書面上畫押；此等獨步全球的學術交流模式，片面遂行了六七年之久，各校的管理階層如入鮑魚之肆，竟已毫不在意，看來我們的高教結構恐怕真的出了很大的問題。 首先，全國大專校院五大協進會在事後發表的共同聲明，是以與全世界競爭、全球高等教育環境接軌為由，進行辯解；甚至宣稱：陸生與外籍生一致，課堂上以專業學習為重，不涉及政治敏感議題。在民主國家，政治就是公民的日常生活，哪裡敏感？而其思想、哲學、理論，也是社會科學領域的一門專業，豈能排除？何況國際間何有類似承諾書？這些校長們的人文素養、教學自主意識，令人難以置信。 其次，有關全球競爭與高教接軌的目標，望之儼然，但根據教育部的統計，一○五年度，台灣招收了十一萬六千餘名的境外學生，單獨中生就有近四萬二千人，全球比例明顯失衡；若再進一步分析生源類型，不少因少子化衝擊、飽受經營所苦的私校，是以「團客」的方式，一人一學期十萬費用，整班大量引入，這究竟是接著什麼軌？其真實目的，與馬政府時代招攬中國觀光客，當時國共合謀的偏差心態有何不同？ 再者，中國學生來台就讀屬於兩岸人民往來事項，「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三十三條之三規定，我國學校與中國學校的書面約定，應先向教育部申報，內容不得違反法令規定或涉有政治性內容，否則罰款一萬至五十萬元，且要限期改善。過去國民黨政府刻意放任不管，任令每所大學各自為政，讓情況脫序，現在陸委會與教育部皆已判定此舉有失對等、尊嚴意旨，恐有牴觸之嫌，一旦兩岸學術交流的規範準則確立，過去混亂的交流秩序必須重新整理。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總理李克強才在全國人大會議的工作報告強調：今後將持續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為台灣同胞，尤其是青年，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也說，要大力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合作，扎實推進兩岸和平統一。換句話說，民進黨上台後，中國為避免雙方漸行漸遠，加大民間交流的力度，仍是其和統政策的主旋律。既然如此，對岸何須反以政治設柵，陷青年交流於複雜化？ 事實上，國內不乏拒絕簽署、交流照行的案例，倘若由於國內各大學的堅持，中國即不放行中生來台，如此以前提條件、侵害教學自由，不要也罷！同時，這麼做未嘗不能刺激各大學認真看待：加速國際化的治校腳步，已不容再有稍慢。至於無法經營出辦學特色的大學，若因此提早退場，也有助於高教資源配置的有效調整。 藉著對中生承諾書的全面清查，理順兩岸開大門走大路的相處之道，其實對雙方長期的和平發展前景，才具有促進理解的正面意義。這是台灣難得可以主動作為的政策檢討，大可放手而為。

  日前兩個場景分別在美國與台灣上演。一是美國總統川普首度對國會發表演說，一向言詞犀利卻照稿演出，並未脫序失控，且以美國優先、購買美國貨為主調，頗獲好評，美股因此狂飆，再創歷史高點。另一方面，我央行總裁彭淮南在立法院小心翼翼為台幣走勢辯解，並無人為干預操控情事，應該不會被美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名單。但台股卻無視全球資本市場牛市的激情，開高走低，萬點前走勢蹣跚。 這兩個場景反映了台灣在川普強勢領導及美中較勁下的尷尬處境。一方面中國是台灣海外最大生產基地，以及近四成的台灣出口市場；另一方面，美國是台灣的第三大出口市場，更是提供台灣安全防衛承諾的長期盟友。尤要者，台灣在冷戰年代是美國極力扶植以對抗共產集團對外擴張的戰略夥伴，而得以在經濟上脫胎換骨，並以經濟成就促成政治的轉型與改革。因此，美中貿易若起波瀾，台灣一旦應對不當，可能成為最大的輸家，誠如彭總裁所警示，美中「兩隻大象打架的時候，我們要小心不要被踩到」。 其實，台灣陷入當前的困境，其來有自，早就應該思考改變與轉型之策略。對中國而言，我製造業大量西進，不僅掏空台灣產業，更形成畸形的三角貿易模式，此即就業與利潤大量挹注中國，而台灣空有龐大貿易順差的假象，實際卻無助改善台灣本身的經濟，包括產業翻轉創新與勞工就業、薪資的提升。因而，即使當前沒有出現美中經貿的嚴重矛盾與對立，台灣也應該改變這樣的結構。而本報十多年來一再呼籲政府與產業必須正視對中經貿依賴加劇的可怕後遺症，無奈執政者與產業界耽溺於低成本的誘惑，不肯斷奶，結果導致台商在中國勞動成本激增，甚至進行騰籠換鳥之際，或變成無根的游牧民族，由沿海遷往內陸；抑或淪為政策的犧牲品，倉皇撤出中國。 至於對美國，台灣早年經濟迅速成長時期，也曾累積龐大的貿易順差，成為美國施壓的重點對象。當時每年必然派遣採購團前往美國各州進行政策性採購，藉以平衡貿易傾斜，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如今，此一角色已被中國取代，台灣對美國而言，重點不再是貿易失衡，而是是否涉及匯率操控。台幣是否真正反映市場價值，見仁見智，內需驅動成長派強調強勢的台幣，而外部需求驅動成長論者則力主弱勢台幣之必要。不管如何，川普任內新台幣匯率的升貶，顯然將失去自主性與市場性，而受制於台灣與美國之間經貿利益的拉扯，因此如何智慧拿捏，將是匯率政策執事者的重大考驗。 美台經貿關係另一個重大爭議，顯然是美牛、豬肉進口議題，而這也是美台雙邊貿易協定能否突破的關鍵。美國貿易代表署剛公布「二○一七貿易政策議程」，強調美方持續對台灣農業政策未符合科學基礎表達高度關切，項目包括台灣禁止含萊克多巴胺之美國豬肉與部分牛肉產品進口，以及持續限制美牛雜進口等。台美經貿欲求進一步發展，美牛豬肉進口議題是一個必須克服的關卡，但台灣近年民粹高漲，缺乏理性討論的空間，有待執政者展現魄力，以台灣的利益與人民的健康為前提，強化美台經貿關係。 今年是台灣艱困的一年，美中兩國佔我國超過一半的出口市場，缺一不可，而恰恰這兩個國家，一個走上產業轉型，台商逐漸失去利用價值，一個提倡美國優先，製造回流，對台灣形成夾擊。應對此一難局，貿易談判的折衝技巧固然需要，但最重要的仍在於產業的創新與轉型，翻轉微利代工模式，蛻變為高價值端產業鏈，才能強化本身的實力，成為對外的籌碼。再者，小英政府最近提出兆元「擴大內需加強投資台灣計畫」，涵蓋軌道、綠能、水環境、數位四大項，再加上「五+二」創新產業的扶植，若能真正落實，不再空談，將可翻轉經濟體質，屆時台灣的經濟發展就能減少外部因素的箝制與壓力，確實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宛如發生於台灣之外，社會上幾乎沒什麼人關心。幾個參選人的主要攻防，圍繞著一中各表、正統藍旗、三一九槍擊案、崇蔣術語、李登輝第二…，而這些政治象徵符號企圖刺激的，很明顯就是「黃復興們」的政治神經。「黃復興們」成為參選者兵家必爭，偏偏「黃復興們」與人口結構不成比例。這場最大在野黨的大戲，觀眾索然無味也就不足為奇了。 日前，洪秀柱在中常會批評，民進黨炒作二二八議題，「根本是讓台灣社會集體自殘」。台灣人民的轉型正義，二二八的真相與和解，乃是台灣向前走的起步，豈能謂之為「集體自殘」？真正的「集體自殘」，卻是黨內互打到不可開交的國民黨，「洪衛兵」流彈四射連馬英九也中槍，現任黨工與遭解雇的前黨工公開互嗆，上下亂成一團。國民黨權貴對二二八乃至台灣的心態，一如受害者林茂生的女兒林詠梅所言，「正統的國民黨並沒有道歉」，「到現在他們沒檢討，也不會反省，…他們的法治只是拿來制裁別人，而不會制裁自己」。馬英九執政八年所為，證明林女士此言不虛。 於是，完全執政的民進黨不可輕忽，「正統的國民黨」挾反改革之內力與反台灣之外力，敗事有餘成事也未必不足。九個月來，完全執政缺乏有感政績，一例一休化簡為繁，年金改革自亂陣腳，加上明年縣市長選舉提名爭先恐後，反倒是活絡產業經濟、因應川普變局、吸引台資回流、提升就業所得缺乏力道，遂使小英的支持度跌多漲少，點亮台灣的號召黯然神傷。湊巧的是，國民黨群龍無首，黨內忙著互打；「正統的國民黨」，與主流民意漸行漸遠，因而襯托出民進黨還是略勝一籌。然而，這種建立在對手內亂的優勢還能維持多久？社會大眾對完全執政的失落還能隱忍多久？ 改革進步議題，本屬為所當為，也是選民賦予民進黨的任務。但，手上一副好牌的小英，學者思維、文青氣息掛帥，就任以來不斷開闢戰場，而且迄今每個戰場皆處於膠著狀態，進退兩難。而每個戰場的膠著狀態，正反雙方都備受折磨，期望改革進步者心生不耐，反對改革進步者更怨氣沖天。小英必須警覺，二○一六勝選的社會氣氛已經轉變，甚至二○一四以來的公民熱情亦趨降溫，而這主要是昧於實務、執政不力所致，與國共兩黨的掣肘較少直接關係。 回顧阿扁執政，朝小野大，初期表現穩重，尚獲民意高度支持，國民黨一時之間前途茫茫。但核四決策引發政治風暴，朝野惡鬥導致施政困難，讓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吃盡苦頭。所幸，牽手護台灣活動所激發的公民力量，讓阿扁在三一九槍擊案效應下連任。第二任，糾纏於錢流問題，導致國民黨的「共主」馬英九，輕易以清廉牌擊敗謝長廷。如今，首度完全在野，國民黨深陷內鬥，無暇整編反對力量，但廝殺見骨也反映出，逐鹿者嗅到機會似乎提早出現了。五二○主席之爭落幕，未來果真產生「共主」，或者另尋川普式的「共主」兼「金主」，且擺出向主流民意修正的動作，則來自國民黨的挑戰恐將大於小英元年。 此所以，小英必須善用眼前包括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召開前的時機，重整國家大政、改革進步議題的節奏，延攬富有實務經驗者強化執政陣營，該清理的戰場儘速快刀斬亂麻，以說服大眾新政府已經從學步中站立起來了。否則，繼續猶豫不決、拉長戰線所激發的社會負面能量，不啻授予「正統的國民黨」逆襲的空間。更可怕的是，許多對改革觀望者，手握國家機器的某些部門，「正統的國民黨」仍陰魂未散，考試委員「體制內」反年金改革只是冰山一角，遑論陳師孟所形容的「最後防線」，他們不僅得以合法地抵制改革，甚至得以合法地反撲改革推動者與支持者。如果這個層次的「內戰」開打，完全執政面對的戰場將更為詭譎多端，改革進步也更難在風平浪靜中剋期完成。

世新大學為與中國的大學交流，由終身教育學院院長邱志淳署名，簽發研修承諾書，強調中國學生前來僅參與學術交流及研修學習，「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動」，也不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活動。對於世新未經申報，擅與中方做成「一中承諾書」約定，教育部長潘文忠指已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而該校自我限縮學術及言論自由，讓中國得假藉中生前來，隔海控制我國校內言論及學術環境，更引起社會撻伐。 世新大學為與中國的大學交流，由終身教育學院院長邱志淳署名，簽發研修承諾書，強調中國學生前來僅參與學術交流及研修學習，「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動」，也不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活動。（資料照） 世新涉及違法於先，更令人難以接受的，做為學術教育機構，事後顯然毫無基本的自省，未向社會做負責任的事實說明。該校日昨發表「大陸研修承諾書事件說明」，宣稱承諾書「乃陸生服務中心為使大陸師生研修申請順暢，依據單一、個別申請人之需求而提供，其非主動提供，其發給對象為個人，承諾書之兩造並非學校與學校。」 然而，從承諾書的內容看來，這一「說明」明顯牛頭不對馬嘴，沒有向社會據實以告，說出事實。承諾書一開始就敘明主旨，「本校特依據貴我兩校學生交流合作協議意旨，邀請貴校學生…等十一人…」；承諾書末尾有「耑此敬頌時祺」「邱志淳（簽名）敬啟」等文字，並加蓋「世新大學陸生服務中心終身教育學院」正式章印，且載於世新大學文書紙。凡此在在顯示，這是世新校方認證的公文書；再查考其措辭用語，顯係邱志淳以其院長頭銜致中國大學的承諾書，絕非世新所說，「承諾書之兩造並非學校與學校」。 至於該校公共事務長葉一璋的口頭說明，也很令人莫名其妙。葉一璋的說法，據報導主要強調該校秉持學術中立，承諾書旨在避開政治敏感議題，並非簽署「一中承諾」；台灣學生去對岸中國，也不希望一直聽到統一等議題。 學術要中立，必先有學術自由，特別是講學自由；沒有學術自由，高談學術中立，只是自欺欺人，最為專制威權統治者所樂見，也是御用學者所常掛在嘴邊。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言論、講學自由受憲法明文保障，中國學生前來，不必刻意安排，在校園內外，甚至只要打開電視，都有機會接觸各種政治主張。可議的是，世新承諾避開的「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都是民意主流；與中國這樣的交流，不知所為何哉？至於台灣學生前去中國，不希望一直聽到統一，那是因為在中國只賣這一味，即使倒胃口也要強迫眾人買。中國意見市場讓人沒有多元選擇的自由，那是中國人民的悲哀，世新卻要在台灣校園複製這種中國經驗；外界「自失立場、自毀校格」的批判，還算是最客氣的。 對世新談自由，也令人不能不想起該校創辦人成舍我。成舍我從中國大陸來台灣，一生從事新聞事業及新聞教育，以終身記者自許。他在戒嚴時代直言批評台灣黨國當局長期實施報禁，為人權保障及新聞自由積極奔走努力，以「立場堅定，態度公正」自勵勵人。如今世新發生「一中承諾書」風波，校方不論過程及事後反應如此，與成舍我面對威權所樹立的典型兩相比較，不能不讓人感嘆良多。 教育部該追查究責的，是世新對中國方面所做的「一中承諾」，除了終身教育學院這一樁之外，該校其他交流活動是否還有類似涉及違法的行為。有如潘文忠部長所言，「一中承諾書」不論內容和過程都不適當，承諾書也非雙方學術交流的必要條件。從而，教育部還應徹底清查，是否還有其他學校為了招攬中國學生，不惜犧牲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為中國併吞台灣的「一中」做政治服務，並做嚴厲而適當的處分。 「一中承諾書」事件也凸顯，中國在逼迫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識」未遂之後，不僅在國際間繼續施壓，有如本週一西非甘比亞新政府一上台就宣布堅持「一中原則」；也正進一步積極把工作做到台灣，且從「藍八奴」、「海霸王」等政商界，擴而及於學校及社會層面。面對這樣咄咄逼人的攻勢，台灣社會沒有姑息養奸的本錢。

蔡英文總統上任九個月以來，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總統府的發言人最近被問起此事，有段相當有趣（或是無奈）的回答，他說：感覺總統的白頭髮多了幾根。有關總統與白髮之間的討論，不是新鮮事，歐巴馬在剛上任總統之初，就曾經引起美國主流媒體對其頂上風光的注意，第二任開始後，歐巴馬甚至主動預告：四年任期結束時，他將如黑人演員摩根．弗里曼一般，滿頭白髮。 二○○九年憑著「改變」的承諾，四十八歲的歐巴馬意興風發入主白宮，沒多久就被眼尖的記者發現他白了少年頭，果然在即將屆滿週年時，他開始頻頻向美國人民說明，「改變很難」，「改變並非一夕可成」，充分顯露：理想要從想像的層次，降落到現實情況下去實踐時，所出現的太多「沒想到」，確實經常讓新手備感困頓。 美國作為世界霸主，其總統不比其他國家，掌理的是全球事務，滿懷壯志的歐巴馬不僅想從事美國國內的制度改變，例如健保法案，也想修正美國對外的戰略改變，例如結束伊拉克戰爭，玩的是多龐大的局，這盤棋不好下，應屬正常。二三○○萬人的台灣呢？其實，只要健保不倒，不論貧富，凡送醫都會一律獲得積極救治，基本上就不容易發生「路有凍死骨」的慘事，這最棘手的生命平等權解決了，其他事務相對來說就沒這麼複雜，台灣的總統當然好幹太多了，如果領導得法，統御有術，白髮多了的現象，照理就沒有被提出來討論的機會。 領導，是知道要帶領大家往哪裡去，而且身體力行；統御，則是讓大家都聽從指令，朝著目標前進，這兩者是民選總統的必備條件，尤其，台灣歷任總統多半兼任執政黨主席，黨政合一之下，帶頭的職責殆無疑義。 既言帶頭，就是眾多分歧意見紛呈過後的最終拍板者，套句通俗的話，就是「我說了算」，一切討論到此結束。很清楚，這個角色是決定者，而非協調者。要扮演桶箍，整合協調各方意見者，比較是政黨主席的功能；若在行政體系，不可能、也不可以由國家元首事必躬親，因為既亂了指揮的套，也很難做的好，這時總統就需要有個各方認可的「分身」，在政治上，尤其是內政方面，為總統分憂解勞，在先期階段，做好溝通協調之工作。 事實上，政府既有的組織結構中，早有職務設計，在總統身邊，就是總統府秘書長（同理，在閣揆身邊，就是院秘書長）。府秘書長的法定職責，明列在《總統府組織法》，即承總統之命，綜理總統府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看似機關首長的尋常庶務，但在實務運作上，向來都看總統會不會用，以及怎麼用。即使現成的功能不用，也一定要有類似的角色輔佐，總統倘若會用，而且用得好，各種大小事都可以授權他去內與行政院、外與社會各界，聯繫溝通，排難解紛，等食材都整理鋪排好了，這時再由總統出面大火快炒，效率上桌，則總統怎麼可能不樹立威望、贏得民心。 以最近的一個事件來做案例解析，很能夠找出癥結所在。同婚議題究竟要民法解決或專法處理，總統幕僚連日來安排總統上第一線，在府內分別接見反同與挺同的兩方代表當面對話，事後，總統府先澄清反同人士的轉述，沒幾天為正視聽，又公布了挺同會面的錄音。府方並描述：幾個幕僚在半夜兩、三點還在聯繫，總統當天也打了兩通電話，很擔心公布對話會不會讓當事人傷心挫折。 以上各節，揭露了太多警訊，其中，總統府的流程少了一個關鍵環節，竟無人先出面做好匯集爭點、規劃對策、搞定共識的準備工作，就把總統推上火線，讓總統去做部屬的事，直接承受彈著；當對立的兩造需要宣洩，因而先後砲火四射時，幕僚連在應變都承受時間的壓力，甚至讓總統勞煩添憂，更說明府內小圈圈未能謀定後動。此事如此，其他大事還能想像？莫怪才短短九個月，總統額前就生出華髮。 大家必然同意，全民慎重選出總統，絕對不是要這樣濫用的。全民授權總統去組成團隊，更是要成就一支正規勁旅，不能只以在野時的散兵游勇應卯。今天的國際環境，對於台灣而言，是氣旋上升，正值振翅起飛的時刻，歷史機遇，稍縱即逝，國人期待，蔡總統善用國家的人才與資源，盡好領導及統御的責任與付託。

  文化部著手對中正紀念堂轉型正義，停播蔣公紀念歌，今年起每年二二八關閉紀念堂一天。蔣介石的曾孫蔣萬安委員質疑：台灣已經民主化，應該要對蔣中正的「功過」有更全面的呈現，過去威權時代只講功，現在只講過，都只是用主觀的意識形態來呈現歷史，現在的做法跟過去有什麼不同？如此一問，很多人也不免自問：蔣介石的過罄竹難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對台灣何功之有？甚至，對中國何功之有？蔣萬安確實提了一個大哉問。 先說中國部分。蔣介石原為孫文的幹部之一，憑其軍事、政治攻略，一一擊潰其他的同志，復以透過政治聯姻，接收革命正統。從發跡之初到中日戰爭，他費了洪荒之力內鬥戰勝胡漢民、汪精衛，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中心。接下來，國共鬥爭取代蕭牆之禍，平行展開於國共兩黨宣稱的對日抗戰論述。內戰為先，禦侮於後，不論八年或十四年，皆無法、無力將日本逐出家門。繼而，國共兩黨分享美國戰勝日本的紅利，不可說的內戰化暗為明。結局是，民族救星被毛共紅星摧毀，率領殘部轉進台灣，且把「接受日軍投降」當作「台灣光復」。 蔣介石在中國的功過，中國人民早已在一九四九年以行動投票了。蔣宋聯姻、四大家族、特務橫行、派系惡鬥、貪污成風…，種種民國法西斯化病症，把內戰潰敗的國民黨趕到台灣「一年準備、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新敗之餘，蔣介石、國民黨，在台灣側身國際民主陣營的防共統一戰線，繼二二八屠殺之後，在台灣從事白色恐怖，錯殺一萬，不放一個，本省外省，在所不論。目的只有一個：吹噓反攻神話，捍衛蔣氏王朝。 很簡單的回答，如果蔣介石在中國功大莫焉，怎麼會在幾年之間一敗塗地、逃來台灣？連蔣經國「打老虎」都功虧一簣的貪污共犯結構，逃來台灣會從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當然不會！相反的，法西斯化的黨國，來到小島小民的台灣，把白色恐怖玩得淋漓盡致，並且聚斂了舉世無匹的龐大黨產。二二八屠殺，槍口對準台灣人民；國民黨大軍壓境台灣後，「肅清匪諜（外省族群）」成了夙夜匪懈。今天，擁護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神化蔣氏者，豈是甘於認賊作父？ 再說台灣部分。國共內戰你死我活之初，蔣介石受降台灣，毛澤東挺進東北，幾年之間中原變色，國民黨只能寄居「借來」的台灣。有賴韓戰拉開國際戰略新局，中華民國在台灣成為民主陣營默認的「現狀」，其配置角色是防堵共黨勢力擴張。然而，蔣介石依舊不願雌伏於民主價值，對外宣傳自由中國，對內黨國威權統治，鎮壓自由派政治勢力、非黃埔系統不遺餘力。一九七五，終蔣之年，警總盤踞台灣，民主、自由、人權如無物，黨禁、報禁如家常便飯。 更恐怖的是，蔣介石留傳蔣經國，再留傳馬英九、國民黨人的遺產：絕不讓台灣人民（不論本省外省）自由決定前途，只能由中國國民黨當買辦，與中國共產黨私相授受台灣二三五○萬人前途的黑箱模式，直到國民黨完全在野，依舊是國民黨少數權貴之夢，甚至是國共的異床同夢。所以說，在二二八責任歸屬浮顯的今天，仍以有功有過之似是而非為元凶緩頰，只不過是詭異的遁辭。現在台灣人民還在乎這個人，不是出於「永懷領袖」，而是因為轉型正義尚未完成；而台灣人民，包括被欺壓的「本省人」，以及被欺騙的「外省人」。蔣介石如果有功，恐怕就是以其深遠的政治黑影，促成二三五○萬人有共同的覺醒！ 在轉型正義聲中，郝龍斌稱若沒有蔣介石帶領國軍保衛台灣，沒有八二三砲戰守護台灣，「台灣還能有今天的民主、自由和開放？」這樣的自我感覺良好都忘了，當年就是蔣介石「總裁」率領國民黨殘部，切割李宗仁「代總統」的中華民國，把中國的國共內戰引入台灣。而且，自由、民主與開放，還是台灣人民跨族群流血流淚的努力所致。在中樞紀念儀式，蔡英文總統宣示：「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狀況，要得到改變！這的確是遲來的宣示，而其行動更不能拖延下去了。二二八七十週年，台灣個別的與總體的受害者更迫切要問：盜匪甲為了逃避盜匪乙而竊據別人的家園，可以把之後的家園無恙視為己功而要求原主人感恩戴德嗎？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的日子。七十年前的這一天，一場因查緝私菸而起的請願運動，由於遭到行政公署的鎮壓，轉變成為反抗政府行動，之後甚至導致南京增援軍隊來台進行屠殺；兩年後，國民黨政府進而頒布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把台灣帶入恐怖統治的再次殖民階段。 這段血腥的歷程，特別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的緝菸衝突，到五月十六日清鄉結束，台灣死傷慘重，一代社會菁英幾被消滅殆盡，存活者，多數亦被剝奪了尊嚴與勇氣；其對整體國民性格、族群關係建構的影響，事實上遠遠超過了歷史的單一座標，成為尚待填充實質內涵的高懸圖騰。 這也是為什麼自一九九五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首度代表政府向受難者與國人道歉以來，不論哪個政黨執政，全國每年都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並且持續進行名譽恢復、受害補償、真相調查、檔案公開以及責任追究的努力；對於威權體制的殘餘，各式轉型正義的反省，也在社會眾多角落延伸發想，但是我們總覺得這個共同的門檻尚未真正跨越，認識與信仰依舊非常不足的關鍵所在。 這個門檻，就是充分理解「二二八事件」的本質究竟是什麼。這起浩劫，是蔣介石及其政權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定位？是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衝突？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壓迫？是中國國民黨實為台灣、台灣人的外來掠奪者？如果僅僅只有以上這些選項，那麼這麼多年來，大家顯然並不透徹清楚：二二八是一連串歷史教訓中的一個篇章，而這一連串歷史教訓的脈絡，更是一路相承。它們都指向同一件事，漢血統所帶來的祖國觀與依附意識，讓台灣人從不具備當家做主的鋼鐵意志。 一九四五年十月，國民黨七十軍數千人抵達基隆進行「接收」，不但未有抵抗，反而受到民眾夾道熱烈歡迎的場景，正是鮮明的證據。至於在日治時期，反抗日本殖民運動的領袖蔣渭水，大力支持中國革命，起因竟是「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若再上溯到一八九五年短暫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唐景崧、劉永福兩任大總統，先後陣前逃亡的終點均是中國，他們當然都守不住台灣。 台灣真正具有全面性政府治理的狀態，嚴格而言，是自一八九五年才算開始，至今只有一二二年；在此之前，即使號稱有兩百多年的清治時代，然管理非常鬆散，當時廣大的中央山脈與東部相當區域，根本不在其控制範圍之內。而這有政府的短短一百多年，若扣除被殖民的時間，所剩的有限歲月，要凝結台灣人民集體一致的國家認同與共有的國民意識，也是晚近到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後才得以逐步開展。 一個由全體住民自己選出來的政府，具備共同的領土與記憶，理當是告別過去如同漂萍命運的重要儀式與型緻；但是這二十多年來，真正了斷祖國遺緒，由台灣人民自己當家做主的與決心與能力，卻遠比預期還要周折蜿蜒。幾任民選總統任內，政治階層的國家機構與公共政策，對主權獨立、經濟自主的國家生存要件，不斷銹蝕侵擾，應是顯而易見；然，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追根究柢，癥結恐怕出在我們的公民社會，其壯大、啟迪的功能發展，緩速於若干群體返祖與反動的保守拉力所致。 因此，今天我們看待轉型正義的必要性，何止僅僅在去威權、去崇拜、去蔣化，這些針對特定符號與個別芻像的處理？完全執政的新政府若以為在這個層次進行展演，就可以向選民交代，絕對是大錯特錯。 因為，充斥在你我周遭生活空間，不屬於台灣主體的多重誤導，到處可見，每個現代國民都可以沁骨入髓的自問：有多少台灣住民真正認知台灣的真實過往，並且建立了業經辯證、未被擺弄的史觀？我們的教科書，我們的老師，我們的社會，是否已就此形成了普遍共識？ 唯有當以上的答案全成為肯定語句，大家才可能確認：祖國，就在當下站立之地，我們，才是決定國家命運的主人，這個信念將堅定不摧。

  中國企業近年對外購併大增，多數案子牽涉敏感國防科技，引發西方國家疑慮，紛紛要求嚴格審查中資購併。美國聯邦參議院共和、民主兩大黨領袖正草擬擴增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CFIUS）權限的法案，要求更嚴格審查中國對「科技業」的投資。而在歐盟方面，歐陸三大經濟體德國、法國、義大利已致函呼籲歐盟授予各成員國法律基礎，使其能行使否決權，阻擋中資對歐洲敏感高科技產業的收購，尤其是有中國政府在背後支持的購併交易。 中國產業以代工組裝為主要型態，雖然有效驅動經濟快速成長，但受限於技術與研發能量不足，產業發展基礎脆弱，一旦後進經濟體崛起，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很容易就會被取代；因此近年中國極力推動產業轉型，以進口替代策略意圖厚植技術生根與科技進步。另外，中國的崛起雖然披著和平外衣，但國力的增長卻不斷喚起其稱霸的野心，而國防科技的落後顯然是走上霸權的路障，因此透過對外購併，取得戰略性發展產業的關鍵技術，亦為軍事科技突破的一大捷徑。而半導體產業係涉及國防科技的核心技術，更是科技產業發展的基石，加上中國的半導體進口值一年約二千億美元， 與進口能源花費相當，自給率卻只有九％，因此發展半導體產業成為中國的國家戰略，在二○一四年成立大基金計畫，初期擬以一千四百億人民幣輔導、補貼廠商購併、購買技術與建廠，目標在二○二五年提升自給率至七十％。 中國發展半導體的戰略目標確立之後，便出現一連串中國企業在全球大肆購併的案例，主要目標是美德兩國。據統計，中資去年在美國的購併等投資規模達到四五六億美元，而對德國亦發動六十八件收購案，金額由前年的五．三億美元激增至去年一二六億美元。這些發動購併的中資企業，多數在各產業領域中名不見經傳，亦未聽聞有何特出的經營績效，卻突然竄出檯面，提出動輒十億、百億美元的購併大案；尤有甚者，多數購併乃鎖定擁有關鍵技術與強大研發能力的歐美日指標企業，其收購的動機與資金來源，疑雲重重，令西方國家懷疑這些企業只是中國國家資金的人頭，是國家戰略發展的先鋒隊，因此多數購併案在歐美國家嚴格把關下胎死腹中。而最近出爐的美國總統科技顧問辦公室報告，也強烈警示未來美國半導體的最大威脅，是來自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並建議美國半導體產業應投入研發尖端技術，並聯合歐洲韓國日本與台灣，抵制對中國半導體技術和元件輸出，藉此保持領先。 川普當選後傾向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經貿措施，美中可能爆發貿易戰，部分人因此指責美國自恃強權而咄咄逼人，然而了解美中貿易真相，以及中國如何以不公平手段對待貿易對手，就會理解川普政府的強勢作為，其實是保護美國利益與勞工工作機會之必要的自我防衛。國際貨幣基金第一副主席利普頓最近就表態認同川普對世界貿易體系「不公平」的一些批評，例如中國在竊取西方企業的智慧財產權、補助國有企業出口等方面的行為就符合川普指控。 據統計，去年中國有超過七五○億美元的海外收購交易被取消，可見遏止中國半導體產業以不當手法擴張，以及避免中國國家資本對西方民營企業的不對等競爭，甚至其軍事科技提升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在在於西方國家之間形成共識。而半導體是台灣的核心產業，在這些年經濟疲軟之際，尤其扮演撐起半邊天的角色，因此我半導體更是中國覬覦的獵物，政府實應高度警覺，對中資購併我高科技產業，一律築起高牆，拒之於門外，才能確保國家的安全與經濟的發展。

二二八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之荒謬，令人難以忍受。各界期望全面公布檔案，徹底追求真相，確定責任歸屬，實踐轉型正義。圖為國史館23日舉辦「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新書發表會。（資料照，記者張嘉明攝） 二二八事件，轉眼七十週年，而傷痕猶存，彷彿昨日。今年二二八，適逢本土政權完全執政，所以社會省思氣氛有所不同，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之荒謬，更令人難以忍受。各界的期望，仍是全面公布檔案，徹底追求真相，確定責任歸屬，實踐轉型正義，以期二二八的苦難昇華為台灣人民自我發現的精神動能。另，北京則借題發揮聲稱，二二八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一個部分」，「長期以來被一些台獨分裂勢力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沒有發言權也要搶著發言，哪天宣稱二二八是「反獨促統」，大家也只能一笑置之。 國共兩個中國黨，向來以外來觀點論述二二八，恰好凸顯這是攸關台灣主體性開展的關卡。多年來，經過政治禁忌解除魔咒，以及學者專家客觀研究，這段歷史被掩埋的本質逐漸浮顯。但完整的二二八圖像，包括國際強權政治因素，現場參與者的認知侷限，仍待長期的挖掘追索，才能讓我們與後代不斷探觸深層結構，讓二二八的歷史斷層化為滋潤未來願景的沃壤。而所謂「長期以來被一些台獨分裂勢力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吾人也不妨拿來當作他山之石，檢視二二八事件之前有識之士更長時期的行動取向，俾能永遠杜絕類似悲劇再度發生。 回顧二戰前後，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在殖民期間便有獨立運動，而且不只一股勢力。朝鮮獨立運動，在殖民期間無法自我解放，但二戰結束便歸返朝鮮南北，填補政治真空，從而在國際政治力學下分別建國。儘管南北兩國無法免於大國影響，畢竟初步完成了脫離被殖民命運的建國理想。至今，雙方同獲國際承認，同為聯合國會員，如果沒有殖民時期的獨立運動，未必走到今天這條路。類似的情形，發生在原屬法國殖民地、遭日本佔領的印度支那，不同的是北越由獨立運動而來，南越由法國扶植、美國支持，且一九七六年北越統一南越。越南由被殖民、被佔領，到二戰結束後南北分別建國乃至統一，無疑也是與被殖民、被佔領期間的獨立運動存有因果關係。至於英國殖民、日本佔領的香港，戰後依舊被殖民，最後主權移交中國，走上另一條不歸路。 反觀台灣，殖民期間欠缺成熟的國家建構思考，未能迎向戰後現代國家勃興的潮流，令人遺憾。日本殖民後期，向日本帝國議會爭取自治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雖然不無進步意義，終究不是追求自成一國。日本向盟軍宣布投降後，蔣介石軍隊代表盟軍來台受降，又有台灣光復致敬團之舉。台灣的民意被如此呈現，國家建構沒有成為主軸，於是開羅宣言、轉進台灣、冷戰圍堵、中國代表權之爭等，總體營造出「台灣光復」的詭異論述，至今連完全執政的本土政權也「維持現狀」，宣示「我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當選總統，我有責任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和領土」。寧靜革命所獲的民主，是台灣不同於以往的自我保衛機制，但漂流台灣仍在打轉，對照北京的促統圍堵，誠屬隱憂。 二二八風雲，過了兩個世代，尚未塵埃落定，顯示其政治能量非同小可。真相水落石出，加害者承擔責任，進而台灣內部和解，凝聚新的命運共同體，台灣跨世代的歷史記憶與未來願景正朝此一交集前進。不過，導致二二八悲劇發生的根源，從殖民到終戰都缺乏普遍覺醒的國家欲求、勇往直前的國家建構行動，在世界史關鍵時刻缺乏歷史性決斷，更值得大家引以為鑑。近年，外來政權執政，裡應外合促統；本土政權執政，維持現狀當道，以致台灣國家正常化一直處於未完成、不確定狀態。現在，台灣人民已經爭得民主，而民主此一手段指向甚麼總目標，務必要有基於歷史反覆教訓的沉思與行動。否則，在二二八的真相重見光明之際，再一次陷入昧於國家建構的遲疑猶豫，那就諷刺至極、後悔莫及了。七十年來，台灣人民不斷與歷史對話，走完國家之路的最後一哩路，當是二二八事件給我們上的寶貴一課。

雖然未涉第一波年金改革，部分退伍軍人團體仍發起「八百壯士捍衛權益行動」，昨天開始在立法院前輪值抗議。（記者叢昌瑾攝） 雖然未涉第一波年金改革，部分退伍軍人團體仍發起「八百壯士捍衛權益行動」，昨天開始在立法院前輪值抗議。月領十幾萬的退役將官帶頭，頑固抗拒年金改革，罔顧國家財政，罔顧世代正義，果真是「能撈就撈」、「拖垮這個政府」的負面教材。不僅如此，有些退將近年穿梭兩岸，高喊「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兩岸統一愈快愈好」，還到北京聽訓肅立聽「國歌」。他們高分貝反對年金改革，不無「打擊國軍士氣」的弦外之音。現代版「八百壯士」，到底演給誰看？ 就在退將「能撈就撈」之際，先前以軍機、航艦繞台，放話武力統一的北京，將中小學教材「八年抗戰」全面改成「十四年抗戰」，搶奪抗戰話語權。可笑的是，不論是老Ｋ的八年，還是老共的十四年，都無法將日本軍隊趕出中國，反而是靠美國擊敗日本而分霑和平紅利。更諷刺的是，國共兩黨當時名為抗戰，事後搶奪抗戰話語權，實際上當年兩黨都是以抗戰為名，掩護內戰之實。二次大戰結束，國共內戰白熱化，幾年之間情勢逆轉，毛取代蔣才是真正的「抗戰勝利」。 隨著國民黨完全在野，國共之間的抗戰主導權之爭，已經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乃是共同抗日、一中各表等民族主義、四海同心論述。上述退將，「能撈就撈」，「拖垮這個政府」，恐怕也根本忘了「八百壯士」乃是軍魂武德的表率，如此對比何其褻瀆歷史？謝晉元、楊惠敏地下有知，豈不莫名其妙？那些以兩蔣的標準而言算是「降將」的人，對自己所屬黨國的歷史都糟蹋至此，從而輕易被北京政治史觀擄獲，豈偶然哉？該不會，那些人所作所為，不僅是「拖垮這個政府」，甚至是「拖垮這個國家」，一如打敗蔣介石的「內應」？ 另一方面，號稱本土政權的民進黨，完全執政卻未嚴肅處置退將忠誠問題。退將赴中被統戰，有立委提議取消退休俸，行政院長林全依舊在罰鍰、罰俸、追回勳章打轉，還擔心成為另外一種白色恐怖。如此慢條斯理，曠日廢時，退將更將有恃無恐，加緊拖垮國家；於是，等到嚴謹制定具體規範，台灣這艘船也被搖得差不多了。林全把急事緩辦，難道是顧慮兩岸關係嗎？難道是想用姑息退將，來博取北京恢復兩岸協商嗎？果真如此，身為三軍統帥的蔡總統就要小心了，因為國軍的軍魂武德將為之嚴重磨損，再多的先進武器也彌補不了。 抗戰話語權，北京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在野的國民黨也無法逞口舌之爭了。倒是，民進黨政府不必蹚這個混水。不論是八年，還是十四年，當時台灣都屬於日本領土，台灣沒有跟日本抗戰，至今也沒有仇日情緒。蔣介石來台，把抗日史觀帶來台灣，洗腦台灣人民同仇敵愾。事實上，台灣只有被殖民問題，沒有抗日問題，而且，二戰前的日本，二戰後的黨國，都是加諸台灣的殖民體制，換湯不換藥，這也是即將屆滿七十周年的二二八事件的禍根。而此一歷史殘餘至今未除，亂扣「皇民後裔」的暗黑心態，便是栩栩如生的見證。 「八百壯士捍衛權益行動」，顯然是認同與自利的交集。鼓動者企圖集結反年金改革情緒，客觀上的效用恐怕是對蔡總統支持度的雪中送炭。九個月來，完全執政自亂陣腳，改革進步紛擾多，活絡產經作為少，總體施政的滿意度跌多漲少。偏偏，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附隨人員的荒腔走板，讓社會大眾更難以忍受。這幾天，從前政府人事高官「能撈就撈」、「拖垮這個政府」，到月領十幾萬的退將「八百壯士捍衛權益行動」，國民黨主席候選人紛紛情義相挺；這些反年金改革者的演出效果，只會讓大眾徹底認清改革不許失敗，從而心理投射到同情改革推動者。扯後腿的卻成了救援隊，政治怎麼搞到這麼無厘頭。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分組會議，昨天正式展開。這項集龐大、複雜、專業於一身的改革與轉型，是一九九九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後，未竟工程的重新啟動，然坊間卻有最新民調顯示高達五成的受訪者對於是否能完成改革缺乏信心，可見大眾對司法人員與司法制度的信賴低落與悲觀程度，誠為國家的不幸，而這，也更加凸顯了這次司法改革勢在必成的嚴肅性。 十八年前的那回司改，在李登輝時代，邀集了一百多人，開了三天會，做成了三十二項決議，但事後鮮少獲致貫徹執行，因此為法界普遍定義是一次失敗的會議。今天蔡英文政府決定回應民意捲土重來，需要很大的勇氣；但是由於年金改革的殘局尚未完全收拾，司法官退養金問題也在變革之列，兩件原本困難度就很高的問題交纏在一起，益添形勢的嚴峻。在這種情況下，開誠布公、相忍為國、達成共識，是國人對於全體與會者必然的要求與期許。 因為，早在分組會議舉行之前，僅是就委員組成是如何產生的程序問題，已經讓外界看到各股不同的勢力在進行激烈角力，其錙銖必較的互不相讓，並且透過媒體企圖操作輿論走向的斧痕至深，在在顯示司改這麼多年來之所以知易行難，其實都在於人的問題，人的素質、利害、偏好往往成為掩蓋本質的障礙，這次改革要有所突破的關鍵，也在於此。 理想狀態中，體制內的改革，包括司法院與法務部，以及國是會議這類體制外的改革，互不衝突。前者在新的主官領導下，若能迅速進行制度變革相對單純的議題，應該隨時推動修法加速改正，不應受國是會議的召開而延宕；至於後者，則宜專注處理整個司法體制全面性的檢討與建構，或是受限體制內各有本位而窒礙難行的部分，才能真正達到引進外力平衡內力、而又不致治絲益棼的目的。 在分組會議開動，六月底召開國是會議全體會議確立改革版本的時程規劃下，有幾個原則應是社會的共識：首先，檢察體系與法官體系「有權無責」的根本性弊端，必須有效處理。相對於檢察官可以入人於罪，法官得判人生死的無上權力，現有制度對檢察官與法官的課責機制薄弱到幾近為零，可以說比總統還威風，總統還得面對任期選舉、甚至期中選舉的選票壓力，最多八年也要下台，而法官為終身職，群體表現卻始終未能累積出等同的社會敬崇，這是最令人心生恐懼之處，司法改革要讓人民有感，這個首要疑慮必須先加以解除。 其次，則是檢察官與法官的退場機制必須發揮功能。二○一一年七月公告的法官法，雖設有法官評鑑專章，檢察官的評鑑也有條文規範，實施至今已經超過六年半，檢察官與法官的退場形同虛設，是不爭的事實，曾經有大法官評論：全國最不守法的恐怕就是檢察官與法官，這說法可能過於武斷，但是司法官的防腐、汰弊與懲戒，需要有更健康的制度安排，毫無疑問是獲取社會信任很要緊的配套。 第三，司法官的養成，要走向開明、進步與國際接軌。目前，檢察官、法官經過司法官特考及格後，是到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接受兩年的職前訓練，而司法院的法官學院，則辦理法官的在職進修。台灣民主化二十餘年，社會風貌與價值的蛻變，不斷在加速度演化，而司法官遭到疑慮的各種顏色、政黨標籤，卻一直難以盡除，無法建立我心如秤、不偏不倚的基本判準與公正形象，原因何在？有地方法院法官直指：「司法人的養成訓練，用二年讓你忘記在學校四年、八年學的東西，非常成功」，這說法，讓司法官學院的定位、師資與內容，顯然都面臨了無可迴避的檢討。 在健全的民主社會中，透過監督與制衡，構成權力的平衡，不可能容許任何令人心生恐懼的國家機器存在；這樣的懷疑，甚至連一絲都不該有。如果，我們的司法無法揮去這樣的陰影，當然是台灣之恥。

  過年後在產官團拜、座談的場合，八大工商團體負責人紛紛大吐苦水，抨擊政策失當與缺乏效率的執行力，砲火猛烈，被戲稱是「八大門派圍攻光明頂」。其中，一例一休，親綠企業人士直言，從南到北的工業區，反彈強烈，若政府再不積極處理，未來選情恐會「並軌」（台語：翻過去）。而在三三會的聚會中，企業大老更批評「政府聰明人多、空話多、落實少」。 平實而論，小英執政以來並無重大錯失，政府步調尚稱穩健，然而，謹小慎微的改革進度無法滿足人民的高度期待。癥結在於新政府打著改革的旗幟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並且在行政、國會體系佔有絕對優勢，因此改革緩慢， 成績單幾乎滿江紅，自然無法以受到強大阻撓作為推託的藉口。再者，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小英政府在幾個重大政策上似乎只在意少數人的聲音，忽略沉默多數的想法，以及實務面的操作，因此政策推動之後往往比沒有改革造成更大的混亂與衝擊，找不到激勵人心的亮點，民調支持度難免一路下滑。 推動改革的重點在於落實與正確性，不是有改就好，錯誤的改革只會讓現狀愈弄愈差。最典型的例子無非一例一休，本以提高勞工福祉為改革目標，孰料政府未與各產業、指標性企業，以及不同行業的勞工有效溝通，了解實際的生產型態與勞工真正需求，只聽任少數勞團的抗爭訴求，結果制定出來一部全球少見嚴苛卻勞資雙輸的勞工法案。其實，多數企業的反彈並非反對週休二日，也不是少數勞團刻意污衊的慣老闆，他們也都希望提升勞工的福利與權益，所求者無非彈性。例如鬆綁絕不能調整的「一例」與加班時數上限，使得勞工福祉提升同時，也能提高勞工收入，而且企業在訂單業務急增時，亦可彈性調配人力，達成勞資雙贏。尤有甚者，現代產業繁複，各有其營運模式，卻受制於一部規範作業員的工廠法所衍生的法令，無視勞心與勞力、中低階上班族與高階主管的不同工作型態。其實，勞心者與高階主管以績效作為達陣的指標，係以工時所無法量化的，本來就應該採行責任制；但是現行勞基法只防剝削工時，卻無法彈性調整以激勵勞心者的創新研發與工作績效。 另外，政府空話多，實際行動少的文青治國模式，亦逐漸形成民眾的普遍印象。尤其在提振經濟方面，至今說的多做的少，例如五大創新產業至今有何重大進度？法令的修改與政府組織的調適，以及鼓勵創新與投資的租稅優惠等，有何具體作為？物聯網、人工智慧、機器人、電動車、無人車、無人機、生技、綠能與分享經濟等下一代主流產業，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型態，而政府做了什麼努力可以讓人民感受它的強烈企圖心，展現它的遠見與前瞻？再如新南向，除主事的人選一再更迭，負責官員有沒有親自到各相關國家考察，拜會深耕多年的台商，以徹底了解東南亞、南亞的產業發展，與我可發展之利基，並運用台商之人脈、金脈與經營經驗？甚至如何充分發揮我東南亞外配及其第二代之人力資源優勢？這些恐怕至今仍只是喊喊口號，畫餅充飢。至於，政府視為推動內需主力的都更以及鼓勵投資，最重要的障礙一是釘子戶問題，一是環保法規太過嚴苛，抗爭過於頻繁，至今尚未見到實際解決方案，如何推動都更，吸引廠商擴大投資？ 小英總統揮舞改革大旗登上權力頂峰，但改革卻步履蹣跚，與民眾的期待落差甚大，導致滿意度低迷不振。但近來小英的執政腳步漸有修正調整，對民意的回應較為迅速，值得欣慰。朝令夕改本是貶義，諷刺的是，對於諸多改革凸槌偏差的民進黨政府，缺乏的正是這種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氣與決心。不論在一例一休、年金改革，或者振興經濟，執政團隊必須及早調整如如不動的執政方式，以專業、能力與效率取代散漫的文青呢喃，則改革有望落實，台灣更可脫胎換骨，重獲新生。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引述台灣官員稱：川習電話會談前，有關一中議題的概要，美方事前曾通知台灣，我們完全掌握狀況，所以沒有做不必要的反應。川普從質疑美國何必接受一中政策，到「在習近平要求下，同意信守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根據美方的綜合論述，還是「認知而不承認」中國片面宣稱的擁有台灣主權。事實上，這次過招正好凸顯，「華府的一中政策」與「北京的一中原則」，差一點卻差很多。 美中相同之處在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相異之處在於，美國只是「知道了」北京對台灣的主張。川習通話後，川普與安倍共同宣布，日美安保涵蓋釣魚台。兩相平衡，川普不失商人本色地說，川習通話對中、日、美還有區域內每個國家都有好處。台灣事前獲告知，延續了「台灣總統」賀電象徵的台美互動新頁。ＡＩＴ前台北辦事處處長楊甦棣則指出，美國將派遣陸戰隊負責ＡＩＴ內湖新址維安，果真如此，台美關係的進階，甚至台灣地位的明朗化，就更具實質意義了。 從歷史來看，北京的一中原則，乃是中國代表權之爭的殘影。對北京，只要中華民國尚未徹底「消滅」，代表權之爭便未結案歸檔。馬英九主張一中是指中華民國，即使是脫離現實的幻想，但在論述上還是漢賊對立時代的迴光返照，所以北京終究不賞臉。此外，又牽涉到台灣主權歸屬，此事攸關北京地緣政治的挺進，比抽象的代表權更實際。台海風雲，北京最大的勝利，當屬中華民國「消滅」，且奪得台灣主權。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國共內戰棋局已定，進而奪得台灣此一戰略要害才是北京所圖的紅利。 一中各表論述，一中是國際共識，各表是沒有的事。「國民黨的一中各表」，核心乃是「北京的一中原則」，也在挑戰「華府的一中政策」，馬習會堪稱國共對美國的一大逆襲。現在，維持現狀，依據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卻沒有特別凸顯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即使仍令北京不滿，但也無法完全擺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的陰影。做為本土政權，張開中華民國的大傘，卻乏鴨子划水到另一片新天地的行動，那麼，「北京的一中原則」與「華府的一中政策」之間的緊張碰撞，終將使維持現狀失去主動淪為被動。 此所以，彭明敏教授呼籲：當中國喊一次「一個中國」時，我們應該大聲喊兩次「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誰來大聲喊？當然是民選總統！過去，特殊兩國論，一邊一國論，李扁都伸張民意向國際表達國家意志。而台灣不屬於中國，美國是以「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軍事行動」來鋪陳核心利益的。維持現狀，處逆境時不失其政治智慧，不過，也要掌握順境契機鴨子划水，鞏固台灣自成一國的政治工事。光是中華民國、維持現狀，無法掙脫外來的一中糾葛。更可慮的是，繼續以Chinese Taipei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如爭取受邀「觀察」世衛大會，即使在國際上稍增能見度，恐將自陷於一中泥淖。國、民兩黨輪替，「中華台北」不變，正中「北京的一中原則」下懷。 國際政治講現實，極少國家能像美國那樣，兼顧與台灣的共同利益。於是，力抗中國壓力測試，成了領導人的必修歷練，一如李登輝執政在內外矛盾中，走到特殊兩國論的里程碑，開啟兩蔣以後的台灣總路線；陳水扁困於朝小野大，仍標舉一邊一國，也是個里程碑。改革，進步，台灣轉型，向上提升，自可帶動國家治理與社會分配的合理化。不過，如果缺乏國家總目標，所獲成果也是珍珠滿地不成項鍊，萬一主權受損終將付諸流水。改革，進步，凸顯了世代價值差異，而台灣新世代對正常國家的執著，民進黨的初衷現在正是世代對話的共識基礎。改革進步，正常國家，前者是過程，後者是歸宿；完全執政者，胸中應有一套張力十足的執政總圖，匯聚台灣人民覺醒中的認同動能，為邁向正常國家再豎立一個里程碑。

  蝶戀花旅行社的武陵賞櫻團發生重大車禍，震撼社會。儘管車禍確切原因尚待調查，包括疲勞駕駛、血汗出勤、遊覽車拼裝、進口大客車課稅、車輛維修、道路設計不良、低價高風險旅遊產品等諸多問題，都備受關注、廣受探討。去年七月高速公路剛發生觀光巴士火燒車，本週一又有遊覽車釀出大禍，合計將近六十人罹難。坐大車集體遊覽本是樂事一樁，如今卻變得極度危險，實非國人所能坐視。如此攸關行車基本安全的事故一再發生，相關各方須亡羊補牢，否則出事極度悲情，事後有如水過無痕，讓悲劇一再發生，人命平白喪失，台灣不應是這樣的社會。 檢討現今觀光旅遊業，業界常以「俗又大碗」產品廣為競爭，業者採壓低成本維持經營，這其實也是台灣許多產業「低價格、低成本、低獲利」的一貫模式。姑且不論疲勞駕駛是否這次真正肇禍主因，從出勤及作息紀錄看來，司機的確很操勞，勞保等基本權益保障也不足，像蝶戀花這種中小型旅遊業的員工福祉尤值得特別關照；如勞動法令靈活符合現實，勞僱雙方不必以變相僱傭關係規避法令限制，業者營運不致建立在員工血汗之上，員工福祉也相對有保障。有如檢方調查這次車禍重點之一，在業者是否明知安排工時以及行程遠超過司機體力負荷，仍執意提供「不安全的服務」。從這一角度看，執行並落實週休二日，使包括司機在內的勞工不致過勞，確屬必要。 實施週休二日，讓勞工有較多休閒，對勞資雙方及整體經濟產業都有利，本係美事一樁。不過，這一公共議題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紛紛擾擾，最終雖以「一例一休」定案，至今爭議並未落幕，主其事的勞動部長還因此換人做。有如國人所見，「一例一休」導致公司行號排班複雜繁瑣，用人彈性變小，臨時工增加，正職員工收入未必提升，不少業者減少服務或漲價，社會承擔後果，造成所謂「三輸」，是沒有贏家的政策，乃有「爛蘋果」之譏。 事實上，「一例一休」並不是推動週休二日最糟的版本︰相較於修法過程中國民黨所主張的「兩例」，即週休二日，不得加班；或如時代力量所倡議的「週休二例假」，假日上班領加班費再補休一天。後兩者對經濟產業傷害更大，從而，「一例一休」這一蘋果雖爛，顯然還不是最爛的。儘管如此，「一例一休」仍須轉輸為贏，要讓贏家出現，自應回歸勞動法令的基本要領，亦即彈性、靈活、務實。 其中，「一例一休」可考慮的權變之計，主要是放寬彈性工時，尤其加班時間上限。這一建議，見諸工商大老及學者的呼籲；剛好日本最近在研議修訂勞動法令時，也重視這一議題，值得借鏡。 日本政府本月十四日宣布，打算改變勞工加班時間上限，其重點包括︰把每月加班上限由現今的四十五小時提高為六十小時，一年上限為七百二十小時；加班時限一體適用，業者可根據業務淡旺季調整員工加班時間，但超時違反者受罰；政府還將針對企業旺季研議提高上限，但以不超過有「過勞死」之虞的每月加班一百小時紅線為原則。程序上，政府要與勞資雙方代表團體協商，達成共識後，預計今年內提交國會審議，二○一九年實施。 必須強調，日本一方面「過勞死」案例頻傳，反映其工作狂的社會傳統，最大廣告公司電通去年十一月就因一名員工過勞自殺而遭強制搜查。另一方面，為了發展創新服務、吸引人才、增進女性就業，日本也亟思改變工作方式，包括彈性工時、在家工作、短時期工作。上月的調查顯示，全日本有八％企業實施週休三日，在總工時每週四十小時不變的情況下，彈性調整上班時間。 舉日本為例，既因它是先進國家，研擬修訂勞動法令不僅重溝通協調不冒進，也特別講求彈性，且顧及中小企業及國際競爭力。以加班時限為例，如提高為六十小時，將較我國的四十六小時為高；時間多少是一回事，彈性才更重要。 各項指標顯示，今年台灣經濟成長雖不宜高估，但回春之勢日漸明顯。週休二日雖是大勢所趨，以彈性、靈活、務實讓修法及實施的爭議及早塵埃落定，勞資一起為振興經濟通力合作，這是主政者當前的經濟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