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民眾湧入首都華盛頓，抗議民主黨選票作弊，力挺川普總統。合法選民一人一票是美國民主政治根基，如被摧毀，美國將永遠不再是全球熱愛自由的人們仰望的燈塔。 在川普總統被全球左派集體霸淩之際，大聚會不僅是捍衛傳統美國、展示美國人民對抗左邪的決心，更是對披荊斬棘為美國奮鬥的總統的最大安慰。

  川普選舉造勢大會。圖／擷自川普推特，資料照     我在美國32年，一直關心政情，尤其選舉。從未看到像現在的場面：在川普選舉造勢大會上，群情激昂，萬眾一心，對總統高喊「我們愛你！」即使是保守派非常敬仰的雷根總統，也沒得到如此激情的讚美和推崇，川普創造了美國紀錄！ 為什麼會有如此政治景觀？因川普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遵守（兌現）選舉諾言、並敢於對抗左派（及假新聞）、全力重建偉大美國的總統！保守派選民用「我們愛你」表達感激、感佩、力挺他連任之情。 建牆、減稅、保安全、促繁榮 2016年川普選總統時，核心口號是邊境建牆、減稅、剷除ISIS，重建偉大美國。他當選後馬上就實施建牆，即使遭左派杯葛（民主黨主導的眾議院拒絕撥款），他千方百計，包括從國防部轉款等（左派告上法院，但川普勝訴）堅持建牆。目前已在美墨邊境建了三百多英哩，使非法移民的湧入降至歷史最低，保證了美國本土安全，維護了法治原則。 川普承諾減稅，也是說到做到。美國的企業稅（35%）原是全球最高。減稅還是增稅，是區分左右派的重要標誌。保守派信奉市場經濟，認為只有減稅，減輕人民和企業的負擔，才是保障個體權利，更能促使經濟繁榮。人民手裡有錢才會消費，消費刺激經濟成長（美國GDP的70%來自大眾消費）；企業有錢會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降低失業率。這麼淺顯的道理和經濟常識左派永遠不懂，他們就知道增稅、擴大政府開銷、增加福利、強行均貧富等社會主義那一套。海耶克早就說過，左派的思路是通向奴役之路。 川普上任後，把企業稅從35%降到21%，一下砍去14個百分點。再加上廢除繁瑣規章，給企業鬆綁，促使美國企業活力迸發，失業率在疫情前降到過去50年來最低；黑人、西裔、亞裔的失業率都降至歷史最低；美國的就業工作人數之多，成為歷史之最！ 另外川普上任後，強力實施從加拿大鋪設石油管道，再加美國本土產量，就不再需求中東石油，使美國從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要挾中解放出來！隨後川普又給頁岩層石油開採新技術解禁（左派民主黨掌權時以保護環境為由阻撓），從而使美國的石油產量大增，超過沙烏地阿拉伯、俄國而成為全球最大能源生產國。 川普還動用稅收槓桿，給搬回美國的企業減稅等優惠，促成最多企業回潮，更有利美國經濟復甦和強大。這些美國人民都看到眼裡，尤其是保守派，更心存感激，他們確確實實感受到了，川普在重建偉大的美國！強大的美國必須有強盛經濟底座，川普奠定了這個堅實基礎。 斬首恐怖頭子，鎮住真主黨和哈馬斯 在兌現打擊伊斯蘭勢力的承諾上，川普的政績也同樣亮眼：歐巴馬執政時限制軍方手腳，不僅空襲ISIS次數受限，即使發現了伊斯蘭國武裝，也得先請示白宮。等猴年馬月歐巴馬們批准了，ISIS早就跑得無影無蹤。川普卻大膽放權，軍方怎樣動武、何時空襲，全由前線將領決定，結果很快美軍就把伊斯蘭國摧毀！ 川普還敢對邪惡頭子下令斬首！伊斯蘭國首領巴格達迪綁架在敘利亞邊境做義工的美國26歲基督徒凱拉．穆勒（Kayla Mueller）並致死。川普下令美軍組成「814特遣隊」展開「凱拉．穆勒行動」（特意用凱拉生日和名字），最後把巴格達迪斬首。凱拉的父母在共和黨全國黨代會上哽咽地說，他們的女兒被囚18個月，歐巴馬總統什麼都沒做，是川普總統為他們的女兒報了仇！ 斬首伊斯蘭國首領之後，川普總統又下令，把伊朗革命衛隊頭子蘇雷曼尼斬首。伊朗為此全國騷動、抗議美國，西方左派們也反對這種斬首，但川普「雖千萬人吾往矣」。兩個惡魔被斬首後，中東的恐怖分子被鎮住了。連黎巴嫩的真主黨也收斂，巴勒斯坦的恐怖組織哈馬斯還跟以色列簽署了和平協議。對獨裁國家進行經濟制裁，他們可轉嫁危機給民眾，官員不受什麼損失，但「斬首」可是要他們個人的命！碰上一個勇猛的川普總統，他們怕了。川普使用邪惡聽得懂的語言，這是中東恐怖活動不再猖狂的重要原因。 川普的有膽有識還表現為，下令把美國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這是之前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都承諾過、但最後都不敢做的。川普一言九鼎，說到做到。當時全球左派（尤其美國民主黨）危言聳聽，說這樣會刺激阿拉伯世界反美暴動，美國處境危險。結果川普做了之後，什麼都沒發生。這就是川普的眼力、魄力、能力。 後來川普又宣布戈蘭高地屬於以色列。這是敘利亞侵略以色列時失去的土地。以色列曾用土地換和平，只要敘利亞承認以國的存在，他們就把戈蘭高地奉還，但遭敘國會拒絕。川普總統有膽量公開承認：戈蘭高地屬於以色列！又是阿拉伯世界什麼騷亂都沒發生。邪惡勢力不敢和川普「硬碰硬」，綏靖無能的左派們也得承認現實。 如獲「諾貝爾和平獎」是給該獎榮譽 川普總統大棒和胡蘿蔔齊下，斡旋中東國家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川普當選後出訪的第一個國家不是傳統盟友英國、日本，更不是歐巴馬熱衷的中國，而是沙烏地阿拉伯，與沙烏地國王召集的全球55個穆斯林和中東國家領袖會晤，形成對付伊朗的統一戰線。經川普鋪陳斡旋，最近阿聯酋、巴林、科索沃（穆斯林國家）都與以色列建交，塞爾維亞也把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還會有其他國家跟進。中東出現空前的和平景象！挪威議員、瑞典議員都相繼提名川普獲「諾貝爾和平獎」。歐巴馬剛當上總統，什麼政績都沒有，挪威的諂媚們就送上一個「諾獎」。川普做出了實實在在的外交成就，歷史性促進了中東和平，理所當然應獲「諾獎」。連一向反川的左媒《紐約時報》也承認，川普的外交努力促進了中東和平。 在川普執政下，美國領銜自由世界對抗中共已是大趨勢。圖／民報合成（資料照）   川普執政近四年，最大外交衝突是與中國的紛爭。疫情前美國經濟欣欣向榮，但一場疫情使20萬美國人喪生，經濟空前損失，生活方式完全被打亂。這場疫情更使川普和內閣認識到，中共是邪惡，武漢是病毒源頭，北京高層隱瞞疫情和謊報造成病毒全球蔓延。之前中共就致力竊取美國科技軍事情報，並用所謂一帶一路全球擴張。川普總統挺身抗共，下令禁中國微信、抖音國際版TikTok、華為，關閉中共駐休斯頓領館，逮捕中共線民（所謂千人科技計劃），驅逐中共軍事院校留學生，把美國的北京媒體記者列為「中國政府代理人」（即中共工具）。這一切都使中美關係再無法回到從前。在川普執政下，美國領銜自由世界對抗中共已是大趨勢。 除此之外，川普重建強大美軍，把軍費增至歷史最高，在原有全球最多的11艘航空母艦下，又巨額投資建造兩艘最現代化的核動力航母，並創建了陸海空之外的又一兵種「太空軍」。川普把歐巴馬時代停擺的佛州甘迺迪宇航中心重啟，幾次火箭發射成功。川普誓言，美國將第一個登上火星！ 除了經濟、軍事、外交之外，川普重振美國道德價值，下令把歐巴馬的男女廁所浴室不分取消，強調信仰、道德、秩序、法治，對抗左派支持的「黑命貴」等騷亂。 2016年在很多人不看好川普，選前兩週《紐約時報》刊登民調說希拉蕊當選機率92%、川普僅8%的情況下，川普竟然勝選！今天，川普的黨內支持率高達95%，保守派眾志成城、萬眾一心挺川普，黑人支持川普升至45%（2016年只贏8%），52%的西裔年輕人說川普會連任。在川普總統的競選造勢大會上，人們喊出八字強音：再做四年！我們愛你！這樣的政治景觀不僅前無古人，也難見來者，面對如此一個創造歷史的總統，川普怎麼能不贏？！ （2020年9月21日於美國）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0年10月號

  安倍晉三因病請辭，自民黨舉行新任黨魁選舉，原安倍首相的秘書長（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自民黨總裁黨內初選中獲勝。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日本今天產生了新首相，原安倍首相的秘書長（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自民黨總裁黨內初選中獲勝。因日本是內閣制，議會多數黨的領袖自然出任首相。這次日本新首相的產生，再次令人痛感內閣制的弊端。 如果不是政治算計，僅從選擇最佳國家體制的角度，內閣制和總統制，到底哪種比較有利？我個人認為，美國模式的總統制是一個更有優越性的選擇，它和日本的內閣制相比，至少有幾個明顯優勢： 總統制：全民投票而不是黨內交易 一是總統「直接」產生。實行內閣制的國家，等於是選「政黨」，哪個黨拿到國會多數席位，就由這個黨內部選舉或協商產生總理或首相。在內閣制下，選民不是完全清楚和確定到底誰會是國家首腦，而最後組閣的政黨決定出「元首」，選民無論是否喜歡，都沒有選擇餘地。國家第一領導人對整個國家政策的決定、走向起相當重要的作用；一個政策不錯的政黨的糟糕黨魁，照樣可以毀掉很多國家大事，如德國的默克爾。 而美國總統，則是全民一人一票「直接」選擇產生。選民事先就非常清楚哪些人在競選總統，通過直接投票，自己決定出國家元首。 二是總統需「兩次」投票產生。因為要先在本黨內選一次總統。而黨內的初選方式，和最後的總統大選一樣，參選人都要一個州一個州的競選，在這些州由註冊為本黨的選民投票。在美國五十個州中，哪個候選人贏得最多州，或拿到自己黨內選民最多的選票，最後才會被提名為本黨的「總統候選人」；然後再以同樣方式和對方政黨產生的總統候選人「對決」。 美國這種總統要經過「兩次」選舉的方式和制度，最大的好處，就是選民可以更充分地瞭解參選人的情況，而參選人也有更多機會，闡述自己的政見，因為黨內初選就有多次公開電視辯論等，使選民有更多的視角，直接瞭解這些總統參選人的各個方面，更能把握誰更適合當總統。同時，這種黨內初選，也把不適合的參選人提前淘汰出局，最後形成兩大黨的兩個總統候選人對決，二選一；清楚、簡單、明瞭，選民也比較容易做出選擇。 第三點，總統制比內閣制更穩定。美國的憲政民主公認比較成熟，四年一選總統，同時改選參眾兩院議員。由於是採取贏者通吃的規則，所以國會基本是兩大黨主導，沒有小黨的空間。即使美國總統觸犯法律被國會彈劾，也是副總統繼任，行政部門照舊運作，不存在內閣制那種提前解散國會、或總理被不信任票趕下台的政治危機。美國政局穩定，並是全球唯一超強，跟這種體制有相當的關係。 美國採取總統制，是全民一人一票「直接」選擇產生。美國政局穩定，並是全球唯一超強，跟這種體制有相當的關係。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內閣制：小黨林立，聯合政府易內訌垮台 而內閣制則不同，這種體制雖被認為更能照顧各種團體的利益，因為小黨也能進入國會，但其弊端也很明顯：由於不是直選總統，而是選政黨（由多數黨的黨魁出任有實權的總理或首相），結果導致小黨林立。同時由於選票被眾多小黨瓜分，大黨很難拿到國會多數，只能聯合小黨組閣；而聯合政府往往因政治分肥不均或內鬥，某小黨撤回支持而導致組閣垮台，被迫提前全國大選。 這種制度不僅更刺激政黨內部、政黨之間的政治交易、勾心鬥角，也使選民對國會內訌不滿，對選舉頻繁厭倦，導致投票熱情下降，政治參與感冷漠。 上述情況在很多內閣制國家出現。最典型的是義大利，自1946年公民投票廢除君主制、建立內閣制的共和體制、開始選舉，到2015年總共69年，義大利卻已經產生了64屆政府！差不多每年一屆。在這64屆政府中，只有一個總理（貝盧斯科尼）勉強做滿了任期，其它全部都被倒閣或被迫提前選舉。「內閣制」導致國會常內訌，聯合政府難以為繼，只得重選。義大利的頻繁選舉、權爭激烈，內閣像跑馬燈，連歐洲媒體本身都稱其為「鬧劇」。 印度因國會跑一票而提前大選 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人口僅次於中國）也是這樣，因為實行內閣制，很多時候執政黨無法拿到國會多數席位、而被迫組聯合政府，結果因小黨鬧分裂，而不得不提前大選。例如1998年那次全國大選，右翼人民黨（BJP）雖得票第一，但席位在國會沒過半，只得與19個小黨組成聯合政府，結果一個5席的小黨「反叛」，人民黨內閣就在反對黨的「不信任」投票中因跑了一票而垮台，而被迫舉行全國大選。印度有合格選民近9億，政黨700多個，在國會贏得席位的黨就有36個，整個投票計票過程用了20多天，可謂花費巨大，勞命傷財（2014年印度大選花費50億美元）。 印度直到莫迪政府出現，保守派的人民黨才第一次在國會贏過半數，可一黨單獨組閣，不必聯合其它眾多小黨，政局比較穩定。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出現了莫迪這樣一個充滿個人魅力、有改革決心和作為的政治家。莫迪之後，人民黨能不能繼續如此，是個很大問號（現是莫迪第二個任期）。 日本首相是「Mr. One-Year」 這種因為內閣制而頻繁換國家領導人的現象在日本更是明顯。日本首相之多，是世界之最：從1885年伊藤博文內閣開始，到剛結束的安倍內閣，前後135年，產生了97屆內閣、62位首相，平均兩年一個（跨度是百年呵）！ 過去31年（從中國天安門事件的1989年算起），日本就有17個首相（平均任期23個月）。 二戰後，在安倍（擔任首相7年8個月）之前，日本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是佐藤榮作（三屆7年半），吉田茂（四屆6年），然後是小泉純一郎（三屆5年半）。2006年小泉之後7年內，日本就有7名首相（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再到安倍回鍋），平均任期不足12個月。所以有人說，日本首相換的太快，記不住他們名字，只能叫Mr. One-Year（一年先生）。 美國過去32年只有5位總統（布希父子、柯林頓、歐巴馬、川普）。二戰後過去75年，美國才產生13個總統，是日本首相數量的三分之一。在世的美國前總統有四位，而在世日本首相有12位，也是美國的三倍。 日本四年之內就有五個首相，而美國四年才選一個總統。美國總統在任期中，只要不被國會彈劾或暗殺等意外發生，一般都會做滿，絕不會出現日本這種國家元首走馬燈的政治景觀。 另外，在美國，100名聯邦參議員和435名眾議員，以及所有地方議員，都是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產生，美國的建國之父們沒有設立由黨內決定人選的「分肥議員」，也沒有指定利益團體或族群代表的制度。即使對土著的印第安人，也沒有設國會保障名額，所有人都得經過選票，真正體現主權在民。 日本是內閣制，由議會多數黨的領袖自然出任首相。這次日本新首相的產生，再次令人痛感內閣制的弊端。日本首相之多，是世界之最。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台灣的不分區立委是「黨主席衛隊」 而實行內閣制的國家，就有議員保證名額，像在台灣（總統內閣混合制），就設有所謂「不分區立委」，即不通過選舉，不花一分錢競選經費，由黨主席指定（任命）就可直接當上立委。這種立委被嘲諷為是「黨主席衛隊」，因為他（她）們的權力來源是黨主席，當然就效忠「主席」，看權力者的眼色行事，根本不在乎什麼理念不理念、選民怎麼想。 總統制再以美國為例，2000年那次美國總統大選，有一億多人投票，即使在關鍵的佛州，共和黨候選人小布希只領先500多票，如此票數接近，美國也沒有組聯合政府；畢竟是總統制，不再採用印度、義大利、以及英國、德國等那樣的聯合內閣，所以也沒必要再重新進行全國大選。 在2016年美國大選，川普是政治素人（從沒在政治圈中蹚過渾水，更不是老政客），竟能當上總統！而在日本那種內閣制下（黨內選舉，政治分肥、算計交易）中，川普絕沒有可能進入白宮、當上國家元首。只有實行總統制，由選民一人一票直選，讓全國選民來評判、篩選，真正有魄力、有能力、有氣質、接地氣、敢做敢為、想銳意改革的勇士，才有出頭的可能。 日本首相安倍因病辭職，現在接任的是菅義偉（菅發音「堅」）。他最早出道是給一個議員做了11年秘書。後來當選議員進入政府內閣，做內閣官房長官（相當美國的白宮幕僚長、台灣的總統府秘書長、中國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而且是日本任職期間最長的內閣官房長官，是最老練的秘書長、總幕僚。這種老官僚的經歷和個人氣質，可在黨內運籌帷幄（當然他當選主要得益於老長官安倍的全力支持和運作）；但如果是日本民眾一人一票直選，很可能就選不上。這次黨內選舉得票少於他的前國防部長石破茂，就在黨內基層和普通民眾中聲望較高，但在黨內，卻敗於安倍力挺的「辦公廳主任」。 但菅義偉的首相（自民黨總裁）任期只到明年9月，完成安倍的任期而已。到時候日本還會再選首相。如果在這一年中71歲的菅義偉仍是官僚作業、老氣橫秋、沒有政績和斬獲，他的首相位置可能就不保，日本首相又會是走馬燈，這是內閣制的悲哀。（2020年9月14日於美國）

保守派評論家章家敦（Gordon Chang）和紐約大學白左教授孔傑榮（Jerome Cohen）在《新聞週刊》撰文辯論：章指出 https://www.newsweek.com/avoid-war-defend-america-recognize-taiwan-opinion-1528626 ，毛、周沒打台灣，因要聯美抗蘇；鄧、江、胡也不能，因需美國投資；今天習近平卻對台灣虎視眈眈。 章家敦提出，美國應該通過承認台灣（建交）來阻止共軍犯台（要先過美國這一關）。孔傑榮則反對，說這會觸怒習近平，發生核子戰爭。孔杰榮曾是馬英九的老師，馬不久前說，中共攻台首戰即終戰，美國不會增援。孔、馬真是師徒，都懼共。正是這種懦夫才給習近平們壯膽。

16歲的中學生桑德曼去年在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前因戴一頂「重建偉大美國」的挺川紅帽遭辱駡，他只微笑，什麼都沒說，卻被CNN等左媒不做任何調查就指控為「種族主義分子」。他控告了這十幾家左媒，今年《華盛頓郵報》、CNN已庭外和解賠錢（據說是七位數）。 他剛剛在共和黨大會演講說，他雖受左媒抹黑，但全美國沒有誰比川普受到最多的媒體不公平對待，左媒是三反：反基督教，反保守派，反川普。 對照左派的打砸搶燒，桑德曼的微笑體現保守派：禮貌，理性，重常識。  

  美國南達科他州立大學教授博頓（Joseph Bottum）的英文新書《衰落的小說》（The Decline of the Novel）引起反響。圖／擷自博頓推特、amason，民報合成   美國南達科他州立大學教授博頓（Joseph Bottum）的英文新書《衰落的小說》（The Decline of the Novel）引起反響，因他提出：當今小說在衰敗，20世紀，尤其1950年後，基本沒有臻品，多是平庸之作。什麼原因？他認為現代小說缺乏三要素：weight, gravity, seriousness（分量，吸引力，嚴肅性）。 博頓認為，小說是西方文明的藝術形式，18世紀興旺，19世紀達到藝術頂峰，成為西方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的藝術形式，特別強調了其內在的宗教精神。美國保守派月刊《評論》（Commentary ）資深評論家Joseph Epstein在該刊今年5月號撰文「小說出了什麼問題」中用一個詞epiphany（主顯節）來形容今天小說所缺乏的要件。主顯節指耶穌顯靈的紀念節日，也譯為「頓悟」，即耶穌顯靈、人性展現。而當今小說則喪失了18、19世紀那種基督教倫理道德精神、那種英雄主義光芒。眾多當代小說都是寫頹廢、病態、平庸、無聊、瑣碎，甚至反英雄主義等。 19世紀小說高峰期的代表作家是狄更斯、雨果、杜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這是我的排列），其中狄更斯的藝術成就最高，可謂傳神地表達出epiphany——對耶穌基督精神的「頓悟」。狄更斯怎樣達到這個境界？他至少有五個得天獨厚： 第一，受莎士比亞「劇情」影響，重視小說人物和情節。 莎士比亞被視為西方文學重要鼻祖，他的作品主要是劇，而劇，就要有「劇情」，即「情節」很重要。沒有吸引人的情節（故事，人物），「舞台劇」就很難演下去，觀眾可能睡著了。所以一般劇本，都要有比較強的吸引人的劇情。狄更斯「師從」莎士比亞，薰陶、造就了他的編故事能力和喜好，而不是「說教」。狄更斯的小說，故事性都很強，故事一環套一環，如懸念、包袱、人物間內在關係等，總能達到「無巧不成書」的純青地步。而這個「爐火」，與受莎士比亞影響，或說他有意從莎翁那裡吸取文學（手法）營養有直接關係。 第二，展示（show），而不是說教（tell）。 莎士比亞的作品主要寫人性、世間冷暖：嫉妒，虛榮，崇高，卑瑣，背叛，忠誠，愛情，濫情等等。這些都是永恆的主題。人們所以感興趣，因為這就是人生、人類的過程、周邊發生的事，所謂「社會百態」。狄更斯細看莎士比亞，不僅薰陶出編故事傾向和能力，也更吸引他對人性的關注，所以狄更斯的作品，總是能通過展示（show）故事而達到講（tell）道理的效果。以他的代表作《雙城記》為例：崇高，用替情敵而死的卡頓展示；殘忍，是革命編織女的形象；忠誠，是銀行老員工；純真，是馬內特醫生的女兒等。 同樣高舉人道主義旗幟的雨果，也是一位很會用show（展示）來完成思想表達的偉大作家；但他在最後一部作品（也是他思想性最高的）《九三年》中，還是忍不住用老伯爵和青年革命將領的辯論，來大段地Tell 他的想法（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在俄裔美國作家安蘭德（Ayn Rand）的作品中，純說教就更顯著了；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中，居然安排了主角長篇演講（長達60頁）！ 即作者迫不及待、無法忍住跳出來直接宣揚自己的理念和人生哲學。而狄更斯則用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更嫻熟、自然地傳遞了他的人生哲學；讓讀者更能自然體味感受出。這是更難、藝術性也更高的，即古人所說的「寓教於樂」。 左起：狄更斯、雨果、杜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第三，近水樓台的「直通車」。 莎士比亞是英國人，作品語言是英文，這又使狄更斯「近水樓台」，獲得「直通車」的便利。其他語種作家要靠翻譯才能接觸到莎士比亞，而翻譯後的作品不僅嚴重損失了原著的語言美，其思想和文化內涵也被折扣；對東方語種的作家來說，從翻譯作品中折損的語言和思想文化更嚴重，導致無法準確理解作品原意。例如雨果的《九三年》，是中國的翻譯大家鄭振鐸譯的，卻把全書最畫龍點睛之筆完全翻譯錯了，展示譯者根本沒弄懂原著精神：在辯論法國大革命的對錯、理想的堅持與否等重大問題後，青年革命將領把抓到的保皇黨對手老伯爵偷偷放了，寧可自己被懲罰上斷頭台。老伯爵走出監禁地後，對天長嘆一句「My faith!」，鄭振鐸譯成了「真有這回事！」即使直譯，也應是「我的信仰！」，「我的信念！」；意譯應為「我的上帝顯靈了」，或者「我信對了！」等，因是他的基督信仰戰勝了意識形態。 而狄更斯直接從母語的精湛藝術裡吸取營養，直接繼承了母國的文學傳統，等於是乘「直通車」且沒有因「轉車」或「轉機」而跑錯機艙門的差錯。每個作家都首先受本國文學傳統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巨大、伴隨一生的。而狄更斯在這點上太幸運了，他一生都坐著「直通」快車。 第四，人生的獨特起點。 狄更斯的另一幸運是，他不是出生在富豪之家，而是13歲就因家境貧寒而被迫去做童工。童工經歷給他提供了寶貴的最初人生體驗，使他瞭解社會底層和人生百態。但如果他一直做苦力工，就沒有後來的「作家狄更斯」。他16歲時，做了法院的速記員，這又是一個「機遇」，訓練了他的「速記」本領；這點對作家來說很重要：有人形容靈感像手裡的沙子，不馬上抓住（寫下來）就會從手裡流掉。速記把稍縱即逝的想法、靈感等迅速變成文字。中國古人所謂「不動筆墨不讀書」也是這個道理；看到好東西不馬上記下來就等於白看了。狄更斯的「速記」功夫給了他超過其他作家的「跑鞋」。 除技術層面外，法院速記員接觸到很多案例。官司是更聚焦反映人生百態的舞台，是更濃縮的極端化人生的展現。狄更斯近水樓台，他的很多作品都跟官司、破案有關。所以，當一回法院速記員，對藝術天分極高的狄更斯，從語言技巧上、故事上、人生觀察和思想上都得到了獨特的收穫。 結束法院速記員之後，狄更斯開始做記者，繼續訓練了寫作和觀察社會的敏銳能力。從童工、速記員到報社記者，這三種職業為他的作家之路提供了最好的鋪墊。 第五，與上帝的距離最近。 但前面這一切，都還只是表層，使狄更斯成為最閃亮的文學燈塔之一的根本，是他本人是一個「great man」(偉大的人)。而這個great man的造就，是他出生、生活在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國家，從《聖經》裡接受了愛、憐憫、慈悲，尤其是救贖等價值。這些思想精髓貫穿狄更斯的所有作品，可謂他的精神指南。而東方作家的作品裡極少見到這些東西，尤其罕見救贖（redemption）。救贖不僅帶來人性的閃光，更帶來人類永遠的希望。 沒有耶穌基督的榜樣力量和價值資源，難以想像狄更斯會寫出《雙城記》中最後那個情節：替情敵而死！如果沒有基督信仰，也不會有全書結尾最畫龍點睛的台詞：替情敵走向斷頭台的偉大志士說，我一生做過的所有事，這件（替情敵而死）是更好、更好的；我現在要去的地方是我所知的更好、更好的歸宿（一定會進天堂的崇高）。這是狄更斯的思想境地，而這個境地，只能是一個信仰者的理想境地。 從狄更斯，到雨果，再到俄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這四位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都是熟讀《聖經》的基督徒。而在沒有基督文化歷史的東方，幾乎找不到閃爍偉大人道主義光芒的作品。即使後來有悟性成基督徒的作家，或以宗教背景寫作，也難以領會西方基督文明的精髓。例如日本的基督教作家遠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結尾竟然是一個基督徒為了活命和食物等生活，踩踏耶穌畫像，放棄了基督信仰。基督徒遠藤周作表達的東西，竟然與狄更斯們正相反。 狄更斯的作品，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給人光明和希望。人類的理想精神永遠獲勝！這種樂觀主義、希望之光、人性美麗必定戰勝黑暗和邪惡的信念是他的作品擁有持久魅力的根本原因。 而在當代小說中，很難找到狄更斯作品中這種基督精神和英雄主義光芒。所以，博頓教授在他的《衰落的小說》一書中感慨道，"The novel didn't fail us, we failed the novel."（小說沒有對不起我們，是我們的小說失敗了）。

98歲的李登輝前總統去世。他是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推手：取消黑名單，廢除戡亂條款，推動總統直選。他堅定反共，曾說台灣是小辣椒，中共吞下就辣死。他曾授權我寫他最後一本傳記，所以曾多次採訪他，及他妻子女兒、兒媳孫女、他的朋友等。李登輝雖還有一定的黨國思維，但重要的是，他有民主想法和胸懷，推動台灣民主功不可沒！詳見我曾撰寫的系列6篇《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https://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4203） 圖為李前總統、汪笨湖和我在台南。   「他已經忘記了曾做過總統」（6之1） 在海內外中國人的媒體上，對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的污辱、謾駡和醜化已經不計其數，漢語中找得出來的罵人話也幾乎被用盡了。於是一個一手促使台灣發生了從獨裁走向民主這個本質性變化的人，被中文媒體妖魔化到遠比當今中國的獨裁者還可惡的地步。在中國人中，我的信息應該不算太貧乏者，但對李登輝，卻從未讀到過任何中國人寫的正向描述和評論他的文字。 今年台灣大選前後，我曾數度到台灣，並有機會參加了李登輝先生主持的幾場論壇會。通過近距離地觀察，並和他交談，我發現真實的李登輝和我從媒體對他的報導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見有相當大的差別；而且作為卸任總統，一個沒有任何行政權力的平民，李登輝在台灣民眾中的受歡迎度是遠超過中國人想像的。但上述這兩點，並沒有促使我想寫他，因為寫曾經是當權者的人物很難把握。 導致我對他發生興趣，並決定寫一寫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飯桌上聽到的他的兩句話，而由於這兩句話，我自認為發現了李登輝為什麼能不走獨裁之路，一手促成台灣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為就這個原因，我沒有看到過任何深入報導和分析，所以自認是我的發現）；而且就李登輝為什麼能當上總統，我也得出了和媒體報導、甚至和李登輝本人不同的結論。 ●他的性格令人想到達賴喇嘛 這是兩句台灣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為奇的話，但對我來說，卻不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論壇會之前，李登輝和彭明敏先生宴請會議的發言人。在一桌紛亂的「閒談」中，我忽然聽到李登輝說，「我當總統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蔣經國沒有想到他會那麼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當總統咧。」 這話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中國人大概沒幾個沒有聽說過那個關於李登輝怎麼當上副總統的「你等會兒」的政治笑話，那種從台灣傳出、作踐李登輝的笑話，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國民黨元老們一直打壓李登輝，渲染他不配當總統；那麼李登輝本人似乎應該堅稱，總統本來就應該是他當的，必然是他當的。可他居然輕鬆、隨便地談起，他當上總統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來的觀察中發現，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輝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來一直以為他是個呆板的、不苟言談的農業專家，而且當了12年的台灣總統，言談必定滿口官腔。但他幾句話就露出了那種「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點地說，他的性格令人想到達賴喇嘛，率真、不做作。我曾多次採訪達賴喇嘛，坦率地說，他的個人性格遠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輝居然也是這種性格，難免令我感到驚奇。 因為這種性格的人，（除非像達賴喇嘛那樣轉世）在權術鬥爭激烈的獨裁國家雖然有時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經常會在某個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夠老謀深算而被排擠掉；即使在民主國家，也會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夠高明，而被對手擊敗。但李登輝居然能在獨裁和民主的台灣都坐到總統高位，期滿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議。 雖然他頗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興趣，但也沒有想寫他；覺得台灣有很多人熟悉他，寫過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實在不到湊熱鬧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話，決定了我這組文章。 ●祈求上帝的幫助 在一次論壇會結束後的晚宴上，我問了李先生一個問題，「當年你哪來的膽量，敢提出『兩國論』，說海峽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由於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引起海峽兩岸的軒然大波，也引發美國學界和媒體的爭吵，我寫了篇題為「李登輝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說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就像《皇帝新衣》中那個孩子，說出了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但現實就是這麼荒謬，瞎子都看見的事實，就是不容人說出口。而說出一個簡單的真實，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氣，並付出很大的代價。 「個人是很渺小、軟弱的，」李登輝回答道，「我其實並沒有那麼勇敢，我是個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時候，就去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的幫助。」 我必須承認，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給我的感覺是具有震憾性的。當時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問題，在經過了共產黨三十多年無神論的透徹洗禮之後，又在美國目睹一個有神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再經過十多年理性、感性和靈性的掙扎，對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門的艱難性的感觸，大概是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所難以理解的。 雖然我後來瞭解到，在台灣幾乎任人皆知李登輝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在中國人中卻並非只有我孤陋寡聞，回美國後我問了幾個朋友，沒有一個知道李登輝是基督徒。信仰對李登輝的人生、政壇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麼作用？它對台灣的意義是什麼？對中國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麼啟示？我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幾乎超過了對當時正熱火朝天的台灣大選。 於是借晚宴機會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問題，他則興致勃勃地有問必答，對任何問題都極為坦言，使我把飯局變成了一次非正式的採訪。從蔣經國，到魯迅、達賴喇嘛、張學良，到台灣大選、公投制憲，他對任何話題都侃侃而談。我為他的坦誠而驚奇，對旁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譚若思（Ross Terrill）感歎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講話。」譚若思悄聲地對我說了一句精彩的評論，「他已經忘記了他曾做過總統。」 這個已經忘記了，或不感覺他曾做過總統的人，在他的書裡，在我後來的專訪中，對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則清晰如昨…… 激情浪漫、喜歡文學的李登輝——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2） 由於李登輝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所以在台灣大選之前的緊張中，在李登輝一場接一場地站台、趕場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會」政策法案研究處周美里處長的陪同下，去李登輝先生在台北翠山莊的官邸對他做了一個專訪。談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灣的民主之路，在大選前的激蕩中，李登輝顯得輕鬆愉快。 ●學農業，為了去中國 記得李登輝說過他年輕的時候熱衷文學和哲學，但怎麼成了農業經濟專家了呢？「本來我是念文學和歷史，」李登輝說，「但學文學和歷史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也沒有什麼出路。後來改成農業，想學完以後去中國發展，因為中國很大，是個農民國家，而且農民生活很苦，中國最可憐的是農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國的東北。但一開始學農業，討厭得不得了，覺得一點味道都沒有。後來慢慢覺得瞭解一些農業也不錯啦。」 李登輝選擇「農學」，出於他對提高農民福祉的願望。他早年曾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所以頗有些社會主義想法。他認為土地應該歸那些耕作的農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襲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過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觀點在家裡就遭到強烈反對，因為他的父親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則是大地主。 無論土地是否應該分配，李登輝後來卻對農業真的產生了興趣，至今談起都興致勃勃。「我告訴你呵，」他非常認真地說，「我是第一個做台灣的經濟統計的人。」那口氣簡直比說「我是第一個台灣人總統」更自豪。接著，他談起了曾走遍、並記錄了台灣的每一條河川的經歷，話語中清晰地流露著對自己熟悉的專業的留戀，對自己走過的土地的情感。 喜歡魯迅、郭沫若，卻不喜歡胡適 在我跟他有限的幾次交談中，就兩次聽他很認真地說，「我年輕的時候真的很喜歡魯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等）。老實說，我不喜歡胡適哎，真的不喜歡啦。」「為什麼呢？」我問道。「魯迅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風，其實主要由於作者的個性導致。魯迅是那種有激情的、戰鬥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種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拋開魯迅後期的左翼傾向，僅從風格比較，我個人對魯迅的欣賞也超過對胡適。讀魯迅有「過癮」感，而讀胡適卻不僅讀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於他名聲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讀時難免失望。 喜歡胡適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討自由主義；而喜歡魯迅的人，則總是忍不住充滿激情地身心投入。我無意褒貶哪類人，因為性格是上帝給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歡哪類風格，卻常常可以反映出那個人本身的氣質。熟悉李登輝的人一定認同，他屬於那類熱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沒有放棄對文學的愛好，他給長子取名李憲文，憲是輩份，文則是出於自己對文學的喜愛。 由於李登輝說起他高中時代讀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讀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很多對李登輝喜歡說日語的指責。 ●用日文寫情書 在《李登輝執政告白錄》中，李登輝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醜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說我對日本如何，事實上沒有這回事，我從來沒有這種觀念。」 生於1923年的李登輝，一直到22歲二戰結束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統治下。日本人為了對台灣實行殖民地教育，鼓勵台灣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灣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輝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當時日本還指定一些家庭為皇民，所以擁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還被列為皇民。 李登輝從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說日語，而且從來沒有受過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當年對他喜歡的魯迅和郭沫若，都無法讀中文原著，而只能讀日文版。在二戰前，李登輝也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等，都是讀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蔣介石政府規定台灣學校一律講北京話，禁止日語和台語，李登輝夫婦才開始學習中文，李夫人還特地請了家庭教師。但畢竟他們的北京話是在成年以後才開始學的，所以並不習慣，他們夫婦平時在家裡仍然用台語和日語對話。由於李登輝的整個青少年時代，讀的幾乎全都是日文書，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於寫日文；他和妻子兩人之間的情書也都是用日文寫的。 他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只有妻子陪同，三個正在考中學的孩子則留在了台灣。夫妻倆經常給孩子寫信。他們努力用中文寫，大兒子會給他們打分，「有時打70分，有時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對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說， 兒子給了不及格的成績，還會鼓勵說﹕「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說日語，是李登輝那一代台灣人的命運，由不得他自己選擇。而對一種陪伴你成長的語言的熟悉和親切感，是任何一個成年後開始學其它語言的人都深有體會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時報》總編輯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談起，台灣老一輩人對日語的感受是當今台灣的年輕人都無法體會的，更何況中國人了。比如他的父親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喪，跟他說什麼話都無法讓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軍歌，讓他立刻振奮了起來。這並不表明他多麼親日，而是那種熟悉令他振奮。這大概有點像中國當年的下鄉知青，聽到文革老歌時的感覺；儘管那些歌聲伴隨的生活裡充滿了血和泪，但那畢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對自己生命的熟悉而產生的親切感，而那份親切是外人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的。 我想特別強調的是，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是中國的恥辱，而不是台灣的，更不是李登輝的。諾大的大清帝國，在台灣人民的一片悲憤之中，把台灣拱手「永遠割讓給日本」。台灣人民曾經獨立建國，迎戰日本，但終究抵不過把大清帝國都打敗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國人來罵李登輝曾經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連祖宗的廉恥也不顧了。中國人當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灣扔掉，今天以為又可以隨手把台灣撿回來了。他們當年沒種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導彈壯膽，就要打台灣，要用導彈發射「同胞情」。跟這種人群，即使祖宗、雙胞胎都得決裂，何況還不是。 ●伉儷情深 在採訪李先生的過程中，李夫人端上茶點，簡短地寒喧之後就退出了。這是她的一貫風格，據說李登輝經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從來都是打個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們失去了一個採訪李夫人的機會。幸好在一次論壇會之後，妻子和李夫人有過簡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風格，說她是那種生性不張揚、不張狂的女性，很像布什總統夫人蘿拉，或者說像鄰家姐妹，你可以開心地和她談談先生、孩子和家常，還可以和她談陀斯妥耶夫斯基（蘿拉喜歡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則是西洋歌劇專家）。 這樣一個性情安寧的女性，和那個熱烈激情、喜歡魯迅郭沫若的李登輝，是怎樣相依相伴度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呢？李先生送我們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對他們夫婦做了系列採訪後所寫的《虎口的總統》，算做對我們沒能和李夫人交談的補償吧。 出生于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輝小三歲，畢業於台北女子高等學校。兩家是世交，祖父輩時就關係甚篤。二戰之後，李登輝結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習，回到台灣，在台灣大學做農業經濟助教；這時他開始和曾小姐戀愛。別以為學農學的人很呆板，李登輝和女朋友的約會比很多學文學的人都浪漫。 每次見面，他都會送給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庫的書，如他自己最喜歡的哥德作品《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見面兩個人就要交流讀後感。對此李夫人對上板冬子說，其實她在談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輝的指教。 我不禁感歎，他可真挺高明呵，這種對女孩子指教的過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學智慧、最能贏得女孩子芳心的辦法。從李登輝至今都很健談的情形可以想像，當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談闊論的。果然，他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女友一顆崇敬的愛慕之心。李登輝也真沒白喜歡了一場文學，他要結婚的時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詩﹕「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與她聊著聊著，竟然就變成了豔紅的玫瑰花。」 結婚後，李登輝對妻子的疼愛，大概也會讓很多女性羡慕。一個小例子，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讀博士的時候，閑在家裡的妻子覺得她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在美國學會開車，但李登輝卻不讓她學，理由是「你出門後到回家以前我會很擔心的。」於是聽話的妻子放棄了學開車，而改學安全的高爾夫球了。 在對上板冬子談到和李登輝的戀愛、結婚、生子的過程時，李夫人對很多細節都念念不忘，記憶如昨日般猶新。我妻子在論壇會和晚宴中觀察到，那個年近80的老人，看著與自己相伴半個多世紀的丈夫時的眼神、傾聽丈夫講話時的專注和欣賞、為丈夫鼓掌時的真摯，一如18歲少女注視初戀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說，那個當年的曾小姐在傾聽李登輝高談闊論《浮士德》時的仰慕也不過如此吧。 雖然妻子對丈夫讚賞有加，但正如很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時都會諮詢自己的妻子，李登輝也同樣，他說，「我認為我太太是最標準的老百姓，當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麼想而難以判斷時，我都會參考她的意見。」 在李登輝放棄了學者生涯而步入政壇後，李夫人一直謹小慎微地護佐著丈夫；在李登輝終於無官一身輕的時候，她鬆了一口氣，「我終於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總統擔子的李登輝，卻一直沒能如太太的願。作為虔誠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著李登輝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給邊遠地區的原住民傳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總統的榮耀，而是到深山裡傳教的快樂。但是台灣政壇的風暴自李登輝卸任後，從來都沒有停息，他奮鬥12年所創下的成績和未竟的使命，無法不使他更牽腸掛肚…… 蔣經國推李登輝青雲直上——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3） 由於在第一次見到李登輝時，就聽他說起當上總統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問到了他是怎麼當上總統的問題。 「我直到30多歲的時候，都是一心想讀書，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李登輝說道。「我是由於在農業經濟專業出名了，蔣經國身邊的人認為，要解決農業問題，應該用李登輝。」當時蔣經國認為，農業發展對台灣整體經濟的發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對台灣農業經濟瞭若指掌的李登輝。據說，當時他做的台灣經濟報告，被認為有可能拿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是，被蔣經國看中，他拿諾貝爾獎的夢只有就此終止了。1971年，李登輝被叫去給蔣經國匯報台灣的農業問題，給蔣經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隨後就被邀請加入國民黨。也就是說，李登輝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的那一年加入的國民黨。但當時作為普通公民的李登輝對聯合國把台灣排擠出來，並沒有太多的感覺。他說，「老實說，當時我不是那麼在意這件事，因為這根本輪不到我出場。我只要做好份內喜歡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滿意足了。」他不僅沒有政治野心，也沒有政治興趣。 ●破格提為「台北市長」 但在加入國民黨的第二年，即1972年，他就被蔣經國封了一個行政院政務委員的職位。當時李登輝正在新西蘭一所大學演講，接到電報要求他速返台灣。回到台灣後，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務委員到底是個什麼職務。還是他22歲的兒子不無調侃地告訴他，「那是當完部長級的大官之後，沒有什麼職位可以安插的老人當的官。」而當時李登輝不僅只有49歲，也沒當過任何部長級的大官。他當時的政務委員同僚中，有連戰的父親連震東，他就是當了內政部長之後沒法安插了，就給了個政務委員的職位。 自擔任政務委員起，李登輝就開始了和蔣經國的頻繁接觸，並開始了他踏入政壇的火箭之旅。蔣經國經常邀請他一起去農村探訪。在這期間，蔣就曾表示，農業對整個台灣都很重要，所以對李登輝而言，最有意義的工作是做台灣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輝做了省主席，整個台灣的農業都有可能升級。但李登輝並沒有認真考慮和揣摩這些話，也沒有做任何放棄在學術領域發展的計劃，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蔣介石1975年去世後，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期滿後，由外省人組成的國大代表一致選舉蔣經國任總統，沒有反對者。蔣經國1978年5月20日宣誓就職，隨後在6月9日，也就是說，在蔣經國當上總統不到20天的時間內，李登輝就被任命為台北市長。 ●「只有蔣經國敢用你這種人」 和蔣介石相比，蔣經國比較隨和、平民化，也一直採取親民政策，這點早就從媒體、書籍等資料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輝交往中的「隨和」還是遠超出了我的想像。李登輝當上台北市長以後，蔣經國這個堂堂的總統，竟然頻繁地，每週有三、四次親自跑到李登輝的家裡，和他談話聊天，詢問工作情形，給新任市長打氣，甚至聽他發牢騷。而且蔣經國的造訪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樣，直接就去了。有時李登輝還沒下班回來，李夫人也外出購物，蔣經國就自己坐在客廳一直等到李登輝歸來。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約三個月。然後，有一天，蔣經國又來跟李登輝聊天的時候說，人們對你做市長的評價很好，沒什麼問題了。於是就不再來了。原來蔣經國是擔心，這個被他看好的農業專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長的工作。這種總統親自登門到一個市長家裡關照的情形，相信在哪個國家都是罕見的。蔣經國對李登輝如此這般的重視，就已經預示了李登輝仕途的順利。因為台灣當時畢竟還是個專制的國家，獨裁者的一句話完全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在做政務委員期間，李登輝是一隻腳在政界，一隻腳還留在學界。出任台北市長以後，才辭去了台大教授的職務，雙腳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經預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學術界了，所以把自己關於農業的藏書全部捐給了台大圖書館。 儘管蔣經國對這個台灣人的台北市長十分偏愛，但李登輝本人對自己的仕途並沒有更多的非份之想。當上台北市長後，他真的想好好做個稱職的市長。上任後馬上全力以赴開始研究都市的發展計畫，並很快從東京購買了全套12卷的《岩波講座．現代都市教室》，隨後又陸續買了很多關於城市建設規劃的書。李夫人曾感歎道，本以為把那些農業書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時他們可以輕鬆一下了；沒想到丈夫又迅速把書架填滿了。 但李登輝卻肯定沒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設的書看完，因為蔣經國根本無心讓他做什麼台北市長。在被任命為台北市長的第二年，李登輝就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常委。又過了只有兩年，也就是1981年底，蔣經國就讓李登輝當上了台灣省主席。當時在國民黨高層內，履歷經歷遠比李登輝厚實的元老、大老們比比皆是，怎麼排也輪不到李登輝的頭上。難怪黨內有人不服氣地表示，「只有蔣經國敢用你這種人。」事實上，李登輝後來才知道，蔣經國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黨內有人反對，認為李登輝政治經驗太少，所以才讓他去做了三年台北市長。 的確，蔣經國對李登輝的厚愛是毫不掩飾的。在他一手提拔李登輝當上省主席之後，還親赴省主席官邸，祝賀李登輝當選。他對李登輝做台北市長和台灣省長的表現都十分滿意，對他的執政報告評價高得驚人，認為他已經積累了很好的經驗，該是從新的制高點來觀察台灣國情的時候了。於是在1984年他第一屆總統期滿，要競選第二屆總統時，蔣經國就親自問李登輝，願不願意做他的副總統。就這樣，在台灣省主席的位置還沒有坐熱乎的兩年多之後，李登輝就又被蔣經國提名為他競選總統的搭擋。以李登輝的黨齡之短，資歷之淺，一下子越過所有元老，登上副總統寶座，無法不令很多國民黨人目瞪口呆。 而且據李登輝新書《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披露，在就任後的第二天，蔣經國就邀請李登輝和他乘同一部車外出，用這種以前從沒有過的「總統副總統同車出門」的舉動，對外展示蔣和李登輝關係特別好。除了同車外出，蔣經國還和夫人一起，罕見地在自己的總統官邸宴請李登輝夫婦，讓行政院長和總統府秘書長夫婦作陪。 獨裁者這種用意是很清楚的﹕我都對他這麼好，你們下面也別拿他不當回事。 蔣經國對李登輝特別好，不只是「秀」給別人看的，私下也是關照倍至。例如，他會親自到剛上任的副總統辦公室，問訊家俱陳設之類的小事。而李登輝要做例行的身體檢查的時候，蔣經國不僅指定要讓他住本是總統專用的病房，而且幾天後又追問體檢結果。更甚的是，他覺得李登輝做省主席時住的房子太小，要專門給他建一個寬敞的副總統官邸。由於擔心別人說閒話，蔣經國表示，還要盖五院院長的官邸。可是等副總統的官邸建成，李登輝搬進去之後，蔣經國卻表示，五院院長的官邸不必建了。結果李登輝一家住在起碼可以盖六個官邸的大空地，又養狗，又養羊，還建了操場讓警衛打籃球。 ●蔣經國為什麼對李登輝情有獨鍾？ 雖然李登輝清楚地感覺到「蔣經國對我有很特殊的感覺」，但是，不僅在與朋友的交談中，在接受我的採訪中，還是在他自己的書裡，李登輝都表示，「經國先生提拔我為副總統，我想他並不是要我擔任接班人。也可能是因為沒有想到自己病情會如此嚴重而早逝吧？經國先生晚年曾說過，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對於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许並沒有深入思考過。」 李登輝認為，蔣經國之所以提拔他，除了因為他是台灣人之外，還認為他「認真而誠實」，也不是野心家。李登輝自己對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總統位置也並沒有什麼大的感覺。他說，大權在總統手裡，其它權力在行政院長手裡，副總統的位置，真的就像蔣經國所說，只不過是「觀察國情」。他已經做好準備，當完那屆副總統就退休。沒想到卻由於蔣經國的突然過世，而意外繼任了總統。他認為「這就是歷史的偶然。」 但就我所讀到的資料來分析，我不認為李登輝的判斷很準確。我對李先生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的成就十分推崇，但對他「看人」的能力卻實在不敢恭維。連戰、宋楚瑜都曾經是他重用、提拔的心腹。二千年的時候，他全力為連戰助選，有時竟一天站台七場，以至引起心臟不適。可是連戰仍然敗選，難怪宋楚瑜陣營譏笑連戰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李登輝卻居然完全相信連戰能贏，以至大選結束，連戰慘敗的時候，李登輝只能取消去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行程，因為他只準備了勝選謝詞，卻沒有準備落選感言。而連戰敗選後立刻就逼迫李登輝辭去黨主席。 宋楚瑜也是李登輝當上總統後立刻就提拔成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心腹，但後來也完全背叛了他。連宋的背叛都不是偶然的，因為這兩個人，無論在性格為人上，人生經歷上，在宗教信仰上（連戰和宋楚瑜都沒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在政治理念上，都和李登輝有著本質性的不同。 而蔣經國則在上述每一點上，都和李登輝有相近、重疊和相同之處。首先在人生經歷上，兩人都曾學習並推崇過馬克思主義，然後又都清晰地拋棄了社會主義；在宗教信仰上，兩人都是基督徒；在性格上，兩人都質樸、率真，又激情、倔強（據史料，年輕的蔣經國是很有激情的）。李登輝雖然隨和，卻有很固執的一面，在原則問題上是不讓步的。例如據李登輝新書披露，宋美齡為了左右政治，從美國回台，總給各高官送巧克力，按照台灣規矩，被送者要回送禮物，於是就有了一個和宋美齡見面，聽她訓話的機會。但李登輝卻從不去回送。而蔣經國雖然凡事仍稟報後母大人，但內心對宋美齡干政也是不滿的。 所以，我個人的感覺和推斷是，蔣經國頗為欣賞李登輝的個性，或者說，倆人就是對勁兒；這點在他重用李登輝上是起了相當作用的。除此之外，在俄國人拍的影片《蔣經國》中還有這樣的描述﹕說李登輝在美國念過書，通曉英文，溫和有禮，是基督徒，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蔣經國認為，李登輝具備做為中華民國總統的外表形貌和內在條件，他想到李登輝身材高大，面帶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當滿意。 另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原因﹕在上述《見證台灣》一書中，李登輝透露，蔣經國在用人之前「得先把他的太太查清楚」，他認為，「如果太太風評不好，這樣的人當什麼長都會出事。」而蔣經國對不張狂、不招搖的李夫人印象非常好，經常關切地詢問她的情形。 除上述原因之外，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倆的政治理念在一個軌道上。蔣經國一路清晰、有計劃地刻意提拔、重用李登輝，比任何其它事實都能證明他意欲使台灣政治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決心。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中，李登輝也寫道，「他對台灣本土化的意識很強，這比較屬於原則上的問題。」「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他在很多地方展現出要在台灣生存，到中國大陸去是沒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蔣經國開啟兩化 蔣經國在1985年接受美國《時代》週刊採訪時就提出了三個重要的說法，第一，台灣是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第二，從來沒有考慮過蔣家人士繼續接任總統；第三，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只要中共在大陸實行共產制度，台海兩岸就絕無談判的可能。 正因為蔣經國清楚台海兩岸沒有談判的可能，同時反攻大陸也沒有可能，所以他意識到國民黨應該把立足點轉向台灣。因此不僅他掌權時任命的三個台灣省長（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全都是台灣本地人，而且在他第一次選總統時，就選了台灣人謝東閔做副手。在1984年他還通過李登輝的手，釋放了因主張台獨而被捕的一些人士，並表示台獨不是犯罪。據李登輝新書中的歷史記載，1986年以後，蔣越來越表現出對台灣的關注。1987年7月，蔣經國又請李登輝出面，邀請了12位德高望重的台灣地方長者會面，在這次談話中，蔣經國歷史性地表示，「我也是台灣人。」 事實上，自從蔣介石死後，「中華民國」涵盖中國大陸一說就開始發生變化。李登輝被任命為台北市長的時候，任職令上沒有像以往那樣，寫有「首都市長」字樣（國民黨政府一直認為台北是中華民國首都臨時遷往的地方），而只是「台北市長」。 在意識到本土化的同時，蔣經國也意欲推行台灣的民主化。他對台灣最重要的貢獻，可堪稱偉大之舉，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後兩年，開放了黨禁、報禁。今天看來，他的了不起，超過了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因為戈氏沒有做到這奠定民主地基的最根本的兩點。無論哪個獨裁國家，只要開放黨禁、報禁，民主的潮流立刻就勢不可擋。所以蔣經國的壯舉，為台灣走向民主推動了最根本的一大步。 在蔣經國的容忍下，民進黨於1986年9月成立。在次年的聖誕節，國民黨在台北中山堂舉行憲法實施40周年紀念大會，病中的蔣經國親自參加並發表演說，就在他演說時，11名民進黨國大代表站起來，高喊要求國會全面改革的口號。與此同時，民進黨還發動了大約三萬民眾，在外面舉行要求國會改革的集會。對此蔣經國並沒有做出什麼表示，一句話也沒說。也就是在這個大會上，蔣經國公開宣佈，流著蔣家血的總統就到他為止，並在這個大會上重申，「我也是台灣人」。 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遭到抗議是常事，但獨裁者由於太習慣了被恭維，很難容忍當眾遭抗議，所以蔣經國的不但沒有發怒、反而公開宣稱「我也是台灣人」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如果沒有一個清晰的台灣本土意識和民主理念在支撐的話，蔣家的人怎麼可能說出這種話。 ●抽掉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檔案 僅僅在李登輝做副總統期間，蔣經國就和他有過156次談話，蔣對李登輝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就清楚。李登輝早年曾加入共產黨（這點我在後面的文章中還會談到），在蔣經國提拔他以前，他曾被警備總司令部找去問話。在接受我專訪的時候，李先生給了我一個獨家資料，他說，「其實我告訴你，有一點，我以前沒有公開說出去過，我想蔣經國是為了以後用我沒有麻煩，把我加入共產黨的那一段經歷從檔案中抽掉了。」 清掉案底，為以後的提拔開路，可見蔣經國是多麼有心。李登輝認為，蔣經國雖然讓他當副總統，但未見得想讓他接班。這個判斷未嘗準確，單從蔣經國去世前要緊急召見李登輝，也可以推斷，蔣是有話要對他說的。 蔣經國是在1988年1月13日下午3點55分咽氣。蔣的官邸在下午兩點就打電話找李登輝，但他正在接見外賓，秘書竟沒有轉話；到三點多蔣寓所又要求李登輝迅速過去，這時才有人去告訴他情況緊急，李登輝匆忙結束會談，趕到時四點剛過，但畢竟遲了幾分鐘。 蔣去世的時候，國民黨的主要元老，如郝柏村、瑜國華、沈昌煥等，以及蔣經國的兒子蔣孝勇等都在場。如果蔣經國不想讓李登輝接班，他完全可以對上述人員留下關於接班人的遺囑，而沒有必要火急火燎地要見李登輝。 李登輝對蔣經國未見得想讓他當接班人的推斷自然有他的理由，例如，他既沒有黨權，也沒有軍權，也不掌握情治系統，一旦接班，怎麼控制？這裡可以分析出兩個原因，第一，如李登輝所說，蔣經國沒有料想到他那麼快去世（他是糖尿病，不應該突然吐血去世的）。第二，蔣經國一方面想推動本土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又擔心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動搖國民黨的統治。所以他仍然使用情治機構威嚇和壓制反對派人士。這是他的重大局限，因為無論如何，他還是個獨裁者，在走向民主之路的過程中仍有他的困惑不決。就接班人的問題，他大概還期待，由李登輝接班做總統，但下面仍主要是外省國民黨人主政。 蔣經國雖然意識到要推動本土化和民主化，並歷史性地開放了黨禁報禁，並解除了在台灣實行了38年的軍事戒嚴令，但要讓他預見到、並接受台灣迅速變化到民進黨可以執政這一步，當然是非常困難的；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但他能把李登輝提拔到憲法規定的接班人位置，就是出奇的突破，就是他對台灣走向民主的重大貢獻，就已經決定了台灣後來發生的一切。 我的另一個判斷是，蔣經國之所以沒有清晰地宣佈，或早早地留下遺囑，明確指定李登輝為接班人，還與國民黨的傳統，蔣經國個人的理念、聲譽有關。人們都知道，蔣介石的國民黨雖然一直獨裁專制，但卻從來不敢像共產黨那樣理直氣壯（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專政」），他們一直自認是民主政權，也一直有形式上的選舉。蔣介石去世後，也不是直接把權力交給兒子，而是按照憲法，由嚴家淦繼任總統，再通過黨內選舉，蔣經國當上總統。所以對國民黨，有「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之說。 但蔣介石再獨裁，也還不至於愚蠻到像毛澤東那樣，先是在全國大張旗鼓地宣佈林彪是接班人；林摔死之後，又指定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理直氣壯地做一個徹底的獨裁者。蔣經國再專權，也不會愚蠢到像鄧小平那樣，把江澤民叫到北京，然後告訴全中國人民，他就是總書記了，也坦坦然然地做一個完全的獨裁者。 且不說蔣經國晚年已經有了清晰的民主理念，做出了開放黨禁報禁的壯舉，這是鄧小平，以至今天的江澤民、胡錦濤們所完全不能同日而語的，即使他仍以獨裁方式執政、用人，他也絕不想給後人留下一個獨裁者（死前指定了接班人）的形象。從他對美國《時代》週刊和《華盛頓郵報》的談話，都可以看出，他不僅要給世界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形象，也要給世人留下一個他本人是走民主道路的領導人形象。所以他絕不會清晰地表示要讓李登輝接班。對那種明顯獨裁者的做法，大概只有共產黨的領導人才不僅毫不忌諱，甚至還很得意；只有共產黨的領導人才會只顧今生今世，哪怕我死後洪水滔天。所以，即使李登輝在蔣經國去世前趕到他身邊，蔣也只可能鄭重地暗示，國家大任由你負責了等等，即使對李登輝本人，在私下，他也絕不會說出，我就是要你接班之類的話。但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蔣經國把李登輝一手提拔到按照憲法接班的位置，就已經從法理上、民主程序上確認了李登輝的接班人地位。這既是蔣經國的智慧之舉，也證明了他對李登輝能繼續推動民主理念的信任。 讓我們再回顧一下李登輝火箭般的仕途﹕1971年加入國民黨，72年當上行政院政務委員，78年當台北市長，79年當上國民黨中常委，81年當台灣省主席，84年當上副總統。從入黨到當上副總統，總共只有13年的時間。李登輝無論怎麼有能力，沒有蔣經國的刻意提拔，如此火箭般步入青雲是絕對不可能的。 掌權之後，迅速變「質」——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4） 獨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無論是在政策推行上，還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蔣經國對李登輝的提拔。但不想做獨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則困難重重；走民主的道路遠比走獨裁的道路更艱難和緩慢。但被蔣經國火箭般推向政壇的李登輝，的確沒有辜負蔣經國的厚望，在還沒有完全掌握實權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開始了他把台灣政治從「獨裁」轉向「民主」的「質」的改革。他不但盡全力嘗試了，而且做到了。 雖然由於蔣經國的猝死，李登輝按照憲法規定立刻登上總統寶座，但由於那是繼位，在眾人眼裡他也不過是個像嚴家淦那種「臨時總統」，因為實權都不在他手裡。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穩住局勢。在剛出版的新書《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中，李登輝也寫道﹕「在我繼任的兩年四個月總統任內，可以說只是延續他所做的事情，繼續執行他訂出來的既有計劃。事實上，我在這段期間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靜下來；就像颱風要來之前，天空也會先沉靜一陣子。」 ●拒絕宋美齡干政 但在這沉靜的時刻，李登輝並非毫無動作。首先通過選舉，他當上了國民黨主席，又通過換掉行政院長、總統府秘書長、參謀總長等一系列舉動，逐漸掌握了黨、政、軍權。在把國民黨元老郝柏村從最有軍事實權的參謀總長位置調開時，蔣宋美齡親自出馬，用英語向李登輝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託，千萬別讓郝柏村卸下參謀總長的職務，好不好？」當時已年過九旬的宋美齡依然有操控軍權之心。但李登輝認為她這種干預是違憲的，沒有理會。而郝柏村被升為國防部長，後再升為行政院長，仍不肯放棄軍權，要求主持軍事會議，同樣被李登輝斷然拒絕。 國民黨是一黨執政，黨國一體，但畢竟還是執行了憲法，讓李登輝繼任總統，並行使權力。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激烈的政治搏鬥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性格熱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輝，在政治鬥爭中卻冷靜而清晰地、一項一項穩步往前推動。在進行人事格局的大調換中，他延續了蔣經國的國策，穩住了政局，並贏得了黨內信任。 1990年，李登輝繼任總統期滿，按照憲法規定，應由六百多名國大代表投票選舉新的總統。任何要競選總統的人都必須首先得到超過150名國大代表的推薦。李登輝決計競選。他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訪全體國大代表的家，給每一位贈送自己和已逝的兒子合著的論文集，拜託他們投自己一票。要知道，這部精裝本的論文集厚達十公分，很難想像哪個國大代表能真把它從頭到尾看一遍。但很多人還是被李登輝的真誠所感動，他得到了超過80%的國大代表支持，而當時準備參選的蔣緯國和林洋港都沒有得到超過150名國大代表推薦，於是李登輝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當選總統。按照當時的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六年，所以這屆總統李登輝可以做到1996年。 ●當上總統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選舉而當上的總統，李登輝立刻就以颱風之勢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第一﹕不可一黨專制。1990年3月20日當選總統；4月2日即以總統的身份邀請最大反對黨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到總統府，商談憲政改革、政黨政治等問題。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國家的恥辱。5月20日宣誓就任總統；5月26日即釋放了因美麗島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许信良等27名政治犯。隨後指示開始處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軍隊只能是國家的軍隊，而不能是黨的。六月份讓軍事強人郝柏村從軍隊退役，改任行政院長。逐步削弱國民黨元老對軍隊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過人民直選領導人得以實現。6月28日即召開國是會議，就台灣民主化問題提出改革議題，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兩項﹕第一，讓那些終身未能改選的萬年國代退職，實行新的國大代表選舉方式；第二，總統、副總統、台灣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長均由人民直選。 第五﹕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應採取「務實外交」。1991年4月舉行修憲會議，廢止某些法律條款，等於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许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同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是在1991年，李登輝宣佈廢除已經成為白色恐怖象徵的警備總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輝宣佈台灣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國。 還是在1991年，李登輝宣佈台灣不應再有黑名單。 隨後在1992年，廢除了因言論而被判罪的法律條文。 ●中國只配被共產專制奴役 看李登輝這些改革議題和驚人的速度，不知中國知識份子做何感想。在一片擁護「胡溫新政」的呼聲中，在一致對李登輝的討伐中，他們是否比較過，在所謂的胡溫新政中，有哪一點對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做出任何一絲一毫的本質改變？！可憐的中國人，千呼萬喚，連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還沒有喚出來，就別說開放黨禁報禁的蔣經國了，更別提徹底廢除一黨專制、廢除政治犯、決定人民直選總統的李登輝了。 其實也並不奇怪，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還認同共產黨的「中國國情特殊論」而否認中國可以馬上走民主道路的時候，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還視領土的價值高於民主自由的價值的時候，在絕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還寧可讓獨裁的中國吞併民主的台灣的時候，中國也只配繼續被共產專制奴役。 從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輝的堅持和全力推動下，經過三次修憲會議，國民大會和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總統由全國人民直選」的議案，並將總統任期由六年改為四年，可連任一次；從1996年開始實行。全民直選這關鍵的一條，一下子就把台灣政治同時民主化和本土化了。李登輝不是為台獨而支持台獨，是為台灣人民爭民主而必然走向台獨。 ●自由與尊嚴在台灣的勝利 在修憲把總統由國大代表選舉改成全民直選的過程中，以國民黨元老郝柏村、李煥為首的勢力一直全力阻撓。因為他們認為「黨就是國」，「黨國一體」，所以總統由國民黨內選出就行了。在通過總統直選的大會上，李煥等一百多國民黨人，排著隊對李登輝大肆謾駡，罵到連飯都顧不上吃。但李登輝冷靜地聽著他們罵，堅信直選總統的正確性，毫不妥協地堅守理念，結果他贏得了這個主權在民的最關鍵一步。 一個從威權專制繼任過來的總統，能在自己當政的時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選」列入憲法，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壯舉。因為只要直選，就充滿變數，任何人都不能保證自己的權力。而只要是黨內選舉，就不僅永遠是一黨專制，而且獨裁者一個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這裡我必須特別強調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為這個呼喊中包括為自己爭權力（和權利）。而佔據最高領導位置的人，能夠不顧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總統直選，是非常不容易、極為難能可貴的！因為只要直選，他早晚就有失去權力的一種可能。 在共產中國，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一直是陷在「進步與退步」的惡性循環中，從來都只有「量變」。而台灣在蔣經國去世前開放黨禁、報禁後，在李登輝任總統的前八年中，通過修憲、確定人民直選總統，一步步從體制上完全脫離了專制獨裁這個封建軌道，完成了把台灣轉變成民主國家的「質變」。 1996年，台灣實行首次全民直選總統，在中共以導彈演習的威嚇下，李登輝高票當選。在就職典禮上，李登輝說，「這不是慶祝某個候選人獲勝，而是人類基本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灣的勝利。」 於是，「自由與尊嚴」成為台灣這第一個民選總統在後來的四年中全力維護的價值。1999年，李登輝提出中國和台灣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開啟了台灣人民爭取主權獨立，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國家的航程。 ●放棄合法的競選連任 在登上權力的頂峰之後，李登輝曾帶著妻子、兒媳和孫女一起回故鄉淡水去爬觀音山。爬到山頂之後，李登輝對孫女說，「阿公走過那麼長的路，終於爬到了山頂。阿公的周圍沒有一個可依靠的東西。現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該怎麼走，還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來。」 這段話既流露了李登輝孤軍奮戰的感受，也體現了他在剛上山頂時，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樣永遠地盤踞山頂。二千年時，李登輝的第一屆民選總統任職期滿，中央選舉委員會認為他以前做的是國民黨內選的總統，而民選總統他只做了一屆，所以還可以再合法地參選一屆。但李登輝早已決定不再連選，要儘快完成權力移交。 李登輝當時不僅可以合理合法地繼續參選，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脅台灣為名，實行威權統治下去，但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權力。想到一個個至死緊緊抱著權力的中國領導人，我對李登輝能徹底放棄一切權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為感佩。所以在採訪他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繼續執政，是什麼導致你能完全放棄權力呢？」 「權力不是我的，」李登輝說，「制度把權力給我用一下，用完就還回去。權力和我沒有關係，我隨時都準備放棄。」 他輕鬆的回答幾乎令我無言以對，這個對李登輝來說似乎並不難做到的事情，可為什麼在世界人口最眾多的中國，幾千年來，幾十朝幾十代，直到21世紀的今天，別說沒有一個最高統治者放棄權力，連一個想做點衝破專制鏈條嘗試的都沒有。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李登輝掌權後能如此這般大刀闊斧、風捲殘雲般迅速帶領台灣人民走上民主，然後在民主體制建成之後，急流勇退，徹底放棄一切權力？ 「信仰給了我力量」——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5）   由於李登輝的基督信仰是我決定寫這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關注的問題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麼作用。他對這個題目的興致似乎和我一樣，並不亞於對台灣政治。 「我年輕的時候主要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怎麼克服自我。我小時深受祖父和母親疼愛，為了使自己不太嬌慣，上中學的時候就每天早晨第一個跑到學校去洗廁所，以鍛煉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熱烈，所以十四、五歲的時候，開始坐禪、修行。那時候，我是相信唯心主義的，試圖從佛教中尋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輝的母親也認為他「個性太熱情、太衝動。最好能稍微理性一點。」所以當時李登輝最熱衷讀的書是日本明治—昭和時期的佛教哲學家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他不僅很認真地坐禪修煉，掃廁所，而且在嚴冬游泳，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個是死的問題。我大概十六歲的時候開始發問，人為什麼會死？人死了之後究竟會到哪裡去？我剛上京都帝國大學一年多的時候被徵兵，體檢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們問我要做什麼兵，我說要做步兵。我當時想，我和死亡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個賭博。結果由於我是學生兵，不夠資格做衝鋒陷陣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試圖用和死亡較量的方式，來戰勝對死的困惑和恐懼。 ●當了一年多共產黨員 但是，對佛教的修煉似乎沒有解決李登輝的「克服自我」和「對死亡的困惑」這兩個重大問題。於是在20歲左右的時候，他開始轉向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由於戰後台灣社會一片混亂，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人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加重，共產黨的宣傳開始生效。於是和戰後很多年輕人一樣，李登輝開始對馬列主義感興趣，認為台灣要振興，或许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環境，這大概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唯心主義則是要解決內在的人心問題。 他開始研讀《資本論》等馬克思著作，並加入了共產黨。但僅僅一年多以後，他就退黨了，因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產黨的做法沒有人性。當時他只有24歲。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一個二十剛出頭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看出了共產黨的沒人性，不能不說是相當有智慧的。反觀中國今天很多自認為是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人，在今天人類對共產主義有了無數深刻的剖析之後，卻還在強調共產黨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產黨以後，李登輝就逐漸開始開始懷疑唯物論了。在歷經了二次世界大戰、又面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動盪不安，30歲的時候，李登輝意識到「人生不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信仰。」 先明確了必須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麼。佛教他已經嘗試過了，對唯物論也不相信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受到妻子的影響，開始對基督教感興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親在57歲的時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愛母親，面對這個意外的打擊，頓時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於她就讀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這時信了基督。當時雖然也對耶穌把兩條魚分給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懷疑，但還是選擇了這個信仰。 ●花了五年時間找到上帝 但李登輝畢竟是個理性很強的知識人，不可能說信一下子就閉上眼睛信了。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決定信以後，每星期有三、四個晚上，和妻子到處去聽牧師講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個教會。「能找到和我共鳴的牧師就打算相信，」他說。 「打算信」是一個人的理性決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猶豫不決。信耶穌基督是基於「靈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論的結果；但「決定信」則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在理性做出這個決定之後，「靈性」才能開始顯靈。所以一般來說，決定信，打算信，基本就註定了最後一定會信。 但李登輝還是經過了相當的內心掙扎。「開始也很難信，」他說。「聖女瑪麗亞不用男人就懷胎，耶穌又從死裡復活，可能嗎？這些都是理性常識所不能解釋的。」但他最後遇到一個牧師強調「先信再說。」他說，「你要相信，單單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輝被這位牧師的熱情所感動，很欽佩他，於是就去這個教會受洗了。 從30到35歲，他花了五年的時間，除了聽牧師講道，還讀了康德的《純理性批判》等很多哲學著作，認識到人類理性的極限和「為了要讓道德與幸福一致，必須強調靈魂的不滅與神。」最後他終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決不了的，是心的問題。要用心來感覺世界，而不是單純靠頭腦。」 雖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輝還是有所疑惑，但是隨著生活和阅讀《聖經》，他的信仰越來越堅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沒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取代的。「我們能夠平穩地活到現在，我想都應該是得到信仰的支撐，」李夫人曾表示，「我們多次遇到挫折和沮喪時，總是打開《聖經》才重新站起來度過難關。」 ●「上帝賜給我們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輝夫婦半個多世紀的恩愛姻緣中，最大的傷痛莫過於中年喪子。就在李登輝剛剛升任台灣省主席不久，32歲的長子李憲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輕的妻子和只有七個月大的女兒。在《虎口的總統》這本書裡，讀到了李憲文去世前幾年寫的散文《我的母親》，《父親與我》。我驚奇地發現，他的文筆之好超過了我讀過的大多數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關父母的愛情、父子之情的細膩描繪，簡直催人泪下；字裡行間表現出，他是一個非常正向、上進，更充滿感情的小夥子。難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輝夫婦痛苦萬分。 由於不忍心看著兒子的遺體被用擔架推走，李登輝親手抱著憲文送到太平間。獨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輝痛苦到考慮退出政壇，去當牧師傳教。但教會的人士勸他說，他只能是個平凡的傳教士，而留在政界，將會是個偉大的政治領導人。於是李登輝聽從了教會的指教，留在政界；靠著《聖經》來安慰心靈，度過了最痛苦的時光；並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從此之後，父妻倆信仰更加虔誠。 但政壇不僅遠比教堂複雜，更危機四伏。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按照憲法繼任總統之後，國民黨內部那些元老、大老們自然不服，千方百計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煩。在那些艱難日子裡，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著信仰渡過難關。她不斷地祈禱﹕「上帝，您賜給我們的十字架太重了，我們背不動。請賜給我們力量和智慧。」上帝應允了李夫人的禱告，幫助李登輝度過了難關，穩住了失去政治強人後驚惶失措的台灣政局。 ●台灣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輝接替蔣經國的總統位置屆滿，下屆總統將由「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無意當上兩年總統的李登輝，雖然此時已有意一博，競選總統，但黨內鬥爭激烈，國民黨元老李煥、郝柏村等緊鑼密鼓地研究對付李登輝的策略。在這種緊張的時刻，李登輝的精神壓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無法安下心來睡覺，於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隨手翻開《聖經》的一頁，就照著那頁的經文祈禱，以此尋求神對他的啟示。《聖經》幫助他增加了戰勝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總統任職內，李登輝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幫助，衝破國民黨半個多世紀板結起來的專制官僚機構，帶領台灣完成了從獨裁政權走向民主體制的本質性變化。1996年，通過全民直選，李登輝成為第一個民選的台灣總統，他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的信心更強了。但中共的打壓、國內舊勢力的阻礙、國際環境的不利，使台灣的進一步突破困難重重，但李登輝依舊靠著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繼續疾步地往前邁進。 1997年他去巴拿馬參加一個會議，並做了演講。當他走下講台要離開時，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處告訴他﹕「回到房間後，讀一讀『以賽亞書』第四十五章第二、三節。」回到房間後，李登輝夫婦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聖經》中這段話﹕「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閘。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秘的財寶賜給你……」李登輝感覺這是「一道明光」，預示著台灣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後來的困境中，李登輝多次想起這「一道明光」。 ●長老教會推動台灣獨立 在李登輝剛當上副總統的那一年，他從原來做禮拜的教堂轉到了屬長老教會的濟南教會。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是1865年從英國傳到台灣的。台灣民主運動最早的重要推動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長老教會的主要聚會點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輝同年出生，他們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幾代人的歷史。彭明敏的曾祖父是台灣最早成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還是台灣基督徒中虔誠而活躍的領導人。長老教會不主張超越塵世的純信仰，而主張入世，參與現實中爭取人權的奮鬥。長老教會不僅一直明確地反對國民黨獨裁，而且其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更是有目共睹。該教會在1971年就發表政治宣言，主張把台灣的主權交給台灣人民。 1975年，也就是蔣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長老教會更是發表《人權宣言》，「堅決主張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當時人口）決定……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意願，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機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所以長老教會被認為是台獨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而李登輝剛當上蔣經國的副總統，就不僅轉入這個教會做禮拜，還請這個教會的翁修恭牧師做「家庭牧師」到家裡來講道；而上述主張台灣獨立的《人權宣言》就是翁牧師一手操盤的，他被認為是台獨的先鋒人物。李登輝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當時不僅不忌諱長老教會和台獨人物，而且賦有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與當時的黨外人士溝通。同是基督徒的蔣經國，對此不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輝這樣做的。 長老教會也對李登輝寄予厚望。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的黃彰輝，在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宣誓繼任總統後表示，「李登輝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基督徒，我對他的評價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輝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聖經》做台灣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種使命感，因為他們相信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有祂的目的，都讓他完成一種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給自己的使命。耶穌就是背負著巨大的使命而降升，並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國的基督徒領袖中，林肯從年輕的時候，就清晰地意識到要結束奴隸制的使命，最後終於在完成這個使命之後，榮歸天國。美國當代總統雷根，在上任二個月後即遭暗殺襲擊，但沒有致命，不僅他自己堅信上帝還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羅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樣告訴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戰勝蘇聯共產帝國、結束冷戰。 李登輝也是這樣一個充滿使命感的人。很多人形容李登輝帶領台灣人民所走的路，就像《聖經》中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個上帝給予的新的國家。李登輝本人也這樣激勵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會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說上帝把台灣這片土地給了台灣人民，台灣人應該感謝上帝的恩賜和祝福，並熱愛這片土地。 對於台灣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認同台灣，李登輝表示很遺憾，說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帶領下從埃及到西奈半島的過程；他們因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慣了奴隸，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終走不進迦南地；有人寧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隸，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艱難。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還有認同的問題。經過40年的尋找自我、重新建立認同之後，才進入迦南美地。 李登輝說很多台灣人也像以色列人，由於長期被外人統治，做慣了奴隸，缺乏站起來做主人的勇氣和建立新的國家的決心。 ●書給了他智慧，信仰給了他謙卑 但深感背負著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輝卻不僅有決心，更對台灣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於這次台灣大選關係重大，對藍營，尤其是對國民黨來說，幾乎是生死存亡的關鍵；而對綠營來說，它不僅影響到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還影響到2006年的修憲以及2008年前台灣定位的確認等一系列問題，所以也是至關重要。因而選前氣氛非常緊張，於是我問李先生，「如果綠營這次輸了怎麼辦？」 「沒有關係，我們2008年再來嘛。」他的口氣比我見過的任何一個綠營的朋友都輕鬆，「我不看這個（指贏或輸），我是看輸了以後要做些什麼，贏了以後要做些什麼。」 今天回頭來看，他的確具有一個真正民主國家領導人的風範，如果這次民進黨真的輸了，他也一定會用同樣的口氣對綠營說，「沒有關係，我們2008年再來嘛。」而絕不會像連宋那樣，大鬧天空。 性格激情、熱烈的李登輝，在緊張關頭卻平靜而輕鬆；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現實政治的情況下，他卻一直能不斷地跳出去，埋頭讀書，遠離塵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義」等哲學問題；這是他和東方文化背景的其他政治家們極大不同的一點。 書給了他智慧，信仰又給了他謙卑。一個人只要跪下來向上帝禱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會覺得自己權力無邊，可以為所欲為。「當了12年總統，還是不習慣權力，」李登輝說，「我並沒有想過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灣的民主化，這只能說是老天站在我這一邊。再追溯遠一點，我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踏入政治的世界。現在不做總統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輝，更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李登輝去年曾做過一個題為「國家領導人的藝術」的演講，他提出，要做一個好的國家領導人，第一條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條就是，為國著想，不惜放棄權力。「身為政治家，要有那種為了國家隨時都可以放棄權力的覺悟。」他說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棄參選，不僅可以對海內外展示台灣真正實現了民主，也是對打壓台灣的獨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權和平轉移可說是空前的創舉，不僅是在台灣，即使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頭一遭。」 在和李登輝的交談和對他的觀察中，我從未感覺到他對自己曾做過台灣的總統有什麼自豪感，更無自傲感。倒是他那種強烈的使命感，簡直有一股推人往前沖的氣流般的感染和衝擊力。現在，沒有了任何權力的李登輝，就是用這種感染力和衝擊力，推動台灣人民站起來。 他說，「台灣人四百年來一直做奴隸，做長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聲。你給他說話的機會，他也不敢說話。現在要刺激他們站起來發聲。」這就是李登輝正在繼續著的使命。 李登輝當總統可以如他自己所說，是個偶然。但我毫不懷疑這裡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護佑台灣，揀選了李登輝這個虔誠的基督徒，讓他把台灣從專制的軌道中扭轉出來，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帶領台灣人民走出對岸獨裁專制的陰影，走進世界民主自由價值的洪流中，走向一個主權獨立的新的國家。 從李登輝和李光耀看中國民主前景——中國人所不瞭解的李登輝（6之6）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在西方以外的國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亞洲國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發地走向民主體制？以南韓和台灣的例子來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基督文明的引進，對儒家文化國家走向民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但這絕不是說要等國民都成基督徒了，國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過程中，如果國家最高領導人是基督徒的話，將起到決定性的推動作用。而在民主體制建成以後，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亞洲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較大的是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戰敗，被美國強迫實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變成民主國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說明問題。新加坡至今還是威權國家。這四個國家中，只有南韓和台灣，是在沒有外來勢力干預的情況下，自己完成了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而帶領南韓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帶領台灣走向民主的李登輝，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這個現象絕對不是偶然的。為什麼？ ●認普世價值才會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基督教強調普世的愛，認同普世主義、普世價值。而反對民主制度的獨裁者們，首先是反對普世價值。中國今天的獨裁者們一直用「中國特殊國情論」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獨裁者李光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亞洲價值觀」的還有馬來西亞獨裁者馬哈蒂爾等） 讓我們來看看李登輝。他在《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中說，「亞洲確實有價值，但這個價值應該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沒有白人、黃人、黑人的區別，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國人受到封建的影響，容易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促成一個概念，李光耀的亞洲價值多少與此有關。他叫了很多中國人、儒教專家到新加坡製作教科書，在我看來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亞洲價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亞洲的其它地區，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樣的。」 在他的幾部著作中，李登輝強調的都是「普世價值」，全人類共同的價值，而否定那些「東方文化特殊性」、「亞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觀點。這種對普世價值的認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動政治民主 讓我們再來看看南韓。軍事獨裁者朴正熙也是強調東方文化特殊論，認為西式民主不適合韓國國情，他認為韓國想把美式民主移植過去，「就如同一個嬰兒沒有經過妊娠期，就發育成熟地生出來了」，是根本不現實的想法。 而把南韓從獨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韓國特殊論」，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亞洲價值」。他們都非常親美、親西方，並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整個八十年代，他們極力向韓國民眾推銷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概念在韓國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們先後當選為韓國總統後，則更進一步推廣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這兩個虔誠的基督徒，在作為政治異見者從事民主運動時，曾被獨裁政府軟禁並絕食抗議，在這些過程中，他們都是靠著向上帝禱告而堅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為這個國家的現代化和民主進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導。」他甚至認為﹕「沒有基督信仰，韓國永遠不會實現民主。」 當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並不決定該國是否能完成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關鍵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灣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登輝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這個過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遠比台灣高，約15％，但就因為最高領導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獨裁統治。（我沒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資料，是從他曾鎮壓基督教的行為推斷。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亞洲基督教協會抨擊政府，而將其總會辦公室關閉。） 韓國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戰後基督教迅速發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為第一大教。美國最右派的報紙《華盛頓時報》就是一個韓國基督徒投資創辦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話，恐怕就無法走到今天這一步。和台灣長老教會堅決支持彭明敏、李登輝的情形類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對派人士在和獨裁政府抗爭的過程中，得到了南韓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師們的堅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義和李登輝的民主主義 上述事實證明，認同普世價值的基督徒最高領導人是決定台灣和南韓走向民主的關鍵。而所有獨裁者的口徑都驚人地一致，那就是強調國情特殊論，文化特殊論。換句話說，凡是強調國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無一例外地堅持獨裁路線。或者說，國情和文化，是他們要堅持獨裁、拒絕民主時，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馬哈蒂爾等亞洲國家獨裁者所強調的「亞洲價值論」「民族主義」，和江澤民、胡錦濤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他們一直死守獨裁政權。 而李登輝卻在另一個軌道上，他說﹕「我堅信，民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共用的價值標準，不因地域、文化、傳統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李登輝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識的朋友，但後來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揚鑣。《文明的衝突》作者、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指出，「李光耀所談的民族主義，他死後就會消失；但是李登輝所說的民主主義，他若過世，台灣的民主主義還是會存在。」 基督信仰在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在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同樣得到證明。東歐最早推翻共產統治的波蘭，在二戰前和今天都是歐洲國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于波蘭的羅馬教皇保羅二世，和美國雷根總統聯手通過教會推翻共產黨的事實，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個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視的情形是，在美國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雷根總統》一書中透露，在戈爾巴喬夫1986年當上蘇共總書記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這導致雷根相信，這個共產黨人是個秘密基督徒。雷根在1988年跟戈氏進行了高峰會談之後，興奮地對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權威。」於是雷根確信蘇聯的政局會從戈爾巴喬夫開始發生變化。 一個無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從獨裁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最高領導人的確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對中國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輝對這一點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中也明確指出，「中國的文化，獨裁的政權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對，政府還是有辦法打壓到底，唯有領導者改變他的思想才能夠民主化，這一點非常重要。」「在中國社會裡面，只有領導人——我們不要說他們是獨裁者——本身思想改變，才有可能改變。這是我的結論。……如果領導人沒有這種頭腦，根本就沒有辦法談民主化。」 所以，無論是從儒教文化影響的獨裁國家，還是從歐洲前共產國家的例子，都起碼可以推出這樣兩個結論﹕第一，獨裁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作為，是決定該國走民主或獨裁之路的最關鍵因素之一；第二， 雖然信上帝的領導人不一定都會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蔣介石和宋美齡都是基督徒），但能帶領人民從獨裁轉型到民主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gong，但成gong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這些事實推導出的上述觀點看來，中國要發生從獨裁到民主的「質」的變化，看來還路途遙遠，因為在堅信無神論的共產黨內，產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難；而基督徒能獲得起決定性作用的最高領導人位置，則更難上加難。 （全文完） （原載香港《開放》2004年6—9月號）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中印邊境爆發45年來最嚴重的流血衝突，造成雙方數十人死亡。成千上萬的印度人參加了20名被殺印度士兵的葬禮，並焚燒了習近平照片與中共五星旗。Getty Images   中國和印度在邊境地帶又發生軍事衝突，雙方都幾十人死亡。在武漢病毒全球蔓延、全世界無數人痛恨中共導致世界性瘟疫情況下，北京當局不僅毫無愧意，反而更瘋狂地在全球樹敵，此刻還與印度衝突，這更展示習近平瘋狂和愚蠢到何等地步。 雖然中印之間在1962年曾有邊境戰爭，印軍失敗，但今天的印度絕非當年，習近平們根本不清楚印度近年的五大變化，中共將為錯判付出巨大代價。 終結尼赫魯左派政治 保守派莫迪崛起 首先，長期左派執政的印度已巨變。在印度獨立之後的60多年中，不幸的是，熱衷社會主義的尼赫魯家族主導的國大黨（NC）竟執政近50年！僅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和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兩人就掌權32年！左派國大黨煽動反富、反商、均貧富、國營化，這種列寧毛澤東式的洗腦在窮人多的國家很容易俘虜人心，尤其得到喜歡唱道德高調和作秀的左翼知識分子支持，所以國大黨在印度長期掌權。這種一黨獨大造成印度政治腐敗、經濟落後。 雖然在野的人民黨（BJP）也執政過，但直到2014年莫迪（Narendra Modi）當選，印度巨變，人民黨才成為1984年以來首個獲國會過半議席的單一政黨，結束印度近30年靠聯合小黨的「聯盟政治」（印度有700多政黨）。 2019年大選莫迪不僅連任，人民黨在國會席位更增加，是印度獨立72年後首次完成第一任期後再次勝選。印度是五年一次大選，莫迪成功連任，該黨獲有史以來最大勝利，史家認為印度進入「莫迪時代」（他將執政10年），尼赫魯家族時代被終結！那個1962年中印戰爭時對外軟弱、推行社會主義導致經濟貧困、軍力不強、政黨腐敗、領袖無能的局面已被結束。習近平們還用舊眼光看印度，完全時代錯位。 過去五年印度的經濟成長率超過中國 第二，不少中國知識人強調印度雖有民主，但經濟不如中國。但印度的經濟問題不是出在民主政治，而是左派尼赫魯們推行社會主義政策造成的。就像中國毛時代計畫經濟和專制導致貧窮。1964年（中印戰爭兩年後）尼赫魯去世時，印度人均收入才是南韓一半；英迪拉．甘地接班執政20年，1984年她被暗殺時，印度的人均收入降到只是南韓人的25%。左傾社會主義害苦了印度。 而莫迪的保守派人民黨主張市場經濟。九十年代人民黨在大選中獲勝，印度就開始揚棄社會主義。尤其現任總理莫迪擔任11年州長時力推自由商貿獲得成功，他執政後強勢全面改革，推行市場經濟，印度開始騰飛，過去六年中，有五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都超過中國！ 印度的知識精英普遍懂英文（是國家法定語言之一），方便印度與西方國家接軌，尤其在科技和經濟領域。另外印度有充足的勞動力，20歲以下年輕人占印度人口55%。在大量外資撤出中國之際，很多選擇去印度，那裡不僅有廉價勞動力，更有民主法治等對經濟投資的保障。 印度軍費開支已成全球第四大 第三，經濟成長使印度更有能力投資軍事。莫迪執政第三年（2016）印度的國防開支就超越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成為全球第四大軍事開支國（前三是美國、中國、英國）。印度海軍排名全球第五，有航空母艦等155艘戰艦，在印度洋具主導力量。印度軍隊133萬，全球排第三（中國200萬，美國140萬）。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度國防部長說現在已不是1962年，意思就是印度軍力絕非當年。印度從美國獲得射程3萬公尺的榴彈炮、美製重型運輸直升機，還有從以色列購買的萬枚「長釘」反戰車飛彈，它只需一名士兵就能操作，射程800到8,000公尺，適應高原作戰環境，對邊境的中國輕型坦克構成極大威脅。 如今親美的印度不僅從美國獲得尖端武器，還因印度是俄國傳統盟友，也從俄羅斯拿到先進戰機等，這些都有助印軍強大。印度也是核武大國，其「烈火五號」導彈射程覆蓋整個中國，這些都對北京構成戰略平衡和反制。 印度教和「莫迪時代」的和聲 第四，莫迪執政後印度民族主義高漲。人民黨強調「印度教特性」（Hindutva），突出印度教在國家身分認同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共同的宗教、文化、歷史、種族、語言等建構同質的強大印度。 莫迪有魄力大刀闊斧改革。他連任後印度就頒發法令，取消了對喀什米爾地區（印屬）的《憲法370條款》，把它分為兩個邦，並允許外地居民在當地購買不動產，不僅有助改變該地多數是穆斯林的人口比例，更壓縮了該地區極端伊斯蘭的空間。莫迪說，他履行競選承諾，執政70天就做到了。 莫迪政府同時還給從阿富汗、孟加拉、巴基斯坦等來到印度的被迫害教徒以印度公民身分，但不包括伊斯蘭教徒。雖遭左派國大黨等抗議，但這個政策等於遏阻伊斯蘭勢力在印度的擴大，增大印度教的主導地位。莫迪的大幅度迅速改革，使他在本黨支持率達到90%，全國支持率達84%！這給了莫迪在處理中印邊境問題上更大的施展空間。 「印太戰略」的美日印三角聯盟 第五，印度外交大轉向、與美國結盟。在尼赫魯時代，印度實行所謂「不結盟」政策，其實這是幌子，實際上尼赫魯們在與共產蘇聯連手，暗中抗衡美國。這種左傾政策直到保守派人民黨執政才有所改變，靠近中性一些。但到了莫迪當選則情況大變，印度清晰地朝向與美國、日本連手。這中間還因巴基斯坦是印度宿敵，卻一直得到中國支持，所以印度需美國的支持來平衡中巴勢力。 另外莫迪本人也有建立強大印度、成為「南亞次大陸主導性國家」的雄心。由於印度經濟迅速發展，也吸引了周邊鄰國，目前孟加拉、不丹、斯里蘭卡都是與印度友好的政府。所以，莫迪的印度，正在從「平衡性力量」（balancing power）向「領導性力量」（leading power）轉變，在國際舞台上更舉足輕重。 印度的變化也與美國的政策有關。川普總統當選後提出「印度─太平洋戰略」，而不再是以往的亞太戰略，這個新提法就是要形成「美日印」三角聯盟，抗衡中共勢力擴張。這次疫情蔓延，川普政府更看出中共的全球性危害，提出「美日印澳」四國戰略聯盟。同為保守派的英國首相強生提出「民主十國」設想，由七大工業（民主）國再加印度、澳洲、南韓。川普總統還希望再增加俄國，由此形成11國聯盟，其戰略重心是遏阻中共。在這個大態勢下，印度的全球地位更為提升。 上述五個變化都展示，印度作為戰略大國的實力與日俱增。對這樣一個崛起的印度，習近平們還蠢行到邊境衝突流血死人的地步，那就等著付慘痛代價吧；眼前明擺著的，就是更促使印度與美國結盟，更導致印度人民的反獨裁中國情緒，這個強大民意更給了莫迪政府助力，強硬回擊習近平們的愚蠢和瘋狂。

  領軍打贏獨立戰爭的美國總統華盛頓擁有巨大聲望，他傾向保守主義傳統、紳士淑女文化、宗教信仰、捍衛憲政等。圖為紐約聯邦大廳前的喬治華盛頓雕像。Adobe Stock     面對疫情災難，全球很多國家都把人「囚禁」在家不得隨便外出、上班等。對此美國很多人上街抗議，要求解禁，甚至告到法院，指控政府迫使人民在家是剝奪自由、違背憲法。 為什麼世界其他大國的民眾，都沒像美國人這樣強烈反應？這就涉及到美國的獨特歷史和價值傳統，用法國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發明的詞和定論：美國是例外的（American Exceptionalism），即美國的獨特性，無國能比。 例外在哪裡？主要是美國人更看重自由、更重視個體權利、更抗拒國家干預、更警惕政府權力。這四個「更」把美國和世界分野。一篇短文難盡其詳，這裡只把美國與法德俄中日等五國做個簡單比較，來看「例外」美國的歷史和價值取向的獨特性。 法國大革命開了暴力先河 我們先來看法國。法國可謂近代暴力的濫觴。那場以斷頭台為標誌的法國大革命，開了以群體名義濫殺無辜、血腥屠殺的先河。法國人當時雖然也喊自由平等博愛，但那是表面，因為大革命的領軍者羅伯斯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信奉的是法國極左知識分子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公意」（General will）高於一切。什麼是公意？就是誰拿到權力，誰就可以用人民名義、公眾利益等口號，做任何事情，包括把任何人送上斷頭台。後來的共產革命，無論列寧的俄國，毛的中國，還是波布（Pol Pot）的柬埔寨，都是這種模式，以人民的名義，革命的名義，濫殺無辜。列寧曾說，俄國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繼續。這種革命的本質是以群體主義（Collectivism）踐踏個人，摧毀文明的核心價值「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建立極權社會。 直到今天，法國知識分子還在紀念（懷念）那場血腥的法國大革命。海灣戰爭時的法國外交部長，還在其辦公室高掛拿破崙畫像，而那個自我加冕的皇帝，是靠繼承法國大革命那種暴力殺戮而獲得權力的。法國的這種群體主義的歷史文化至今影響並薰陶著無數左派。 法國德國的直接受害國是俄羅斯 歐洲的另一大國德國，一國就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也與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直接關係。卡爾．波普（Karl Popper）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中主要痛批三個禍害人類的知識分子：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後兩位都是德國人。馬克思主義毒害世界人所共知，而黑格爾是給馬克思主義提供根基的烏托邦空想雜耍者。他的所謂歷史決定論、本質論、人類規律等，本質都是群體主義、國家主義，是個體主義的對立面。後來的海德格爾等德國知識分子竟淪落到支持希特勒、參加納粹，其群體主義思維為第三帝國提供了理論基礎。所以德國的軍國主義不是憑空而降，而是德國思想文化的一個結果。 法德這種歷史文化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俄國。在列寧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國知識分子中就已普遍有均貧富、平等至上（而不是個人權利和自由）、盲目讚美農民等傾向。當時俄國的兩大派知識分子（守舊派和親西方派）大同小異。守舊派強調斯拉夫主義（托爾斯泰（Leo Tolstoy）、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等為代表，其實質是民族主義），西化派推崇的是西方左派的社會主義思潮（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等為代表，本質是剝奪個人權利）。這兩大派的代表性人物們，很多都會法語和德語，這是當時俄國知識人的時尚，於是他們從法國和德國的文化思想中吸取了群體主義思維，為後來的共產革命提供了思想溫床。即使進入21世紀，俄國的民主之路仍步履艱難，這和俄羅斯傳統有相當關係。研究俄國的美國資深專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認為，共產革命在俄國歷史文化中有深深的根基。 中日都被法德俄群體主義毒害 中國是俄國革命的外部最大受害者。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不僅因中國與俄國接壤，而且兩國都群體主義歷史悠久，俄國是沙皇，中國是皇朝。所以中國知識分子與俄國革命一拍即合，因有同樣土壤，同樣激情有餘、理智（智慧）不足的知識分子群。毛澤東可謂列寧、史達林的結合體，只不過他的共產革命更血腥、幾乎是照搬列寧、史達林，連原創能力都沒有。蔣介石雖然反共，但也是國家主義、群體主義思路，雖被更大的獨裁者打到台灣，但他到死都是專制。今天中國仍是共產黨統治，按派普斯的思路，當然與歷史文化傳統有關。但是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蘇聯，沒有十月革命，中國知識分子是不是就一定選擇共產主義？沒有必然，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就是一個選擇，起碼可避免血腥的共產統治。 亞洲的日本雖然沒被共產統治，並有明治維新的改革，但其歷史轉折點「脫亞入歐」則有對有錯：福澤諭吉們要脫亞（主要是脫離中國儒家文化）引進西方思想文化的思路是對的，但「入歐」卻入錯了，錯在沒入英美思想體系，卻把德國、法國思維模式和體制當作了樣板，找錯了老師。日本後來侵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和納粹德國等結盟成軸心國的情形，是明治維新找錯樣板的直接結果。也就是說，是明治維新中錯誤的一面，孕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惡果。日本當年找的老師德國和法國，在思想領域、文化傳統中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傾向，而不是英美的個人主義，不是把個體自由和個人權利視為最高價值。後來日本成為民主國家，完全是在美軍占領下完成的，是「脫亞入美」、美式憲政民主和個體主義價值，造就了今天這個亞洲民主典範的日本。   ▲漢彌爾頓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幫助美國建立良好的資本主義體系架構（股票市場、中央銀行、海關、自由經濟、強大國防等），圖為美國財政部前漢彌爾頓的塑像。Getty Images   美國親英國、拒法國的智慧選擇 與上述五國相比，美國沒有走過這種群體主義、更沒有過暴力和共產統治。這與美國的歷史文化有直接關係。美國獨立後就有兩大政治勢力的較量，後來演變成美國現在左、右派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民主黨前身的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麥迪遜（James Madison），尤其是《常識》（Common Sense）作者潘恩（Thomas Paine）等，非常推崇法國大革命，強調大眾民主與平等。麥迪遜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攻擊，邏輯調子都頗像今天極左的社會主義分子桑德斯（Bernard Sanders）。但美國慶幸的是有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亞當斯（John Adams）、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等保守派，他們都傾向英國（保守主義傳統、紳士淑女文化、宗教信仰、捍衛憲政、程序）。當時領軍打贏獨立戰爭的華盛頓總統有巨大聲望（傑弗遜們沒法相比），再加上財政部長漢彌爾頓很有幹才又非常親英，所以親英派占上風，傑弗遜們的法國思路沒有多大市場。雖然後來傑弗遜和麥迪遜都當上總統，但華盛頓、亞當斯，尤其漢彌爾頓幫助建立的資本主義體系架構（股票市場、中央銀行、海關、自由經濟、強大國防等）都已確立，他們也很難改變。而傑弗遜後來了解到更多法國大革命的殘暴，也朝向較溫和的麥迪遜，不那麼熱衷法國了。 對今天這個獨特的美國做出最大貢獻的是華盛頓、漢彌爾頓，他倆可謂力挽狂瀾，在美利堅立國之際，確立以英國為楷模的價值座標。有人說美國歷史太短，才二百多年，但其實美國的傳統是從歷史悠久的英國傳承過來（再加上自己的創新）。英國最早（13世紀，中國宋朝時）就有《大憲章》（The Great Charter），強調君主立憲，依法治國。後來英國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提出個人三大權利、亞當．斯密（Adam Smith）宣導自由經濟等都為美國提供了理論基礎。美國憲法的主要精神（限制政府權力、保護個人權利）幾乎是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權利說。這些奠定了美國人民更看重個人自由、更重視個體權利的歷史文化傳統。 至今仍令人驚奇的是，剛與英國打了艱難一戰獲得獨立，美國先賢竟要親英國、拒法國（是法國幫助了美國獨立），說明他們對英法兩種價值理念的不同有非常清晰的認知，並做出了堅定選擇，這是大智慧！這種智慧不僅奠定了偉大美國，也因美國領銜自由世界而造福全人類。有這種美國歷史傳統（更是價值），才有了美國的例外（獨一無二），才有今天美國人對疫情處理的反應跟其他各國不同。

400年前的1620年，「五月花號」抵達美洲。這條船上的英國移民對美國的建立，以及對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Getty Images     今年是《五月花號》（Mayflower）抵達美洲400周年。1620年這船英國移民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對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今天美國應對疫情災禍，400年前這條船已預示，美國將再次戰勝危機、領銜世界！ 為什麼說《五月花號》對美國這麼重要？因它帶來的三樣東西奠定了美國的根基和方向：1，聖經和基督教文明（保守主義）；2，個人發財致富的拼搏冒險精神（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3，法治和選舉（憲政民主）。 之前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一條船、一群人懷著這樣的使命，要在一塊人煙稀少的廣袤土地上建立一個神的國度，把信仰、道德、正義等放在第一位。《五月花號》上41個成人男性簽署的公約，代表著後來被《論美國的民主》作者托克維爾首先說的「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開始就從思想和精神層面要建立一個不同於歐洲及其它地方的嶄新家園。 在那裡建立神的國度 《五月花號》船上乘客本身就是「例外的」，他們被稱為「新教徒」（清教徒）。他們認為歐洲以天主教為主的基督教已經腐敗，而他們要追隨《聖經》的精髓，到北美「朝聖」。而且當時就決定，這不是旅行一次返回的朝聖，而是永久生活在那裡，永遠的朝聖，在那裡建立神的國度。對於那些背叛了基督教原則的歐洲人來說，這些新教徒就是「例外的」。由例外者建立例外的國家，建立獨一無二的美國。 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的《政府論》提出人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私有財產權。這被視為現代民主的奠基。傑弗遜起草美國《獨立宣言》時幾乎把它照搬。洛克的政府契約思想從哪裡來的？就是最早得益於五月花契約的啟迪。當代英國歷史學家保羅.強生（Paul Johnson）在他的巨著《美國人民的歷史》中說 「五月花號契約不同尋常的特殊之處是，訂立契約的各方，不是僕人與主人，也不是人民與國王，而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個人，他們結伴去美洲，發誓要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集體人格。」 這種獨特的「集體人格」從美國初始建立直到今天都起到關鍵性作用。按說，那些源源不斷湧入的移民，幾乎都帶著夢想和激情來跑馬占荒、發財致富。如果沒有《五月花號》的信仰標尺制約，沒有精神層面的平衡，那會是怎樣一場占山為王、弱肉強食的爭奪之戰啊！人性的貪婪、自私、佔有欲等，會導致一片血肉搏殺。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德國學者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評論說，是《五月花號》新移民帶來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競爭相平衡，才建立了一個有強大道德感的強盛美國。韋伯認為，這兩者缺一不可。 美國開拓者以創造財富為榮 美國人的冒險精神、樂觀主義、發財致富意識等，從這船最早的《五月花號》移民中就開始體現。那條船上帶來的不僅有《聖經》，還有凱撒的《高盧戰記》（The Gallic Wars）等書籍。耶穌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但在《五月花號》上兩者都有。凱撒的《高盧戰記》代表著要像戰爭那樣征服北美的不毛荒野。新教徒們不是純精神主義，而是同時信奉和追求個人自我奮鬥、發財致富。船上運來的不僅有床、桌椅，還有狗、山羊、綿羊、家禽，香料、燕麥、乾魚、乾肉、蘿蔔等等。有個教徒帶了126雙鞋和113雙靴子。乘客中有木匠、細工匠、鐵匠等等；情景很像是《聖經》中的諾亞方舟。 美國的創業者不拒絕金錢，反而以創造財富為榮。美國歷史學家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其《紐約時報》暢銷榜新書《開拓者：把美國理想帶入西部的拓荒英雄的故事》（The Pioneers）中描述，當初從美國東部去俄亥俄開拓的第一批48個美國人，領頭的就是牧師，他們去那裡開發，也要發財致富，因每個拓荒者可獲最少8英畝土地。組織開拓公司的這位領頭牧師投資的股份可分到土地4,692英畝。有這種可以「淘金」的吸引力，才有大量移民的湧入。最早抵達俄亥俄時不到50人，短短28年後，那裡就有了50萬人口，那是幾百年前的廣袤荒蕪的美國！ 保羅.強生他的書中感歎，在《五月花號》抵達美洲310年後（1930年），「美國僅占世界人口和土地面積的6%，卻在出產著全世界70%的石油、將近50%的銅、38%的石墨、各占42%的鋅和煤、46%的鐵，此外還有54%的棉花和62%的玉米。」 政府基於『被管理者』同意而成立 新教徒給北美大陸帶來的不僅是宗教信仰、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精神，更有法治和選舉制度（後來形成美國的憲法政治）。五月花號公約確立了這樣偉大的原則（那是400年前啊）：政府是基於『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將以法治國。英國思想家洛克17世紀提出的「政府權威只能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社會契約論，對近代民主政治影響巨大，其來源就可能是《五月花公約》。 《五月花號》移民和後來者都選擇了自治和法治。就像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1931年到美國考察時看到的，美國沒有歐洲那種王公貴族的森嚴等級，美國人最強調平等，因為有法治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麥卡洛在《開拓者》中描述說，當時北美殖民地沒有專業司法人員，連拓荒區的法官也是義務的，很多是農民，上午種田，下午作為法官去判案；陪審團也同樣由平民組成，他們憑常識、常理判案，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天。保羅.強生在《美國人民的歷史》中說，「在馬里蘭創建40年之後，總督們總是抱怨，許多被選為法官或縣治安官的人甚至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但新移民們「尊重法律，一般也都遵守法律。但前提是，他們必須自己制定法律。」 當時雖然名義上北美是英國的殖民地，當地有英王認可的總督，但天高皇帝遠，英國基本上不怎麼管理，這被史家稱為「有益的疏忽」。殖民地的總督基本都是率船來北美的牧師。牧師不由武力產生，而是信徒信任的結果。北美人民實行的自治，實際上是一種代議制政府，由每個小鄉鎮派出代表選舉總督。1630年率船隊來北美的英國清教徒船長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是麻塞諸塞海灣殖民地首任總督，但當了四年後被當地民眾罷免了（副總督接任），那個時候的美國人就實現了「人民做主」。保羅.強生說，「它的實現，不是憑藉武器的力量，而是依靠辯論和演說，所依據的是法治。」法治的背後還有教育——在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稱帝、清朝正式建立的1636那年，美國建立了哈佛大學（由牧師哈佛創立）。在中國建立強大封建王朝時，美國在建立偉大的大學，中美的不同歷史之路，在這裡就可分野。 「山上閃亮的城」引導人類 新教倫理、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競爭、法治和民選，再加上興旺的報紙等新聞言論自由，使美國迅速成為「山上閃亮的城」，吸引了全世界的移民。1700年，美洲大陸的產值只有英國總產值的5%；而到美國獨立前一年的1775年已經是英國的五分之二。隨後每十年的擴張速度大約都在40%左右。當時美國一個普通家庭擁有的土地很少低於60英畝，經常超過100英畝。對歐洲人來說這就是富人了。美國獨立之前，人們的生活水準就遠超過歐洲：男性每年要吃掉200多磅肉，高蛋白食物使他們長得要比英國同齡人高出兩英寸以上。1746年《倫敦雜誌》的一位撰稿人認為，美國人「享受的生活讓各國的王公貴族和市民們豔羨不已。」 前面提到的約翰·溫思羅普被歷史學家譽為「第一位偉大的美國人」，他在1630年率船來北美時就確立了建立「神的國度」（山巔之城）的全球意義：「將像一座山上的城一樣，所有人的眼睛都會看著我們。」為世界提供樣板，引導人類前程。 保羅.強生說，他寫這本《美國人民的歷史》，就是要研究探討：《五月花號》所代表的那種「完美社會的理想主義、利他主義」與「人的利欲和野心」（強生認為「沒有這些，一個生氣蓬勃的社會根本不可能建立」）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他的1088頁英文巨著結論是肯定的：「美國的獨特歷史產生了這個世界上最非凡的民族。我愛他們，向他們致敬。」他認為美國「設計的是一個將成為全世界典範的共和國。」 400年後的今天，美國成為全球公認的經濟、軍事唯一超強，尤其是自由世界的領袖！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0年4月號 曹長青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g/%E6%9B%B9%E9%95%B7%E9%9D%92-Cao-Changqing-218812861516992/posts/?ref=page_internal 曹長青推特：https://twitter.com/caochangqing          

  中共官媒說習在1月7日主持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疫情。武漢市長說他們對疫情已上報，但沒得到上級批准不能公開。習近平在第一時間就知道疫情，卻為了穩定政權，刻意隱瞞，典型地展示了共產政權的核心：專制統治高於一切，人命在獨裁統治面前不過是一個數字。圖／取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武漢病毒重創中國，現已蔓延成全球流行病，危及整個世界。在人們防治武漢病毒之際，也在追究病毒到底怎麼來的？源頭在哪裡？ 最早被質疑的武漢海鮮市場（野生動物傳染）、後被外國專家質疑的中共軍方背景的武漢P4 病毒實驗室、武漢市疾控中心實驗室等，都可能是病毒源頭。這與2003年的SARS有相似之處，該病毒傳染初始也被說成是源自野生動物，後來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文章承認病毒是因實驗室洩露導致。 病毒蔓延責任在中共當局 無論最後確定是哪種情況，責任則是確定無疑的，它是人為制度的惡果：如果是野生市場，那就是管理問題。中國早就制定野生動物管理法規，為什麼武漢政府不檢查、不制止、不取締「野生動物市場」？如是病毒研究所「洩露」，之前已有薩斯「殺死」全球七百多人，為什麼再次發生「外洩」？這不更是中共管理的問題嗎？ 更嚴重的是，既然很早（2019年12月初）就發現了疫情，中共當局卻一直隱瞞，甚至把最早發出警告的八位吹哨人醫生當作造謠者追究。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這中間足足耽誤了近兩個月。武漢市長說，這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成為傳染源，蔓延到中國各省，波及世界多國。 誰下令隱瞞？現已確定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中共官媒說習在1月7日主持過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疫情。武漢市長說他們對疫情已上報，但沒得到上級批准不能公開。這個「上級」清清楚楚就是習近平。因中國自2003年SARS之後就建立了疫情直接上報中央的制度。習近平在第一時間就知道疫情，卻有意隱瞞。甚至在武漢封城之際習近平還做指示，要把政治穩定、社會穩定，即維穩，作為主要考慮。在如此緊急的疫情爆發之際，他想到的不是人命關天，而首先是自己權力的穩定、共產黨統治的穩固。此舉典型地展示了共產政權的核心：專制統治高於一切，人命在獨裁統治面前不過是一個數字。 在僅中國官方承認就有八萬多病毒感染者、二千多死亡（實際數字肯定遠大於此）、疫情完全沒有控制住的情況下，習近平政權仍然一次再次堅拒美國一流專家進入救援。多少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因此喪失！從隱瞞疫情近兩個月，到拒絕美國專家救援，習近平手上的人命已難以計數，他已經犯下了應送紐倫堡審判的反人類罪！習近平把毛死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制改成了獨尊他自己，獨攬大權，而且永不退休，所以這次疫情的最大責任者、最大罪魁就是習近平。 這場疫情再次清晰地展示出黨天下制度的嚴重危害。從病毒源頭（管理制度問題），到隱瞞疫情（黨國利益超過保護百姓生命）都證實，極權制度不僅沒有能力避免災禍，而是製造災難、人禍不斷。 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除制度層面一覽無餘的弊端之外，武漢疫情也暴露出各階層中國人劣行、劣跡。首先是惡警、國保和那些帶上紅袖章的所謂疫情防控人員（很多原只是普通的街道閒雜人員等），他們強制人們隔離時粗暴、辱駡，甚至大打出手，像納粹蓋世太保一樣野蠻兇殘；那種對普通民眾的施暴、毫無人道，令人髮指。 而民間自發的隔離行為中，也暴露出很多人的極端自私、毫無公德，甚至毫無做人的基本概念。在不少城鎮鄉村，居民自發地封路、建牆、拆道；對外來的武漢人圍堵、歧視、甚至毆打，視他們為「瘟神」。人性、人道、人心，不見了；憐憫、同情、慈悲，沒有了。疫情成了中國醜陋的大展示。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專制靠愚民維持。這種劣質中國人的背後，是共產黨獨尊的文化，文化塑造人。而力挺這種文化的是政治制度。在中國已形成三者惡性循環：專制制度，落後文化，劣質人。獨裁制度獨尊黨文化，這種劣質文化則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沒有公民），而這種劣質人，就默認著、支持著邪惡的制度。 怎樣打破制度、文化、人這三個扼死中國的鏈條？不少知識份子一直在思考。早在民國初期、剛結束帝制的中國，梁啟超到美國考察，就發現中國人的素質問題。他在舊金山看到那裡的華人勾心鬥角、一盤散沙，也不參政問政。他痛心疾首地總結：如果中國人的素質不改變，不塑造出新人的話，什麼制度（民主）到了中國都沒用。他看到了人的問題，提出「新民說」。後來毛澤東想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可能就從他崇拜的梁公那裡得到靈感。 文學家和思想家魯迅則看到了文化問題。他在代表作《狂人日記》中寫道，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吃人，線裝書的字縫中寫著兩個字：吃人。吃掉人的尊嚴、人的個性、人的自由靈魂。所以魯迅一輩子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未來），痛批封建禮教吃人的舊文化。 梁啟超看到人的問題，魯迅看到文化問題，同時代的另一文化人胡適則不僅疾呼改造傳統文化，更提出「全盤西化」，要學習西方，全盤民主化、自由化，引入西方憲政制度。 三個惡性鏈條，要先打破制度 今天的中國疫情更凸顯制度、文化、人這三位一體扼殺生命、泯滅人性的鏈條。怎麼解決這個惡性循環？當然，根本在於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才可能塑造出看重生命、尊嚴、自由價值的新人。但要有這種文化，前提是結束黨天下，因為極權制度是黨文化的保護傘。制度不改變，黨文化的獨尊地位不可能撼動，而文化土壤不改變，就不會有新人。所以改變制度不僅是當務之急，更是一切改變的前提。 另外從時效和速度來看，改變文化、塑造新人，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文化的改變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兼收並蓄、百花齊放、相互競爭，最後優勝劣敗，包括保存中國文化中好的部分，改變泯滅人性、限制個體權利的部分。文化不能像法國大革命、中國文革那樣，通過政治權力（甚至暴力）來翻天覆地，而只能是一個漸進、選擇、融會貫通的過程，它需要時間。 而制度則不同，專制統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推翻、終結。像有70多年歷史的蘇共政權，俄羅斯人民起來抗爭後，三天就垮了。原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幾乎都是這種模式被終結。黨天下被剷除，才能為西方憲政制度和文化的進入提供條件。所以，無論是時間性還是前提性，結束共產制度都必須、只能是第一優先、首要目標。 中國疫情再次對中國人，以及全世界對中共獨裁政權仍抱幻想的人，重錘猛砸、當頭棒喝：病毒的源頭不是野生海鮮市場，主因也不是病毒實驗室，而是中南海，是制度導致的惡果！只有結束黨天下，從制度層面根本改變，建立憲政民主，確保新聞和言論自由，才不會再有劣質管理導致SARS、武漢病毒等外洩、蔓延，才可能不再產生隱瞞疫情的獨裁者習近平，中國人才可能活得有自由、有健康、有尊嚴。 這場疫情大災難，到底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專制中國，首先取決於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覺醒。沒有覺醒，就沒有推翻專制的勇敢。災難只有成為契機、帶來轉機，生命的喪失才不會是白流的血。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0年3月號

  美國及全球經濟今年繼續看好，即使有股市修正等也不會影響大的發展趨勢。圖／取自維基百科     2020給人感覺是帶來吉祥的數字，因人生很難遇到1010、2020這樣年份，它不僅順口，如今更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市場經濟風靡全球，世界走向穩定、富有、脫貧。 有人說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其股市漲得太高了，2020會有大修正甚至經濟蕭條。確實，自川普當選總統3年以來，美國道瓊斯指數增了10,000點（達28,300），增幅54%；標準500指數增幅46%，納斯達克增了65%！如果2020有股市修正也屬正常，因股市不能永遠漲，總會有高有低。 但美國及全球經濟今年繼續看好，即使有股市修正等也不會影響大的發展趨勢。主要由於： 第一，世界處於沒有大戰的和平時期。不要說一戰、二戰那種規模，即使像阿富汗、伊拉克等類似戰爭，2020也基本不大可能發生。戰爭是損害全球經濟的直接因素。在沒有戰爭的和平時期，全球經濟一般都朝向整體性發展。 10個大國之間不會大衝突 第二，大國之間不會有大衝突。世界7大工業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義大利）都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之間從未發生過戰爭。另外，注重發展經濟（市場開放）的國家之間也難以開戰。有人曾說，兩個有麥當勞店的國家不會開戰，因其國策是市場開放（外資進入），經濟與世界接軌，就不敢開戰（導致股市大跌，經濟崩盤，是不可承受之重）。 除7大工業國外，大國的俄國，與當年蘇聯有天壤之別：不僅有了選舉和相當的新聞與言論自由，而且軍隊從蘇聯時的400萬削減到100萬，大量軍費被轉入經濟建設。雖然曾發生克里米亞事件，但因那裡居民58%以上是俄國人（烏克蘭人佔24%），他們願與俄國統一。當時或現在民調（即使聯合國主持公投）也可能是同樣結果。俄國已不具有擴張、佔領整個歐洲的企圖和能力。 另一大國中國雖還是一黨專制，但其經濟過去30多年朝向市場化，已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其雙邊貿易等與世界非常密切連結。因美國軍事和經濟強勢，再加上川普總統執政，更為有效制約北京的擴張企圖。另外中國自己內部問題很多，包括經濟減緩，增長率越來越降等，都對習近平的野心構成限制。 除了7大工業國和中俄，剩下的大國印度，不僅是民主國家，而且保守派的莫迪總理2019年連任（再執政5年），帶領13億人口的印度更走向市場經濟，並在外交上與美國、日本結盟（川普的印太戰略就是美日印聯手）。印度越來越成為自由世界的重要力量。上述10大國，都不會發生大衝突，所以2020世界局勢會基本持續穩定。 極端伊斯蘭主義全球衰退 第三，伊斯蘭恐怖主義式微。蓋達組織被消滅，伊斯蘭國也已被剷除。它們即使死灰復燃，也會被迅速幹掉。因現在美國不再是軟弱無能、綏靖主義的歐巴馬執政，而是強勢反恐的川普為三軍統帥。以美國強大軍力（佔全球軍費40%），更不要說還有北約（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軍事集團），對付伊斯蘭國可謂殺雞用牛刀（只是決心問題，領袖氣質問題）。 全球穆斯林（信仰伊斯蘭教者）人口最多的國家是印度尼西亞，2.6億人口中穆斯林佔86%（2.2億）。但近年印尼的幾次總統大選不僅民主且平和，且都產生親美政府。而且印尼的經濟也持續增長，政局穩定。 另外印度也有2億穆斯林人口。作為民主國家的印度，伊斯蘭勢力在那裡從未成氣候。印度不僅與美國結盟，信奉印度教的莫迪總理及所屬人民黨，對極端伊斯蘭更為警惕和防範。 此外，穆斯林人口比較多的還有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埃及、孟加拉國、土耳其等，這些國家也都實行選舉制度，有政黨輪替制約，所以極端伊斯蘭勢力也無法威脅全球。而且這些國家都希望與美國及自由世界保持良好關係（不僅有政治原因，更有經濟需要）。 唯一被視為暗中支持恐怖主義的是伊朗，但它遭到中東最大國家埃及（8,000萬人口和軍事實力）的制約，還受到跟埃及緊密結盟的中東大國沙烏地阿拉伯的全力遏阻。此外還有美國的經濟制裁。伊朗不僅在全世界孤立，而且其經濟相當困難；每天需賣120萬桶原油才能維持其經濟，但目前已降至每天80萬桶，其貨幣已貶值60%。德黑蘭自身難保，對外援助恐怖主義更捉襟見肘。被它支持的巴勒斯坦哈馬斯等，在以色列強勢保守派總理尼坦雅胡的強硬打擊政策下也日漸衰落。所以在整體上，全球極端伊斯蘭勢力呈下降趨勢。 北韓核武雖仍未取消，但美國胡蘿蔔和大棒齊下，平壤舉棋不定；金正恩清楚，使用核武攻擊就是自取滅亡。美國不僅自身軍力強大，不久前英國大選，保守黨又獲壓倒性勝利，強生（Boris Johnson）首相再執政5年。與川普總統同為保守派理念的強生強調增加軍費、強大國防，英國第2艘航空母艦剛正式服役，全球有2艘以上航母的只有英國和美國；美國已有11艘，目前正在新造2艘最現代的。英美聯手不僅強大北約，並對全球遏阻邪惡具有巨大的威懾和打擊力量。 市場經濟帶領世界脫貧致富 第四，市場經濟已成全球趨勢並帶來富有。除上述政治軍事和戰略格局等因素，2020全球經濟繼續看好，還有1個大原因，即自由市場經濟已成為更多國家的政策理念和選擇。 人類貧窮主要由於專制和左派的社會主義政策。隨著全球民主化，獨裁政府紛紛倒台，目前聯合國193個成員，3分之2以上採民選制度。但國家民主後，也有左右派之分，左派嚮往社會主義（烏托邦），所以左派執政就想更多國家控制，更多國營化，以平等名義實行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的政策，其結果是高稅收等於搶劫勤奮者的財富，高福利養懶漢，大政府官僚化（毫無效率）；最後經濟衰落，失業率攀高，國貧民窮。因有選舉制度，人民因經濟困境而強烈不滿，於是選擇保守派上台（強調市場經濟、強大國防、道德信仰等理念的政黨）。美國，英國，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南美洲的巴西、智利、巴拉圭，祕魯，宏都拉斯，哥倫比亞等國；還有前東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等，目前都是真正主張市場經濟、道德信仰的保守派執政。 1981年時，全球貧困人口（標準是每天收入1.9美元以下）佔全球42%！1991年共產蘇聯解體，民主化席捲東歐，隨後進入市場經濟、全球貿易、手機電腦等新科技（衝擊專制，世界接軌）時代，專制和左派政府紛紛倒台，資本主義風靡世界。到2008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了7億！而同期全球人口增加了48%。 僅以中印兩大國為例：1981年時，據世界銀行數字，中國88%人口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貧困線下。因經濟開放改革、走向市場化，現在這個數字已降至0.7%（美國Commentary雜誌2019年11月號Noah Rothman文章數字）。 印度在尼赫魯時代熱衷社會主義，導致極端貧困。自1991年印度實行經濟開放、自由市場政策，至今已有1.7億印度人脫貧，現印度極端貧困人口降至3%以下。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之路，近年使全球每年8,000萬人脫貧，這個數量相當於整個德國，更超過英國或法國。有學者讚嘆：這種規模的人類進步成就是前所未有的。這一切都歸功於民主制度（制約戰爭和極端貧困），歸功於市場經濟（帶來自由競爭，發財致富）。2020，這個大趨勢會繼續，這是世界的福音。 （2019年12月20日於美國）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0年1月號

時而有讀者來信讓我推薦一些應該讀的書，還有「長青論壇」的觀眾把我十多年前的視頻背景書架放大，仔細看我書架上的書。很感動，承諾推薦，但卻一直沒做。主要是有些我非常欣賞（看過多遍）的作品裡面會有些完全無法接受的東西，如果不講清楚，擔心會產生誤導。讀錯了書是很嚴重的事情，它很有可能誤導人生。所以一直想等有時間講清楚的時候再推薦。近日有朋友讓給在美國的十幾歲的孩子推薦書籍，希望孩子們不被左派大潮給吞了。這很重要，所以趕緊列了一個最基本的書單，並點出推薦這些書的原因（這是重點），在此發表給其他讀者朋友參考。 這個書單是我和妻子康尼一起列的，因為她多讀文學書（熱衷19世紀西方文學，尤其偏愛維多利亞時代英語小說），我則偏重經典的政經類作品。我們都會強力向對方推薦自己喜歡的書，這裡推薦的都是我們共識共鳴的作品。 以我們自身的經驗和讀到的一些人物傳記資料，10歲以上智商正常的孩子都可以跟大人看同樣的文學、政治、經濟方面的書籍，跟成年人一樣思考和探討問題。把他們當大人，他們就成長得更快。 讀書的目的，首先應該是促成一個心地善良、人格統一、正直的人，其次才是事業成功。但讀書多絕不等於就可以成為一個良性的人。人有良性、惡性；有先天因素，更有後天形成。而且，人要是不善，缺乏良性，讀書越多會越反動。在華人中，讀書數量超過李敖的可能不多，但他卻走向了匪夷所思的歧途。可見讀書多少，跟一個人是否能正向發展，並不是劃等號的。當今讀書人，越來越左，越來越偽善，更證明這點。所以，讀甚麼書，吸收甚麼價值遠比讀書數量更重要。 對於文學書，我們認為19世紀的西方作品遠比當代的更有利於陶冶人的情操（尤其是對青少年）。不少人覺得19世紀的文學已是恐龍，沒耐心去看。那真是天上掉下的珠寶不撿。整個20世紀（尤其二戰後）到迄今為止的文學作品，統統不看，不會有多大損失，而19世紀的主要西方文學作品如果不看，對身心健康所造成的缺憾、缺陷是不可估量的。可惜很多人沒有意識到。 經濟方面的書選對了非常、非常重要，是奠定常識、信奉市場經濟價值的基礎。有了讀精華的文學和經濟作品的基礎之後，政治方面的書籍自己就很會選擇了。多數讀文科的不懂經濟、不屑經濟，這也是文人多左傾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學方面 19世紀文學名著汗牛充棟，我們的選擇和為甚麼做這種選擇： ▲讀完狄更斯的所有作品，絕不會後悔。而且幾乎可以肯定，能讓孩子打下一個很好的做善良、正直的人的地基。Getty Images 1. 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的《塊肉餘生記》（David Copperfield；又譯《大衛．科波菲爾》）、《孤星血淚》（Great Expectations；又譯《遠大前程》）和《荒涼山莊》（Bleak House；又譯《蕭齋》）： 這三部小說的主角都是青少年。故事內容其實並不重要，看完情節都忘光了也沒關係；最應該關注的是作品裡主人翁那種思維方式和講話口氣：清純善良、清澈透明。換句話說，是跟老練世故、精明狡猾、世俗功利等完全相反的東西。20世紀後，即使在西方，那種清純、單純的東西都少到快絕種了。但朝這個方向努力，無論在哪個年齡層，都百利而無一害。 狄更斯的所有作品都極好！雖然他的小說都很長，人物眾多、關係錯綜複雜，故事跟現在有很大時空距離，也有相當多反資本主義的東西（他那個時代的認知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看重的是：狄更斯的作品不僅主人翁，裡面還有各種各樣很美麗、純良的人物形象，非常能幫助陶冶人的情懷，增強人性程度，有助於孩子成長為心地善良的人、認真的人，絕不玩世不恭的人（玩世不恭是非常可怕的東西，它幾乎可以確保一個不幸的人生，哪怕他不去毀害他人）；更不是左派那種裝模作樣、只想讓別人認為他們是好人的偽善者。真正的保守派才是更有人道情懷、真正要解決問題的人。 建議所有懂英語的人都去讀英文原版，中譯差太多。狄更斯的所有小說都有（英語）錄音版，都朗讀得非常好，好在讀出了那種清純、那種善良！看（聽）完上述三部作品後，如果喜歡，就會去找狄更斯的其他作品了，下一步首選：《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該作品裡有純美的小女孩，有法國大革命中最凶狠的惡婦，有為心愛的女人而替情敵赴刑場贖了一生之罪的形象，更有狄更斯本人對殘忍的法國大革命的準確、正確的理解。 如果有時間精力，讀完全部狄更斯，絕不會後悔。而且幾乎可以肯定，能讓孩子打一個很好的做善良、正直的人的地基。 對女性青少年來說，我妻子認為，除了讀狄更斯之外，必讀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ës）和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小說，否則如同沒完成女性基礎情感教育。 2. 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西班牙語：Don Quijote de la Mancha；又譯《吉訶德大人》）： 千萬別因為小說裡唐吉訶德幹的那些荒唐事、故事的亂七八糟而阻止你讀完這本名聲震天響的書。評論家們議論的唐吉訶德有多勇敢或多可笑，統統都不重要！這部書最令人震撼的，並不是唐吉訶德的騎士勇氣和最終失敗了的理想精神，而是（這是重點的重點）：唐吉訶德是一個文學作品中（現實就更別提了）幾乎無人可匹敵的、真正的gentleman（「紳士」或「君子」的翻譯都不能完整地表達英文gentleman所包含的內容。中文裡居然找不到準確地翻譯這個簡單英文字的詞彙，背後的原因非常值得探討）。狄更斯的某些人物可謂唐吉訶德的翻版。 唐吉訶德那一堆表面上的荒唐之舉，每一件都展示一顆極為純良、純美的心。那是一個被打到遍體鱗傷、慘不忍睹也永遠不會變成壞人的人，一個現實中不可想像的極品好人。唐吉訶德的侍從、沒文化的桑丘同樣是一個了不起的gentleman，其善良、同情之心、對主人的忠誠、對人和事的常識判斷、評論等等，都絕對讓當今文化人歎為觀止。 這部作品的最精彩之處，幾乎全都表現在唐吉訶德和桑丘的對話上。那是一個理想主義的gentleman和一個現實主義/常識主義的gentleman的對話。要麼富有哲理、要麼俏皮智慧。總而言之，這部作品裡的「理想」和「現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倆是沒有摻半點水分的gentlemen！這兩個形象告訴人們，甚麼是gentlemen，上帝造的理想的人應該是甚麼樣子的。書裡就幾乎沒壞人，或者說，壞人都是抽象的，好人則是具像的。所以看這部作品，想學壞沒門。壞人看完也得認同，唐吉訶德和桑丘是兩個大好人。 我家有六個不同年代的英語譯本（原文西班牙文），每本都能清楚地看出唐吉珂德和桑丘的經典之處，唯一的楊絳中譯本，頭都看大了，仍是一團漿糊，看不出名堂；不是楊絳不努力，而是中文本身有問題。 英譯錄音版Robert Whitfield的朗誦把兩個近乎完美的人近乎完美地展示出來。哪怕一個惡棍聽完，都起碼會變成一半好人，下輩子不想當壞人了。 3. 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白痴》： 與狄更斯的小說同樣，杜氏的書也都很厚重，故事內容跟今天有十萬八千里，很難讓浮躁的當代人讀下去。但對陶冶人性、塑造人生、探討重大議題有永恆的價值。推薦《白痴》的目的，仍和推薦前面幾本書的目的同樣：看看單純、善良的人是甚麼樣子的。 英譯也都有很好的錄音版，仍推薦Robert Whitfield讀的。讀完這本，你很可能會想去找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其他作品。 《罪與罰》對十幾歲的孩子最容易讀下去，因為情節是偵探小說，讓人不得不一口氣讀完。但探討的議題卻非常重大：可否以正義的名義、正當的理由、好的目的而殺人。靈魂的懲罰和救贖。《卡拉馬佐夫兄弟》對是否有上帝、沒有上帝人類可不可以有道德地活下去有深入探討。但這裡推薦的目的，仍是因為裡面那個像《白痴》一樣單純、美好的角色：最小的兄弟阿廖沙。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太沉重，等孩子們成年之後再讀吧。 4. 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約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 這是一部個人英雄主義交響樂。曾經深刻地影響了中國40、50、60年代出生的人。它雖是20世紀初的作品，卻完全是19世紀的精神，是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的精神傳記。又是一個純情、善良、激情澎湃、絕對的gentleman，一個理想主義英雄。 5. 安‧蘭德（Ayn Rand）的《源泉》（The Fountainhead） 如果僅僅讀上述推薦的狄更斯等作家，增強了人道情懷，卻也可能增加孩子的左傾傾向。所以，在奠定了人道主義情懷的基礎上，應該讀推崇個人主義價值、資本主義價值的作品。兩者的平衡非常重要，缺了哪一塊，都可能使一個人的人生、觀點走向偏頗，甚至走向極端。 《源泉》是20世紀的作品（1943年）。跟上述作品相比，離現在最近，最容易讀。這是一本最清晰展現美國左右派爭鬥的小說，值得讀無數遍。但其中情愛部分很荒唐。蘭德所有小說的最大敗筆都是愛情故事這一塊，所以可以忽略不理。只看她的個人英雄和她強烈推崇的人格統一的價值。 看完這本，可以繼續再去看安‧蘭德的其他小說和非小說類著作。她的作品應該是推崇個體主義和資本主義價值的必讀物。也是將來跟左派辯論的強有力武器。 6. 雨果（Victor Marie Hugo）的《九三年》（Ninety-Three (Quatrevingt-treize)）： 這是雨果最後一本小說，醞釀十年，可謂其一生的思考總結。這本書的思想性遠超過《悲慘世界》和《巴黎聖母院》。安‧蘭德七歲時就被《九三年》的情節震撼（她聽到母親朗讀）：為救三個孩子不惜被俘的老伯爵從懸梯走下來昂首就擒的場面，把蘭德聽得熱血沸騰，那一瞬間，她明白了甚麼是英雄！13歲時，蘭德讀了《九三年》。後來她評價到這種高度：雨果的思想與今天是光年的距離！ 中譯本（鄭永慧譯）把全書最關鍵的點睛之句翻譯錯了。全書最精華的是結尾幾章：老伯爵被關押時與革命軍青年將領辯論，關於革命和人道主義等。最後青年將領選擇自己被處死而把老伯爵放了。獲得自由的老伯爵面對黑夜感嘆道：「My faith！」中文譯成了「真有的事」。錯得離譜！直譯也應是「我的信仰」。意譯應為：「上帝顯靈了！」或者：「我信對了！」即他的信仰戰勝了革命意識形態。 這是一部把人格統一性（integrity）提到至高無上地位的經典作品！就我們看過的所有書，對人格統一性的強調，沒有一部超過它！書中的三個主人翁三種意識形態，都堅守住了自己的人格統一性，其形象之令人震撼，刻骨銘心。安蘭德的作品，由於非常受雨果的影響，也是極為強調人格統一性。在人格分裂到處可見的華人世界，尤其應該強調閱讀雨果和安蘭德的作品。 經濟方面 1. 羅斯‧懷爾德‧萊茵（Rose Wilder Lane）的《發現自由》（The Discovery of Freedom，沒有中譯本）： 這不是一本經濟理論書，而是概述人類走向自由的艱難歷史和美國這個偉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怎麼來的。書裡沒有談具體的經濟議題，而是講人類在甚麼環境下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創造能力，為甚麼資本主義制度是最適合經濟發展的制度。很容易讀的一本書。也可看作是歷史書。 2. 伊莎貝爾‧派特森（Isabel Paterson）《機器之神》（The God of The Machine，沒有中譯本）： 安‧蘭德對這部書的評價是：《機器之神》對資本主義的意義不亞於《資本論》對共產主義的意義和《聖經》對基督教的意義。也許有點過高，但絕對是一部從政治、哲學，到經濟、社會等全方面清楚講述為甚麼資本主義才能運轉的經典著作。 3. 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的《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 這是一本簡單清晰講解甚麼是市場經濟的必讀書。可以了解為甚麼政府主導經濟、政府參與的項目必定失敗，為甚麼最低工資設限反而造成更多失業等等。基本概念清晰了，就有了一個自由經濟的框架概念，再遇到經濟議題就會懂得如何去思考。 ▲如果對經濟真感興趣了，就把傅利曼（上）和海耶克（下）的主要著作讀完（他倆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作品也都通俗易懂）。Getty Images 4.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資本主義和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或譯《自由選擇》）： 這兩本書從名字就可以看出，主要強調經濟繁榮與自由的關係、政府干預經濟在各個領域的種種錯誤等。 5.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又譯《自由秩序原理》） 對《通向奴役之路》，中文有很多介紹，但最好是看原著！與其他經濟學書比較，這本書比較通俗易懂。看完這本經典，就可以非常清晰，為甚麼絕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 如果再看《自由憲章》更好：海耶克把市場經濟的內在自發秩序的理論拓展到社會和政治領域，提出不可像法國大革命那樣開天闢地，更不可像列寧、毛澤東們翻天覆地，而應該像英國革命、美國革命那樣「一點一點的漸進性改進」，即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強調的「零星的社會工程」，才有助於社會穩定和進步。看懂了這本書，就基本懂得了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這兩大思潮的衝突所在。 如果對經濟真感興趣了，就把海耶克和傅利曼的主要著作讀完（他倆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作品也都通俗易懂），下一步就是學習市場經濟的鼻祖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了。那等孩子們再長大一點的時候吧。 僅僅是讀完上述這幾本經濟著作，真吃透了，孩子絕不可能走向左傾道路。 至於政治方面，讀偉大政治人物的傳記遠比讀探討任何政治問題的書籍更重要。推薦讀：華盛頓、林肯、邱吉爾、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的傳記。而且傳記很容易讀，也很容易吸收。 書不一定要讀很多，但好書一定要反覆讀。反覆讀好書的重要性遠超過讀很多雜書，因為每次都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收穫。上述推薦的每一部作品都值得讀無數遍。

  殷海光（左）多次向彭明敏提到，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圖／左取自維基百科、右林冠妙攝，民報合成 六、為逮捕入獄的雷震大聲疾呼 在吳國楨事件發生6年後的1960年，《自由中國》被停刊，主編雷震被抓。在這個事件上，殷海光和胡適的不同再次凸顯出來。 雷震等被抓後，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情況下，殷海光卻勇敢地與《自由中國》另兩位編委夏道平、宋文明發表聯合聲明（殷執筆），聲援雷震。隨後他更不顧個人安危又連續寫了三篇文章，譴責國民黨抓人。同時，他與胡適的矛盾繼續擴大，因胡適對雷震案的態度令他無法接受。 胡適是《自由中國》的發行人和創辦人之一，曾讚美雷震「是真正爭取言論自由的英雄，好漢，鬥士」，甚至多次說過要給雷震樹銅像（人活著就立銅像，很罕見）。但雷震被捕後，胡適既沒參與聯名聲援，也沒寫一篇文章譴責國民黨。這與殷海光的仗義勇為形成鮮明對比。 當然，胡適有去求見蔣介石為雷震說情。但蔣只用一句話（在雷震與政府之間你聽信誰？實際就是「你選擇哪邊」）就使胡適不再吭聲。後來胡適的表現，等於選擇了站在蔣一邊。雷震坐監10年的前兩年，胡適都健在，但他一次都沒去探望，明顯是怕得罪蔣。 對於自己為什麼不顧安危聲援雷震，甚至不惜與胡適鬧翻，殷海光後來給朋友信中說：「我之所以如此，就為了這一點理想，同時也為後世證明，中國知識分子不都像胡適等人那樣在心靈上死光了。」 雷震事件後，殷海光對胡適非常失望，評價很低，甚至說胡適是國民黨當局粉飾民主的提款機，「被當局當作一筆存款，存在『自由銀行』，榨取無窮的利息。」 殷海光那時候就對胡適「蓋棺定論」：「早年的胡適可打80分，中年的胡適可得60分，晚年的胡適只有40分。」 七、容忍與自由：糾正胡適 殷海光與胡適的另一場論戰，是因為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刻意強調「寬容」。現在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用這句話來批評魯迅，說他走極端。如果他們知道殷海光的這段歷史，大概也會指責殷先生是極端派。 我在《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指出，胡適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邏輯不通、價值混亂、理論錯誤。「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古往今來，人類付出最慘重代價爭取的，就是自由！所謂『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蘋果跟鎯頭相比的不倫不類、故作高深，是把人的頭腦漿糊化的典型例句！」 面對蔣介石的獨裁，恰恰應該強調不寬容、不容忍，要抗爭！美國獨立宣言說，人民有起來革命推翻暴政的權利；甚至說推翻暴政不僅是權利，更是義務。權利可放棄，義務不能！獨立宣言全文強調爭自由，無一字說要「容忍」。 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要更重要」，當時主要是勸說《自由中國》的殷海光們要對蔣介石「寬容」，不要硬來（批蔣）。這引來殷海光的激烈反駁：中國「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胡）適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話，還得多多的向這類人士說法。」所謂「這類人士」就是指當權的蔣介石們。 胡適受不了，撰文反駁，說拿筆桿子的窮書生也屬於「有權勢」，因为筆頭文字也是力量，所以要謹慎使用；甚至明說，對權力者（其實就是指蔣介石）說話要講究技巧，不要直接批評，要「巧言令色」，「就是說的話令人聽得進去」。 倔強的殷海光毫不退縮，他批評胡適「把『有影響』同『有權勢』混為一談。這一關鍵一錯，底下跟著全錯。」 毫無疑問，在這個到底應該對誰寬容的問題上，胡適是太過明顯的無理辯三分。知識人寫文章，產生的只是輿論影響力；它跟統治者的權力根本是兩回事。文人的影響力只能在一定範圍內起到監督當權者的作用，而這種作用在獨裁國家是相當相當有限的。而統治者卻可用「大權」（用並不合法的行政權力）輕者打掉你的飯碗（像殷海光被拿掉教職完全失業），重者抓起來判刑（像對雷震關10年），甚至殺頭（蔣介石就可以如此司法批示：刑期不可低於十年；槍斃也可）。對文化人與權力者，哪怕是同等地要求「容忍」都已經是錯誤的；而胡適則是要求《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對蔣介石寬容，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錯上加錯！ 當今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又祭出胡適這句話，要求對那個比國民黨更殘暴的共產黨政權「容忍」。這不僅是軟弱者的自賤，更是對勇敢反抗者的詆毀。 胡適這句話的更嚴重錯誤，則涉及他的人品。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時說，這是美國康奈爾大學伯爾教授（George L. Burr）對他說的，他覺得非常重要，一直銘記。事實上，伯爾教授從沒說過這句話；胡適是篡改了對方的話，拉大旗做虎皮為自己背書。 2017年10月，在台灣有一本重要著作出版：《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作者是有史學訓練背景的前台灣《當代》雜誌主編、政論家金恆煒先生。在這本30萬字專著中，作者梳理了胡適、殷海光與蔣介石的關係，是迄今關於這個議題非常重要的研究。我上面引用的一些資料來自這本專著，因它是學術著作，引文均有出處。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是挖出了胡適日記中記載的伯爾教授原話是「容忍比反叛更重要」。胡適還特意用英文記下那兩個關鍵詞（tolerance比rebellion更重要）。伯爾去世時，胡適給他的美國女友韋蓮司寫信回憶當年與伯爾教授談話，還特意提到：His last words were that tolerance was more important though less spectacular than rebellion.（伯爾最後的話是：寬容比反叛更重要，儘管寬容沒有反叛那麼眩人耳目。）（金恆煒：《面對獨裁》，允晨出版，第562頁） 除上述這個關鍵詞彙「反叛rebellion」被胡適改成了「自由」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講這句話的背景，胡適從來沒有解釋過。伯爾教授提到「容忍比反叛更重要」，是談論宗教問題。伯爾是康奈爾大學創校校長Andrew White的得意門生（曾做校長秘書），並協助校長寫一本強調神學不要干預科學的書，主張基督教對科學應該「寬容」，不要用戰爭（原文warfare）圍剿異見。伯爾後來被列入美國的「無神論」學者之列。芝加哥大學1947年出版的Henry Guerlac的《伯爾傳記》，也強調了伯爾關於宗教應該寬容科學的觀點。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宗教文化系Matthew Gabriele教授2017年6月6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論述伊斯蘭的文章還提到伯爾，指伯爾當年譴責十字軍東征等觀點有誤。所以，圍繞伯爾，基本都是就宗教議題、神學與科學的爭論。 胡適如果表明，美國教授伯爾在談宗教問題時有「容忍比反叛更重要」一說，我把它引入政治領域，延伸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則是誠實的。而改變了原話又塞在別人口裡，則是不道德的。這裡胡適既不是不懂得rebellion這個詞不是「自由」的意思，也不太可能是記憶錯誤；因他很看重這個提法，也寫入日記。如記憶模糊，看看自己的日記就清楚；還有他給女友的通信也寫得明明白白。所以，在這件事上，胡適是不誠實的；甚至可能有意撒謊，借外國人的口，給自己向專制妥協的說法一個理論根據。 在反駁吳國楨時，胡適就明明知道蔣介石專制、蔣經國是特務頭子（還給他看過秘密警察的運作報告）、台灣的政治犯超過10萬人等，但他還是選擇站在了蔣家一邊。這不僅是站在了強權一邊，而且是清楚地站在了虛假一邊，用虛假反駁了吳國楨的真實。這就是道德問題了。 從吳國楨和雷震事件上，可看出胡適的妥協、算計和圓滑，甚至幫助獨裁者圓謊。而在「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話上，則是曲解、篡改，如果不用撒謊這麼難聽的詞彙的話。兩項比較，更可看出殷海光的真誠、獨立和堅持真理的倔強。在這幾個重要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殷海光的水準遠超胡適。 順便說一句，前幾年我寫《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時，金恆煒先生的專著還沒有問世，也沒有看到關於這方面的其它史料，所以在那篇文章中，對胡適的評價有些過高；尤其讚美胡適「不會把個人功利放在高於原則理念的位置上」，則是大錯。在此檢討並向讀者致歉。 八、《台灣自救宣言》的精神導師 在殷海光的年代，台灣的外省人與本地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之間，有很大隔閡，幾乎是互不交叉。外省知識分子，即使被視為最開放的《自由中國》的編輯們，也對台灣人有戒備、甚至排斥之心。例如：1，《自由中國》編委、社評人，清一色是外省知識分子。2，他們仍以「外省菁英」的角度論述。3，他們幾乎都對台灣人有戒備，甚至有怨言。例如雷震都曾抱怨說：「台灣人的心目中，總覺得大陸人都是統治階層……因而常有忿忿不平之念。」胡適對自由派要組黨警告說：「切不可使你們的黨變成台灣人的黨。」《自由中國》編委戴杜衡更坦白：「把台灣人搞起來，大陸人將來是要受其欺壓的。」意思是，如果台灣人（佔人口80%以上）掌權，他們這些跟隨老蔣來台的外省人會被報復清算。 1964年，台大教授彭明敏與他兩名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了《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兩岸關係是「一中一台」，要拒絕共產黨，推翻國民黨，走第三條道路——自救的道路。目標是：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家，加入聯合國。這個自救宣言被視為台灣人的《獨立宣言》。 宣言由彭謝魏三人籌劃，謝聰敏起草。初稿5萬字，在彭明敏指導下縮減為7千字，並刪掉論文式註釋。宣言在印製時被發現，三人被捕，成為島內重大事件；也因彭明敏舉足輕重的學術地位和國際聲譽，該事件被國際媒體報導和重視。 被關押時，謝聰敏和魏廷朝都遭到刑求，魏的門牙被打落，謝留下終身後遺症。當局逼問誰是《宣言》的真正執筆者？魏廷朝回憶錄說，國民黨當局認為台灣人寫不出這樣深度見解的文章，咬定是外省知識分子寫的，主要懷疑殷海光。因宣言筆調，尤其是批判蔣介石反攻大陸是謊言等內容，都與殷海光過去的文章相像。 就殷海光跟台灣人、台獨和《自救宣言》的關係，去年（2018）在新北市的一個飯局上，我曾直接請教謝聰敏。他親口向我和當時在座的一桌朋友證實：宣言確實是他起草的，但思想來源是殷海光。他說當年殷老師非常支持台灣人，甚至說，如果你們台灣人起義推翻了國民黨，即使傷害到他（因他是外省人），他也情願受害！ 謝聰敏曾信奉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很多早期台獨人士都左傾），但他在台大上了殷海光的課，後多次到殷家直接聆聽殷海光的教誨，尤其是讀了殷海光推薦的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該書主要批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後，他信奉了自由主義。謝聰敏在飯桌上說，他最佩服的是殷海光！ 謝聰敏回憶說，在宣言起草過程中，他多次到殷家，把主要觀點都告訴過殷海光；殷教授不僅沒反對，還把他的觀點強化了。但當時殷海光不知道他們要發表這個宣言。 這個宣言經魏廷朝修改而通俗大眾化，例如加進「毛澤東斷了我們的祖宗，蔣介石絕了我們的子孫」等軍中怨言，使之更為生動。魏廷朝回憶錄記載：「我敢幫謝聰敏修改《自救宣言》，受殷海光影響很大」；「彭教授在後面加了二、三百字則是『畫龍點睛』，很有煽動性。」 彭明敏教授指導修改宣言時強調，要以民主、自由、反共為原則。所以這個宣言強調本地人和外省人聯手，致力結束專制，目標是在台灣「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在這個思路上，殷海光與彭明敏是站在同一個立場：不強調省籍，不強調DNA 和血緣，而是注重反專制、要自由、要人民選擇權。 這個思路今天仍具重要意義：台海兩岸的根本分歧不是藍綠統獨，而是民主與專制。在有了真正的自由（沒有外部共軍威脅，沒有內部勾結中共的勢力）時，台灣人民會做出自己智慧的選擇。 概括來看，這個被視為《獨立宣言》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其思想與文字其實來自4個人：「獨」是彭明敏，「立」是殷海光，「宣」是魏廷朝，「言」是謝聰敏。 殷海光親近台灣人，甚至與台獨人士接觸、給予道義支持，這點除了謝聰敏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當事人證實。在過去近二十年裡，我曾多次去台灣，幾乎每次都會去拜訪彭明敏先生。當然也多次請教他對殷海光的了解和認知（並做了錄音錄影的採訪）。 彭明敏在台大任教時（是該校最年輕教授和政治系主任），他的住處跟殷海光同在溫州街（不同巷子），殷海光去台大經過彭教授的家。彭先生說，殷海光多次往他家的信箱塞小紙片，有時是英文，有時是中文。「我記得很清楚，他說用任何手段都可以，非打倒國民黨不可！他是非常激進的。他非常信任我，好像在煽動我一樣。」彭先生說，他常去看殷先生，「有一句話，他一直在講：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我每一次看到他，他都這樣講。」 彭先生說這番話的時候，另一台獨前輩、民進黨政府的吳澧培資政也補充說，當年朋友曾帶他到殷海光家，「他（殷海光）第一句話就講，將來的台灣是台灣人的，你們要做準備。」 所以說，在對台灣和台獨問題上，殷海光又是一個「異數」，可謂《自救宣言》的精神導師。 在上述金恆煒先生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這本專著裡，對殷海光與《自救宣言》的思想連結有更為詳細的專章論述，因為金先生也曾就此專訪過彭明敏、吳澧培、謝聰敏等當事人。金先生獨具慧眼，挖出這些珍貴史料，並加以提升概括，具有開創性的價值。 我曾問過彭明敏和吳澧培兩位，如果殷海光活到今天，會不會支持台灣獨立？他們都說：會！金恆煒先生也這樣認為。他們這種共同的認知，基於殷海光對自由主義理念的追求、對台灣人族群的尊重、對人民選擇權利的認同、對國共兩黨的痛恨！ 在殷海光已去世半個世紀的今天，台海兩岸仍有眾多知識分子，站在國共兩黨立場，假借為國家和中華民族之名，要剝奪台灣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成群結夥的侏儒們（殷海光蔑視地稱之「蚍蜉」）面前，更凸顯殷先生的偉岸高大。 但這個高大的背後，其巨大的犧牲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跟胡適相比，做殷海光的艱難不僅在生前，哪怕死後都明擺在眼前： 在台灣，我曾參觀過當年由中研院出資建造、後作為國家古蹟保護的胡適故居，更是幾度拜訪過殷海光故居。除了自己想感受殷海光先生的精神，當然也期待今天的台灣能更受殷先生思想的影響，所以我也曾帶《政經看民視》攝製組的一群年輕人（主持人彭文正教授也參加了）去參觀，寄望他們能繼承殷海光說真話的精神。卻想不到這個既痛斥國共兩黨、也批評民進黨、全台灣最敢講真話的政論節目，居然在民主台灣，在21世紀的今天，在當局背後黑手下被關閉了！主持人彭文正像殷海光一樣，也因說真話而失業！這個事件遲早會有追究，但我在本文想重申的是我曾在《政經》節目裡一再呼籲過的殷海光故居問題—— 作為台大宿舍房產的殷海光故居，台灣政府不管不問，一直是由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等人集資維持，而且每年都要與台大簽延續合同。殷海光很幸運，有陳宏正這樣一個學生，不僅維持故居，而且在長達40年裡援助殷的遺孀夏君璐，直到她去世。他還幫助出版了《殷海光全集》（21卷）。但今年已77歲的陳宏正先生說：我老了，身體也不好，殷海光故居將來怎麼辦呢？彭明敏教授想找一些知識分子聯名，呼籲民進黨政府把它變成「古蹟」保留。可是台灣當局能聽進彭先生的話嗎？兩年前，國民黨將領俞大維的（與殷海光故居同在溫州街）、當年只是臨時借住過的房子都被列為「文化資產」成為「國定古蹟」，由政府出資保管。而像殷海光這樣的偉大人格者，為自由事業做出重大貢獻者，他的故居卻要朋友們出資艱難維持。僅從這件事就可看出台灣民主轉型之路的艱難。 九、性格決定命運：近魯迅，遠胡適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殷海光就是典型一例。他的性格跟很多中國文化人不同：孤傲、喜歡獨處、思考寫作。有回憶文章說，對有的來客，他只是靠在門口應付幾句；被請進屋的，如果話不投機，他就看表，以示送客；再不走，就告訴對方自己有事，毫不遷就。殷海光不抱群，不拉團夥，不靠人多壯膽，在這一點上他更像魯迅。 魯迅不善應酬，也惰於書信，只有很少幾個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條孤獨的作家路。我以前寫過：魯迅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有組織，沒有團夥，更沒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後多年的事），連個教育部小職員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個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個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壇最高大的個人主義者。而殷海光在性格和做派上，你看到的是第二個魯迅，孤膽英雄！ 胡適在這一點上則相反：他更善交往，喜高朋滿座。在美國留學期間，僅在1916這一年，他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我原來懷疑這個數字，一年才365天，寫出1千多封信，還幹不幹別的了？怎麼有時間上課、讀書？後來查到這是胡適自己統計的。據胡適研究專家耿雲志的統計，從1911到1961年這51年間，胡適寫的信多達4.3萬封！這個數量真嚇死人，得多少時間精力？而且當年從美國到中國的郵票也是一筆費用。胡適真是「闊」呀。 從美國回台灣做中研院長，正合胡適胃口，不僅有政府官位和資金，更有眾多文人騷客的簇擁。旅美史學家何炳棣短期回台曾住過院長官邸，與胡適朝夕共度一周，他觀察到，胡適醒著的時間，三分之二用在會客上面。他當面問胡適，胡回答「大概不太遠，大概是這樣」。殷海光的學生、在美國執教的林毓生教授感嘆，一個人用了三分之二醒著的時間到處去會客，還怎麼成為大思想家呢？ 但胡適喜歡這個，他很看重在群體中得到風光。美國本來已有大學聘他做教授（他的摯友趙元任夫婦極力勸他留下任教），但胡適執意回台。他給趙夫婦的信說得很坦白，他回到台灣，在那裡會更被看重，這句他是用英文寫的：take me more seriously。 都說胡適愛惜羽毛，也看重頭銜和地位，這其實是虛榮的表現。他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就拿到27個榮譽博士（全部35個），而不做大使之後，找個教職都不易，可見那些博士真的只是「榮譽」而已。一個真正有學問、有思想的人，不會允許自己把那麼多生命耗費在寫信和會客應酬上。相比之下，殷海光是一個更實在、更為了追求理念而想研究一點學問的人，一個離群索居，在暗夜中死守真理之光的人。 十、貧病交加，至死不渝 這種「死守」是孤獨的、悲壯的，要有強大心靈才能撐得住。殷海光夫人說，當時「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殷海光寫道，我們這些渴望自由的人，「毫無掩蔽地暴露在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之下」。國民黨是「天無二日，地無二黨」。 即使他還在台大教課時，就已感到逼近的黑手。他的學生趙天儀回憶：殷老師從校園回宿舍，「路上不停左右顧盼、走得飛快」。問為什麼？殷教授說「只要不注意，就有車子會趁機撞過來，撞死人後，連兇手是誰都找不到。」 台灣學者韋政通回憶說，當時「多年的老友不敢探望他，有的甚至當面都不肯相認……」。 在去世前三年，殷海光給林毓生夫婦寫信說：「我在這個島上是島中之島。……在這樣的氛圍裡，懷抱自己想法的人陷於孤獨；生存在這樣的社群裡，如果一個人尚有大腦，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國民黨曾派人來談判，只要他妥協，不再批蔣領袖，稍微低一下頭，就可安排他到政府研究機構，有一份薪水。當時殷海光患胃癌，沒收入，可謂貧病交加。但他不做一絲妥協，一口回絕。殷海光夫人說，她先生幾乎每天晚飯時都罵蔣介石，給家裡的狗起名「領袖」。 在去世前一週，殷海光還在修改他翻譯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 ，並寫下這樣的文字：「現在，我像冰山上一支微細的蠟燭。這支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只希望這支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支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支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過東方的大地。」 知道身體挺不住了，他說「對於死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潛意識裡都沒有一點兒恐懼感。只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點上倒下來，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還想著青年（那是未來）；想著「苦難的中國」。那時正是文革第三年，整個中國被紅潮淹沒。殷海光的「我沒有交代」，是說沒推翻中共暴政，沒結束蔣家王朝，苦難的中國還沒有自由！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怎麼能甘心呢。在堅定反共、對中國的情懷與責任這一點上，他又與胡適走到了一起。 結論 在當年那個大時代，華人世界這三個重要的知識分子：魯迅，胡適，殷海光，不僅影響當時，也會流傳後代。如果簡單比較三人： 1、在對共產黨邪惡的清楚認知和反共上，殷海光遠遠超過魯迅。 2、在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的勇敢反抗和批判上，殷海光遠遠超過胡適。 3、在國家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的價值選擇上，殷海光超過那整整一代中國文化人。 4、在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上，他孤傲，心靈強大，不走團伙路線，不靠群體壯膽，他更像魯迅。 5、在對共產黨畢生痛批和堅定上，他更接近胡適。 這樣的殷海光，在那個時代，是獨一無二的！ 殷海光先生長眠在台北南港深坑的《自由墓園》。那裡還安息著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國》的同人。站在這些為爭自由而付出重大犧牲的前輩墓前，無法不感慨萬千： 與國共對抗，實質是與專制對抗；是文明與野蠻的對抗。殷海光從一開始就站在文明一邊，站在個人權利一邊，他要做一個自由人！作為肉體的他，只存在了50年，但作為一種精神與人格力量，他是永存的。他不是蠟燭，而是一束永恆的光，不僅照耀著台灣，也輻射到整個中國，就像他臨走時感嘆的：對災難的中國，我要有個交代。 我這篇短文就是想告訴殷海光先生，我們後人聽到了，記住了！無論是多麼艱難的羊腸小道，總會有人，越來越多的人，一直延著這束光芒，向前行…… *延伸閱讀：【專欄】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上）

  殷海光（左）多次向彭明敏提到，國民黨對台灣人最大的害處，就是把台灣人的風氣、純真和樸實全部打壞了。圖／左取自維基百科、右林冠妙攝，民報合成 今天（9月16日）是殷海光先生去世50週年，今年12月是他誕生100週年。一個著名知識分子的生和死是這樣的週年可能是偶然，但在中國過去百年歷史中，出現殷海光這種理念清晰、心靈強大、堅守自由主義價值、敢於批判國共兩黨的智者與勇士，絕非偶然，更是罕見。這起碼體現在如下10個方面： 第一、認清共產專制，對極權警覺超過魯迅 在國共爭鬥的歷史大潮中，殷海光一直反共，直到去世都沒改變。這是他的大智慧！當年無數知識人被紅色思潮迷惑，相信共產主義而追隨中共。殷海光則很早就認清，共產黨代表專制，代表暴力，會把中國帶向災難。 早在西南聯大讀書時，他才20多歲，就旗幟鮮明地反共， 並一路奮筆疾書，後出版專著《中國共產黨之觀察》，指出中共本質是反民主、真獨裁；共產黨五大特徵：詭變性、獨佔性、堅執性、國際性、崇尚暴力。因為反共，所以他支持了國民政府，最後選擇跟國民政府一起去了台灣。 當時到底有多少中國知識人追隨共產黨，具體數字無法統計，但從1948年首批中研院院士去留名單可大致看出比例：全部81名院士有60人選擇留在中國大陸（佔74%），只有9名選擇去台灣（另12人去了美國）。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殷海光選擇去台灣，唾棄共產黨，是智慧 ，也是勇氣！在短短50年的生命中，他並沒有經歷共產社會，也沒遭受到共產黨的直接迫害，但他對共產黨的認識之清晰、之深惡痛絕，超過眾多深受共產磨難的文化人。殷海光是一個絕不接受極權專制的自由主義者，他當然跟直接宣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勢不兩立。中共把他列為「十大文化戰犯」，可見他反共的影響力。 所以說，在對共產黨本性的認知上，殷海光超過魯迅。魯迅曾一度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左聯。毛澤東的紅軍潰敗到陝北時，魯迅曾託人給毛送去金華火腿以示慰問。魯迅去世三年前，還想寫紅軍，他與紅軍將領陳賡在上海長談，當時陳賡畫的紅軍行動草圖魯迅一直保留。好在他最後沒寫，否則歌頌紅軍不僅是敗筆，更是恥辱。 當然，魯迅在西安事變之前就去世了；他如活到中共建政，看到毛澤東們的本相，也一定會反！毛說過，魯迅如活著，或是識時務住嘴，或是在獄中（被毛抓起來封嘴）。我在《魯迅是打不倒的巨人》一文中對此有所分析）。相比之下，殷海光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共產黨的獨裁本質，所以對中共從無幻想，到死都是嚴詞痛斥。好眼力，真智慧。 二、批判國民黨，特立獨行遠超胡適 台海兩岸的知識分子，以及海外華人，多年是這種狀況（尤其是殷海光那個年代）：追隨共產黨的自然反國民黨；擁護蔣介石的基本都反共。而殷海光是個異數，他在堅決反共的同時，也反蔣、批國民黨。 殷海光不到30歲就做到國民黨《中央日報》總主筆，可見被重用程度。但他在台灣更看出國民黨的獨裁本相，所以加入了傳播自由主義思想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寫出很多抨擊時政，痛斥國民黨的犀利文字。 殷海光的反國民黨不是出於情緒，而是從理論上認清了國民黨也是專制政黨的本性。他指出：共產黨是極權主義，國民黨是次級極權主義。只要是極權，都得要反、要批！他追求的是一個真正有自由的社會。 1958年殷海光執筆的《自由中國》社論疾呼：組織民主在野黨，對抗國民黨獨裁。在黨天下的台灣，他就敢發出如此嚴厲的批判之聲：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是他繼續獨裁的幌子， 「藉著反共而做盡一切壞事」。「國民黨政權是建立於黨閥、軍閥、財閥、政閥這四大閥之上的」；「國共兩黨都信奉槍桿子裡出政權，都鄙視理性，崇尚權力。」60年後回首，都無法不令人敬佩殷海光當年洞悉蔣家王朝的智慧和高聲喊出真實的勇氣。 而胡適的情況則不同。在二十年代，胡適曾相當嚴厲批評國民黨，寫出《人權與約法》等文章。當時他受到國民黨報紙的圍攻，他的中國公學校長也被取消。1932年底，胡適與蔣介石第一次見面，5天之內見了3次並共進晚餐，由此確定了他一生支持蔣和國民黨的立場。尤其在台灣期間，國民黨施行白色恐怖統治，胡適想爭取點民主，但被蔣介石一吆喝就縮回去，例如雷震事件。而在吳國楨事件上，胡適甚至幫蔣政權圓謊。這與殷海光的堅持道義，至死痛批國民黨專制相比，實在距離懸殊。 殷海光去世前5個月，用盡生命最後的力氣完成了英文著作《剖析國民黨》，向專制政權投擲了他最後的砲彈！他的結論是：「國民黨可惡，共產黨可怕」。在那個年代，對國共兩個列寧主義政黨都如此堅定「反」的中國知識分子，恐怕無人能跟殷海光相比。 三、蔑視御用文人，單挑迎戰 中國文人傳統向來缺乏既問世、又獨立的特質。要麼做所謂竹林七賢，躲到深山不問政事玩清高；更多是通過科舉當上權力者的謀士；再有一大特點，就是善於拉幫結夥，靠群體壯膽；即胡適所說的，不以理服人，而以勢壓人；尤其是得到當權者支持的「勢」。在這種政治體制和文化氛圍中，出現心靈強大的特立獨行者，是極為困難的。 殷海光反共又批蔣，可想而知台海兩岸御用文人的反應。他們蜂擁而上，爭相攻擊殷海光來取悅龍顏。但殷海光既沒妥協，更不後退，而是左右開弓，痛批國、共兩邊的文人。在中國大陸時，他就曾批過上海救國會的所謂君子們（實為中共外圍），也痛斥過跑到延安諂媚毛澤東的美國記者斯諾，更警告民盟們將被共產黨卸磨殺驢（羅隆基、章伯鈞們的下場早被他說中）。 在台灣，面對國民黨文人的圍剿，殷海光揮筆反擊：「國民黨是由一班職業黨棍組成的，這些人絕大部份屬於老朽昏庸。」這些文人黨棍「離開了黨的窩子，只有成為廢料」。 殷海光罵得真是過癮！要知道，那是在報上一片國民黨文人的叫罵圍剿下，他的孤軍奮戰。對於這種孤獨，他曾悲憤地說，歷史上「趙高指鹿為馬不過偶一為之，但今日我們在台灣所碰到的，是一群有組織的『趙高』。顛倒黑白，罔顧是非。」 在我的閱讀中，在那個時代，只看到兩個知識分子，面對酸腐醜陋文人們的群起圍攻而絕不後退的，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殷海光。他倆都是一個人單挑，用一排文字子彈回擊，即使戰鬥到遍體鱗傷，也仍然站立！ 魯迅去世前誓言，對那些酸腐的文人們，他一個都不寬恕。殷海光則說，那些御用寫手們是「蚍蜉」；是人格最低的趙高，他完全蔑視。在這一點上，殷海光更像魯迅。中國有過這樣兩個心靈強大的思想者，留下這樣蕩氣迴腸、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遺產，實在是歷史上迅即之光！ 四、居高臨下蔑視獨裁者 中華文化下的社會有「文人難過領袖關」的特色。被權力者摸頭，靈魂就跪下了。在國共兩黨統治下，這更是常見現象。而殷海光又是個「異數」：經徐復觀引薦，蔣介石召見了殷海光。一般人得到這種「恩寵」會感到受寵若驚，但殷海光卻是另一種反應。 他在給未婚妻的信中描述，等待領袖召見的前廳已有省長、部長、集團軍司令等大員，「都是半個屁股坐在沙發上，正襟危坐，畢恭畢敬。一副奴才相。卑躬折節。」「我不曾像他們那樣，我是一個大丈夫。我很自然地昂然出入，全無懼色。」蔣召見時，他們談的不愉快，因殷海光沒像其他人那樣誠惶誠恐、俯首帖耳，而是以平等之姿與蔣談話。 蔣介石跟殷海光提起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然後滔滔不絕。殷海光是教哲學的，這是他的專業。他馬上聽出，蔣介石談王陽明可用四字概括「不知所云」；「那他為什麼要如此不藏拙呢？這就是人的權力沖昏了頭，強不知以為知，就是裝模作樣。」 後來徐復觀說，蔣再沒提過殷海光。可能印象不好。殷給未婚妻的信則說，他沒有在最高權力者面前屈膝折節，不僅厭惡蔣的不懂裝懂，而且「我懊悔啊！我不該去的，以後逢人問起這件事，我就絕口不提。」 被最高領袖召見，是升遷和重用的機會。殷海光不趨炎、不附勢，反而看透權力者，在日記中痛批。這在被毛澤東、蔣介石兩大獨裁者召見過的文人中，能找到第二個嗎？我沒聽說過。 在中國文人中，渴望被最高領袖召見的，可能像蝗蟲那麼多。毫不自尊、主動獻媚的更大有人在。僅舉一例：那個被魯迅痛斥過的酸腐文人林語堂（他在美國發表英文，大罵中國傳統文化；回到中國寫中文，卻高歌中國文明），曾致信蔣夫人宋美齡「求委員長」給他題字「文章報國」，說「有了這四個字，我死而無憾。這也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無論我身在何處，這四個字都將高懸在我家裡。」把林語堂和殷海光對「最高領袖」的態度放在一起，高低立判。殷海光可謂海光萬丈，林語堂則是魚塘之底。 殷海光實在是頭腦清晰、目光犀利；只跟蔣介石見過一面，談過一次話，就看出蔣的裝模作樣、不懂裝懂、被權力沖昏頭腦。而與蔣總裁有過多次交往、談話的胡適怎麼看不出來？還是看出來了，卻屈服權勢？ 在西南聯大做學生的時代，殷海光就最喜歡李白。大概是與那種「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尊嚴、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風骨氣節有共鳴，才有「兩岸國共罵不住，海光已過萬重山」的豪邁境地！ 五、為說真話的吳國楨主持正義 1954年的吳國楨事件，不僅導致國民黨內部紛爭，也引起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分歧，尤其是在殷海光與胡適之間。這場分歧更展示出：殷海光的思想深度和人格力量都超過胡適。 吳國楨曾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後因跟太子蔣經國不合而辭職去了美國，而且一直住到死。吳在美國英文《Look》雜誌發文「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說你們美國人「每年提供福爾摩沙預算4億美元中，有3億被唬弄的用在建立極權國家上了」；並直指蔣經國是特務頭子，蔣介石要傳位給兒子。蔣政府組織反擊，請當時在美國的胡適撰文反駁，胡適照辦了。 殷海光讀到吳國楨文章的反應則欣賞到「如喝泉水一般」。所以他對胡適撰文反駁相當不滿。胡適文章標題是「福爾摩沙有多自由？」強調在蔣介石統治下，台灣的自由在擴大，並直接歌頌太子蔣經國「很勤勉、誠實、禮貌、愛國和堅決反共」；甚至信誓旦旦說，蔣經國絕不會成為接班人。 殷海光批評胡適的做法是「書生誤天下」。因胡適對台灣情況很了解，在吳國楨抵美後，胡還與吳深談8小時，其中吳國楨說他離台時估計，蔣經國的秘密警察已逮捕1萬人，胡適則說現已超過10萬人。吳感吃驚。胡適說，蔣經國曾給他看過一份秘密警察機構運作報告，下轄7分支；而吳只知道4個。這說明胡適對蔣家的特務統治很知情，但他卻能在隨後出面批吳，且是在蔣政府要求下做的。 不少評論者推斷，這可能與蔣對胡的金援有關。胡適在美期間得到蔣介石9次撥款（每次5千美金）。在胡適撰文反駁吳國楨那一年最多，有4筆（每次5千）。1944年蔣饋贈胡適6000美元；胡適太太從泰國赴美時蔣給了1500美元。據蒋廷黻日記，蔣還給胡適一張11000美元支票。僅這幾項加起來就有63500元。胡適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圖書館長的年薪是5200（胡適說繳稅後到手4500）。如此來算，胡適在美國期間，蔣介石給他的資助，相當他在普大做圖書館長14年的（稅後）收入。這還是從解禁的國民黨文件偶然發現的。是否還有其它沒記載的呢？不得而知。胡適的18卷本日记（後出版），對蔣的金援之事一字未提，顯然有忌諱。當然，對胡適這麼著名的知識分子，又是前駐美大使，他被派去美國，理應有一份來自民國政府的公開的正當收入，而不是蔣介石這種個人的「紅包」形式。這種形式就等於要刻意「罩住」胡適的言行。國民黨最善於搞「紅包」這種惡行（而不是正規發薪）；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台灣。 胡適解釋他反駁吳國楨的理由是：內外有別，在美國等外國面前，不能批蔣和國民黨，否則中華民國失去美國支持，會丟掉聯合國的席位，讓中共得利。他強調「國家」的重要。而殷海光在這點上與胡適有重大分歧。殷海光認為，「國家」這個概念是錯的！country應稱為「國」。把「國」與「家」連到一起，蔣介石就把國變成他的家，建立家天下（蔣家王朝）。 殷海光反駁胡適說：「吳國楨批評的是『蔣』家，哪裡是我們的『國』家；是國民黨政府，哪裡是『我們的政府』 」。殷海光的眼光犀利到這種程度：「今日的台灣，在表面上是一個『國』，在實際上早已成為一人一家一黨的殖民地。」 在那個年代，殷海光不僅把國民黨專制、蔣介石專權、蔣家父子的家天下看到如此透徹，更大膽公開說出來！真是壯哉殷海光！ 在這場關於「國家」的概念與價值分歧上，殷海光是對的，胡適錯了！而這個對、錯的背後，是兩人思想基礎的不同—— 自早年在美國留學起，到二戰期間任駐美大使，到後來以半公半私身份滯留美國，前後加起來，胡適在美國住了26年7個月。但在這四分之一多世紀中，從開始就懂英文、且沒有經濟和身份困境的胡適，卻根本沒有深入研究美國歷史及其建國之父的理念，更不清楚西方的左右派之爭。曾對胡適做了採訪錄、在紐約哥大東亞圖書館做過事的唐德剛說，當年胡適到圖書館都是看中文報刊書籍。我本人在台北參觀胡適故居時頗為吃驚地看到，他的書架上主要是中文書，英文只有Will Durant 眾多關於西方哲學史著作中的一、二本，其它基本都是外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可見這位全中國最著名的高聲呼喊「全盤西化」者，對西方到底有什麼價值、應該把哪些引進中國並沒有真正的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完全沒有作品）。胡適晚年專研老古董《水經註》等，是自然回歸（降落到原點）。 而只是短暫在美國住過一年的殷海光（哈佛訪問學者），卻研究了自由經濟派大師海耶克的思想，並翻譯了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還評介過海耶克的經典《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殷海光對《自由憲章》的評介很到位：海耶克信奉老輝格黨（old Whig），它不是傑弗遜的過激主義（指傾向法國大革命），也不是漢密爾頓的保守主義（指當時傾向更多政府權力），而是麥迪遜的（指古典自由主義）。殷海光贊同海耶克所說的，這是美國政治制度之所本。這個「所本」，就是以人為本，個人主義。他的這個認知不僅準確，更是難得。但在台灣即使到今天都沒引起知識界的足夠關注和探討。我認為這也是台灣民主之路艱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台北的殷海光故居（溫州街18巷16弄），一進門就會看到殷先生大照片下他評介《自由憲章》的話：「自由的伦理基础有且只有一个：把人当人。」殷海光左右開弓，批國共兩黨，其根本就因為他明白並看重了「以人為本」這個建立西方民主國家的重要基石。 所以，就吳國楨的爭議，胡適站在了蔣介石的黨國一邊，而殷海光站在了真正自由主義一邊。這個分歧除了他倆的性格、經歷、為人等一系列不同之外，思想理論根基上的差異更是關鍵。 *延伸閱讀：【專欄】殷海光超過魯迅和胡適之處 ——紀念殷先生去世50週年（下）

  英國新任首相，前外交大臣強生。資料照／EU2017EE Estonian Presidency (CC BY 2.0) 川普總統上台前，且不提全球左派，即使在美國保守派內部都引起前所未有的巨大爭議，有相當一批強勢、老牌的傳統共和黨人不支持川普。但令無數人目瞪口呆的是，川普上任不到三年，大刀闊斧改革，不僅在國內政策上一一兌現幾乎所有選舉諾言，甚至做的比說的更多，成為美國歷史上罕見的現象；而且在國際事務、對外關係上展示了美國政壇前所未有的強勢態度，在消滅伊斯蘭國（已基本被剷除）、制約北韓核武、遏阻中共一帶一路全球擴張、跟中國打貿易戰等等方面，都清晰明確地展示了美國維護世界秩序、公平商業競爭的決心。 有了川普這樣強勢的美國總統，已是自由世界的幸運，現又可謂雙喜臨門，英國產生了強勢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他被譽為「英國的川普」，可想而知，他與川普的理念、政策等之接近。 英美有特殊的盟友傳統，美國的獨立革命雖是脫離英國而建國，但在基本理念上，美國是站在英國思想的肩膀上。從英國的《大憲章》（君主立憲，強調憲法政治）到洛克的人之三大權利（生命，自由，私有財產權），都是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的價值根基。美國立國之本的原則，基本是從英國搬過來的；美國的建國先賢，全都熟讀、領會了英國主要思想家的巨著。所以可以說，沒有英國的思想根基，就沒有今天的美國。 雷根與柴契爾聯手的偉大貢獻 而且從二戰以來，英美一直是緊密聯盟（並肩打贏了二戰）。尤其在對抗共產蘇聯的時代，無論是天意，還是上帝的揀選，英國出現了保守黨首相柴契爾夫人，同時期美國出現了強調道德信仰、力推資本主義的保守派總統雷根。他們兩位聯手，對外抗衡紅色蘇聯，最後促使蘇聯解體，打贏了冷戰；對內雙雙打敗左派政黨，推動經濟革命，走向減稅、市場經濟、民營化的推崇個體主義價值的方向。 如果不信上帝之手，那麼柴契爾、雷根的聯手，就是一次精彩的巧合、偶然——因為英美兩國元首同時趕上保守派就不容易，而兩位又都是各自政黨內罕見的傑出領袖：理念真正清晰、堅持原則、敢於行動。在自由經濟的立場上，柴契爾比雷根更堅定。當時英國的左派勢力遠大於美國的；柴契爾首相用了更大的勇氣和努力才擊敗了左派工會勢力和工黨，為市場經濟和保守主義陣營做出了沒有其他政治領袖可匹敵的貢獻。柴契爾夫人還領導英國打贏了福克蘭群島（馬島）之戰，保衛了英國主權，並促使了阿根廷強人政權垮台，阿國走向民主。在這一點上她的勇敢和政治判斷力也都超過了雷根（戰前雷根對馬島之戰不贊成，擔心打不贏）。 柴契爾夫人與雷根總統聯手打贏冷戰，促使蘇聯解體，東歐共產國家紛紛垮台，極大改變了世界的地緣政治，推動了全球民主！對內兩人都打敗了左派勢力，促使了英美兩大國的繁榮，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所以說，八十年代柴契爾和雷根的同時崛起與合作，是一個造福人類的奇蹟。 當代政治的第二個奇蹟 今天，當代政治的第二個奇蹟正在我們眼前發生，這就是美國出現了「第二個雷根」川普，英國出現了「第二個柴契爾」（雖然不是夫人）強生。 執政不到三年，川普的改革幅度和決心（更有成就）甚至被認為已經超過雷根。而在此刻登上英國首相位置的強生，其多年的理念和決心，無法不令人想到柴契爾夫人，和八十年代那場奇蹟般的英美聯手。 在當代政治領袖中，最能寫作、作品最多的是英國首相邱吉爾，他甚至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沒再給他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簡直是超級荒謬）。邱吉爾從政之前是戰地記者，涉獵廣泛，勤於筆耕。而今天的英國新首相可謂邱吉爾的傳人。強生也是記者出身，後擔任英國大報的專欄作家，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寫到今年7月他當選保守黨領袖，直到出任首相。 當今世界任何其它國家領袖，都沒有像強生這樣大量撰寫關於世界各種事件的評論，對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議題都非常清晰。我大致瀏覽了強生在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從2004年至2019年7月的專欄目錄和主要文章，發現他像大多數大報的專欄作家一樣，甚麼都寫，甚麼都評，從歐盟到美國，從中國到日本，從伊斯蘭頭罩到猶太人小帽，從歐巴馬到希拉蕊，等等等等。文字之多，不僅在英國，可能在全球範圍的政治領袖圈，也僅排在邱吉爾之後。 從強生的文字可看出，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強調減稅、小政府、民營化等，厭惡左派。希拉蕊選總統時，他在專欄中批評她是「精神病院虐待人的護士」，還稱歐巴馬為「半個肯亞人」、對英國有「源自祖先的厭惡感」。現在強生上台立刻就強烈推動英國脫離歐盟，也絕不是空穴來風或順應保守派勢頭，而是早有思想脈絡可尋；他不僅在柴契爾夫人時代就厭惡歐盟，而且在去年的專欄中疾呼：是站起來反抗歐盟惡霸的時候了！ 崇拜邱吉爾，為他寫傳記 強生不僅是從記者開始然後從政，在勤於筆耕等方面與邱吉爾相似，更重要的是，他把邱吉爾視為人生導師和楷模。在全世界人物傳記中，除了耶穌傳，最多的是拿破崙傳，然後就是邱吉爾，截至2015年（他去世50週年）就有1,663本（詳見我2010年的書評〈擦去邱吉爾頭上的鳥屎〉）。即使已經有了那麼多的邱吉爾傳記，強生又寫了一本邱吉爾傳，可見他對這位英國前首相的推崇和鍾愛。 在川普總統重建偉大美國、領導自由世界對抗伊斯蘭主義和共產中國之際，英國有了同樣保守派陣營的強生首相，這很像當年美國雷根與英國柴契爾聯手，英美又一代保守派領袖如轉世般「生而逢時」。這不僅帶有傳奇和屬靈意味，更是現實層面的自由世界的幸運！ 八十年代雷根與柴契爾聯手，打贏了冷戰，重創西方左派，重振保守主義，恢復世界秩序。今天川普與強生聯手，對抗極端伊斯蘭主義和共產中國、制約北韓、力挫西方來勢洶洶的左派勢力，真可謂歷史重現。這是天意，還是人為？或許真如信仰者所說，這是「上帝的揀選！」無論你是否相信，這是一個帶著天意的政治新景觀，它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變化令人充滿期待。 ——原載台灣《看》雜誌2019年9月號

  全球左派，包括法國總統馬克宏，為出名曾一絲不掛在大街裸奔的女歌星瑪丹娜，《鐵達尼號》電影男主角李奧納多等，都跳出來指責巴西總統波索納洛。圖／取自李奧納多IG 南美洲第一大國巴西的亞馬遜森林發生火災，至今還沒完全撲滅。但這場大火照出的西方左派的聖母婊偽善則清清楚楚。 美國《富比士》（Forbes）網近日發表了環保問題專家謝林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的文章《為什麼他們對亞馬遜大火的所有說法包括「全球之肺」都錯了？》（Why Everything They Say About The Amazon, Including That It's The "Lungs Of The World," Is Wrong），用很多事實指出，在巴西這場大火面前，全球左派，包括法國總統馬克宏，為出名曾一絲不掛在大街裸奔的女歌星瑪丹娜，《鐵達尼號》電影男主角、極其左傾的李奧納多等，都跳出來指責巴西總統波索納洛。但他們的指責完全是出於左派意識形態，甚至不惜用假照片來達到其目的。 七大國峰會上，東道主法國總統馬克宏把巴西大火拿來討論，說這是全球危機，指責巴西總統沒做好。全球左派、更別提白左環保們、好萊塢左星們，幾乎異口同聲，說亞馬遜森林是「世界的肺部」，產生全球20%的氧氣；亞馬遜大火燒掉世界之肺，全球都會呼吸困難。簡直要天塌地陷了。 巴西政府已派4萬多軍隊去滅山火，不僅總統，包括巴西人民，對馬克宏們不滿，認為干預巴西內政、貶低巴國人民的能力。巴西總統波索納洛直言，馬克宏的做法是殖民者心態。也就是說，巴西內部火災，不是人為造成的，他們法國人卻發號施令；巴黎想來管巴西。巴西教育部長更不客氣，斥責馬克宏只是個「想尋求法國農業遊說者支持的機會主義派蠢貨」。政府高官用「蠢貨」斥責外國元首相當罕見，可見其憤怒。 為什麼巴西人對馬克宏們如此憤怒？上述《富比士》文章提供了幾個線索： 第一，馬克宏們的批評不是為民生，而是左派意識形態。 巴西的亞馬遜山火以前經常發生。在左派勞工黨的盧拉總統執政時，很多次都比現在嚴重，但全球左派一聲不吭。盧拉的繼承人羅塞夫當總統時，情況更惡化，燒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這次（上述《富比士》文章附有圖表，這次大火的程度不到盧、羅執政時的一半）。但全球左派媒體，馬克宏等白左，還有環保們，都沒像這次這樣聯手渲染大火、斥責巴西政府。好像以前左派執政時的巨大山火，燒的不是森林，而是住家火爐裡的木頭。之前「世界之肺」被燒，他們怎麼就沒心沒肺、一點感覺都沒有了呢？ 另外，美國加州的森林幾乎年年有大火，一燒很多天，為什麼西方左派不抗議、不譴責？就因為加州是左派大本營，過去幾屆州長都是左翼民主黨。 另外，據衛星照片，現在中部非洲（安哥拉和剛果）也正發生大火，過去48小時的火災記錄超過1萬起，是巴西大火的5倍！但馬克宏不說話，全球白左一片靜悄悄。他們不敢冒犯黑人、不能批評黑人政府，為了政治正確。 這次馬克宏和全球左派之所以拿巴西火災大作文章，根本原因就是當今巴西總統波索納洛是被稱為「巴西川普」的堅定保守派、右派！波索納洛在政策和理念上與川普總統相像，例如強調道德、信仰，支持警方嚴打犯罪，力挺軍方（他啟用了最多將軍入閣），主張減稅、市場經濟；對外則與美國結盟，公開譴責委內瑞拉獨裁者馬杜羅。波索納洛總統的兒子是著名親美派（與川普總統前戰略顧問班農是好友），已被提名為巴西駐美大使。 對這樣一位保守派總統，可想而知全球左派的不滿和憤怒。這次，他們借亞馬遜森林大火，把他們心裡那股「有」名之火發洩出來。對此，巴西人民是清楚的，所以他們對馬克宏們的做法非常憤怒。 第二，為了詆毀巴西總統，馬克宏等左瘋們不惜造假。 上述 《富比士》文章指出，馬克宏和好萊塢左星李奧納多相互在網上轉推的所謂亞馬遜大火照片，其實是20年前的舊照。他們不是張冠李戴，而是故意以假亂真，用這個來渲染什麼世界危機，攻擊巴西總統。用20年前的老照片，就是為了左派意識形態而不惜造假，馬克宏不是擺烏龍，而是有意欺騙世人。而女歌星瑪丹娜、好萊塢黑人男星Jaden Smith等熱衷傳播的「現在」亞馬遜大火照片，居然是30年前的。更惡劣的是，一些左派名人互傳的「巴西亞馬遜」山火照片，竟然是美國蒙大拿州的，印度的，還有瑞典的。為了詆毀巴西總統，這些「名流們」就做出這麼下流事情。 第三，所謂「世界之肺」沒有科學根據。 對於左派媒體CNN、《紐約時報》等渲染的，所謂亞馬遜森林是「世界的肺部」一說，《富比士》文章引述世界權威的亞馬遜森林研究專家Dan Nepstad的話說，「這是瞎扯淡」（It’s bullshit）。因為亞馬遜森林產生很多氧氣，它同時也用掉這麼多氧氣（抵消了）。 CNN 還長篇大論引用環保報告說，這次巴西森林大火是過去2萬年來第一次；由此來渲染它的嚴重性，就像馬克宏危言聳聽的「世界危機」。亞馬遜研究專家Nepstad引述詳實的資料證實（見該英文報導附錄的歷年火災圖表），通過衛星照片拍下的亞馬遜山火，僅從1999年算起，2002、03、04、05、07、10、12等七年，哪一年的山火都超過現在這次；這次比過去10年山火的平均水準只增加7%。可見CNN和 《紐約時報》，更有馬克宏、瑪丹娜等左派們，為了其意識形態，瘋到不顧基本事實。 第四，西方白左爭做「聖母婊」。 「聖母婊」這個中文詞很形象、傳神。這次全球白左對巴西大火的態度，再次讓人看出西方左派的偽善本質。有人對聖母婊做出這樣的解釋： 聖母：這個人很可憐，我要去幫助他。 聖母婊：這個人很可憐，你們怎麼不去幫助他？ 所以，聖母婊的本性就是：矯情做作，唱政治正確高調；偽善；甚至當面一套，背後一套，說的與做的相反。 巴西亞馬遜大火再次證明左派的聖母婊特質。2010年挪威、德國等提出，為了保護環境，不可砍伐亞馬遜森林。他們說亞馬遜屬全人類，所以他們要管巴西。農業經濟占巴西GDP的22%，如不許開採，缺乏耕地，怎麼發展經濟？挪威和德國表示，他們提供森林資金10億美元，補貼巴西。上述《富比士》報導引述環保專家Nepstad的話說，挪威、德國要求的對巴西森林的限制，導致巴西農民（因不可開採土地）損失100億美元。而挪威和德國承諾的10億美元補貼援助到現在也不見影兒。德國說話不算數，缺德；挪威們不知把錢挪到哪去了。但當時挪威、德國承諾要補貼巴西農民的新聞，卻在左派媒體的一片報導中，做得比挪威面積還大。這是不是聖母婊？ 所以這次馬克宏說七大國捐助2千萬美元給巴西，被波索納洛總統拒絕！巴西人民上當過，這次更拒絕白左的表面政治施捨（他們很可能像上次那樣玩假的）。對馬克宏要籌集2千萬基金，川普總統（他支持巴西總統）不參與。英國新任保守派首相約翰遜（被譽為「英國川普」）則決定單獨向巴西提供1200萬美元援助（占馬克宏2千萬的60%），由此推算，法國馬克宏、德國梅克爾等剩下五大國總共才捐800萬美元（如果他們真捐的話，那也少到如同一個銅板），這是不是政治作秀？所以巴西政府斷然拒絕：別跟我「秀」了！ 更惡劣的聖母婊，就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做的與說的正相反！例如在全球扯著嗓子到處高喊節約能源的環保大將、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據電力局記錄，他家的用電量是平均美國家庭的20倍！他家有20個房間，8個浴室，電控大門，巨型電力恒溫游泳池。 左瘋歌星瑪丹娜同樣虛偽，她乘私人飛機到世界各地開《保護地球》的環保演唱會，里程相當繞地球9圈，飛機放出的廢氣達3萬公噸。是不是嚴重污染地球？據當地記錄，瑪丹娜家的垃圾是平均美國人的100倍！ 好萊塢環保左瘋、男星喬治.克魯尼更令人嘔吐：他在眾人面前開節能的電動汽車，沒人看了就開費油的大型SUV越野車 。好萊塢的另一個高喊環保的左瘋女星芭芭拉.史翠珊家裡有12000英尺空調馬廄，每年水費22000美元（澆灌大草坪）。 他們不僅唱高調，占道德高地，裝模作樣，更利用綠能環保發財。高爾卸職副總統時的資產是200萬美元。自從高喊環保，乘專機（浪費多少汽油）到處演講節省能源、並獲得政府綠色能源項目後，他就發了大財，連左派《紐約時報》都稱他變成「綠色億萬富豪」。前兩年他的資產就已達4億美元，是他卸任副總統時家產的200倍！ 瞭解這些背景，人們就知道高爾、瑪丹娜、克魯尼、史翠珊們，還有馬克宏等西方左派，這次為什麼群起攻擊巴西總統，這麼重視亞馬遜大火了。他們是想蹭這把大火，使他們自己滿面紅光、光彩照人、偉光正。但在有常識者眼裡，這把大火更照出了左派們虛偽、矯情、虛假（用假照片）和偽善的「聖母婊」本相。 （2019年8月30日於美國）

習近平政權很可能採取「拖」的戰術，進行宣傳恐嚇戰，通過控制內地網絡，在窒息一切支持港人聲音的同時，保留那些對香港人喊打喊殺的文宣、網民帖子；同時軍事演習，軍車進港等等，構成恐怖氛圍，達到其目的。

美國人口只占全球4%，但經濟規模占24%，軍事占近40%，諾貝爾獎占40%！美國的資源、面積、人口都不是世界第一，建國歷史又只有短短二百多年，為甚麼能建成這樣強大的民主國家，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強？ 最近美國歷史學家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出版的新書《開拓者：把美國理想帶入西部的拓荒英雄的故事》（The Pioneers）再次為世人提供了線索。 麥卡洛是知名歷史學者，寫了很多關於美國歷史的暢銷書，關於第二任總統的《亞當斯傳》，關於美國獨立戰爭的《1776》等，都很受好評。他獲過兩次「普立茲獎」，兩次「全美圖書獎」。 我曾撰文評介他的專著《1776》。這次讀完他的新書《開拓者》，感覺它與《1776》一樣膾炙人口。該書一出版就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至本文截稿，已9週在第一或第二名）。這不僅因今年86歲的麥卡洛是資深史學家（這是他的第13本專著），還因為他能把歷史寫得像小說般吸引人，語言通俗流暢，情節引人入勝。《紐約時報》評論家John Leonard曾誇讚麥卡洛「沒有能力寫出壞的文字」；他還被譽為「敘述歷史的藝術大師」。除了文字，更重要的是麥卡洛的歷史書有堅實的事實根據，並貫穿強烈的美國理想精神。這最後一點可能是最讓讀者著迷的。 美國前往中西部的拓荒者，面對許多艱險，包括疾病、動物，以及印第安人的攻擊。圖為拓荒者的遺體被發現。Getty Images 膽大包天的美國人 麥卡洛的《開拓者》寫的是1776年美國獨立後，美國人從東部（新英格蘭地區）大批遷徙到中部，建立俄亥俄州的經歷。這是美國人口的第二次大遷徙，第一次是大批歐洲移民（尤其清教徒）跨海來到美洲大陸。只是從這兩次人口大移動就可看出美國今天成為世界強國的歷史因素： 第一，美國是由充滿冒險精神、追求發財致富的勇敢者建立的。 當年沒有飛機，船的質量差、速度低，從歐洲到北美橫跨大西洋要航行三個月！今天即使現代化豪華遊輪，讓人連坐90天，也會令人望而卻步。那時更無天氣預報，90天漂泊在風雲變幻、一望無邊的大西洋上，一場暴風雨，就可能船沉人亡。那時更沒有冰箱，90天航程，食物腐爛，還有疾病襲擊，很多乘客死亡。像美國先賢潘恩1774年從英國來美國，在船上就得了熱病，抵達時被毯子裹著抬下船，經搶救才活下來。但當年就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心靈強大者，敢於橫跨大西洋來到北美尋求新人生！美國是由膽大的、有冒險精神的勇敢者創建的！ 麥卡洛的新書，寫的是美國的第二次人口大遷徙。這個從麻州等新英格蘭向中部的開拓之旅，其艱難程度不亞於之前橫跨大西洋。《開拓者》記錄的主角之一的卡特樂牧師（Manasseh Cutler）最早領導48人到密西西比河畔的俄亥俄開拓（最小19歲，最大67歲，全是男性），從麻州啟程，主要是步行，到達俄亥俄也是用了三個月，其中翻越一座山就用了30天。他們不僅離開妻兒和家園，旅途艱辛，到達俄亥俄面對的更是最原始的森林等環境，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開山闢地，建造家園：首先是伐倒樹木，開闢耕地。據麥卡洛查到的史料，有棵古樹大到繞一圈有41英尺，裡面可供六人騎馬遊行。除了開拓土地的艱辛、天花熱病的打擊，還要面對動物的襲擊，尤其是狼群的虎視眈眈，更有印第安人的攻擊。這些拓荒者在蓋住宅的同時就建崗哨砲台。印第安人攻擊這些歐洲裔的拓荒者一旦得手，就不論男女老少一律殺光，還把人的頭皮剝下當戰利品。即使有這些艱難和危險，第一批拓荒者成功建立居民區的消息傳開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冒險者、要發財致富的新生活追求者。到1815年（28年過後），僅僅是俄亥俄州，就從最初的48名開拓者增至50萬人口！ 1620年，人們熟知的「五月花號」船在抵達美國前就在海上訂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誓言他們要建立一個神的國度，一個有精神、有信仰、有道德的新家園。Getty Images 建立一個神的國度 第二，美國是由宗教信仰、道德倫理作為底座建立的。第二次人口大遷徙，人們渴望到中部發財，因每個拓荒者可獲最少8英畝土地。組織開拓公司的卡特樂牧師，他投資的股份可分到土地4,692英畝。但如果人們只為致富，或為發財不擇手段、弱肉強食，甚至搶奪欺騙，那美國的資本主義就不會有今天。麥卡洛的書再次證實，美國的原始資本主義發展伴隨著強大的宗教情懷，是清教徒（基督教新教）的倫理、道德制約著這場發財致富的開拓商業熱潮，使這個過程有方寸、有底座、有規範。 人們熟知的「五月花號」船從歐洲抵達北美大陸是1620年（明年是400週年），船上的清教徒（在歐洲被迫害的異教徒）在抵達前就在海上訂了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誓言他們不僅是尋求豐腴的物質生活，更要建立一個神的國度，一個有精神、有信仰、有道德的新家園！ 基督教的新教倫理等，在美國初建之中起到極為特殊的道德引導作用。它等於把美國最早開拓者那種強烈的發財願望和衝動，制約在一個理性、常識、道德的框架之內。1831年到美國考察的法國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也觀察到：「美國人的追求財富和信奉自由是合二為一的；宗教使美國有了德行的性質。」他甚至做出這樣的結論：「宗教使美國得以建立。」就是信仰和道德為美國提供了立國精神根基。 在法國學者托克維爾考察美國188年後，美國學者麥卡洛的書同樣發現這個祕密：美國是基督教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財致富精神的結合。上述的美國牧師卡特樂等48人從麻州啟程要去700多英里之外的中部開拓時，他們的出發儀式是在教會舉行的，他們相信這是上帝的指引，讓他們去俄亥俄州開拓、建居民區、發財致富。攜帶工具的馬車原來命名是「冒險號」，後改為「五月花號」，這個名字本身就說明他們要繼承當年跨海抵美的清教徒要建立神的國度的精神和願望。在麥卡洛的書裡，這些開拓者最多強調的還不是個人發財，而是mission（使命）和cause（事業）。 在去俄亥俄州開拓之前，他們就約法三章：一，絕對的宗教自由；二，重視教育（辦學校）；三，不許有黑奴制。現在俄亥俄大學的Cutler Hall（校長行政大樓）就是以卡特樂牧師命名的，他是這所大學創建者之一。麥卡洛用三個詞形容這些開拓者：good, sound, common sense（善良、強壯、有常識），他們像五月花號新教徒那樣「心靈強大」（strong-minded）。 物質財富與精神文明的結合 正是基督教的信仰、道德、倫理等，使這些爭相發財致富的開拓者能夠平等相處，團結一致挑戰大自然，對付疾病及印第安人的威脅，並能夠地方自治，通過陪審員判案，體現人民主權原則，實現法治。但他們沒有專業司法人員，連拓荒區法官也是義務的，而且乘車去外地法庭的費用也自理。一個農民，上午種田，下午作為法官去判案，只有美國有這種司法奇蹟，當然最後定有罪或無罪的，是由平民組成的陪審團，憑常識、常理判案（今天也是如此）。 這種陪審員制度的人民主權，法治，包括選舉等地方自治，形成了美國最初的以平等（而不是歐洲貴族制）、自由（當時世界其他地方是各種形態的專制）為核心特徵的民主制度！ 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個體主義、發財致富，和基督教的道德信仰、新教倫理等結合在一起，孕育出一個全新的精神文明和物質繁榮融為一體的強勁發展的美國：1776年美國獨立時人口300萬（法國當時是2,400萬），到1831年托克維爾抵美考察時，美人口已增至1,400萬，他預測百年後美國人口將達1億，但1931年美人口就達1.2億；今天是3.3億。法國人口從美國大革命至今增幅不到3倍（現為6,700萬）；而美國人口增加了110倍！ 麥卡洛全書的最後一句話是：這些美國早期的拓荒者，「他們完成了預定的目標：不是為金錢，不是為占有，不是為名望，而是去提升生命的質量，增加創造的機會，最大程度地推動美國理想。」 在《1776》的序言中麥卡洛曾感嘆：「那些少數的勇敢者，給美國建立了紀元，我們後人對他們必須感恩。」今天閱讀《拓荒者》，更有這種感恩之情，不僅對建國先賢，更對這些普通的開拓者，他們奠基了今天經濟蓬勃的資本主義和新教倫理相結合的偉大美國。

  所謂左右派，從宏觀歷史角度，實質可視為Man與Men之爭。美國選擇的是man的價值，重視個人自由，就是個體主義，法國走的是men的道路，推行集體主義。圖／PIxabay 美國是世界唯一超強，又是自由世界旗手。美國哪個黨執政，被哪種政策主導，不僅事關內政外交，也影響整個世界。雖然距明年11月大選投票還有一年半，但美國兩黨都已投入選戰，要爭奪世界最有權力的白宮，更是爭理念、爭政策主導權。這次美國大選，將比以往的選舉更強烈體現西方的左右派之爭。 所謂左右派，從宏觀歷史角度，實質可視為Man與Men之爭。兩詞只有中間一字母（a與e）之別，代表的卻是人類的兩種想法、兩條道路，最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一條帶來的是憲政民主制度和繁榮經濟，另一條帶來的是獨裁暴政和赤貧落後。 Man和Men的價值不同，可從近代兩場重要革命及結果看出：1776年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結束了英國殖民統治，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法國大革命推翻路易王朝，建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史家之所以把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稱為「姐妹革命」，因兩場革命前後距離僅13年，且都發表人權宣言，主張自由平等民主等，似乎理念一致。 法國革命是斷頭台 美國革命是憲政 但兩場革命的結果卻截然不同：美國革命，建立的是憲政民主；至今240多年，政局穩定，強大繁榮。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卻是斷頭台的恐怖統治，大革命高潮的1793年就有17,000人被送上斷頭台，最後是拿破崙稱帝，動盪了百年。 為甚麼會有這麼不同的結果？祕密就在Man與Men的不同：單數的man是指重視個人自由、個人權利，也就是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複數的men是強調群體、多數，即以人民的名義推行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美國選擇的是man的價值；法國走的是men的道路。 美國的man價值，可從其立國之本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看出。獨立宣言強調人有三大權利：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三大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天賦的，神聖不可侵犯。它是指個人（man）的權利，不是集體（men）和政府，更不是國家的權力。美國憲法把《獨立宣言》這三大個人權利法律化，其主要精神是兩句話：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 美國整體制度設計是：防範多數暴政和以多數名義侵害剝奪個體自由，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權利。 美國《獨立宣言》通篇都沒有提到「民主」，更沒有「建立強大美國」等字樣。這絕非疏忽，而是刻意防範以「民主」之名剝奪個人權利，更是避免國家主義。也就是早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之前十多年，美國先賢們就智慧地認知到，必須避免法國大革命那種以人民（men多數人）的名義進行的暴民政治和斷頭台！ 今天，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超強，不是因其幅員遼闊（美國面積不是世界第一），也不是資源豐富，更不是人口眾多（美國人口不到中國、印度的四分之一），而是因為美國堅持實行其《獨立宣言》和《憲法》的基本原則，以Man為主體，視個人權利至上。兩百多年來，尤其是在過去這一個世紀，推崇集體主義價值的左傾勢力，不斷試圖把美國拖向偏離獨立宣言和憲法精神的軌道，但以中產階級為中流砥柱的美國人民，頑強地維護著美國立國之本的傳統價值。所以迄今為止，美國仍是全球最保護個人權利的國家。 與美國相反，法國大革命雖也發表《人權宣言》，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等，但其指導原則是一切以「人民意志」為準，也就是羅伯斯庇爾（被送上斷頭台的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家）們視為精神導師的盧梭提出的「公意」（General will）。盧梭提出：「民主社會應該擁有一個公意，相當於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如果說在美國是個人權利至上，在法國則是「公意至上」。在這個人民共同意志的「公意」面前，個人、個人權利都是第二位的，甚至可踩在腳下。法國革命者在強調公意的同時，把「統一」（國土統一；想法統一）也提到至高無上地位。當時羅伯斯庇爾們甚至把「國家統一」絕對到這種程度：「我寧願讓2,500萬法國人死去10萬次，也不讓一個人毀滅『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一次。」 多可怕的思維！問題是，甚麼是公意？誰決定公意？誰代表公意？法國大革命展示的是，誰掌握了權力，誰就決定甚麼是公意。然後就可用「公意」之名，任意把人送上斷頭台，包括大革命的主要領導人羅伯斯庇爾本人也沒逃過這個命運。 美國革命的成果是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所謂憲政，就是重視法治、保護個體權利為核心，非常強調程序正義（注重程序和規則），尤其是保護少數人的權利；給政治反對派空間，並把反對派的存在視為民主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把任何反對派聲音都作為「反動派」而扼殺，甚至送上斷頭台。 共產革命和納粹都是左派思路 法國大革命的升級版，就是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毛澤東的共產革命。他們把法國大革命的以人民名義（公意）進行恐怖統治發揮到極致，用古拉格、勞改營等窒息和埋葬了所有政治反對派，以人民名義（公意）剝奪了個人財產（土地國有化），用計畫經濟和計畫政治，把所有人都圈進《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的鐵幕。 區分左右派的重要標準，是怎樣對待個人權利。用這個價值來衡量，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也不是所謂極右派，其本質是極左派。Nazi（納粹）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字母縮寫，它強調的是國家主義（典型的集體主義）、政府壟斷、照顧工人和弱者、公眾利益至上等；這與羅伯斯庇爾的法國大革命思路、列寧的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蘇維埃等，都在一個思維軌道。 納粹軸心國之一的義大利，在同樣推崇社會主義的墨索里尼領導下，也是實行非常左傾的政府包攬政策和國家主義。墨索里尼尤其迷戀社會主義；這個喜歡點文學的獨裁者對社會主義有過不少歌頌的論述，其思路和口氣，如果不看署名，會誤以為是當今西方左派政府領袖的講話。 美國思想家安蘭德（Ayn Rand）60年代在波士頓的一場演講中，列出這樣的字句：「我們要求政府義不容辭地擔負起為公民提供就業和謀生的充足機會。……個人的活動不得與集體的利益相衝突。」「我們要求分享企業的利潤。我們要求給予老年人更多的照顧。給有天分的窮人孩子更多教育經費。」 安蘭德問在場的美國聽眾，這是誰說的話？很多人回答，應該是（當時執政）民主黨總統甘迺迪。結果這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通過的政治綱領。 在場的美國聽眾之所以誤判，因為甘迺迪等左派民主黨就是同樣的思路：公眾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甘迺迪的名言是：「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甚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甚麼。」這個問句就是國家利益至上，而不是個體權利。希特勒的助手、納粹宣傳的理論設計師戈培爾曾說，納粹主義的最高原則是「公共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2009年美國出版一本獨特的書《自由派法西斯主義：美國左派的祕密歷史，從墨索里尼到政治的變化》（Liberal Fasc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From Mussolini to the Politics of Change），該書把美國左派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納粹連到一起，提出美國的自由派，實質上是一種法西斯主義，因為兩者都崇拜國家主義，都嚮往社會主義，都要通過政府力量來主導人類生活。 文明是個人從集體解放出來的過程 寫出《巨人聳聳肩》和《源泉》等哲學小說、推崇和傳播個人權利理念的安蘭德一生痛斥共產主義和法西斯納粹，指出他們極權主義的核心理論是集體主義。同時安蘭德也一生與西方左派戰鬥，指出他們熱衷推行的是「善意的集權主義」、次級集權主義（quasi-totalitarian）。即以好的出發點，但最後都是剝奪個人權利。今天西方左派在對待私有財產、個人權利上，仍是「公意」決定一切的盧梭傾向；也就是用「公共利益、人民利益」等為理由，剝奪個體權利，通過高稅收搶奪私人財產，然後財富二次分配。 指出社會主義是《通向奴役之路》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海耶克在其專著《自由秩序原理》中，把高稅收（包括累進稅制）描述為「一種溫和的搶劫方式」。因為高稅收是強制的，不繳稅可能坐牢。 對於高稅收，安蘭德在〈建造紀念碑的人們〉（The Monument Builders）一文中精闢地指出，「任何人聲稱『有權』對其他人創造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他都是在聲稱自己『有權』把人類當作奴隸來對待。」這位當年從紅色蘇聯逃到美國的傑出思想家說，「社會主義的核心特徵是否認個人的財產權。」那些用各種公眾利益的名義要剝奪你財產的人，就是要剝奪你的人權。因為「不存在對於人權和財產權的兩分法。沒有財產權就不可能有人權。」 今天西方左派，包括美國的民主黨等，就是用平等的名義（法國大革命最熱衷的口號是平等），剝奪勤勞致富者的財產和個人權利。按安蘭德的理論和邏輯，喪失私人財產權，就是沒有了人權。 與左派相對立的右派，其哲學的根本點是美國憲法確定的「個人權利至上」。基本理念是信奉資本主義，強調「自由」和「競爭」，推行減稅（讓人民擁有、支配自己的財富）、小政府（政府只是保護人民安全的「守夜人」，規模越小越好）、低福利（盡量控制福利，以避免養懶漢）、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敗，而不是平分財富）等政策。 從根本上來看，西方的左右派之爭，就是man和men的理念之爭。這種較量和搏鬥不僅有長久的歷史，而且目前完全看不到結束的曙光。也許這是人類的宿命，也可稱為文明建立的過程。 安蘭德在她的《源泉》一書中把文明定義為：個人（man）從集體（men）解放出來的過程（Civi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setting man free from men.）。 ——原載台灣《看》雜誌2019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