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48小時，台灣大選將投票揭曉。我預測，綠營將獲得橫掃般的勝利，不僅贏得總統府，還將在國會（立法院）獲得過半席位，從而出現首次綠營掌控府院的政治局面。   做出這種判斷有兩個根據：一是綠營候選人的民調一直大幅領先。二是台灣民間燃燒著對馬英九、國民黨的強烈不滿情緒。   上次「九合一」（地方縣市長和議員改選）時，就因為這種情緒高漲，導致國民黨慘敗，包括輸掉台北市長。在「九合一」前我曾做視頻預測「綠營會大贏」。而今天台灣人民的不滿已超過「九合一」的時候，現在是「十合一」的情緒！   這次大選結果，將會是1949年蔣介石國民黨從中國撤退到台灣以來的最大一次失敗。   將發生這樣局面有很多原因，其中主要是台灣人民對國民黨執政八年的強烈不滿。馬英九的民眾支持率降至9%，在全球民選國家中是最低的（第二低是發生恐怖襲擊，經濟嚴重衰退的法國總統歐蘭德，是12%）。   台灣在馬英九執政下還有一項全球第一：大腸癌的發生率。全球近200個國家，台灣卻拿到這樣兩個「第一」。真是讓台灣蒙羞。   馬英九的無能，首先體現在經濟層面，而這影響到千家萬戶。馬英九競選時承諾「633」：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6%，人均收入3萬美元，失業率降至3%以下。   但馬英九的「633」全部跳票，不僅哪個都沒兌現，而且差距很大：據台灣主計處統計，八年來台灣平均經濟成長率2.85%，還不到承諾的6%的一半。也遠低於上任總統陳水扁執政八年的平均值（4.86%）。在馬英九八年執政下，台灣的平均失業率為4.47%，也遠高於承諾的3%以下。現在台灣人均收入是2萬2千多美元，更是比承諾的三萬美元差一大截！   早就有人諷刺說，馬英九的「633」其實是：6%失業率、3%經濟成長，30%的房屋漲價。   馬英九還曾誇海口，他當選後讓股票升到2萬點。我曾就此撰文批評，因為在西方國家，沒看到任何總統候選人敢誇口把股票升到多少點。股票是難以預測的，連被稱為「股神」的巴菲特，也主要致力研究企業實力，而不是押寶股票。馬英九說出這種「經濟盲」的話，就已預示了台灣經濟的黯淡前景。   今天台灣的股市別說2萬點，截至本日，才是7742點，比八年前馬英九就職總統那天（2008年5月20日：9295點）還低一千多點。股票2萬點已成為 「馬氏經典笑料」。   在馬英九八年執政下，台灣更加走向「希腊化」：國營化，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入不敷出，舉債度日。希腊國家負債占GDP達171%，台灣的整體債務已高達156%。希腊退休金所得替代率高達100%，台灣退休公務員平均所得替代率同樣在89%-102%之間。希腊的退休年齡為57歲，台灣公務員平均退休年齡為55歲，超過希腊。   台灣經濟出現嚴重問題，還跟馬英九的中國大陸政策有關，因為國民黨一面倒傾斜中國，甚至要強行通過所謂「服貿協議」把兩岸經濟更加捆到一起，等於台灣的產業更被中國掏空。   馬政府更敗筆的是政治上的國共兩黨合作，導致台灣的地位更被矮化，等於擺開架勢國共要主宰台灣的命運和未來。   這一切都導致台灣社會的反彈，民間孕育著強烈的不滿情緒。而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又不斷採取「自殺性」的政策，等於自我雪上加霜。體育比賽常有「三連勝」令人鼓舞，而國民黨卻策略混亂而出現「三連錯」，導致三連敗：   一是九合一時的台北市長人選，居然選擇連戰的兒子連勝文。其實當國民黨選定連勝文那一刻，就已預示了敗選。因連勝文連當選過哪怕「里長」的經歷都沒有，完全是個不知人間疾苦的公子哥。在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人們對官二代、富二代沒有好感的情況下，國民黨的選擇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而且連戰帶兒子去拜見中國獨裁者習近平那一幕，等於擺明了連家父子要做共產黨在台灣的代理人。台灣人民的憤怒可想而知，結果用選票懲罰了國民黨。   二是競選前期選擇洪秀柱做總統候選人。洪的急統政見不僅跟台灣社會嚴重脫節，而且她的紅衛兵潑婦形像更令人嚴重反感。選擇連勝文如果是悲劇，那麼選擇洪秀柱就成為鬧劇，是國民黨的自我小醜化。   三是雖然國民黨看到大事不妙（士氣低落），用朱立倫取代了洪秀柱，但朱立倫的「不精明算計」人們看得清清楚楚：他開始時認為自己沒有當選的可能，所以這位會計學博士算計了一下，放棄參選，全力挺柱，為自己將來參選留後路。在國民黨士氣低落，怨聲載道，以致威脅到他的黨主席位置時，又違背承諾，高調參選，通過計謀幹掉了他尊稱的「洪阿姨」（黨內同志居然以「阿姨」相稱，自我掉價到幼稚園小朋友位置）。且不說朱立倫以微弱多數當選新北市市長之後，信誓旦旦絕對幹滿四年，絕不參選總統，這次是完全毀約；這種先是不選，後又算計掉洪秀柱的朝秦暮楚，變來變去，讓人更看清朱立倫的不敢承擔、不守承諾、沒有人格統一性的小政客本質：朱立倫簡直成了不倫不類的代名詞。   國民黨的連續荒腔走板，加上馬英九的無能造成的經濟和政治混亂，激發了台灣社會的強烈反彈，對國民黨的厭惡升級到痛恨的程度。「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民意之聲響徹台灣社會。   雖然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但如果有更多的台灣人出來投票，綠營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那就會起到三個效果：重創國民黨，教訓共產黨，給未來綠營政府的改革提供更堅實的民意基礎。   國民黨跟對岸的共產黨一樣，也是只認實力。只有被選票重創，再次慘敗，它才可能反省、改進。而國民黨的慘敗，就是台灣人民用選票教訓背後給國民黨撐腰的對岸共產黨。在中共獨裁者更加倒行逆施、嚴酷鎮壓異己之際，國民黨的慘敗，等於台灣人民給了共產黨當頭一棒，也是給渴望自由的中國人出口氣！   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綠營獲得壓倒性的勝選，才會給綠營總統大刀闊斧改革舊體制提供民意條件。陳水扁雖然執政兩屆，但第一任他的得票率才39.3%（宋楚瑜拿36.8%，連戰23.1%），第二任雖然過半，只贏了0.228%，又有連宋絕食抗議不承認選舉結果，大鬧天宮，導致難以施政，更別說國會是國民黨為主導的泛藍占絕對多數，讓你什麼議案都無法通過。所以，這次綠營如果能夠在府院都大幅獲勝，才會為台灣的真正變革提供一個嶄新的契機。   我相信綠營這次會大獲全勝！十六日開票晚上，讓大家一起舉杯，慶祝台灣「變天」，慶祝民主在台灣的勝利！   2016年1月14日於美國 2016-01-1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日本和南韓最近就爭執的二戰「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日方賠償十億日圓，並向南韓道歉。雖然輿論認為這有助於日韓關係發展，是雙贏，但其實這是韓國朝野耍無賴、糾纏的結果，並不是什麼道義勝利。因為在這個事件上，南韓有缺乏法理、罔顧事實、雙重標準等三大問題。 第一，缺乏法理。 二戰結束已70多年，當年的慰安婦問題，按法理應隨二戰的後續處理（條約等）而結束。當年美國、英國、蘇聯等主要參戰國都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主要考慮不能讓一個國家因賠款而難以重建），1952年中華民國也通過《日華條約》放棄索賠，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跟日本簽署《中日友好條約》也放棄對日索賠。其它沒有放棄索賠的參戰國，像菲律賓、緬甸、印尼等相關20多國，日本當年都給予了賠償（總金額五千億日元）。 南韓不是參戰國，但韓國一直跟日本糾纏，要求賠償。後在1965年韓日建交時（今年是50周年）雙方簽約，日本賠償韓國3億美元（超過上述賠償的印尼、緬甸等參戰國）。二戰慰安婦問題，屬於戰爭期間行為，按法理已包括在上述戰爭賠償之內了。而且當時韓日條約也有二戰問題「完全且最終」解決了的字句。 但近年隨著反日、民族主義狂熱，韓國朝野卻重新提出日本要對「慰安婦」問題道歉、賠償。這明顯違背常識常理。因為如果當年韓國覺得日本賠償不夠，可以繼續要求，或者不簽約。五十年之後再出爾反爾，違諾棄約，就是耍無賴，無理糾纏。 如果按照韓國的邏輯，那麼美英和中國等也可違背當年條約，重新要求日本對二戰賠償。當時盟國戰死的官兵和平民生命多少價？起碼絕對超過至今仍在的那些慰安婦。如果都這麼違約索賠，那世界就亂了套，以後誰也別簽約，因為沒有用。 南韓人做得更過份的是，他們居然在日本駐首爾大使館前立了一個慰安婦雕像，公開羞辱日本。哪國都有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但堂堂韓國政府竟然批准立這種雕像，如此不顧外交禮節地支持群氓暴民。一個政府作出街頭小痞子的行為，真是南韓的恥辱！ 美國的珍珠港曾遭日本襲擊，中國更遭日軍全面入侵。但美國政府絕不會允許在日本駐美大使館前樹立紀念珍珠港雕像，連北京都沒有在日本使館前樹立南京大屠殺雕像。因為外交問題，歷史問題，應通過外交手段、正常法律途徑解決，而不能採取流氓手段。可是韓國政府（左右派均如此）就允許在日本大使館前立慰安婦雕像這種撒野的行為，展示出南韓朝野的不理性、不明事理、不可理喻的一面。 毛澤東政權當年也跟日本簽約放棄了索賠，所以後來雖有中國大陸民間團體到日本打官司，要求對慰安婦道歉賠償，但中國政府就沒有法理提出來。而且到日本打官司的中國慰安婦最後都敗訴，因日本最高法院的裁決，就是依據中國政府已簽約放棄索賠；把慰安婦問題列入二戰索賠的整體之內，否則就沒法了結了。 現在像南韓這樣耍無賴的還有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看到韓日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馬英九政府（民進黨也同調）也提出要求日本道歉賠償。這種要求同樣違背常識常理，因台灣兩大黨都說認同「中華民國」，那憑什麼不承認中華民國跟日本簽署的「放棄索賠」的條約？這不是跟南韓一樣不講理、胡攪蠻纏嗎？他們懂不懂違約、不講信譽是多麼無恥的行徑？ 當然，以外省人為主的國民黨有強烈反日情緒，他們無視今天的民主日本完全不同於當年的軍國主義日本這一事實，更罔顧當今世界除美國外，日本是最支持台灣、對台灣安全最具保護意義的盟國這個事實。日本在安倍內閣下通過法律，把台灣安全直接列入日本的考慮之內，等於是：中共如貿然動武，台灣屬於日美聯手保護對像。馬英九的國民黨反日，可想而知（和民主的日本相比，他們毫不掩飾地更親近對岸的獨裁政府），但民進黨也跟著起舞，說明他們也不掩飾自己已成為「小國民黨」的現狀！ 第二，罔顧事實。 南韓強調，當年日軍的慰安婦是強徵的，是「性奴」。但日方指出，當年沒有武力捕捉女性當慰安婦的國家政策，設立慰安婦是為了防止日軍性侵違紀。這後一條理由，可由日本二戰投降後自己招募了數萬日本女性為美軍做慰安婦看出，他們的「目的是通過慰安婦的特殊服務，保護其他婦女和幼女免受凌辱」。但這種設置後被美軍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取消。 日本的第一個理由也有歷史根據：一是據統計，日軍慰安婦60%是日本女性。日軍如用武力捕捉本國女性做慰安婦，在日本是行不通的；這個數字本身也說明，多數慰安婦不是強徵的。二是從當年韓國報紙廣告也可看出不是強制。例如當年韓國《京城日報》（1944年7月26日廣告：「慰安婦至急大募集」）、《每日新報》（1944年10月27日廣告： 「『軍』慰安婦急募」；行先 ○○部隊慰安所）的廣告都證明，不是武力強迫。上述廣告說慰安婦薪水300日元，而當時京城帝國大學畢業生的薪金是75日元。有研究者指出，很多慰安婦的收入超過日本士兵，甚至軍官。這跟今天自願的妓女一樣，也是因為賺的錢遠超過普通工薪階層，才自己選擇的。 據史料記載，中國最早的日軍慰安婦，是1931年日僑在上海虹口經營的四家妓院轉成日本海軍特別慰安所。當然後來會有被誘騙，甚至強制等。因為二戰中日軍都有燒殺輪姦等暴行，那種侵略性質，導致慰安婦制度當然會遭受更大質疑和譴責。不管怎麼說，設立軍隊慰安婦都是不人道的，是個歷史錯誤。但不能因為是歷史錯誤，就可編造誇大，一切都應尊重史實。 在罔顧事實方面，最呼應南韓的也是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馬英九的教育部修改高中課綱，論述慰安婦時增加「被迫」兩字。支持國民黨的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康淑華甚至武斷地發聲明說，所有慰安婦「當然是被迫的」。 當時還是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洪秀柱更是高調呼應：「如果到南韓說『慰安婦是自願』，會被打死。」這種有不同意見就要被「打死」的邏輯，顯示洪秀柱跟南韓的群氓暴民同樣思維。 台灣的慰安婦爭議變成藍綠政治，國民黨泛藍勢力為了反日，炒作慰安婦問題，呼應對岸的共產黨（及愛國憤青）。九十年代馬英九當法務部長時，就跟要讓共產黨再活一千年的流氓惡棍李敖等炒作慰安婦問題。馬英九當時還拍攝了慰安婦公益廣告，李敖則做「珍藏品義賣」秀，來煽動慰安婦反日。 但馬英九、李敖、洪秀柱們用慰安婦問題反日，遭到台灣學生的反彈。2015年7月，台灣學生發起反課綱運動，指出「教育部有什麼證據說慰安婦百分之百都是被迫的？」在台灣立法院，有藍綠議員更就此針鋒相對。這就是台灣比南韓「先進」的地方，在韓國，朝野都不敢質疑這一點，即使右派的朴槿惠政府，也隨著反日的民族主義狂熱起舞，真是丟了本應是理性的右派的臉。 第三，雙重標準。 無論當年日軍出於什麼考慮，日婦占多大比例，設立慰安婦都是反人道的政策，都應該譴責。但問題是，韓國在這個問題上持雙重標準，內外有別。 如果朴槿惠政府和韓國人認為「慰安婦」是不人道的，日本應道歉賠償，那麼韓國自己設立的慰安所（為駐韓美軍）怎麼解釋？近年有120多名當年給美軍的慰安婦要求韓國政府道歉賠償，為什麼韓國政府固若罔聞、不予答復？ 史料記載（維基百科「慰安婦」詞條也有），二戰末期，美國和盟軍進入亞太戰場，韓國為防止盟軍騷擾當地婦女，也為美軍招募慰安婦、設立慰安所。根據韓國媒體展示的當年朴正熙總統簽字的文件，當時韓國有服務美軍的慰安婦9935人，慰安所（稱為基地村）有62個。英國BBC記者史蒂文.埃文斯2014年底發自首爾的報道「記者來鴻：韓國曾為美軍紅燈區開綠燈？」就揭示了這方面史實。 2015年初被報道的美國公文展示，韓國在越南戰爭時期也曾在越南建立過韓軍慰安所（當時南韓累計有30萬軍隊在越南配合美軍作戰）。更不要說，有報道韓國軍人在越戰時曾強姦越南婦女並拋棄越戰混血兒。 倖存的120名韓國（服務美軍的）慰安婦要求自己政府賠償每人一萬美元，但至今未獲朴槿惠們的答復，既不道歉，也不賠償。韓國本身的媒體，對此也多裝聾作啞，但對日本（慰安婦問題）卻聲嘶力竭地叫喊要正義、要公道。 在持雙重標準上，台灣跟南韓也「同醜相憐」。馬英九們在譴責日本設立慰安婦不人道、損害女性時，卻不檢討國民黨也曾為國軍設立慰安婦（官名「軍中特約茶室」，俗稱「軍中樂園」）。台灣這種軍娼制度，五十年代建立，九十年代才取消，前後四十多年。雖然多數慰安婦是自願的，但也有報道有些被誘騙，甚至被議員政客夥同人口販子買賣而致，甚至有黑道介入，未成年少女被迫成為雛妓。 但馬英九和女權救援會，以及李敖等痞子們，談到日軍慰安婦就義憤填膺，但對台灣本地婦女受害者（國軍慰安婦）卻避而不談。所以馬英九們對日本慰安婦問題之「憤怒」，根本不是出於對女性的同情，而是玩政治，反日需要，否則他們不應這麼雙重標準。 對慰安婦問題，日本首相早就認錯道歉。小泉純一郎首相曾表示，「對於慰安婦所遭受的難以估計的痛苦，感到悔恨及自責。」雖然按照前述的法理（已有解決了二戰問題的日韓條約），日本可不理韓國的糾纏，但這次安倍首相出於改善日韓關係、強化美日韓聯盟（以制約中共在南中國海的擴張，並聯手反制北韓）等戰略考量，而代表日本正式向韓國道歉並賠償。 其實早在九十年代，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就倡議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會，通過民間募款和政府資助的形式，要給每位慰安婦500萬日元的賠償金。但韓國眾多民間團體發起募捐活動，向每位拒領日本賠償金的慰安婦支付相同數目的金額。由於遭到韓國抵制，日本的亞洲婦女基金會後來停止運作。 朴槿惠當選總統後，跟韓國左派同調，誓言日本不就此道歉賠償，韓日關係就不改善。朴槿惠總統首次訪美在國會演講時，誠摯感謝美軍當年以巨大犧牲保住了南韓。我當時曾撰文對朴槿惠的表現相當稱許。而且從政治光譜上，朴槿惠是韓國保守派，我也曾希望她成為「亞洲的撒切爾」。但朴槿惠的後來表現完全令人失望，甚至憤怒。因她竟去參加北京的閱兵式，為獨裁者炫耀武力助威。 北京舉行的閱兵式，目的是炫耀武力，威懾台灣和國際社會。美英法德日加意等七大工業（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都拒絕參加。去參加中共閱兵式的國家元首，除了俄國的普京，還有韓國的朴槿惠。報道說美國曾予勸阻，但朴槿惠執意去給中共捧場。朴的理由是為韓國贏得更多中國市場。這不是跟當年慰安婦一樣嗎，也是為了錢！ 朴槿惠今天強調要求日本（對慰安婦問題）道歉賠償是為了韓國女性的尊嚴，但她去參加中共閱兵卻完全忘記了自己和韓國人民的尊嚴！ 尤其在閱兵式前，她被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接見那個場面，簡直是個政治慰安婦。從中央電視台的直播畫面可看到，朴槿惠不帶隨從，單獨一人被安排從遠處走向原已站立那裡等待召見她的習近平，那場面就像中國當紅的電視劇《甄嬛傳》中皇帝選妃子。朴槿惠不僅自己丟臉，作為民選總統，更是羞辱本國女性、全體韓國人民。韓國朝野不是跟日本嚷嚷尊嚴嗎？那麼對朴槿惠的這種自我作賤，怎麼就沒感覺了呢？韓國人的能耐就是對紳士撒野、對惡霸下跪嗎？ 朴槿惠覲見之後，習近平接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這個韓國人更不懂尊嚴，竟然帶著自己妻子一起向習近平滿臉堆笑，那表情很像《甄嬛傳》中幫皇帝選妃的太監。朴槿惠和潘基文這對韓國男女，真把大韓民國的尊嚴、全體韓國人的臉面，都當眾踐踏了。 看到韓國跟日本要尊嚴，要道歉賠償等，想到上述這些，感到韓國政府（包括那些民族主義狂熱的韓國人）真是令人寒心。韓國，真真成了「寒國」呵！ 2016年1月4日於美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FRA），題目：朴槿惠的欺紳士媚惡霸 2016-01-0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曹長青按語：今年79歲的劉真真女士是美國大西雅圖地區的台灣會館創館人，並曾擔任理事長。幾年前我到西雅圖演講時，她曾主持演講會。她的這篇文章，寫出了台灣人為什麼不願做日本人、不願做中國人，而一定要做台灣的主人的心路歷程。值得讀者閱讀思考。特此推薦。】 自從日本戰敗之後我的台獨思想已經確定，1945年那時我只有九歲，我就決定我們應該自己當家作主，做台灣的主人，不要做日本人，也不要做中國人。 開啟我這個思想的是我的父親，他是美國留學的醫學博士，他由中學就到日本同志社念書，大學到美國的South Dakota，得了學士學位之後，到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念醫學院，畢業後到上海擔任輔旦大學的醫學院生物系主任，後來又到北京協和醫院研究寄生蟲學，所以他對日本，美國，和中國的社會、文化都相當的了解。 日本宣布戰敗之後他就主張台灣應該由聯合國托管，我雖然不知道聯合國是什麼，但是每天聽他講就心裡有非常深的印像，等看到中國兵進入台灣之後更深深相信這絕對不是我希望的社會和國家。 中國兵在台灣的行為惡劣，殺人強姦搶劫，又經過228，我親眼看到台南市一位受尊敬的律師（湯德章）被綁在卡車上，背後掛一個牌子，寫「土匪叛徒」後游街示眾，並沿路打鼓，號召市民到公園見證叛亂者的下場。士兵叫湯先生在公園大樹下跪地，他不肯，士兵就以槍托打他，以腳踢他，然後當場開槍，並且三天不准親屬收屍，用以示眾，達到殺雞警猴的效果。這種野蠻不人道的行為讓我痛恨入骨，正如電影上早年野蠻國家的做法，竟然在我的童年的廿世紀親自看到了。 我父親和母親共同在青年路開一個青峰醫院，母親是東京女子醫學院畢業的，醫院的大門從來沒有關，不論外面有沒有人，因為病人隨時都會進來看病。但自從國民黨來了之後，店裡的東西一件一件遺失，後來連牆上的電燈泡也不見了，這是日本時代從來沒有發生的事情。國民黨統治下小偷何其多，治安壞到頂點。 有一天父親憤怒的從外面回來說「今天真衰，遇到一個中國兵，把我的自行車，手表，和鋼筆都搶走了」，那支Parker的鋼筆是Indiana University畢業時學校送的紀念品，我父親非常珍惜它，從不離身，也不讓我們碰。他的心愛的鋼筆就這樣被一個爛兵搶去了，他的心有多痛。 之後有一天半夜警察來到我家，說是要戶口檢查，就把我的爸爸和祖父從夢中叫醒，馬上帶走，不准他們換掉睡衣，直接就往台北去，經過幾天的詢問才知道他們被關在台北監獄，是什麼罪名也不清楚。消息傳來說只要拿兩條黃金來就可以放高齡的阿公，我媽媽到處去向親戚借錢，這時就有里長帶當地的軍頭來我家，要求看我們的房子，軍頭還一間一間房間點頭稱讚，說「這間房間正適合我的兒子，這間給我女兒用，這間我們夫婦用最好」，好像馬上要搬進來。我的媽媽一個女人帶了七個小孩，一直哀求，也無動於衷，軍頭以戰勝者的姿態掦長離去。 我的阿公是台南有名富豪，父親又是留美的醫師，我們的房子是依據他在美國的樣式設計的，很大而且適服，裡面有抽水馬桶，是一九三零年代台南市唯一的設備，所以是台南有名的豪宅。那個軍頭一定看了我家很久，很想占有，知道我的父親和阿公被捕之後，馬上叫里長帶他來，準備要搬進來。所幸我有一個阿姑是中國嶺南大學畢業，姑丈是她同班同學的中國人，在台北認識了一些大官，開始找門路，同時我媽媽也借到了錢，交了二條黃金之後，阿公就被放出來了，經過幾個禮拜，交了更多的金條，我爸爸也回來了，軍頭也沒有再來找我們麻煩。 後來開始實行地方自治，我的堂叔叔想參加市長選舉，警察常常到他家去威脅，叫他不要參選，最後他就放棄了。 我爸爸的一個葉姓朋友想參加市長選舉，爸爸借給他二萬元，被政府知道了，國民黨要阻止他參選，沒有成功，他們就來找我爸爸麻煩。不久有兩個操外省口音的白衣人到我家來要找我爸爸，爸爸躲起來不敢見他們，他們就要我們一定要轉告爸爸次日到火車站對面的西湖冰果店見面，借機會要向我爸爸揩油。 大學畢業後我的未婚夫因為生病無法服兵役，兵役科幾個月就來一次召集令。有一個軍官自己推薦要幫忙，每一次見面一定要在餐廳並且要他拿錢去付款，這種貪瀆的事讓他下決心，要離開這種黑暗的國家。 中國官，由大到小，由法官到軍官，到小兵，能貪就貪，能搶就搶，他們自己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根本沒有法治的精神，也沒有公平正義。 我天生喜歡仗義執言，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打抱不平，最不能忍受中國那種說一套做一套的社會。在台灣受到中學大學的教育，看透虛偽文化的毒害，來到美國看到這種開放的社會真是如魚得水，馬上就加入了台灣人的集會，積極參加推翻國民黨的活動。凡有反對國民黨的遊行我們一家五口一定參加，從小孩還不會走路就背在身上參加遊行，由紐約，到華府，到匹茲堡，到溫哥華及西雅圖，我們都沒有缺席。 由各地來的反對黨人士都是我們家的常客，主客在一起總是討論促進台灣的民主化，使台灣更進步，社會更公平，因此我們也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先生在匹茲堡當教授時認識了陳文成博士，他是我們同郷會的成員，幾次一起開車去華府遊行，也在校園裡參加研討會，舉辦演講會等活動。有一次許信良要來演講，因為美麗島事件發生，他臨時不能來，我們因為通知已經發出去，只好按時間集會，其間陳文成的一些言論都被打小報告回去了，他說了很多國民黨的惡行，並且批評政府。於是在1981年，當他帶妻子和剛才出生的孩子去台灣見阿公阿嫲時，就被警方拘捕並且拷刑致死，丟屍在他的母校台大圖書館前面。 那時我們已經離開匹茲堡搬到西雅圖，文成兄還打電話來說他要回台灣看父母，我們勸他小心一點還是不要回去，他說他沒有做錯事情，不會怕；而且他的父母很想看看這個新岀生的孫子，他為了完成老人家的期望就決定回去了。 他說在台灣時有一次坐公交車，有人想把他推下車，旁邊正好有一輛車快速開過，如果他被推下車一定會被快車壓死，幸好他身體強壯沒有被推下。國民黨在製造意外事件失敗後，就派警察到家找他去約談，從此一去不回。 他的死引起很大的震撼，國民黨政府一直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在美國任教的大學，卡那基美隆，也請美國專家去驗屍，結論是他殺。而且一個剛剛做爸爸，年輕有為的教授怎麼可能會自殺呢？政府就是不想破案也不去捉嫌犯，三十五年後的今天還是一個懸案。 我的先生很熱心同鄉會的事情，每到一個地方就被推為同鄉會的會長，又參加台獨聯盟及台灣公共事務會、人權會等反對國民黨的組織，國民黨早把他看作眼中釘，所以早就被列入黑名單。 1977年他的母親在台大醫院進入加護病房的時候，他的妹妹從台北打越洋電話來，叫他趕快回去，國民黨卻拒絕給他簽證，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回台灣看他母親最後一面。 當時聽到電話我們馬上開幾小時的車子去芝加哥辦事處申請簽證，處長出來談話要我們寫悔過書，我們問他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要悔過，我先生在醫學院當教授，做事光明正大，為什麼要悔過呢，處長說「你自己做什麼事情你應該知道，自己招來。」我的先生說「我做了很多事，哪裡知道哪一件事不中你們的意。」 談判很久都沒有結果，後來處長做一個下台階，就說「大概是你交了壞朋友吧。」我先生說「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哪裡知道哪一個是你們所謂的壞人，你說出來吧。」處長也說不出一個名字來，完全違反法治的精神。他要控告我們卻拿不出證據，最後還是不肯給我們簽證。等我們回家之後他才打電話來說可以給我們簽證，叫我們去拿，那時他母親已經過世，趕回台北已經太遲了，這種沒有人性的做法實在可惡。 1983年，他父親在台北去世，也沒有辦法拿到簽證，仍然是由我代理回台處理後事。當時我因為要照顧小孩，沒有時間去做檯面上的政治活動，所以沒有被國民黨的特務發現，才沒有被列入黑名單。 當「世台會」（世界台灣人大會）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時候，我們全家五口人都想去參加，但是只有我和兩個小兒子有簽證，我先生從一九六五年到達美國就被列入黑名單，沒有過回台加簽或入境簽證的許可，從那時候開始就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了。但是沒想到剛剛進大學一年級的大兒子David高高興興地拿了美國護照到西雅圖辦事處申請簽證，辦事處處長問他："Are you going to attend World Taiwanese Conference?" 他回答"may be"。處長聽到他可能去參加「世台會」，父親又是台獨份子，就拒絕了他的申請。對一個在自由國家長大的孩子真的不敢相信有這樣不公不義的政府，也讓他體會到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及無法無理無情。 那一年夏天我只有帶兩個小孩子去台灣參加世台會，本來可以全家高高興興一起去渡假、並且拜訪親戚朋友的機會，卻變成一家分二處的遺憾。在台灣的阿公、阿嬤也沒有機會看到他們日夜思念的兒子及長孫。 1988年，我的幾個朋友的丈夫都被列入黑名單，我們幾個太太都還有簽證，所以我們就決定一起回去台灣。其中吳秀惠醫師簽證有些問題，她也比較出名，是檯面上的人物。我們五個人一起搭同一班飛機，到達台北機場之後吳醫師被攔下來，在機場被盤問幾小時之後，被留在機場過一夜，第二天頭一班飛機就被送出去，不准她進入台灣境內。這種完全沒有人權的惡行只有國民黨才做得出來。 在還沒有離開美國的時候我就跟幾個朋友交代，並且寫保證書交給她們存著，說我絕對不會自殺，如果遇到什麼意外，請一定要向美國官方通報，調查死因，為的是不要像陳文成一様，死得不明不白，又被國民黨宣傳說是畏罪自殺。那時的國民黨為了保持政權連林義雄的母親和幼兒都會殺，什麼事情他們做不出來，殘酷無情到了極點。 我們四個比較沒有名氣的就安全入境，張丁蘭，毛清芬，葉明霞和我，被當地的同鄉接到家裡去，一路上都被跟蹤，在他家外也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自由派的報上登載有四位台獨女將代夫出征的消息，很多團體都請我們去演講。我們起初不敢答應，因為我們都是家庭主婦，只會照顧家庭，不會演講也沒有上過台。但是負責的人向我們保證，我們根本不必演講，只要站在台上讓民眾看看就可以了。事後證明果然如此，民眾想看的是哪一種人會公開反對國民黨，主張台灣獨立。 在我的故鄉台南市，演講會就在台南神學院的大禮堂，全場坐得滿滿，我在初中的一位老師到處問劉真真在哪裡，他專程來看我，記憶中的我是十幾歲，是他的幾百個學生之一，他竟然還記得我的名字。他當然不會認得我這個五十歲的婦人，等找到我時他熱烈地握住我的手，感謝我對台獨運動的付出，使我非常感動。演講會之後很多郷親來對我們說，原來台獨份子都是這麼高雅文彬，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種青面獠牙的恐怖份子。對很多同鄉來說這是第一次接觸到的台獨份子吧，和他們的想像差很大，可見國民黨政權欺騙大眾的技倆。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正好遇到法院開庭審判台獨案的許曹德及蔡有全，我們四人到法庭就坐在旁聽席的最前面，當法官說台獨有罪時我們四個人都站起來，大聲地說「我們也主張台獨，請把我們抓起來」，法官一時錯愕，不知所措。後來只好說「你們到對面警察局去自首好了」。他明明知道台獨思想本來就沒有罪，可是國民黨要他演這場戱，他也只好配合演出，所以他也不敢把我們當現行犯抓起來。 和我們同時回台的還有陳翠玉女士，她是台大護理學校的創辦人及首任的校長，退休出國之後就被列入黑名單，她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幾個城市的辦事處都得不到簽證，最後跑到新加坡才得到。已七十幾歲的她跑了半個地球回到故鄉，就病倒了。我們聽到消息馬上去台大醫院看她，在她病房外面有人監視，每一個訪客都被監視，國民黨對於一個手無寸鐵的護理之母這樣的對待實在太殘酷了，在我們探望的第三天她就去世了。 我們在台灣各城市跑了七、八天，讓便衣忙了一陣子，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他們也鬆了一口氣吧。等我們出海關的時候我們四人所有的護照簽證部分都用大大的印章蓋上「取消」，"cancel"，我們回家的路也就從此斷了。那時我高齡的母親還在台灣，每想到此就熱淚滿面，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持著，有故鄉回不得，有母親見不得，對蔣政權來說這算什麼，他們把老兵帶到台灣來不也是同樣撕裂千萬家庭嗎？ 之後我又幾次到西雅圖辦事處去申請簽證，他們都不肯給我。一個出生在台灣比國民黨還早在台灣居住的人，竟然被排除在外，這種乞丐趕廟公的行為實在令人氣憤。有一次我去申請被拒絕之後，氣憤之下把辦事處牆上的青天白日國旗撕下來踏在地上，這種影相全部被錄下來，當時辦事處大廰都有一個錄像機專門在監視反動分子。所以我就變成西雅圖的頭號黑名單人士了，每個新來的處長都會得到有關我的簡報，之後他們換了一個有玻璃框的國旗，掛得很高，我也沒有辦法再拉下來了。 有一次我們參加旅游，船上正有退任卡特總統一家人參加，總統辦一個公開演講會，我就問他對於國民黨政府這種沒有人道的作法，不讓我回去我的故鄉看我的母親，他能不能幫助我。他只說這是各國的內政問題他沒有辦法干涉，會場有一些聽眾也很同情，跑來安慰我。 幾年之後阿扁總統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來西雅圖，我把黑名單的事情告訴他。他就問辦事處處長關於這件事，他指著我們問處長：「你認為陳醫師和他太太是恐怖份子嗎？你有什麼證據嗎？」處長答非所問地推卻責任，說是國內的問題。陳水扁立委答應要去立法院詢問，黑名單的問題才被國內重視。我們很榮幸能夠有機會招待立委全家並且安排他的兒子陳致中去參覌製造飛機的工廠，他當時是十幾歲的男孩子，對於飛機非常有興趣，我那時正在波音公司就職當工程師。 在美國居住五十幾年中除了關心美國之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關心台灣的政治，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政治太黑暗，社會太不公平。依我這種愛打抱不平的個性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一定會跳出來，可以安慰的是台灣年輕的一代已經跳出來了，不像上一代的菁英都被國民黨殺光。這一代的年輕人會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是讓我非常安慰的地方。 台灣這幾十年的民主運動中我也很高興地能參與，雖然貢獻不多，但也沒有袖手旁觀。夢想的台灣共和國還沒有實現，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人民一定會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把中華民國這個爛國家丟進歷史！ 劉真真  2015年12月7日於西雅圖 參考：台灣百大人物湯徳章 http://www.taiwantt.org.tw/taiwanspirit/frame/frame28.htm 陳文成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99%B3%E6%96%87%E6%88%90 http://www.cwcmf.org.tw/jooml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section&id=m=85 陳翠玉 http://www.peopo.org/news/82447 http://women.nmth.gov.tw/zh-tw/Content/Content.aspx?para=187&Class=68

  再有3個星期，台灣將舉行總統大選和立院改選，根據各方資訊和民調，國民黨不僅輸掉總統府，甚至可能失去立法院多數。台灣將首次成為綠營掌控府院的政治局面。 那麼台灣下一步會怎樣走？是不是應該成為一個正常的獨立國家？ 美國是全球唯一超強，這個國家的歷史，對台灣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尤其是1776年美國獨立時走的「五步模式」，幾乎是一種導引： 第一，獨立建國。 當年只有兩百多萬人，且武力單薄的美國，面對強盛的大英帝國，勇敢地站起來，要獨立建國。他們不惜拿起武器，為爭取做人的尊嚴，打了一場獨立戰爭。經過那些目標清晰，理念堅定，勇敢熱情、不懈地爭取獨立的殖民地人民的奮鬥，最後美國結束了和英國的隸屬關係，建成了一個新的國家。因此七月四日成為美國的國慶日，美國人更喜歡叫它「獨立日」。 第二，制定新憲法。 在宣布獨立之後11年，美國各州的代表，經過慎密的探討，制定了一部體現人民意志、人民願望、人民主權原則，非常「合身合用」的新憲法。正是由於這部新憲法，美國人有了飄逸出自由精神的星條旗，而不是台灣這種黨國一體的國旗；正是由於有了這部新憲法，美國人後來才有了洋溢著愛國情懷、為獨立自由而驕傲的國歌，而不是台灣這種「吾黨所宗」的國歌。美國二百年來，沒有政變，沒有街頭列寧，這部被世界上無數思想家推崇的偉大憲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有了這個堅固的地基，才有了美國後來聳立世界之林的偉岸輝煌。 第三，不接受一國兩制。 美國獨立將近一百年後，爆發了南北戰爭。那個時候，也有人提出一國兩制，即保持美國是一個國家，但南方和北方實行兩種制度：林肯總統領導的北方，廢除奴隸制；南方則繼續保持白人莊園主對黑人的奴役。但一國兩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一個國家只能有一種制度，否則就是兩個國家。最後，美國人又用一場南北戰爭，使美國實行了一國一制，即統一在民主自由的價值之下。 第四，本土化和民主化。 美國獨立建國後，雖然使用的還是英國的英語，奉行的主要是英國的文化傳統，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全方位地立足本土，發展出一套成為世界楷模的美國精神。這就像今天86％新加坡人說北京話，但並不妨礙新加坡是獨立國家，那裡的人民視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且，推行了本土化的美國，不僅沒有拒絕莎士比亞和洛克，而且還和後來尊重美國人民自由選擇的英國，建立了全世界最堅固的友邦關係。美國不僅脫離了英國，還拒絕了英國的內閣制，而選擇了「總統制」。美國建國二百多年的歷史，已證明了「總統制」的政治優越性。因為這種體制可以避免政治投機、政治分肥和極端小黨對政局的左右。 第五，國家認同。 美國是一個移民最多、種族最雜的國家，僅在紐約的地鐵裡，各種膚色和族群的乘客，就可以組成一個小聯合國。但美國人又是世界上最有愛國主義情操，最沒有認同危機，最熱愛那塊土地的人民。美國人對國旗的那份崇敬和愛戴，美國人唱國歌時的那份神聖莊嚴和感恩，是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所無法比擬的。這一切主要由於美國的主流價值不是「拼盤」（各族群劃地為牢），而是「熔爐」，大家融入美國精神之中，視自己是「美國人」，認同這個國家。 今天，雖然美國人來自全世界，但絕大多數人都更認同自己是美國人，都把自己當作這塊土地的主人，只有這樣，才能幸福快樂地在這裡生存。而那些不認同這塊土地，卻又要賴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心態極不健康的邊緣人；他們永遠是末日到來般地悲觀、憤怒，就因為他們擺不正自己的位置，調整不好自己的心態。 台灣的前途也在於像美國這樣，只有絕大多數人擺正心態，熱愛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是這塊土地的主人，走「熔爐」的方向，而不是還固守「拼盤」，把自己當作「四川火鍋」或「北京烤鴨」，不融入這個社會。 當年堅決支持美國獨立、曾受到英法兩國迫害的思想家潘恩（英國人，後成為美國公民）在美國獨立建國半年之前發表的《常識》（Common Sense）一書中寫道：「從廣義上來說，美國奮鬥的目標，是人類奮鬥的目標。」他在這裡強調的是，美國這種走出專制、走向獨立、走向自由之路，是人類的方向。 潘恩的這部著作和傑佛遜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相呼應，成為美國獨立建國之路上的一盞明燈。但願今天的台灣人民也被這種美國精神照亮，邁向美國式的獨立建國之路。 2015年12月26日於美國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談到奧運會，人們不期而然想到1936年柏林奧運會和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因為兩場奧運會都是由專制國家主辦，開幕式都是宣揚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群體主義。而且兩場奧運會都是由當紅的御用專家導演拍攝，用藝術手段給「黨國強權」披上耀眼的輝煌、迷人的神聖。 在納粹德國，女導演萊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拍攝的《三六年柏林奧運》，尤其是記錄納粹黨代會的《意志的勝利》，被視為法西斯美學的經典之作。 在共產中國，當紅導演張藝謀，則以拍出推崇秦始皇以強權、集權「統一天下」的《英雄》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影片，被欽定為北京奧運開幕式的總導演。 瑞芬斯丹和張藝謀雖然生活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但他們卻有很多相似之處，比較兩者的異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國納粹和共產主義的美學觀有多麼驚人的共性。 第一個類似：底層出身、個人奮鬥，到官方「加持」。 近年美國出版了兩本有關瑞芬斯丹的傳記，一本是譯自德國科隆大學影視藝術史教授特林本（Jurgen Trimborn）所著的《瑞芬斯丹的一生》，另一本是美國學者巴赫（Steven Bach）寫的《瑞芬斯丹傳》。據這些傳記，瑞芬斯丹出生在柏林的一個底層家庭，父親是水管銷售員。但她從小就要出人頭地，16歲時，就曾飾演裸露的女孩角色，但電影完全失敗。隨後她轉向跳舞，曾和一個比她大19歲的粗鄙網球手同床，並學會了她後來的信條——利用男人達到自己目的。一個猶太銀行家曾愛上她，她拒絕結婚，但樂見這個銀行家出錢出力幫她跳舞出名。她自我奮鬥，但不斷受挫，還一度膝蓋受傷，使舞蹈生涯無法繼續。直到她在電影《高山》的演出默契了希特勒的納粹美學，她才開始大紅大紫。 希特勒說，「我一生在電影中看到的最美麗景色，是瑞芬斯丹在《高山》的海上跳舞。」因為希特勒從中看到了這個女人的偶像崇拜，權力崇拜，和征服欲。所以希特勒掌權後，瑞芬斯丹就成了納粹藝術宣傳的首席指揮，更是法西斯美學的展示者、闡述者，並藉此達到了她藝術和聲望的頂峰。 張藝謀也出生在社會底層，並在上山下鄉、工廠勞動時吃了苦頭。後來進入電影學院，靠個人奮鬥出頭，早期作品曾帶抨擊制度的色彩，也描寫荒唐大時代下的小人物的悲慘命運。他靠在國外獲獎成名，卻在國內受挫，好幾部電影都曾被當局禁映。後來其作品則越來越「規矩」，到拍出和官方意識形態完全默契的《英雄》、《秦始皇》（戲劇）、《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就已成為官方導演，到出任奧運開幕式總導演，其地位則竄升到共產文化宣傳的「紫禁城總教頭」地步；像瑞芬斯丹一樣，成為權力者的「寵物」。 第二個類似：美學趣味相投。 瑞芬斯丹在兩部記錄片中，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她的法西斯美學。她史無前例地用一連串的群眾吶喊、軍人方陣、高山大海、紀念碑、游行隊伍等整齊劃一的大場面，制造出一種秩序的威嚴、權力的崇高、意志的戰無不勝。 在《意志的勝利》中，那種人群方陣、旗幟海洋，齊刷刷、炮筒般高揚的納粹禮，把國家主義、群體主義、民族主義的意像，放大到美學的極致。在《三六年柏林奧運》中，奧運精神被置換成納粹精神；最應體現個人自由的奧林匹克，成了群體狂熱的法西斯英雄儀式；銀幕上「戰鬥」 「勝利」等旁白，預示了後來的奧斯維辛和征服歐洲的屠殺。 美國有評論家說，法西斯美學的特點是：對控制、服從、奮鬥、痛苦這四種特性的著迷並為之辯護。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是領袖控制一切，人民服從國家，為日耳曼民族奮鬥，什麼痛苦都堅忍前行。因為他們相信群體主義的遠大目標是輝煌、壯麗的，是值得犧牲、獻身的。在瑞芬斯丹的鏡頭中，觸目皆是那種泰山壓頂般的群體陣勢，那種絕不可被挑戰的秩序，那種令個體不寒而栗的霸氣。 張藝謀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遺傳，例如他的《英雄》，在拍攝手法和美學意圖上，幾乎是《意志的勝利》的翻版；也是極力鋪排大場面、大氣勢，大群體。那種整齊劃一、威風凜凜的秦皇大軍，那銅牆鐵壁、不動如山的武士方陣，象徵著不可挑戰、無法逾越的帝王權力。任何挑戰，任何異議，任何不同，都會被萬箭穿心，像螞蟻一樣被碾得粉碎。 瑞芬斯丹在《意志的勝利》裡，把希特勒回到紐倫堡拍得如彌賽亞回到人間一般壯麗。張藝謀則把《英雄》裡的秦皇亮相、《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父王回朝，渲染成絕對權力的降臨，象徵著皇帝的至高、至尊，絕對的等級，絕對的權力。所有人都驚惶、緊張、敬畏、恐懼，他們都是整齊劃一的螞蟻，規格相同的螺絲釘，毫無個體氣息的雷同道具。 在瑞芬斯丹的攝影機下，納粹手臂是統一的，軍靴邁進是統一的，旗幟和掌聲是統一的。在張藝謀的秦王大軍那裡，萬劍射殺是統一的，「殺不殺，殺！」的喊聲是統一的，「風，大風」的吼叫是統一的；在《滿城盡帶黃金甲》裡，連宮女制藥、送水的動作都是統一的，甚至連裸露乳房大小都像蒸籠裡的饅頭一樣被擠成統一規格。他用這種誇張的「整齊劃一」，造成一種視覺效果，促人欣賞「整齊之美」；而在欣賞「整齊之美」的過程中，就潛移默化得到一種心理暗示：一致性、一統性、一貫性，不僅有其無法挑戰的威力、威嚴，更有令人欣賞的絢美。在這種「整齊劃一」的美麗中，任何不同、任何出格，任何個性，都會因破壞這個「統一之美」而令人無法接受。 這種群體主義美學，在張藝謀導演的北京奧運開幕式中更為突出：千百人組成一個方陣，千百人構成一個畫面，千百人變成一道景觀，其步調一致到可與電腦控制比美的地步。 這種高度一致、整齊劃一的畫面展示的是：群體才是最美麗的，群體是至高無上的，只有在群體之中，你才有價值；沒有群體，就沒有你。張藝謀要傳遞的是：在這個燦爛、美麗、威嚴的群體面前，個人是多麼的渺小，只有成為這個雄偉群體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驕傲之感。這種一種鞏固「偉光正」統治的群體主義美學，這是一種踐踏個體主義的專制美學！ 張藝謀的影片一向很注重色彩，而且即使在這個技術層面，他也毫不掩飾地展現那種法西斯美學。例如《十面埋伏》是綠色，《英雄》是紅色，《滿城盡帶黃金甲》是菊黃。張藝謀在每一部電影裡，把一種顏色推到極致；用這種全銀幕的同一色彩，呼應上面那些統一的群體、統一的行動、統一的吼叫；再次用視覺效果，強化「整齊劃一」、群體的輝煌。在這裡，無論是全綠，全紅，還是全黃，關鍵在於「全」，是獨尊的全色，沒有余地的單一。在這個「全色」裡，任何的雜色，都會刺眼，都不可以被允許。 這種表現群體意志、整齊效應、單一色彩的藝術手法，都清晰地展示出和法西斯意識形態非常吻合的觀念：那就是把「群體、統一」推到至高地位；而對「個體、獨特」則不僅蔑視，更要泯滅。 除了群體、整齊劃一之外，瑞芬斯丹喜歡拍體育場的宏偉建築、高聳的紀念碑等，因為這種意像更具崇高感、權威感；有法西斯美學所需的壯觀、神秘、權力三要素。而張藝謀則喜歡拍紫禁城、宮殿群，也是因為這種輝煌的建築，本身就是皇權的象徵。《英雄》的結尾在紫禁城，《滿城盡帶黃金甲》的結尾也在紫禁城，都標示著最後是宮殿所代表的權力勝利。 第三個類似：國家意志相近。 瑞芬斯丹的鏡頭，放大的是國家的崇高，日耳曼民族的優越，領袖的偉大；張藝謀的鏡頭，渲染的是「天下」的至聖，中華民族的輝煌，皇帝的威嚴。在這種「世界」，個體的存在，個性的聲音，個人的自由等等，不僅微不足道、毫無立足之地，也不可避免注定要失敗、滅亡的命運。在《英雄》裡，任何想反抗皇帝的俠客，都以自我毀滅告終。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即使貴為王后、太子，只要違背父王意志，也都身敗名裂，遭滅頂之災。那種父王大軍的排山倒海、不可逾越的盾牌方陣，以及萬眾齊聲的吶喊，都是瑞芬斯丹《意志的勝利》的回響，即權力意志的勝利，同時也是想脫離王者的個人的毀滅。 對於瑞芬斯丹來說，德意志的強大，日耳曼的崛起，是高於一切的；而領袖則是國家民族的化身，因此她把片子拍成了「希特勒就是德國」。 對於張藝謀來說，則是「朕即天下」，天下高於一切。為了這個「天下」，即使「十面埋伏」，血腥殺戮，導致千萬人頭落地，那個最終的勝利者都是「英雄」。而那些想反抗者，不僅被「天下」的雷霆之力砸得粉碎，倖存者還被征服天下的「英雄」感動，自己了斷，自我神聖。 在《英雄》中，那個要殺秦王的刺客，最後被朕要統一天下的雄心偉業感動，放棄到手的機會，選擇被萬箭穿心，成全那個「天下」。他死的時候，沒有憤怒，沒有悲傷，而是像《一九八四》中那個被洗腦、把四個手指頭硬看成五個的史密斯一樣，在被處決的時候，是含著對老大哥的敬意和滿意的微笑而離開的。這才是最大的殘酷。 正是這種國家意識，瑞芬斯丹把體育比賽拍成了「一種儀式化的英雄偉業」，個體之間的競賽，變成國家意志的對決。當德國選手獲獎、德國人起立狂呼，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時，個人的勝利，已經成為群體要求的勝利、國家意志的勝利，德意志的榮耀。因此有人把《意志的勝利》譯成《德意志的勝利》。 第四個類似，效果殊途同歸。 《極權主義的起源》作者阿倫特說，極權主義最重視掌握兩樣東西，一是群眾，二是宣傳。納粹宣傳家戈培爾宣稱，要把電影變成一種宣傳工具，因它是最能俘虜大眾的手段。瑞芬斯丹的兩部紀錄片，對宣傳納粹主義，對人的洗腦，所起到的無形而巨大的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有記載和評論說，無數德國人坐在電影院裡，觀看這部影片一直熱淚盈眶，當他們離席起身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篤信希特勒是一個英雄，是上天派來的彌賽亞。他們決心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願望實現了。 即使在今天的中國網站上，還有人寫道，「人們再一次感受到這兩部作品中強大的力量、秩序和美。」有的中國教授甚至不敢把《意志的勝利》在課堂上全部放完，說「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我擔心如果學生把片子看完，就會變成真正的納粹。」還有中國網民激憤地為瑞芬斯丹抱不平說，「一個神話追求者，最終將她的生命編織成神話。一生酷愛運動和美的美麗女子，究竟錯在哪裡，罪在何處？」 張藝謀那種推崇國家、維護天下、榮耀暴政、獨尊群體、泯滅個體的電影，在中國個人主義意識剛剛萌芽的今天，起到多少扼殺、窒息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 第五個類似，「英雄」所見略同，都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2003年去世、活到101歲的瑞芬斯丹，至死都沒有為她的納粹宣傳認錯，堅持認為那兩部片子不是「宣傳性的紀錄，而是純粹的歷史」，並強調對納粹集中營一無所知，在波蘭時「我從沒看到一個屍體，無論士兵還是平民的。」但上述美國學者巴赫的傳記說，有照片證實，納粹在波蘭一次處決幾十個平民的屠殺現場，就有瑞芬斯丹，雖然她臉上有扭曲的表情。 她拍的《三六年柏林奧運》，特意選在希特勒生日舉行首映式，作為「生日禮物」獻給元首。希特勒則回報說，「這部作品讚美了我們黨的強壯和優美，它是獨一無二的，不可比擬的。」 早在納粹上台前，她就說過，「只要猶太人做電影評論，我就永遠不會有出頭的機會。大家瞧吧，等希特勒上台，一切都會改變的。」希特勒第一次見到她，就決定「等我們掌權，你一定要給我們拍電影。」而她曾對記者說：「對我來說，希特勒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他非常樸素，而又充滿男性的力量，真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 美國學者瓦里納斯（Algis Valiunas）在《克萊蒙書評》（2007年秋季號）發表對上述兩部瑞芬斯丹傳記的評論說：「聲望，金錢，權力，誘惑她和納粹交易」。但從瑞芬斯丹的一生來看，她的強人氣質（72歲開始學潛水），征服欲，事業狂和紀律性（她說不會愛任何一個男人），都使她的日耳曼國家觀和納粹不謀而合，而不只是她「逢迎」當局。她說過，即使丘吉爾要她拍，也會拍出這樣的紀錄片。 在生命晚期，她還夢想拍一部女王電影：美麗、英勇的女戰士族的女王，最後被希腊英雄所殺，但那位英雄抑制不住對女王的愛慕，和她的屍體交媾。瑞芬斯丹說，「我會用二千匹白馬拍攝戰爭搏殺的場面」，還是要大場面，要「意志的勝利」。她說，那個女王就是我的個人肖像，熱情果敢，充滿勇氣。聽到有人拍她的傳記片，她自己起了片名：被愛，被迫害，永不被忘記。這種勁頭本身就帶希特勒色彩。她即使不是傳說的希特勒的情婦，也是他的「靈魂伙伴」（soul-mate）。 張藝謀的「天下」國家觀，也是和官方意識形態「不謀而合」。雖然很懂得「藝謀」，何時「悄悄示愛」，何時「公開獻媚」，拿捏準確，但張藝謀也並不是全然逢迎當局，而是自己欣賞那個意識形態裡的東西，可謂一拍即合。而且張藝謀也有瑞芬斯丹式的「征服心理」。《英雄》的作曲譚盾曾在電視上這樣評論張藝謀：「他是一個英雄，這個人他就是想當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 事實上，《英雄》這個片名和譚盾對張藝謀的評論都用詞不當。他們歌頌的、想成為的，都不是英雄，而是「王」。英雄是掙脫群體、不靠團伙而站立的個人；而「王」是踐踏個體、毀滅個人、完全依賴群體意志而生存的暴君。 三個不同：原創和模仿，陽剛和陰柔。 但瑞芬斯丹和張藝謀也有不同，起碼有三點：瑞芬斯丹的片子畢竟有些原創：銳利的線條、亮眼的蒙太奇、張力的影像，律動的畫面，廣角特寫等。而張藝謀的電影，則有太明顯「二手貨」的模仿痕跡。只不過當年只是黑白影片，而今天的高科技，可以調動鮮艷的色彩，把國家權力的形像，鍍得光芒萬丈。像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張藝謀就用了三萬個琉璃，使皇宮放射出更耀眼的輝煌。 瑞芬斯丹有一種原始的野心，自我的神聖。納粹沒有了，瑞芬斯丹還在，她的「女王之夢」還活著。而張藝謀的雄心，似有暴發戶的底氣不足。靠「天下」壯膽，他才能架起「王」朝幻夢。朝廷不在了，他的「王」牌野心還能繼續嗎？ 第三個不同是，瑞芬斯丹的影片，用軍隊、紀律、鋼鐵、機械、勝利建構出一個陽剛世界。而張藝謀的電影，則體現中國特色的陰柔。在瑞芬斯丹那裡，是鐵騎的陽剛；在張藝謀這裡，有閨房的陰柔。前者擴張國家的威風，後者渲泄團伙的委瑣。前者充斥奇觀、神秘、權力，後者則匯集陰險，陰謀，陰暗，並浸透著刻毒和殘忍。 美國學者瓦里納斯在他的書評結尾說，瑞芬斯丹「就像是個現實版的二流的女性浮士德，給邪惡戴上美麗的面具，宣稱她一生都活在純潔美麗之中。」而張藝謀則是給暴君戴上英雄的面具，讓十四億中國人都活在「十面埋伏」的「英雄」世界。 2015年12月20日改寫 2015-12-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巴黎遭恐怖襲擊後，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這是「戰爭」，隨後中東的約旦國王（親西方的）阿卜杜拉也認為，這是一場「世界大戰」。他們不約而同，都看到了恐怖襲擊背後伊斯蘭主義的興起，那種意識形態向西方宣戰的本質問題。 法國及隨後馬里等國家遭到的恐怖襲擊也再次引起人們對一些基本概念的辯論：這是不是一場全球大戰？伊斯蘭主義（恐怖分子）與伊斯蘭教是什麼關係？西方應如何應對？ 對於第一個問題——這是不是一場戰爭，我在14年前美國遭到恐怖襲擊的911事件時就寫過題為「打一場摧毀專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文章，強調必須把反恐當作一場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摧毀納粹那樣的「戰爭」來看待和對待。因為伊斯蘭聖戰者的行為，已是對西方世界開戰，意在摧毀我們的生活方式，讓世界回到伊斯蘭律法（回教法）統治的時代。在非洲國家馬里的旅館發生的恐怖襲擊更為明顯，人質如果能背誦《可蘭經》就被釋放，而在伊拉克和敘利亞，ISIS（伊斯蘭國）更是公開砍人頭，甚至把基督徒的頭掛在電線桿上，比中世紀還要殘忍黑暗。 挑戰者（極端伊斯蘭分子）已經採用了最野蠻的戰爭手段來襲擊自由世界，那西方就不僅完全有權利，更應該、必須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來反擊。西方民主陣營占有全球80%的經濟，90%的軍事力量，有絕對足夠的實力打贏這場全球反恐之戰。在這場用牛刀斬螞蟻的實力懸殊面前（跟西方的強大軍力相比，伊斯蘭國連「雞」的份量都夠不上，而是老鼠或螞蟻），只有一個問題：自由世界有沒有邱吉爾、雷根、撒切爾那種能認清邪惡、並敢於採取行動的強勢領袖。 第二個問題，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教是怎樣的關係？簡單說，伊斯蘭主義是把伊斯蘭教意識形態化、極端化。兩者不是一回事，但有密切關聯。當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炸毀紐約世貿大廈的19名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這次巴黎大屠殺，在馬里旅館劫持並殺害人質的聖戰分子都是穆斯林，他們都宣稱信奉《可蘭經》。 那怎麼解決這個「糾結」的問題？應該「治標」還是「治本」？ 治標，就是用戰爭手段強烈打擊首先使用暴力推行伊斯蘭主義的恐怖分子，像二戰時對德國希特勒、日本東條英機們那樣，把他們徹底摧毀、根除！對他們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烏托邦幻想。跟砍人頭、濫殺平民的恐怖分子沒有任何其它餘地。 如果認為這是一場戰爭，就應該主動進攻，去消滅敵人。只有主動攻擊，端掉恐怖分子的老巢，才能阻止他們來襲擊西方國家。我在以往的文章中強調過，反恐戰爭不是打不打的問題，而是戰場的選擇問題；不在中東打，就得在美國和法國等國家本土打，在紐約街頭和巴黎音樂會上打。對極端意識形態者，如果以為你不去招惹他們，他就會饒了你，那紐約世貿大廈、波士頓馬拉松、巴黎音樂廳和馬里旅館的屠殺就是他們的回答。 事實是，一味的防守根本不能解決問題，那是防不勝防的。巴黎已被稱為「警察國家」，因街頭幾乎五步一哨、十步一崗，手持衝鋒槍的警察嚴密把守，但仍發生了音樂廳和餐館被襲事件。你再嚴密檢查體育館、音樂廳，也無法做到對所有進入旅館、餐館、咖啡廳的人都像對飛機乘客那樣檢查，別說做不到，即使能做到，那我們大家普通、平常的日子還過不過了？更別說恐怖分子還開汽車隨街掃射，你總不能對每輛進入街道的汽車都事先檢查。所以，那是根本無法靠防御解決的問題，只有靠「進攻」，打掉恐怖分子的中心（頭腦），砍斷它的旗幟，才能樹倒猢猻散。 今天無論法國還是美國，如果西方國家沒有決心派地面部隊鏟除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伊斯蘭國，反恐戰爭就不會獲得真正勝利。僅僅靠飛機「轟炸」不能根本解決問題。ISIS現在占領的區域相當於整個英國面積，二戰時納粹大規模轟炸英國，都不能打贏。如果美國後來不直接地面參戰，僅僅靠轟炸，也同樣不能打敗納粹德國。所以關鍵還是西方領袖有沒有決心，把這場全球反恐作為戰爭來打，首先打敗伊斯蘭國，隨後再像化療追蹤癌細胞那樣消滅漏網的恐怖分子。這場戰爭，別說動用美國的強大軍力，僅憑法國一國之力，也完全可以打敗只有土匪民兵式武裝的伊斯蘭國。 如果西方國家真想解決問題，就應該以北約軍力為核心，組成「全球反恐聯軍」，哪裡出現「伊斯蘭國」或「聖戰武裝」，就到哪裡去把那些野獸鏟除。北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有牛刀卻對斬螞蟻都唯唯諾諾，是持牛刀者的認知和魄力有問題，而絕不是「螞蟻」有多強大。有牛刀而不用，是當今西方領袖的最大問題！今天西方反恐之戰打得這麼窩囊，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邱吉爾那種頭腦清晰、堅毅強勢的領袖！ 治本，就需要自由世界清楚地認識到：只有致力摧毀全球的專制勢力，結束那些獨裁政權，打破政教合一，才能真正鏟除恐怖主義的溫床。民主政體是遏阻伊斯蘭主義的最好、最根本的手段。 雖然伊斯蘭教跟伊斯蘭主義有密切關聯，但兩者不能等同。戰爭可以解決掉部分恐怖分子，但卻無法解決伊斯蘭教的問題，也不應該用強力對付穆斯林群體。穆斯林有信奉伊斯蘭教的權利，就像馬來西亞前副總理安華（穆斯林）曾說的：「絕大多數普通的穆斯林人，像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一樣，也是重視家庭生活，祈禱和平與安全，平靜地生活。只是那些極端伊斯蘭分子反民主、反西方、反猶，自閉而不寬容，沒有能力跟今天現代社會的其它社區共存。他們用殺害平民的方式謀求政治目的，不僅造成生命的喪失和親人的痛苦，也嚴重傷害了眾多普通的伊斯蘭教信仰者。」 但連安華也承認，伊斯蘭教有嚴重問題，「不能總誇讚伊斯蘭文化遺產怎樣輝煌」。因為伊斯蘭聖戰有教義資源，《可蘭經》上明白地寫著，「要用戰鬥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蘭的人，都變成穆斯林」（伊斯蘭信奉者被稱為穆斯林）。伊斯蘭教有暴力的成分，所以這個宗教需要改革，就像基督教不僅有了放棄暴力而強調愛與仁慈的《新約》，還經過了馬丁.路德等領導的改革，才不再有高舉宗教正義旗幟的十字軍東征（武力征服）。伊斯蘭教明顯而迫切地需要這樣的變革。 但這個變革不是西方等外部世界通過強力迫使可以完成的，而應由伊斯蘭內部（路德們）自己改革。要促使這個改革的發生和完成，關鍵是要鏟除伊斯蘭世界的專制政權，使伊斯蘭溫和派聲音不受限制和恐懼地發出來，最後成為主流。 明擺著，如果伊斯蘭世界走向民主，其憲政體制就會自然制約和遏阻極端伊斯蘭勢力，因為如按伊斯蘭律法行事，觸犯了世俗法律，那就會遭到民主體制下的法治制裁，由此就把伊斯蘭限制在宗教範圍，不能超越憲政體制的司法，更無法輸出暴力和恐怖襲擊。 這一效果在民選的穆斯林國家得到清晰的證實，例如在土耳其（人口99%是穆斯林），兩億人口的印尼（穆斯林占90%），更不要說有一億二千萬穆斯林的全球最大民主國家印度，他們的民選制度都自然地制約了極端伊斯蘭勢力。土耳其、印尼、印度等都沒有輸出恐怖主義，更不是極端伊斯蘭分子的老窩。所以長遠目標，應是在全球鏟除專制，傳播自由價值，推行憲政民主制度，才是制約並摧毀聖戰分子的根本之道。只有治標和治本雙管齊下，才可能真正解決伊斯蘭主義和恐怖主義問題。 ——原載《看》雜誌201年12月號 2015-12-15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12月6日是左派的又一次滑鐵盧。這一天，委內瑞拉和法國的選舉，繼阿根廷之後，再次讓社會主義左翼政黨成為最大輸家！ 委內瑞拉多年來都被世界媒體關注，因為該國前總統查韋斯領導了一場對外全球反美、對內國有化的社會主義左翼運動。 在外交上，查韋斯和古巴的卡斯特羅，伊朗的內賈德等結盟，像二戰時的軸心國一樣，形成反美反西方的鐵三角。再加上拉美的其它左翼政府等，形成反美陣營。查韋斯被稱為「反美小霸王」。 在內政上，查韋斯熱衷所謂「玻利瓦爾革命」（左翼運動），推行類似蘇聯等共產時代那種國家壟斷經濟、均貧富、大鍋飯等社會主義政策。 在拉美地區，有三種「社會主義」：一是古巴卡斯特羅式的（共產極權下國家控制一切）；另一種是阿根廷前總統貝隆（庇隆）始創的「貝隆主義」（政治上有選舉，但經濟上國有化、均貧富，政府包攬），再就是以十九世紀拉美獨立運動領袖西蒙•玻利瓦爾命名的「玻利瓦爾革命」，發展到後來成為貝隆主義+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義運動。 古巴模式的惡果人所共知，卡斯特羅至今掌權56年，該國從無選舉，經濟更是陷入困境。據2013年的統計數字，古巴人的月收入只有19美元。 貝隆主義的惡果，不久前我在「右派勝選，阿根廷不再哭泣」一文中提過，在熱衷貝隆主義的左翼政黨過去12年執政下，阿根廷已成為全球經濟最糟的國家之一，在《商業內情》（Business Insider）列出的全球悲慘指數最高國家中，阿根廷名列第四，跟正在內戰的敘利亞、也門等為伍。 「玻利瓦爾模式」也同樣糟糕，以玻利維亞為例（為紀念玻利瓦爾而起的國名），雖然該國擁有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氣田，卻被稱為「坐在金椅子上要飯的乞丐」，因它是南美洲最貧窮、落後之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66.4%，極端貧困人口占45%。 1998年底，曾發動軍事政變（入獄）的查韋斯當選委內瑞拉總統，這位信奉「玻利瓦爾革命」的政治強人，迅速把這個國家帶入災難。查韋斯的口號是：「21世紀屬於社會主義」。「富有是壞事」（be rich is bad）。他制造貧富對立，煽動窮人革命，實行全面國有化（包括石油公司），國家控制商品價格，廣泛提供福利補助的社會主義政策，結果委內瑞拉成為這種烏托邦的試驗地和犧牲品。中國人更能明白毛式大鍋飯的社會主義是怎麼回事。 委內瑞拉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儲藏國，也是南美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國，當年全球油價高漲時，委內瑞拉靠高價油發財，其社會主義政策的隱患還沒有完全顯露。2005年時委內瑞拉還是拉美地區國內產值最高的國家。但隨著油價下跌（從100多美元跌到今天的40元），委內瑞拉的經濟迅速陷入困境。 查韋斯靠上台後修改憲法（改變總統任期限制），連續掌權14年，最後因癌症死在第四屆總統任期（2013年）。雖然他指定的接班人在那種「窮人革命」的社會主義狂熱氣氛中仍（以微弱多數）當選總統，但委內瑞拉的經濟和治安迅速惡化成全球之最： 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致力經濟發展、人類物質空前豐富的今天，委內瑞拉卻連生活必需品都嚴重短缺，人們要排長隊購買日用品。據在委內瑞拉工作的中國企業員工目擊，在那裡連「牙膏、洗發水、洗衣粉、面粉、大米都要限購。每天超市門口都是長隊，但老百姓排隊好幾個小時，也只能每人買4小包面粉和3個牙膏，結賬還需要使用身份證。」 美國「布隆伯格觀察」（Bloombergview）報道說，「在委內瑞拉，什麼貨品都短缺，從牛奶、面包，到啤酒，藥物，甚至避孕套。」在委內瑞拉的主要醫院，60%的癌症患者（包括很多兒童）無法得到必要的治療，因為20種化療藥物現在都短缺。從去年五月以來，委內瑞拉醫院的「截肢」病患數量「火箭般竄升」，因為缺乏抗菌素和必要的藥物來治療。 據上述報道引述的民調，30%的委內瑞拉民眾說，因食品短缺和物價飛漲，他們一天只吃兩頓飯或更少。70%的受訪者說，他們已停止購買一些基本食品，因為缺貨或太貴。 各種必需品的短缺，導致走私和黑市猖獗，委內瑞拉貨幣的貶值速度如同流星。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年度追蹤分析報告《貶值的貨幣》（the Troubled Currencies Project，項目主持人Steve Hanke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對烏克蘭、敘利亞、委內瑞拉這三國的（與美元的）官方匯率和黑市做出比較列表（至11月29日）： 在有克裡米亞危機的烏克蘭，官方匯率是23.51，黑市是25.53；在正內戰的敘利亞，官方匯率是221，黑市是388；而在既無內戰又無領土紛爭的委內瑞拉，官方匯率是6.35，黑市是890.62！ 從去年11月，委內瑞拉政府就停止公布經濟數字，因情況越來越糟。政府官員說，該國通貨膨脹率是150%。而上述「卡托研究所」的報告指出，委內瑞拉的實際通膨率是808%，是全世界最高的！ 2014年，委內瑞拉的人均GDP就已被《世界銀行》降級到拉美地區的第五名，排在智利、古巴、烏拉圭、巴拿馬之後。 由於食品緊缺，通貨膨脹，導致犯罪率高升，偷盜、搶劫、走私、哄搶商鋪屢屢發生。據上述「布隆伯格觀察」的報道，今年上半年，委內瑞拉就有500起游行抗議，56起哄搶商鋪、藥房和倉庫事件。今年前八個月就有6000多名走私犯被逮捕。委內瑞拉像坐在火山口，「人民不是在外面街頭抗議，就是在外面排隊搶購食品。」 在全球油價下跌的現狀下，按常理，委內瑞拉可靠增產（薄利多銷）以增收。但在查韋斯把石油公司國有化之後，委內瑞拉的油產量不僅沒上升，反而下降。在實施國有化時，石油公司工人曾舉行大罷工，結果一萬八千名工人和管理人員被解雇（占員工總數40%）。由於缺乏技術工人和有管理經驗的管理層，再加上國有化後的官僚化、低效率，導致委內瑞拉的油產量連續下降，從2005年的日產330萬桶，降至270萬桶（至今沒超過這個數量）。 在如此嚴峻局面下，查韋斯們仍熱衷社會主義，政府包攬醫療，住房，教育（全都免費），對各種食品提供補貼。龐大的福利開銷花光了石油收入，導致政府嚴重赤字、舉債度日。 國際金融專家指出，從目前到明年底，委內瑞拉需要還債158億美元。而目前該國的官方儲備只有150億美元，其中現金只有30億（手頭有10億，20億在國際貨幣基金那裡）。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至今也降至117億美元。禍不單行，不僅全球油價暴跌，黃金價格也跌跌不休，現只有1073美元/盎司（12月9日）。 從目前世界經濟來看，石油和黃金的價格短期內都不會大幅反彈。這意味著委內瑞拉的經濟更會下滑，人民的生活將更加艱難。 布隆伯格專欄作家福克斯（Justin Fox）評論說，「查韋斯不在了，但這明擺著是他（造成）的危機。他把委內瑞拉帶向泥沼，陷進災難。當然世上還有更壞的領導人——屠殺自己的人民，或對外發動戰爭，但查韋斯的國家管理方式顯示，他是世人眼睜睜看到的最災難性的領導人之一。」 查韋斯曾四次當選總統。委內瑞拉的經濟這麼糟糕，為什麼人民還要選擇他？這不僅是該國的問題，也是西方其它國家存在的問題：左派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不僅迷惑了底層民眾（給他們免費醫療和教育，還有住房及食品補助等龐大的福利，他們則回報以選票，所以被稱為「變相買票」），也給了沉迷烏托邦幻想的左翼知識分子站道德高地、顯擺自己政治正確的機會。查韋斯的社會主義，跟美、英、法、德等西方國家左派們的想法大同小異，都是要通過政府強行均貧富，以人民的名義、公共利益的名義、照顧弱勢群體的名義等等，剝奪其他人的勞動成果（強行高稅收），然後用龐大的社會福利來養懶漢，造成全社會的惰性。在這種政策下，當然絕不會有蓬勃的市場經濟。 但委內瑞拉式的社會主義，在西方仍有大批推崇者。目前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就是一個毫不隱諱的社會主義者，且有相當選民支持度。民主黨頭號總統參選人希拉裡的一系列政策，跟桑德斯大同小異，也是一個骨子裡清清楚楚的社會主義分子。 即使在中國異議人士中，仍有熱衷和信奉者。例如流亡美國、被譽為「中國的良心」的劉賓雁，就是查韋斯的粉絲。查韋斯剛上台時，他就充滿期待，直到2005年去世前還在整理剪輯委內瑞拉的資料，想把查韋斯的社會主義經驗引進中國。 劉賓雁曾公開說，「因為中國盲目地學習西方，把美國的、西歐的那些最反動的、最右傾的經濟學理論拿到中國去搞，搞這種所謂的市場經濟，結果證明是失敗。美國失敗了，歐洲失敗了。他們沒有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中國也一樣倒霉。」 而事實正相反，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跟毛時代簡直如同兩個中國），恰恰是因為中國走向米塞斯、哈耶克們主張的市場經濟。而美國一直保持世界唯一超強，也在於堅持走資本主義，而沒有邁向查爾斯們那種社會主義。體驗過毛時代那種悲慘經濟狀況的劉賓雁，能說出上述那番話，實在是比蜜糖裡長大、不知飢餓為何物的西方左派更不可原諒的。 無論東西方有多少查韋斯的粉絲，慘痛的教訓促委內瑞拉人民覺醒。在經濟困境的現狀下，12月6號委內瑞拉的國會選舉，出現了自查韋斯17年前掌權以來第一次大逆反：查韋斯的政黨大敗，右翼反對黨獲得橫掃般勝利，贏得三分之二的席位！ 反對黨領導人說，下一步他們要通過法律程序罷黜（recall）總統。雖然現任總統任期到2019年，但按委內瑞拉憲法，有400萬人聯署就可重選。這次國會改選有1950萬人投票，反對派贏得六成，有超過一千萬支持者，所以聯署應該很容易達到；把現任查韋斯接班人總統選掉，也完全有可能。而只有終結查韋斯們的社會主義政策，真正走憲政民主、市場經濟的原本資本主義道路，委內瑞拉才可能走出經濟困境，重新成為美洲的「美麗之國」。 在美洲的委內瑞拉「變天」的同一天，在歐洲也出現了政治奇觀：法國極右翼政黨「民族陣線」（FN）在大區（議會）初選中獲得史無前例的勝利！在13個大區中，6個區勝選，並一舉成為法國第一大黨；第二也是右翼，是前總統薩科齊領導的保守黨；第三才是現任總統奧朗德的左翼社會黨。 「民族陣線」是由老勒龐創建。由於他為二戰戰犯辯解，以及淡化納粹大屠殺等言論，導致這個黨被視為極右翼。2011年，勒龐的女兒馬琳當選黨主席後，揚棄父親的極端政策，回歸真正的保守主義，最後甚至把頑固己見的父親開除黨籍。過去幾年，在瑪琳領導下，「民族陣線」在政壇劈風斬浪，贏得很多城市的議會，但這是第一次贏得大區！馬琳.勒龐和她的侄女、今年才26歲的小勒龐（2012年當選成為法國最年輕的國會議員）在兩個選區都是大幅領先。馬琳.勒龐被視為2017年法國總統大選的熱門人選之一。 法國所以變天，也是因為奧朗德推行的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的左翼社會主義政策導致經濟滯緩，怨聲載道。而且在制約防範極端伊斯蘭分子上，奧朗德又因沉迷多元文化、政治正確等，導致反恐效率低下。年初巴黎《查理周刊》被襲擊，不久前更有130多人被恐怖分子殺害，震撼法蘭西和世界。奧朗德政府的無能，展露無遺。 主張恢復法國傳統文化，反對同性婚姻，支持恢復死刑，強勢反恐，限制非法移民，包括關閉宣講《古蘭經》聖戰的清真寺等，民族陣線這些政策深得選民共鳴。法國人和委內瑞拉人民一樣，也是對左派受夠了。他們用選票發出反抗之聲！ 法國的選舉結果，直接衝擊整個歐盟。而委內瑞拉的變天，對美洲的影響更大。幾周前阿根廷的左派政府被選掉，主張市場經濟並親美的政黨當選執政。巴西的左派無能總統羅塞夫正進入被彈劾程序。這些都顯示，無論左派的烏托邦多麼動聽、多有迷惑力，但最後都會遭到現實懲罰，展露出其災難性的本質。 阿根廷、委內瑞拉、法蘭西這一個月來發生的變化再次證明：只要有選舉，多麼錯的政策都有被矯正的機會。 2015年12月9日於美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aochangqing/caochangqing-12102015110134.html  

中國號稱地大物博，其實還有盛產「偽人」可以吹噓一下。最有名的「天才少年作家」韓寒就是騙了十三億、一騙十三年的偽人。靠父親代筆可成為中國最紅的作家，怎能不是中國「特產」呢。而當今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也開出了一個「元首級」的讀書、著述目錄，其「真實度」實在可以跟韓寒一比。 俗話說紙裡包不住火。韓寒的「假」在今天網絡時代早已被剝得赤身裸體。迄今網民自發的查證和批評文章已成千上萬，僅是《倒寒網》（http://www.daohan.org/）整理出版的電子書《公痴韓寒——中國文壇最大騙局》就有三百萬字。民間自發的揭批文字如此浩瀚，可謂名副其實的史無前例。可見人們對真實的渴望，對虛假的憤怒！ 從韓寒17歲時的成名小說《三重門》裡面提到的作品，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騙局是以多大的膽量開始的。有心的網民把該書中列出的書名按先後順序排列如下： 《三字經》 《走出魔鏡的錢鐘書》 《李敖快意恩仇錄》 《舌華錄》 《尚書》 《論語》 《左傳》 《紅樓夢》 《水滸傳》 《四世同堂》 《史記》《戰國策》 《江南的水》 《賀拉斯》 《流浪的人生》 《鐵軌邊的風》 《教學園地》 《鏡花緣》 《佳人》 《美女賦》 《西廂記》 《中國文學史》《萬歷野獲編》 《永州八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孫子兵法》 《說文解字》 《變形記》 《中國作家傳》 《廣陽雜記》 《康河裡的詩靈》 《數字化生存》 《閑情偶寄》 《孟子.滕文公上》 《會通派如是說》 《本.瓊森與德拉蒙德的談話錄》 《心理結構及其心靈狀態》 《論大衛.休謨的死》 《包法利夫人》 《西游記》 《聊齋志異》 《西學與晚清思想的裂變》 《管錐編》 《出師表》 《從混濁到有序》 《形式邏輯學》 《搜神記》 《長恨歌》 《肉蒲團》 《淮南子》 《羊脂球》…… 看這樣一份書單，大概只有習近平能相信，那個30歲時在電視上還一問三不知的憨憨/韓寒在17歲的時候就讀了這個壯觀的書陣。就連說是他父親韓仁均「代讀」的，都誇張到讓人掉下巴了。很簡單，全世界最大的騙子，要是真讀了上述那些書，連「騙膽」都被壓破了。 ● 韓寒的爹也甘拜下風 讀書量之大，且沒被書「壓」破膽的，大概只有中國「元首」習近平可以跟韓寒一拼。這位親自點頭認可國人稱他為「習大大」的紅色黨魁，在訪問俄國，法國，德國，英國時炫耀他讀過的世界名著（被稱為「習近平書單」）恐怕是連韓寒他爹也甘拜下風了： 習近平在俄國說：讀過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肖洛霍夫的作品。 在法國說：讀過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 在英國說：讀了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羅密歐與朱麗葉》、《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麥克白》等劇本。 在德國說：讀過歌德、席勒、海涅、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海德格爾、馬爾庫塞的作品。以及《共產黨宣言》、《資本論》、《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哥達綱領批判》、《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 在美國說：讀過《聯邦黨人文集》、《常識》（潘恩），華盛頓、林肯、羅斯福等美國政治家的作品，讀過梭羅、惠特曼、馬克•吐溫、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 讀過上述這些作品的人，居然還可以心安理得地做獨裁者，這實在是太令人震撼的「超人」之舉！！當然，其可能性也是可以推出來的，因為習近平還「讀過」下列這些書：《論語》、《史記》、《春秋》、《詩經》、《禮記》、《尚書》、《孟子》、《荀子》、《左傳》、《周易》、《二程集》，《管子》，《漢書》、《戰國策》，《孔子家語通解》等。 ●「毛一世」望塵莫及，「韓天才」望習興嘆 對這些中國古典的「通讀」，不僅可以跟號稱讀過17遍《資治通鑒》的毛澤東一拼，而且讓他決計做「毛二世」了。共有294卷的古文《資治通鑒》，是300多萬字，平均每天讀萬字，也要17年才能讀17遍。日理萬機（跟天鬥、跟地鬥、更跟人鬥）的「紅太陽」還能持續不斷地每天讀萬言古文，一讀17年，真是只有大獨裁者才有的能量。但大家看看「習近平書單」，那豈是毛大獨裁者可以項背的？僅舉一例就讓「毛一世」望塵莫及，更讓「韓天才」望洋興嘆： 兩年前台灣的星雲法師曾送習近平《迷悟之間》《百年佛緣》兩套書（共21冊160萬字）。後來他見到星雲說，「大師送我的書，我全都讀完了。」習近平在當上國家主席之後，在兩年多緊張的權力鬥爭（要鞏固權力）和繁忙國事下，還能去讀完160萬字的佛教書，大概只有「星雲大師」在走紅地毯的騰雲駕霧中可以相信。 豈止如此。「偽大」的習近平在「讀了」幾摞子西方名著之後，更著書立說，起碼出版了9本書。其中兩本是習近平「主編」，一本是「與人合著」（都是談福建當地農業問題）。習近平在擔任福建地委和省委書記期間，掛個「主編」和「合著」之名，與其說是掠人之美，不如說是人人心知肚明的官員常態。 另外6本習近平個人署名的書，一本是他的《博士論文》出書，另5本是作為「黨的書記講話」彙編，這種東西秘書代筆，天經地義。習近平當浙江省委書記時，曾用筆名哲欣為《浙江日報》每周寫專欄《之江新語》，後彙成集子，以習近平本名出版。這本篇篇都是空話、套話的標準「黨話」語錄，更明顯是出自標準的黨秘書之手，難怪連習本人都不太情願親自署名出版，但出版社盛情難卻，用當今總書記之名，可謂賺大錢的好機會，結果真是大紅了一陣。 ●「博士帽」無翼而飛，「黨中央」也「擋不住」 習近平從小縣官到國家最高領導人，不僅仕途奮戰「成就」顯赫，博覽群書、著作豐厚，甚至還不用到校讀書，就拿到了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只不過其博士論文《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被旅居挪威的華裔作家鍾祖康查出，跟他在福建寧德當市委書記時的下屬、副區長劉慧宇的著作有很多內容重復，甚至有些段落一模一樣。現為福建省江夏大學副校長的劉慧宇可能寫作時來回挪動材料，忘記了那些內容是她給人「代筆」過的。 習的博士論文附錄說他「參考了26本英文書」，可至今也不知誰聽說過習近平會英文，說明他不僅有非凡的「閱讀能力」，還有超人的「參考能力」。只是由於他的「博士」頭銜廣被質疑，包括英國《泰晤士報》都予報道嘲諷，結果在中共的官方簡歷上，習總的「博士頭銜」無翼而飛，可能「黨中央」也覺得「擋不住」了。 立志做毛二世、對謊言「習」以為常的習近平，的確是毛的超級傳人。不僅在博覽群書上勝過「通讀」了17遍《資治通鑒》的毛，連業餘愛好都讓毛一世感嘆：我只會打乒乓和游泳，你小子居然宣稱，喜歡游泳、爬山、足球、排球、籃球、網球、武術，真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習主席」不僅爬山、武術，乾脆把世界四大球全包了，被稱為「習包子」不是名副其實麼。一個掌權的韓寒會給中國帶來什麼前程呢？ 2015年12月1日於美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FA） 2015-12-0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希望之聲電台節目主持人靜汝 近日自海外媒體爆出準備收購台灣最大的電視平台之一《東森電視》的美國公司有中共軍方背景的合伙人後，引起了海內外和台灣輿論界的一片嘩然。旅美政論家曹長青先生在接受希望之聲國際電台記者靜汝採訪時，就此發表了看法。 記者：美國DMG娛樂公司執行長敏茨（Dan Mintz）要以6億美元收購台灣「東森電視」，引發爭議。雖然出資人是公司總裁個人，然而外界多懷疑這是中共意欲進一步掌控台灣媒體。你怎麼看外界的這種質疑？ 曹長青：首先，敏茨跟北京當局關係相當好，美國彭博社談到他的公司，曾以「中國的」DMG來形容。美國重要商業雜誌《富比士》則以「好萊塢的中國先生」來描述敏茨。可見這位美國投資人的中國背景之深厚。 二是敏茨的好萊塢娛樂公司是中國大陸公司的海外分支。敏茨和中國解放軍背景的肖文閣（原名肖文革）等人在中國共同創辦「DMG控股娛樂集團」，這個公司的官方意識形態色彩濃厚，曾為慶祝中共建政60周年拍攝的知名影片《建國大業》的主要投資和出品人。這部影片配合共產黨的宣傳，詆毀國民黨，是一部扭曲歷史的宣傳品。這個公司的董事長肖文閣還在影片中客串飾演了國民黨將領何應欽。另外，肖文閣和敏茨的公司還參與了《建黨偉業》的影片，直接歌頌共產黨。這樣濃厚的中共宣傳背景的公司主要合伙人要收購台灣媒體，當然其政治背景令人質疑。 三是這個公司的中方主要創辦人肖文閣解放軍的背景已被他本人證實：就《建國大業》接受採訪時，他說，因為自己的部隊背景，所以對愛國主義有特殊感情，把這部影片作為祖國母親的獻禮。當然實質是對中共建政的獻禮。 四是肖文閣的經歷模糊，背景非常神秘。2014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肖文閣排名第313位，淨資產為8億多美元。但這樣一個大富豪，網上卻無法查到他的資料，不要說他的解放軍背景，連他是畢業於那所大學都是空白，被網民稱為中國最神秘的富人，在今天可以網絡人肉搜索時代，肖文閣的歷史居然可以一不清二不白。但因肖文閣的公司上市，從《新浪股票》的網頁可查到，肖文閣原為北京華泰通網絡通訊公司副董事長、北京泰門投資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肖文閣的公司後來被周永康主控的中國石油化系統（勝利油田大明集團）收購。「勝利油田大明集團」是中石化的龍頭公司之一，由12家公司組成，資產幾十億，員工數千人。熟悉中國政情的都知道，中石化不僅是大貪官周永康的領地，還跟解放軍有密切關係。 記者：東森電視如果被收購，是否意味著中共滲透台灣媒體的情況更加嚴重？ 曹長青：東森電視是台灣最大的私有中文電視集團，（據維基百科）在台灣有8個頻道，海外包括美國等國家有11個頻道，加起來有19個頻道，涵蓋新聞、體育、戲劇節目等。觀眾遍及美洲，亞洲、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等。東森電視最主要的是新聞台，中共可能是想通過收購新聞評論台，來進一步影響台灣的輿論。 中共統戰台灣的最重要一個步驟就是滲透媒體。早在2003年，也就是12年前，台灣的《財經文化周刊》就發表文章指出，台灣有17家媒體有巨額中資介入，其中包括平面媒體8家、電子媒體4家、雜誌和出版社5家。2003年還是民進黨執政，之後馬英九上台，傾向國共合作，給中共滲透台灣媒體更提供了方便。而且中共利用兩岸經貿，更加明目張膽地滲透台灣媒體，像2008年通過紅頂商人收購了台灣的著名大報《中國時報》，隨後中國時報的社論和言論等調子，很多像是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呼應版。 記者：在目前外界高度關注下，你認為DMG以外國總裁個人身份購買一家大型電視網，能夠通過台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審查而通過嗎？ 曹長青：按規定，先要經過NCC審查，然後還要報請中華民國經濟部審核，審核期最長90天。但在目前輿論嘩然、爭議紛紜的情況下，NCC已表示，要從嚴審核。其實這裡不僅有法律審核問題，更有政治問題，就看台灣的審核機構是不是認識到中共推行的「大外宣」計劃，即通過收購境外媒體等擴大中共勢力，尤其對台灣進行「一國兩制」的統戰宣傳。所以不僅是法律審核，更是政治審核。如果現在馬英九政府批準東森電視收購案，可能會引起更大輿論反彈，對一個多月後的就要進行的總統大選、國民黨的選情會有不利影響，因為這更會被認為是國共聯手出賣台灣，所以這個問題最後可能還得政治決定。 記者：現在又傳出中國阿里巴巴集團董事長馬雲將收購香港《南華早報》，這跟上面談到的要收購台灣的東森電視，是巧合，還是有共同的企圖？ 曹長青：中共對境外媒體的滲透已是公開的秘密。尤其對台灣和香港。根據幾年前的統計，香港媒體界的老板有七位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南華早報》是馬來西亞的華裔富豪郭鶴年的家族擁有控制的，據報道郭鶴年家族在中國內地有大量的房地產和酒店業務。但關注香港媒體的會注意到，去年香港雨傘運動時，《南華早報》仍給予了密集報道，畢竟這是一份英文報紙，很多編輯記者是外國人，他們不可能完全做中共的宣傳喉舌，隨後據報道，該報的編輯等遭到撤換，現在《南華早報》已經不像之前那麼多地批評北京政府。這次如果馬雲收購了這家報紙，但等於香港的媒體獨立更加淪喪，自由度更小。因為馬雲是中國富豪中不多見的公開支持六四屠殺的，他曾說，中共動用坦克軍隊在北京大開殺戒，在當時是「最正確的決定」，可見他跟中共當局的一致。連動用軍隊殺害平民甚至學生孩子，都是最正確的決定，馬雲說這種話，真是毫無人性。這樣的人收購了《南華早報》，標志香港的新聞自由進一步淪喪。 去年台灣太陽花學運阻止了國共熱衷的《兩岸服貿協議》，等於阻止了中共的出版等傳媒機構大舉進入台灣。現在紅頂商人馬雲要收購香港《南華早報》，中國紅頂公司（並且是軍方出身）的下屬要收購台灣東森電視，無論是否是偶然，都跟中共新一輪的「大外宣」有關。 2015年11月26日 ——原載「希望之聲電台」 點擊收聽：http://www.soundofhope.org/node/673837  

  昨天（22日）阿根廷總統大選揭曉，連續執政12年的左翼政黨敗選，中間偏右、強調市場經濟的首都市長馬克里獲勝。大選結果不僅對拉美第三大經濟體的阿根廷意義重大，而且對近年來南美洲的左右派兩大勢力較量，尤其對終結「貝隆主義」（美洲本土化的社會主義），促使拉美地區更走向市場經濟具有潛在影響。   阿根廷的國土形狀上粗下細，像個長條茄子，也像個大錘。以阿根廷前總統貝隆（Peron，也譯庇隆）命名的「貝隆主義」更是個大錘，不僅曾嚴重打擊了阿根廷的經濟（實行社會主義一定是惡果累累），而且傳播蔓延到拉美地區，使熱衷政府干預經濟，推行均貧富、國營化的社會主義思潮更加泛濫。這次的阿根廷大選結果，等於把社會主義「剎車」，或者說是終結「貝隆主義」。   熟悉拉美歷史的人都知道，貝隆曾相當興隆，這位20世紀40年代末就當了阿根廷總統的強人，把他信奉的社會主義移植到阿根廷，波及整個南美，冠之以「貝隆主義」：通過政府力量均貧富，高稅收，國營化，政府主導經濟，並對社會整體性改造。   在阿根廷那種經濟落後、窮人成堆，再加上天主教盛行（有反富傾向）的背景下，尤其是在顯擺自己占據道德高地、充滿烏托邦幻想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推波助瀾下，「貝隆主義」很有市場。除此之外，它還有另一個獨特的推動力，那就是貝隆的第二任夫人艾薇塔（Evita）。   艾薇塔是傳奇人物，她是鄉下窮裁縫的私生女，生活貧寒，但性格剛毅，充滿活力，並深諳鑽營之道。她15歲進城當舞女，跟各種權勢人物「性交換」，是著名交際花，最後在影視界成名。後被政治領袖貝隆看中，成為「第一夫人」。   她的苦出身背景，使她自然傾心貝隆的煽動窮人打土豪分田地式的社會主義，成為貝隆總統的戰友伴侶。她傾心輔佐丈夫，四處演講「貝隆主義」，深得貧下中農們的歡迎，更得到天主教徒們的愛戴。再加上她33歲就因子宮頸癌去世，更強化了她的傳奇色彩。在不少窮人家裡，她的畫像甚至跟耶穌並列。   正因為貝隆夫人（艾薇塔）是拉美甚至全球女性中的社會主義名人，而且她還善於演講，很有個性，所以西方左派作家和藝術家等，心有靈犀一點通，幾乎把她捧為「女神」。不僅編排出《艾薇塔》的音樂劇，後來還拍成電影，由美國性感放蕩女歌星麥當娜主演。當時阿根廷人還抗議了一陣子，但後來看到麥當娜賣命演出，還真演出真諦才作罷。導演選中麥當娜可謂慧眼識真，因這位性感女星對曾放蕩不羈的艾薇塔感同身受，演自己本色當然會傳神。電影《艾薇塔》（中國也譯為《貝隆夫人》）主題曲「阿根廷不要為我哭泣」也流傳一時。   艾薇塔去世後，貝隆總統遭軍方罷黜；流亡多年後回國又當上總統。後來他的第三任妻子也當了總統，後也被軍方廢黜。貝隆一家這種戲劇化的政治大起大落也使「貝隆主義」更加揚名。   12年前，信奉貝隆主義的左翼領袖內斯托爾•基什內爾當選阿根廷總統，四年任滿後，他妻子克里斯蒂娜接班當上總統並連任，夫妻店開了12年。   克里斯蒂娜總統非常推崇艾薇塔，她下令把艾薇塔頭像印到阿根廷的百元貨幣上。她不僅學艾薇塔演講握拳頭，做出強人狀，還常語驚四座。例如去年阿根廷隊參加足球世界杯決賽失敗後，她發表演講，說對足球沒興趣，還表明未曾看過阿根廷任何一場比賽，讓足球隊員和球迷們傷透心。   今年二月她作為總統對中國國事訪問，期間她竟在推特上發推嘲笑中國人的西班牙語發音。雖然中國官媒封鎖不報，但中國網民仍在微博等發出對她的不滿與批評。克里斯蒂娜如此不顧外交禮儀和總統身份，實為白目。   在這種左翼白目總統領導下，再加上仍信奉貝隆主義，繼續社會主義政策，阿根廷的經濟連續衰退，去年經濟增長率只有0.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明年阿根廷經濟將收縮0.7%。   《商業內情》（Business Insider）結合中情局世界概況（CIA World Factbook）2014年的數據，列出了全球18個悲慘指數最高的國家，前五名是委內瑞拉，敘利亞，吉布提，阿根廷，也門。   在這種背景下，阿根廷的首都市長馬克里參選總統，挑戰執政黨。馬克里的父親是阿根廷著名企業家和大富豪，24年前馬克里曾遭綁架（12天）勒索，馬父用250萬美元贖回兒子。馬克里也經商，並為阿根廷青年足球俱樂部主席。足球是阿根廷人的最愛，馬克里也成為名人。   通過家族經商和自身經驗，畢業於美國沃頓商學院的馬克里成為西方自由經濟的信奉者，也自然成為「貝隆主義」等社會主義政策的反對和挑戰者。他很早就投身政界，創辦政黨，出任議員，後高票當選阿根廷首都市長並連任。   在這次總統初選時，阿根廷的五家主要電視台等，都唱衰馬克里，認為執政黨候選人一定贏。但選舉結果，馬克里只落後不到一個百分點。由於所有參選人都沒過半，按規定第二輪再選，這次馬克里讓媒體再跌眼鏡，成為贏家，因為他的推崇市場經濟的政策理念得到中產階級、商界以及尋求變革的民眾的歡迎。   今年56歲的馬克里出任總統後，阿根廷在經濟上明顯將向右轉，因為他要改變上屆政府的控制外匯、農業重稅、限制進口、高福利等左翼政策，實行減稅，削減赤字，平衡預算，開放投資領域等自由經濟政策，並將很快取消政府對商品價格的控制。目前阿根廷超市上有四百多種食品商品的價格都是由政府（而不是廠家）制定的。   馬克里政府在經濟上不僅會向美歐等開放市場，同時在外交上，也將改變上屆左翼政府傾斜委內瑞拉、伊朗等，疏遠甚至反對美國的政策，而重走親美之路，支持美國力倡的「美洲自由貿易區」；會遠離拉美反美小霸王查韋斯的接班人掌權的委內瑞拉。馬克里曾公開批評委內瑞拉的人權紀錄。   作為拉美第三大經濟體，也是左翼重鎮的阿根廷，這次右派獲勝的變天，很可能影響下個月（12月6日）委內瑞拉的國會選舉，激勵該國的改革派和右傾選民，把熱衷反美、社會主義的查韋斯黨選掉，讓委國也發生阿根廷這種變化。如果成真，那將對整個南美的政治版圖產生重大影響。   過去多年以來，美洲多數國家都被左傾勢力主導，親美和傾向市場經濟的只有哥倫比亞、洪都拉斯、巴拿馬、巴拉圭等少數國家。當年親蘇聯、熱衷馬克思的智利阿連德政權被推翻後，雖然經過皮諾切特將軍（Pinochet）16年的強人政治，最後左派反彈，導致長達19年的四屆左翼政府。五年前右翼候選人、自由經濟學家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擊敗左翼對手而當選總統。但由於法律規定總統任期只有一屆（隔屆還可再選），在前年底的大選中，被稱為「智利大媽」的前任左派女總統巴切萊特又卷土重來（當選總統）。由此可見在南美以至整個拉美地區，推崇自由經濟的保守派當選執政是多麼困難。   在南美大國巴西（人口兩億多），左派總統盧拉任滿後，欽定他的總統辦公廳主任羅塞夫女士為接班人。在盧拉及左派媒體的造勢下，羅塞夫當選總統。四年屆滿時，雖然巴西經濟滯緩，反對聲勢高漲，但羅塞夫仍靠左派啦啦隊的鳴鑼開道而在去年八月連任總統。   羅賽夫帶領的工人黨（Workers Party）執政以來，巴西經濟持續惡化，政府貪腐案件更為增加。據巴西中央銀行預測，巴西今年（2015）的經濟將出現1.8%負成長，美元匯率會創下12年新高。今年八月，巴西爆發最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游行，要求羅塞夫下台。目前羅塞夫的民調不僅跌至該國歷史新低，只有8%，而且也排在全球民選領導人最低，第二低是台灣的馬英九總統（9%），第三低是法國無能總統奧朗德（12%）。   巴西示威民眾高舉的標語寫著：Less Marx, More Mises（少點馬克思，多點米塞斯），即表達強烈的反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希望更多的奧地利自由經濟派鼻祖米塞斯主張的市場經濟。   從阿根廷的貝隆主義被終結，到巴西街頭呼喚米塞斯自由經濟的口號可以看出，雖然南美以至整個拉美地區由於天主教盛行，窮人多，有長期的貧窮歷史，但由於今天進入網絡時代，左派知識精英壟斷媒體和信息的局面被打破，社會主義思潮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貝隆主義等所有變種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都將會被終結，米塞斯的市場經濟思想（其實質是尊重人的權利和自由，而不是政府主導一切）將進入拉美，拉動整個美洲走向繁榮、富有和個體的強大。   艾薇塔去世後，憑借傳記音樂片，那句「阿根廷別為我哭泣」甚為流行。但在艾薇塔熱衷的社會主義左翼政策下，該國的貧窮落後才是應該被哭泣的。而這次大選結果，可能才真是「阿根廷不再哭泣」的歷史起點。   2015年11月23日（阿根廷大選次日）   ——原載《曹長青網站》  

台灣即將總統大選，但對綠營來說，非常關鍵的是立法院改選。只有把國會中那些「郭冠英心態」的紅藍們選掉，台灣才可能發生真正變革！ 中華民國外交官郭冠英（自稱高級外省人——高外）辱罵本地人、詆毀台灣、諂媚對岸中國事件，之所以曾引發人們強烈關注，就是因為它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反映出台灣在「人、文化、制度」這三個環節，都出現了問題。 首先看「人」。據我多次訪台的觀感，「郭冠英」實在太多了，區別只是公開或隱蔽，囂張或委婉而已。那種「高級外省人」瞧不起、歧視本地人的心態，只要稍加留心，就會感覺到。一名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曾對我說，高雄到處是流氓，嚼檳榔。那種對南部人的一臉不屑和瞧不起，至今還記憶猶新。 前華視總經理、知名演員江霞來紐約演講時說，當年說台語被罰款，還被掛上牌子。她努力學「捲舌」演戲，最後說得一口地道北京話，再加上她人長得漂亮，終於在外省人主導的演藝圈立足。那些外省人對她的誇獎是：「你不像台灣人」。 再看看「聯合中國」報那些社論，高級外省人的優越感一目了然。在泛藍報紙上，老蔣被稱為「蔣公」，小蔣是「經國先生」，吳伯雄因投靠了國民黨，就成了「伯公」。他們這樣稱呼過台灣綠營領導人嗎？國民黨高官的子女，則貴為「公子、女公子」。他們這樣稱呼過陳水扁的子女嗎？簡直就差沒直說，他們就是帝王將相，就是台灣的「主子」。其殖民心態，好像連掩飾的必要都沒有。 馬英九不是曾明說嗎，選外省人當總統是台灣人的福氣；還曾對原住民賞賜地說「我會把你們當人看」。從郭冠英到馬英九，「高級外省人」是偶然現象嗎？ 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多郭冠英？因為文化出了問題，國民黨帶到台灣的是歧視、欺壓本地人的殖民統治文化。舉個小例子，我多次訪台後發現，如果跟台灣人談中國歷史，他們倒背如流，還能把東北哈爾濱到南方廣州經過哪些省份準確無誤地背出來。可談到台灣歷史，或者玉山多高，日月潭多大，「慈母塔」怎麼回事，他們倒不見得談得過我。國民黨教育的核心，就是要給你一顆大中國（沙文主義）的心。 這種殖民文化毒化了郭冠英們，所以他們才會把台灣人視作台巴子、倭寇。他們不僅自己中毒，還毒化他們的後代，從網上可查到的郭冠英女兒在上海的講話，跟他父親口氣一樣，也是把台灣人稱作「倭寇」。台灣的文化教育有毒，才毒化出一代代的「郭冠英」。 為什麼這樣一種毒文化能有市場？因為背後有獨裁制度在撐腰。不僅制度確立這種殖民文化教育，同時制度保護其殖民統治。除國民黨人之外，只有效忠黨國意識形態的本地人，才可能進入統治階層。考公職以35省分配名額，佔人口80%的本地人只能分到35分之一；用這種不合理到天邊的制度，確保「高級外省人」佔據上層建築領域。其輝煌結果今天一目了然：司法、媒體、公務員等階層，被「高級外省人」絕對壟斷。 所以，在人、文化、制度這三個層面，首先必須從制度層面改變。目前台灣這種體制，遠不是正常民主機制。只有首先把立法院中那些高級外省人心態的郭冠英們淘汰（選）掉，使認同台灣的人在國會佔多數，新的國會才能通過制定法律，從制度層面解決郭冠英式族群歧視和仇恨。 所以台灣這場總統大選，更關鍵是的立法院的改選。如果綠營只是拿到總統府，仍無法突破立法院瓶頸，那麼還可能像之前綠營執政的八年那樣空轉。而只要那種保護國民黨遺老遺少的制度不變，殖民文化就不會變；而殖民文化不變，人就不會變，就會有千千萬萬個郭冠英繼續在成長。

巴黎被恐怖襲擊後，伊斯蘭問題再次被全球關注和討論。應該怎樣看待伊斯蘭？美國知名的伊斯蘭教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曾在《華爾街日報》刊文指出伊斯蘭的暴力本質，因為伊斯蘭教義《可蘭經》上明白地寫著：「要用戰鬥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蘭的人，都變成穆斯林」（伊斯蘭信奉者被稱為穆斯林）。而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率領軍隊，砍殺征服。 另一個任人皆知的事實是，22個成員國家的「阿拉伯聯盟」，多數都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更無宗教自由。很多穆斯林國家，女性不要說沒有投票權，甚至連開車都被定罪，出門必須帶面罩，受到歧視和摧殘。 那些大鬍子男人主導的穆斯林世界，只要聽到任何批評，就示威抗議，就謾罵騷亂，就群起而攻之，制造恐怖氣氛，威脅世人封嘴。印度裔英國作家拉什迪的小說《魔鬼的詩篇》被視為褻瀆伊斯蘭，霍梅尼下令全球追殺；丹麥報紙刊出穆罕默德的漫畫，遭到全球穆斯林抗議，他們憤怒地砸毀人家使館，攻擊丹麥人。前任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只是引用古人一句話批評伊斯蘭，也遭到瘋狂的攻擊謾罵，甚至揚言要他的性命。 以揭示共產蘇聯罪惡的《古拉格》一書獲得普利策獎的《華盛頓郵報》女專欄作家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曾在「不要再道歉」一文說，西方世界不要再向穆斯林道歉，而要團結起來，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她強調，教皇的引述是否得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對任何一種宗教都有批評的自由。 但西方世界在伊斯蘭狂熱者的威脅下，在左派的政治正確下，極少有人敢發出批評之聲。但有三位女性，卻勇敢地站出來，其中兩個來自穆斯林國家。 一個是索馬里女性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她小時候就被穆斯林們強行實施割禮，後來逃脫了父母包辦的婚姻，在荷蘭獲得政治庇護。在阿姆斯特丹的電視上，她以親身經歷痛斥伊斯蘭迫害女性的惡行。她還和畫家梵高的後代梵高一起制作了穆斯林女性受迫害的紀錄片，結果梵高因此被當地幾個穆斯林青年殺害。 阿里曾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痛斥伊斯蘭教說，根據伊斯蘭教義，女性必須蒙面；如有外遇則要被石頭打死，但男性有外遇，則不在此限；男人要離婚，只需在兩個男子前重復說「我要離婚」就算通過，而女性則必須經法院等三月至一年，而且必須有下列理由：丈夫無經濟能力，無法生子或陽萎。即使成功，也只能分到小部份財產，孩子則全部歸男方。 阿里把希特勒的納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蘭相提並論，稱伊斯蘭是「新法西斯主義」。她說，「就像納粹主義開始於希特勒的願景，伊斯蘭主義的願景是伊斯蘭神權（caliphate），即一個社會被伊斯蘭律法/回教法（Sharia Law）統治，在這種社會，女人婚前有性行為要被石頭砸死，同性戀則被痛毆，像我這樣的無神論者將被殺死……」 阿里甚至抨擊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是墮落的（52歲時竟跟8歲女孩結婚）、專制的，誰不按他說的做，就會被懲罰。「穆罕默德讓人想起本拉登、霍梅尼、薩達姆。如果沒有默罕默德的榜樣，就不會有薩達姆。默罕默德給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樣，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熱衷暴力。」 阿里認為伊斯蘭必須改革，必須否定《可蘭經》中的某些內容。她在荷蘭制作的影片，把那些欺壓女性的伊斯蘭教義印在了穆斯林女性的身上。 阿里發出批評伊斯蘭的聲音之後，就遭到死亡威脅。荷蘭的左派們，也不喜歡她公開批評伊斯蘭，認為這有損文化多元主義。最後以她申請庇護時資料有不實作理由，取消了她的荷蘭公民身份。 阿里卻在美國受到歡迎，被聘到美國「傳統基金會」做研究，繼續堅持她的原則，絕不後退。後來她跟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結婚。 佛格森是目前大西洋兩岸（美歐）的學界新星，在哈佛、牛津、斯坦福等學府當教授和研究員，著述甚豐，其《帝國》、《金錢關係》、《文明》、《貨幣崛起》、《虛擬的歷史》、《西方的衰落》等專著受學界重視。他還經常參加電視節目，「是極少數能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的專家之一」。2004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佛格森極為欣賞阿里的勇氣，甚至崇拜她。他倆喜結良緣，成為「黑白結合」的佳話之一。2013年阿里入籍美國。 另一個勇敢的穆斯林女性，是在敘利亞出生的蘇爾丹（Wafa Sultan），她曾是虔誠的伊斯蘭信徒，但在大馬士革上大學時，目睹一群高喊「真主是偉大的」人，衝進校園，槍殺了她的教授，而且一氣打了一百多槍。從此她質疑伊斯蘭教，並和丈夫移民美國，在洛杉磯學習心理學。 911事件後，她常在網絡上和那些伊斯蘭狂熱者辯論，因她很有辯才，並敢說真話，常把那些阿拉伯學者嗆得啞口無言，她被稱為「伊斯蘭神學士的最大夢魘」。哈佛教授亨廷頓曾以《文明衝突論》一書聞名，強調各種文化、文明之間的矛盾衝突關係。但蘇爾丹則提出一個遠高於亨廷頓的觀念，她說，「文明之間沒有衝突，只有競爭。」她認為伊斯蘭教不是文明，因為這種宗教導致人們傾向暴力和屠殺。 蘇爾丹批評伊斯蘭之後，像阿里一樣，也遭到死亡威脅，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教士譴責她，給她威脅性的電話留言，還有人發電子信說，「有人會殺你的，那個人將是我。」在電視上辯論不過她的毛拉們，也像霍梅尼對作家拉什迪一樣，對她發出宗教追殺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懼地對《紐約時報》說，「我想做的是，改變我們人民的思維狀態（mentality），因為他們已經成為伊斯蘭教義的人質十四個世紀了。沒有哪個人質能夠自己打破獄規，逃離監獄，外部世界的人應該去幫助他們越獄。……我沒有恐懼，我對我的觀點有信心。」 《紐約時報》說，蘇爾丹的勇氣，不僅西方自由世界人們敬仰，連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們，也稱讚她敢公開在阿拉伯電視上，大聲說出只有少數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說的話。 和阿里、蘇爾丹一樣勇敢的另一位女性，是意大利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法拉奇曾採訪過霍梅尼，鄧小平，阿拉法特，卡扎菲等很多獨裁者，她的進攻性的大膽提問（追問），常使那些權勢者惱怒，甚至要殺了她。她的採訪集《採訪歷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迄今仍是西方新聞院校學生的必讀書。 法拉奇因為熱愛美國而長期居住紐約曼哈頓，在目睹世貿大廈被炸之後，她奮筆疾書，寫了長達報紙四個整版的討伐伊斯蘭的長文《憤怒和自豪》，「憤怒」極端伊斯蘭的暴行，為西方文明而「自豪」。和西方知識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法拉奇認為，伊斯蘭教是落後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1400年的黑暗伊斯蘭教，才是底座。她痛斥毛拉們的專制、虛偽、狂熱，毫無人性。她說，伊斯蘭文化，就是欺負女性，女人不值駱駝錢的文化。 歐洲的穆斯林們以誹謗罪把她告上法庭（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等幾國同時告她），至她去世（2006年），她的誹謗官司還沒打完。還有伊斯蘭份子要殺她，她的回答是，我可不是那麼容易被嚇住的人，我已經七十多了，用自殺炸彈殺我，是不是「太浪費了」？ 崇拜法拉奇、並曾去曼哈頓寓所採訪過這位傳奇英雄的《華爾街日報》特寫編輯、印度裔作家瓦薩達拉健（Tunku Varadarajan）在悼念文章中描述說，身患癌症的法拉奇當時體重頂多80磅，但她仍堅定有力地強調說真話、堅持原則的重要性：「當你放棄或嘲笑原則理念的那個瞬間，你就已經死了，你的文化死了，你的文明死了。」瓦薩達拉健感嘆說，她是多麼勇敢的女性，有點太勇敢了！ 法拉奇的最後一本著作是《理性的力量》（The Force of Reason）。她和阿里都持同樣的觀點：宗教和理性，應該有平衡。而不是像伊斯蘭那樣，不給理性任何空間，要用刀槍逼迫信仰，把人變成穆斯林。 這三位勇敢女性對伊斯蘭的看法，都非常值得深思，可以促使人們更深入了解中東及巴以衝突背後的宗教問題，以及伊斯蘭主義的本質等。 在全世界70億人中，敢出來痛批伊斯蘭的人極為罕見。這本身就證明伊斯蘭的可怕。任何批不得的人和事，都是最可怕、最助長邪惡的東西。在全世界的數不清的懦夫們面前，阿里、蘇爾丹、法拉奇這三位女性，簡直是巨人！ 2015-11-19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巴黎大屠殺發生後，伊斯蘭問題再度引起全球關注。其實美國911遭恐怖襲擊後，伊斯蘭主義就一直是學界（甚至是美國普通民眾）關心的議題。   美國到底有多少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由於美國的人口普查不可以問宗教信仰問題，所以對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準確的統計。穆斯林團體說，美國有500萬，甚至多達900萬穆斯林。但一些專家學者長期追蹤研究，發現這些數字偏高。   據美國知名的皮尤研究所（Pew）今年（2015）4月公布的最新統計報告，美國的穆斯林總共有277萬，在目前美國人口3億3千萬中占0.85%。如果跟英、法等歐洲國家相比，美國的穆斯林比例還是比較低的，在英國，穆斯林占5%，在法國已占10%。   跟美國的其它宗教相比，伊斯蘭教仍處於「少數地位」，排第四位：根據上述皮尤研究所的報告，在美國第一大是基督教，信奉者占人口78.3%，相信有上帝或更高的主宰，但無宗教派別的（unaffiliated）占16.4%，第二是猶太教，占1.8%，第三是佛教，占1.2%，第四是伊斯蘭教，占0.9%。   一般人想到美國的穆斯林，以為就是從中東來的阿拉伯人，其實不然。據2000年佐格比（Zogby）的民調，在美國的阿拉伯人，只有23％信伊斯蘭教，其他70％以上是基督徒，其中42％是天主教徒，23％是正教徒 （Orthodox），12％是新教徒。   據上述皮尤研究所的統計，美國的穆斯林四分之一是在美國出生的黑人，其余是從中東、南亞等來的移民及後裔。美國最激進的穆斯林團體The Nation of Islam不是由中東來的伊斯蘭狂熱者主導，而是在紐約出生的黑人牧師法拉肯（Louis Farrakhan）率領的。在電視上，不時看到法拉肯聲嘶力竭地演講，身後還站著一些他的所謂「衛隊」，都是穿統一制服，他每講幾句話，這些「衛隊們」就跟著吆喝助威，很像馬戲團的臉譜醜角在表演。   法拉肯曾公開歌頌納粹領袖，讚譽希特勒為「偉大的人物」。法拉肯跟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是好友，當年北約等打擊利比亞時，他力挺卡扎菲。法拉肯被視為美國反猶、反同性戀、反白人的代表性人物。法拉肯甚至提出黑人要有自己的司法機構，說在美國現有的司法制度下，黑人只是挨整。今年82歲的法拉肯曾幾次領導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的「百萬黑人大游行」。他被劃入極端伊斯蘭的強硬派行列。   在巴黎槍擊案發生後，人們再次提問，穆斯林中有多少「溫和派」？他們能不能給伊斯蘭世界帶來變革？穆斯林們是否會被伊斯蘭國、毛拉們以及法拉肯這種極端者主導，繼續給世界帶來災難？   美國發行量最大的《華爾街日報》曾邀請六位知名人士和專家（其中四位是穆斯林）對此進行了討論。   這四位穆斯林中，有馬來西亞的反對黨領袖安華（Anwar Ibrahim）。馬來西亞是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國家，人口61％是穆斯林。安華曾任副總理，因被指控同性戀行為而遭起訴判刑。西方觀察家多認為這是黨派鬥爭，在安華案審理時，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和前國防部副部長沃爾夫維茲（Paul Wolfowitz）曾聯手在《華爾街日報》發文聲援安華。戈爾和沃爾夫維茲是美國政治的兩極，前者是民主黨左翼，後者是共和黨右翼。連他們自己也在文章說，在所有政治問題上他倆幾乎都立場相左，但卻一致認為，安華案應公平審理，這對馬來西亞是否成為民主、多元的國家至為重要。沃爾夫維茲曾做過美國駐印尼大使，對南亞穆斯林國家情況比較了解，對安華案也一直關注。   從安華的這篇討論文章可看出，這位馬來西亞反對派領袖，對恐怖主義、伊斯蘭世界的改革等都有獨到見解。他說，絕大多數的普通穆斯林，像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一樣，也是重視家庭生活，祈禱和平與安全，平靜地生活。而那些極端伊斯蘭分子，他們反民主、反西方、反猶，自閉而不寬容，沒有能力跟今天現代社會的其他社區共存。他們用殺害平民的方式謀求政治目的，不僅造成生命的喪失和親人的痛苦，也嚴重傷害了真正伊斯蘭教的信仰者。   安華認為，對伊斯蘭的問題，解決方案不應走極端：不是穆斯林都放棄伊斯蘭教，也不是總誇贊伊斯蘭文化遺產怎樣輝煌，而是穆斯林社會應更強烈地譴責極端伊斯蘭分子。但這還不夠，穆斯林還應一致發出結束伊斯蘭世界專制政權的聲音，因為專制是阻止穆斯林社會和平與進步的最大障礙。安華的結論是，「球在人民一邊」。   穆斯林智庫創辦人、曾出版《伊斯蘭主義者》專著的胡森（Ed Husain）認為，他屬於「溫和的穆斯林」，但他不喜歡這個稱號，因為這好像他的信仰打了折扣。他認為這種提法等於給了那些極端伊斯蘭分子的宣傳口實，說他們才是正統的穆斯林，而「溫和的」是打了折扣的。他覺得還是稱他為「正常的穆斯林」比較好。他說自己是虔誠的穆斯林，也完全西化，這兩者可以統一。   前巴基斯坦駐英國大使、美國大學伊斯蘭研究部主任、2010年出版了《來美國的經歷：伊斯蘭的挑戰》一書的阿曼特（Akbar Ahmed）也認為「溫和」與「激進」的分類不怎麼好，因為這給人的感覺，多數穆斯林是好的，少數是壞蛋。   他提出「伊斯蘭三階段論」：早期的伊斯蘭處於神秘主義階段，那個時候，在清真寺、猶太教堂、基督教會，信徒們同信一個上帝。   第二階段是「現代主義穆斯林」（Modernist Muslim），他們試圖平衡傳統和現代，為伊斯蘭而自豪，但卻不那麼適應現代生活。這些「現代主義者」在二十世紀前半葉，都領導國家獨立運動，如摩洛哥獨立後的第一個國王，巴基斯坦的建國者等。但他們的現代化運動都失敗了，因為無能和腐敗。   第三個階段，在上述「伊斯蘭現代化運動失敗」之際，經書主義者（Literalists）乘虛而入。他們認為，穆斯林的舉止，必須符合七世紀的阿拉伯先知的教誨；伊斯蘭正受到外部的挑戰，必須防御；所以，雖不是所有人，但很多采取暴力行動，如哈馬斯、穆斯林兄弟會、塔利班等。   上述這三類（三階段）穆斯林的鬥爭結果，將決定伊斯蘭的未來。   美國「巴爾的摩政策研究所」（PIPS）資深研究員哈米德（Tawfik Hamid）原是一名激進伊斯蘭組織成員，後來覺醒，成為改革派。他認為必須清晰分開「溫和」與「激進」穆斯林，才有助於支持前者，擊敗後者。   他認為，激進的伊斯蘭不僅是恐怖主義，而且還通過清真寺的讀經、講經來傳播仇恨，結果自然滋養出恐怖分子。那種經書傳授，包括允許殺害不信伊斯蘭教的人、摧殘女性和同性戀者、反猶等。哈米德強調，僅僅譴責恐怖主義是不夠的，穆斯林世界，還應該一致拒絕那種傳播仇恨的「讀經」、對《可蘭經》的解釋——要用武力征服不信伊斯蘭的國家（聖戰）、迫使他們成為穆斯林國家。是那種暴力概念的傳播，喂養了聖戰主義分子。   由於哈米德曾是激進伊斯蘭分子，有第一手體驗，所以他大聲疾呼，溫和穆斯林僅僅譴責恐怖主義是不夠的，必須誠實地承認，伊斯蘭的歷史有太多的暴力和征服，清真寺的經書傳授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參加討論的文章題目就是「不要美化暴力的教科書」，強調只有正視那些弊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激進伊斯蘭的問題。   四位穆斯林名家，盡管在「溫和」與「激進」的定義上觀點不同，卻異口同聲，都譴責、痛斥極端伊斯蘭和恐怖主義，同時對穆斯林社會有強烈的改革願望，提出必須先終結傳播仇恨的清真寺經書講授，才可能鏟除恐怖主義。他們更強調，只有結束伊斯蘭世界的專制統治，產生寬容、多元、民主的社會，和平才有保障。   這些「溫和」（更是理性）的聲音，代表著穆斯林世界的希望，傳遞著伊斯蘭社會內部渴望變革的呼吁！但這些「聲音」能否成為主流、主導伊斯蘭世界的輿論，關鍵在於，也是前提條件，是結束毛拉們的政教合一統治，實行民主選舉，只有憲政制度，才可能制約極端伊斯蘭勢力。   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我們看在穆斯林占絕對多數的土耳其（99%）、印尼（90%）、馬來西亞（61%），以及有一億二千萬穆斯林的印度，都提供了樣板和根據。跟中東國家相比，這些國家政體和社會基本穩定，極端伊斯蘭勢力也得到控制，也沒有向世界輸出聖戰分子們。所以，歸根到底，是要鏟除專制政權，能讓大多數溫和派穆斯林發出聲音、使伊斯蘭這個宗教像基督教一樣得到重大改革。這是今後穆斯林人和世界各個種族、各種宗教徒和平相處的唯一道路。   2015年11月17日   ——原載《曹長青網站》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馬習會」被稱為「第三次國共合作」。但從國共交手的歷史來看，這種「合作」不僅毫無前景，更注定國民黨在台灣的慘敗。   人類迄今的歷史從來都是自由戰勝專制，而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列寧式的黨，獨裁政黨的特色就是一個一定要吃掉另一個，小獨裁必定成為大獨裁的手下敗將。在民主已成為世界潮流的今天，兩個曾給中國人民、台灣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政黨，現在卻走到一起，想要決定台海兩岸的命運，這本身就是一個「國際笑料」。   國民黨當年在中國之所以節節敗退給共產黨，其根本原因就是他們對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沒有清晰的認知。這次國民黨還要跟共產黨合作，說明他們迄今為止都沒有從一敗再敗給共產黨的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主要在於孫中山提出「聯蘇、容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而「聯蘇容共」，就是聯合縱容共產黨；「扶助工農」則是支持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讚美的以暴力打土豪分田地的暴民和地痞邊緣人。孫中山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本質上他和共產黨在一種思維框架下，也是要建立「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獨裁制度，他提出的「三民主義」，也在相當的成份上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吻合，因為其中的兩個內容（民族民生）都是強調大政府，而不是個人權利。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曾寫過一本《孫中山傳》，他論述說，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國獲得發展的機會，進而征服中國，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是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所以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結果，不僅沒有成效，反而糊裡糊塗地幫助了共產黨勢力壯大（當時共產黨才成立不久）。   國共第二次合作，表面原因是張學良發動「西安兵變」，迫使蔣介石聯共抗日，但真正原因仍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邪惡缺乏清楚認識。中國發掘出的史料證實，張學良當年已經加入共產黨；但剛愎自用的蔣介石卻一直堅持由張學良領導「剿共」。在國民政府官員和士兵在西安事變中被打死上百人之後，按理說蔣介石應該更清楚共產黨是怎麼回事，但他安全回到南京之後，卻正式承認共產黨的合法性，並把共軍列入國軍編制，給了番號「第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軍餉。於是這支軍隊八年後擴大到百萬人馬，最後打敗了國民黨。   當年國共內戰，國民黨軍事失敗的轉折點是東北戰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蔣介石啟用兒子蔣經國做對蘇聯政策顧問（負責東北外交），由於蔣經國仍對蘇共和斯大林有幻想，結果加快了國民黨在東北的軍事失敗。據前美國駐台官員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蔣經國傳》，連蔣介石本人都承認，他對斯大林有幻想的東北政策是「最嚴重的錯誤」；「蔣經國因為東北交涉失敗，備受抨擊，政治地位下降」。   後來在中共獲得聯合國席位，台灣的國際處境非常艱難之際，蔣經國總統能夠堅持反共，絕不向北京妥協，可能就是因為他和蘇共、中共都打過交道，有過慘痛教訓，而認清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1979年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委會制定對中共的著名「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蔣經國曾親口告訴《紐約時報》記者說：「與中國共產黨接觸（談判），就是自殺行為，我們沒那麼愚蠢。」   而如今，馬英九去朝拜習近平，國共聯手，就是蔣經國認定的那種「愚蠢的自殺行為」。   前兩次國共合作，都是在國民黨勢力遠大過共產黨之時，但最後都被共產黨玩於股掌。現在國民黨在台灣都要被選民淘汰，其實力等完全不能跟當年同日而語，這種「合作」的結果，一定是加速國民黨的滅亡。   國民黨的劣行說明，它已墮落到歷史最低點，不僅完全沒有了當年那種抵抗共產黨的勇氣，同時也失去了在台灣贏得民心的信心，所以才跑去拜見中國獨裁者，試圖借宿敵共產黨的大棒，來對付台灣人民。這種想靠獨裁惡霸幫忙，來穩固並強化自己在台灣地位的做法，真是再妙不過的自殺行為。所以「馬習會」不僅有政治馬戲的作秀味道，更有政治自殺的悲壯和滑稽。歷史上前兩次國共合作，結果是國民黨被趕出了中國。這次國共合作，結果會是國民黨被趕出台灣，趕進大海！正如無數台灣人期待和堅信的：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2015年11月11日 ——原載《曹長青網站》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怎麼憑空冒出一個「馬習會」？對馬英九來說，這是朝思暮想、求之不得的。而共產黨為何此時「賞恩」？這絕不是北京政權可憐民調慘到9%的「馬英9」，而是習近平有戰略戰術的兩大考量： 在戰略上，要乘最近訪問英國被「禮遇」的所謂外交勝利，繼而訪問越南、新加坡，順便「召見」馬英九，虛張成中國在主導越南、新加坡、台灣的聲勢，要給美國點顏色看。 在戰術上，中共看到國民黨選情低迷，想通過「馬習會」注射一點強心劑，以圖起死回生。 但習近平的兩大企圖都是閉門造「馬」，馬習會只是政治馬戲而已。因為第一，習近平的所謂訪英成功，只是英國給足「面子」，什麼女皇國宴、國會演講等，目的是拿到「裡子」——北京的訂單。習近平的英國之行，花掉三百多億美元（訂貨和投資當地核電站等）。 習近平的英國國會演講，從視頻看，很多人低頭打瞌睡，大概在默禱：快點結束吧！過去西方提到中國古代的可怕刑罰，多提到「水刑」，那不停的水注，能把人澆死。這次英國人體驗的刑罰是習近平演說，那平庸乏味，能把人煩死。但英國人還是覺得賺了，忍受習近平念幾千字的稿子，他們拿到300多億，等於每個字一千萬英鎊。 但無論英美給習近平什麼禮遇，只要價值觀不同，他們跟中國的關係就不會實質性改善。尤其是美國明年總統大選後，歐巴馬下台走人，白宮對中國的綏靖政策也會改變（共和黨勝選的可能性很大）。 至於習近平打越南和新加坡的主意，更是緣木求「馬」。越南跟中國在鄧小平時代有過戰爭，再加上今天還有南海主權爭端，越南上下對中國有強烈的反感，絕不會倒向中國而放棄美國（目前美越关系穩定）。河內只是出於經濟原因而不願跟北京鬧翻。 新加坡更是如此，李光耀父子幾十年都是跟北京表面和氣（給面子），跟英美則真正結盟（要裡子）。這不僅因為李光耀更推崇英美的市場經濟，也因為英美沒有顛覆新加坡的企圖，李光耀及其繼承人們真正戒備的是北京。所以習近平想把越南、新加坡拉入北京勢力範圍，仍是一廂情願。 在這個版圖裡，只有台灣的馬英九愚蠢弱智，由於他自己的大中國情結，加上執政這些年所表現出的嚴重缺乏民主國家領導人的理念和能力，所以，在中國與美國之間，他可能會選擇北京而疏遠美國。 但美國人對此不會有什麼擔心，因為明年初台灣選總統，馬英九和國民黨候選人都會被淘汰。馬英九不僅是跛腳鴨，連整個國民黨都已被「九合一」選舉弄斷了腿，已是殘疾黨，連自保都是顧頭顧不到腳地一團亂麻。 所以習近平心血來潮，突然決定召見馬英九，想構成一種東亞勢力對抗美國，結果會是竹籃打水，成為灌到自己頭上的「水刑」。 至於戰術上的考量，想在大選前「拉國民黨一把」，更會適得其反。因為之前有過清晰的教訓：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共產黨發射飛彈威脅，結果李登輝高票當選。2000年那次，中共總理朱镕基在選前發表威脅講話，更激發了綠營眾志成城的士氣，效果奇佳。結果陳水扁當選，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這次在台灣大選之前，共產黨又故伎重演，結果一定會再次幫助了綠營。 如果馬英九僅僅是愚蠢，他手下的幕僚們總會對北京的戰略戰術及結果略知一二而阻止他吧。但事實是，哪怕馬英九對北京的心計一清二楚，他也會熱衷「馬習會」，因為他的思考點不是台灣，甚至都不是國民黨的利益，而是他自己。由於民調只有九趴，政治行情冷清到「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的孤家寡人地步。現在突然有個在國際媒體招搖曝光的「馬習會」，馬英九那個開心呵，在記者會上，他笑得好像跛腳突然裝上了假肢，就差沒跳起來瘋成「范進」。 馬英九們辯解「馬習會」是對等的，見面在第三地。但這對等明顯是假的，因為兩人不是分別趕去第三地，而是習近平到新加坡訪問，等於順便在那裡接見馬英九，很像出巡的皇帝叫來封疆大吏。事實上，在馬習會上，據媒體報道，馬英九提到台商在中國的這個那個問題需要解決，習近平叫隨身秘書寫下去辦理，那口氣完全是皇帝聽到臣屬稟告後下聖旨。 馬英九圓了自己的「馬習夢」，但對國民黨選情當然是有害無益。朱立倫鬱鬱不樂，毫無馬英九那種興奮，就是明證，因為連國民黨自己都抱怨被貼了「賣台」標簽。在選前跟用千枚飛彈瞄準台灣的對岸獨裁者見面，明擺著是自毀長城。 美國明年也要總統大選，如果歐巴馬敢去跟伊朗的獨裁者會面，那民主黨的希拉蕊們就別想選了。當年如果張伯倫在英國大選前再去見希特勒，那他的左翼工黨就輸定了。政治慣例都是選前要對「敵人」強硬，選後再軟化些。哪有選前就「軟」，跟敵人握手言歡的？這種政治自殺不等於是「暗算」朱立倫、毀掉朱的選情嗎？ 當然，即使朱立倫心知肚明也不敢、不想反抗，因為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選不上總統，否則當初就不會怯場到讓給那個紅衛兵「洪秀柱」。既然他現在被逼出來只是為收拾殘局、為拉抬國民黨立委選情、讓奄奄一息的國民黨再多喘幾口氣，馬英九怎麼鬧，就隨他去吧，反正他朱立倫滿腦袋打的也都是（跟馬英九一樣的）自己的小算盤。 共產黨對馬英九是「死馬當作活馬醫」，而朱立倫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所以有台灣人擔憂，以馬英九、國民黨這種膽大妄為，那麼明年一月中旬即使民進黨候選人成為下屆總統，到5月20日就職典禮，這幾個月期間國共聯手亂台怎麼辦？美國會干預嗎？ 其實答案在台灣人民自己手裡。國民黨失去總統府基本是大局已定，關鍵是立委選舉，如果綠營贏過半數，就更導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喪失鬥志），也讓共產黨投鼠忌器（不敢輕舉妄動）。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則會為尊重台灣民意，而對國共亂台予以譴責和可能的干預。 所以，立法院選舉結果是重大指標。如果綠營拿到總統府和立院多數（拉開距離的多數！）就等於向世界發出清晰的信號，台灣人民唾棄國民黨，拒絕共產黨。把這個民意展示出來，台灣的安全才更有保障，因為自由世界要尊重和保護的，是台灣人民的自由意願。這個民意基礎的展示，才給國際社會的支持提供支柱。 在51年前，台灣的思想先驅彭明敏等人發表的《台灣自救宣言》就明確提出：拒絕共產黨，推翻國民黨，走第三條道路：制憲，正名，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綠營只有同時拿到總統府和立法院，才是朝這個目標的真正邁進。現在國共都看到這場選舉的重大影響，所以飢不擇食地「馬習會」，但政治馬戲救不了政治現實，而共產黨這個最大助選員，總是恰到好處地助綠營一把力，綠營有什麼理由不贏得更大的勝利呢？ 2015年11月8日於美國 《自由亞洲電台》（RFA）評論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整整三個月前，國民黨全代會以五秒鐘鼓掌通過洪秀柱為「總統候選人」。當時我寫了「國民黨果然真絕種了」一文，指出「當年孫中山們締造的這個政黨的本性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說原來它是個列寧主義革命黨，但還有理想性，或者說嚴肅性。現在則變成了鬧劇黨。如果說它原來是雨果《九三年》中的那個革命主教政委（雖然錯誤，但嚴肅地追求其理想），現在這個「主教政委」則變成了魯迅《阿Q正傳》的痞子小醜。」   為什麼下如此結論，首先是國民黨對推出總統候選人這麼重大的決定，只用五秒鐘，說明他們自己都拿這場選舉當鬧劇了；其次是他們被動認可的候選人洪秀柱有兩大任人皆知的特點：一是「急統」政見跟台灣社會嚴重脫節，二是她的「紅衛兵」形像深入人心，看她參選，就是看活寶劇。推這種人去選總統，國民黨不是慘敗無疑的問題，而是整個黨自我小醜化。   如此傻子都明白的道理，三個月後國民黨們才迷迷糊糊醒過來：洪的選情不僅一直低迷，而且拖累跟總統大選同時進行的立委選舉。以往的立委候選人都是爭先恐後跟本黨「總統候選人」套近乎，爭拉手，而這次很多國民黨立委連洪秀柱的牌子都拒掛。在立委們抱怨抗議下，國民黨大佬們終於坐不住了，因為明年他們失去總統府，再失去立法院的話，那就真的大勢已去，跟洪秀柱一起輸光了。   所以國民黨不顧原來的選舉程序（洪是通過黨內程序當上候選人的）和抗議之聲，硬是逼退了洪秀柱，換上了朱立倫。   距大選只剩三個月，臨場換將是兵家大忌，哪國選舉都罕見。這種臨時抱佛腳，當然增加不了多少國民黨再度進入總統府的可能。但藍營的主要考量，已不是總統府，而是立法院。因國民黨如失去總統府，再輸掉立委多數，那台灣就可能發生當年南韓那種「變天」。   當年在全斗煥們要主辦奧運、南韓人民更掀起民主浪潮之際，執政者被迫改革，允許總統直選，開放了新聞和言論自由。但直到反對黨拿到總統府，贏得國會多數之後，南韓的真正變化才開始：國會一項項通過新的法律，全斗煥時代的舊體制才完全被打破，全斗煥本人（因鎮壓光州事件等）被判處死刑（後赦免）。   台灣也同樣，雖然民進黨有過八年執政，但因在立法院不佔多數，所以很多改革法案根本無法通過。例如在陳水扁做總統時，台灣好不容易從美國獲得保衛台灣安全的先進武器，但這個軍購案在立法院卻49次都不被通過，就因國民黨立委杯葛。而馬英九當上總統後，立即就通過了。   所以，如果民進黨贏得總統府，又拿到立法院多數，起碼有七個領域的議案令國民黨擔憂恐懼：   第一，國民黨失去龐大黨產。在兩蔣時代，黨庫通國庫，國民黨擁有巨額資產，被《紐約時報》稱為「全世界最富有的政黨」。國民黨中央投資公司總經理劉維基1993年在《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的現況與前瞻》中說，國民黨有9,639億餘元的總資產（相當321億美元）；投資包括金融、石化、電機、水泥、電子、瓦斯、鋼鐵、建築、租賃、制藥、環保、橡膠、信息、貿易、紡織、紙業、文化、傳播、保險業等。這還只是台灣島內的，海外的國民黨黨產沒有統計。每到選舉，國民黨候選人不僅撒大錢，而且黨中央還給地方立委（上屆選舉）平均每位補助近四百萬（是民進黨立委的近20倍），總數近三億元。如國民黨失去立委多數，新一屆立法院通過《黨產法》，國民黨的不當黨產被收歸國庫，那麼廣被質疑和指責的國民黨賄選買票等就不那麼容易進行了。   第二，廢除「鳥籠公投法」。台灣人民多年以來都要求就重大問題公投，但由國民黨主導通過的《公投法》，幾乎就是「不允許公投法」，跟西方的公投法是兩重天。例如瑞士等國的公投法，都是民眾投票超過一半贊成就算通過。去年蘇格蘭的統獨公投就是這樣，結果是55比45，獨立沒有通過。而台灣的公投法之所以被稱為「鳥籠」，因它規定必須是所有公民（數量）的一半以上出來投票，結果才算數。否則不管公投結果贊成者超過50%還是更多，都不成立；而且還設置了非常高的申請公投的聯署門檻。所以，只有民進黨在立法院占了多數，廢除了《鳥籠公投法》，台灣的統獨公投才有實現的可能；不管公投結果如何，起碼是民意能得到真正的表達。   第三，「陳水扁案」可能被撤銷。馬英九當選總統後將前任判刑，導致藍綠對立更加嚴重，因該案有太多違反「程序正義」之處，而程序正義是民主國家的法治根基。只要程序不正義，什麼案子都不能成立——這是陳水扁案（更是台灣今後確保民主制度）的最關鍵之處。像該案中的輿論審判、總統直接干預、臨時換掉（判陳水扁無罪的）法官、用通緝犯做偽證、押人取供等等，都嚴重違反程序正義。如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像這個案子中如此眾多、重大的地方違反程序正義，早就會被取消。國民黨如失去立院多數，這個案子當然應該被復查或直接取消。   第四，改變國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最近參加「雙十國慶」，唱中華民國國歌時跳過「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這句，被媒體報道。這句歌詞明顯是反民主的。今天台灣注冊政黨已近200個，憑什麼還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這個百年前的國歌，不僅因文言文參雜而詰屈聱牙，而且內容反動，曲調也憂傷低怨，毫無震撼人心的力量。台灣有太多好歌，內容和曲調都振奮人心。不再由國民黨主導的立法院就可以改掉那首支持獨裁的反動國歌。   第五，改變國旗。中華民國的國旗上居然有國民黨的藍色齒輪黨徽，這完全是以黨代國的黨國標誌，跟國歌一樣反動！如果台灣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絕不能忍受國旗上有哪個黨的黨徽。國家屬於全民，而不屬於任何政黨。所以國旗的改變也是必然趨勢，只要民主的聲音在立法院佔了上風，黨國時代的標誌才可能被改變。   第六，改變領土所屬。中華民國憲法用的是模糊的「固有之疆土」說法。在李登輝做總統（馬英九為法務部長）時，國民黨曾把中華民國領土定為「台澎金馬」，並宣示不再涵蓋中國大陸和外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大陸的治權。這也是李登輝宣布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來由，明確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是台灣走向真實化的重要一步。但馬英九當總統後，又恢復原來提法，中華民國代表（包括中國大陸和外蒙在內）的整個中國。這個提法不僅違背現實，事實上，馬英九和國民黨也從未真正這樣認為，因為他們根本不支持中國「大陸人民」爭取自由、反抗共產黨的運動，更別說到中國大陸發展「國民黨」力量。他們一絲一毫也沒有反攻大陸、解救14億深受共產黨之害的中國同胞的目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根本是睜眼撒全世界皆知的彌天大謊。所以，如果國民黨失去立院多數，台灣新政府就可能至少恢復到李登輝時代的提法，再次明確中華民國在台灣。   第七，改變中華民國國號。這當然是更進一步的重大改變，即使泛綠贏得立法院多數，也會對此謹慎，因這一項比前面的任何議題都更涉及兩岸關係。但只要多數台灣人民認識到，只有提出改掉「中華民國」國號，用「台灣」的國名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這個呼聲足夠高，並在立法院有通過的可能時，對岸北京才可能在他們認為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衡量下，允許「中華民國」重返聯合國（作為普通會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為常任理事國），即恢復當年中華民國要被聯合國驅逐時，英美等國醞釀的那種方案的結局（當時被堅持「漢賊不兩立」的蔣介石所拒絕）。將來會有更多的泛藍（國民黨支持者）認識到，中華民國要想重返國際社會，加入聯合國，只有採取要更改國號為「台灣」的強勢動作，才能迫使中共改變一向阻撓的立場。所以這個改國號的態勢共識，也可能在台灣的新政局下有所推動。   這七大可能結果，哪一個都令國民黨膽戰心驚，都是他們輸不起的，因為失去上述這些，「中國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就得關門，只有改成「台灣國民黨」，立足台灣，看重本土，真正認同並服務台灣人民，它才有倖存可能。而這，不是「偷朱換柱」這種雕蟲小技就可以解決的。   2015年10月17日（國民黨臨全會「換柱」日）   ——原載美國《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aochangqing/ccq-10192015123918.html） 2015-10-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由CNN主辦的第二場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的辯論，和福克斯主辦的首場辯論同樣吸引了2300萬人觀看，創CNN歷史最高收視率。 跟首場辯論會同樣，進入民調前十名的為主場，其他幾位次場。因有兩位參選人並列民調第十，所以主場有11人參加。除了上次的10人之外，唯一的女性參選人、惠普公司前執行長菲奧瑞納因上次表現出色，在各州民調都大幅上升而跳進主場。 因德州前州長裴瑞已經退選，所以次場辯論這次只有4人。其中印度後裔的路易斯安那州長金達爾直言、尖刻、毫不留情地批評商人候選人川普是個人風頭狂，並強烈鮮明地全方位堅持保守派理念，所以他下次有可能進入前十名。 對這次主場的11人辯論，無論是左翼的CNN、MSNBC、紐約時報，還是右翼的福克斯、華爾街日報（社論）等等，異口同聲，都認為菲奧瑞納是贏家！ 菲奧瑞納不是職業政治家，又是唯一的女性共和黨參選人，居然兩次電視辯論都是贏家。這絕非偶然撿著。要知道，台上的參選人個個都能言善辯，不僅有久經選舉錘煉的新老政客，還有大學辯論冠軍等，結果讓這個政治圈外的菲奧瑞納拿了「第一」。那麼她贏在了哪裡？起碼有五點，給我印像深刻： 第一，她在闡述外交政策時，立場堅定、觀點清晰、論述有力，內容翔實。例如，被問到俄羅斯飛機進入敘利亞建立軍事基地、美國應怎樣對付俄國普京時，菲奧瑞納明確表示：跟普京不能談判，過去「我們和他談的已經太多了」，毫無作用。因為普京這種人，只認實力。在主持人欲打斷她的情況下，菲奧瑞納用極快的速度說，應在波蘭重建導彈防御系統、重建第六艦隊、向埃及提供情報支持、為約旦提供軍火，為庫爾德人提供武裝，向德國派遣數千人組成的美國地面部隊。唯一能讓普京有所收斂的辦法，就是讓他感覺到美國的力量和決心。 在對外政策上，這唯一的女性展示的是比台上所有男性都更有力的、要反擊獨裁者、承擔自由世界領導角色的堅定意志，所以贏得全場熱烈掌聲。那一瞬間，她不是巾幗英雄，而是全國英雄！ 我並不認為菲奧瑞納的口才有多好，她首先是靠思想認知的清晰，所以表達得有內容，不含糊，不拖泥帶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莉的口才超過費奧瑞納，她可以每天幾個小時滔滔不絕地宣講毫無實際內容的套話、空話，標準的政客。 菲奧瑞納的第二個得分表現，是她在提到奧巴馬政府支持並撥款的計劃生育團體（Planned Parenthood）肢解並販賣墮胎嬰兒的器官時，既動情，更厲聲譴責，引起以基督徒為主的共和黨保守派的強烈共鳴。 菲奧瑞納的第三個精彩表現，是當晚及次日被電視重播最多的鏡頭——回應川普對她長相的攻擊。幾天前川普在演講中像個小痞子似地說，「瞧她那張臉，誰會投票給那張臉？你們可以想像那是我們下一個總統的臉嗎？」這種低下格調的言論招來一片批評之後，川普改口說他不是指費奧瑞納的長相，而是她的表現。 主持人問菲奧瑞納，她認為川普是什麼意思。在這個問題之前，川普曾跟同台比鄰的前佛州州長傑布布什對辯，川普說，他是商人，給哪個政治家捐款，他們就得給他便利；傑布顯然不買這個帳，說你要到佛州開賭場，我就沒有答應。此刻菲奧瑞納急中生智地接過話頭說，剛才傑布的話，川普可是清楚地聽到了；川普說我長相的話，全美國的女性都聽到了。然後嘎然而止。簡直迎頭給了川普一拳痛擊。 這一擊，擊出了川普這個變色龍的本色，他尷尬地朝向菲奧瑞納說：「你有美麗的臉，你是漂亮的女人！」從不為自己的錯誤道歉的川普，試圖用這句任人都看出的虛情假意來彌補自己的胡言亂語。結果如何還用說嗎？ 川普還曾以菲奧瑞納被惠普解雇執行長職位而貶低她，就此菲奧瑞納回答是，當年主導解雇她的前主要惠普董事團成員最近在《紐約時報》以廣告形式發信，表示自己當年的決定是錯誤的，而菲奧瑞納強勢領導才是正確的。那位敢於公開認錯的男性企業大亨給菲奧瑞納的「平反」不僅展示紳士風度，更是對川普之類最有力的回擊。 第四個是個小插曲，但也可看出參選人的水平。奧巴馬的財政部長要把十元美鈔上的頭像換成女性（現為建國先賢漢密爾頓），引起全國嘩然，反對聲浪不斷，因為漢密爾頓是美國首任財長，一手締造了美國的財政、貨幣、稅收和會計體系，奠定了美國的金融基礎。奧巴馬們為了政治正確，要把這位建國先賢的頭像換掉，引起眾怒。CNN的主持人問每位參選人，如把漢密爾頓頭像拿下，你認為應換成哪個女性？ 這個荒唐的問題引來一堆荒唐的回答，唯有費奧瑞納的回答最精彩。 先忍不住說幾句那些荒唐的回答。佛州參議員盧比奧和德州參議員克魯茲都說應換成帕克斯（Rosa Parks）。就是那位當年在公交車上拒絕讓出座位給白人，由此引發了黑人民權運動的女性。一個偶然事件的觸發者，一個本能的抗議，雖然導致了一場民權運動，但怎麼可以把她的地位提升到建國先賢那種分量呢？盧比奧和克魯茲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正確」實令人搖頭。 隨後神經外科專家卡爾森的回答就離譜了，他說應換上他母親，因為母親帶養他們好幾個孩子很不容易。如果這種邏輯成立，那十元美鈔恐怕得每張印一個不同女性的頭像，因為那樣的母親不是遍地都是嗎？前阿肯色州長赫克比說應該換上他太太。川普呢，則指著台下的女兒說，放我女兒頭像。這簡直都當兒戲玩上了！ 那個俄亥俄州長卡西奇倒沒說換成他家人的頭像，而是無比政治正確地回答，應換成修女德雷莎。德雷莎不是美國人，怎麼有資格被印到美鈔上呢？更別說德雷莎曾跑到美國來，一邊詆毀美國資本主義的「罪惡」，一邊跟美國要錢。所以卡西奇這種矯情回答遭到冷落，連基督徒們都沒給他掌聲。 傑布布什說應該換上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雖然撒切爾夫人也不是美國人，但她的自由經濟理念深得全球右派的推崇，所以傑布的回答還是贏得了全場的掌聲。 要我說，美鈔上最應該印上的女性頭像是安蘭德（Ayn Rand）的。她是最強烈捍衛美式資本主義的美國人，對影響美國人捍衛美國價值做出超過任何其他女性的無可估量的貢獻。 但菲奧瑞納的回答卻出乎我意料，她說十元美鈔根本不需換頭像，不應把女性當作特別受惠群體。她在辯論後接受採訪時對川普「誇讚」她的長相同樣不買賬，強調不應突顯性別（不需男人們施舍），女性要憑自己的成就贏得尊敬。 菲奧瑞納的第五個亮點是，她雖不認同把女性作為特殊群體優惠，但在做結束語時卻借用紐約的自由女神像表達自己對法治和公義的追求。強調法治，就觸及到這次共和黨初選的中心話題——「非法移民」問題；強調公義，就觸及所有人（不分男女、族群、膚色）獲得平等機會的問題。同時自由女神更有捍衛自由、指引方向的意義。這個獨具匠心的結束語選擇頗顯智慧。 當然，雖然菲奧瑞納在第二場辯論中成了更無可爭辯的贏家，但因距總統大選還有一年多時間，共和黨人才濟濟，鹿死誰手還無法得知。但觀看了兩次參選人的電視辯論之後，我的看法和辯論之前有相同的，也有很大改變的。 最大的改變是對俄亥俄州長卡西奇（凱西）。在首場辯論前我曾對他挺看好，現在看來完全是個錯誤！首場辯論中我才發現，他是所有共和黨參選人中最虛偽、矯情、最玩左右逢源政治游戲的政客。首場辯論我就認為他最糟，這第二場就更糟，連極左的MSNBC的評論都把他排最後，說卡西奇在奧巴馬跟伊朗簽核子協議（共和黨議員全都反對）問題上的調子，簡直像是奧巴馬內閣的發言人。這樣的人還要在共和黨中選總統，真是匪夷所思。 首場電視辯論後，我認為民調一路領先的地產大亨川普因表示不放棄作為獨立候選人參選，加上辯論會的極差表現，根本不在狀況內，所以會很快出局。但他不僅沒出局，而且民調仍一路領先。但這第二場辯論後，我更確信，他一定會出局。這次雖做謙恭狀，但不僅毫不給人真誠感，而且就任何議題都不知所雲，比上次更在狀況外。 民調第二的神經科醫生卡爾森講話太缺乏激情，像催眠曲，所以也沒有希望。現民調已經只有2%的肯塔基聯邦參議員蘭德保羅，因對外政策跟左派類似，所以也毫無希望。阿肯色前州長赫克比宗教色彩太強烈，新澤西州長克瑞斯汀曾擁抱奧巴馬之舉民眾仍不會忘記，加上其他行政失誤包袱，也沒希望。 從目前的局勢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很可能會在克魯茲、盧比奧、沃爾克、傑布布什這四位中產生，其中傑布最弱勢，父親哥哥都當過總統，雖知名度高，有人脈和金錢優勢，但卻是政治包袱。沃爾克理念很好，但缺乏個人魅力，講話平庸。所以，目前我仍然堅持今年三月最早的預測，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最可能是在克魯茲和盧比奧之間產生。我本人最希望非常堅持保守主義原則理念的克魯茲出線，盧比奧或菲奧瑞納當副總統，如此，一定會大贏任何的民主黨候選人，那將是美國的幸運，自由世界的福音！ 2015年9月17日（共和黨參選人電視辯論次日）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5-09-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大概是由於毛澤東熱捧了魯迅，所以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些中國文化人發起了一陣攻擊魯迅的風潮，罵魯迅甚至成了一種時髦。與此同時，祭出胡適，作為反魯迅的參照物。這其實是既不懂魯迅，也不懂胡適，只看到表像，沒看到本質的不得要領。 魯迅是一顆珍珠，不能因為毛澤東把這顆珍珠搶過去，掛他自己脖子上炫耀、利用了一陣子，你就說那珍珠不是珍珠了。而且，被毛搶過去一把，也不是珍珠的錯呵。另外不可忽視的一點是：毛絕不是真正懂得並欣賞魯迅！ 包括魯迅之子周海嬰等人提供的史料表明，毛澤東曾說，魯迅如果活著「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要麼識時務一句話也不說。」設想一下，你們誰會把一個自己熱烈推崇的作家關到監獄裡，或逼他住嘴？如果你有毛澤東那種絕對權力的話。誰也不會！毛澤東的話足以證明，他根本就是利用了魯迅而已。 魯迅和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雙子塔」，他們各有特色，卻不等於是對立的、應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如果後人硬把他倆對立起來，用一方詆毀另一方，則既不明智，更不具任何建設性。 魯迅和胡適外在表現的不同，首先是由於他們天生性格的不同，才華不同，導致寫作、為人處事風格等的不同；其次是他們後天的經歷不同，導致思想認知上的差別。事實上，無論魯迅認為胡適多有道理，他也不會成為胡適；反之，無論胡適多麼欣賞魯迅的傲骨、氣勢和風格，他也做不成魯迅。 一個有意思的現像是：以魯迅文章所展示的激情，他似乎更像、更應該成為一個深陷革命和組織的活動家，但他卻一路什麼「行動」都沒有，始終靠文字影響著無數人，一直到今天。而以胡適溫文爾雅的性格，他更像個應該終日呆在書房的學究，但他卻一路都是領導風潮的「弄潮兒」，甚至直接參政。 以魯迅爽朗幽默且頗露鋒芒的性格，也好像應該是成天呼朋喚友、高談闊論，或像康有為那樣開學堂，有幾個梁啟超那種可以呼風喚雨、從政組閣、進行改造國家大業的弟子；但他卻不善應酬、也惰於書信，只有很少幾個知心好友，走的是一條孤獨的作家路。而看上去性情沉靜的胡適，卻更善交往、喜高朋滿座。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僅在1916這一年，就寄出1040封信（收到1210封）；而在台灣做中研院長期間，更是賓客盈門，不亦樂乎（當然，那大概只是表像，他由於堅持西化而導致的孤寂是明擺著的）。 這兩人最大的不同其實是：魯迅的影響力在於作品本身，而胡適的影響力更多在於曾經引導風潮。魯迅從來就是一個人，沒有組織，沒有團伙，更沒有政府（被毛捧是他死後多年的事），連個教育部小職員的位置都不保。他是一個真正靠自己的文字站立的巨人，一個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壇最高大的個人主義者。 而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還沒拿到，就被陳獨秀請回國當了北大教授，不僅後來有一個擁他的文化界，還有一個挺他的政府。在中國思想界發生最大變革的民國時代，胡適那個位置本身就給他帶來幾乎無人可取代的影響力。但仔細閱讀過魯迅和胡適作品的人，可以很容易看出，魯迅的寫作才華遠超過胡適；胡適主要是以其為人處世的君子風範，尤其是革命大潮來臨之際的清醒認知，成為後人難得的表率。 簡單概括一句：這是各有千秋的一對兒：胡適更懂處世，魯迅更會作文；胡適更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魯迅更是個體欣賞者心中的英雄。 在中國那種文化傳統、人文環境中，能出一個魯迅，一個胡適，都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在指出了上述的不同點之後，我更要強調的是，他倆的性格和外在表現的確有很大不同，但事實上，在中國當代文化歷史上，魯迅和胡適是骨子裡最相似的一對孿生兄弟。 ●本質上，魯迅胡適的「相同」超過「不同」 第一，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魯迅明說中國文化吃人；胡適力推「全盤西化」，直到死前最後一次演講。 當然，回頭來看，魯迅有其偏激之處；而胡適的「全盤西化」則是對西方缺乏了解的口號，因為西方有左派、右派，有推崇群體主義觀念、追求個體主義價值等幾種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往哪個方向「化」呢？ 但是，對魯迅和胡適當年如此激進的觀點，不應咬文嚼字地去理解為他倆都要徹底否定中國的一切，而應去體會他們對中國現狀的極度不滿，那種痛感中國需要徹底變革的迫切心態，那種需要推倒這堵窒息生命的中國城牆才能讓人透口新鮮空氣的激憤。 這裡明擺著，那個最呼應魯迅要衝破黑暗的吶喊的，除了高喊「全盤西化」的胡適，還有誰呢？他倆誰都沒明白（當然，這裡胡適比魯迅清楚），骨子裡，他倆是最心心相印的一對雙子塔：一個欲打破黑暗，一個欲引進光明。 第二，對個人主義的追求是胡適到死的呼喚，他最好的文章是「易卜生主義」。魯迅則以身實踐，做了中國的易卜生。 第三，魯迅有話直說——尖刻、犀利，對自己認為錯誤的東西絕不留情。胡適表面上謙恭溫和，且有外交官式的修養，但骨子裡卻有和魯迅類似的激烈、激進（全盤西化的口號本身就是一例），有點像羅曼•羅蘭和喬伊斯那類人。斯文儒雅的羅曼•羅蘭的激情通過《約翰•克裡斯多夫》展露無疑；《尤利西斯》作者喬伊斯沉靜不苟言笑，卻熱烈崇拜激憤的易卜生，以至親自跑到挪威登門拜訪。胡適如有機會，我看他也會跑去。 我對胡適的敬佩之處，絕不是他的被許多人拿來貶損魯迅的所謂「寬容」，而恰恰是他的堅持——他對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的堅持。他的「全盤西化」國民黨的文化陣營就是反對的，蔣介石尤其反對；他不僅沒有跟蔣妥協，甚至當面直接頂撞。事實上，我就沒看見胡適寬容他認為錯的東西，他頂多就是沉默。在重大問題上，他不僅不寬容，而且是絕對不妥協，哪怕得罪老友。比如： 在陳獨秀出任中共總書記後的1925年，北京發生了共產黨領導學生市民燒毀《晨報》事件，因該報發表了不贊成中國走蘇俄道路的文章。就此，對請他回國直接當了北大教授的老友陳獨秀，胡適憤怒譴責說，「幾十個暴動分子圍燒一個報館，這並不奇怪。但你是一個政黨的負責領袖，對此事不以為非，而以為『該』……。」「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處了。」胡適的口氣是要跟老友絕交。 三十年代，在中國內憂外患之際，不少中國知識人，包括留洋回來的丁文江、錢端升、蔣廷黻、林語堂等胡適的朋友們都認為中國只有走德國和意大利那種獨裁之路才會迅速強大。胡適對此毫不讓步，撰文批判這種開明專制說，「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他反對強人政治，認為「將國家大小諸事，都仰仗於一人，這決非現代政治應有的現像。」在追求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上，胡適寧可得罪朋友們，而絕不容忍錯誤觀念。 當面頂撞蔣介石，是在1958年胡適就職中央研究院長的典禮上。當時蔣親臨致辭，在給了胡適相當的美譽之後，強調中研院「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但隨後胡適講話時，卻直接反駁蔣介石說，中研院的工作是在學術上，而不是推廣什麼中國文化。蔣介石就此在日記中說，這是他一生中所受的兩次最大「侮辱」之一，為此他「終日抑郁，服藥後方可安眠。」胡適此舉，在中國文化人中還能找出第二個嗎？ 更令我對胡適刮目相看的，是他對宗教的「大不敬」。這裡且不探討他的對錯和深淺，只談這位謙謙君子的對宗教膽大包天的「出言不遜」。他寫過多篇深入研究佛教的文章，得出的結果卻是對和尚們近乎深惡痛絕的反感，甚至說到「99%的和尚都是騙人的」地步。曾因一時感動而加入基督教，但很快又退出的胡適，對基督教也做出這樣的斥責：基督教的最大壞處是乘人之危——也就是利用人有難處（生病，災禍，逆境）時，拉你入教。這個「乘人之危」說，可能是胡適的獨創，我在其它地方都沒有讀到過這種說法。（簡注一句：我個人認為胡適這句話只是有一個獨特的角度，但並不深刻，更遠不到位。） 在上述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胡適不僅沒有展示所謂的「寬容」，而恰恰表現了他在價值理念上的毫不讓步。他在思想原則上的堅持超過對朋友關係、個人利害的考量，而且不惜得罪人數眾多的群體（儒家信徒、佛教徒、基督徒）。 所以說，當今一些人，把胡適要求「政府」寬容言論自由、寬容異己，理解為他是對個人的寬容、對政見的打折扣，並由於毛捧了魯迅，他去了台灣而把他弄到和魯迅對立的位置，是不得要領的膚淺，更是矮化了胡適。而用他來打魯迅則更是荒唐。魯迅1936年就去世了，我認為，如果魯迅活到49年，如果他了解毛澤東的延安整風，大概會比胡適更早地逃到台灣，也不會像胡適那樣把兒子留在大陸。 毫無疑問，無論是妥協「人情世故」，還是妥協「原則理念」，都遠比「堅持」容易。在這兩點上的堅持之所以難，因為它不僅需要智慧、勇氣，更需要能力。所以古往今來，在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妥協者永遠占大多數。魯迅和胡適，從不同的角度，都努力地堅持了自己所相信的東西。「東西」本身的價值另當別論，「堅持」和「人格的統一」則是他們自身的、非常值得後人推崇的價值。 第四，無論是魯迅的激情，還是胡適的冷靜，無論是魯迅的悲觀（盡管他否認自己是悲觀的，也否定悲觀情緒），還是胡適的樂觀，他倆都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人做得「正」——心地不陰暗、不狡詐，不圓滑，都沒有一絲一毫玩世不恭的心態，都不會把個人功利放在高於原則理念的位置上，都欲「真正」建功立業，而不是追逐虛榮（這是和當今相當一批文人所最大的不同點）；而且，他倆都特別把自己當人，當正經人，當重要的人，尤其是，當有尊嚴的人。他倆都清楚自己在中國文化界的地位，但卻絕無絲毫輕狂的海口，就因為他們懂得：什麼叫尊嚴。 這些年我越來越意識到，做人是否真誠地道，比觀點是否正確更重要。思想觀點可以改變，我們每個人都是在不斷修正自己的過程中成長。跟嚴肅認真的政敵，你可以論理、論戰；但跟痞性的人（哪怕是跟你政治觀點一致的），你束手無策，因為 「我贏、我賺」是這類人唯一的準則。人的品行一旦「痞」了，很可能是一生都無法改變的。痞性，就是可以沒有底線、沒有準則，沒有是非，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可把擅長陰謀詭計當高智商，可視彌天大謊為小事一樁。 痞性的人，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產之一，他們絕不僅僅存在於中國農民中（諸如阿Q那種低級痞子），而是在各行各業。毛澤東就是中國痞子的最典型代表人物。過去這二、三十年來，痞子這個特產在中國文化人中繁殖最快，生命力最強。痞，成為「酷」，成為時髦。這類痞人，無論是維護專制的，還是舉著反專制牌坊的，本質是一回事兒，他們在齊心協力，把中國推向一個「痞子共和國」。 魯迅和胡適，盡管風格迥異，卻都是和那類痞子文人形成鮮明對比的人物。他們兩位都不是完人，但都是中文世界人格統一的典範，是高揚「人」的精神的雙子塔。 ●黑夜中的吶喊 魯迅的貢獻，當然首先是對中國封建文化的批判，對吃人的舊禮教的痛斥。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對自身文化的反省和批判都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文化歷史悠久的大國，像俄國和中國。魯迅早就指出，「敢於指摘自己國度的錯誤的，中國人就很少。」當年如此，一百年後還如此。縱觀世界各國家、各民族，哪裡缺乏對本民族劣性的痛批者，哪裡就最落後。中國在推翻帝制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成了一個比帝制時代更專制的國家。悲慘至如此地步，還是容不得批判。為什麼？除了政權以外，「民眾的懲罰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魯迅語）。」今天，那些「害國」民眾就叫做「愛國憤青」。 正因為批判自己的民族太艱難，所以勇者罕見；正因為罕見，所以魯迅才加倍地可貴。但是，有思想、有勇氣，還必須要有那份寫作才華。魯迅就是那個在中國百年難得一見的、這幾樣都具備的才子。有一個這樣的才子指出中國的弊病，是中國人的幸運！ 我雖然幾十年前就喜歡魯迅，但最近重讀一遍《魯迅全集》，不僅比許多年前讀更震撼，而且發現他的文字比以前記憶中的魯迅好太多了。 說魯迅悲觀沒錯，他的確是太悲觀了，鮮有幾篇能讓人看見點兒光亮的東西。可話說回來，自古至今，有幾個中國作家從那個社會裡挖出點兒光亮來呢？那個最偉大的文學家曹雪芹，悲觀到極致了吧，他最後看到的是白茫茫一片虛無。魯迅則是眼前一片黑暗。但起碼，他聲嘶力竭地喊了：這裡太黑，這裡窒息！他是一定要「與黑暗搗亂」的。他拼命努力的，是要在跟黑暗廝殺的過程中，撕出一片光明來。 胡適曾熱烈推崇易卜生，高度評價易卜生對社會的毫不留情的抨擊：「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 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的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我想說的是，魯迅又何嘗不是這樣一個易卜生呢？ ●文學家的魯迅已經聳立 魯迅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表雜文起（之前只有文言文），到1936年去世，只有18年的光景用白話文寫作就留下那麼多影響了無數人的作品。18年，多麼短暫！他身後，無論是被當氣球吹，還是被污水灌頂，什麼都不如他本人的文字最強有力地捍衛著他自己。 首先，僅僅是作為小說家的魯迅，就是屹立中國文壇的巨人。他說只看過百來篇小說（且多是短篇），就開始寫了。他的確是天才，學得極快。《狂人日記》今天看來仍是超優秀！作為中文歷史上開天辟地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它那麼短、那麼新潮地使用意向和蒙太奇手法，就寫出了既有深刻思想、且中學生就完全可以看得懂的東西。無論從藝術上和思想上，我都未看過第二個中文短篇小說可與之匹敵；也認為它比果戈理的同名小說好很多，好在文字簡潔、意向清晰、尤其是思想深刻——從史書「仁義道德」的字縫裡發現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這實在是一個根本性的「發現」，用今天的話來詮釋就是：那個文化的主體價值滅了「個人」——奠基了四千年專制的堅固根基。魯迅當時就睿智地意識到自己這個發現的價值：「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這種狀況迄今亦如此，又過了一百年！ 但魯迅同時認為，「《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我想，中國總該有天才，被社會擠倒在底下……」 魯迅不是假惺惺地故作謙虛，他是真的沒意識到：他自己就是那個天才！第一篇倉促之作就可以寫得那麼精彩，隨便一學，就能達到那種程度，只有天才可為。天才是不可重復、無法模仿的，所以百年來中國沒有第二個魯迅式的小說家。 《阿Q正傳》幾乎是在《新青年》編輯「逼」著下硬寫的作品，居然刻畫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經典的人物之一。這部作品全中國人民都熟悉到像對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了，這不是靠誰宣傳就能達到的，必須是它本身「經看」。阿Q這個人物之典型，絕不僅僅限於中國農民，我新近的發現是，由於中國文化人中的阿Q太多，所以制造了一個「阿Q共和國」。 《藥》同樣是很短的一篇小說，但從故事構思，到人物塑造，到場景描述，都相當緊湊、清晰；前後呼應轉折也很自然、恰到好處；而且用那麼平淡、平緩的語氣，卻讓人清晰地感覺到那個社會令人徹骨的絕望和凄涼。這篇小說的高明之處仍是思想，不著一字，一切盡在不言中。這是最難的一點。真不知道在華文世界還有誰的作品，這幾點結合得如此之好。 《傷逝》或許受到契科夫《哀傷》的啟發，卻一點也不比《哀傷》差。《哀傷》很生動，但女主角卻一直是冰冷地死著；而魯迅的子君則是可愛地活過。《故鄉》雖然像一篇散文，卻是拿到世界上也是大家都能看懂、共鳴的。能讓外國人看明白的中國小說實在不多，《阿Q》極好，但真是出不了國。外國有好人，有壞人，有魔鬼，就是罕見痞子。所以《阿Q》只是懂中國文化的人才能懂的「中國特產」。《一件小事》只有一千字，只能算是篇散文，但卻終於讓我們看到了一絲人性的光亮。 當然，魯迅作品中的黑暗遠遠大於光明，因為他要做的，就是控訴社會的黑暗、家庭的桎梏。他的許多人物也頗有其內在美、人性的閃光，但整個社會環境都不升華（而是踐踏）個人的內在美；封建家庭也是在泯滅著人性。魯迅批評中國人的奴性、呆滯、陰暗，但更怒斥那個逼良為娼的社會和制度。一百年以後的今天，中國人是（用魯迅的話說）「闊了」，但普遍的人性程度比魯迅時代更低了，社會制度更黑了。我們這個時代如果有魯迅，在中國肯定是被滅了的。 但魯迅也有自相矛盾：他一邊吶喊著要衝破黑暗，一邊又總是懷疑，「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呢？」怎麼辦？先讓她有走的權利，走的自由！當她能邁出那一步，無論對錯，她就會學著走下面的步子，她就會闖一條新的道路，起碼不至於在黑暗的等待中被窒息。什麼樣的努力，多大多小的努力，都比被動地、屈辱地在黑暗中被壓抑至死要好！ 魯迅後期的小說，如《故事新編》等，顯然沒有前期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等那麼精彩，但他明顯地開始了要塑造光明的、正向人物的嘗試。他開始寫英雄，寫巨人（治水的大禹，補天的女媧，刺暴君的大俠等等），明確地高揚起他信奉的「個人主義」（獨膽英雄）哲學，而擺脫前期那種多是寫陰暗、卑瑣、殘缺的小人物的狀態。可惜，中國人的現實世界亮光太少，中國文學史上可借鑒的正面英雄形像、可吸取的文學養料太少，思想上的啟迪更少，所以魯迅的嘗試很明顯地非常艱難，他試圖從遠古的中國歷史中去尋找資源，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但一個文學家，只要有那麼幾篇優秀的，就可以立得起來。魯迅僅憑《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就可以不朽地聳立中國文壇。更何況，他還有祥林嫂、孔乙己等過眼不忘的人物。 ●評論家的魯迅無人項背 記得多年前，坐在書架前隨手翻看魯迅，還頗對先生的文字挑剔了一番。但現在重讀，不僅讀出許多以往沒有的感觸，更對他在白話文本身尚未成熟之際表達得那麼清晰有力而深感敬佩。魯迅的文字沒有做作、沒有矯情、更沒有賣弄，他總是自然且鮮明地表現著本色、展示著他的真性情，讓人感覺到一種氣勢、一種棱角、一股吸引你讀下去的魅力。 魯迅的雜文經常會有像針灸那種刺激一下神經的東西，促人思考。他還時不時有一些格言警句，無論你持什麼思想觀點，無論在哪個時代，都可以拿來借鑒一下。而且，魯迅的幽默更是隨處可見。在當代中文世界，還真沒讀過第二個人的作品，能集魯迅這麼多優點於一身。重讀魯迅更令人相信：好的文字，誰罵也倒不了；壞的文字，諾貝爾獎也挺不起來。 寫評論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體會，最難寫的是批評人的文章。以個人的寫作經驗，能批到點子上就很難，並在文字上能把握住分寸，再能找到恰當的文字表達就加倍地難，尤其是在批評中能展示一些有深度的思想。而魯迅的文字就有這種功力。 魯迅的字裡行間還有一種「俏」，那也是一種沒法模仿的天賦。英語裡時常有作家被說成是genius（天才），也就是說他（她）有別人無法企及的原創能力。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作家。西方語言裡這種作家不少，但中文世界罕見。 很多人批魯迅罵人，這實在是咄咄怪事。評論家主要是批評家，罵人就是他的職業呵！哪國的評論家不都是主要在批評嗎？總不能因為魯迅批得更犀利，更到位，你就說人家不該罵吧。關鍵是他罵的內容對不對。面對那樣一個爛攤子的中國，比阿Q更糟的痞子、惡棍到處都是，你讓他每天歌功頌德嗎？歌誰的功？頌誰的德呢？ 魯迅既罵武斷專橫的政府，也罵愚昧卑俗的大眾，但最令人欽佩的，是魯迅對文化人的毫不留情。因為文化人才是罪魁，是文化人支撐著專制。大眾只是好制度的受益者、壞制度的犧牲品。是文化人的奴性，造就了大眾的奴性；文化人的苟且，造就了大眾的苟且，文化痞子則成為各種檔次的阿Q們的樣板。痛斥愚昧大眾不是難事，因為大眾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批判幫閑文人，文人不僅可以還嘴，還會歪曲誹謗、拉幫結伙地攻擊。所以，抨擊文化人更需要勇氣，更需要才智。重讀魯迅更痛感，不是沒人想做魯迅，而是太少人有他那份才華。 魯迅罵人是不留情，但絕不下流，反而經常風趣幽默。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在美國看到的最好的批評家罵人都是：夠狠，夠損，但不下流。魯迅在近一百年前的中國就是這種風格，實在太令人驚奇了。那些寫不過魯迅的，就說人家態度不好。問題是，那些人和事該不該罵？用「形式」轉移「內容」的視線，是沒理兒的人論戰的最常見手段。事實是，魯迅無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超過對手，主要是才華超人，才氣逼人。 魯迅罵人的文章是多，但人們忘記了，有多少人在罵魯迅！他們一堆人，每人射魯迅幾箭。而魯迅則要回射一圈，當然他的箭多，顯得淨是魯迅在嚷嚷了。更明顯的是，魯迅一回擊，由於批得更準確到位，就比他的對手們更有力，所以給人以「狠」的感覺；而這一狠，增加了氣勢，也給人以「多」的感覺。其實，那時期由於自由度很高，罵人的文章老多了，都達不到魯迅的檔次而已。魯迅有時的確有一些不必要的情緒化，但沒有了那些情緒，也沒有了那些激昂、犀利又俏皮的文字。那些情緒，很多時候其實是一頓美餐裡的油鹽醬醋呢。 要我來看，那些被魯迅罵的，差不多都是該罵的。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這點很重要）觀點之爭還是第二位的，主要是人格不同、人品不同導致的衝突。魯迅耿直、率性，又才華橫溢、文章鋒芒畢露，這就讓某些二、三流文人酸溜溜地難受，諸如梁實秋、徐志摩、陳西瀅、林語堂之類。他們仗著留英美回來（其實沒學著啥，那年頭在美國睡三年覺，回到中國也是教授），就不買魯迅風頭太勁的賬，於是時不時地來調戲先生一下。 或許是我對魯迅的偏愛，怎麼看都覺得，那些跟魯迅罵筆仗的人，都比魯迅卑瑣、陰暗、不正；而且他們更善結伙，這是最令我不齒的一點。比如，徐志摩和陳西瀅就一唱一和： 徐志摩上聯：「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我即使看了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陳西瀅對下聯：「他（魯迅）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 但被魯迅一回罵，他們就受不了了，就抱團兒。但那些人的筆力凝一塊，也遠不是魯迅的對手。他們是一群人圍攻魯迅，包括他那個忘恩負義的「混帳」（豈止是魯迅所說的「昏」）胞弟周作人。 事實上，像那個陳西瀅，要不是三生有幸撞到過魯迅筆下，我懷疑今天有沒有三個人還記得他。而那個徐志摩在西方溜達了一回，最大的發現是，中國的給女人裹小腳比西方的給女人束胸要文明。他當年要不是靠大登廣告弄什麼「中國史上第一文明離婚」、然後再大肆渲染什麼和林徽因、陸小曼等的浪漫史，再加上很不幸飛機摔下去了，就憑那點今天只能忽悠青春少女的什麼康橋、沙揚挪拉之類的呻吟，哪可能有今天這般大名？那片帶不走的浮雲（虛名）早就飄散了。在我看來，志摩先生倒是中國最早懂得「炒作」的大師呢。 魯迅就一個人，從不拉幫，從不結伙，孤獨地站在那裡，迎接那些歪曲、中傷的亂箭。他也不斷地左右還擊，他也遍體鱗傷。誰真惹怒了先生，他隨手回一棒，就比他對手們的陰陽怪氣有力。魯迅就是大錘，你把幾個小榔頭綁一塊，也頂多只砸出幾顆星星。大錘仍然屹立，準備下次重磅一擊。 除了力度，魯迅先生的文字之「俏」和幽默更是他的對手們所望塵莫及的。林語堂推崇幽默、努力幽默，但他怎麼整，都給人一種「硬」要「做幽默」的感覺，不僅無法和魯迅的自然幽默相比，而且他一「幽」就「滑」，讀來沒享受感。 讀魯迅，除了享受他的思想、文字、幽默，還會油然產生一股非常思念他的感覺。好像他活著的時候，曾經跟他徹夜促膝交談，有過一種「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切感嘆；而今他逝去了，有一股失去了一個難得的老朋友般思念。能激起人這樣一種情懷的作家，實在是罕見的。 魯迅的那些（因時代和環境）而導致的左傾觀點（尤其是30年代以後的）我當然不認同，但我一點都不懷疑，即使今天跟魯迅先生有不同觀點，也完全可以溝通。因為他真誠、認道理、通情達理、嚴肅認真、不矯情做作，更無圓滑世故；尤其是，他心地特別良性，是個沒有犬儒、沒有精明、沒有油滑、更沒有痞氣的人。 而魯迅那些對手們，只說有名的，諸如上述梁實秋、徐志摩、林語堂之流（沒錯，之流），別說交朋友，假如有人請一桌宴，有他們在座，哦，再加上那個陳西瀅，你連去湊熱鬧的心都沒有。哪怕跟他們觀點一致，也聊不到一塊去。討厭那種酸，那種滑，那種陰陽怪氣。 ●「一個都不寬恕」 魯迅去世前在《死》這篇文章中寫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這段話成為很多人批判他的靶子，說他心胸狹窄，尖酸刻薄等等。但我卻很欣賞魯迅先生這段話，尤其喜歡這句「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他一字一句地告訴你：我不是隨便說的，而是認真考慮後，做的一個決定，並且勇敢地、高調地把這個決定公布於眾。我認同先生「不寬容」的原因也很清晰： 第一，這個世界上那些沒有是非、沒有原則的寬恕，不僅是披著道德外衣的「我無能、我投降」的宣言，更是客觀上慫恿邪惡、促成災難的罪魁。 第二，很多高舉「寬容」牌坊的人，根本就沒有真寬恕，而是做「寬恕秀」，也就是魯迅所說的：「他們主張寬容，但對於不寬容者，卻是不寬容。」事實上，那些高喊寬容的人，是遠比一般（不唱這個高調的）人更不寬容的！ 能「寬恕」甚至「愛」敵人的耶穌，如果你不信他，可是要被詛咒到地獄去的。神且如此，何況人也。 所以，無論是「沒有是非」的偽寬恕，還是「口是心非」（作秀）的假寬恕，對世界的害處都遠大於好處。相比之下，說出自己真實想法的、誠實的魯迅，比只做「寬恕狀」給人看的，好一萬倍！ 任何一個人，無論持什麼觀點（誰都有盲點），是否作秀、做姿態，說自己不相信的話，表達不是自己心意的觀點，才真正展示一個人的品德。魯迅在這個問題上的了不起就是：展示一個真實的我，不去做那個秀！ 我不僅認同魯迅先生的「不寬恕」，還準備照他遺囑裡更「警鐘」的一句話去做，那就是：「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因為（我的補充）這種人要麼是漿糊，要麼是偽君子/作秀狂，多數是兩者全兼。 魯迅的「拳來拳對，刀來刀擋」不僅正確，而且遠比「你打左臉，我再送上右臉給你打」的無是非和假惺惺更有正向的、建設性的價值。拳和刀本身都不錯，關鍵看你幹什麼用；拿來「首先」去殺人，你就是屠夫，必須被懲罰；拿來自衛和保護他人，你就是英雄。而那些指責「刀和拳頭」本身的（就像指責「槍」是問題的美國左派），要麼愚昧，要麼作秀，要麼是沒刀沒拳的無能者——這些人加起來就是大多數，於是給了有真槍實彈的（極少數）惡人以機會和操控絕大多數人的可能。人類的歷史清清楚楚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著這一點。 有些人拿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和胡適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來比較，想說胡適多麼對，魯迅多麼錯。這是一個典型的混淆概念！！！自由是相對政府而言，是從政權（authority）那裡要；容忍是指個人行為。且不說（魯迅這種）個人的不寬恕錯誤（包括不寬容論敵），絕不等同於不容忍不同意見；更何況，只有政權能壓制自由，個人容忍與否，又能怎樣呢？沒有政權壓制的話，你容不容忍，我照樣發表，照樣有人喜歡，也照樣有人痛斥。同樣，無論你個人多麼寬容，可政權連發表言論的自由都不給的話，你連我想說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談何容忍？ 對於人來說，沒有任何的價值（任何的！）能跟自由相比。自由的價值高於一切！古往今來，人類付出最慘重代價爭取的，就是自由！所謂「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完全是一句拿蘋果跟榔頭相比的不倫不類、故作高深，是把人的頭腦漿糊化的典型例句！而且，沒有是非的「容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遏阻了人對自由的追求。更何況，今天某些文人高喊的容忍，甚至是指對專制的容忍。 事實是如此的一清二白：沒有（被政權扼殺的）自由，根本就談不上（個人的）容忍！也就是說，沒有自由，就沒有容忍；自由不僅遠比容忍重要，更是容忍的前提！胡適的「容忍與自由」一文把話正說反了——「容忍是自由的前提。」他說作為無神論者，他可以容忍別人的信仰，而共產黨卻不容忍。這裡不僅混淆了個人和政黨政府的不同，更忘記了，他是在有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說」容忍！事實上，他自己的文章的後半段也自相矛盾地表明，是社會的自由給了他「容忍」的可能。 真正有獨立思考的人，絕不會因為某句話是某某大師說的，就奉為神明。我在西方這麼多年的最大發現就是，無論是什麼名家，都可能有盲點到荒謬的東西。所以，這句胡適從康奈爾大學校長那裡學舌來的話，也絕不等於就是正確的。西方錯到離譜的文人太多太多了！胡適一路推崇、從未批判過的、他的導師杜威就有重大的、被歷史證明的謬誤。而胡適本人，最大的敗筆就是只高喊全盤西化，卻幾乎完全沒有深入學習、研究西方。宣揚這句「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就是典型一例。對於懂英文、多年留美駐美、極端推崇西方、且在中國文化界獨領風騷的胡適來說，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觀點對錯可以探討，沒有人絕對正確。但敢於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而不是人雲亦雲，更不因人群多寡而轉風向，才是真正可貴的。所以說，在一個盛產鄉願、諂媚、和稀泥者的文化中，出現一個魯迅，簡直像汪洋中出現一座島嶼、一個燈塔，沙漠中一塊綠茵、一汪清泉。這，就是魯迅在中國文化中的價值！ ●魯迅的左傾 魯迅今天被許多人批判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左傾和加入左聯，而胡適則堅決反共，於是再以此「捧胡貶魯」。但這也不盡公平。 在當時的情況下，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真正清晰共產主義革命是怎麼回事。即使在歐美，文化人中也是推崇、支持者占大多數。胡適也不例外，1926年他去過一次蘇聯，回來就說蘇俄是「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甚至對社會主義歌頌到這種程度：「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直到1945年，胡適還給毛澤東拍電報，希望國共兩黨能像美國兩黨那樣輪流執政，跟馬歇爾一樣昏。 那個林語堂就更嚴重了，不僅當年歌頌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可以說為聯合戰線鋪好了道路……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的抗戰是準備不足的」；甚至認為，共產黨的崛起是中國民主的基石。而魯迅在西安事變之前就去世了！ 1953年胡適在台灣就以前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而公開認錯。林語堂後來也改變了想法。而從剛加入左聯就跟其領導人在思想上有很多衝突的魯迅，如果不早逝，如果了解到蘇俄暴政的真實，他也一定（！）會像胡適那樣認錯，因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絕不會知錯之後還「一條道走到黑」。連做過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和陳獨秀後來都真誠地反省了，更何況從一開始就不滿他們的魯迅。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魯迅絕對有認識共產歧途的能力。像陳獨秀，晚年追悔自己信奉共產主義的錯誤，又回到推崇英美個人主義的道路。魯迅題過「人生有一知己足矣」的摯友瞿秋白，如不被國民黨殺害，也會像陳獨秀那樣公開認錯；他那篇《多余的話》已透露清晰端倪。他們這些人，有錯誤、有時代背景而導致的認知局限，但他們的追求是非常嚴肅真誠的、不會因功利而壓倒理念的。所以，我一點都不懷疑，他們認識到錯誤一定是敢於承認和糾正的。 深知魯迅，也了解共產黨的胡適說得很明白，「魯迅若不死，也會（被）砍頭的。」所以做出這種判斷，胡適曾跟《五四運動史》作者周策縱說過：「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這個「我們」當然是自由主義陣營。我對胡適這句公正評價魯迅的話充滿感激和敬意！這也是對我自己認定他倆是一對思想孿生兄弟這個判斷的佐證！ 魯迅左傾，還與國民黨殺了許多左翼作家（尤其是他珍重的好友柔石、瞿秋白等）有直接關係。而且國民黨不僅禁過魯迅的作品，還幾度追捕他本人。當年在中國的時候，由於對共產黨痛恨萬分，我對國民黨曾有相當好感。但近年來隨著對國民黨在中國和台灣的白色恐怖的更多了解，越來越感到，他們其實曾是一個小希特勒政權，盡管曾經反共、反紅色政權，但從本質上講，同樣是踐踏生命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到台灣以後，蔣介石一路打著「反共、反攻大陸」的旗號，實施嚴酷的專制獨裁。由此我對魯迅當年的加入左聯也更多了一分諒解。當然，無論如何，加入左聯是魯迅對「紅色恐怖」缺乏了解的一個重大思想局限。 再一個導致魯迅左傾的原因，是他去了日本，完全沒有接觸過西方體制。雖然日本有過明治維新的變革，提出「脫亞入歐」，可惜日本當時「入」的是法國德國那種群體主義（國家強大第一）的思路，而不是英美的個體主義（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價值，這是導致二戰日本侵略的重要思想根源。而且魯迅還學了俄文，在俄國那個最瘋狂的年代，可想而知，魯迅從俄文能得到什麼。當時的俄國，剛經過一個思想界、文藝界「群星燦爛」的時代，但那些「星光」散發的全部都是左傾、均貧富、推崇農民、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以及反西方物質文明、反工業化的東西。俄國精神是什麼？就是東正教+斯拉夫主義+共產主義的群體主義至上精神。俄國思想對整體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損害是無可估量的！在這點上，魯迅只是沒能成為一個例外。 我認為，如果魯迅學的外文不是日文和俄文，而是和胡適一樣懂英文，並像胡適那樣有那麼長時間在美國，他對美國的發現和理解會遠超過胡適，不僅因為他的天資悟性超過胡適，也因為他比胡適更用功。 魯迅左傾的另一個原因，也是一個文學家同情弱者的常態的左傾。魯迅小說的字裡行間，隨時可見那種對殘酷現實的心的疼痛。那是一個真正作家的敏感——他有這種敏感，同時有表達這種敏感的能力。像狄更斯、托爾斯泰等都左傾得很，都有那種天性的敏感、自然的悲天憫人。但這類作家都絕對見不得殺人。共產黨式的殺人，會讓他們震怒的。正因為如此，我沒有一絲一毫的懷疑，魯迅絕對不會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他只是不了解共產黨的本性。 魯迅的《狂人日記》、《藥》和《阿Q正傳》都明顯地表現了對「吃人、殺人」的恐懼。他寫《紀念劉和珍君》時，對「政權竟然可以殺人」的巨大、難以言喻的憤怒，從他那切膚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感覺到。一個寫出《紀念劉和珍君》的魯迅，絕不可能容忍共產主義，而只能是一個後來會被毛澤東滅掉的魯迅。 狄更斯用小說形式對資本主義的「殘酷」的控訴，無論對知識分子還是對大眾，其影響力大概都遠超過馬克思的《資本論》。但喜歡狄更斯小說裡那些閃閃發光的人物的讀者，大概不會追究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悲慘」的誇張，因為狄更斯實在是無法想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又會是殘酷到何等地步。更何況，僅憑他的《雙城記》裡對法國大革命的（暴政和暴民）雙重厭惡，我毫不懷疑，狄更斯也絕不會容忍、接受共產主義。這也是我對魯迅的確信。對政府殺了47個人憤怒至極、連續寫了《紀念劉和珍君》等七篇文章的，除了魯迅，還有誰？！ 魯迅對殺人的恐懼和痛恨也跟（用今天的眼光看相當左傾的）托爾斯泰很相似。托氏在法國看過一次斷頭台斬首，看得渾身發抖，深惡痛絕。魯迅自己從沒見過斬首，但僅僅是看過一篇有關斬人頭的報道，他就對那種「斬」法忍無可忍，始終記恨。 魯迅有一篇很少被人提及的小說叫《兔和貓》，寫一只凶狠的大黑貓吃掉剛出生的小白兔的故事。一個大男人，低吟出一個小女孩般對弱小動物的憐愛，而且其觀察之細膩亦如女童。魯迅在這篇小說中幾度感嘆生命之脆弱：「誰知道曾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裡呢？」小說中他更感嘆面對生命損失時周圍人心之漠然。一個對生命感覺如此強烈的作家，對殺人最多的共產政權，怎麼可能有一絲一毫的容忍？ 對屠殺生命者，魯迅是要報復的，他不能容忍沒有是非的「修善」（今天的所謂「沒有敵人」的「大愛」）。正是出於對生命的愛，才不能容忍對生命的屠宰。《兔和貓》的最後一句是：「那黑貓是不能久在矮牆上高視闊步的了，我決定的想，於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書箱裡的一瓶青酸鉀５。」思想清晰、乾淨利索、令人過癮的結尾！由此可以想見，對今天這個比當年北洋軍閥政府殺了更多人的政權，魯迅會是什麼態度。 我堅決地相信，如果魯迅活在今天，他會是激勵中國人埋葬共產專制的最響亮、最有力、最一箭到位的聲音。寫到這裡，一股強烈的懷念魯迅之情驟然升起。先生在，該是多麼棒，他那匕首般的筆，會橫掃掉文壇和思想界的多少烏煙瘴氣！ ●革命還是改良 捧胡貶魯一派，還有一個觀點是說胡適主張改良，魯迅偏向革命。言「內」之意，是革命的訴求，導致了後來的共產革命，所以今天我們不能再要革命，而應倡導改良。這種觀點有兩大錯誤：其一是對「革命」的認知錯誤，其二是對胡適和魯迅兩個人都錯誤解讀。 魯迅欣賞和讚美的革命，是結束帝制的辛亥革命，是革舊制度的命，革辮子、革小腳、革包辦婚姻的命。不革命，怎麼趕走皇帝？清朝那些要保皇改良的，改成了嗎？有誰說胡適不贊成辛亥革命嗎？至於對民國政府，胡適期待改良，魯迅要推翻過嗎？在臨死前兩天的文字中，魯迅還提到「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擔心走回頭路，怕保不住民國，何等的情懷！ 魯迅讚美革命，卻和毛澤東的心態正相反！1921年共產黨成立那年，魯迅寫出《阿Q正傳》，對阿Q式的痞子、邊緣人的革命不僅非常擔心，而且完全反感。但1927年，毛澤東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則是高歌痞子暴民運動：「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從當年到今天（！），就痞子革命，恐怕再也找不出比這兩個人的想法更對立的了吧！ 所以，認為一個能寫出阿Q的魯迅，會是欣賞毛澤東式的痞子革命的人，壓根就沒讀懂魯迅，也理解不了魯迅這種人的思路。 在毛那篇《考察報告》發表之前三個月，魯迅對《阿Q正傳》是這樣解釋的，「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黨），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此後倘再有革命，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魯迅甚至預見到阿Q們喜歡的革命「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而這正是毛建立紅色政權的時刻。 魯迅這個預感，也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預感並恐懼即將發生的地痞流氓主導的革命（列寧斯大林的共產革命）。如果中國有俄國那種文學傳統，魯迅不是沒可能成為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跟狄更斯、雨果對法國大革命的認知很相似，陀氏也是既要推翻欺壓人民的舊沙皇制度，同時對群魔亂舞的痞子革命和殺人政權更完全沒法接受。魯迅跟他們實在太相像了！ 魯迅恨死了吃人的舊制度，他要革命，恰恰是要救生命，救靈魂。革殺人制度的命，才能救活更多的人。同樣是革命，美國的獨立革命、英國的光榮革命，就和法國大革命、俄國/中國的共產革命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革命並不錯，關鍵是在什麼思想指導下的革命。 那些一味「反革命」的人，和毛澤東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一樣淺薄，他們不懂/也不想懂，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不靠革命而得來的自由！還有一類「反革命」的人，他們是像李光耀之類的，認為秩序高於自由。 今天的捧胡貶魯派，在革命和改良問題上，硬是把魯迅和胡適對立起來，當然是要借他倆說今天的事兒，要借胡適的改良民國政府，給自己要「改良共產黨政權」找依據。但這些人其實是非常明顯地自相矛盾。他們中大概沒有誰是不支持辛亥革命的。既然連清王朝都改良不成，那面對目前中國這個遠比清王朝更殘酷的政權，談改良豈不是清清楚楚的水中撈月？ 如果「反革命派」能說真話：「當然只有革命才能改變，但因為目前的政府太殘忍，如果我們說要革它的命，那它就先來革我們的命了；所以我們是不得已，不敢說要革命。」這種真話，誰都能理解，沒人會挑剔。讓人受不了的是，給怯懦、愚昧和作秀戴上「改良比革命更高級、更有頭腦」的高帽。這種高帽形成輿論，在文化人和大眾中潛移默化，就成為鞏固專制的力量。 事實上，胡適又什麼時候說過對共產黨也是可以改良的呢？任何研究過胡適的人都清楚，胡適所以對蔣介石一再遷就，就是認為只有靠他才可能推翻共產黨。是推翻！所以，捧胡貶魯派更加矛盾的一點是，他們一邊抨擊魯迅左傾，推崇胡適的反共到底，一邊卻要借胡適給「改良共產黨政權」壯聲勢。真是一邊玩自己，一邊踐踏胡適，一邊阻礙（胡適所向往的）通向自由中國的道路，盡管這並非他們的主觀願望。歷史證明，主觀願望不是關鍵（喜專制拒自由的人極少），導致的結果才是值得追究的。 ●魯迅的最大價值在哪裡？ 中國傳統文人多是兩大類：竹林七賢式的逍遙派，學而優則仕的當官派。最缺乏的，就是西方那種既非常入世，又保持獨立的知識分子。魯迅就是中國人中罕見且頗有成就的一個。他早就認知到獨立的意義，誓言不跟當權者打交道，尤其是因支持學潮而失去教育部的公務員職務後，就一直獨立寫作，靠稿費謀生。中國文化人中，像魯迅那樣能忍住孤獨、不屑團伙、不依附權勢、真正獨立、認真地坐下來思考，寫出點內容、說出幾句真話的人，實在太罕見了。 再跟胡適相比，胡適更容易在群體中得到認可，而魯迅的獨立精神價更高。我們看，當離開中國文人那個「造勢」、「構勢」的群體，到了美國之後，雖然既懂英文，還有被認可的地位，（雖不富裕卻也）不必為飯碗而耗費時間精力，但胡適卻一籌莫展，幾乎沒有任何新的建樹。胡適的文字比較平庸，既缺乏深刻清晰的思想，也無俏皮幽默；而魯迅則以這幾點見長，今天讀來仍有過癮的感覺。正因為魯迅的名聲全部都是靠自己的文字墊起來的，所以無論走到哪裡，他都可以靠那支筆站立。 魯迅後來跟胡適關係「生隙」，與他反感胡適跟當權者走得太近有關。當然，魯迅對胡適的批評是有偏頗的，或者說，他對胡適的思路不清楚。胡適並不是熱衷從政的，剛從美國留學回來時，他甚至說20年不談政治，欲致力思想文化啟蒙，認為政治革命的前提條件是思想革命。這點很正確、很重要！他後來也屢次拒絕政府延攬。當時的入閣朋友曾戲言，胡適是處女，我們是妓女。但後來胡適也當了官，出任民國政府駐美大使（為抗日而爭取美援）。研究胡適的（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有個解釋：胡適不再是「處女」，但沒變成「妓女」，而是「良家婦女」，始終是一股「清流」。 魯迅比較獨立，一直沒在政權勢力的「河邊」站，所以「不濕鞋」，很了不起。胡適則不僅常在河邊站，而且一直是弄潮兒，更一直試圖影響、扭轉「潮向」，卻也基本保持了「不濕鞋」。到底誰更難呢？ 認真思考一下，還是覺得從不去「河邊」更難。因為到「河邊」即使保持不濕鞋，卻仍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既得到來自權勢的影響力，還有經濟上的實惠。胡適因為常在「河邊」站，所以總有「水」的滋潤，從未嚐過魯迅那種生活上的艱辛。他還曾主掌過國家文化基金什麼的，即使在美國那段算比較艱難的歲月（五十年代初），他還是得到蔣介石親準的九筆匯款（四萬五千美元）的資助（這在當時應算是很大一筆錢）。而魯迅卻要自己爬格子，完全靠稿費生活，經濟保障狀況沒法和胡適相比。 周質平教授在比較胡適和林語堂時曾指出，林語堂早年涉及蔣介石的文字不僅「稍顯輕佻、諂媚」，後來還曾致信蔣夫人宋美齡「求委員長」給他題字「文章報國」，說「有了這四個字，我死而無憾。這也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無論我身在何處，這四個字都將高懸在我家裡。」胡適當然從無這種諂媚權力者的不自尊文字，「胡始終自居於與蔣平等的地位」。有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中國社會的特點則是「文人難過君王關」。而魯迅，連跟「君王」通信都不屑，從始至終保持了一個知識人最可貴的獨立性、批判性。 包括余英時先生在內的一些人認為，魯迅就是批判、破壞，卻沒有什麼建樹。但事實上，魯迅的價值恰恰在於他的不妥協的批判精神。我們看易卜生的《人民公敵》提出什麼了呢？那只不過是一場關於當地水源是否對身體有害的爭論。那個醫生的偉大，並不在於發現水有問題，而是面對所有人的反對、圍攻，他堅持不後退，哪怕成為「人民」的敵人。 人民就是群體，就是多數。這部劇高揚的，是「個體」敢於挑戰「群體」的精神，是「個人」敢於對抗「人民」的強大頭腦和心靈。這種精神是人類古往今來都極端缺乏的；由於缺乏，它就更珍貴，價更高。而且這種「敢於獨立」的精神價值超過提出一個普世價值。為什麼呢？ 首先，普世價值很多人提出，很容易被「普世」接受，也和個人的利害、安危往往沒有直接關係。其次，人人都在高喊普世價值，你說「愛」好，每個人都說要「愛」。你說要民主，毛澤東也高喊民主，希特勒也舉民主旗幟。胡適提出的「西化」、爭取「個體自由」也完全不是他的原創和獨創。介紹、引進當然很重要，但這不是太難做到，甚至原創出一個理論也不是高不可攀。 最難的是堅持做自己認為正確（而大多數反對）的事業。胡適的最值得推崇之處，恰恰和魯迅是一樣的，是堅持自己的理念。而且，胡適晚年越來越走向魯迅的方向，並且戰鬥精神更增強了，更不妥協他的「西化」理念，更跟那些反對西化的昏庸文人戰鬥，直到最後一口氣。明知蔣介石不喜歡，國民黨文化人也認為，是因為他弄西方自由主義、抨擊傳統文化，導致他們丟了大陸，但胡適的最後一次演講仍慷慨陳詞：「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但講這話幾分鐘之後，他就因情緒激動而心臟病發作去世了。清清楚楚是被氣死的嘛！完全不是寬恕後平靜地死，而是戰鬥至死，真真地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這明明是和魯迅的「一個都不寬恕」一模一樣！而魯迅卻是到死也沒走向（拒絕走向）給胡適留下一世英名的方向（所謂「寬容、妥協」）。從這點上來說，魯迅比胡適更真。 胡適要做一個「寬容」的姿態，但他沒意識到，個人的生氣與否，妥協與否，和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不是一個層次、一個平面討論的問題。美國總統傑弗遜可以因被媒體痛罵而生氣，但卻絕不會動用他的政府去制裁那種罵，這才是最關鍵、最根本的分水嶺。 對政府來說，跟人民的妥協值得肯定。對個人來說，恰恰是毫不妥協的堅持才是真正的美德，真正難以高攀的品德境界。胡適自己是不妥協的楷模，卻留下了最易被曲解的遺產，這其實是他一生功名的最令人遺憾之處。 獨立的個人往往面對巨大的阻礙、壓力：一是來自國家政權，一是來自被洗腦的大眾，再就是來自知識分子。這三方的壓力哪一個都是可怕的，哪一個都可能把「個人」碾碎，哪一個都可能掀掉你的飯碗，頂住哪一個都很不易。在多數狀況下，這三種壓力是結合成一體的，它能把任何個人碾成粉末。所以，要能把這三方面的壓力全部頂住，堅持發出自己理念的聲音，是難乎其難的。「人民」遍地都是，「個人」在哪裡都罕見。 所以，魯迅（周樹人）作為「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建樹，就是弘揚個人主義精神價值的一部分，就是推動中國文明前進的一個動力。他是名副其實的「樹人」——樹一個individual（站立的個人）。魯迅這種「個人」在西方文藝作品中很多，現實中有，當然也不多。而在東方，在中國，就是罕見了。這麼一個罕見的「個人」在中國大地上冒出來，就像一顆綠草在石頭縫裡冒出來，這本身就是魯迅最了不起的原創，就是他最大的建樹。 如本文開篇所述，魯迅今天之所以遭誤解和非議，主要因他曾被毛澤東歌頌並推崇。毛要利用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端的批判，來推翻一切傳統價值，然後在價值觀的空白紙上塗抹他的共產篇章。魯迅對傳統的批判，是要打破封建社會對人性的剝奪和壓抑，追求個體自由的價值。毫無疑問，毛批傳統的方向和結果，是建立了列寧斯大林式的群體主義、國家主義至上的、徹底滅了個人的集權統治。這和魯迅所向往的正相反。所以說，毛對魯迅，只是拿來利用一下，他既不懂，也根本不在乎魯迅的追求。 胡適的遭遇同樣。他去世時，蔣介石送挽聯稱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貌似對胡適推崇備至。但這也是表像。和毛澤東一樣，蔣介石也不過是要利用胡適而已：一是因胡適在知識界的地位而拉攏文化人，二是利用胡適爭取美國援助。但蔣跟毛清楚魯迅一樣，深知胡適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終究是要威脅他的集權統治的。所以胡適「走了」，蔣如釋重負，在日記道出真實想法：「我終於去掉了反攻復國的心頭大患。」 所以，我們今天評價魯迅和胡適，不應受中國兩大獨裁者對他倆的利用因素而左右，最重要的是去看他們本人的作品。任何其它因素，都不如他們本人的文字最能展示他們的真實。 自魯迅、胡適們開創的白話文新世紀開始，至今已經近百年了；百年後的今天，中國是「闊了」，但中國更專制了，中國人更「阿Q了」，不知受了什麼詛咒。正因為如此，回頭來看，魯迅和胡適的正確、正派、正向、正氣更加倍地可貴。這對雙子塔的存在，提升了中國人的人格、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度。 近年來有中國文化人探討俄國知識分子，不少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比不過俄國知識分子。從一個角度來說，沒錯，俄國知識分子的確探討了整體人類的大事，他們在世界範圍的名聲、影響力遠超過中國知識分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那些大名鼎鼎、群星燦爛的俄國文化人中，沒有一個對俄國文化有過魯迅對中國文化那麼深刻、那麼強烈的批判，而俄國文化中的糟粕絕不亞於中國。同樣，雖然許多俄國文化人早年都曾向往過西方，但晚年統統回到民族主義，變成反西方文明的斯拉夫心態的老頑固；沒有一個名角像胡適那樣，至死強烈推崇西方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堅持追求西方體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過魯迅和胡適的中國文化界，是有超過俄國之處的！世界不了解沒關係，我們自己應該懂得、珍惜、並推崇他們的價值。 僅限於中國來說，只要有中國人存在，文化的劣質部分、劣根性就存在，魯迅的批判精神就需要。魯迅的精神，是自蘇格拉底以來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繼承，是一種永恆的價值。相比之下，中國有了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之後，胡適的影響力就會降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魯迅的經久價值超過胡適。無論多少人不買魯迅的賬，但就是批不倒魯迅。 魯迅先生如果活到今天，必定是群體主義的敵人，專制政權的掘墓人。不，他是活不到今天的——即使能逃過毛澤東的魔掌，大概也早被海峽兩岸那成堆的「幫閑文人們」給氣死了，跟胡適一樣。不過我相信，直到永遠，都會有我一樣的後輩，記得往先生的墳上插一朵小花，送一曲低聲的歌唱，讓先生那曾經嘹亮地吶喊過的聲音有不斷的回響…… （作者附記：海內外研究魯迅的書大概汗牛充棟，專家學者也多如牛毛。但我不是研究者，對那些「魯學」的書幾乎都沒看過。本文初稿去年4月已經完成，但為了不受先前對魯迅看法的影響，沒有急於發表，而是去重讀魯迅，重新思考。在美國生活四分之一世紀，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不要受先入之見的影響，不要迷信專家評論，一定要去讀原著。雖說魯迅可謂識字的中國人都讀過，但我在共產時代讀過的絕大多數當時認為「還不錯」的中文作品，後來重讀都對其「差」非常吃驚。所以這次為了把握準確，重讀了《魯迅全集》和本文談到的幾個作家。我妻子康尼也一直都很推崇魯迅，這次她也和我一樣重讀了一遍《魯迅全集》，感覺之好，超出以前讀魯迅的印像。隨後我們數次討論、研究、交換評論。我們對魯迅的看法評價幾乎完全一致！所以這篇長文是我跟妻子共同的創作，但她一如既往，不願在我們共同創作的文章上署名。有這樣思想非常共鳴、且「授人之美」的妻子，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幸運！） 2015年8月於美國 2015-09-16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在911周年之際，回首這場大災難，更讓世人看清其「不可承受之重」。美國《Newsmax》雜誌曾刊出「恐怖襲擊的損失統計」，列出了具體數字： 911襲擊那天，有近三千人遇難；隨後的反恐戰爭，有六千多名美國軍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陣亡，受傷四萬五千多人。 除了無法估量的生命代價，美國的經濟損失也是巨大的： 四架被劫持而撞毀的飛機（兩架撞世貿，一架撞五角大樓，一架空中墜毀），價值4.18億美元； 紐約兩座世貿大廈總值：220億美元； 修復五角大樓：50億美元； 對遇難者家屬的照顧費用等：201億美元（這個額度跟兩座世貿大廈總值差不多，由此可見美國對遇難者家屬的實質性關照）； 因911而導致的保險金損失總額：196億美元； 911那天由於空中管制、飛機停飛及改向等，導致的整個美國的生產損失是：150億美元； 清理整個世貿遺址的費用：90億美元； 911當天，美國股市停盤。9月17日重新開盤，那一天道瓊指數暴跌684點，創了股市單日降幅的記錄。那個星期，美國股市損失了1.4兆美元（一兆等於一萬億美元）； 美國聯儲會在911股市開盤後三天內，向股市注入了3000億美元流動資金，以求穩定股市。 紐約市由於911襲擊而造成的生產損失：720億美元； 根據布朗大學的研究報告，911後美國進行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戰爭，總代價是：2.8兆美元； 根據各方的報告和研究，911事件造成的整體經濟損失，包括當天的損害，清理世貿遺址，強化安全，對遇難者補償，軍事反恐等，總額高達7.33兆美元！這接近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2014年17.4兆）的一半！ 美國付出這樣巨大的生命代價、經濟代價，換回的是什麼？起碼換回了兩個「無價」： 第一是過去這些年來美國本土一直安全。不是恐怖分子不想再襲擊美國，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場戰爭，重創了恐怖分子，全球反恐取得成效，使恐怖分子更難襲擊美國。美國的安全，是最大的成效和回報。 第二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主選舉，震撼、刺激了整個阿拉伯世界，從而導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的革命，以及敘利亞、葉門等國人民的民主呼聲！這個巨大的「回報」更是意義深遠！ 對這一點，1945年在黎巴嫩出生的中東問題專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阿賈米（Fouad Ajami）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從911到阿拉伯之春」做了深入闡述。 阿賈米對中東事務有深入研究，他是「中東和非洲研究」（ASMFA）創始人，《中東季刊》社論委員，目前是胡佛研究所「伊斯蘭主義和國際秩序」研究項目的共同主席。 在911事件發生後，阿賈米曾到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考察。他說有個阿拉伯語shamata（相當德語schadenfreude），可形容當時阿拉伯人的情緒。這個詞的意思接近中文的「幸災樂禍」。不僅普通的穆斯林，就是那些接受過美國教育的富有的阿拉伯商人，也對本拉登「崇拜有加」，認為他報復了美國。阿拉伯的知識精英，也幾乎眾口一詞，用「但是……」什麼的，來強調美國遭受重創是有原因的。 「陰謀論」更是阿拉伯媒體的熱衷，什麼世貿大廈是美國人自己炸的，911那天成千的猶太人沒去世貿上班等。反正整個中東的主導情緒，是對美國人遭受巨大災難幸災樂禍，感到高興！ 這位中東專家說，阿拉伯媒體不去強調中東地區、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困境——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貧窮，社會的巨大不公；而是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把矛頭轉向美國，反西方。 他說，911之前，美國對中東事務基本是不直接涉入的。但911改變了這一切，美國打了兩場戰爭，終結了伊拉克的薩達姆和阿富汗的塔列班。當時布希總統明確提出，美國對外政策是「向全球推廣民主」，把它作為結束恐怖主義的根本手段和目標。 阿賈米是美國的中東裔學者中最支持打伊拉克戰爭的之一，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高貴的努力」（a noble effort）：剷除那裡的專制，向中東推廣民主，對阿拉伯世界將產生重大影響和作用。 今天的事實已證明，整個中東的變化，就是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了選舉之後發生的。 阿賈米認為，突尼斯革命，埃及趕走獨裁者，利比亞人獲得自由，以及整體中東局勢的變化，都跟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有直接關係」，都是布希總統的「向世界推廣民主」的總體戰略的效果。 他說，中東和北非發生如此巨變，「不是因為美國的坦克，而是埃及人、突尼斯人、利比亞人，他們戰勝了自己的恐懼，他們走向街頭，不再懼怕，於是創造了令人驚奇的事情。」 對正在浴血奮戰、爭取自由的敘利亞人民，阿賈米說，「阿薩德政權的面具終於脫落了……」他對敘利亞的民主前景充滿信心。 911，美國付出了慘烈的代價。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重創」，美國就不會打這兩場戰爭。美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任何重大軍事行動，必須有民意基礎。即使當年的二戰，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如此囂張，美國的民意，仍然是多數不同意參戰；直到珍珠港遭到襲擊，美國的民意才大翻轉，支持對日本宣戰。 今天，這場911襲擊，也使美國民意大翻轉，當時眾議院以420比1、參議院以98比0的絕對壓倒多數授權總統採取戰爭手段、使用任何武器打擊恐怖份子。當時蓋洛普民調，88％的美國人支持打伊拉克戰爭。 今天，這兩場戰爭的效果已擺在眼前：那裡的專制政權被結束，那裡的人民（五千萬）有了投票權，那個選舉的「信號」，傳向了整個中東，由此發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使整個中東甚至北非，都發生了變化！ 今天，這個中東北非的革命餘波，已震盪到中國，對13億中國人的巨大心理影響也是不可估量的。正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時，人們還無法想像它對整個中東和北非的衝擊。今天，中東北非的變化，對中國等產生的深遠意義，也是人們現在沒法充分想像的。 但是無論中東人還是中國人，只要是人，內心渴望都是自由！所以，中東民主浪潮風起雲湧的今天，必定是中國的明天！ 2015-09-1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中國股市（滬指）從6月12日的5178點高峰，一路跌到今天（8/26）的2927點，74天之內跌掉2251點，接近攔腰砍去一半！僅僅上周五和本周前三天，就跌掉22%，過去八天跌幅29%！   股票市場一片哀嚎，尤其散股百姓，許多人甚至跌掉了過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積蓄！   在股市從高峰暴跌之後，中國政府就高調救市，動用國家資金進場，所謂「國家隊」護盤。結果就像我之前文章「誰在搞垮中國股市」中所說的，「救市」成了「救死」，越救越死，中國股市更不健康，更加病態。   據美國高盛公司的報告，八月初時，中國政府已向股市累計投入多達1400億美元。加上過去二十天，中國當局投入股市的總資金可能達2000億美元。結果呢？不僅沒有救住市，反而全部資金都泥牛入海，有去無回。中國轟轟烈烈辦的「亞投行」，資金才2000億美元，可見這次救市丟進了多少。   中共自恃黨天下，為所欲為，但這次救市，卻一再碰壁，毫無靈驗。中國股市的連續暴跌，已證明政府救市完全失敗！   中國股市暴跌，不僅坑了本國股民，更嚴重損害中國的世界形像。因全球股市隨之連鎖反應，出現世界性拋售，日本，印度，歐洲，北美，包括美國股市，全都暴跌。   世界各國媒體報導時，全都指出這是因中國股市暴跌而連累世界。全球億萬股民愁雲滿目，當然對中國滿腹怨言。   中國政府曾在紐約曼哈頓的時代廣場花巨款買電子廣告，希望塑造好的形像。但僅僅是這次中國股市暴跌連累世界，就等於在全球範圍內，張揚了自己的負面形像，成為各國股民抱怨、甚至痛恨的對像！認為是中國股市「做妖」，才妖及世界。   雖說是「中國惹的禍」，但準確說，這是中共當局造的孽！中國股市所以暴跌，是因為原來的暴漲不合理，現在要修正。去年六月，中共當局人為拉抬股市，要形成牛市來「維穩」（共產黨統治），結果股市暴升，從2100點一路暴漲到5100多點，12月內增加3000多點，增幅150%以上！   但無論中國的經濟基本面，還是平均企業效益，根本不存在一年內增幅150%這回事。中國的「牛市」，完全是牛皮，吹出來的虛假氣球當然會爆炸。   今天全球股市被中國所累，實質是被中共的強力干預股市、人為暴漲股市的政策所累。全球股市大地震，震中是中國，是中南海的維穩政策（人為拉抬股市）造成的！   在全球股市暴跌中，雖然美國的股市（道瓊指數）曾歷史第一次開盤暴跌愈一千點，但美國政府沒有拿出資金救市；日本股市連續暴跌，安倍內閣也沒救市；香港也是暴跌，港府也沒調金救市。他們都是讓市場自行調節，不會組成中國那種跟市場經濟完全背道而馳的荒謬國家隊進場。   除了中國，在這次全球股災中動用政府資金救市的，還有對岸的台灣。國民黨政府也是動用國家資金進入股市，說是護盤。兩岸政治制度不同，但在經濟思路上，可謂兩岸一制，都是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經濟。   國民黨政府這樣做不奇怪，因馬英九總統完全不懂經濟，他競選總統時提出「633」的政見目標，就展示自己是「經濟盲」。馬英九當時誓言，他當總統後，台灣經濟年度平均增長率6%，失業率降至3%以下，人均收入達到3萬美元。後來還傳出，股市要衝到三萬點（當時不到一萬點）。   結果呢，馬英九兩任總統至今七年（2008—2015），台灣經濟增長率平均只有3.06%，是他承諾的6%的一半。台灣的失業率始終超過3%，人均收入至今只有2萬美元多一點。股市更慘了，別說什麼三萬點，現在台股才7715點（8月26日），比馬英九2008年3月當選總統時的8572點還少。   馬英九曾誓言如果達不到「633」，就捐出總統薪水一半做公益，但至今七年毫無兌現，他不僅一毛不拔，甚至狡辯說，捐出薪金也不能救活經濟，整個兒一個賴帳。這樣一個言而無信的總統，所以會今天民調跌到全球領袖第一低的地步（跌至9%），所以被稱為「馬英9」。   美國要總統大選，目前兩黨有20多人參選，但無一人承諾他當選後會把GDP和股市衝到多少點。沒有人用那種蠢話炫耀自己是經濟文盲。   正因為有這種經濟外行的總統，台灣經濟才每況愈下，越來越糟。但台灣並不是沒有懂經濟的人才。最早翻譯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四本專著的知名自由經濟學者夏道平（五、六十年代），哈耶克的嫡傳弟子、信奉奧地利自由市場派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蔣碩傑（七、八十年代），還有蔣碩傑的思想門生、至今仍著書撰文的中華經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吳惠林等，統統沒有被國民黨重視（當然也包括民進黨），更別說採用他們的充分市場經濟理論。   明年台灣總統大選，不出意外，應是民進黨上台。但台灣的經濟仍不看好，因為民進黨是左派政黨，甚至比美國的民主黨、英國的工黨、法國的社會黨等更左。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被稱為「女版馬英九」、「空心菜」，就是因為她跟馬英九是半斤八兩；在經濟想法上，馬英九是文盲，好像連左右都不懂，而蔡英文是清楚的左傾。她在全球社會主義理論大本營的倫敦政經學院（LSE）拿到學位，她的博士論文從題目上就給人「反經濟全球化」的感覺。但她的博士論文「在哪裡也找不到」。媒體報導說，一位具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背景的高姓台灣人，經由各種方法，從倫敦政經學院、倫敦大學圖書館，甚至大英圖書館，都無法找到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蔡英文幾個月前訪美期間還正式提出所謂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新模式」，宣稱要創造「以民為本」的經濟發展願景。還有不「以民為本」的經濟嗎？這種空話使我想起她的前任、民進黨2008年的總統候選人謝長廷的競選口號，叫做「幸福經濟學」。全世界有哪個總統要實行「痛苦經濟學」嗎？   台灣早已成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但卻一直都見不到清晰明確懂得自由經濟的領導人，這實在是台灣的一大悲哀。國民兩黨都是左傾，目前支持民進黨的一些年輕人團體更是左傾到滿腦子社會主義傾向的地步。   本來在馬英九當政下，台灣已經走向希臘化，台灣公務員平均退休年齡（55歲）跟希臘一樣，然後拿全額退休金（台灣的軍工教還有十八趴高利息存款的待遇——遠超過把錢放進股市的平均增長水平），導致國家債務越來越龐大。更左傾的蔡英文們掌權，台灣希臘化步伐可能加快，所以未來台灣政府仍可能會像中國那樣動用國家資金「救市」護盤，甚至可能更多地干預經濟領域，干擾市場。   中國跟台灣，政治制度不同，但在經濟想法上，兩岸領導人卻殊途同歸，都熱衷凱恩斯式的政府干預經濟的社會主義，而不是保護個體權利和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所以未來兩岸的競爭，很可能是看誰更快成為亞洲的希臘（經濟崩盤）。這是兩岸股民和百姓的共同悲哀之處。   2015年8月26日於美國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FA）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