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俄羅斯化與中國對西藏與內蒙古的漢化非常相似，立陶宛被共產黨整得非常悽慘，對世人而言是一個慘痛痛的教訓。圖／1989.8.23立陶宛參與波羅的海之路的示威人群，即知名的自由人鍊。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立陶宛（ Lietuva）將於7月底贈予台灣AZ疫苗兩萬劑，而且台灣將來會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台灣人在聽到這些消息之後，莫不高興無比。立陶宛到底是屬於歐洲的那一個部分呢？這就有不同的看法，聯合國將之分類為北歐，但也有將之歸類於東歐、中東歐的。 從歷史的發展觀點來看，跟立陶宛的歷史最有關係的國家是波蘭、瑞典、德國與俄國。 一、立陶宛的古代史 立陶宛的歷史很長，立陶宛的國名在歷史的文書上出現，是在1009年的事情。立陶宛歷經先史、中世、近世的時代。立陶宛的建國日是7月6日。因為1263年7月6日，明道加斯（Mindaugas）被加冕成為國王。 在14世紀的末期，立陶宛大公國是歐洲當時最大的國家，它的領土包括了現在的白俄羅斯全區、烏克蘭全區、波蘭的一部分與俄國的一部分。 1385年的時候，立陶宛大公Logalla與波蘭女王Jadwiga Andegawensgaz結婚，而兼波蘭國王。後來就形成波蘭．立陶宛同盟（Unia Polska-litewska），在後來的歷史發展當中，立陶宛的制度改革因為Radziwiff家的反對而遲延，整個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最後被周邊的國家加以分割而走上解體。 二、被分割的立陶宛與俄羅斯化政策   1655年至1661年的北方戰爭（Northern War），立陶宛的領土與經濟被瑞典軍隊破壞。在立陶宛要走上復興的前夕，大北方戰爭（英：Great Northem War）再度爆發，立陶宛再度荒廢，因為戰爭、疫病、飢餓而使立陶宛喪失了40%的人口。而周邊國家，尤其俄國對立陶宛的影響力就大增。由於立陶宛的貴族拒絕改革，俄羅斯帝國、普魯士王國、奧地利大公國三個國家就在1772年第一次分割波蘭.立陶宛。1792年進行第二次分割，1795進行第三次分割。於是，波蘭.立陶宛共和國解體。 現在立陶宛的的領土大部分都是因為分割而成為俄羅斯帝國領土的部分。儘管立陶宛被加以分割，但是他們在1831年11月武裝起義，在1863年11月武裝起義，但是都失敗了。俄國人就在立陶宛推動俄羅斯化政策。 俄國於1840年廢除立陶宛大公國的法規，1865年起禁止立陶宛語出版品，此外還關閉數個文化設施與教育機關，並在俄羅斯帝國的領域內，把立陶宛地區改歸屬於被稱為北西地區的地方。但因有許多人走私立陶宛語的書籍，以及在家庭內部秘密推行立陶宛文化的教育，俄羅斯化的效果不彰。西門納斯·道坎塔斯等人推動立陶宛民族復興，試圖脫離俄羅斯與波蘭的影響，從波蘭．立陶宛聯邦以前的古代立陶宛歷史、語言與文化逐步建構立陶宛獨立的民族意識。 1877年〜1878年，俄土戰爭後，沙俄與德國的關係惡化，亞歷山大二世接受其將領的建議在西部邊境（立陶宛境內）建造考那斯要塞（Kaunas），做為第一線的大型防禦工事。 三、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立陶宛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爆發，立陶宛就成為東部戰線的戰場。1917年11月,俄國革命爆發，以列寧為領導人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就在1918年2月16日，於俄國革命的影響所及之下，立陶宛委員會宣布立陶宛獨立。一開始的時候，是以立陶宛王國的身分獨立的，這是德意志帝國所計畫的泛歐洲主義的一環。後來，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立陶宛就成為立陶宛第一共和國。 立陶宛後來因爲波蘭與德國的關係，立陶宛就以Kaunas為臨時首都，採取議會制民主主義。但因為1926年的軍事政變，立陶宛成為以Antanas Smetona為總統的權威主義體制。 1926年的軍事政變，立陶宛成為以Antanas Smetona（前排中）為總統的權威主義體制。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四、第二次世界大戰立陶宛 1939年8月，納粹德國與史達林治下的蘇聯締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兩國在秘密協定書當中，約定要將波羅的海三小國與東歐加以分割。1940年6月，立陶宛被蘇聯侵攻。隔年，德軍開始攻擊蘇聯，立陶宛在德蘇戰爭的末期，就被置於德軍的佔領之下。 1944年，蘇聯軍再次反攻，立陶宛就成為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被編入蘇聯當中。1944年至1952年，大約有10萬個游擊隊與蘇聯對抗、戰鬥（他們被稱為森林的兄弟們），其中約有三萬個游擊士兵與其援助者被殺，其他很多被捕，被強迫流放至西伯利亞的古拉格（GULAG）。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合起來有78萬個住民在立陶宛被殺害。 五、史達林的統治 俄國在史達林掌握實權之後，史達林在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國境推動軍備的擴充。蘇聯於1939年9月28日與愛沙尼簽訂互助條約。立陶宛簽訂同樣內容的條約。在1940年6月，蘇聯軍隊佔領塔林，愛沙尼亞總統解散共和國政府。透過公民投票而選出的愛沙尼亞共產黨政府最初所做的事就是加入蘇維埃聯邦。拉脫維亞、立陶宛也是經過相同的程序加入蘇維埃聯邦。 在1940年夏天至1941年的夏天，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國民歷經了「恐怖的一年」。本來的共和國政府之關係人員的肅清正式開始。不只是政府的相關人士，一般市民也遭受肅清。人們沒有什麼罪狀就被貼上「資產階級」、「反蘇維埃思想」、「叛亂國家」等的標籤而被沒收一切財產，並被放逐至西伯利亞。被迫離開祖國的人，其人數是令人恐怖的。拉脫維亞在一年當中，有三萬五千人被迫驅逐，這占據了其人口的2%。如過將拉脫維亞比做美國的話，等於是有300萬人被流放。愛沙尼亞有一天的一個晚上，消失了11000人。在當時的波羅的海三小國，就在人們所沒有注意的地方，發生了更可怕的事，而這些最近已經一點一滴的明朗起來了。 俄國為波羅的海三小國帶來了什麼？1945年蘇維埃再一次完全占領了波羅的海三小國。波羅的海三小國再一次恢復社會主義政權。因為戰災而被破壞的波羅的海三小國開始復興。單是戰火、強制遷移、難民的逃脫等因素使得波羅的海三小國的人口減少至悲慘的程度。從1939年到1945年之間的六年當中，愛沙尼亞失去了人口的1/4，28萬人。1944年2月立陶宛宣布獨立，隔年被編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從1947-49年實施集團農場化，當時的民族主義者與上層階層全部被強制移住西伯利亞，俄國在立陶宛實施蘇維埃化。抵抗蘇維埃化的民族主義者在1952年以前在森林地帶展開游擊活動，此已如前述。 六、戈巴契夫以後 戈巴契夫政權自1986年以後，推動Perestoica（再改革）與glasnost（資訊公開），於是在立陶宛就成立了國民運動Sąjūdis。這個運定是在蘇維埃聯邦的統治之下，指導立陶宛的獨立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以確立立陶宛的自治為目的，後來發展成為要求獨立的運動。1990年立陶宛舉行最高會議選舉，這是1990年上旬在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所舉行的選舉。這個選舉是立陶宛最初也是最後的自由複數政黨的選舉。這個選舉的結果是Sąjūdis 派的侯選人在135個席次中獲得91席，結果在3月11日順利的推動了立陶宛獨立恢復宣言。因為立陶宛的恢復宣言，蘇聯政府就對立陶宛實施經濟封鎖，1991年1月13日KGB特殊部隊的alpha 部隊攻擊首都維利紐斯的（Vilnius）的電視鐵塔，13個市民被殺，這被稱為「流血的星期日事件」（Bloody Sunday）。針對這個事件，與聯邦政府處於對立的俄羅斯共和國的葉爾欽總統在當日表面支持立陶宛的政權。當時，世界複數的國家在國際法上否認蘇聯對立陶宛的合併，所以立陶宛宣布獨立之後，冰島首先在1991年2月4日承認立陶宛的獨立。 當時要求獨立的波羅的海三小國有兩大問題迫在眉睫。第一個是經濟問題。波羅的海三小國都是資源貧乏的國家，沒有什麼可以特別說出的產業，而當時支持國家的農業因為農業集團化受到嚴重的打擊，要從這個打擊當中站起來恐怕要花上非常長的時間。當時人們生活最大不滿的原因是生活物質的不足，但是三小國並沒有足夠的外匯進口生活物資。在社會主義經濟當中，莫斯科一手掌握了貿易，三小國這些能夠自由處理的外匯只有一點點。 另外一個問題是波羅的海三小國自身擁有的民族問題。拉脫維亞有50%的人口是俄國人，立陶宛最少，但也有20%。這些俄國人反對三共和國的分離、獨立，他們認為如果真的要分離的話，那麼這些人要在三小國當中更製造出自己的國家。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這在所有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當中是最早獨立的。1991年8月19日蘇聯走上崩潰。9月6日蘇聯就承認立陶宛的獨立。於許多國家就承認立陶宛的獨立。9月17日，立陶宛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一齊加入聯合國。立陶宛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不同的是，立陶宛承認留下來的俄國人的立陶宛國籍。 1991年12月25日，蘇維埃聯邦崩潰以後，蘇維埃聯邦軍隊被改成為俄羅斯聯邦軍隊，1993年8月31日，俄羅斯聯邦軍隊全部從立陶宛撤退，跟著立陶宛就與西歐各國與美國加強關係，1994年，立陶宛加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並從計劃經濟移轉至自由經濟。2004年，申請加入NATO，5月1日加入歐盟。2009年5月17日立陶宛舉行總統選舉；產生了第一位女性總。2018年7月5日加入OECD。 目前，立陶宛有292萬人口，使用歐元。立陶宛的歷史相當豐富，作者僅簡單帶過。 立陶宛首都首都維爾紐斯金融區。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七、結論 立陶宛與俄羅斯的關係，讓我們所看到的是：俄國的俄羅斯化與中國對西藏與內蒙古的漢化非常相似。台灣跟中國的關係當然與立陶宛跟俄羅斯的歷史並不能完全類比，但立陶宛被共產黨弄得非常悽慘一事，正是立陶宛要告訴世人的悲慘經驗，尤其立陶宛在歷史中經常面臨被擺佈的亡國與殖民，這是台灣人必須切記的。沒有國格的人在共產黨的擺布之下，突然會消失一大堆人，難道我們台灣人還要拋棄自己的主權去跟北京磕頭，到時讓2300萬的台灣人被發配到邊疆勞改、槍斃，讓台灣數千年來所發展出來的多元文化完全被斬斷嗎？與立陶宛的來往正是我們台灣人與世界自由民主國家站在一起，打垮共產主義的絕佳時機。 在此熱烈表明對立陶宛的感謝，並高呼台灣與立陶宛的友誼長存！

  在國民黨的攻擊之下，台灣因爲日本與美國的幫助與自己的努力，疫苗的施打率已超過30%，但政府無論怎麼努力，侯友宜與國民黨的若干縣長已故意準備停止施打數天。如果台灣是正常的政黨國家，在野黨監督執政黨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是台灣有的是疫苗，侯友宜不打、柯文哲不打，大家一看就知道他們是要故意彰顯莫德納的不足，並要透過政治要打死高端。聯亞是他們自己的人，他們並不會想將之打死。但是高端在技術上並不是阿斗，而且有美國支持做後援，其中最怕高端的其實是中國，因為高端的發展很有可能是生物科技在台灣的另一座護國神山。 高端是否成功，當然靠他們自己的實力，但是國民黨與柯文哲的表現其實暴露出了他們是台灣人的敵人，他們把臺灣人民對民進黨的不滿當做仇視民進黨的工具，對於他們來說，民進黨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乃至民眾黨的共同敵人，這在此次疫情的表現上已經清楚可見。 本來聰明的侯友宜不會隨著國民黨的亂舞起舞，但被國民黨包圍的侯友宜很顯然已漸漸被國民黨同化。 其實這次疫情的爆發，台灣人在兩個月內能夠讓臺灣從數百例確診變成一天僅20多例，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與中國人為了打疫苗插隊打架，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東京奧運的舉行，幾家歡樂幾家愁，乃是必然的事，但台灣人的表現，讓我非常驚訝的是台灣人對於奧運的落敗者居然沒有譴責之聲，反而多的是鼓勵之聲。這在我年輕時代時是不可想像的。 我小時候，台灣經歷過228，經歷過四萬台幣換一元新台幣的歷史事件，台灣很窮，我四年級時，生平第一次穿布鞋上課。以前，有些小孩的母親早逝，父親再娶，結果在我們當時的社會所看到的就是後母苦毒前人子，柯文哲故意讓老人繞遠路去打疫苗不就是後母苦毒前人子嗎？父親不在時，後母把最好的給自己的兒子，這不就是柯文哲的好心肝事件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主持北市疫情記者會。圖／擷自台北市疫情因應記者會影片     明明還有疫苗，柯文哲卻公然說還有20萬劑未打，王必勝幫他處理環南市場的確症爆發案，柯文哲竟然說王必勝沒有什麼貢獻，他沒有證據卻說蔡英文炒高端股標，這不是潑婦罵街嗎？以前，我們考聯考失敗考第二次時，即使第二次考上最好的學校，但我們都不敢把重考的事情對外宣揚，可是我竟看到柯文哲大剌剌地把第二次才考上台大醫學系當做宣傳樣板一般說他帶進葉克膜，說他崇拜延安的毛澤東，認為他頭腦絕頂，台灣的年輕人就應該像以前的台灣人一樣對他崇拜。 柯文哲剛上台時非常有魄力，馬上拆除忠孝東路引道，讓北門重見天日，可是因為葉克膜案件被中國抓住卵葩以後，每天為了選總統，忙到不管台北市的政務，你所能看到的就是柯文哲跟以前的國民黨ㄧ樣，為了表示自己很努力，天天挖馬路重舖柏油，一幅「豎仔」的樣子。他可能不知道，他連最疼他的老爸、老母都不敢替他講話，只有他的老婆為了護衛他，對柯文哲是越幫越忙，我每次看到柯文哲與現在台灣的年輕人時，時常會想起日本萬元大鈔的人頭像——福澤諭吉，他感嘆自己一身處在二世，而我自己也一樣。 看到柯文哲時，我就會想起小時候看歌仔戲時的後母，人前殷勤，人後殘暴的景象。在歌仔戲尚未演完時，就已經有人把香蕉皮丟到演後母者的身上，而現在的柯文哲正是看戲的人想要將他拆食入腹的時候。

  斯洛伐克，國旗。圖／蘇貞昌臉書   繼立陶宛要在台灣設立代表處之後，斯洛伐克共和國的代表亦將來台訪問，並贈送一萬劑的疫苗。立陶宛與斯洛伐克都是從共產黨的統治脫離的國家，所以斯洛伐克共和國代表的來訪意義非凡。為了表示對斯洛伐克共和國代表的熱烈歡迎，作者想對於斯洛伐克共和國作一簡單介紹，以使台灣人對該國有所了解，並透過與立陶宛及斯洛伐克之關係的建立，建立與歐盟的直接關係，形成自由民主國家的大聯合。 一、天鵝絨的分離（velvet divorce） 各位應該都知道1989年共產主義體制走上崩潰，斯洛伐克共和國就於1992年透過公民投票於1993年與捷克共和國和平分離而成為獨立的共和國。 二、斯洛伐克的歷史 斯拉夫民族在五世紀的時候，就開始移居到現代的斯洛伐克領域內。在七世紀的時候，西斯拉夫人建立了最早的獨立國家組織—薩莫王國。斯洛伐克的歷史學家李夏德.馬爾西納認為薩莫王國的中心地應該在今日斯洛伐克領域內的某個地方。 西元833年，大莫拉維亞帝國（Velkomoravská říše）建立，這個帝國是從9世紀至10世紀初期繁榮的斯拉夫人之帝國。這個帝國在成立之初就與法蘭克王國鄰接，而受到基督教的影響。這個帝國包含現在的斯洛伐克共和國、捷克共和國、匈牙利以及奧地利的一部分。這個帝國的形成對於斯洛伐克的文化、政治乃至歷史來說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在10世紀的時候，馬札爾人侵入至Carpathia盆地，大莫拉維亞帝國滅亡，István一世就設立了匈牙利王國。其後，斯洛伐克就在一千年當中成為匈牙利的一部分。後來，在1467年匈牙利王國大國王馬提亞斯（Mátyás）在斯洛伐克現在的首都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創設了最早的大學＝Academia Istropolitana。 1526年的莫哈期斯的戰役（Mohácsi csata）之後，匈牙利王國領土的大部分被鄂圖曼帝國佔領，Blatisvara就變成匈牙利王國的首都，在1783年以前，地方議會與匈牙利王國的戴冠式都是在Bratislava舉行。 在18世紀的時候，斯洛伐克產生了國家復興運動。1843年的時候，Ludovir Stur(1815-1858)把斯洛伐克語加以體系化。 三、斯洛伐克的近代史 1918年，奧匈帝國崩潰之後，斯洛伐克就與捷克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1939年斯洛伐克共和國宣布獨立。但這個國家不意竟被納粹德國當作傀儡國，1939年，斯洛伐克的國民開始展開對納粹德國的武裝起義。 二戰結束後，在蘇聯的影響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復活，共產主義者的統治正式開始。1968年捷克爆發了布拉格之春，西部斯洛伐克出身的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所率領的追求「具有人的臉」的社會主義運動受到華沙公約組織的鎮壓。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實施聯邦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為由《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與《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所組成的聯邦。 1989年，共產主義體制走上崩潰，捷克斯洛伐克爆發了民主革命＝天鵝絨革命，實行多黨議會民主制。後來，斯洛伐克的分離傾向日益明顯，1992年通過全民公投，1993年1月1日斯洛伐克宣布脫離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史稱「天鵝絨分離」。2003年5月17日至18日，斯洛伐克舉行全民公投，92.45%的公民支持加入歐洲聯盟。2004年3月29日斯洛伐克加入北約，2004年5月1日加入歐盟。2009年1月1日，斯洛伐克正式加入歐元區，成為歐元區第16個國家。 天鵝絨革命開始地方的一塊紀念碑，碑上文字翻譯：: 何時？——如果不是現在？是誰？——如果不是我們？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三、結論 各位應該可以很清楚知道，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受共產主義統治很久的國家，他們都加入了歐盟，而歐盟的東擴正是代表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擴大，當歐盟這些國家前來台灣時，這不外就是代表美國與歐盟對共產中國的正告。或許利用這次斯洛伐克代表團的來訪，台灣人不要再只懂得中國史了，我們必須努力去了解世界多元的歷史與主張，與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的國家形成一個地球村。 在此，高呼斯洛伐克與台灣友誼長存！

台北市長柯文哲。   圖：周煊惠 / 攝（資料照）   一、於防疫中擾亂全民的柯文哲 罵人家混蛋是對一個人的做事沒有分別，造成別人困擾、或使他人不知所措，因而造成許多人蒙受不利的用語，用台語來說，就是「來亂的」，這並沒有對於人的尊嚴加以侮辱。由於怕許多人誤解，我就先在寫這篇文章時先作個說明，而且我不講柯是混蛋，而只講他是來亂的。 這一次，防疫指揮中心因爲確診個案減少，所以決定從7月13日起微解封。而這個微解封的內容之一是允許各地方政府可以在不違反指揮中心所訂下的規則之下，自行決定要不要餐廳開放內用，如果要的話，要架設隔離板、要採梅花坐……等等。本來，屏東與台南都要採用餐廳內用，但因為幾乎所有地方政府都不採用，而且網路上的意見也幾乎都反對，所以在民意的壓力之下，屏東與台南也都放棄內用的政策。 可是就在7月9日，台北市長柯文哲卻說中央不負責任，僅一張行政命令就要地方採用內用政策。或許除少數縣市之外，大家都不採餐廳內用的政策，因此柯的這句話似乎有道理。但對嗎？我想這應該從地方自治的法理來看一下柯文哲的話是對或是錯。  二、什麼叫做地方自治？ 這次會讓作者罵柯文哲來亂的原因之一，就是柯文哲除了以前就事實說謊以外，這次他居然在扭曲制度而瞎掰。由於作者的專攻是地方自治，所以作者要特別從地方自治的觀點點出柯文哲如何在胡作非為。 我們的地方制度一般稱之為大陸法系的單一國地方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我們的公共事務採取多層式的分配方式，換句話說，全國性的事務由中央政府處理，地方性事務由地方政府處理。所以立法院所制定的法律大部分會規定為：「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OO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這種由法律所規定的事項如果是由地方政府處理的話，那這就被稱為「地方自治事項」。地方自治事項基本上，就由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政府要對地方議會負責。 在像這樣的法規當中，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簡稱防治法）是屬於具有緊急權性質的法規，因此比較特殊。舉例來說，平常地方在執行地方自治事項時，如果會牽涉到人民的權利與義務（譬如餐廳禁止內用）時，那麼就必須由地方立法機關制定自治條例。但是防治法由於是緊急法規，所以就授權行政機關直接依據防治法，可以制定行政命令而限制人民的權利。因此，當指揮中心制定命令授予地方政府權限時，地方政府就擁有權限來處理，此時，由中央以防治法授權地方加以處理的就是「地方自治事項」。因此，有限度開放餐廳內用之命令，並沒有強制地方政府處理，所以說中央不負責任其實是顛倒是非的講法。 相反的，這次的防疫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接近「中央地方共同決策」的先例。在日本，地方政府對於立法要表示意見時，其所採取的方法是：由所有的地方自治團體組成具有法人地位的團體，對國會提出意見。這在我們的地方制度並沒有規定，也是我們比較落後的地方，但是這次在防疫的決策上，我們所看到的是指揮中心與地方政府每天透過視訊會議互相表達意見，幾乎可以說是靠近「中央地方共同決策」的模式，為未來的地方制度的改革提供了許多可供參考的資料與思考。  三、柯文哲是怎麼在混淆制度的是非？ 微解封的許多政策，相信地方政府都有參與討論，如果說政策決定前，有什麼思考不足之處，是可以在下次會議提出意見要求修改的，彰化縣長王惠美的講法就非常合理，但柯文哲卻讓人覺得他胡作非為的原因就在於：台北市有代表參與決策討論之會議，中央也沒有強制他一定要實施餐廳內用，他也可以在下次會議表達意見要求改變，但他卻混淆制度的是非，硬說中央不負責任。如果說他是來亂的，是否過分？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台北市長柯文哲。（資料照）   圖：台北市政府 / 提供   我為什麼說柯文哲應該是犯了殺人罪呢？ 6月23日我在新頭殼發表了專論—「柯文哲是故意透過北農要讓疫情擴散至全台？」後，意外引起很多讀者的關心。不過，也有人在留言中對我有所批判，其中有人說我的專論是假新聞。其實，留言中，有些朋友的看法顯然對於法律似乎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應該借著專論做一些回應。 一、「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之區別 要說柯文哲應該是犯了殺人罪之前，首先須把「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分開來談。某甲拿著刀子朝某乙刺過去，某乙因此流血躺在地上，送醫院後因流血過多而死亡。某甲如何刺殺某乙？某乙到院後是因為一開始即流血過多而死亡？ 或是因為醫院沒有急救而造成某乙本來只是受傷而已，卻因為醫院延遲急救而死亡？這個問題是「事實問題」。至於某甲是以殺人的故意，造成某乙死亡而犯下殺人罪呢？還是只有傷害罪而已呢？這個判定就屬於「法律問題」。 二、故意的重要性 在刑法當中，有很多概念，一般非法律專業的人並不是很容易懂。我個人就在這裡稍微講一下。刑法中，與大部分犯罪比較有關的概念有好幾個，首先，一般殺人罪都須要有「故意」，而「故意」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殺人兇手對於他拿槍殺人有認識，而且有意使其發生，那我們就稱這個殺人犯有「殺人之故意」。但是如果殺人兇手殺人是想要搶某丙之財產時，那麼想要搶某丙之財產是殺人之動機。 此外，殺人兇手想要把某丙之財產據為己有，那這是殺人兇手之意圖。動機與意圖，除非法律規定要處罰，不然是不會變成犯罪的。 三、確定故意與未必故意 說明到此，一定有朋友會問我：柯文哲又沒有故意要讓確診者死亡，怎能說柯文哲有殺人的故意而犯了殺人罪呢？這是一般非法律人最難了解的地方。 我舉幾個例子講給各位讀者聽一下：警察在集會遊行的前面，他並不認識集會遊行的任何人，可是他知道他如果開槍的話，一定有人會死，只是誰會死，警察並不知道。 假定有警察開槍，造成某個他不認識的人被射殺死亡，請問警察能夠說：他並不認識被射殺的人，所以他沒有故意嗎？我想大部分的讀者都會說：不。 像這位警察的故意在刑法上被稱為「未必故意」，也就是說：警察對於殺人的事實，他有預見到：射殺會造成有些人的死亡，而有人因為被射殺而死顯然是在他的預料之中，因此有人死亡並沒有違反他射殺前的預想與他本來的意思。 四、為什麼說柯文哲應該是犯了殺人罪？ 士林護理之家有許多老人確診一案，台北市衛生局於6月20日傍晚表示已篩檢74人，其中25人確診，但到了晚上又改口稱總計47人確診，其中3人已病逝。 副市長黃珊珊於21日稱有舉行家屬說明會，但被家屬爆說沒有。對於市政府的說法，護理之家表示：從6月8日有一名長者確診開始，衛生局、警察局、各區健康服務中心就每天打電話來要資料，護理中心根本無法隱匿疫情。 如果護理中心所説的是真的，那麼確診的資料一定會由衛生局在台北市的市政會議報告，柯文哲如果主持市政會議，那麼他一定會知道護理中心的染疫情況。 以一位專業醫生的身分，他應該會知道而且認識到年長者染疫死亡的機率最高，而且他是市長，他對地方的疫情有義務立刻依法加以處理，他有義務去防止。 如果台灣疫情爆發過量，醫療能量不夠，那麼地方首長可以依其裁量去決定優先救援者與非優先救援者的順序。但是6月8日以後，台灣的疫情已有趨緩的趨勢，而且台北市的人口比新北市少，但醫療能量卻是全國第一。 台北市要處理護理中心的確証案例的醫療能力絕對足夠。因此，我們應該可以推知台北市衛生局所以遲遲未立刻處理護理中心的疫情，顯然是柯文哲沒有下令處理，或是故意視而不見，不叫衛生局處理，更壞的情形可能就是要衛生局不要處理，黃珊珊會開會說謊，這讓我們推測：柯文哲似乎可能要衛生局不必處理。 五、柯文哲顯然是以「未必故意」，並以「不作為」去「著手實施犯罪」 一個有義務處理疫情，而且有足夠行政能力的市長，以其專業醫生的知識一定知道長者確診會死亡的機率非常高，卻可能以各種方式不去作為，終於造成三位長者確診死。很顯然地，柯文哲是以「未必故意」，並以「不作為」去「著手實施犯罪」。 六、結論 當然，作者是以媒體所呈現的資訊為根據來論斷柯文哲應該是已犯了殺人罪，作者不是警察，也不檢察官，無法進行偵查，因此無法用肯定的結論來判定柯文哲犯殺人罪，這還須偵查機關介入，才能真相大白。不過，作者以媒體的報導為基礎進行評論，那當然不假新聞，希望讀者能夠理性地就事論事。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晨赴北農視察，董事長黃向群、總經理翁振炘陪同。   圖：台北市政府 / 提供（資料照片）   一、胡作非為的柯文哲    這次疫情的爆發，最辛苦的就是防疫人員與各的地的醫生、醫護人員。他們拼命在防堵疫情，而且漸漸看到疫情的緩和。因此，我們必須感謝所有的醫護人員與醫師乃至所有的防疫人員。但是就在這當中，卻產生了一個攪亂疫情的政治人物，那就是柯文哲。    北農從5月14日就已有確診例子，6月21日增加至45個確診，當天台北市政府才設快篩站，但快篩卻亂成一團，儘管北農很早就已告知台北市衛生局，但台北市政府都沒處理，而且柯文哲一直在撒謊，說他有跟林右昌市長與侯友宜市長聯絡要共同做疫調，但被林右昌打臉。同樣的士林護理之家，也是很早就將有確診的案例告知台北市政府，但台北市政府也是不處理，結果護理之家有47人確診、3人死亡。對此，台北市政府説謊說他們有開說明會，但家屬爆根本沒有。……。這次的疫情防治，柯文哲的惡行可以說是罄竹難書。 二、為什麼專家故意做出反專業的做法？     其實，做為一個長期的政治觀察者，我個人似乎可以看出柯的真心。柯是醫生，如果他真正按照公衛的觀點來防疫的話，他一定會配合指揮中心的醫生與公衛專家所決定的防疫政策。可是，他從頭到尾不做疫調，疫苗亂打，故意整老人，明知有確診，卻不處理，所以很明顯的是：柯文哲這個專業醫生做了《和專業醫生所應採取的措施》完全相反的措施。 三、柯文哲是以不作為來實施犯罪     在刑法上，法律會禁止人們做一定的行為，如果做了，這個犯人就是透過作為去犯罪，此時，這個人就是「作為犯」。另一種是：法律要人們做一定的行為，如果你不做就是犯罪，譬如兒女對於沒有謀生能力的父母親有扶養之義務，如果子女故意不扶養，那麼就是犯了遺棄罪，這種犯罪被稱做「純正（真正）不作為犯」。另外，我們可以舉殺人罪來看：甲拿槍殺乙，那麼甲是殺人的作為犯。但是甲是乙這個嬰兒的母親，甲因為一些不得已的理由要讓乙死，但是甲不是勒死乙，而是故意不讓乙喝奶，讓乙餓死，這個時候，甲是用不作為達成殺人的目的，這種犯罪就被稱為「不純正（不真正）不作為犯」。    各位，大家想想看，柯文哲不做疫調、不做快篩、亂打疫苗，在北農的疫情擴大上，他在5月14日已知有確診個案，但他卻不處理，這不是很明顯的是故意以不作為的方式，要讓疫情擴散於全台灣嗎？因為他一定知道台灣各地的蔬菜會搬運到北農的市場。    很明顯的，柯文哲其實已經是犯了刑法的殺人罪乃至192條2項「暴露有傳染病菌之屍體，或以他法散布病菌，致生公共危險者，⋯⋯」。 四、柯文哲應該是配合中共要讓疫情擴散、搞垮民進黨    台灣發生疫情，最高興的是中國共產黨。各位都應該知道，柯文哲是以深綠的身分選上市長的，但是中國派人跟他見面後，他就故意在世大運不讓台灣人民可帶台灣旗於觀眾席上揮舞，他放縱退休公務員亂場，使開幕式時，看不見各國選手出場，很多人都猜測這是因為葉克膜的事，柯被中共抓住了把柄。柯文哲應該也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所以我們不得不猜測：柯文哲其實可能已經跟中國有所來往，故意要透過他的不作為，讓疫情擴散於全台灣，來搞垮民進黨。我們所以不得不如此猜測：他是因為既然已無政治生命，那就跟中國合作，搞垮民進黨，以洩其心中之恨，同時可以獲取中共給的政治利益，所以從我的猜測來看，柯文哲應該已經是犯了外患罪。因為：如果柯文哲沒有這種與中國勾結的故意，那他是應該會把北農的防疫工作交給指揮中心的，但他明明知道台北的疫情嚴重，而如果他真的知道自己是無能的話，那他應該會為了台北市民的生命，而如同苗栗縣長徐耀昌一樣，讓出指揮權，但他為什麼不要？答案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嗎？是否真的如此，查下去就會分明。 五、是不是應該馬上逮捕、羈押柯文哲呢？   依作者的觀點，柯非常有可能是以不作為去著手實施犯罪。因此，現今要拯救台灣之計，我認為相關單位應思考要進行調查，如很清楚有證據，就立刻逮捕柯文哲，並將之羈押，而副市長如果是共犯，也應一樣應加以逮捕、羈押，並趕快由行政院派員代理，如此才可能壓住台北乃至全台疫情的爆發。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今晨赴北農第一果菜市場、第二果菜市場及新北三重果菜視察視察。 圖：翻攝王必勝臉書 作者：張正修 曾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考試委員。

  陳玉珍委員提出「公開『3+11』完整會議紀錄」之提案違反「禁反言」原則。示意圖／擷自立法院議事轉播網   一、假談判、真攻擊 由於武漢肺炎疫情的爆發，民進黨政府倍受壓力，所以6月17日當天，民進黨因應在野黨的要求，朝野在立法院達成如下的共識：「要求行政院就3+11決策釐清過程，3個月內成立調查小組，提出書面報告給立法院」。不過，國民黨陳玉珍委員卻在6月18日提出八個案，其中一個是「公開『3+11』完整會議紀錄」，這個案被民進黨以絕對多數加以否決。跟著國民黨黨團就批民進黨阻擋3+11會議紀錄公開，國民黨委員洪孟楷指出：民進黨立委在國會用人數多的優勢檔下，洪呼籲民眾打電話給自己選區的立委，告訴他們「要真相、要公開、要透明」。國民黨的這個做法其實跟蔣介石與毛澤東的會談很像，毛澤東跑到重慶高喊解委員長萬歲，卻已是動員大軍準備對國民黨開戰。 二、國民黨違反禁反言之原則 國民黨的作法其實是違反所謂的禁反言原則（estoppel）。所謂禁反言是指：一方當事人因爲它方當事人之言行（或是表示）而對於言行所說之事實加以信賴，並以此一事實為前提而行為時，那麼這個他方之當事人是被禁止去主張與此一事實互相矛盾的事實的。既然6月17日國民黨已經與民進黨及其他政黨協商達成共識，那麼陳玉珍委員提出「公開『3+11』完整會議紀錄」之提案是違反禁反言之原則的。 三、國民黨如果反悔而不同意協商共識，是可以提出復議的 事實上，國民黨對於協商的共識如果認為不妥，它是可以依照立法院議事規則提出復議的。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42條規定：「決議案復議之提出，應具備下列各款： 證明動議人確為原案議決時之出席委員，而未曾發言反對原決議案者；如原案議決時，係依表決器或投票記名表決或點名表決，並應證明為贊成原決議案者。 具有與原決議案不同之理由。 二十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   （一）何謂復議？ 那麼，什麼是復議呢？所謂復議是指：議案經表決通過以後，如果有議員或代表認為以前所作之議決，因為考慮不夠周詳或是有其他原因，而認須重新研議討論，以便作修改或是補充時，其所可提出之要求，這就是復議。復議之提案如果獲得通過，那麼等於是將議案重新回到未表決以前的狀況，並使議員、代表重新做討論，而再於討論後進行表決。由於復議的作用可能會推翻以前之決議案，因此，復議動議的提出自然應有相當的限制。 （二）復議的限制 一般來說，復議的提出，應受下列各項之限制： 1、動議時間的限制 復議動議須提出於決議案之同次會或同一會期之下次會，如果是提出於同次會的復議，則須有他事相隔於其間。這雖然未規定於立法院議事規則當中，但幾乎所有台灣的議事規則都有這樣的規定。從這個觀點來看，陳玉珍委員如果提出的是復議，那麼其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其他案相隔於其中，等於是昨天同意的，今天就要推翻。 2、動議人數的限制 復議動議只有《在原決議案獲取勝利之議員或代表》才可提出，而且須證明動議人確於原案議決時在場，並為同意原決議案者；如係無記名表決，須證明動議人未曾發言反對決議案，而且在北市議會須有十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至於立法院議事規則第42條規定要有二十人以上之連署或附議。由於是黨團協商，那麼陳玉珍委員如果是提出復議的話，那麼這是符合這一個條件的。 3、動議範圍的限制 對於動議範圍之限制，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規定對已著手執行者不得復議，即復議案限於「原決議案尚未著手執行者」。其次又規定：「復議動議經否決後，不得再為復議之動議」（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條）。因此對於一個議案只能復議一次，二度復議是不被允許的。這個限制並未規定於立法院議事規則當中，但6月17日的共識應該沒有這麼快就執行，所以陳玉珍委員如果是提出復議的話，那麼應該也是符合這一個條件的。 4、動議之理由限制 提出復議應具有與原決議案不同或相反之理由，但是陳玉珍委員所提的是新議案，因此當然沒有《與黨團協商之共識不同或相反的理由》。因此很明顯的，陳委員所提並非復議案。 四、 國民黨的用意何在？ 這次國民黨立委陳玉珍的8項提案，包含1.一個月內擴大採購WHO認證疫苗至4000萬劑；2.公開「3+11」完整會議紀錄；3.國產高端疫苗的EUA（緊急使用授權）審查，應比照美國FDA（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全程直播公開；4.國產疫苗完成三期期中驗試後，方可供國人接種；5.衛福部應採國際標準作為EUA標準；6.公開施打疫苗的「第2類」官員接種名單；7.調查民進黨社群中心范綱皓是否造謠；8.檢討國產疫苗採購合約與購買價格。 從作者的角度來看，這8個提案是有諸多問題存在，有些涉及法規應修改的問題，例如3項的EUA審查的直播公開，除非審查委員會願意自己公開，而第1 項其實是包含了要台灣政府購買中國的疫苗，但卻沒有出現任何有關中國疫苗的字眼。第7項則是：如果范綱皓有違反法令規定之行為，則應訴諸司法，除非該行為已牽涉到立法院的職權，否則，立法院不能以決議介入。至於其他各項之問題，容作者閱讀相關資料後再做評論。 國民黨政治鬥爭的手法，從這次的表現來看，變得比較聰明、有彈性，但是卻包藏禍心，其所要製造的就是民進黨不要疫苗、不公開、不透明，尤其，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透過這次的提案把自己包裝的很好，一般選民如果不深究，可能會真的以為民進黨就是如此可惡，尤其是在疫情爆發使得民進黨大幅下滑的時刻。不過，有關公開「3+11」完整會議紀錄之提案，如果游院長以不符議事規則為理由將之撤回時，其實就可以避免國民黨惡毒的做法。 作者指出，國民黨政治鬥爭的手法，從這次的表現來看，變得比較聰明，但是卻包藏禍心，其所要製造的就是民進黨不要疫苗、不公開、不透明，一般選民如果不深究，可能會真的以為民進黨就是如此可惡。立法院示意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出家人可否成為政府的工具打擊異己呢？如果是這樣，這絕對是違背佛陀的教義，是穿著袈裟的假出家人。示意圖／Pixabay，網路，民報合成   一、武漢肺炎的流行使法律責任從藥廠轉至國家 5月1日起開始爆發的武漢肺炎，使得台灣防疫模範生的美名一日之間化為泡影，由於諾富特旅館的管理與機師的3+11，民進黨處理不當，所以就爆發了人民對民進黨政府的不滿。可是對於台灣來說，卻也有許多意外的收穫，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終於一一現身。因為各位透過這幾天的新聞報導大概可以知道，買疫苗如果不是國家出面，只靠民間的力量要與疫苗原廠簽約是不可能的。我就用法律的觀點稍微說明一下：如果藥廠出的藥造成吃藥的人生命有危險或是因此而得病，只要能夠證明廠商有故意或過失，而且藥本身與吃藥者的身體受害，有因果關係的話，那麼廠商要負民法上的侵權行為責任，就吃藥者的損害，要負損害賠償責任，有些國家因為廠商是經濟上的強勢者，所以會制定特別的法律給予廠商更嚴格的責任。 這次大家也知道：疫苗的開發要被認可，要經過第三期的試驗，因此疫苗從開發到可以使用在人體上面，要經過十幾年以上。但是這次武漢肺炎的傳播太過，要照正常程序根本不可能，所以WHO就允許經過二期試驗完成後，可以透過緊急授權，把廠商應負的責任轉換成由國家來負責。如此一來，廠商的疫苗即使有問題，但因為世界性的緊急事態，所以就採用責任轉換的方式，先行使用可能會有問題的疫苗來解決武肺的傳染。 二、不是引蛇出洞，而是蛇自己出洞吧！ 在對於民進黨的一片責難聲中，佛光山、郭台銘、張亞中乃至張麗善、林明溱等人都說可以買到疫苗，侯友宜要求中央不要刁難，柯文哲更影射蔡英文炒股，所謂名嘴朱學恆更是送上白色花圈給CDC，以送葬的形式隱射CDC不做事。這些人是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呢？我不敢講。但我想各位稍微推論一下，就應該會得到答案，他們的動作都是利用人民對民進黨不滿時，要強調民進黨為了高端、為了自己的股票，在擋外國疫苗進口......。 可是，這幾天下來，佛光山拿得到嬌生的疫苗嗎？郭台銘拿得到BNT的疫苗嗎？⋯⋯真相越辯越清，答案是不可能。但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就舉我的經驗來做說明。 我在民報專欄中，說過我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但是我都是自己一個人在家修行，因為台灣的佛教界基本上是中國過來的出家人在掌控。其實，出家人要有自己的政治主張與信仰，我絕對不反對，而且舉雙手贊成。但是出家人可否成為政府的工具打擊異己呢？如果是這樣，這絕對是違背佛陀的教義，是穿著袈裟的假出家人。 我在東京大學時做起學生運動，追求台灣人的獨立自決，結果造成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政府合作，把東京大學台灣同學會弄倒，我放棄博士學位回台後，國民黨政府仍不鬆手，我本來是想要做幕僚性質的工作，希望幫助當時的黨外在政策上有所突破，所以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國民黨的大學教書，為了餬口，我就先選擇在民間工作。由於我在日本唸書時熟悉的出家人是佛光山派出去的，我因為這位師父的緣故，認識了佛光山的不少出家人。當時，佛光山在台北縣的石門鄉辦了一所台北女子佛學院，有一位永字輩的師父請我去教日文，我基於佛教徒的使命，當然就答應了。後來，國民黨政府透過情治單位要逼我沒有辦法工作，就在我辭職之前，這位永字輩的師父馬上打電話到我家叫我不要去佛學院上課了，而我當時在新店幫忙一位佛教界人士翻譯佛學日文，該人士也馬上叫我不要再去翻譯了。後來被國民黨逼得走頭無路時，我決定走上政治之路。當我這麽決定時，這位永字輩的師父馬上打電話來說：我日文教得很好，同學說不能沒有我去教日文，要我趕快回去，我當場一口回絕，各位！你如果碰到這種情況，你會怎麼想？而就在這個時候，我高中的一位姓王的同學（畢業後就沒見過面）突然打電話來說：你真的要搞政治啊？我斬釘截鐵地說：是。後來，我到開南大學當人事室主任，馬英九代表國民黨出來選總統，這位王姓的高中同學又打電話來說，要舉辦高中同學會來支持馬英九，他也知道我的立場是台灣獨立的立場，可是就故意在這個時候來表白他的身分。 三、結論 佛光山要主張統一，我絕對尊重，可是從我的經驗告訴我，佛光山會為了維護他們所認爲的中國人利益，違背佛陀的教義而配合國民黨來整肅異己。這一次的疫苗購買，其實佛光山說任務已完成，要交手給政府。各位想想看：真的這麽單純嗎？所以我請各位推想看看：這一次的疫苗購買事件是不是把許多人的真面目都打出來了呢？ 佛光山佛光山後山門牌樓。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檢察官、法官不是皇帝，這個社會需要分工，只有少數人能夠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而成為通才，大部分的人被要求的是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才，要處理跨許多領域的問題時，必須不同的專家共同會診。示意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一、 台灣的法界為何無法實現正義呢？ 台灣的民調，無論是以前做的或現在做的，對於法官與檢察官的信任度始終不高，現在與過去比起來，或許好一點，而這個現象相信各位都已經知道，不必作者在此贅述。問題是如何把這個現象改變過來，讓台灣的司法能夠為台灣人帶來正義。 二、法律人的界限何在？ （一）法律人懂得各種自然科學嗎？ 各位法律人，我想請各位捫心自問：你沒有學過醫學，你知道人會死亡的各種醫學上的死因嗎？我相信沒有讀過醫學的檢察官與法官都不懂，而必須依靠法醫；同樣的，當房屋發生鄰損時，沒有讀過建築相關學問的法官、檢察官有辦法判定鄰損的原因嗎？其實，鄰損的原因與損害程度是要靠土木技師工會或是建築師公會的鑑定的。食安的問題是法官的判定比較快、比較準確？還是食安專家的判斷比較快、比較準確呢？相信答案大家都知道。 請問台大法律系與其他大學的法律系老師會教你們法醫學嗎？會教你藥學、食品科學嗎？會教你土木工學、建築工學嗎？會教你化學，然後來測量污染物質的含量嗎？會教你鋰電池如何開發，而因此被承認專利嗎？⋯⋯。 這個社會是分工的，只有少數人能夠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而成為通才，大部分的人被要求的是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才，要處理跨許多領域的問題時，必須不同的專家共同會診。 （二）法律人只不過是懂法律的專家而已 那麼，在這個分工的世界當中，法律人的位置究竟是被定位在什麼地方呢？其實，法律人應該被定位為是法律專家，在法律上，他是最有資格就法律問題提出法律意見的人。 三、司法制度應是法律人與其他領域互相合作而形成的 各位是否知道，英美法系的國家在設計司法制度時，就是採取上述這樣的觀點。在英美法裡，「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區分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問題歸法官，事實問題如果是專業問題，歸專業人士，如果是一般的社會問題，則歸一般人。 我舉個例子來說，在英國，對於行政機關所做的行政處分不服時，不是向行政機關或其上級行政機關提出申訴，而是向「由專家與法律人所組成的獨立行政審判所」提出救濟，因此，在申訴當中所包含的事實問題就很容易在行政審判所當中得到解決，而如果當事人對於法律問題不服時，是可以上訴到英國的上訴法院的。又如犯罪偵查是需要很多的專業知識的，例如要懂得各種科學而採用科學辦案，這種辦案就需要有各種專業人士共同合作，而在英國這是由警察來做的，就好像我們的刑事警察局要採用科學來辦案一般。當警察決定提起公訴時，警察會請律師代表國家提起公訴。1985年，英國制定「犯罪追訴法」，設立檢察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但是這個檢察署的檢察官並不是犯罪偵查的主體，這些檢察官是由律師轉任，他們是法律專家，是對於警察的起訴從法律的觀點，亦即從證據上的觀點或是公益的觀點，提出意見，他們可以把警察等追訴的案件之程序加以中止，但是有關犯罪之偵查與公訴提起仍是由警察為之。 因此，在犯罪偵查上，法律人與專家是分工的。 同樣地，在審判上，如果組成陪審團時，「法律問題歸法官，事實問題歸陪審」也是法律人在社會倫理、社會法意識上對於社會大眾的尊重。 四、現在的司法制度是把法律人變成壞人最重要的關鍵 （一）讓政治與法律獨霸的行政救濟制度 但是，各位檢察官與法官們，請你們看看是誰使你們成為人見人討厭的壞蛋呢？舉個例來說吧，人民如果對於行政機關的處分不滿意時，人民是可以向上級機關提起訴願的，可是我們的訴願制度的觀點是：讓人民提出訴願，以使行政機關可做自我省察，這是站在自我本位的立場來看要不要給人民救濟，但這種思考並不是認為：應由專家來判斷行政機關是否犯錯，而是由行政一體的上級機關來看下級行政機關是否有錯。訴願審議委員會的成員是由行政機關遴選超過1/2的所謂公正人士、學者、專家與機關的職員組成，這樣的組成並不是以專業的考量為主，而是以本機關的利益考量為主，再加上主管首長的政治考量，這與獨立的審判機關來做事實認定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果大部分的訴願就被駁回。但更慘的是，訴願被駁回以後，一旦提起行政訴訟，行政法院的法官可以說幾乎都是法律出身的法律人，他們根本無法斷定事實問題，結果法官就幾乎全盤接受行政機關的事實認定。可是，大家也知道，行政機關的任何作為不一定全對，從同行的專家來看，行政機關會有錯誤是理所當然的。可是我們的行政訴訟制度卻是給不懂專業的法官擁有「做事實判斷」與「法規適用」的雙重權限，讓他們成為包庇、掩飾行政機關錯誤的罪魁禍首。 （二）讓檢察官、法官成為皇帝的檢察制度與審判制度 同樣的，我們的檢察制度是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的制度，對於犯罪偵查不具備任何知識的法律人，突然就擁有偵查主導權，可以指揮警察，可以行使強制處分權對付嫌疑人，結果，檢察官就可以任意依自己的法律意見引導案件的偵查方向，而使得《原本長期就被國民黨政府培養成是執行政府命令的警察》根本發揮不了專業的能力，淪為檢察官的嘍囉，於是一個只懂法律的大學畢業生就因為擁有龐大的權力而陷入權力膨脹症，以為自己是全世界最棒的人，並開始用這些權力來遂行自己的私欲，這就是制度使法律人成為壞蛋的最好例子。同樣的現象也可以適用到法官身上，法官的權力使得年輕的法官產生錯覺，使自己覺得自己是世上的偉人，碰到需要專業知識的案件即使不懂，也要在當事人面前裝成一副道貌岸然、勢不可侵的樣子，當事人為了得到無罪判決或是輕判，只能在法官面前百般順從，法官儼然成為皇帝。與檢察官同樣，懂得法律的法官，在法律保障法官可以實施自由心證的制度之下，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經驗與自己的私慾將當事人的案件任意編劇。但是請問在很多案件當中，法官的看法就能代表一般社會的規範倫理與法意識嗎？舉個例子來說，某個人販賣有女性照片的雜誌，是否破壞社會風俗呢？如果法官是個受到極端禁欲教育的人，可能會以猥褻罪來判嫌犯，但是如果從一般人來看，可能會覺得這對社會沒有什麼影響，那麼這樣的法官不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恐龍法官呢？ 追根究柢，我們的司法制度就是不把法律人所應遵守的界限弄清楚，結果就造成法律人因為制度因素、個人無法把持的因素，而成為人見人討厭的法官與檢察官。 五、法律人！加油吧！ 由於法律人無法看清楚真相，所以一代一代的許多法律人，就都跑到司法界，成為人見人討厭的司法官僚。在大學，我們接受的教育是要實現正義（只是我大學當時台大的大部分老師講的課，實在水準不怎麼樣），可是到了司法界之後，無法忍受司法文化的人就跑出來成為律師，而把權力慾看的極重的法律人就留在司法界繼續殘害人權、繼續為惡。作者從小就聽到父親對司法界的貪污、濫權所做的見證與抱怨，但我卻也因為父親的影響，在高二時就轉入社會組，而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法律系。這幾年，我為了讓台灣的法律人能夠更加了解英美法而不斷從事英美法的研究與撰寫，在研讀、研究的過程當中，我突然好像發現了司法問題的本質。我相信所有的法律人選擇法律的初衷，就是為了實現正義，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事台灣的民主運動有很多是法律人。因此，作者希望透過這篇文章喚起法律人對於司法問題的本質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讓大家形成很大的力量，對司法進行改革。我個人不太相信如果沒有社會的力量，政黨會去改革司法，但是在這個社會力量當中，最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人的覺醒與合作。 作者希望透過這篇文章喚起法律人對於司法問題的本質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讓大家形成很大的力量，對司法進行改革。示意圖／Pixabay  

  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只要改朝換代，殺盡前朝遺臣乃是理所當然，既看不到公平，也看不到正義。示意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一、從日韓關係談起 2020年是日本與韓國長期糾纏不清的對立，一口氣爆發出來的一年。「慰安婦」與「徵用工」等的歷史問題就波及到經濟，韓國在8月22日單方面通知日本要終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後來，在GSOMIA失效之前，因為美國的介入，使得協定的終止就被回避掉，但是兩國政府間的僵化的關係也帶給民間層次很大的影響。日本政府在2020年所公布的「外交輿論調查」中，日本人對韓國人不喜歡的人數高達71.5%。日本人一般的看法是：「徵用工的問題早在1965年的《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協力協定》當中已經解決，韓國人卻一再舊事重提，要求謝罪與賠償，這實在是太過分了，韓國不是可以交往的對象。」 （一）歐美國家對2020年日韓關係的看法 對於日韓關係，的確從外國人的觀察來看，韓國是較不講理的。 1、Dr. Alessio Patalano的看法 倫敦大學的金斯學院的Japan Program的主任Dr. Alessio Patalano說：「看目前韓國政府的作為，日本人對韓國的反感會高漲也不是沒有道理。」他說：「2015年韓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就慰安婦的問題已經到達《把「不可回溯」的文句》放入到協定當中。韓國政府應該很慎重地去看待這個國家間的約定。但是，文在寅政權卻是把它當成不存在，而要求日本更進一步的道歉，而且其內容並沒有什麼具體性。」 2、Francis Fukuyama的看法 此外，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書而很出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説道：「在右派朴槿惠前政權時代已經達成合意的狀況，一到大幅度左傾的文政權，就全部被推翻。⋯⋯韓國內政的變動幅度大、沒有一貫性是極其令人頭痛的問題。」 從國際政治的觀點來看，韓國政府不斷做出許多不公平的言論與行為，不只是一方面要中止GSOMIA，在2018年末，韓國海軍用射擊用的雷達照射日本的自衛隊。而且在獨島（日本稱為竹島）周邊海域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樣的態度對於同盟國來說，實在有著難以理解的部分。 文在寅政權的主張不合理，而且也違逆了日本人的感情，就這一點來說，世界的有識之士的看法大致上是一致。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書而出名。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二）歐美知識分子的睿智見解 不過，不見得海外各國的知識份子都會全面同意「日本人討厭韓國人的心情」。 其實，歐美的媒體對於兩國的問題不會偏袒而去說「那一方是對的」。歐美國家的媒體基本上多少有些會對日本較為同情，有些則會對韓國較為友善。但是，大部分的看法是雙方半斤八兩，而且會從較長遠的觀點來探討這個問題。 1、加害人不會記得，受害人不會忘記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之前總編輯Bill Emmott說：「日本人對於韓國破壞國家之間協議的行爲，會感到憤怒，這從短期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長期來看，日本必須理解在日韓關係的緊張上，它必須負起比自己所想的更大的責任。」 他說：「英國和愛爾蘭之間有一句話，那就是：『英國人絕對不會記得，愛爾蘭人絕對不會忘記』。 統治之國與被統治之國之間有著沒有辦法超越的鴻溝。如果這樣來想的話，韓國從日本的統治當中被解放出來之後的有75年的長度，要把記憶沖淡，這絕對不能說是很長的時間。」 2、受到反擊，要節制輕率的行動 美國的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副所長Brad Glossermann表示：「日本人不能將韓國人當成敵人而抱持厭惡感。韓國是一個：當國內的統治產生問題時，就很容易把其怒氣朝向日本噴出。但是，韓國卻也是和日本共同擁有許多利益與目的的夥伴。」 他說：不是要去和對方採取相同的行動，而是要在雙方之間找出共同的基礎之前，應該很忍耐地採取超然的態度。雖然受到攻擊的言論，但是如果輕易地要以輕易的態度去加以反擊，那這是應該加以節制的。 3、德國的作法 1970年，德國總理布蘭特訪問華沙，第一站到猶太人受難紀念碑時，他手持鮮花，跪到紀念碑之前，這是很出名的一個歷史事件，但德國不僅如此，有一位日本長年住在德國的作家川口惠美氏說： 「侵略之國與被侵略之國的日韓關係，如果從歐洲來看，就好像是德國與波蘭的關係。但是，現在兩國之間的關係和日韓的關係，卻是表面相似，但在實際則是很不同的親善關係。德國對於波蘭，即使到了今天，還是沒有放棄《對於戰爭時所做的犯罪》做反省，兩國之間，在進行正式的會合時，一定會以某種的形式談及對於這件事情的反省。由於德國以很低的姿態累積這種對歷史的反省，所以看不見波蘭人對於德國進行大規模示威運動的光景。」 二、228只是受害人的紀念活動 （一）舊有的統治者從來沒有真正對受難者道歉 每年228的紀念日，如果我們跟德國的作法相比，兩國之間的作法簡直是天壤之別。德國人不斷就其在二戰所做之行為表示道歉，而228真相的解開是從本土派的李登輝開始的，而就228事件代表政府道歉的是李登輝、蔡英文。2010年，馬英九既是總統，又是國民黨主席，台灣國家聯盟希望他在為228事件，向罹難家屬道歉，但是，他拒絕，卻在今年228紀念會上致詞時致歉，並表示，記取教訓、撫平傷痛，讓台灣人民面對二二八的時候，能夠以慈悲的胸懷、謙卑的態度互相包容與體諒，共同攜手建設台灣。大家也知道：柯文哲找馬英九出席228紀念會是為了民眾黨的選舉，想拿馬英九所代表的部分選票，而已不是總統的馬英九會道歉，基本上是想沖淡其中國代言人的形象。馬英九在蔣介石的陵寢之前每次去每次哭，如果他知道21師是蔣介石派來殺人的，他至少應該對蔣的行為有所交代，才會是真正的道歉，因此沒人相信他是真心道歉，只不過基於國民黨本身在台灣已是少數，須要演戲給別人看吧！而他本身的思考、思想，只要看他如何附和中共，就可知道他依然是侵害者的意識形態。 （二）中國文化當中沒有公義、正義的思想 其實在我的觀察之中，即使是所謂的外省第三代已經絕大部分是具有台灣人意識，他們已把228的歷史認為是影響台灣的重大事件，對於這個事件認為應該採取「真相、撫慰、和解」的道路，而對於這個做法明的、暗的仍加以頑強抵抗的，就是藍營與藍營的支持者，而這一群人基本上屬於老一代的外省人與台籍人士居多。這一群人的特色是：如何拿回執政權是最重要的，只要拿回執政權，有關228的詮釋就可以以勝利者的姿態佯裝不知，或是替加害者去除罪名。這種態度其實也是同樣可以適用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在共產黨的言論當中，台灣除了接受統一之外，你看不到統一後台灣人民可能會接受到的公正待遇、美好的未來等等的願景，所看到的就是台灣如果不接受統一，必然是武統。其實在我的觀察中，台灣人因為日本人西化的影響，已經不像中國人了，而現在的年輕人，不問其父母為台籍人士或外省籍人士，更因為台灣的民主化、自由化與法治化而更不像中國人了。 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的是：只要改朝換代，殺盡前朝遺臣乃是理所當然，既看不到公平，也看不到正義。而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作為與言論來看，我實在看不出中國文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中國人突破歷史的陷阱，跳脫政權不斷更替的惡性循環，讓中國人可以在種種的戰難當中，去找出足以補償受難者的理論。

美國總統大選至今仍無法正式確定拜登的當選。川普總統陣營提出了種種的證據，認為此次總統大選有中國的介入，且舞弊重重，……。對於身處台灣的我們來說，這種種的消息，我們實在難以親身目睹，並對之做任何的評論。但是這次選舉，曝露出美國社會的矛盾，倒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好處，因為民主可以透過選舉讓社會的問題浮出，讓大家想辦法去解決。其實法國的家族人類學家托德（Emmanuel Todd）即曾為文指出美國社會的內部矛盾，作者在民報專欄當中，已在4篇的文章《為了美國，川普連任是有其必要的理由》當中，做了詳盡的介紹。 1990年代的柯林頓時代，美國政府推動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並推動金融管制的鬆綁，配合高學歷官僚與企業菁英的價值觀，喪失勞工的支持。於是這就變成高學歷者投票給民主黨，低學歷者投票給川普，教育是分裂美國政治的最大因素。圖／擷自維基百科，Pixabay，民報合成   由於台灣的生存與美國的政治發展息息相關，因此，目前國內有關美國總統與台灣未來之關聯性的文章甚多。由於川普總統對台灣非常友善，因此，作者個人當然希望川普能夠連任，有些朋友甚至因此笑我是川粉。然面對台灣未來的發展，不管誰當選總統，我們都必須面對，也必須與之保持良好關係。因此，我們必須撇開個人的感情、喜好，而經常以冷靜的頭腦，來觀看美國的發展，了解美國的可能變化。 一、桑德爾與托德之異與同 其實，國內一般人對於美國的政黨看法，大致上都認為：民主黨是主張社會福利國家的左派政黨，比較親中，而共和黨則是保守政黨，反共、反中。只是這種看法在美國其實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例如民主黨是否還可以稱為左派政黨呢？托德對此其實已經提出質疑。今天，作者要另行介紹一個出名的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看法，讓大家可以更看清楚美國社會今天的問題何在。 其實很多人都聽過桑德爾的名字，他到過很多國家進行演講，而風靡世界，他是哈佛大學出名的政治哲學教授，他的立場跟大部分的美國知識分子一樣，是liberal 的，是偏民主黨的，而他在總統選舉上，也是支持拜登的。歐美大部分的學者對於川普總統是採取批判的態度，但是桑德爾卻和托德一樣，批判民主黨的主要支持基礎=高學歷菁英階層。他認為拜登即使成為總統，但民主黨與其主要支持基礎=高學歷菁英階層都必須大大的改變。 二、桑德爾對民主黨敲響警鐘 在12月初的最近，桑德爾提出了《為什麼川普總統獲得超過上次總統選舉票數的7000萬票呢？》的疑問，而對美國民主黨敲出了警鐘。 他認為川普總統在因應武漢肺炎上，於許多地方是失敗了，但儘管如此，卻有超過7000萬的美國人投票給川普總統，且得票數超過上次的總統選舉。 三、民主黨從左派變成開放派 （一）民主黨菁英吹捧能力主義造成勞工、庶民的反叛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他說：民主黨不要因為拜登當選總統而傲慢，而應好好反省。 他說：這數十年來，自由派（liberal ）的政治家等菁英階層為了因應全球化，就吹捧「能力主義」（功績主義，Meritocracy）的文化。換句話說，這就製造出高學歷的菁英們的立場越來越強的社會與文化。 這個結果當然就造成勞工階層與庶民階層的反彈，而產生社會很大的分裂。本來，民主黨這種中間偏左的政黨是應該努力於傾聽庶民的聲音，並回復社會的公正性才對，但是民主黨並不這麼做。 過去的民主黨是勞工階層與庶民階層的政黨，但是從1970〜1980年代左右起，民主黨就開始變化，在1990年代的柯林頓時代，美國政府推動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並推動金融管制的鬆綁。但民主黨並不在意人民經濟的差距，而使自己配合高學歷官僚與企業菁英的價值觀，並喪失勞工的支持。 於是這就變成高學歷者投票給民主黨，低學歷者投票給川普，而產生「高學歷菁英階層 vs 勞工階層與庶民階層」的分裂，其中教育是分裂美國政治的最大因素。 像民主黨這樣的人們，他們對於全球化，認為其選擇已不是左或是右的問題，而是開放或是封閉的問題。所謂開放就是意味這資本、商品與人越過國境而自由地移動。而這種狀態不只是被他們認為是不可逆轉的，而且被它們認為是應被加以讚揚的。 無論是怎樣類型的看法，只要是對上述這種看法不贊成者，對於他們來說，就意味著是偏狹的思想，是具有偏見、敵視世界公民主義的認同（cosmopolitan identity）。 於是處於社會頂峰的人們就被認為是有在這個位置的理由，而落伍的人們也被認為是有在其位置上的理由。換句話說，後者的人們被他們認為是無法做出有效果的努力，是無法取得學位的人。 於是隨著中間偏左的政黨與其代表人越走向中產階級化，那麼追求往上爬升的趨向就越強。於是民主黨人士就依賴專業階級，而以之為自己的支持者，在籌措選舉運動資金的方法上，他們就依賴公費補助制度。但是到了2008年，歐巴馬被推為總統候選人時，他首次募集到了超越共和黨對手的資金。這是一個轉捩點，但是當時並沒有被注意到，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藍領階層的勞工於是就被迫要做出極端的選擇，亦即：是要提昇自己的能力主義呢？或是背負起自己會失敗的重擔呢？在這樣的過程當中，許多勞工就有著被出賣的感覺，而把票投給民主黨以外的政黨。 桑德爾認為近年的「民粹主義的造反」其實就是對「能力主義的暴政」的反叛。經驗到「能力主義之暴政」的人們就在能力主義以及與能力主義相關聯的政策之前，被迫去嚐到屈辱感。 桑德爾認為近年的「民粹主義的造反」其實就是對「能力主義的暴政」的反叛。圖／擷自哈佛大學正義講座影片 （二）高學歷菁英階層的偏頗 桑德爾教授認為高學歷的菁英階層有一種很強的偏向，認為自己所得到的成功與有利的地位是透過自己獨自的努力而獲得之物。但是，桑德爾認為高學歷菁英階層的成就其實有很多是因為「運」的關係，例如自己所成長的地方社會、對他們加以照顧的教師、祖國、人生的際遇等等所給與的援助，他就舉出長春藤名校（Ivy League ）的2/3的學生是出身於美國前20%的所得收入家庭。他說：哈佛大學雖然進入之門很狹窄，但是能夠入學的不只是靠自己的實力，其所出身的家庭與周邊環境的援助、幫忙考試之準備的家庭教師的存在等也是影響的重要因素。 （三）市民社會的改造=製造能讓《不同階級的人》與《生活條件不同的人》相遇的公共空間 但是，他認為現在的菁英階級傲慢，沒有謙虛之心，他認為菁英們必須改變。為了培養謙虛的菁英，使民主主義國家的市民互相分享、互相分擔的公共空間是有必要的。換句話說，要在與民主主義國家相符合的生活上，去重新製造出必要的市民之基礎空間，讓不同階級的人與生活條件不同的人能夠相遇。也就是要將市民社會加以革新、改造，使其活力展開起來。更具體來說，要充實公立學校，製造出《使各種社會階層的小孩子能夠一起學習的環境》。托德認為，在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全球化社會當中，高學歷菁英等的人生勝利組在自由貿易的大義名分之下，制定了對他們的自己有利的政策，形成了對他們來說是方便社會，像這些都是必須從正面加以批判的。桑德爾對此雖未直接言及，但似乎可嗅出有著這個味道。 四、結語 全球化對於民主國家都帶來了民粹的現象，這或許就是所謂經濟決定政治的一個顯現。國內對美國的各種分析如果能夠更加從不同角度加以深化的話，相信對於我們在制定各種對美政策乃至對外政策時，一定會有很大的助益。

  電子媒體的興辦需有龐大的資金，並非一般人可以任意興辦，這就使少數的媒體能夠掌控言論市場，因此，各國在「電波公有論」的原則之下，對於電子媒體採取換照制度，要求電子媒體應採所有與經營分離制，並保障視聽者的近接使用權。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民報合成     綠營人士的中天擁護論 目前，有關中天新聞換照的爭議中，綠營有若干人士認為台灣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因此認為不應對中天撤照。 對於上面這樣的講法，其實我認為這是對於表現自由的理論不清楚所造成的。 電子媒體在言論自由市場的特異性 我想，一個正常的言論自由狀態就好像是自由市場一般，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發言空間，讓視聽者可以聽到，而視聽者也可以針對發言者的意見對等表達意見。但是當平面媒體（報紙）、電子媒體（廣播電台、電視、有線電視等）出現以後，言論自由市場的意見供給與對供給反應的機制已産生很多的變化，因為報紙的發行與電子媒體的興辦需有龐大的資金，並非一般人可以任意興辦，這就使得一般人的言論自由供給權利在實質上被剝奪了，使得少數的媒體能夠掌控言論市場，因此，各國在「電波公有論」的原則之下，對於電子媒體採取換照制度，要求電子媒體應採所有與經營分離制，並保障視聽者的近接使用權，而且對於電子媒體保障新聞自由。 電子媒體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不只是自己立場的宣傳者 的確，中天可以有它的立場，它可以站在它的立場來做新聞，可是請問，它是在根據新聞專業做新聞？還是在替特定的政黨（包含中國共產黨）做宣傳呢？如果中天是一個單純的個人，那麼它要怎麼做宣傳，是它個人的自由，如果個人覺得一個人力量不夠，那麼他可以集合眾人去形成團體，甚或政黨，這沒有問題。對於這樣的個人或團體，我會大聲説：即使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我絕對擁護你有說話的權利。可是，電子頻道是有限的，為了使電子媒體能夠反映出社會的各種聲音，因此，廣電法規才會制定各種規定，對於電子媒體進行管制，以使電子媒體的經營能夠符合公共利益。 如果想要讓中天不被撤照，那麼請讓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電波頻道 或許這些綠營人士認為台灣有自我保護功能，認為中天的存在並不會對台灣有太大的影響，而且會認為中天會因為它的亂報而被台灣社會淘汰。但是，對於中天目前違反法規與新聞專業的作法，如果NCC不依法加以處理時，請問綠營這些人士們，言論的市場將會出現什麼狀況呢？如果NCC不依法加以處理時，那麼以後所有的電子媒體都可以仿效中天的作法，不是把電子媒體經營成社會公器，而是當做報老板的宣傳手段，那麼，台灣的言論市場就會真正成為強者欺負弱者的市場，請問綠營的這些人士，你們有思考過這些問題嗎？ 其實，綠營人士如果想要讓中天不被撤照，我會提出一個建議，那就是讓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電波頻道，如此一來，每個人就都可以透過頻道來宣傳自己的理念。如果不能的話，就讓NCC依法、依程序來處理。 作者提出，對於中天目前經常違反法規與新聞專業的作法，如果NCC不依法加以處理時，以後所有的電子媒體是否都仿效中天的作法，不是把電子媒體經營成社會公器，而是當做報老板的宣傳手段？示意圖／民報資料照   與中天相同的立場不會在台灣沒有聲音 其實，中天即使被撤照，但是與中天相同立場的人還是可以申請電子頻道或是投資於其他電子頻道，只要它遵循廣電法規與媒體經營的倫理即可，怎麼會是中天撤照，就等於完全沒有另一種聲音呢？倒是我覺得中天換照事件中最笨的就是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如果要傳達自己的理念的話，它是有很多管道的，可是它卻巴著中天不放，但是中天在一般人心中，已是紅媒的象徵，它不去判斷支持中天的損益，卻是以保障言論自由的立場去大肆支持，使台灣人越來越認為它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代言人。

  Emmanuel Todd是法國非常出名的學者，2016年在川普與希拉蕊競選總統而沒有人看好川普時，他就預言了川普會當選。圖為他與2002年出版的《帝國之後》（Ápres l'empire）英文版一書。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民報合成   一、一個有尖銳、獨特眼光的學者：Emmanuel Todd 在拜登的兒子杭特.拜登的硬碟曝光以前，有關美國總統選舉之民調，大都認為拜登領先很多，而許多媒體也都預測拜登會獲勝，並認為拜登當選對美國是好的。 但是就在前幾天，法國的人口歷史學家，家族人類學家Emmanuel Todd寫了一篇文章〈為了美國，川普連任是有其必要的理由〉，而他就對於上述的論調表示異議。 Emmanuel Todd是非常出名的學者，他在2002年出版的《帝國之後》（Ápres l'empire）一書，預測美國的霸權在2050年以前會崩潰，而一躍成為世界的暢銷書。各位讀者對他並不熟悉，但是在川普與希拉蕊競選總統而沒有人看好川普時，他就預言了川普會當選。 二、〈為了美國，川普連任是有其必要的理由〉一文之要點與章節 11月3日，美國就要正式投票，到時候，投票的結果就會一翻兩瞪眼。但是Emmanuel Todd這篇文章的分析非常與眾不同，他的論法似乎打破了學界目前一般的看法。筆者長期以來一直對於全球化的自由貿易有著許多懷疑，例如全球化帶來台灣產業的西進，造成台灣失業率的攀升。但是筆者自己無法將之整理為一個完整的體系，看了這篇文章後，就有「原來如此」的感覺出現。 （一）文章的要點 這篇文章的有如下三個要點： 1、現在的美國是處於「分裂狀態」與「良好的經濟狀態」兩個矛盾的現實在互相對撞著， 2、高學歷的菁英應該是liberal 的，但是卻成了是「討厭比自己低學歷的大眾與勞工的左派」， 3、要將美國的歷史往前推動，民主黨必須要進行意識改革。而其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使拜登當選。 （二）文章的章節 這篇文章基本上是由如下的章節構成： （1）川普的連任是好的 （2）看不起「下層民眾」的左派 （3）不討論「經濟」的菁英 （4）「對於黑人差別待遇」是美國的原點 （5）將黑人就以「疏離」的民主黨 （6）掌握關鍵的西班牙裔選票 （7）「美中對立」是不錯的 （8）假如我是美國人…… 三、Emmanuel Todd對於民主黨之批判 （一）為什麼川普的連任是好的？ Emmanuel Todd認為川普做為一個人來說，其很多言行作為是不能被容許的，但是人們如果只是因為這樣就來指責川普，那就會看錯美國社會的現實。 他認為：如果看現在的美國，那麼現在的美國是「政治、社會、意識型態的分裂狀態」與「良好的經濟狀態」這兩個矛盾的現實在互相對撞著。 在人種問題方面，川普的支持者與既有的菁英（establishment ）之間，產生了可以說是「內戰」一般的激烈對立。但是另一方面，美國的經濟是處於回復的狀況，這是從歐巴馬政權末期左右所持續的傾向。從2014年左右起，家庭的實質收入上昇，至少在武漢肺炎流行以前，貧困階層是處於減少的傾向。而且，能源也大致上能自給自足。不只經濟如此，犯罪率也處於減少的傾向。就人口的動態面來看，美國維持健全的人口增加率，目前是3億3千萬。 Emmanuel Todd認為，他在《帝國之後》（2002年出版）一書中指出了美國的危機，但是與那個時候相比，我們可以在現今的美國社會當中發現到某種的安定性。如果只是看表面而說美國會陷入大災難而走向破滅，那麼這其實是錯誤的看法。 那麼，為什麼美國社會朝向安定，而國內卻爆發那麼激烈的衝突呢？他認為：這是因為政治無法很合理的與「經濟」的基本理論相對應的緣故，亦即是「語言」與「（經濟的）現實」乖離的緣故。 法國的人口歷史學家，家族人類學家Emmanuel Todd寫了一篇文章〈為了美國，川普連任是有其必要的理由〉。圖／擷自美國之音影片，民報合成   （2）看不起「下層民眾」的左派 他認為：希拉蕊在選舉時只是重複在說：「自由貿易」、「接受移民」、「寬容」是美國的理想，但是把美國社會的真實面加以說出來的是川普。而這個真實面就是：從1999年至2013年，45-54歲的白人人口之死亡率上昇。中年人口的死亡率上昇在先進國家是前所未聞的現象。越是輸給中國的競爭而產業越顯著空洞化的州，其死亡率就越上昇。而這個現象就與自由貿易有大大的關聯。 Emmanuel Todd說：他曾經從「幼兒、嬰兒的死亡率之上昇」的現象去預測蘇聯的崩潰。而他所以在《主張「把自由貿易轉換成保護貿易」的川普》身上看見他勝選的可能性，就是因為「白人人口之死亡率上昇」這個指標的緣故。但是他認為既有的菁英並不想要去看待這個現實。 紐約、華盛頓、洛杉磯、舊金山等大都市的媒體與大學的菁英把川普的支持者罵成是「沒有學歷」「沒有教養」，希拉蕊甚至說他們是deplorable （應被譴責的）。 Emmanuel Todd認為所謂的學歷社會本來是不重視出身，重視「能力」的社會。學歷社會本來是為了促進平等的能力主義，但是因為過度的能力至上主義，就使得高學歷的菁英輕蔑低學歷的人。 高學歷的菁英雖然愛「人類」這種抽象的概念，但是對於在相同的社會當中，苦於自由貿易的低學歷之人卻沒有同感。他們本來應該是左派（liberal，主張社會福利的自由主義者）的，但是卻成了是「討厭比自己低學歷的大眾與勞工的左派」這個在用語上來看是完全矛盾的存在。所謂的「左派」實質上成了「順應體制派（右派）」。 這樣的現象就變成一種矛盾的現象，亦即：「學歷」與「左派」密切連結在一起，「高等教育」就因此與「對差距加以承認」牽連在一起。如此一來的結果，就產生「菁英主義（elitism ）vs民粹主義（populism ）」的分裂。這不只是美國，也是許多先進國家所共通的現象。 他認為：雖然高學歷的菁英認為「自由貿易是最重要的」，但其實他們真心的關心並不是「經濟」。因為他們本身儘管處在自由貿易所形成的波濤洶湧之世界市場當中，但是他們卻能夠在經濟上受到保護而不會有所不安。   （3）不討論經濟的菁英們 Todd認為：雖然高學歷的菁英認為「自由貿易是最重要的」，但其實他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經濟」。因為他們本身儘管處在《自由貿易所形成的波濤洶湧之世界市場》當中，但是他們卻能夠在經濟上受到保護而不會有所不安。 另一方面，對於LGBT不寬容而有排外主義傾向的下階層人們，菁英們看不起他們。他們抱持著知識分子的優越感，盡是在討論著像LGBT與人種問題這些意識形態的問題，而對於「自由貿易正是擴大社會差距分裂社會的原因」的這個現實，他們並不想去認真看待。 儘管有對立、有紛爭，但是經濟的問題本來是可能妥協的合理領域。相對地，人種與性別（gender）是很難妥協，而且是很容易産生沒完沒了的對立。這是固執於人種與性別的菁英階層，幾乎可以説是陷入異常的病態狀態。 對於2016年川普當選後的美國，Todd説：他其實抱持著一個期待，那就是全美國的菁英們會不會因此反省自己，而去直視美國社會的現實。但是Todd說：完全沒有。 在川普當選以後，更加固執於自由貿易之理念的就是大學與媒體的菁英們，他們的固執甚至於超過經濟界的人士。他們講的自由貿易與其說是經濟政策，其實是一種空虛的信仰。對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來說，當下之課題就是把川普這個麻煩擺脫掉，這是他們唯一的存在意義。他們並沒有什麼認真的政策，而這不外是他們知識空虛的一個顯現。 （4）「對黑人不公平的差別對待」是美國的原點 從社會層面來看，現在的美國是朝向安定的方向，而漸漸回到原本的出發點。但是伴隨著社會這樣的發展，對於黑人的差別對待的現象也正在復活著，這是不能忽視的。從道德倫理的層面來看，這當然是不好的，不過如果撇開這個道德層面不談，美國在事實上是曾經有過這樣的歷史，那就是：對於黑人的差別對待，曾經扮演著美國社會的某種安定因素。 美國的民主政治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是與「人種感情」結合在一起的「以人種主義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黑人與原住民」的存在就使「非黑人與原住民的白人」之間的平等被加以實現。而在此所説的白人之範圍是漸漸擴大的。最早是北歐出身的移民被接受，後來，經過短暫的猶豫之後，義大利裔與猶太裔之非基督徒也被升格為白人，受到白人之待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俄羅斯裔的移民也一樣。Racism（人種主義）使得「非黑人、非原住民的人們」=「白人」的社會統合變得容易。 當我們如此來看的時候，就會發現一個事實，那就是種族主義與其説是殘存於美國民主主義的不足之處，倒不如應該説是美國民主主義的基礎。Todd說：請各位不要誤解，這不是對黑人受到差別待遇加以肯定的言論，而只不過是他做為歷史學家對於現象的指出。 而如果我們要急著補充的話，那麼，民主主義本來是原始的，是排外的，雖然在後來，它漸漸地隱藏了可以成為普遍主義的可能性。即使是古代民主主義之始祖＝古希臘的雅典裡，只有雙親都是雅典人的人才有資格成為市民，當時與外國人的婚姻是被禁止的。 但是川普本身是脫離於「黑人/白人」之兩項對立的美國傳統的。川普要在墨西哥的邊境築牆的對象並不是黑人，而是墨西哥人。即使説川普是「反自由貿易」，是「排外（重視邊境）」的，但不能說川普是種族主義者，特別無法説他是「反黑人」的。 拘泥於人種概念的，倒不如說是民主黨，民主黨這樣的做法是把黑人的選民封閉在某種幻想當中。 與黑人的經濟利益互相一致的是「貿易保護」，這與白人的中間階層其實是一樣的。但是在現實上，黑人的選民89%投給民主黨（這是2016年希拉蕊的得票率）。儘管大多數的黑人因為「自由貿易」與「墨西哥移民」而在就業上受到威脅，但為什麼大多數的黑人不是投給川普，而是違反自己的階級利益投給民主黨呢？ （5）將黑人加以異化、疏離的民主黨 關於這一點，Michelle Alexander 有一本很傑出的著作—《新的黑人隔離》。在這本書當中，她說：「即使在黑人內部，於『高學歷的菁英階層』與『中下階層』之間產生了很顯著的階層化（現象），把黑人看做是同質，這只不過是幻想。」 「高學歷的菁英階層」是affirmative action （亦即這是他們在大學入學時代，美國政府所推動的差別性優惠待遇，是弱勢族群得以進入好大學的政策）的受益者，他們與民主黨有很深的連結。他們支持民主黨的「自由貿易」與「邊界開放」的政策，於是黑人的中下階層就違反他們自己的利益，而跟隨黑人的菁英，而這也是黑人公民權運動以來的傳統。但是大部分的黑人，其實是被所謂重視「黑人問題」的民主黨在經濟上加以異化、疏離的人群。 上述這種異化、疏離的現象其實在上次的總統選舉當中就可以顯著看到。在民主黨初選時，桑德斯敗給了希拉蕊，而黑人比率越是高的州，希拉蕊的得票就越高。 這其實是違反利益的投票行為，因為桑德斯所說的「貿易保護」比起希拉蕊所說的「自由貿易」是比較符合大多數黑人的利益。 的確，民主黨在1960年代的公民權運動等運動當中，對於黑人的解放是很有貢獻的，但是現在的民主黨看起來好像是把「人種問題」當做是對自己很有利的專賣特許在玩弄著。為了逃避真正的「經濟」問題，民主黨把「黑人問題」當做是工具在使用。從今天的社會脈絡來看，老是拘泥於「人種問題」的民主黨，我們對於他們做為社會菁英的一部分，不得不說他們在倫理上必須負起極其重的責任。 換句話說，民主黨只是固執於「人種問題」，他不想進行本來就有必要的自我改革。正因為自己不想變化，所以才會推出一位《如果當選就是78歲的高齡總統的拜登》來當候選人。不斷重複說「無論如何，我們就是反對人種歧視」就變成是民主黨不變的藉口、託詞。 （6）掌握關鍵的西班牙裔選票 但是民主黨固執於人種的問題，其實是冒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的。 在上次的總統選舉當中，左右勝敗的是「生繡地帶（Rust Belt）的白人勞工」，這次Todd所注意到的是「西班牙裔的選票」。因為，在加州與德州，他們占選民的三成，他們的選票有決定勝負的可能性。 對於美國社會的現實，如果我們用相同的概念來掌握「西班牙裔」與「黑人」的話，那就會看錯。 與黑人相比，西班牙裔同化至美國的社會是比較順暢的。與不同人種的混合結婚比率之上昇及出生率的下降就顯示出這個現象。早期，被輕蔑、被排斥的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後來就漸漸在美國社會當中，被當做「白人」而統合至美國社會當中。對於西班牙裔的人來說，相類似的現象也是在發生當中。 當我們將這一點放入考慮時，那麼，現在的民主黨對於西班牙裔選票的戰略是有很高的可能性會走上失敗的。 對於黑人來說，有一個現實是很難忍受的，那就是：「不是黑人」是在美國社會要能夠幸福生存的一個條件，這是美國社會的「公理」。即使民主黨對西班牙裔選民呼籲說：「我們會保護你們，你們就像黑人一樣是應該保護的存在」，西班牙裔選民與其說是會產生迴響，其實他們反彈說：「我們不想被當做是和黑人相同的」，而遠離民主黨的可能性是更大的。美國某個報社說：「西班牙裔選民是否會投票給拜登，真的不知道。」 （7）「美中對立」是不錯的 在美國內部是產生了激烈的衝突，但是卻也產生了讓美國社會走上一體化的要素，這就是「美中對立」。 川普所以能夠成功的確立成為美國的領袖，就是因為他採取對中強硬的姿態。 川普成功的把地政學與安全保障領域的菁英捲入到這個方向上面，現在，「中國不是夥伴，是競爭者、敵對者」這種超黨派的共識已經形成。 作者認為，川普所以能夠成功的確立成為美國的領袖，就是因為他採取對中強硬的姿態。圖／擷自川普推特影片   雖然從倫理的觀點來看並不值得肯定，但是民主主義本身就具有排外的性格，同樣的，「『他們』的存在會使『我們』的團體團結起來，而產生一體感的機制」是會發揮功能的。即使川普敗選，這個方向應是不會變的。 中國屢屢會被恐懼、被害怕成為強大的霸權國，但是從教育水準與人口動態來看，中國要成為世界領袖的可能性是零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對於美國來說，這可是再好不過的。因為中國不是可以輕易幹掉的強大對手，但是如果從長時間來看，中國完全沒有勝算。對於美國來說，這就會變成很長的戰爭，美國只要很有耐心去對付，就絕對不會輸。而這個緊張就會發揮作用以提高國內的團結。 而且從長期來看，美中對立對於中國來說，也不是壞的。因為到目前為止的中國的經濟政策與其説是由中國的領導階層所擬定，其實這只是從屬於由歐美所主導的自由貿易、全球化的政策。中國也是全球化的囚犯。美中對立越是激烈，中國就不得不從依賴外需轉換成重視內需。 而且，假如美中對立變得激烈的話，日本夾在兩者中間，有時候會被迫去做出困難的抉擇。但是在兩者的對立當中，倒不如說，日本會增加其重要性。 （8）假如我（Todd）是美國人的話 Todd在最後做了結論，他的結論是：只要川普當選，而時代無法倒退時，民主黨才會真正進行改革。他的論法，作者做如下的介紹。他認為如下的現象不只是美國才會產生的現象，而這個現象就是：高學歷菁英不當的態度與作為產生了不當的《民粹主義》。的確，川普的人格與發言，很明顯的，是令人很難容忍的。但是美國既有的菁英的發言與行為也同樣是令人很難容忍的。換句話說，川普與哈佛大學都只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其實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從《菁英主義》與《民粹主義》對立這種沒什麼生產性的關係當中脫離出來。 在反川普的根據地=矽谷當中，是PayPal的創業家，也是投資家的彼得．堤爾（Peter  Andreas Thiel ）可以説是異類的人物，因為他雖然是高學歷的菁英，但卻是川普的支持者。他曾公然表示説他是同性戀者（gay），但是同性戀者團體的雜誌中卻寫到說：「同性戀者應該不會是川普的支持者吧！他自己説他是同性戀者，這恐怕是説謊吧。」這個例子就顯示出今天美國的言論界是多麼僵化的一個例子。 堤爾後來有邀請Todd前往洛杉磯，但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Todd 並沒有辦法前往，在今年夏天，堤爾就透過Zoom與Todd進行討論。堤爾最後説：「假如川普連任的話，這將會成為很大的轉機。（川普）第一次的勝利或許是偶然，但是假如第二次獲勝的話，那這就將成為無法回頭的轉機。」 對於美國來說，重要的是如何將歷史往前推動。不只是對美國，這對於世界來說，也是很重要的，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使拜登當選。因為，不進行自我改革的民主黨如果獲勝，那麼，這對於「菁英主義vs 民粹主義」的克服，就不會有什麼貢獻了。 實際上，Todd 說，他是法國人，他不會被迫去投票，所以他是可以鬆一口氣的，但是假如他是美國人的話，恐怕他會基於民主黨的左派立場，為了催促民主黨進行自我改革，即使心不甘情不願，也不得不思考去把票投給川普。民主黨雖然口口聲聲說：「擁護黑人」，但是在重要的經濟政策上，他們卻不為絕大多數的黑人代言，而且在實質上變成是「反黑人」。 要將美國的歷史往前推動，首先民主黨必須進行意識的改革。因此，Todd認為與其讓拜登當選，讓川普能夠連任是比較好的。 四、結論—作者的評論 以上我們對於Emmanuel Todd 的文章做了大致的介紹，我相信這應該會給國人對於美國的社會環境有更加的了解。對於這篇文章，我就簡單做幾點的評論給各位讀者參考： （1）這篇文章出來前，杭特.拜登的硬鐵醜聞尚未暴露，而這個醜聞對川普的選舉應該是加分。但未正式開票完成前，沒有任何人敢公開說川普或是拜登會當選。 （2）全球化的自由貿易，在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的支持者彼此激烈的衝突當中，顯然已有受挫的現象。這種現象，我將之稱為：「資本主義要控制國家以遂行資本擴張的內在機制，已開始出現變化」。從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來看，在12世紀於歐洲產生「商業復活」之後，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動機就不斷使政治體制配合，而形成近代國家，但20世紀後期的資本主義為了追求利潤擴大的舉動，雖然帶來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卻帶來國內失業人口的增長，終於使資本主義的受害者開始以選票為手段，對貿易自由化展開攻擊，所謂民粹主義正是這種現象的展現。 （3）Todd 對中國顯然是站在地理上比較遠的地方來做分析，不像我們是站在中國對面，而直接面對中國一般。Todd 沒有對中國內部做分析，很顯然是因為篇幅太少，因此我們無法了解：Todd 就「中國內部因為美中對立而會產生什麼變化」一事所具有的認識程度。長期以來，中國不知道多元化，而都是以一元化的意識型態來建構其社會與國家，這就形成中國歷史中，各種具有中國色彩的政治現象與社會現象。台灣人擔心拜登與中國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害怕他如果當選時，可能使美中對立的程度緩和下來，而使中國共產黨持續以經濟為手段來號令全世界，造成台灣的孤立。這是Todd 的文章所看不到的一個部份，雖然他在文章中稱川普當選對美國與世界比較好，但對於拜登如果當選，會產生什麼後果呢？他並沒有特別提到，不過我想這不是他的文章的主題。 （4）Todd顯然是一個擁護弱者的左派學者，本篇文章比較可惜的是：我們沒有辦法看到他對美國保守主義的看法。 （5）是否因為全球化使得民主黨內部產生了與大企業及中國的金權連結關係，造成民主黨已失去其做為連結美國人民與國家的橋樑地位，而淪為沒有政策、只是追求權力的政治團體呢？這在Todd的文章中看不出來，不過卻也是台灣人最擔心的地方。 對於美國來說，重要的是如何將歷史往前推動。示意圖／Pixabay ，民報合成  

  川普與拜登在美國總統選舉的第一場辯論會。圖／擷自VOA影片   一、川普是保守派，就是壞的嗎？ （一）國民黨為了主子=中國共產黨，在國內介入美國選舉 在美中全面展開冷戰的局勢之下，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突然豁然開朗，美國拋棄原來的政策，把台灣納入印太戰略聯盟的一環，讓台灣可以真正一步一步擺脫中國的威脅，因此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希望川普能夠連任美國總統。尤其，在台灣走上民主化之後，以民主二字命名的美國民主黨，出現了柯林頓總統，這個美國總統對於台灣是非常的不友善，而且幫助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促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對全世界造成威脅的民主黨黨員；同樣是民主黨黨員的歐巴馬，在與中國的利益交換之下，完全無視國際現實，把台灣宣稱為是一個被賦予高度自治的地區，這些看在台灣人眼裡，台灣人只能忍氣吞聲。但是，在美中全面對峙之下，對台灣來說的最大問題就是：馬英九、蘇起等國民黨人士，竟然是跟中國站在同一戰線，而絕大多數的國民黨員在面對美國選舉時，也就當然支持民主黨的拜登。本來，美國人選總統是美國人的事，不容我們說三道四，但是國民黨這些在台中國人為了主子=中國共產黨的存活，可以說是全力在幫拜登助選，並要把川普妖魔化，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那就是：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金斯柏格過世之後，川普提名一位保守派的法官候選人=巴瑞特，結果，國民黨的律師葉慶元馬上說：他以前看美劇《紙牌屋》，覺得劇情已經很荒謬了，沒想到川普比編劇想像得還荒謬，而蔡正元也說川普這招會很丟人。 （二）川普不同於柯林頓與歐巴馬，他的外交政策給台灣新的展望 就我個人來說，我當然希望川普當選，因為與柯林頓及歐巴馬相比，他的外交政策並沒有把台灣鎖進一個中國，而是帶給台灣一個全新的展望。但是無論誰當選，站在一個外國人的立場，我們都必須友善面對，因為任何一個美國總統所做的決策必然都會影響台灣，台灣政府絕對不能從正面表態支持誰，倒是一個本來還有可能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竟然笨到連馬英九等人都公然跟美國唱反調，要倒川普的台，直接充當中國共產黨的馬前卒，而且用《保守派》這個標籤要來汙名化川普。 （三）美國的保守主義不是貴族主義，而是以自由主義為其基礎 但是，看到國內有關相關的報導，我必須說：台灣的媒體真的是水準不夠，對於美國政治的思想與發展，完全搞不懂。美國的保守主義跟歐洲的保守主義不一樣，歐洲的保守主義重視傳統，認為人類的所有制度的基礎在於歷史，在具體的社會脈絡當中，花了很長的時間被培養出來的制度等才會具有永續性，如果只是以抽象的理論為基礎對社會進行革命，只會帶來挫折。因此，歐洲的保守主義肯定貴族對於傳統的貢獻。但是美國的保守主義，並不是歐洲的貴族主義，它是以歐洲的自由主義為其基礎的。要用保守的標籤來攻擊川普的人，最好先懂這一點。 二、自由主義為什麼是美國保守主義的基礎呢？ （一）歐洲的傳統政治思想 美國的政治發展與歐洲脫離不了關係，基本上，歐洲的政治傳統有三個重要的基礎思想：自由主義（liberalism ）、保守主義（Conservativism）、社會主義（Socialism ）。其中自由主義是防止政府權力的擴大，守護並擴張個人的自由。至於保守主義如同前述，是重視傳統。而社會主義則是針對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之後，所形成的勞資對立與貧富差距之現象，主張勞工要團結以改造社會結構。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後，自由主義就與保守主義聯合來對抗社會主義，並在這種發展過程當中，產生社會民主主義，主張透過議會民主來實施社會福利。 （二）美國自由主義的變化—含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liberal 的形成 美國在建國當初，為了反抗大英帝國的鎮壓所努力爭取到的就是歐洲傳統的自由主義。但是隨著國家與產業的發展，美國就出現了充實社會福利政策的主張，想要透過社會福利制度來照顧社會的弱勢者。主張這種社會福利政策的人就成為美國民主黨的支持基盤，並因為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 ）而使得這種主張固定下來。但是，美國人基本上很討厭社會主義，於是本來是意味著「免於國家干涉之自由」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在20世紀的美國就產生意義上的變化，而變成是「由國家來創造自由」，而經過這個轉變的主張承認政府積極介入社會，採取救濟措施、矯正措施，以便援助社會的弱勢者。換句話說，歐洲所說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與主張，在美國，就變成是liberalism ，而一般就將這種主張的人稱為liberal。 （三）美國的保守主義與liberal 所共有的基礎是傳統的自由主義 當liberal 帶有社會民主主義的色彩時，它就脫離了本來意義的自由主義，結果本來的自由主義在美國就變成是與歐洲保守主義不同的美國保守主義。但是不管是美國的保守主義或是liberal ，它們所共有的基礎仍然是傳統的自由主義。 不過，liberal的基本想法是：自由是很尊貴的，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反而會使人們不自由，因此要承認公權力一定的介入。但這個看法如果從「保守」的看法來看的話，會認為「這種權力的介入會助長公權力的肥大化，使人們陷入不自由，這正是社會主義，是極其非美國之物。」 （四）美國保守主義運動之發展 美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可以說是從1950年代初頭就已產生。1953年，艾森豪當上總統，終止連續執政20年的民主黨政權。1955年，William  F. Buckley在著名的雜誌《National Review》 第一卷當中對美國保守主義的想法做了定義，進入60年代，美國保守主義就以這個思想為基礎，走上政治運動化。1964年，高德華（Goldwater）代表共和黨參選美國總統失敗，但在這期間所設立的政治團體，就在此後陸續產生許多保守主義運動的領導人，而且保守派也開始走上運動的組織化，於是1981年，雷根政權成立，2001年，布希政權成立，2017年，川普政權成立。 作者指出美國的保守主義不是貴族主義，而是以自由主義為其基礎。示意圖／Pixabay ，民報合成   三、美國保守主義與liberal 的主張之區別 有關保守派與liberal 的區別，吾人先簡述如下： （一）保守派的主張是： （1）重視自由競爭（政府管制鬆綁、減稅、民營化、促進自由貿易） （2）尊重以教會及地方為中心的自治傳統（拒絕透過政府的主導去形成制度與規範） （3）重視自己國家在國家社會當中的行動自由（要使美國的利益不為國際組織與其他國家所左右） （二）liberal 的主要主張是： （1）承認政府對市場做一定程度的介入，例如：實施規制、監查、監督，實施累進課稅，推動公共事業、社會福利、環境保護等 （2）保護、援助社會的少數派（minority ）與弱者的權利（推動差別性優惠措施：affirmative action ） （3）與國際社會及其他國家的協調（重視對話與協商） 四、結語 有關美國保守主義與liberal 的主張的較細微差異，例如在墮胎的問題、對稅金的想法、對同性戀是否寬容、對非法移民之保護問題……等會有所不同，聯邦最高法院中保守派的法官如果較多時，當然就可能影響法院對上述問題的判決，不過，這必須另外為文加以詳述。但吾人可以清楚知道的是，美國的保守主義已被許多美國人接受，而這也影響到民主黨，例如該黨對中國政策的改變。不從美國政治思想的發展去看美國總統大選的爭點，而只會報川普與拜登的口水戰，甚至像中O電視台這種紅媒只會截取片段就大做文章的作法，真的只會令人覺得這充其量只是中國共產黨的打手，但這也同時顯示出國內社會科學的落後性與媒體的無知。

  習近平就任總書記時說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並加強對民族之始祖——黄帝的崇拜，根本就是把中華民族等同於漢族的主張。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各位從最近的報導都可以知道中國共產黨對新疆的維吾爾人所實施的政策有著多種面貌的出現：用集中營強制灌輸維吾爾人是中國人的觀念、強制維吾爾人的女性嫁給漢人的男性、大量毀滅清真寺…，這種做法很明顯的是要使維吾爾人的人種與其固有的文化消滅。各位應該也聽到中國共產黨在西藏設了與新疆集中營相類似的三個集中營，強迫藏人作奴工，而以便宜的成本製造出可出口的成品。但各位或許比較不清楚的是：中國共產黨打算用漢傳佛教取代傳統的藏傳佛教來教導西藏人。看到這則新聞時，讓我非常驚訝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摧毀漢人對佛教的信仰，甚至用炸藥炸毀山崖中所雕刻的觀世音菩薩立像，但是由於西藏人對佛教的信仰非常虔誠，中國共產黨所想出來的方法竟然是使用他們認為是鴉片的漢傳佛教要將藏人同化為漢人。其實藏傳佛教有著漢傳佛教所沒有的《只有初地以上的菩薩才能修持的密行》，因此要用漢傳佛教取代傳統的藏傳佛教是否會被藏人接受，是很有疑問的。但中國共產黨要以漢文化強制外族漢化的真面目終於露出來了。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於中華民族與漢族之概念的關係作一個簡單的歷史回顧。 中華民族是漢人所形成的概念 滿州人所建立的清國末期，革命派主張應該廢除君主制，他們所揭舉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當時，立憲派與保皇派對抗革命派的排滿論，就主張五族是不可分的「五族共和論」。辛亥革命後，革命派就採取五族共和，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臨時大總統就任宣言上說：合漢、滿、蒙、回、藏之諸地為一國，合漢、滿、蒙、回、藏之諸族如同一人，而改變其革命時的主張。1921年，孫文在其三民主義的具體方策當中，提倡所謂的同化論，說：「以漢族為中心，將滿蒙回藏四族全部同化於我等。」而要將滿人、蒙古人、維吾爾人、藏人加以同化。1925年，孫文做了演說，竟說：外來民族僅有一千萬人，四億人的絕大部分是漢民族，因此，中國人是完全的單一民族。由以上的發展過程來看，中華民族是由漢民族所形成的概念，而且有著要將外族強力同化的傾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民族觀 中華民族這個字最早正式出現是清朝的官員伍廷芳在1900年11月所做的演講。後來，梁啟超等人就使用中華民族這個用語。但是，梁啟超在1905年所寫的「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當中，表示滿人、蒙古人、藏人並不被包含在中華民族裡頭。而他在1922年的「中國歷史上民族的研究」當中，又將滿人包含於中華民族當中。 相對地，中國共產黨如果與孫中山相比，至少對於少數民族看起來是比較寬容的。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基於國際共產之立場，承認各個民族有自決權，並承認各個民族得以其自由意願加入中華共和國的聯邦體制。但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就改變其承諾。中國的民族政策是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基礎。中國共產黨透過1945年至1947年的內蒙古的經驗，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導入至全國其他地區。這個制度是否定聯邦制以及民族的分離權與自治權，而僅以單一國家制度為前提，對於群居於某個地區的少數民族，設立民族自治區，對於只要居住於當該自治區的少數民族，就給與一定的自治權與優惠。中國現在有包含漢族在內的56個族。而今日中國之民族政策的基本路線是費孝通在1988年所發表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費認為：住在中國的各民族，具有歷經數千年的歷史所被形成的一體性。他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換言之，中華民族並非傳統中國裡的民族，而是中國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後，經由「民族自覺」所出現的國族團體。他還認為，在過去的三千年中，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他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關係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 但是問題就在於：這麼多的少數民族是否與漢族形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其實這只要看其少數民族制度的內涵即可知道。中國民族制度的最大問題就是各個自治地區是由各區的共產黨所控制的，例如民族幹部皆由共產黨指定，民族的認定基於中央政策的判斷。共產黨雖然沒有破壞各民族的語言，但卻藉反封建與階級鬥爭的口號，摧毀各民族的固有文化，例如從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開始，民族問題被當作階級問題，並對內蒙、西藏實施階級鬥爭，並開始把大量將漢人移往西藏、新疆，用漢人幹部取代民族幹部，造成西藏、新疆之漢人多於藏人、維吾爾人。也因為這個緣故，藏人問題、內蒙問題、維吾爾人的問題就變成是國際的問題。 2012年11月習近平就任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会總書記時，就說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並加強對民族之始祖＝黄帝的崇拜，這根本就是把中華民族等同於漢族的主張。從這個過程來看，這已完全顯示出中國共產的少數民族政策只是表面上的口號，實際上則是一步一步實施強制漢化的政策。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雖然在表面上是保障民族自治，實際上是先以漢人的共產黨化來破壞各民族的固有文化，但是在漢人仍沒有辦法借人口優勢成功同化異族的情況之下，中國共產黨就轉變成露骨的暴力漢化政策。 共產黨雖然沒有破壞各民族的語言，但卻藉反封建與階級鬥爭的口號，摧毀各民族的固有文化，圖為北京牛街清真寺對面，貼有56個民族所謂「民族團结大家庭」的宣傳畫。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習近平頻密提及「雙循環」的「發展格局」，要求民營經濟人士「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將民間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改成由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圖／取自中國政府網（資料照）   雙循環的提出 面對中美貿易的衝突與武漢肺炎疫情的衝擊，習近平從7月就頻密提及「雙循環」的「發展格局」。習近平在安徽考察時，提到「雙循環」是長期戰略部署。8月24日在召開的中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他再次談及「雙循環」，稱要強調以通暢的國民經濟循環為主。由於習近平多次在會議上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使外界更推測，預定在10月召開的中共19屆五中全會，即將制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規劃。那麼，所謂國內國際雙循環，其內容究竟如何？很顯然人們還無法得知。 然而，由於中國目前面臨嚴峻的國際關係及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因此一般的看法是認為「內循環」是中國應對外部壓力而啟動「閉關鎖國」之舉。當然，也有經濟學家認為這一輪調整是從外循環為主轉型到以內循環為主，而非捨棄外循環。 對民間企業統戰的開始 在雙循環的主張提出之後，9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全文，指出：要「建設高素質民營經濟代表人士隊伍」，統戰工作要面向所有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 這個通知說：統戰工作對象主要包括民營企業主要出資人、實際控制人，民營企業中持有股份的主要經營者，民營投資機構自然人大股東，以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為主體的工商領域社會團體主要負責人，相關社會服務機構主要負責人，民營中介機構主要合夥人，在中國投資的港澳工商界人士，有代表性的個體工商戶。 該通知要求，加強民營經濟人士思想政治建設，「鞏固擴大政治共識，教育引導民營經濟人士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終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這個通知一出來，令人驚訝的是：被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民營企業人士包圍之廣，廣到連港澳工商界人士都包括在內。所謂雙循環的內容的一角，透過這個通知，吾人似乎就可稍微一窺其動向了。中國利用改革開放要消滅美國的野心一旦受挫之後，面對美中貿易大戰與全世界的聯合反中共體制乃至供應鏈重組已然形成的局面，中國在習近平的主導之下，顯然必須調整體制以便因應。從《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來看，中國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管控，已讓人們可以嗅出：中國共產黨顯然是要將由民間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改成由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對於這個計畫經濟的內容，我們可以預測的是：它的內容將會一步一步越來越清楚。 計畫經濟會成功嗎？—談海耶克的理論 問題是：習近平這樣的做法會成功嗎？其實，蘇聯的瓦解與東歐的民主運動造成共產黨的瓦解，都已經顯示出政府掌控國民經濟的計畫經濟必然只是資源沒有效率的分配與低度的經濟成長。在蘇聯與東歐的共產體制瓦解之前，其實西歐早已有研究認為計畫經濟並不是馬克思們所抱持的夢幻經濟體制，而最早提出這個看法的學者就是海耶克。 （一）經濟計算論爭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是出生於奧地利的經濟學家，是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成長的時代，是社會主義思想盛行的時代。當海耶克在開始正式的研究活動時，俄國建立了革命政府，而在西歐各國，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也參予了政權，社會主義就發展成為世界的一大潮流。當時做為一位經濟學之學徒而在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之下學習的海耶克就直接感覺到社會主義做為經濟理論，不論其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主義，都是很難具有妥當性的主義。後來他的老師米賽斯寫了《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0）而引起了「經濟計算論爭」。在「經濟計算論爭」中，他從理論上解明社會主義所會有的困難點，而擔當了此次論爭的核心角色。在「經濟計算論爭」中，論爭的主要論點是：一邊維持市場經濟的效率性，一邊又如何能將經濟加以計畫呢？這樣做是否有可能呢？對此，海耶克的解答是：當我們能將我們所具有的知識加以集中管理、操作時，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才會成功，但是知識其是實散布在無數的個人之間，因此人們如果說「為了適當地將經濟活動加以組織化而要把不可欠缺的知識集中於中央當局」的話，那是不可能的，因此社會主義在它本身上就包含了理論上的困難，而這個理論上的困難是不可能解決的。舉例來說，決定俄國的經濟計劃者主要是史達林，史達林以他個人的偏好所決定的經濟計畫，就會使生產者生產他想要的但卻不是其他一般人民所想要的，而這就必然造成經濟資源的浪費與人民經濟物資的缺乏。 海耶克，CH（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是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圖／擷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當時，海耶克透過論爭不斷強調知識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以及這個知識只能經由市場經濟的系統被有效加以活用，這個知識是不能經由市場經濟以外的系統被有效活用的。但是當時對於海耶克這樣的主張卻很少有人要去認真傾聽。對於海耶克來說，上述的結論其實是意味著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是當時的發展驅勢對此種看法並不介意，因此有關知識的問題就未被意識到會是問題的所在。知識的問題（亦即知識的集中、管理、操作）縱然存在，但它被認為只不過是隨著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例如快速電子計算機的發展等等）而會漸漸被排除的小小障礙。當時由於社會主義的勢力已是既成事實，因而海耶克在論爭中就不得不敗北下來；而且1929年的世界恐慌（Great Depression）使凱恩斯經濟學誕生，於是述說自由經濟優越性的米賽斯─海耶克流派的經濟學理論就被當做是「時代錯誤的胡言亂語」而被加以排斥。 （二）「自生的秩序」與「被設定的秩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海耶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就先脫離理論經濟學的研究而把他在研究上的努力集中在「社會主義或凱恩斯主義的背景思想之探尋」上面，也就是他想探尋：「基於某些計畫要將經濟重新組織的思考（亦即計畫主義的思考）之背景思想」。這種計畫主義的思考在當時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之間是相當流行的，但對於海耶克來說，這種計畫主義的思考卻只不過是錯誤而已。  海耶克把社會秩序分成「自生的秩序」與「被設定的秩序」（a made order）。所謂「自生的秩序」（cosmos）是依未具有特定目的的「一般規則」所形成的秩序，在這樣的秩序之下，我們的控制力變小了，各人只有依循這種「一般規則」的時候，才能夠自由追求各自不同的多樣目的。那麼「被設定的秩序」是什麼呢？歐陸的合理主義者認為只有透過理性才能達成人的目的，因此社會制度是依理性之法而被造作出來的，因此他們認為社會制度也應以「理性所預先製造出來的設計」為基礎來建構。而在此，合理主義者們所說的規則就是「為了施行被預先設定之目的所被造出之規則」。這許多的規則是與這種目的互相結合的，而這些具體規則所引導出來的社會秩序，海耶克將此稱之為「被設定的秩序」。而計畫經濟正是這種被設定的秩序之產物。 （三）市場經濟是「自生的秩序」 1947年，海耶克組織蒙貝樂蘭協會（Mont Pelerin Society），擔任首任會長，於此之後的將近三十年（1974），他因為對市場經濟獨自的研究成果而得到諾貝爾獎。他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自生秩序之一種，在市場經濟之下，人們是看著價格而生產或是看著價格而購買商品；相反地，這個選擇的整體就會變成供給與需求而去形成價格。人們把「要使用於生產的技術性知識」與「對自己之需求偏好有關的知識」留在各個人自己的手中而對之就利用其成果。他認為推動經濟的知識之大部分是「委諸於當事者本身來說是比較適當的知識」；因此人們即使想把知識加以集中而有計畫地去運作，這也不會成功。因此適合於市場經濟的制度並不是「由學者、官僚合理設計而由上而下所導入者」，有很多制度是從人們的行動與習慣自然產生的，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例如財產制度、交易規則、貨幣制度都是從人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動的結果而產生的。因此，要確立符合於這個秩序的「法的統治」（Rule of Law），是資本主義之下的政治課題。 如何幫助中國人民透過革命推翻共產黨 假如習近平的雙循環理論是以「政府掌控國民經濟的計畫經濟」為核心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的瓦解是必然的趨勢，這只要看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發展歷程即可清楚知悉。從習近平的言論與各種作為來看，他顯然無法脫離毛澤東的思想框架，而他似乎也以恢復計畫經濟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手段之一。面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台灣與世界各國要密切注意中國可能產生的變局，加強與中國民主異議人士的來往，幫助中國人民透過革命瓦解共產黨的統治，這應是我們必須立即考慮的重要政策。

  把中國史改為東亞史，會讓我們的子弟更清楚看清東亞世界與世界史的連結以及世界史的發展。看到中共如何在進行異民族的滅絕運動，以舊日的朝貢體制對外展開戰狼外交，以商業利益威脅各國，就是一國史觀所帶來的禍害。打破人民根深蒂固的一國史觀，讓台灣能真正成為世界的台灣。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教育部要推動「中國史」改為「東亞史」 教育部要推動108年課綱中，國中8年級的歷史課綱從九年一貫時期的「中國史」改為108年的「東亞史」。這個聲音一出來，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其中，有人認為台灣雖然是獨立的國家，但沒有必要不讀中國史。對於這樣的看法，其實我個人認為這是經年累月透過周遭的生活環境所形成的牢不可破的意識型態，但是許多人或許沒辦法理解，正是我們這種意識形態，反將使我們成為世界和平破壞的幫兇。 傳統中國史觀的問題點 各位不知道是否還記得：韓國瑜於去年11月9日在基隆造勢場合中，批判「執政黨像匈奴一樣，不停的掠奪，若掠奪完就走人，這個國家怎麼得了？」韓國瑜將民進黨比喻為匈奴，對於一般選民來說，這種比喻可能很難使選民將兩者的關係直接連結一起，換句話說，他的話很難用匈奴的壞讓人們馬上連想到民進黨的壞，因此，這種選舉語言並不必然會對選戰造成直接的效果。但是韓國瑜說匈奴人不停的掠奪，掠奪完就走人，這就是典型的「唯中國史觀」。 傳統的中國史，都把西藏、蒙古、滿人等異族人認為是蠻人、蕃人，而這樣的叫法其實可以明確溯及至周朝。周朝把周邊的異民族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認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把自己稱為諸夏或華夏。這樣的史觀其實是消滅多元文化的史觀，是以同化的觀點來看待中國周遭不同民族的單一史觀、一元化史觀，這是：只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觀看歷史發展的史觀。如果是站在這種史觀的話，我們將永遠看不到異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將使我們喪失看清歷史真相的能力。站在這個史觀的話，好像非漢人的異民族是沒有文化的，是沒有什麼可以談的、可以學習的，所以站在中國史的立場時，任何異族除了野蠻以外，並沒有什麼可以述說的。 東亞史的特色 （一）中國帝國的形成與其與周邊國家的互動 然而，歷史的發展並非如此。漢人以外的民族長期以來，就跟漢人有著長期的互動，並且互相影響。漢人在秦漢時代建立大帝國之後，就帶給周邊國家影響，有很多周邊國家就仿效秦漢帝國來改造自己，這種對秦漢文化吸收的努力，就促使周邊國家走上進步。當漢王朝走上衰弱而進入三國與西晉的時候，他們反過來入侵所謂的中原之地，而有五胡亂華的歷史。外族在華人政治混亂的期間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並想要以當時不斷被引入中國的佛教做為自己國家的建國特色，以區別他們與漢人的不同，北魏就是這樣的國家。 當中國經過長期的戰亂與再整理的時代，以胡人為中心所建立的大帝國就漸漸形成，而這就是唐帝國的形成與建立，這個帝國與傳統的「秦漢帝國」有著非常不同的特色，例如佛教取代儒教成為由國家主導的重要思想，佛教也成為連結帝國與外族的重要意識型態，唐帝國也建立起統治人民的律令制。 這個唐帝國所形成的高級文化就再次影響周邊國家，許多周邊國家就仿效唐帝國來建立自己國家的律令體制，例如韓國、日本，而日本也漸漸在唐帝國的時代發展出自己的文字，同樣的，西藏人在唐帝國的時代，就比日本人更早發展出自己的文字，並吸收印度後期的佛教，建立起不同於漢人所信仰的佛教。 北方的異民族諸如突厥族、西域的各民族也都建立起自己獨自的新文化，這些受唐帝國影響的異民族就如同在秦漢帝國時代一般，也開始回過頭來影響所謂的中原。當唐帝國走上衰退時，他們就在中國北方建立起五代的王朝。而北方異民族在與漢人的接觸互動當中，已漸漸建立起自己獨自的文化，到宋朝的時代，西夏王國、契丹王國等都已經有自己的文字，而且他們的佛教信仰也跟漢人的佛教信仰呈現出不同的形態。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是只有從東亞史的觀點，才能清楚呈現出來，我們台灣今天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看，是無法完全理解的，例如哈日、哈韓的流行文化，藏傳佛教在台灣的流行，這些現象必然要從《中國與周邊民族的互動當中產生出來源頭》去做理解。 （二）北方民族的壯大與漢人的弱化 漢人在宋以後，並沒有什麼創新的進步，而走回新儒學的復興，於是北方的異民族就以其相對進步的文化開始統治中國，女真族在華北建立了金朝，蒙古人征服中國，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元朝的忽必列就大量學習西藏，透過巴思巴上師建立其蒙古文，並接受藏傳佛教，這些都是使蒙古人建立起自己有別於漢人的文化特徵，而女真族也同樣在當時的東亞國際環境當中，吸收蒙古、西藏的文化，而有著自己獨自的文字，並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特色，而在明帝國滅亡之後，滿洲就與蒙古、西藏結盟，征服中國，而連結滿州、蒙古、西藏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藏傳佛教。 對於宋以後的歷史，其實西洋的史學家早已看透了東亞文化的特點，而把宋朝至清朝的歷史稱為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的歷史，我們從這段歷史的發展來看，其實漢人固執於儒學，執著於士大夫統治人民的體制，無視實用之學的發展，使自己喪失了進步的力量，反而造成異民族成為主導東亞歷史發展的主角。人數較少的滿人在乾隆以前，始終固執於自己的文化特色，但隨著國勢的衰退而不得不依賴漢人士紳的協助，而終於被漢人同化，其具有滿人文化特色的種族反而分布在被俄國統治的西伯利亞當中，而喪失自己建國的能力。但是蒙古人與西藏人的自我認同意識，日本人的明治維新以及韓國二戰後的獨自的發展、與越南的脫離漢化，卻也因為西洋文化的進入，而把東亞史發展的結果與特徵全部展現出來。 作者表示在歷史教學上應該要更加努力去打破人民根深蒂固的一國史觀，讓台灣能真正成為世界的台灣，使台灣的發展對世界更有更大的貢獻。圖／擷自公視新聞影片   將中國史改為東亞史將有助於台灣走向世界 把中國史改為東亞史對於歷史教師來說，的確是很辛苦的事，但這樣的教學法卻會讓我們的子弟能更清楚看清東亞世界與世界史的連結以及世界史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固執於一國史觀與漢人的中國文化優越史觀，反而讓我們看到中共如何在進行異民族的滅絕運動，例如對西藏文化的滅絕、取消內蒙的蒙古語教學、將維吾爾人送入集中營，消滅其伊斯蘭文化，並以舊日的朝貢體制對外展開戰狼外交，不斷以商業利益威脅各國，這就是一國史觀所帶來的禍害，進而導致世界反中的聯合。 將中國史改為東亞史是使台灣人更文明的重要手段，歷史學者無法使台灣人了解這個重要性，是令人遺憾的事，因此，從今天起，我們有必要更加努力去打破人民根深蒂固的一國史觀，讓台灣能真正成為世界的台灣，使台灣的發展對世界更有更大的貢獻。

  地方政府制定瘦肉精零檢出的自治條例，超越衛福部的標準，因此，自治條例會被宣告無效，並被撤銷。圖／擷自嘉義市政府網站   國民黨要用地方自治條例對抗美豬的開放 蔡英文總統在9月28日宣布：將訂定進口豬肉萊克多巴胺（亦即瘦肉精）的安全容許值，開放「美國豬肉」以及「30個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農委會表示，當天已把預告公文送到行政院，農委會和衛福部用相關行政辦法即可執行，不涉及修法，將在明年1月1日生效。本來，在原有的規範之下，是不能使用瘦肉精的，後來衛生福利部就嚴格訂定豬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容許量分別為：肌肉及脂（含皮） 0.01 ppm、肝臟0.04 ppm、腎臟0.04 ppm、其他可供食用部位（如胃、腸、心、肺、舌、肚、腦、血等部位）為0.01 ppm。 針對執政黨對美豬的開放，在野黨國民黨表示將推動各縣市訂自治條例，規範豬肉的「瘦肉精零檢出」，而花蓮縣政府官員表示將增訂不准乙型受體素（包含瘦肉精）肉品進入市場，但零檢出是現階段目標。至於台北市府官員指出，不允許有瘦肉精豬肉的販售。 看到這個新聞之後，國內民眾會感覺國民黨是要用地方包圍中央的政策來對抗執政黨，而對於地方縣市用這種方式的對抗，我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看到民進黨從法理論來進行對抗，讓國人感覺到好像兩列火車在同一鐵軌即將對撞。 在美國，會如何處理瘦肉精的問題？ 問題是從地方自治的理論來看，國民黨可以用地方自治條例對抗美豬的開放嗎？而且假定台灣要銷售有瘦肉精的豬肉到美國、英國或日本，那麼他們會怎麼處理呢？ 由於地方自治的法理論很複雜，所以我就儘量簡單用一般人聽得懂的話來說明。各位都知道美國是聯邦國家。聯邦國家的「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基本上，其地位是彼此相等而不從屬，兩者的地位都是基於憲法的規定。聯邦政府在某些地方雖然比州優越，但也是基於憲法所賦予的。由於聯邦與州是基於憲法而結合，因此，聯邦僅具有憲法所賦予之權限。假如說食品安全在美國憲法當中，並沒有規定是屬於聯邦政府的權限，那麼州當然就有權限對於瘦肉精的問題加以規範，但是如果某個州的豬肉會銷售至其他州的時候，聯邦政府就可以以「州際通商條款」對瘦肉精的標準加以規範。這個時候，州的法律就不能夠違反聯邦的法律。如果州政府認為聯邦政府違憲，那麼就只能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定聯邦法律違憲。 在英國，會如何處理瘦肉精的問題？ 但問題就在於：台灣並不是聯邦國家，而是單一國（unitary state）。單一國並沒有類似州政府的地方政府，因此，中央與地方權限通常是由中央決定，地方政府的地位很容易受中央立法甚或行政命令之變更而變更，因而沒有受到強而有力的保障。由於地方自治團體是國家的創造物，因此，地方的自治條例是不能違反中央的法律或行政命令。 那麼，地方所制定的自治條例什麼時候，不會被認為是違法的呢？什麼時候，會被認為是違法的呢？這個問題在單一國的國家，就形成複雜的理論。我們舉英國來說，英國是單一國的典型，地方的權限，全部都由國會來賦予，所以就有所謂的「權限原則」（intra vires），換句話說，這個原則是探討：「自治法規之規定，是否在法律的授權範圍內嗎？」。這個原則，在英美法裡，常會以相反的概念—「越權行為」（Ultra Vires）來做為審查地方法規的原則。從結論上來說，這個原則就是指：法人（亦即地方自治團體）與自然人不一樣，它只能做法律直接或間接、明示或默示所承認的事項，如果法人超越此一範圍而為，就是越權行為（Ultra Vires），屬於無效。從這個原則來看，地方要用自治條例來規定零檢出，當然就屬於越權行為，是無效的。 作者指出從地方自治的理論來看，國民黨可以用地方自治條例對抗美豬的開放嗎？示意圖／Pixabay   在日本，會如何處理瘦肉精的問題？ 日本同樣是單一國，但日本與台灣一樣，是大陸法系國家，而不是英美法國家，所以跟我們比較接近。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地方的自治條例的規定會被認為不違法，而什麼情況會被認為是違法呢？ （一）不被認為是違法的情形： 1、假如從來就沒有中央的法令（以下簡稱法令）加以規範，現在也沒有法令加以規範時，這個時候，用自治條例加以規範，並無不可。例如，衛福部未公布標準而且禁止美豬進口時，用地方自治條例來規定零檢出，會是有效的。 2、本來有法令加以規範，但現在並沒有法令加以規範，而且《當該法令被廢止之旨趣》與《所欲制定之自治條例之旨趣》不同的時候，（1）假如該當法令被廢止之旨趣是認為：已經沒有必要用法令加以規範時，那麼對於這樣的事務制定自治條例是可能的。（2）但是，如果《該當法令被廢止之旨趣》是認為《已經沒有必要用法令加以規範》時，那麼就不可以用自治條例再加以規範。例如：通姦罪已因刑法修正而廢止，這個時候，地方政府當然就不可以用自治條例來取締通姦。（3）又假如法令之廢止被認為已經沒有全國性加以統一規範之必要而把法令加以廢止，不過基於地方特殊情形而允許地方可以自由規範的時候，那麼制定自治條例是可以的。 顯然，對瘦肉精制定自治條例，並沒有以上所述的情況，因為標準是新定的，並沒有被廢止。 （二）被認為是違法的情形： 地方自治條例的規定被認為是違反法令之規定者，有如下的情況： 1、國家的法令就一定的事項加以管制，而自治條例在與國家法令同一目的之下，對當該事項規定《比國家法令所規定之管制更強型態之管制》。舉例來說，如果集會遊行法規定只要向警方報備即可遊行，而自治條例規定要地方政府許可才能遊行時，就屬於這種情況。 2、國家的法令設立一定之標準加以規範時，自治條例在與國家法令同一之目的下，就同一事項，設立《比當該國家法令更高之標準》。例如衛福部對美豬規定許可值標準後，地方政府如果原來就已經訂定零檢出者，這個標準超越國家的標準，那麼這個規定會無效；而如果從現在起，用地方自治條例來規定零檢出，那麼就是與法律衝突而當然無效。（以上，1、與2、日本學界稱之為「戴帽規制」） 基於以上所述，地方政府制定瘦肉精零減出的自治條例會超越衛福部的標準，因此，自治條例會被宣告無效，並被撤銷。 國民黨有無其他路可走？ 對於國民黨執政的縣市政府來說，是否有其他的路可走呢？依照憲法訴訟的理論來看，如果國民黨執政的縣市政府認為衛福部所訂定的標準會對國民的健康造成危害，侵害國民之健康權而認為中央的法令侵害地方的自治權時，或許可以提起憲法訴訟，請大法官解釋衛福部的決定是否違憲。 結論 其實把戰線拖長，讓國民更加認清問題，不見得不好，只不過，一般人都看得出來，國民黨面對國際標準已定的情況下，要打贏憲法訴訟並不簡單，因此，其抗爭的目的只不過是要糢糊焦點，讓人民直覺這個開放是美國壓力，完全不顧人民安全，以此來批判民進黨，進而獲得短暫的勝利。顯然地，針對美豬的開放進口，國民黨無法扮演稱職的在野黨，就開放的問題點一一澄清來告訴國民，而變成一個反美親中的政黨，變成逢美必反、逢民進黨必反的政黨。

  反納粹、反蘇聯共產是全世界反極權的第一次與第二次大聯合，而捷克的代表團的訪台是第三次大聯合的正式起跑。圖為2020.9.3台灣捷克（台捷）聯合記者會，韋德齊議長（左2）、吳釗燮（中），游錫堃（右2）。圖／擷自外交部臉書   捷克龐大的訪問團來到台灣，這對台灣來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外交，很可惜的是，捷克在歐洲史與世界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但卻看不到國內有任何相關的報導與介紹，顯見台灣在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相較於自然科學來看，是一個侏儒。對於龐大的代表團來到台灣，將對方重要的文化、歷史介紹給國內的民眾知道，是對捷克這個國家與捷克訪問團的尊重。或許在捷克訪問團即將離開之前，讓作者簡單來介紹捷克在歐洲史與世界史中的重要事蹟，至少可以補足我們待客不足之處。 對天主教的接受 捷克的歷史相當複雜，西元前5世紀至2世紀時，凱爾特人（Celtics）的一支──波伊人居住於此，所以捷克被稱為波西米亞（Böhmen）。捷克人在9世紀末，接受了羅馬教會的天主教。 波西米亞與神聖羅馬帝國 在歐洲的中古世紀，捷克被捲入到中歐而與日耳曼人有很深的關係，主要是在20世紀捷克斯洛伐克獨立之前的900年。在這很長的期間，捷克在政治上社會上，是被置於德意志人很強烈的影響之下。 許多人並不知道歐洲的中古史，此處如果容許筆者簡單來說的話，那就是：在日耳曼人南遷滅掉羅馬帝國之後，於西元800年，查理曼大帝建立了幾乎包括全歐的法蘭克王國，這個王國的統治由於很鬆散，所以就致力於封建制度的建立，這個帝國後來三分而在10世紀初期與中期，就漸漸形成了現今德國、法國與義大利的前身。其中，德意志國王奧圖一世因前往羅馬救援羅馬教皇，而在962年被羅馬教皇戴冠，而建立起繼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之後的新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不過，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域並沒有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大，主要是以德意志為主，並含括其周邊的一些地區。 1003年，波蘭公爵以武力掌控捷克全土，1004年，波西米亞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個領邦，歷代君主就成為德意志人的傀儡，後來在神聖羅馬帝國被拿破崙滅亡後，波西米亞就由神聖羅馬帝國的最後的皇帝-奧地利統治。因此，在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前，他們就受到德意志人的強烈影響。 11世紀，德意志人移住捷克，德意志文化就因此滲透到捷克裡。 布拉格大學曾是歐洲文化的中心 後來，德意志的盧森堡家就世襲波西米亞王的地位，其國王卡列爾一世（Karel I）於1348年創立卡列爾.布拉格大學（捷克語：Univerzita Karlova v Praze），布拉格就成為當時歐洲文化的中心。 布拉格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 盧森堡王朝斷絕之後，哈布斯堡王朝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波西米亞國王的地位，布拉格就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宮、政治、文化的中心，尤其，在魯道夫二世的時候，布拉格是帝國的首都，於文化上非常興盛。 2020.9.3台灣捷克（台捷）聯合記者會，韋德齊議長（左）、吳釗燮（中），游錫堃（右）。圖／擷自外交部臉書   宗教改革的先驅=胡斯 各位或許聽過，在耶穌過世之後，耶穌的使徒們致力於基督教的傳播，後來，羅馬帝國就承認基督教為國教，羅馬教會就在全歐洲建立起龐大的教會組織。當時的教會認為任何人要得到救贖，一定要經過教會，教會採取所謂的雙劍理論，主張世俗的政治在精神上應聽從教會的領導，而且當時能夠對所有的歐洲人抽取十分之一稅的就是教會。但是教會的腐化，在德國已經引起人民的不滿，而在捷克提出宗教改革理論的就是出名的胡斯（Jan Hus）。他的提出比馬丁路德更早。胡斯批判贖罪券，倡導只以聖經為依據，因此他是抗議教徒運動的先驅。天主教在1411年開除胡斯的教籍，他並被君士坦丁公會議判處有罪，而被交給世俗的政治，而被處於火刑。胡斯在被處刑之前，說了：「真實會勝利（捷克語：Pravda vítězí）」，這句話就在捷克人之間傳開，每當外國人統治捷克時，這句話就成為他們內心的依靠。1920年，捷克斯洛伐克一獨立，這句話就成為國家的標語。1967年，布拉格之春時，在所謂的「七七憲章」上就有「為了活在真實之人，真實會勝利」的標語。天鵝絨革命時，哈維爾就倡導「愛必須征服憎恨，真實必須征服虛偽」。 捷克開了全世界反中共集權運動的第一槍 捷克在一戰之後，建立起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二戰後，被共產黨統治，但是他們卻很勇敢地在1968年展開了布拉格之春，而促成了西歐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的重新審視與批判，進而產生了所謂的西方馬克思的思想。而1989年，捷克更實現了天鵝絨革命，結束了共產統治，更且，在1993年，以採取兩願離婚的和平方式，讓捷克與斯洛伐克分離成兩個國家，完成了天鵝絨分離。 而依照筆者的看法，這次捷克訪問團的來訪，其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把全世界的反中運動從協商的層次化成現實的運動，點起了反抗集權運動的第一把火，也是在美國聯合全世界反中共運動當中，由美國以外的國家率先開砲的第一槍。從歷史發展來看，反納粹、反蘇聯共產是全世界反極權的第一次與第二次大聯合，而捷克的代表團的訪台是第三次大聯合的正式起跑。 捷克首都布拉格曾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首都，而布拉格大學曾是歐洲文化的中心。圖／Pixabay

  美國人所以強，跟他們的實用主義有關。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知識不是以「追求真理」為目的，而是以「對生活有所助益」為目的。 圖／取自Pixabay 漸漸回歸正常的台灣社會        台灣人在主觀上已經脫離中國人的認同意識，而走上自己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以前我們被國民黨所教育的「我是中國人」一詞現在幾乎已經聽不到。台灣人在這次的武漢肺炎之防疫上，的確是全世界的模範生，當然，讓台灣人驕傲的還有很多，例如台灣的民主化很成功，就連日本也無法像我們一樣可以直選總統，而台灣媒體的自由排名相當前面，甚至高過日本。至於台灣在高科技的表現，例如台積電已超越三星，成為台灣的護國神山，……。種種的表現讓台灣人產生驕傲感，而形成台灣人對台灣的愛護與愛惜，從網路上網民的各種發表乃對話來看，這個趨向是很清楚、很明白的。 熱愛自己的故鄉，熱愛自己的國家，不吝惜地讚美自己的祖國，這在我們早期的處境是無法想像，因為，我們在國民黨的教育之下，所學所聽的都是：美麗的中華山河、浩瀚悠久的中國文化、地大物博的中國、世界最優秀的中華民族、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而講到台灣兩字，就好像是很卑賤的地方，生為台灣人好像是有原罪一樣，台灣人相對於在台中國人，簡直就是土包子、沒有水準的鄉巴佬，當時的教育簡直就是要告訴台灣人說：說自己是台灣人是很可恥的，要說自己是福建人或是廣東人。經過這一段歷史的我們，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如此愛護自己的鄉土，會感覺到台灣總算已漸漸走上正常的社會，而不會再像以前一樣陷入嚴重的精神錯亂。 當然，看到這種現象，我們是很高興的，而我們也會感覺到台灣人在戰後所做出的努力，總算有所回報。 愛台灣，就要勇敢指出台灣的缺點      但是我個人很怕的是：如果大家讚美自己過頭，這常常會讓大家無法正視自己的缺點的，而這反而會使我們的進步遲緩下來，甚至使我們無法認清世界的發展，而使自己停滯甚至倒退。其實，在我的專業與我的研究當中，我實在不知道台灣有那一些東西是可以讓台灣對世界發聲，而讓外國人稱讚我們的。在我的專業與研究當中，我只覺得台灣一直在落後，甚至有些研究到目前還是錯誤一大堆。這我在以前的專欄都有若干的提到。 台灣人的日文之翻譯錯誤百出 我就當個烏鴉嘴講一些大家不喜歡聽的話吧。在這裡，我不講我的專業，我就以對台灣來說最接近的日文為例來說明。我從很早以前，就私底下義務在社區、在學校，以社區的鄰居與學校的學生為對象教授日文。在學校，我教日文的目的，是要讓學生（尤其是研究生）可以快速學習日文，進而可以很快的看日文文獻。我常常私底下跟上我日文課的學生說：你只要能很流暢地看日文，那麼要交出碩士論文是輕而易舉的，但台灣的學生不願吃苦，不願把時間花在語言的學習上，所以都只用中文的資料，結果許多碩士論文幾乎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許多中文的文獻，尤其是中國的中文文獻，有許多內容都是錯的，他們有很多英文的著作翻譯，但就像是Google 翻譯一樣，看了不知道在寫什麼。有些同學不錯，會用英文資料，可是我們每個同學學習英文雖然都已經很久了，照理講，看英文文獻應該沒有問題才對。可是問題就出在專業上，專業的英文跟日常使用的英文差異很大，許多同學根本找不到英美法的中文書（講難聽，就是國內的研究者很少），因此，在翻譯的時候就打不到重點，甚至出現一大堆錯誤。國內學術的基盤還沒確立，跟著就大量開放碩、博士班，結果像許多政治人物就一窩峰地找個配合的老師，天下文章一大抄，輕易拿到碩士學位。 我在開南上美國憲法的課，請同學報告美國的判例，同學們把英美法的justice of peace 翻成太平紳士，我就告訴他們說：這就是以訛傳訛，justice of peace 是英美法的治安法官，其原意是「維持國王和平的法官」，可是台灣的維基百科（這個檔案大部分引用中國學者的資料），根本沒有專業知識，就隨便翻，而學生也跟著翻，這就顯示出台灣的學術水準。 我幫社區的鄰居與同學上日文課時，常常教他們唱日本歌，因為如果會唱歌，日文的單字會記得很快。可是我時常跟他們講，網路上的日文歌詞翻譯是錯誤連篇，我舉一個大家都熟知的歌－櫻桃小丸子的主題曲「踊るポンポコリン」來做介紹，「いつだって迷わない kiosk は駅の中」這一段話的意思是「無論是什麼時候，都不會迷路，（因為）kiosk （亦即車站內的小賣店）在車站裡」，但是翻譯的人卻翻成「無論何時都不要迷惘，車站內的小商店」。這種錯誤幾乎每條歌都有。或許有人會說，這些翻譯的人是業餘的，其翻譯只是供參考。那麼我再舉幾個是由專業電子媒體翻譯的例子：日本有一條有名的歌曲叫「輕津海峽冬景色」，是由石川小百合唱的，這條歌常常出現在NHK 的紅白歌唱大賽當中，這條歌的第二段的歌詞是「風の音が胸を揺する、泣けとばかりに」，而某家有線電視台將之翻為「風的聲音不停在心中迴盪，卻好像哭泣一般」，但是這句話是應該翻成「風的聲音搖動著我的心，就好像站在我旁邊看著我說《妳給我哭！》一般。」顯然翻譯的人沒有懂得日文的真義，就按照字面把它文學化，以為歌詞是在描述外在對象的文學。我受我爸爸的影響，常會看暴坊將軍，裡面有一條主題曲的開頭是「風が立ちぬ秋」，結果不知道已經播放多少集的這個節目都是將之翻為「沒有風的秋天」，但這個日文是文語體，其意是「起風的秋天」，翻譯與原文剛好相反。 司法院真懂英美的陪審制嗎？ 德國的反哲學的思想家尼采發覺他的東西不易被人理解而在1900年發瘋，我沒有尼采那麼偉大，但我跟他一樣，有時真的快要發瘋，我上課都會跟同學講，在台灣的學界要學做人，要懂得不得罪人，要懂得如何揭人瘡疤而不得罪人。我看到 司法院在推國民法官制而反對陪審制時，許宗力說陪審制沒有判決理由、而且無法上訴，這是國內無法接受的。我聽到這個的時候，我真的想把美國被告被陪審團判有罪或民事敗訴以後如何上訴的書狀給他看，一個台大教授、司法院長、德國杜賓根大學的博士可以沒有常識到這種地步，還放縱法官、檢察官到處咬人。如果連學界對於這種爭執都無法對話，而只能以訴諸輿論的政治方式，講出簡單的口號來對付陪審團的支持者的話，我實在看不出台灣的學界是否有希望。 從美國實用主義談台灣人如何跟美國人學習  各位都知道美中正處於冷戰當中，而美國對中國所採取的對策可以說是將近百分之百的命中中國的要害。蔡英文當第一屆總統時，國內處於親中派與中國的內外夾擊，當時大家都在憂慮中國已滲透至國內的各個角落。如果不是美國的介入，蔡英文要連任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問題就在於：何以蔡的第一任，無法有效抗中，卻任令親中派與中國不斷在島內繼續搗亂？但何以美國一出手，很多局面馬上改變呢？這不是在告訴我們說：我們並不如想像中的強。何以台灣淘寶實際被中資掌控，為何到現在才查出？這些都是給我們思考我們如何培養自己能力的很好個案。 美國人所以強，這跟他們的實用主義是非常有關的。實用主義的根本思想是重視經驗乃至生活，並將知識認為是對於生活經驗有幫助的事物。換句話說，我們的生活不外是對於環境的適應，而知識本身就是使這種適應成為可能，並發揮作用的工具。因此，從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知識並不是以「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為目的，而只是以《對於生活有所助益》為其目的。所謂的真理並不是存在於《對象與概念的一致》，而是存在於對生活的有用性方面。某個概念是真或是假，端視這個概念對生活是否會帶來益處而決定。因此，站在實用主義的立場來看，並沒有所謂絕對的真理，一切真理都只是相對而已。 根據實用主義的說法來看，人類是一個生物體，他在自然的環境與社會的環境當中生活著，他對環境的刺激會加以反應，而且透過語言這種符號，以思考來適應環境，並一邊對於環境加以變革而持續行動下去。因此，在實用主義的思考背後其實就是存在一種生物進化論的思想。 實用主義是美國人對西歐哲學的反彈而產生出來的思想，這個思想就籠罩美國的學界乃至整個社會，這就使美國人重視科學、反對抽象的形而上學。台灣人應該認真地去了解實用主義，而將之應用在我們所有生活的領域上，去改變我們的思考與行為模式，尤其在學問與政府管理、企業管理乃至各種社會問題方面，更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