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寒風即將結束，春天準備來到台灣的時際。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從台北引發，二十八日開始遍及全台的抗爭事件，以及後來招致中國國民黨蔣介石軍隊大屠殺的災難，讓準備煥發生命綠意的季節成為死滅的印記。 二二八事件成為台灣社會的病理。精英被屠殺既是中華民國進占殖民的破壞性懲罰，也造成台灣的文化浩劫，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運動，才有復甦氣息。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是未被壓制的反撲。 一九八七年，先以和平運動後來發展為公義、和平運動追索紀念二二八事件，已是四十年後的歷史。這是分水嶺，象徵殖民性黨國統治會被覺醒的台灣人民解構。一九九○年代，李登輝以總統、中國國民黨主席替代道歉，雖為蔣介石、蔣經國生前未曾留下歉意做了補償，但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紀念仍然只是片面的紀念。逐漸替代執政的民進黨在中央和地方，代表台灣人紀念。但假日的休閒意義大於一切，也反映了台灣人在文化上的病理。 一九八七年的二二八紀念，我以「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株樹」這首詩紀念，提倡以植樹象徵建碑。這首詩的部份章節，在蕭泰然的〈愛與希望〉成為一首歌，並加入鄭兒玉〈台灣翠青〉，發展出《一九四七序曲》，成為二二八紀念經典詩與歌。 從二二八這一天開始植樹，可以一直延長到現體制三月十二日尚未能改變的植樹節。正如清明節不以一日為限，植樹節也可以從二二八開始。宜蘭林家墓園，每年紀念被政治謀殺的林義雄、方素敏雙胞胎女兒亮均、亭均以及林母的儀式，都會分發給與會者樹苗，具有文化和自然史的意義，值得二二八這一天各地的紀念活動引用推廣。 把二二八這個死滅的日子發展成再生的日子，對於仍然被困惑在病理中的台灣人是重要的文化象徵，也有自然史的意義。二二八事件已七十年，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已三十年，在《傷口的花》—一本紀念二二八的詩集，封面上有「以詩為花紀念二二八，在受傷的島國種下希望的樹」。種樹吧，在二二八這一天，在我們的土地，在我們的心。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是公路主義的國家。這是因為戰後的中華民國政權走美國路線，許多交通政策出自留學美國的專家、學者，有以致之。相對於戰前，從日本而歐洲影響的鐵道主義，是高度反差，回到地小人稠的台灣，才是重建交通的視野。 地小人稠的日本，近代化就是歐洲化。東京的地下鐵，其實是原先的ＪＲ環狀路線，以順時針和反時針兩種方向高架構造，成為後來與綿密東京地鐵、都營地鐵交錯的路網。以國鐵為軸心形成的廣泛ＪＲ路線，東南西北，從都市到鄉村，方便的系統與自動車高速道相互輝映。 在日本，都市極少看到摩托車。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機發生時，以「六輪時代」鼓勵四輪汽車之外，加二輪摩托車，也只是鄉村交通的課題，都市仍以地鐵形成的公共交通為主。都市搭乘自用車上下班，大多是公司高層，停車代價高，也不易準時，一般上班族不會以這種方式通勤。 比起台灣，許多人都開車上下班，因為經濟條件而汽車或機車，鄉村這樣，都市也這樣，生活空間裡的車車車，彷彿車輛就是空間的主角。自力救濟型的交通是反公共性的。 台北市是台灣目前唯一有機會提供公共便捷交通系統的都市。國家投入大量經費建造捷運，而人口的壓力也夠大，使得捷運和公車的搭乘，成為市民生活習慣；但是，汽車和摩托車的大量化，仍然未相應於捷運的發達而明顯減少。不斷增加的人口，未改善的交通病理。 都市公共交通系統便捷化後，應該設法減少汽機車一般通勤。看看世界任何進步國家的都市，行人才是街道的主角。哪有像台灣這樣充塞著汽機車亂象的都市？人口直逼台灣總人口的日本東京，不就是一個鑑照之鏡嗎？ 台北市從一九九○年代逐漸形成較方便的捷運路網，但並未相對採取降低汽機車成長的有效策略。汽車和機車又分別關連高低所得階層，分別牽涉有力者與無力者。如何抑制？如何把街道還給行人？如何在鼓勵自行車時，形成市民社會普遍的公共交通進步視野？值得主政者和市民反思！從公路主義轉向鐵道主義，或加以平衡，刻不容緩！ （作者李敏勇，詩人）

  重北輕南是戰後累積的地域失衡現象，在南北縱深型的台灣形成發展偏差。人口因此而集中北端。每到年假，交通的沉痾就浮現。 遷首都，或分散政經文化首都，使北、中、南形成三據點，是可行方案之一，對地域構造的改善，應有助益，但緩不濟急。 鐵路交通，特別是高鐵，成為台灣南北被倚賴的軸線動能。尤其高鐵，台北到高雄的一日生活圈效應，改善了高雄的地域條件，運量也確實解決了人流的一些問題。但國境之南的屏東，仍像塞外，未被眷顧。 東西交通因中央山脈阻礙，動線之改善較為困難。類似日本北海道之特殊地方政制考量，是另一種課題。台灣沒有理由不延伸高鐵至屏東。 看看日本，國土一樣縱深，且又西南、東北緜延，並分為四大列島。除四國僅以一般鐵路網為之，從本州向西南到鹿兒島、向東北至札幌，甚至西北金澤，新幹線都已到達。除以高速公路，不迷信公路主義的日本，鐵路交通的設施、績效，不只人流，物流的效益也高。 反觀台灣，戰後的公路主義以國土廣大的美國為師，輕忽鐵路的交通，不只未積極開拓鐵路交通，反而拆除許多日治時期的鐵路設置。城市的地鐵遲遲才興建，導致摩托車氾濫化淹沒街道，即使台北因首都的獨善條件，地鐵已漸成路網，也未改善已成習性之病。 改善南北失衡的地域條件，避免台灣繼續頭重腳輕，首都圈的調整、重置應該積極思考。延伸高鐵至屏東，不要讓南北快連軸線獨漏屏東，不要讓縱深才三百多公里的台灣，仍有進步交通的化外之地。 屏東的政治界與學術圈正為高鐵應否延伸至國境之南大聲疾呼，這樣的聲音應該被台北聽見。改善重北輕南不應只是口號。這個正在尋求邁向新境、建構小而美國家的國度，也要有新的施政思維。不只改善重北輕南，更要有南北一體、國家一體的前瞻眼光。 （作者李敏勇，詩人）

  墨守殖民性，無法去黨國意識形態牢結，在民主化發展中形將崩壞的中國國民黨，繼吳、郝挑戰洪，又有人表態競逐黨主席。畫蛇再添幾足，讓人看到歷史的糾纏。威權統治淪為笑劇，舉世無其他例子。 吳哽咽作態，一如他已烙印在人們心裡的形象。掏出蔣經國字條，彷彿幽魂的欽點。一方面誑稱「本土派」，一方面想透過蔣經國牌加持，又想連結所謂的「黃復興」。嘴皮巧巧的吳敦義要出場，先扮仙，戲的開鑼好不熱鬧！又蔣經國蔣經國，如果他還在可能已改弦易轍，為了政權的維繫，台灣化了。 如果吳敦義這一招有用真心，當年他何必那麼敵視李登輝呢？既已排除了李登輝，中國國民黨還有什麼連結本土更好的牌？吳敦義想學步，也不想想自己的底子和路數。這麼取巧，會不會太假了？一干人辜負了蔣經國，爭權奪利，搞垮了中國國民黨，現在想以本土誑稱本土化，比許多認同台灣的戰後移入者後代不如！哪天出了獨立派新黨，這些台籍黨人政客臉往哪放？ 蔣經國以李登輝延續了他的政權，在一九八○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鞏固了中國國民黨優勢。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本土化」。但可惜的是，蔣經國在世時未能真正將中華民國台灣化，導致李登輝的世俗努力不能成為中國國民黨的資產。這是一種難以解脫的中國結，也是中國國民黨淪亡的原因。 蔣經國是中國國民黨裡唯一能夠將這個黨和其挾持的中華民國台灣化的人，但他仍因中國情結而失去機會。到了李登輝已重重困難，到了他黨的陳水扁以及以後，更是重重、重重困難。這種黨看起來已在盤整剩餘價值，要嘛向包括民進黨及所有可能執政的台灣政黨以及追尋新生國家的努力討價，要嘛向中國共產黨還價。歷史會不會了結？還不知道！ 在中國國民黨權力系譜，吳敦義算是與林洋港、吳伯雄這一脈台灣人政客同型，不同於李登輝學者型這一脈絡，也不同於邱創煥、蕭萬長、江丙坤官僚型這一脈絡。林、吳、吳就是善於向殖民性軟骨表態，取巧逢源，也在後蔣時代掙得一些局面。民主化的大環境，權力靠選票，讓台灣人政客型這一脈絡稍有在中國國民黨裡再角力拚搏的機會。但若這個黨還以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靠山，不如靠海！ 中國共產黨早在一九四九年為中華民國在中國劃下句點，留了一個裝飾性的中國國民黨花瓶在那裡。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為黨國，不知置之死地而後生，以殘餘妄想整體。在台灣這個流亡地度過比原生地更長久的時間，還不能感念台灣，立足台灣，在地蛻化新生。歹戲拖棚，要到何時？（作者李敏勇，詩人）

  軍公教人員，本來應該是國家構造中負有積極責任的國民。不同於一般國民，軍公教人員由政府給付薪資，而薪資是由一般國民的納稅支付。軍公教人員的所得有穩定性，即所謂的鐵飯碗，不像一般國民有高低起伏落差。景氣低迷時期，許多新就業國民選擇「鐵飯碗」，追求的就是這種保障。 有責任感的軍公教人員，顯現在軍人的是武德，是國魂；公務人員則是戮力從公盡職，教師承擔啟蒙、教育、訓練國民的責任。國家構造由軍公教人員支撐，一個國家是否正常、健全，除了政治家（經由選舉被授予權力的政治人）在方向、政策的引領，軍公教人員實際推展。 戒嚴長時期一黨化執政，中國國民黨把軍公教人員黨國化。經由意識形態的牢結，以及利益形態的誘引，黨即國家深植於許多軍公教人員的觀念裡。隨著解嚴、民主化，許多軍公教人員因已形成症候群，常常反改革，藉由自由化，違抗、抵制因為改革帶來的變化，或特權—黨國一體時代自肥的利益。 政府在北、中、南，為年金改革修法舉辦公聽會，但見動員警力，架起拒馬，仍無法阻止許多退休軍公教人員群起抗爭。並非參與討論，而是阻礙。昔日為黨國效命，鞏固戒嚴長時期政治秩序者，無法面對利益被合理調整、修正的新法制化。斯文掃地，令人嘆為觀止。 民主化發展，台灣這個國家面臨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許多沉痾弊病必須整治。但軍公教人員並未成為重建和改造的動力，而竟成為阻礙。何以致之？想想看！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中華民國而代之時，軍公教如何？二戰後，戰敗的德國、義大利、日本的軍公教又如何？甚至，兩德統一時，原東德的軍公教又如何？東歐自由化後，原各國軍公教又如何？ 台灣還有轉型正義的路要走。現在，只是要合理調整、修正軍公教退休年金，就面對這種不合作主義幾乎集體化的抗爭，是什麼樣的仁義道德形成這種集體人格？台灣又要怎樣從這種過度黨國利己主義餘毒解脫出來，讓新的軍公教人員有更正常、更健全的國民性和人格？ （作者李敏勇，詩人）

  迎向新年代，正常國家都會有新願景。在台灣這個「國家」，不只要有「國家」新願景，更要有新國家願景，並非放放焰火、升升旗，這回事。 蔡英文政權在二○一六年春再度取代中國國民黨，並在國會過半形成民主進步黨的完全執政，人民的期待多，面對的挑戰也大。儘管考試院、監察院的累贅二權仍然存在，但新政權肩負重大的政治責任，成敗關係到台灣是否能脫歷史悲憤，走向昂然的新歷史。 蔡英文政權小心翼翼，以「維持現狀」尋求在國際強權、美中角力下的平衡，「維持現狀，就是落伍」，這一銘言早就在國內一個財團創業時被引為企業格言。企業若維持現狀就會被淘汰，遑論國家。 「維持現狀」是護身符，也是綑身索。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現狀與中國分立，具有民主和自由。這個意義與價值的維持是應該的。但如何確立？難道不應該要成為一個真正真實、正常的國家嗎？ 是不是一個真實、正常國家，有客觀的認知條件，是法現實而不只是情與理的觀照。是不是一個好的國家，有主觀的判斷，是另一回事。台灣的文化課題存在著一種盲點，反映在對自己「國家」的認知概念和思維。 癥結仍然在於台灣內部的差異認同。一九四五年代表盟軍據台進佔，於一九四九年從中國流亡來台的殘餘中國：「中華民國」跟隨者、認同者，尤其中國國民黨許多黨人，無視於昔日蔣介石國家已亡論，以及日後的現實，仍墨守這個被中國國民黨追捕的國家意理。 大多數台灣人，甚至一九四九年後移入者後代，認知到台灣不屬於中國，但仍然存在著「中華民國」的迷障與迷惘。以總統直選就確立新的國家主權，其實不必然。這種走一步算一步的保守心態，缺乏進取的格局，不能建構新的國家共同體國民意識。 台灣尚須脫胎換骨，以新的共同體意志與感情建構新國家。這不只是經濟課題，也是文化課題，有物質構造也要有精神構造。蔡英文政權要有革命性才能有所創造。不只是社會改造的努力，也要有國家重建的思維，經歷李登輝時代的不完全變革，陳水扁時代的改革中挫，蔡英文政權承擔後繼的更大責任。 （作者李敏勇，詩人）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中華民國」的名與實存在太多的問題。不只因為自一九四九年後，它只是殘餘的存在，虛構的存在，更是他者的存在。因為憲法和長久以來中國國民黨黨國體制奉承的意理是中國的，更因為自一九七一年，在聯合國被排除會員國家地位以後，世界普遍不承認，只以台灣認知這個在台灣的國家。認同的糾葛與識別的混淆重重。 台灣，大多數人自認是一個國家，即使「中華民國」論者也認為不屬於現在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這個國家的共同體意識並未真正形成，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以來，廿年間的政治改革之路仍未解開認同糾葛的牢結。中國國民黨的某種力量與中國共產黨眉來眼去，阻礙了台灣這個國家存在條件的鞏固。 蔡英文總統在國會過半多數的雙重政治力量，是政黨輪替執政以來，台灣政治改革、國家重建的最有條件時際，人民選擇了她，賦予民進黨及新興民主政黨力量，是期待新政權能改變長期在中國國民黨執政累積的弊病。新政權必須回應人民的期待，讓台灣這個國家真正成為台灣的國家，團結對新國家有期待的人們，形成人民的力量，向世界傳達、宣示終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識別糾葛與混淆。 中國人民早已在一九四九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國家，據占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徒然以包含中國領土的憲法條款，造成的海峽兩岸兩國互相包含的謬誤，應確實改正。依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應脫卸虛構、殘餘、他者的國家之貌，含納在台灣，成為新的台灣國家的元素。中國國民黨不只不當黨產應解決，也應去中國而轉化為台灣的新興政黨。 從戒嚴長時期的反共到民主化以後的親共、聯共，中國國民黨利用殖民台灣當做復興基地，到當做中國在台象徵，都只是圖謀外來政黨之私，徒然消耗超過半世紀時光。台灣是生活於這個國度的人們重建一個真實國家，並期待兩岸兩國互遞橄欖枝，不再相互耗損競逐軍備，開創一個和平新時代的時候了。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自一九九六年，經由人民直選，已經經歷李登輝（一九九六）、陳水扁（二○○○）、（二○○四）、馬英九（二○○八）、（二○一二）三人五任，進入蔡英文（二○一六）的第六任總統。除馬英九傾向中國的國家，其餘都意識到是台灣的國家。 這些台灣選出的總統，和之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經由國民大會，由包括原先中國地區的代表選出的總統，身分是不一樣的。在政治原理上，自非與中國地區有牽連的新國家。 但其實不然。因為中華民國憲法和政府體制仍源於中國地區—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括的地區。一九四九年就從中國地區流亡來台，藉據占而統治台灣的執政者：中國國民黨，把在台灣這個國家的意理綁架在中國地區，在人民直選總統之後，仍未解除這個牽繫。中國國民黨似無法解救這個問題，台灣的政黨呢？ 「中華民國」只是在台灣這個國家的權力體制對台灣人民稱謂的國號，在世界上，普遍以台灣認知這個國度。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糾葛和識別混淆，讓台灣這個國度的人民陷入一種國格和國民人格迷亂的精神病理。許多企業家、知識份子文化人、政治人物也陷入迷惘。 明明是台灣人、明明在世界普遍被稱為台灣。出了國門，雖是台灣人，但，是什麼國家？自己的政府勉強還會以「Republic of China（TAIWAN）」自述，參加國際活動或賽事，被冠以「CHINESE TAIPEI」，CHINA和CHINESE硬是綁在把台灣縮小，簡化的TAIPEI裡面。台灣就是台北嗎？ 人民直選了總統，中國的牢結仍未解開。一九四九年以來、一九七一年以來，中國國民黨寧可失去了國家，也不願失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的國名，更嚴重的是在台灣這個叫做「中華民國」的國家意理，仍死硬地推向中國，坐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接收的企圖心。牢結套久了，偏安的習慣也形成，人民多次直選產生的總統一直都未克服僵局。 這樣的國格—一種不清不楚的國家名號；這樣的國民人格—因為國格問題帶來的不能清楚自稱什麼國家的國民心理狀態。自己不解決，要靠別的國家解決嗎？美中的新角力，台灣似也聚焦在新聞議題裡。是台灣自願或甘願以這樣的模糊現狀，屈辱求生？或者不！要站起來，面對真正的自己？（作者李敏勇，詩人）

  南韓總統朴槿惠的閨密門醜聞，引發韓國人民群起上街示威，要求下台。經國會通過彈劾已停權，待憲法法庭最終決議。有總統身分但無總統職權的朴槿惠，以無父無母無夫「三無女」延續的「朴正熙神話」，從此畫下句點，統治神話畢竟不敵民主浪潮。 朴槿惠的悲劇在於她不該選總統而選總統、並當選總統。因為南韓與北朝鮮南北分裂的右傾化國家體質，反共的朴正熙似仍留有精神遺產，讓朴槿惠得以跨代沿襲其專制獨裁父親的權力象徵︱這正是二戰後，以軍事政變奪取政權的長期軍事統治體制，變革後的民主化，這種幽靈不該復活。 朴正熙的神話與蔣介石神話「惺惺」相映，一九六○年代，朴曾應蔣之邀訪，來過台灣，許多中學生被動員列隊在他參訪之地歡迎︱︱以壯其聲勢。在反共被奉為獨裁統治令旗的時代，軍事強人藉反共壟斷統治權力，宰制一切。中國國民黨蔣體制在台灣的長期戒嚴，就是相同的歷史。 其實，朴正熙被指責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有擔任憲兵的經歷，在南韓和北朝鮮都是未清算的歷史殘留。軍事政變的陰謀，以國家之義的名號，實為權力的竊奪，軍事政變所演變的軍事強權都有這種本質。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的奪權，乃至掌控一切，也一樣。蔣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底子也一樣。 南韓和北朝的「民族分斷」，二戰後以來，大韓民國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一樣，都尚未成為正常國家。北朝鮮兼併南韓的企圖心以及南韓維持自由資本主義政治體制的努力，形成對抗，徒然消耗了兩國的正常發展，這與台灣和中國也有些類似。但台灣並非與中國分裂，而是被接收進占、捲入殘餘中國之流亡政權留下的糾葛。 更不同的是，南韓是在聯合國有席位的國家、與北朝鮮有平起平坐的國際地位。而台灣則卡在「中華民國」已是被聯合國逐出的國際孤兒困境，面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步亦趨的進逼。 同樣曾被日本殖民，南韓與北朝鮮是分裂國家，台灣卻是被中國挾持的、被綁架在「中華民國」的不完全國家。在蔣介石神話已畫下句點，但銅像仍林立各地，蔣經國繼之，空氣銅像仍然瀰漫，國家正常化的道路似乎依然崎嶇。如何克服？台灣的國家領導人面對的應該是這種考驗！而不僅是政黨輪替的權力承襲！ （作者李敏勇，詩人）

  從蔣介石體制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歷經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國家文化總會到中華文化總會，嚴家淦、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五位總統中，只有蔣經國未以總統出任會長，而以嚴家淦延任；劉兆玄在馬英九任內以非總統出任會長，預謀據占這個非民間的民間組織，事跡敗露而未果。蔡英文總統、民進黨政府要接手這個文化組織，不可沿襲循例，要有開創心。 劉兆玄在抗拒交卸會長職務時，曾以他接任時與馬有共同想法：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要讓這個組織成為一個具國家高度的民間文化機構。話說得漂亮，卻是充塞著中華文化名實論弔詭的美麗謊言。一舉一動都是政治，卻拿文化這幌子。他還要蔡英文總統若接手，要如何中華文化云云。這是殖民心態，而非在地轉化新生的覺悟。 若以國家高度，或總統高度，這個組織當然不能再「中華文化總會」，也不是有人說的不能只中華文化交流而應加強國際文化交流。國際交流重要，但仍以文化部門的機制推動，較符實際。這個組織應推動的是建立「國家重建」與「社會改造」的文化視野。總統的高度在此。 要從中華文化醬缸走出來，而不是走進去。看看東亞的日本、韓國，分別從漢帝國和唐帝國文化脫穎而出。兩國都從遵漢字到脫漢字，把漢唐文化當做自己國家的文化元素而非全部。南亞國家則大多在被歐洲帝國殖民之後，成為非中華文化的國家。日韓是有問題意識的自我重建，南亞國家則是被殖民影響。 尚不能脫「中華民國」，但擺脫中華文化的全面心靈宰制，建立一個包含原住民文化、早期和後期移入者的在中國文化、近現代世界文化，像日本、韓國一樣，成為漢字文化圈的非中華國家，在世界諸國的文化系譜成為一個新光源的所在。以新的國家、新的文化與中國交流，而非合流。 日本及韓國和中國之間也有特殊國與國關係。即使中日或日中戰爭有恩怨情仇，兩國有國交。即使韓國前期王朝都被歷代中華帝國視為下國，但現在是平行國交關係。台灣也要有這種文化自覺，才能去除國共的殖民性，發展出與日本、韓國一樣的東亞國家地位。以國與國關係，台灣與中國才有和睦和親善。中國看台灣也應如是觀。台灣和日本、韓國一樣曾受中國文化影響，但並非因此屬於中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創意產業在許多國家成為產業新現象，或新產業現象，這是源於從具體原料加工的產業、轉而經由知識創見而開發的產業現象。像台灣這樣大肆張揚「文化創意產業」又簡稱為「文創」，可以說，絕無僅有。有些餐飲酒食也文創文創，更是奇觀。 中文的修辭喜歡加形容詞，創意明明具有文化性質，又加上「文化」是因為這頂帽子好聽。而且，創意產業本應出自經濟部門，像台灣這樣出自文化部門，攬政策之功，所以加上「文化」，其實所思所想都是從產業的產值出發，而非文化本質—如韓國的文化內容產業。 一本重要的文學作品，是文化的課題；而一本銷售好的文學作品，成為產業的課題。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文化確能開發許多產值、豐厚經濟。但文化仍應守住意義的價值，這是本分，這是原點。台灣許多地區連一家書店也沒有，都會區咖啡館常見文青投入經營，這又是什麼現象？ 重經濟、輕文化的台灣，文化常因為缺乏產值，而被邊緣化，台灣只剩廟會延伸的文化現象在生活中有位置。看看善男信女，投入的時間和金錢，這取代了文學和藝術的功用。韓國電影電視遊戲產業形成韓流，可是出版產值仍然第一。 為什麼？台灣需要的文化振興是像一百多年前，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從文化上根本改造社會，讓國民具有近現代國民意識和文化的生活志向。近現代理性和感性，使每一個人在新文化視野裡開展新的物質與精神兼具的生活條件，才是正途。文化部門的「文創」只是裝飾性的政策包裝，已成為產、官、學迎合政策口號的玩法分贓，是文化部門或以為經濟部門貼金的旁門左道。 把創意產業留給經濟部門去拓展吧！ 文化部門不要再「文創」了。生意人比你文化部門靈活多了，哪需要你文化部門堆椅子踮腳？好的文學：藝術是文化的課題；賣得很好則是經濟追求的現象。政府的文化部門喜歡在大眾消費社會為流行文化搧風點火，不必了！它們的風、它們的火，多得很！ 還有，一個藝術家，特別是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創作者，努力以赴，尋求開出意義的不同形式花朵，才是正道。哪須服膺什麼政策？接受什麼輔導？沒有這種文化自覺，能成就什麼？ （作者李敏勇，詩人）

  權力，這種東西，究竟是什麼玩意兒？ 有一句話：「權力是春藥」，是誘惑一些人追求政治職位的極大原因。而許多人仰仗政治權力。 君主時代，王位的繼承常常血腥，手足相殘，權力使然，但王朝也會被推翻。民主時代，經由選舉，權力也是迷惑。選票的革命，人民行使授予權，不必流血。 這一次美國總統選舉，川普、希拉蕊被喻為真小人與偽君子。川普以一介有爭議商賈，首次政治之路就被選為總統，顯示美國許多人民對菁英政治的不滿（川普的選舉人票多，選票其實較少）。 美國中西部的一些州，未蒙全球化時代之利的選民，更是對許多尚未認同美國的美國人不滿（《尚未認同美國的美國人詩選》是一本移民詩人的書），對認同美國的移民也因為分享利益而不滿。大熔爐的美國，有她的國族問題。 韓國，百萬人上街頭要求朴槿惠總統下台，因為她受制於邪門教派的閨密干政。這位軍事統治時代大統領朴正熙的遺孤，選贏了安哲秀，顯示韓國社會的某種保守體質與反進步性。朴槿惠醜聞應該也是希拉蕊無法成為美國第一任女性總統的部分原因，女性總統未必能蔚成風氣。 民主政治的民主是一種進步性，但政治則具有不變的本質：權力。美國總統制，直接與國會相互制衡；韓國的總統制，總統任命一位無選票基礎的內閣總理，對應國會，與台灣的現行體制有些類似；君主立憲國家，內閣總理（首相）由多數黨黨魁出任，與國會的同黨一體；法國的總統和總理都有選票的權力來源。民主制的權力設計，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其問題，權力就是問題的根源。 君主立憲國家有不具實質權力的皇帝或國王，保留了傳統政治的形式。國家象徵和統治權力分割，政治動亂不及於國體。台灣的中華民國和韓國的總統，不脫東方專制王朝包袱，都存在著刻意保留的君主立憲時代皇帝（國王）的影子，但卻又都涉及實質統治的權力作為。 從前，權力以天授說，現在普遍來自人民。但權力畢竟是權力，是春藥，讓很多人迷戀。權力，有作為就好，無作為就不妙，胡作非為更是糟糕。（作者李敏勇，詩人）

  如果說，政治的本質是權力，核心意義是為了社會構造（結構）。那麼，它的存在是基於秩序、正義與安全。正義，彰顯在法律的行使。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正是關鍵力量。 二戰後以來，中國國民黨一黨戒嚴統治長期化，讓關鍵力量的司法無法真正成為正義的彰顯。司法改革成為政治改革的必要工程，從美麗島事件司法及軍法審判，一群律師挺身而出後，一九八○年代開始，許多律師在社會運動領域追索了法律的意義與價值。 近期的華隆關廠事件、洪仲丘事件及三一八學運，除了廣大的社會大眾關懷、介入外，更看到一些年輕的律師奮鬥不懈的參與身影。一部刻正上映的紀錄片，導演蘇哲賢以邱顯智、曾威凱、李宣毅和劉繼蔚四位年輕律師的心路歷程，呈現了爭取正義的光影。 《進擊之路》意味了在正義之路進擊。在被批評為「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司法負面意象籠罩的國度，這些新世代律師們從長期被黨國化惡質扭曲的司法環境走出自己的路，展現正義的亮光。 邱顯智引德國哲學家康德，又引法國文學家雨果，話語裡訴說的就是法律精神和正義價值。在法律的理念與實踐之間，有著深沉的文化意涵及政治施為的核心條件。律師常常比法官和檢察官更能顯現法律的亮光，是因為象徵對抗權力。 一個正常健全國家、一個文明進步社會，是不斷從專制政治、陳腐惡習的桎梏解放出來的。國民黨中國據台的後遺症：台灣這個不像國家的國家，不盡文明進步的社會、司法之病破壞了法律的意義。法律之惡與法律之愛的逆轉、重建，應是法律人的職志，不僅僅踏政治權力之途。 台灣要一起在正義之路進擊。正義與秩序、安全同等重要。這些條件維繫了政治的意義與價值。追尋建構新的國家，應該體認這種精神，懷抱這樣的信念。今（二○一六）年的蔡瑞月國際舞蹈節，以「覺醒改革就是靈魂的偉大─人民的司法人民來改革」為主題，就是這種信念的開展。 （作者李敏勇，詩人）

  二十一年後，萬仁導演的經典政治電影《超級大國民》再度上映，重現了白色恐怖戒嚴統治時期，熱血進步青年的受難故事。 這是一部一九九五年初映的電影，正值總統直選前夕，以超級大國民諷喻被時代窒息的戒嚴體制下、生活在台灣的人民處境。李登輝在回憶中常提及青年時期夜間恐懼戴白鋼盔憲兵登門抓人的情境，正是電影的悲劇性開端。 因為參加讀書會，被以涉共份子涉嫌叛亂罪名逮捕、刑求逼供，以死刑、不同刑期徒刑制裁的台灣青年，甚至也包括隨中國國民黨政權流亡來台的中國人。電影中，從警總退伍的一位麵攤老闆，向當年他率士兵逮捕的主角說，那些死在槍下的人葬在六張犁公墓。哀戚尋覓者祭悼的燭火照亮竹林。 台灣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可能受難，都是轉型正義政治工程要關心的對象。獨裁統治下，不只異議份子會成為受難者，牽涉的無辜者更多。看了《超級大國民》這部電影，還會有人認為名實未改的中國國民黨應留在台灣？可以繼續從事政黨的政治活動？ 蘇聯，東歐共產黨統治體制瓦解後，有任何一個國家保留前共產黨名義的政黨？這難道不是轉型正義最核心的政治課題？ 從前的馬場町、保安處、軍法處，已成青年公園、獅子林、以前的來來，現在的喜來登飯店。那些政治犯被刑求凌虐的慘叫聲，會掩蓋在歷史裡嗎？苦難記憶或因覆蓋的華麗表層而消失？ 《超級大國民》是二戰後在所謂的祖國迷惘裡成為政治良心犯的人們，更泛指被國民黨中國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多麼大的諷喻！ 一九八○年代的街頭運動、政治抗爭，台灣人才逐漸又挺身站起來。在電影結束的時點才開展起來的民主化、自由化情景，就像夜將盡時露出的曙光。但在台灣的這個國家仍意理未明，枷鎖未除。 台灣人不要做超級大國民，要做好國好民。新新新世代的台灣人不再被戒嚴體制獨裁統治窒息，正引領開啟新的時代。什麼叫做戒嚴統治？去看看《超級大國民》吧！那是台灣經過的歷史，也是台灣建構民主、自由國家重要的一課。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廿五日，陳儀代表蔣介石政府在現為中山堂的台北公會堂，接受日方代表安藤利吉的降書。依據的是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儀式上美英蘇中四個同盟國家國旗並列。 若以中國的東北、前滿州地區是由蘇聯軍接受投降，越南北部由蔣介石的代表受降（胡志明隨即要求蔣介石的軍隊撤出），中華民國的進占入據台灣，並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成為常態，是順應美蘇冷戰形勢，成為美國在亞洲前線的結果。 台灣人民當時歡迎祖國，並非依國際法的法理形式，而是一種錯估的民族感情。這既是迷惘，也是迷障。 入據進占台灣的蔣介石軍隊，以及軍事政府，面對已經被日本殖民五十年、從抵抗到進入同化期的台灣，是有心理障礙的。而國共在中國本土蓄勢待發的鬥爭，更危機重重，焦慮深深。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藉機殺害清除台灣人知識精英、秀異份子。一九四九年，全面流亡來台的黨國，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株連可能的異議者、共黨份子，也都是為統治之目的，遂行蔣體制之意圖。 即使這樣，所謂的「中華民國」原仍有機會在台灣得到新生。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民主」、「自由」始終未能成為真正的價值。終至中國國民黨必須再想挾持「中華民國」趨附中國共產黨，乞伏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 一九六○年的雷震事件，是來台中國人與台灣在野精英，在《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籌組「中國民主黨」，未成功的政治改革，雷震入獄十年，並株連多人。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三位台灣人，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戳破「反攻大陸」謊言，要求改革和重組、創建一個與現實切合的政府，一干人被判刑，彭明敏流亡海外廿年。 兩次關鍵期、關鍵性的機會，中國國民黨蔣體制都錯失了。不只這樣，美麗島事件、解嚴、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中國國民黨都沒有去殖民性體質，沒有順應民主化、台灣化的發展。黨國是中國的殘餘，不屬於台灣。「中華民國」會淪落到現在國不成國，中國國民黨會淪落到天怒人怨，是自掘墳墓的後果，可惡的是連累、貽害被入據進占的台灣。（作者李敏勇，詩人）

外部兩國vs.內部兩國 2016-10-19 06:00 [推文到plurk] 即將出任司法院長的法律學者許宗力，以舊兩德關係比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二○○○年，李登輝卸任總統時的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又浮上政治檯面。凸顯了二十年來，多次政黨輪替，台灣的國家地位見解仍未真正跨出新步的困境。 李登輝當年是以「中華民國」定位台灣，許宗力現在的見解也以「中華民國」為之。這種政治法律或法律政治，相對中國國民黨人，其情可感。但兩德是二戰後一個國家被分裂，類似韓國的南韓和北朝鮮。民主德國的憲法是分裂論的，聯邦德國則以基本法保留統合的彈性。他們都曾在聯合國有席位。南韓和北朝鮮都以民族分裂國家看自己，也都未形成絕對分裂意識，但都在聯合國有席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並不一樣。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一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與台灣何干？如何解釋，並處理這個問題？ 若一九四九年，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只守於想要殖民台灣的流亡政權，或一九七一年在聯合國保留了一般會員國的地位，而不以漢賊不兩立的誑語留下爛攤子，現在的台灣或許對「中華民國」的現狀會覺得有意義。而事實若如此，兩岸也早已在兩國的關係發展，說不定國共內戰殘留問題也解決，且互設使館，互派使節了。 但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它的未完成革命是取「中華民國」而納編之。中國國民黨的頭子們被玩弄於股掌之間，會不知道嗎？不走台灣民主之道，奔赴中國小途也。 特殊國與國關係是台灣人經營「中華民國」的一種謙卑、務實政治手法。台灣人不滿意、可接受，再循序漸進重建可也。但視「中華民國」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囊中物的中國國民黨權力高層，並不買帳。因為這坐實了台灣會成為一個不是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執意於「一個中國」，輕放「各自表述」的一窩殖民症候群，在李登輝為中國國民黨謀的時候，就窮追猛打了，現在由民進黨執國家之政，而且，中國國民黨已似萬劫不復，哪有好話？ 當年，蔣介石固守殖民中國性的後遺症，連講出，我也是台灣人，想向台灣人表示「從良」、「向善」之意的的蔣經國，撒手人寰時，也只能留給台灣人李登輝這樣的禮物。外部兩國論有許多法律見解。但內部兩國論的矛盾呢？（作者李敏勇，詩人）

  蔡英文的新政權在行政與立法都取得優勢地位，但一向由總統主導的國家文化總會（戒嚴時期兩蔣時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李登輝時代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馬英九時代的中華文化總會）似乎陷於中國國民黨蓄意藉由人民團體化而黨國化的劉兆玄體制。因為馬英九任內刻意將習慣由總統出任的會長職位交由他的大阿哥接手，似已有所圖謀。 從陳水扁改名的國家文化總會到馬英九再改名中華文化總會，可以看出執政者的意識形態。陳的「國家」，馬的「中華」，去意識形態牢結與綁意識形態牢結，一前一後，可以看出二○○○年—二○○八年到二○○八年—二○一六年，台灣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視野。 這個文化總會本質上是國民黨中國殖民台灣，以中華文化為名，對應一九六七年共產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成立的。不折不扣的官方，但中國國民黨視為附隨組織，對民進黨執政的主導權不以為然。蔡英文政府遲遲未能接手，原因在此。黨國體制，只是中國國民黨的權力構造。就是這樣的思維阻礙台灣國家的正常化。 想想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當時台北大稻埕靜修女校創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一千多位出席者組成的團體，在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筆下評價的「是自助的啟蒙的文化運動，目的在謀台灣人的社會解放與文化提高…。這一段歷史。這才是台灣文化運動，出自人民的力量，具有對殖民統治抵抗的視野與精神。 中華文化總會就讓它被竊奪為中國國民黨的附隨組織吧！國家的、官方的產權、資源當然要收回。蔡英文政府就藉這樣的機會好好從文化振興的角度取代蔣體制黨國的中華文化復興懷舊癖。今天的台灣，要重建國家、改造社會，務必去黨國時期的中華文化醬缸習氣，好好承接台灣文化協會在一九二○年代就追尋的啟蒙，追求真正近現代化的精神視野。政權的新、國家的新，關鍵在文化。台灣的國家變革，決定性力量在於政治是否有文化的新思維。 （作者李敏勇，詩人）

  讓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這是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民國出路。但就是想不通？十月還光輝嗎？不是要嚴肅以對、認真反思嗎？還慶祝國慶！十月一、十月十，什麼跟什麼？糾葛不清的中國，但牢結套的是台灣。 一九七一年，蔣介石政權代表的中華民國被聯合國逐出，毛澤東政權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當時，蔣政權寧願放棄一般會員資格，死守「中國」名號。但事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今天，台灣的國家困境就是蔣政權留下的後遺症，蔣留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可乘之機。 經過四十年多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的通識，只增不減。當年，反共的華僑也大多從親中華民國變成親中華人民共和國了。美國舊金山的中華總會館，自二○一三年即撤青天白日旗。雖經反對移旗人士提告，在二○一六年七月，美國加州高等法院判決掛回，但執事群在親中勢力絕大多數的條件下，仍將上訴，並阻止掛回青天白日旗。這不會是個案，而會是普遍的例子。 面對這種形勢，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也要自以為是中國嗎？還不能不願以台灣定位自己，以台灣走向世界嗎？涉外事務還以外交部、陸委員、僑委會、蒙藏會的多頭一輪馬車行事，生活在台灣的人們不頭昏腦脹，世界也霧煞煞了。 僑委會在台僑、華僑、中僑的混沌視野中疲於奔命，據聞面對類似美國舊金山中華總會館事件，也知道無法挽回，卻仍想成立「中華傳統文化協會」因應，似要以此對應中華總會館。這樣炮製兩個中國，有意義嗎？ 在台灣的中國文化或中華文化，本應該被涵蓋在台灣文化的內在條件裡，不應成為中國結或中華結。這是歷史走向與變遷使然。不能面對這種歷史的現實與真實，只會阻礙自己做為一個國家的發展，徒然作繭自縛。因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在陳水扁政府時代改為文化總會，馬英九政府又改為中華文化總會，看出中國國民黨政府死守流亡政府的意識形態牢結。不解開這樣的牢結，國家如何重建？台灣這個國家要正常化，外部和內部都有一些致命的牢結要解開。 （作者李敏勇，詩人）

  台灣從一九九六年開始直選總統，歷經多次政黨輪替。從前，阻礙發展的力量來自中國國民黨國家定位不明的長期執政。但在二○一六年，蔡英文當選總統，民進黨再度執政，且有國會多數優勢的條件，阻礙的力量已從中國國民黨換為中國共產黨。 換句話說，中國國民黨雖已無法宰制台灣，但取而代之的意圖宰制力量來自中國國民黨乞援的中國共產黨。虛構的九二共識，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無中華民國之表，但中國國民黨奉若聖旨，顯示中國國民黨雖氣數將盡，但轉而倚賴中國共產黨，請鬼提藥單，即使奉送蔣氏父子挾持流亡的黨國，似乎在所不惜。 蔡英文政府既面對共產黨中國的抵制，也面對國民黨中國論的牽制，「九二共識」的咒語幻化成綑身索，似乎全面封鎖台灣的出路，干擾打壓台灣的國際參與，要以此迫使人民直選的新政府屈從以延續馬英九自縛的羅網。 但看看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觀感，一個不可信的惡鄰，甚至連二戰後台灣人民對中國迷惘中的印象也不如。台灣人民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中國據台後，才驚覺所謂的祖國是噩夢，只是繼來的殖民者。二二八事件因此才會發生。挾持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對台灣的政治惡念太多，才會被台灣人民以歡迎開始，以唾棄而終。 再看看民調的獨統趨勢，可以看出台灣人民的覺醒。如果不讓台灣有主權國家的條件，不能期待台灣人民對共產黨中國有真正的親善態度。被戒嚴統治的長時期，共產黨中國曾試圖以解放論召喚台灣人民，做為鬥爭蔣政權的策略。現在轉而成為中國國民黨的後盾，只會讓台灣人民反感，視為一丘之貉。 共產黨中國應該尊重台灣的民主發展，讓台灣擺脫中國國民黨的桎梏，發展出自己與中國無競奪的國格，洗滌療癒歷史累積的悲情，才能讓台灣對中國有真正的好感，這也才是台灣和中國發展友善關係的基礎。一個真正的大國應該有這樣的視野。統治中國的中國共產黨應對台灣有政治善念，才不會落得像它革命的對象一樣，被台灣人民厭惡。 （作者李敏勇，詩人）

  一部以一九三○年代「風車詩社」台灣詩人群為背景，以他們視野追敘超現實主義詩運動延伸到終戰、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時代的紀錄電影《日曜日式散步者》上映了。延遲揭露的歷史，凸顯了戰後台灣被政治宰制的許多文化課題。戰前與日本同步、與歐洲並行的近現代台灣文學、文化視野被再現出來。 水蔭萍（楊熾昌）、林修二（林永修）、利野蒼（李張瑞）、丘英二（張良典）以及幾位日本人，以府城台南為基地發展的前衛詩，對照的是同樣在台南的鹽分地帶現實主義詩運動。由佳里等濱海貧瘠地區吳新榮、郭水潭、王登山、青陽哲（莊培初）等人為代表。這兩種現代性發展，是世界各個國家在近現代化文學歷程的並存視野，分據了純粹派與參與派的立場。 藝術論與社會論的兩種詩運動，同樣在台南留下歷史形跡。這樣的文學本來都是台灣新文學或現代文學的原點之一，但在二戰後台灣被國民黨中國占據統治後，因為文化（語言）和政治因素，都曾被視若無睹。從中國帶來新詩、現代詩、新文學火種的謬論、大話，就如同「光復」、「解放」台灣一樣，扭曲了台灣歷史發展的真相。台灣近現代文學並非始於戰後，而是朔自日治時代。 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六○年代，以中國來台詩人為首，紀弦的「現代詩社」、覃子豪等的「藍星詩社」、洛夫、瘂弦等的「創世紀詩社」都曾在現代主義的意義立論。在日治時期台灣詩歌運動幾乎全被漠視之下，儼然先行者群，也影響了台灣詩文學運動的發展，迄今問題仍然存在。就如同政治仍然糾葛於中國意理、屬性，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面對的文化難題。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陳千武等人創刊《笠》，台灣歷史詮釋和文化權重新展開。陳千武在一九六○年代末，在日譯台灣詩集《華麗島詩集》序提出兩個球根論，主張戰後在台灣的現代詩，分別來自日治時期已形成的傳統和戰後從中國移入的傳統，改變一直以來源自中國的謬說。 重揭一九三○年代「風車詩社」詩的超現實主義運動，藝術論的楊熾昌、林永修在二二八事件後被關，李張瑞更在五○年代初被處死刑，更是歷史重建的一部分。包括戰後來台詩人、作家、有些當代的台灣文學工作者，與其汲汲於對原來也被國民黨中國拒否的共產黨中國文學尋求連結，更應對台灣被遺忘、被排斥的文學資產投入探尋、追索。重建台灣文學史，重建台灣文化發展的歷史視野，台灣才能形成真正的主體意識。要追尋、發展自己的國家，不能不奠基、建構自己的文化礎石。 （作者李敏勇，詩人）